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法律规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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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2-0176-01

在复习教学中可以通过举反例、找规律、找方法的方式进行反思训练。恰当的反例对学生对易混淆的概念的理解是有益的，对帮助学生构建认知结构也是有利的。

【案例背景】

现阶段很多教师认为复习课难上，复习课没劲。我就是这很多人中的一个。复习课难上是因为复习课不像上新课，有固定的教材和现成的例题、练习题可供使用。复习课没劲是因为复习课的教学内容已是学生所熟悉的知识， 对学生来说， 复习过程不再像探究新知那样充满挑战的乐趣， 内容的"冷饭重炒"势必会造成过程的索然无味。然而复习是整个数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如何上好数学复习课，提高复习的效率，是每个数学教师都关心的问题。复习课不是旧知识的重复，也不是习题课，而是通过复习使知识系统化，探索思路，总结规律，提高能力（包括反思能力）。但是很多教师复习课中的习题和例题不知道有什么区别。现在很多教师在复习课中会陷入"做试卷，讲试卷，再做试卷"的题海怪圈。新课程的复习课应该是互动的，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复习课既要让学生动脑，又要让学生动手，教师决不能包办代替。

篇2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29-02

1 法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主题变奏

法理学属于理论法学的范畴，是“以法的现象运动的普遍性规律和最一般的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认识和叙述法的现象辩证发展过程的概念与范畴体系”，[1]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它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被理解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甚至有人将法理学形容为法律的眼睛，并指出，“只有伟大的法理学才能成就伟大的法律传统”，其“绝不仅仅是告诉学生一种职业，一种技术，一种解决眼前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并“能在人类社会和个人职业生涯的荆棘丛林之中开启前行的方向”。[2]如此，法理学的学科使命就在于把握一个时代的文明脉动，凝炼一个时代的生命力要素，拓展一个时代法学研究的场域，引领一个时代法律发展的精神走向。[3]可以说，一个国家法理学的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法学的发展水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法理学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有关中国法学发展的“理想图景”的探讨，也带来了法理学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首先，从偏重政治理想到着力于法本身的研究；其次，从理论来源的单一取向到多种渊源的探寻；再次，从单纯的国内法研究到全球性视野；最后，从权力关注转向权利法学。[4]法理学从此走在了一个理性自觉的发展轨道上。

2 法理学教学的思维转向

法理学学科在法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法理学主题的变奏，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如何使得法理学的教学符合其学科性质并适应当代中国法学主题的变奏。对此，法理学教学思维的转向是首先要关注的。

首先，从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转向重视法律思维的培养。传统上，人们往往把法学教育仅理解为是法律知识的传授。在这里，教授被视为法学学科的真理发现者与传授者，在课堂上实行单向的讲授，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背后的价值意蕴；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与法律实践的接洽；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对于人的指向。[5]法理学的教学更是如此。法律思维是一个以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基础、以相应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为背景、以法律概念和法律语言为思维分析工具和载体，通过具体运用特定的法律方法和技术，对法律现象进行观察、认识、理解、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处理的专门化的认识与思维活动及其过程。[6]透过法律思维的培养，法律知识的接受将变得简单而易行，法律知识的应用也将变得自觉而适切。单纯的法律知识的传授对学生来讲显然只是“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

其次，从封闭式的教学思维转向开放式的教学思维。封闭性教学思维意味着僵化、保守与一元的真理观。在教学中简单地运用单一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在教学的目的与功能预设上追求获得某种单一而确定的“唯一”的法学“真理”。老师惯于从本本上的教条出发来讲授与讨论问题，而不愿直面生活的现实及其所展现的问题。在教学的理论思维上基本是政治思维取向，在视野上基本落在现实政治的既定框架之内，并且人为地设置各种教学。[4]这种无交流、无互动、无交锋、无批判、无反思的教学环境，只能导致学生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鲜活个性的丧失。法理学的学科属性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要求法理学的教学思维应走出“画地为牢”的窘境，从封闭式的教学思维转向开放式的教学思维。老师应采取多视角、多维度、大纵深的授课思维，通过对法理学各学派的不同理论观点的述评与比较、对法制现实与法制理论的深沉张力的论析、对中外法制理论与现实的不同径路的比较与甄别，从而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开放式的教学思维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民主的教学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生勇于批判而不迷信权威的主体意识，从而契合法理学的主题变奏。

最后，从注重理论传输转向重视法律职业培养。法学教育是一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法律职业培养的重要途径。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目的，其场所是为实现这一特殊目的而做出的制度化设计，其典型就是法学院。所以，从培养过程和方式上看，法学教育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显著特点。故而，法理学教育在对法理学知识进行系统而抽象的概念讲授和原理教导的同时，还要进行法律实务的模拟训练，为学生提供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技能训练。[1]从法学教育的目的出发，法理学教育应从注重理论的传输转向法律职业的培养。但是，也要防止另一种情况的出现，即把法学变成一种技能，将法学沦为“匠学”。“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程规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更夸张地说“只是一个十足的傻汉而已”。[8]所以，法律职业的培养就既包括职业知识的培养，也包括职业思维、职业技术、职业道德的培养。

3 法理学教学的方法革新

由于法理学学科内容的抽象性、思辨性，再加上传统上对理论法学学科的误解，法理学往往不能引起法科学生的重视与学习的兴趣。如此，法理学的教授者就应基于教学思维的多重转向，革新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法理学的教学成效。

首先，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的有机结合。讲授法是我国法学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由于法理学是对法律现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具有体系化与系统化的理论结构。讲授法能够有效地结合法律传统与法理学教学内容，注重对抽象的概念、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直接地传播知识，有助于学生建立起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对大学生采用直接导入的讲授教学法，对法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予以揭示，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全面，引导学生掌握法理学的知识体系，也符合他们的接受能力与认知特点。但是，讲授法确实也存在僵化、无法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以及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缺点。如此，案例教学法就有了必要。鲜活、直观的案例有利于将抽象的理论形象化，能大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的热情，活跃教学氛围，提升理论知识的授受实效。但是，法理学的学科性质又使得其在运用案例教学时必须与部门法的案例教学区别开来。老师所选取的案例应能针对法理学学科理论的系统性特点，并照顾法理学的抽象性、基础性，突出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怀。只有将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形成优势互补，提高法理学的教学实效。

