古代经济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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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时展需求上来看，现代景观设计在国内虽然拥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却不能盲目照搬西方设计理念与设计思想，而是要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的同时，拓展设计思路，对我国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与美学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将古典园林的各种造景手法、空间布局形式等融入到现代景观设计之中，创造出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这样才能够使现代景观设计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

（一）自然观的影响

自商周时期“苑”、“囿”等形式的园林开始出现，我国古典园林创作就一直坚持以“师法自然”作为核心设计原则，希望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模仿来将自然美的精华呈现出来。无论是铺张华丽、多人工造景的皇家园林，还是讲求趣味、具有诗画意境的文人园林，都会将自然美作为古典园林的核心内涵所在。为了更好的对自然美进行展现，园林设计者们还会选择游览各地美景，深入接触、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所在，并从中提取出合适的自然元素。而在现代景观设计发展起来后，这种“师法自然”的园林美学思想也给很多设计师带来了巨大启发，并为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生态规划、动态自然等理念提供了补充[1]。例如在生态规划方面，很多现代景观设计作品就借鉴了古典园林自然观中的“因地制宜”造园原则，通过“依山傍水”的方式对原始自然景观进行充分利用，之后再借助各种建筑、小品、花卉植物来对其进行修饰，这样既可以呈现出最为真实的自然美，同时也能够使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二）意境观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园林设计经常会由文人参与其中，甚至在整个园林设计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不仅为中国古典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使意境营造成为了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对待自然美的态度上，很多西方园林都会将设计重心集中在形式上，希望通过完美的构图设计来使园林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相比之下，我国古典园林却更加追求园林整体意境与自身情感、艺术思想乃至价值观念间的契合。例如在植物景观的设置上，古典园林就比较习惯于运用乔灌木、藤木、地被植物、花卉及草皮来组成多样景观。不同种类植物也需要根据园林整体意境进行选用，如松、竹、梅多用于营造清雅、淡泊的意境，而芍药、牡丹、荷花则多见于皇家园林或达官显贵之家的园林，以营造尊贵富华的意境。受这种意境观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同样比较偏爱各类景观的氛围。而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国内现代景观设计也同样呈现出了追求意境的特点，例如在住宅建筑的室外景观设计中就经常会选用线条、色彩、体量类似或一致的多种植物来构建植物景观，以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整体氛围，使居住者能够产生心灵上的舒适感。

（三）情景交融思想的影响

古典园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同样来源于古代文人们的艺术创作理念，即借助景物来表达自身情感。虽然从园林景观设计的角度来看，由于古代文人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与现代人存在着很大差异，很多古典园林景观所表达的情感内涵都显得难以理解，但在联系古代各个时期的艺术价值取向及传统文化后，古典园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仍然可以得到充分体现[3]。例如在对园林内植物景观的选用上，文人们常常会将不同植物赋予不同的寓意，并希望通过各类植物的设置来表达出人的一定情感。其中松、柏四季常青，常用来表达自身坚定不移的信念；海棠为棠棣之华，多象征兄弟和睦；梅花、兰草则大多用于表现自身高洁的志趣。而在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即便现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喜爱、了解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但对各种植物、景观象征意义的运用，仍然经常会出现在现代景观设计作品中。

（四）动态布局思想的影响

动态布局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在园林设计中，通过动态化的景观序列设置来凸显某类型自然景观的特点，进而利用有限的空间将多种类型自然景观呈现出来，使园林空间能够成为连续序列的写景[4]。例如在很多古典园林中，无论园林规模如何，都会利用水池、山石、廊道等将园林的主景遮挡起来，给观赏者带来若隐若现之感，待越过这些遮挡物后，才能够随着刻意设计出的路线来逐渐观赏到不同类型的园林景观，并在游览过程中产生多种不同的独特视觉感受。同时，园林中水池、山石、廊道不仅可以起到分隔空间的作用，其本身也同样可以作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这使得动态布局下的景观序列虽然各具特色，但从整体上来看，却能够融为一体，形成毫无突兀感的完整园林景观。而在城市用地紧张问题的影响下，这种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同样在中现代景观设计中得到了体现，如北京植物园在对温室沙漠景观的设计上，就按照将巨人柱、沙漠“河流”、大金琥等极具沙漠景观特色的微型景观整合起来，通过动态布局的方式建立了完整的景观序列，即便整个温室沙漠景观的展览面积仅有数百平米，但配合曲折蜿蜒的道路设计，仍然对沙漠景观进行了完美呈现。

（五）出世思想的影响

出世思想实际上是古代部分文人在面对封建社会黑暗时的价值观体现，即希望通过“出世”的方式来远离世间的污浊与黑暗，或是表达自己对求仙问道的期盼。而当这种思想被寄托于园林设计中时，以营造自然意境乃至“仙境”为主要目的园林美学思想也就随之形成。例如在秦朝时，始皇帝晚年曾多次派人前往东海仙山求取不老仙药。为了表达自己对“长生不老”的强烈愿望，便在兰池宫中模仿蓬莱仙境修建了园林。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消极“避世”思想盛行于文人阶层，因此当时的园林风格也充分体现了“出世”的美学思想，无论园林规模大小，都会有大量的植物及瀑布、溪流等自然景观充斥其中，仅适合三五人观赏。虽然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造园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景观设计，但其贴近自然、远离城市喧嚣的意境，却被广泛应用到了以休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园林景观之中。

二、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坚持适度应用原则

中国古典园林的很多美学思想虽然能够为现代景观设计提供重要参考，但由于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审美观念差异较大，因此在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还需严格遵循适度应用原则，根据景观的功能用途、周边环境等特征来适当融入古典园林美学思想，而不可为了凸显古典园林特色而盲目“仿古”[5]。例如在情景交融思想的应用中，就需要在充分考虑景观主要功能的前提下，对各种具有特殊寓意的植物进行选用，以免使植物寓意与景观功能出现冲突。

（二）准确把握设计切入點

中国古典园林美学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并非是对各种美学思想的简单复刻，或是对美学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的直接融合，而是要以赋予设计要求、设计作品为目的，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进行合理化应用。因此在对古典园林美学思想的应用中，设计师还需准确把握好各种美学思想与现代景观设计作品间的联系点与切入点，通过美学思想的运用来弥补现代景观设计所存在的不足，以达到更好的设计效果。例如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很多设计师常常会盲目追求新颖而忽视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而导致设计作品的设计思想缺失。而通过对古典园林意境观及情景交融思想的运用，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

（三）灵活运用现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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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布鲁纳在其名作《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提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6000年，然而没有出过一位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世俗的哲学家。奇怪的是，远在法老时代以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许多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为什么独独没有经济学家呢？在中国，整个学术界对“李约瑟难题”谜底进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而针对“海尔布鲁纳难题”却没有引起整个学术界足够重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海尔布鲁纳难题”则更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

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周公制礼的宗法制经过确立之后，在儒家思想文化的理论化和佛道的制衡作用后，宗法制度在社会中便起着凝聚的纽带性作用。祖先崇拜是我国古代宗法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祖先崇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使得世人都以此为一切“正义”的标尺，具有了排斥其他思想的主导地位。只专注于个人小生产之中导致了人们的思想僵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认识和思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敢去发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心态使得整个社会缺乏进取的精神，缺乏创新的意识。亲缘有序是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各自凭借其与宗主之间的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内部区分亲疏关系和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整个社会中，任人唯亲、注重私利现象十分普遍，普通百姓个人得不到重视，人们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相对较低，这样情况下古代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相对沉寂的状态。这种世袭宗法制把一切都用血缘安排好，社会靠是通过血缘关系来维护，整个社会都早已被安排，普通人很难通过自己努力来进入统治阶级来管理社会。

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我国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封建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考取功名的思想日益普遍，同时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人们的思想逐渐僵化，被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牵制，按照固定思维去思考问题即统治阶级的自身的思维。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这样的思想状况下自然很难出现经济学家的影子，封闭保守的思想使得整个社会难以进步。科举制度将教书育人培养出优秀杰出的人才这一最主要的功能异化了，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奴化和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使社会中的优秀杰出的人才思想僵化，投身于服务统治阶级的仕途中。在科举制僵化的体系下，社会精英的思想随之开始僵化，整个社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社会发展缺乏活力，自然培养出的所谓“人才”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影响

重农抑商又被称为“重本抑末”，是一种强调发展农业生产，限制甚至打击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的思想制度。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会中地位底下，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自然较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大量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赚来的钱几乎全部都用来购买土地，而不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商业活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业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始终不能超过农业活动。整个社会的思想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商业最终还是在为农业服务，商人也是向地主阶级看齐，希望通过购买土地使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的政策的持续实施，使得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很难通过观察社会市场而形成，所以说，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古代不能产生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古代未形成公理化体系