其次，情境教学法与实训法的有机结合。情境通常被理解为景物、人物、情节、场景和环境，以及由场景、景物所唤起的人的情绪和内心境界。所谓情境式教学法亦可称之为实践教学法，或是体验式教学法。在法理学教学中，就是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教学中创设具体的生动的场景，使其自主自动地强化自己的法律职业者的角色，调动其思维，从而引导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法律思考、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情境加角色使学生从平面、纸面接触法律转向立体运用法律，充满形象感和实用性。意在传授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能力并重，是一种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教育方法。[9]这种教学法对于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法理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解是非常有助益的。但是，情境教学法所创设的情境毕竟只是模拟，只是在课堂上创设某种情境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还不是真正的社会现实与法律实践。如此，实训法就成了必要。实训是以实训基地为依托，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以真实的参与者的身份在实训单位及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应用法律知识处理相关问题的方法。在法理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到法院、检察院等机关，以助手的身份参与案件的处理。当然，这需要学校与实训单位有良好的合作，并保证学生在每个学期都能有足够的实训时间。实训法能有效解决情境教学法中的模拟情境与现实生活的张力，其与情境教学法的结合又能解决实训法对教学时间的苛刻要求，可谓相得益彰。

最后，诊所教学法与讨论法的有机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10]诊所式法律教育突出了职业能力的培养，提升了学生学习法学理论的兴趣，加深了学生对抽象而思辨的法理学基本范畴与原理的理解。目前，法律援助是最主要的方式与途径。但是，诊所式教学的成本较高，对老师的要求甚高，也因为此，学生的参与度就比较低。如此，讨论法就成为必要。讨论式教学法指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争论、商讨、弄清问题或提高认识的方法。通过讨论，能使学生在愉快、兴奋中吸取知识，从而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达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由于诊所式教学法的参与度较低，所援助的案件又具有一定的类型限制，这必然导致其功能发挥的受限。讨论式教学就可以让这些参与法律援助的部分同学、老师将所参与援助的具体案件带到课堂中来，让所有同学参与其中，积极地讨论、交流，就案件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进而加深同学对相关法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与此同时，也能解决老师在设置讨论主题时材料的贫乏与僵化，如此相得益彰，必能大大提升法理学的教学实效。

对法理学教学方法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法理学的学科属性与教学实际的基础之上，适应时代对法学学科的整体要求，与法学教育的整体发展相协调。无论是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实训法、诊所式教学法还是讨论法，它们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与其它方法的有机结合才能扬长避短而发挥其最大能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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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应平，徐继强.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评周永坤著《法理学（第二版）》[J].暨南学报，2007（1）：143-151.

[3] 徐显明，齐延平.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J].中国法学，2007（1）：111-120.

[4] 姚建宗.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J].法律科学，2007，25（4）：3-14.

[5] 孙来清.论法学教育应当体现人文精神[J].前沿，2010（1）：118-121.

[6] 姚建宗.法理学――一般法律科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417.

[7] 刘爱龙.论法理学教学与法学思辨能力的培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1）：157-160.

篇3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0）12-101-02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基本上都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框架、教学体系。法理学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基本理论素养、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非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法理学的教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教学效果无法提升。当下，一些高校在法理学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不揣浅陋，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我国法理学教学中的疑难症结与改革理念

法理学是法学教育中的基础课程，以介绍整个法律学科的基础知识、法律原则为主旨，注重对法科学生进行法律概念、法律精神、法律素养的知识训练。作为法学教育中为数不多的纯理论课程，法理学致力于提升法科学生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认识法律、运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在我国目前的法学课程体系中，法理学一般被安排在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进行学习，课时通常为70到90学时。由于中国大学法学院是本科式素质教育，所以从高中刚刚考取大学的学生大都没有或缺乏关于法律现象的一般知识，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突然接触到较为抽象的法学理论知识，一时无所适从，尤其对于高中阶段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对于法理学课程所涉及到的概念、原则和精神难以有效地认知。根据笔者调查，法科学生对于法理学普遍存在陌生感，对于抽象理论知识有畏惧感，甚至由此而削弱了学习法律的兴趣。同时，法理学的教学内容相对陈旧，与社会现实具有一定距离，讲授式的教学方法单一枯燥，案例教学无法有效展开，这些外在条件也妨碍了法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发展来说，如果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正确的法律世界观、扎实的法律理论基础，就很难确立法律工作者应有的职业伦理和职业追求，更遑论成为一名具有良好法律思维并能准确运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冲突的法律人才。

所以，法理学作为整个法学教育的入门端，积极尝试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法理学应该具有一种不断诠释现实并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实践指向。过去我们的法理学教材和课程设置过分强调“知识传承”（尽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如何在教学中体现面向实践的引导指向，使法理学留给学生们的印象多是“抽象空洞”、“脱离实际”。因此，在法律本科的教学中，如何使法理学摆脱这一尴尬境地，既让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培养扎实的理论素养，又能使学生对法律产生浓厚的兴趣、掌握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成为我们近年来法理学教学和教材改革所要注意的核心问题。

从教学理念的改革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以法律职业教育为出发点，使法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体现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的融合。我国法学教育历来担负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任务，许多法学专家就认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1]。以大众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法理学教育忽视了法律所特有的专业性、实践性特点，不利于整个国家法治发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当下，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从法科学生综合的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等方面通盘考虑，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人才，已经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愿景。在法理学的教学改革中，应该把握的理念是：增强学生的理论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注重教学方法中所包含的社会现实内容，真正把对学生思维的培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实现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宗旨，有效促进学生全面深刻地掌握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内在精神和原理，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思考法律问题的能力；注重知识讲授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通过案例教学、诊所式法律教育等多种方法，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技巧，同时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世界观和职业观。

从教学改革的重点来说，我们应当根据法理学的学科特点，在传统的突出抽象概念、注重逻辑联系、讲授知识体系的教学方式基础上，适当变更法理学的教材结构和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方法上实现相应的变革，增加社会实践性内容，以改变法理学教学内容空洞、课堂教学僵化枯燥的现象，凸现法理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实践或实证色彩，让法理学教学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这一学科所应有的学科功能，使学生能够有系统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学术素养，以及把这种知识素养运用于实践问题的能力。

转贴于中国

中国二、法理学教学改革的策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我国法理学教学中存在的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教学方法枯燥的现象，法学教育者们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法理学教材的重新编排，增加与时代进步相关的新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改革教学方式，尝试诊所式法律教育、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等等[2]。总体来看，我国法理学教学上的主要变化趋势是：教材内容一分为二，教学方法日趋多元，教学方式日趋灵活。例如，法理学教学内容上的一分为二：将法理学教材分为两部分，低年级讲授基本法律知识，抽象性较强的法律问题留待大二或大三进行。目前，浙江大学已率先进行此类改革并实验教学多年。西南政法大学已经出版了此类教学改革的教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法理学课程从1999年秋季起已一分为二；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及其他不少学校也正在准备进行类似的改革[2]。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推广网络教学、案例实验、真实法庭模拟等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一分为二的教材体系改革。针对法科学生不同阶段知识背景的差异和接受能力的不同，区别大一新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两个不同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我们可以对课程设置体系的进行微调，将原来在大一开设的法理学课程一分为二，第一部分放在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开设法理学中较为浅显的法律基础知识，即“法律引论”或“法学导论”，旨在引导学生从易入难，逐步进入法律的世界，这一课程体系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一些地方较为常见。同时将法理学中较为抽象和思辨的部分留待大二或大三开始，即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法学”或“法哲学”，主要讲授法律学科中经典的法律命题、法律方法和法律原则，旨在培养学生深厚的法律哲学素养和完整的知识结构。由于这时的学生经过了两年的法学专业知识学习，尤其是学习了部门法，对各种法律现象已经有了基本的认知结构，所以再学习法理学相对较为容易，教学效果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我国法理学这种一分为二式的改革自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因为传统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中的确包含了许多非法理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多属于法律制度的知识，比较适宜于一年级学生。而法理学本身的内容，对一年级学生来说，却过于深奥难懂。一分为二有助于合理区分两者的界限。否则，前一个部分的内容无法安置，因此，这类改革的前提和归宿最终会归结为对法理学自身问题的理性把握，向有利于法理学学科的完整性、合理性、科学性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一思路并不一定源于对法理学性质的自觉反思，但是它展示了一条将法理学与非法理学相区分的思路，并获得各院校教学组织部门的支持，为最终解决法理学的内在科学性问题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2]。更主要的是，这一区分既凸现法理学作为理论法学应有的学科功能和价值意义，又满足了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研究法学相关学科在自身知识基础上的不同要求，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双重目标。

转贴于中国

中国2、生活场景的教学方法改革。法学作为一门面向社会生活的实践学科，强调的是面对现实的生命力。相应地，法学教学是必然是将社会中的法律现象提升、凝练为法律知识的过程。在法理学的教学过程中推行“生活场景教学法”主旨在于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知识传递方式，把法理学的教学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中传递法理学知识就是采取一种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把知识传授的起点转移到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或情景，并通过解释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来引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论思考。例如许多法律电影毫无例外地给学生叙述了一个法律故事，我们可以以故事为切入点来启发学生对法律问题的理性思考，在教学实践中结合一线教学的实践要求，精心挑选一些法律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中发生的热点事件，比如《十二怒汉》、《费城故事》、《秋菊打官司》等著名的中外法律影片以及“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延安夫妻看黄碟案”等热点和疑难案件，围绕其中展现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法理学中的理论问题。

3、交叉学科的教学内容改革。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需要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支撑。我们应该加大法理学相关领域的深化教学，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让法理学教学穿梭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法理学是一门涉及内容宽泛的法学基础学科，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甚至神学等知识体系都与有着密切关联。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对于法学的影响日益剧增，这也是由于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定共通性。因此，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如果仅就法律来谈法律，那么无论如何是说不清法律的。结合法理学的这一特点，尝试在本科生中逐渐增加比如法律与文学、法律与语言、法律与社会、比较法学等相关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法理学或者理论法学的范畴，是对法理学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4、实践导向的教学目标改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职业化人才，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的必然要求。许多学校已经开展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等等，但大多是零星进行，并没有彻底融入到法学教育的整体进程中来，也缺乏各方面的保障。以法学教育理念的改革为目标，将实践性教学方法贯彻到法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是实现我国法律职业背景下法律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例如案例教学法，法律职业训练中的案例教学并非传统的运用一个案例来解释一个知识点，而是通过典型案例的研判来了解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和操作技巧，启迪思维，进而达到使学生能够独立分析案例、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学习目的。再如诊所式法律教育，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如同医学院学生在诊所实习一样，设立某种形式的法律诊所，使学生在接触真实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训练，常见的是法律援助中心式的法律诊所，它使参加课程的同学不仅学到了有关的知识，而且也学到了传统课堂以外的技巧、能力、职业道德，学会如何把抽象的条文使用到具体的实施之中。中国-

参考文献：

[1] 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j].法学家,2003,(06).

[2] 葛洪义.论法理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j].法商研究,1999,(06).