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数学，是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偏重于算学，几何长期成为算学的附庸。我们知道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能说是一名数学家但也是精通数学的人。我国古代数学侧重对算学的研究，以至连公理化的基础都没有，而没有第二代数学模型的话，算学是无法走向公理化的。由于汉语是天生适合表达算术的语言，所以，中国人在前科学时代，在算学方向上走得太远，以致错过了利用几何发明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的机会。这就使得我们未形成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数学难以进一步向前发展，经济学的土壤并不肥沃，难以培养出经济学大家。

五、“海尔布鲁纳之谜”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经济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在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绝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国人均值仍然不高，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真正发挥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逐渐实现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杰出经济学家的形成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经济学家的形成同时也需要完善的培养体系，有一套完善的培养体系和机制能够有效培育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古代科举制也将大量优秀的人才、社会精英引入到仕途，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才稀少。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对我国经济学家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特别对教育公平等问题进行改革，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纵向流动，高考改革等，这些措施在我国教育发展中迈出了一大步，为我国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提供了条件。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是经济学家成长的一个重要沃土，能够使其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三）着力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家需要提高创新能力，经济学家的成长也需要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正在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而针对到经济学家个人，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要坚持原创性和提出自己的创新的观点。在学术研究中不能进行学术作假、学术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绝不可能是通过抄袭作假得来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学术负责，要通过观察社会，研读经典和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体系。国家的崛起是每一个国人的责任，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模仿复制中崛起，需要创造创新。

【参考文献】

[1]李谷成，范丽霞.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历史使命[J].经济导刊，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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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盐铁论》中的“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地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有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是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而言，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入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的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做如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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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现在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成为近十几年来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之一。“义利”思想作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仍能窥视到它的一些痕迹。本文不是将交易成本概念和我国古代的“义利”思想强行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在对人类基本经济问题的认识与分析上，古代的智者与当代的经济学家肯定有相通的地方，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不但可以加深对我国古代经济社会和经济思想的理解，而且可以从新的角度加深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历程，还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当人们试图占有排他性资源时，就很自然地能观察到稀缺的存在。在稀缺的世界里，人们常常需要设法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一个人在努力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他人的需求和权利，这就是人们在权利的行使和选择过程中的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导致了人们之间交易的出现，对交易的研究就导致了对产权、制度以及博弈规则研究的深化。在研究交易问题的理论演进过程中，交易成本概念成为该理论演进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概念。

首先，交易成本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契约签订后付诸实施所需要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法律、历史和政治等领域，使其逐步地被一般化了。

其次，在产权的各种形态上，一端是私有产权，另一端是共有产权，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产权形态一般都不存在，现实中存在的往往是界于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之间的产权形态。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对私有产权的界定必然会在界定努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达到均衡，由于交易成本大于零，所以，总有一部分产权会落入公共领域。而对共有产权来说，对其不受约束的使用将会导致共有资源价值的急剧降低，为了保持共有资源的价值，对其使用需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因此，人们为了减少租金消散所做的各种努力，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少见到‘纯粹’形式的共有产权。

经济个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通过外部性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权利，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权利和规则本质上是同义的”，不加限制的权利的使用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外部性，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严格地说，一项没有任何约束的公共财产是没有所有权的；如果把这一产权结构扩展至一切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人都挨饿。“而一项财产之所以被共有，是因为它可获得的租金低于实施排他权利的成本。”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排他权利的形成，从而给个体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在现实世界里，如同处于另一极端的完全私有产权一样，共有产权导致租金完全消散的情况同样是十分鲜见的，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明晰产权形成时，形成适当的惯例或习俗将成为合适的选择，建立有效的制度在经济上不再是有效率的，因为这仅仅是社会经济个体之间经过长期的博弈所自发形成的选择。

再次，制度作为社会或组织的规则，帮助人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形成合理的预期，以减少现实世界的机会主义。制度是交易成本的内在含义，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总是那些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但是，当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正式制度的形成时，惯例或习俗将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有效方式。出于经济效率方面的考虑，明晰的产权结构是一个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在产权的界定和行使以及对行为的考核需要花费成本时，也就是说存在交易成本时，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力量来克服共有产权导致的外部性问题，缩小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所以，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是个人在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起着协调人们的经验的作用。同时，意识形态又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公平道德和伦理评价等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观念，即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进行选择。并且，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路不相符时，人们就会试图改变意识形态。所以，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