篇4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09-02

法理学课程是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对于打好理论基础、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教导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方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课程本身理论性、抽象性程度较高，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导致师生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均面临一定的困境。法学专业老师认为法理学难教，出力不讨好；学生认为法理学枯燥难懂，完全提不起学习兴趣。一旦出现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老师和学生就开始互相抱怨。笔者在地方独立学院从事法理学教学工作已有8年，在长期的教学中，摸索出了一套较适合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实际状况和需求的教学方法。教学是个系统的过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不应单纯依靠课堂教学，我们应当形成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理念，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确保课程教学效果。

一、法理学教学的现状及分析

（一）师生对法理学课程不予重视

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视问题上俨然是理想与现实差距的真实写照。虽然在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上面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有共识，但是在司考、就业这些现实压力面前，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首先，很多学生认为以后如果从事政法方面的工作，最重要的肯定是民法、刑法、合同法这些和实际生活关系密切的学科，而法理学太过于理论。其次，学生的不认真态度，也引致授课老师的消极心态，在上课过程中敷衍了事。

（二）老师教学中的畏难情绪

法理学课程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感觉是枯燥、抽象、难懂，实践中很多老师不愿意承担法理学课程的教学任务，认为理论体系内容丰富，要讲清楚，让学生明白非常困难。承担了教学任务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有极大的畏难情绪和压力，这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备课的压力，很多学校虽然有法学专业教研室，但是法理学专业的授课老师极少，在课程的准备上比较多的依靠老师单打独斗；另一方面是实践中学生对课程的抵触情绪，课堂上消极对待让很多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感受到孤立无援，想做课堂互动无人理睬，最后只能变成自说自话。

（三）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落后

法理学作为理论课程，不像其他部分法由于法条的修改较多，教材修改频率相对较高。法理学教材的更新相对较慢，且不同编者、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体系内容趋同。现有教材基本都针对普通本科院校，据了解专门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法理学教材只有范忠信教授主编，部分独立学院法理学老师参与编写，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一本法理学教材。

在教学方法上一直以说教为主，老师说学生记。很多时候老师不知道怎么去教，上课比较多以课本和课件内容的复述为主，听起来难免晦涩抽象，很多学生表示听不懂。

二、法理学教学方法的自我探索

（一）课前充足准备，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任何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准确的人才培养定位和充分的课前准备工作。地方独立学院相较于其他综合性本科院校或者政法院校，所招收的学生整体素质、学习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对过于高深的理论接受度不高。因此我们的教学方式更应当多样化，深入浅出，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吸收。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是引领者，带着学生一起思考一起学习，而不是机械灌输书本内容。过去一言堂的传统教法会导致很多学生的抵触情绪。

首先，在每门课程开课之前，我们要严格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周历，要对法理学的教学安排做出系统规划，针对不同章节内容的特点决定合适的教学方式。其次，授课老师尤其要重视学期第一课。第一次课就如同社会交往的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可以拉近师生距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一印象差，学生就会形成排斥心理。因此我们要通过第一次课最大限度提升学生对法理学的兴趣，让学生明白掌握法律职业技能必须要以相应的法学理论知识为前提，一定理论知识的储备将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在开学第一课我们还要为学生列出阅读书目。个人认为该书单的主要目的不应当局限于辅助教学，更多是帮助学生开拓眼界。现实中相较于法学专著，学生对于随笔、杂谈类的法学书籍接受度更高，大多数能坚持读完。比如《你的权利从哪里来》、《法理学前沿》、《法学野渡》、《政法笔记》、《西窗法语》等，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拓展视野，同时我们开列的阅读书目也要不断更新。

（二）课上充分互动

法理学课程自身的抽象性、理论性带给教学一定的难度，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加强课程的互动性，通过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方式使得师生之间有足够的交流，另外再通过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等方式强化思维训练。

1.教学理念的转变：从填鸭式――互动式教学，从单纯重视课堂――树立全程教学观念。

学生对于理论课存在理解误区，认为理论课就一定是枯燥无味的，就是听老师读一大堆听不懂的法言法语。这其实是传统的填鸭式、一言堂教育带来的“后遗症”。为了改变学生的思维定势，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效果，我们要从单纯的课堂教学向课前、课中、课后的全程教学、互动教学理念转变。不是单纯重视课堂教学效果，而是关注到整个课程的教学效果。

我们一般在开学初就让学生自由组合，形成学习小组，该学期本门课程的平时讨论、课后作业均以小组形式完成。学生必须将讨论结果独立制作成ppt在课堂上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提问。这样就强迫学生必须学会独立进行材料收集，学会自己分析问题。为了方便教师和学生联系，我们每个班级都有建立qq群，任课老师在每次课前都会根据教学计划给出预习范围和几道相关思考题，这样让学生对相关教学内容有所熟悉，尽量避免在授课时完全跟不上的情况发生。

2.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

法理学抽象又比较难理解，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通过多样的教学方法让课堂生动起来，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我们的教学内容。除了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搜集与法律相关的案例视频、新闻评论这些常规教学方法之外，在实践中我们使用比较多的是案例教学法。首先，在案例选择上要尽量选择真实的有代表性的案例。除了国内孙志刚事件、彭宇案等经典案例，也应当介绍其他国家有代表性的案例，比如我们在课堂上介绍过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通过这些经典案件的介绍，可以让学生了解东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法治思维上的差异性。其次，我们在做案例分析的时候不应当流于形式，只是进行简单的介绍，而应当进行深度解析，引领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敢说、多说，了解案例分析的过程，知道如何运用法言法语。

（三）课后及时复习

课前预习，课上认真，课后巩固是确保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课后的部分主要着力在拓展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和改革传统考试方法两个方面。

1.课后强化复习，巩固所学知识

一般每一章讲授结束之后，我们都会给学生对应的司考、考研真题等进行模拟，自我检测，或者布置一些案例让大家用所学知识进行系统分析。除了通过布置课后作业这样的方式督促学生及时复习以外，我们还通过组织法学协会、读书会等形式开展课后活动。法学协会定期会拟定主题，组织法学沙龙，让大家畅所欲言。读书会则主要为了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大家自主选择参加。每一学期布置几本类似《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名著给学生，每两个星期左右召集大家座谈一次，由读书会成员自己选择喜欢的章节为大家进行讲解，展开讨论。而在学期结束时学生需要提交读书报告。

2.改革传统考试机制，拓展多元考核方法

长期以来学生对法理学的学习和考试方法一直都是贯彻强制记忆，所谓“背”就一个字。平时上课不听讲，期末考试之前强化突击十天半个月，大多数学生都能通过考试。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连最后一点为考试而学习的动力都丧失了。那我们不如改变现有的考核机制，摒弃过去单一的闭卷考试方法，采用多元的考核方法。可以将读书笔记、小论文、课堂讨论等分数进行综合，确定本门课程的最终成绩。笔者认为大学四年除了培养基本的法学思维以外，也应当增强对学生学术规范的训练，避免学生到了大四开始毕业论文写作的时候完全无从下手的情况发生。课程论文的写作可以作为最好的学术规范训练手段，通过课程论文的写作我们可以教会学生如何收集写作资料、如何撰写大纲、如何进行注释等，最大限度提升学生的学术规范水平。

三、结语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是法学这栋高楼大厦的重要基石。高素质的法学人才离不开深厚的理论积淀，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法理学课程的重要性，采取科学合理的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更好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形成法律信仰，为我们的法治建设培养专业素养、职业素养都过硬的法学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邢娜.论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1）.

[2]于鸿.法理学教学现状及改革方向探析[J].法制博览，2015，（1）.

[3]连晋.关于法理学本科教学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思想政治与法律研究，2014，（12）.

[4]刘姗.本科法理学教学方法改革探析[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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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知识轻能力的原有教学模式已不适应学生和社会的实际需求，探讨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模式，对高素质、高技能型法务人才的能力培养有着重要的价值。笔者根据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多年的法务管理经验，结合现实教学实践，就高职院校法律事务专业的《法理学》教学模式提出一点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高职高专《法理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及目前社会对应用型法律人才需求的分析

1.《法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法理学》系统阐述了法律观，从总体上来研究法和法律现实的一般规律，研究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发展等基本问题，研究法的创制和实施的一般理论，并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和法制的基本理论问题。［1］它是法律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同时也是学习其它各门专业课的基础，是一门涉及领域广泛、影响面较大的课程之一。笔者对本校前几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做了统计，法律事务专业学生主要就业方向是商品销售、企业管理、自主创业、律师事务所、国家机关等。这些工作不仅需要部门法的支持，也离不开法学理论的支持，否则有些工作无法开展。显然，《法理学》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是法律事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2.社会对法律事务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和相关竞争型考试对学生职业考试能力的要求。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取向主要为法律实务工作。法律实务工作涉及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等技术层面和法学方法的内容，因而对其进行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既成为可能，也是其迫切需要，尤其是对于毕业后即准备从事实务工作的学生尤为必要［2］。比如法律实务中的法律漏洞弥补，疑难案件的处理等，这些可能涉及法理学中法的价值、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法律利益分析等。另外，法律事务专业学生今后还面临许多与职业相关的考试，诸如司法考试、法律顾问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等，考试可以说是他们日后获取某些利益的主要手段，培养学生巧学法律知识和灵活应对相关考试等职业考试能力尤显重要。

二、目前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现状分析

《法理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基本理论素养、法律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一些高职院校对《法理学》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法理学课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由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法理学的教学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3］。目前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的教学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注重法学理论知识传授，轻视能力培养，尤其是职业能力培养。一般职业院校，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更多的是以知识为中心，特别是书本上的知识，忽视了学生的能力培养。这种教学模式学生掌握的知识也许较扎实，但实际运用的知识能力较差，不能适应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

2.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方法单一。多数职业院校法律事务专业在《法理学》教学授课过程中，教师教，学生听，教师与学生间缺乏互动；教学过多注意对理论知识的灌输，“满堂灌”、“照本宣科”，缺乏针对现实需求的法学理论教学；教学方法普遍采用案例教学法，但案例陈旧、复杂，往往得不到学生认可，教学方法显得单一。［4］

3.教师理论和经验知识与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需求不适应。高职院校不是研究型大学，而是应用型大学，培养的学生主要是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的授课教师应是既懂法律又有法务实践的“双师”人才，但现实是大多数授课教师主要来自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法律实践较少，理论讲解较空洞。

三、开创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高职高专《法理学》实践型教学模式

诚如江平教授所言，法学“从本质上说，它是一门实践科学”。实践性是法学的本质属性。所谓“实践型教学”，笔者定义为：为突出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采用针对职业能力训练的教学方法，达到提高学生对本学科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为目的，以使学生适应社会需求、增强就业能力以及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类型。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的实践型教学模式，涵盖的内容与过程包括以下环节：

1.培养目标：法律素质、法律职业考试能力、法律实操能力的职业能力的培养。确立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课程的培养目标，是教学模式的关键。在“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实践教学模式中，其培养目标应是突出学生的职业能力的培养，即法律素质、法律职业考试能力、法律实操能力的培养。作为法律事务专业的学生，一方面，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学生面临职业生涯的诸多考试，这些考试涉及到许多法学理论知识而且比重逐年增加，如何在考试中取得竞争优势，职业相关考试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学生所从事的工作为法律实务工作，可能接触到大量法律实务中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运用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法律手段解决这些法律问题，法律素质和法律实操能力也是重要培养目标。

2.路径选择：构建“职业能力为本位”的高职高专《法理学》实践型教学模式。有了明确的培养目标，还应构建具体的教学实施体系。《法理学》实践型教学模式实施体系包括：

（1）教学目标。目标是行动的方向，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方向也是教学的核心。高职高专法律事务《法理学》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学概念和原理，能够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法律问题或现象，形成法学方法论，为学习法学其它学科打好基础，并指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应用于今后的职业竞争性考试和法务实践活动中，从而提高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所需的与职业相关的考试能力和法律职业实操能力。可见，这里所讲的目标是“能力”，这有别于普通高校的“知识”目标。

（2）教学内容。高职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学内容的安排，紧紧围绕“职业能力”目标，在内容上分为专业理论知识、职业考试技能和职业实操技能三部分，其中专业理论知识是职业考试技能和职业实操技能的基础。在教学中对专业理论知识强调“够用”原则，针对性讲授法律事务专业职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法学理论知识。职业考试技能的培养是学生日后融入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在教学中主要结合相关职业考试，培养他们巧学法律知识、答题技巧和心理控制的考试能力。由于高职法律事务专业的学生主要职业目标为法律实务工作，法学理论知识在法律实务中的运用又主要体现在法律思维、法律关系、法的价值等的法律实践运用上。因此，在教学中对于法律职业实操技能的培养主要为课堂案例讨论、法院参观学习、顶岗法务实习等。后两者是实践型教学模式的重点和难点。