“义利”思想：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础

一个社会中的思想是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思想家不断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法而产生的一种思想和理论。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富民”一直是历代思想家的口头禅，也成为明君贤主所力图达到的目标，同时各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他们在讲“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对“利”的约束和引导，这就产生了中国古代思想“义”的方面，从而引发了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恒久的“义利”之辨。我国的义利观发端于春秋时期，成型于先秦，经过西汉和两宋两次理论上大的发展而日臻完善。

“利”本意是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被引申为利益、功利，以后逐渐限定在物质与交换领域。春秋至战国时期，当时的土地制度采取井田制，当时由于采用力役地租形式，存在着监督上的困难，导致了该种制度下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提高了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也提高了力役地租的相对价格。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税收制度开始发生变动，贵族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久而久之，土地所有权便逐渐转移到农民手中。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各土地经营主体获得了利益相对独立的地位，原有的由贵族分配土地并加以协调的经济制度消失了。“井田制破坏了，现在耕者有其地，土地所有权转给农民了，然而相随而来的，则是封建时代为民制产的一种均产制度也破坏了。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在变成自由经济了。”但是，没有制约的自由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其中存在着霍布斯所谓的丛林法则，即所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争斗，而经济租金将会在争斗中消失殆尽，因此，约束自由经济中对“利”的追求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当时缺乏必要的制度来为经济提供活动框架的情况下，“义”就成了为经济提供约束的主要手段和思想意识。

“义”的含义在春秋时就已比较明确，后来逐渐引申为善、应该、规范等抽象概念。“义，宜也”。将“义”定义在“宜”正是表明了社会个体逐渐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义”提供了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与标准。在经济生活中，以“义”来规范和约束经济个体对“利”的追求，探索“义”、“利”之间的关系成为各时代重要思想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利”的思索导致了“义”的产生，即所谓“见利思义”。因为虽然对“利”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但是在社会一定范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不受约束的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会带来强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利”加以引导和限制就成为社会发展与演进的必然选择，“义”就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与规范。然而，义是抽象的，要实行它，还必须把它具体化、制度化，于是就有了“礼”：“礼者，义之文也”。礼为经济个体提供了制度方面的约束，使得参与交易的各方都能获得稳定的预期，交易成本在这个框架下得到了大大的降低，“义”与“利”也就获得了统一。

然而，“礼”作为“义”的制度化，注重的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内省和自律，并不能为社会经济行为提供强制的约束，“民知礼矣，然未知务，”怎么办呢？然后“布法以任力”，以法律的强制力来解决礼义解决不了的问题。然而，在我国古代社会，“人治”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法”的精神和手段却大为欠缺。在标准的制度框架缺失时，强调对“义”的利用，以“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交易成本中的“义利”思想

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社会的存在，社会中各分立的交易个体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出现。社会的发展过程或是努力寻求低交易成本的组织、制度形式，或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以各种手段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以达到约束条件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利益相互协调。各交易个体利益的分立导致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而作为个体之间协调费用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又使得完全界定私人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其他人越是倾向于影响某人资产的收入流而又不需要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成本时，该资产的价值就越低，因此，资产净值的最大化需要能有效地约束无补偿利用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出现取决于这种资产的易变性。“当资产能够产生的最高收入要求进行交易时，一部分潜在的收入将在实施交易的过程中消耗掉，因此，资产将产生怎样的净收入取决于权利的界定，也就是说，取决于权利受到怎样的保障。”所以，对私人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成为经济效率的内在含义和必然要求。

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世界里，虽然对“利”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是人们对利益追求过程的社会博弈的结果就是“义”，也就是对人们来说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社会交往形式。而“礼”作为制度化的、外化的“义”，可以为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约束。然而，在我国古代社会缺乏必要的法治约束的情况下，社会惩戒机制单纯地依赖道德约束力量进行，这必然会加大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人们之间交易行为的短期化，并且不能在广大的范围内进行拓展。虽然，我国历史上也出现了晋商、徽商、山西票号等成功的商人、商业典型，但其经营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有法律也有司法机关的存在，但他们处理的大多是婚、户、田土方面的纠纷，而对商业行为少有过问，使得各时期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经济行为游离于政府司法行为以外，这无形中必然加大了交易成本，使得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经济也就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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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