（3）课堂教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材整合。根据“够用”原则和能力要求，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材可整合为三大部分。第一，基础理论讲授部分：现实法务实践中需要的法学原理如法的概念、法的渊源、法的要素、法的效力、法的作用、法的运行、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推理等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第二，法律思维能力培养部分：精心挑选一些法律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中发生的热点事件，比如《秋菊打官司》等著名的中外法律影片以及“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等热点和疑难案件，围绕其中展现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和思考法理学中的理论问题，培养学生诸如规范性思维、平衡性思维、程序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说理性思维等［5］法律思维能力。第三，与职业相关的法律实践中的法理运用部分：法务实践中的疑难案件法律关系分析、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纠纷的多元解决等，主要培养学生法务实践中如何运用法学理论知识提升法务操作能力。二是教学方法。针对学生能力培养，注重“互动教学”、“岗位设置”、“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的运用和“快速答题训练、厚书变薄书读书方法”等职业考试能力训练，将学生与职业相关的考试能力和法律实操能力的培养融入课堂教学中。三是教学手段。《法理学》教学中需要处理的案例和有关试题较多，采用电子课件教学可以节省板书时间，增加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量和信息量，改变以前的课堂上“一支粉笔打天下”的现象，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4）学生成绩考核和评价。我们的做法是将《法理学》课程考核分为两大模块：一是有关疑难案例讨论、作业、法律实践活动等的考核，重点是学生的法律思辨能力，法律事件的法律逻辑、法律关系、法的价值等的分析能力和法律案件的合法性处理能力等实用性较强的知识的考核，应占总成绩比重的80%。二是平时出勤情况和职业考试能力的训练，如做题的速度、读书的技巧、答题的技巧和卷面整洁度、答题逻辑以及体现法律素质的能力诸如口才、合作能力、交际能力等的表现等，应占总成绩比重的20%。

（5）教师配置。针对高专法律事务专业《法理学》教师现状和高职培养目标要求，对于教师配置，一方面大力引进有法务经验的“双师人才”，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师的培训，使他们尽快实现由研究型人才向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并重的人才转变。

3.实践教学模式的反思与修正。职业能力本位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这要通过教学效果的评价随时发现与验证。只有有效控制教学实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职业能力本位的实践教学模式最终的衡量者是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因此，要阶段性地收集学生和社会对该教学模式的实际反馈信息并对与社会、学生需求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更好地促进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徐锦霞.高职院校法理学教学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0）.

［2］ 刘杰明.法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与职业，2009，（29）.

篇6

与应用法学不同，法理学作为理论法学，其所阐述的各种范畴、原理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它们往往需要借助于应用法学的具体化之后才能用于解决现实法律问题。因此，不具备应用法学知识的大一学生经常会对法理学的内容感到困惑，法理学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成为制约教学效果的一大瓶颈。而目前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法理学教师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传统的讲义式教学法，即教师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这种讲授方法很难向学生传递大量的法学理论信息，往往使整个课程流于形式化，使整个法理学教学陷入“教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得头昏脑涨”，“空洞”且“晦涩难懂”的怪圈，师生之间缺乏互动，教学双方缺少热情，教学效果很难得到保证。在课后，也甚少有课外作业，考试也多以选择、判断、简答、论述的形式出现。这种刻板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被动接受、机械记忆，不利于法学思维的培养和法律方法的形成，难以实现法学教学目的，其弊端显而易见。因此，要缓解法理学教学中所面临的抽象与具体、一般的理论与现实的法律问题间的矛盾关系，就应对目前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采用多元化、复合式教学模式，使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相协调，以适应法学教育的总体目标。

构建法理学的多元化教学模式

(一)由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

我国的法学教育总体上是以教师为模式，即以“教”为中心设计的，教育目的、内容、方法都主要体现教育者的意愿与偏好，这种模式下培养出的是一批批符合社会期望的标准“法律人”。而随着高校的扩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进入司法机关，成为“法律人”的可能性很小，另外，根据现有政策，我国的高职院校所招收的普通高考生往往是普通本科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招生任务完成后剩下的学生，相比之下，这些学生的知识基础相对较差，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因此，高职法学教育应有自己的特殊教学模式，不能机械地模仿法学本科教育的模式，忽视高职学生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普遍较差、学习能力较低的事实，教师应尊重学生的意志和愿望，从以“教”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向以“学”为中心的模式转换，并尽可能帮助他们为实现自己的人生设想做好准备。这样，学生自己关于未来的设想受到重视，由被动的学变为主动地学，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实现教学的目的。

(二)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

在法理学的授课过程之中，应贯彻以“学”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不仅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要积极扮演教学的组织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共同学习的合作者等角色，归根到底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

1．重点讲授法

讲义讲授法是法理学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课堂讲授注重学术性和系统性，强调法学思维方式的培养。传统的讲授法有利于学生根据教师的系统讲授来全面了解法学理论基本框架和历史发展背景。不过，片面地依靠教师单方面长时间的满堂灌，容易将课堂变成走过场。因此，在课堂讲授时，其内容应有所选择，对于部分重要内容，由教师根据某一章节的教学重点、难点、疑点进行课堂讲授;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借助多媒体教学技术，增强课堂的生动性，吸引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增强针对性，以提高教学效能。

2．典型专题研讨法

教师在备课时应注意教材的重难点，确定一般知识与重点知识。一般知识作为背景资料给学生讲解，而重点知识除了讲解以外，可以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专题来进行研讨。在研讨时，教师作为互动教学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要摆脱原来在讲台侃侃而谈的主角心态，注意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互动交流气氛，多以微笑、眼神的赞许等动作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此时的责任主要是倾听并做好相关的发言记录，当然对于离题的学生的发言，应及时用简短的话语为其指明方向，巧妙地将其发言限制在本主题相关的范围内，切实提高上课效率。通过典型专题的研讨，帮助学生加深对法学理论的理解与思考，激发他们对法律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3．案例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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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学。这是一个在法学概念大厦中运用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据考，“法学”一词从语源上来自古拉丁语Jurisprudentia，是由词根jus(法)的形容词形式juris和另一个词根providere(知识)构成，故其原意应为“法的知识”，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法律知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我们时而将之用得十分纯粹，一如凯尔森所描述的：“纯粹法学是法律的科学而不是法律的哲学，法学研究的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不是‘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但时而又把它运用得十分宽泛，几乎是包罗万象，律学与法理学系统中的知识也被它一概地“海涵”，究其原因，是我们对“法”这一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或者说是我们的话语系统太单一（过于统一）所致。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是的理论知识系统中所给出的定义，即“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法’”①。而我们认为，这个所给出的恰恰是“律学”的定义（后面将要细述）。今天，西方法学各派的思想蜂涌而入，不断地冲撞着我们过于单一的却信以为“颠倒不破，四海皆准”的传统法学理论和话语系统，使得我们的概念系统在这多元理论的撞击下越发变得脆弱、模糊和混乱。因此，当务之急必须理清各研究领域的范围，把律学（国法）留给律学，把法学还给法学，找回法理学自己的“家”。律学研究的是实然法领域，法学研究的才是应然法领域，法理（哲）学恰恰是研究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三者分别代表和维系着法的实证维度、价值维度和批判维度，各司其职，区别明显，当然不能混淆。

关于律学。律学是研究实然法（国法）的知识系统，从纯粹语义学角度看，它有韵（音）律之学的含义，此系艺术语词。同时，它又有同“法”在同一层面上的内涵，我们中国古代早已将法、律与政策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管子.明法解》)，后来他又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若从中国法制史上看，中国律学的发展也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这总让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骄傲和自豪感追溯起那个律学、法学与法理学都得到空前发展的“百家争鸣”时代：法理学家们在不断地探寻着实然法（律，国法）与应然法（法，道德）的关系问题，儒家从社会实证的角度提出“纳仁入礼”、“礼法统一”等，道家则在法的本质主义追问过程中提出“道法自然”，拓宽了对“法”的认识，而法家则崇法推律，“一断于法”。诸子百家各有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学，尤其是律学空前发展，从《法经》到《秦律》的发展速度和完备程度可窥一斑，最终，由秦国的商鞅完成了变“法”为“律”、为“律”正名的重大历史使命。秦汉以后，法理学因政治专制与礼教束缚而受到严重压抑，但以注释法律为业的“律学”却一花独放②。可悲的是，从此法理学与法学几乎没有了声音，变得“万马齐喑”，即便是这一花独放的“律学”也同样被压制而退缩到了对帝王律令的“注释”这一业之中，其后虽有魏晋律学、唐律疏议的繁华，却不免只是笼中丽鸟，孤芳自赏罢了。

在这里要必须提及的是，仅以注释为业的“律学”之花虽然一枝独放长盛不衰，但在期间洋人的枪炮声中终于凋谢。国门打开，西方法文化大肆入侵，“引进西法，修改旧律，会同中西”便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理论从对立冲突到调和融合，最后，传统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终于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自行解体③。体现在语言上，最明显的就是融“法”入“律”，将西方先进的“法学”与中国强势的“律学”合而称诸“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从此变成一个偏正词，而且是一个前偏后正的偏正词，重心于“律”了。律学从此从立法、解释法律、执法、司法、守法直到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大力而全面(这里未说“健康合理”)地发展，但不幸的是，在这次法与律的磨合与撞击过程中，国人只丰富了“律”之技术却不知不觉地、继续无形地消解着“法”之本有的价值认知和反思批判维度，即法学之思和法理学之反思。

关于法理学。我们时常在运用中将之与“法的一般理论”（即广义上的“法学”）相混淆，并时常将之归入到“科学”的种概念之中（这也许成了目前学界下定义时常犯的一个通病：“科学主义”后遗症），所以，当代英国法学家哈里斯十分形象地描述到：法理学不过是一个杂货袋，有关法的各种各样学问、一般思考都可以投入到这个袋中④。其实，“法理学”是“智慧”而不应当是“科学”，它是对法学之思的批判和反思（后文详述）。这里仍然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着手来分析这一概念，“法理学”一词来自日语，据考证，1881年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述“法论”时，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德文Rechtsphilosophie ）名称之“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气味太重而提出“法理学”这个译名⑤。这显然是受当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可惜的是，“法理学”经过这一趟日本之旅后，居然（起码是在中国）从此迷失了自己的“家”（法哲学），最终表现为“学界（包括法学刊物）片面强调法理学的实务化或实践职能，而较淡化其批判认识功能。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知识价值被忽略了，大家纷纷转向探讨法的社会学问题、法的政治学问题、法的经济学问题，而对法理学的专门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哲学、人类学、文化学问题则不愿过多地用力”，“而本应当构成法理学主要研究对象的法的哲学和专门理论问题反而倒显得不甚重要了”⑥。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它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直接对法律规范(律法条文)或技术的研究，也不是我们那种为特殊阶级(或阶层)利益或某种社会理想而进行的法学知识研究，而是一种批判与反思，是“法的哲学”批判和专门理论问题研究。

二、律学、法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与图表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就上文之分析，我们不妨试着绘制这样一张图表来表述律学、法学、法理学的相关项对比：

律　学……E实然法（规范、技术）……E现实主义、分析实证

法　学……E应然法（原则、理想）……E自然法

法理学……E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E价值批判与反思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律学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它是用分析、实证的方法对实然法（主要指规范、技术等）进行研究的知识总称，其往往只体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律学”的视域中，“恶法亦法”(实应表述为“恶律亦律”)的命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相比之下，法学则是塑造和维护社会共同理想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道德的视角对律学的反思，正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但法学最终仍然只是以曲折不同的方式为现存的“律法”（实然法）之存在寻找其存在之合理性的理论根据，因为法学很难(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正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我们才不难理解“法律的不法”现象。实际上，唯有法理（哲）学才是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对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进探寻和批判，对法学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完成一个“肯定DD否定DD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回归。正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理学就是“人学”。

作出这样的分类与界定是很有意义的。律学、法学与法理学这三者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功能，作出这样的界定划分，有助于让我们明白“法”与“律”不是一码子事，它们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那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划分后还让我们能够明白，法理(哲)学不是一门“技术活”，而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人类本有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在法的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它还让我们认识到法学(这里是广义的法学)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的集合体”，在法学领域中充满了矛盾和矛盾的运动，任何试图制定出一部“永恒之法”并以此一劳永逸地一统“法世界”的尝试都将为后人所不齿，任何试图在法学理论领域中一元化并对“异已”理论或文化不断贴“标签”的行为都将为历史所嘲笑。只有在这种理论认识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宽容多元文化的并存，才能理解当前“综合法学”潮兴起的原因和价值，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寻找到我们中国法理(哲)学的出路和未来。

三、 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

关于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⑦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同样，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最早对这个问题系统地理论阐述和探求的人是柏拉图。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学派已经引发出了“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律实际是什么”的两个冲突命题，但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探索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柏拉图从“正义”入手，将正义分为道德的正义与法律的正义，即以正义为纽带来处理应然法（道德正义）与实然法（法律正义）的关系问题，以此试图构建社会治理模型的框架图景。由于他在法治与人治（德治、贤人政治、哲学王）的两极思维中举棋不定，最终造成其一生的二元论“紧张”。叙拉古理想国之梦破灭以后，他走出两极思维，开始重视法律（法治）一极存在的价值，提出“法律是第二等好的选择”，从此奠定了“道德正义（应然法）DD法律正义（实然法）二者之间关系是什么”的法理学基本问题框架和研究路径，打开了法理学研究的真正大门。

历史上所有的学派都必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据此我们也可以分出三大类别：其一是二元对立派，它在两极思维中将实然法与应然法对立起来择一而从，故又可以分为德治派和法治派；其二是两极溶合派或辩证派，这当中又可分为“德主法（律）辅”和“法（律）主德辅”两种；其三便是虚无派或者怀疑论者，如老子主张“惟道是从”、“无为而治”。

此后对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探求不断，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阿奎那和康德。阿奎那将法分为四类，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试图重新构建法的知识大厦的框架图景，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上帝法（神法）来统摄人法（律、实然示）和自然法（法、应然法）的关系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法学精神的精华。随着“3R”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继受）的兴起，哲学终于走出神学的桎梏而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人”从此代替了“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理性主义大旗被高高扬起，西方哲学从此开始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战历程。这一切体现在法学领域中便是神学法学的终结和诸多新兴学派林立，如哲理法学、历史法学、实证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其中大多学派是在从事着律学和法学的研究，而真正沿着法理学基本问题开展法理学研究的是哲理法学，代表人物是康德。他通过设定一个先验的“道德律令”而给出一个具有伦理主义含义的独特的“法律”定义，他说：“法律是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他人有意识行为相和谐的全部条件的总合”。哲理法学后来为黑格尔发展到了顶峰，完成了一个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之上的庞大的概念辩证法大厦，使后人望尘莫及。

最终把人们从法学辩证法沉思中唤醒的是伟大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他以最极端的方式振聋发聩地说：“法律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样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不幸的偶然事件，相反，不确定性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很多人难以接受弗兰克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定义，甚至误认为这只是一种为推进法制改革而故意采取的“极端行为”。实际则不然，因为律学意义上的“法律”是很确定的、很清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竟然拿不出一部用以统治天下的“确实的”“法律”来，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师级的弗兰克不会认识不到，那么弗兰克为什么说法律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还“具有重大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弗兰克所讲的“法律”正是法理学视域中的“法律”，它是一个“应然法（法）DD实然法（律）”的关系问题的集中和转化形式，弗兰克所称的“不确定性”正是指二者（法与律）在互动中所形成的那种“张力”，或者说是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确实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确实“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为法理学家们提供了反思的余地和批判的向度。它也许不会向人们提供实用的“科学知识”，但它是一种“智慧”（爱智）的维度，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是推动这个被层级化了的世界不至于过于专制的元动力。

如果说哲学是人文科学的“黄昏的猫头鹰”，那么法理（哲）学便是法学知识大厦上的“黄昏之鹰”。阐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主体不可能摆脱“前见”的影响进入研究，任何法学研究的“观察判断”都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⑧。法理学的任务也许正是要对这些“判断”的逻辑“前提”开展批判，通过不断的“前提判断”推动对人的关怀与反思，推动这个世界最大可能地去实现自由和正义，朝着实现人在这个世界上“诗意地生存”之目标不断努力。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过，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是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并非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的，由于进程没有目标，所以也不可将“发展的进程”直接视同“进步的进程”。但发展的进程是有序的，有方向性的，就法律这一现象而言，能够直接胜任此“导航员”职责的，唯有法理学。

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既然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就把那些本属于实然法（律学）的领域（如法律的特征、法律的要素、法律的运行等）交给律学，把那些本属于应然法（法学）的领域（如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等）还给法学。至此，法理学似乎已“无家可归”了，恰恰相反，此时的法理学恰恰是“四海为家”，只有这样，法理（哲）学才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任务和范围，在探索、求证“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全心全意地关注“人”。正如舒国滢老师在他的一段访谈录中所讲述的：“法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如何想象人，采用何种方式对待人的问题。法哲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像法律政策学那样起作用，它不告诉你如何决定的具体答案，并提供解决的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领悟法的精神，反省法律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的终极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职业良知。” ⑨

最后，我想用邓正来教授的一段话来暂时结束本文的讨论：“我认为，尽管中国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最为艰难且最为基础的工作便是建构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的法律哲学”。⑩最终使法学在与其它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摆脱“不思的”依附状况，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未经许可 谢绝转载)

注释：

①参见目前多数教科书；

②张国华 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P405；

③刘金国　刘双舟，《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④J.W.Harris，Legal Philosophies,Butterworths,London 1980,P1；

⑤刘金国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P1 ；

⑥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电子版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19；

⑧参见刘星，《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一个疑问和重述》，电子版

⑨徐利英 陈虹伟 舒国滢，《徜徉于法学与美学之间—舒国滢教授访谈》，电子版；

篇8

回归分析应用非常广泛。在犯罪学领域，如果建立了变量之间的数学模型，实际上就是确立了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从而可以从某些变量的变化来预测其他变量的变化情况。例如，我国台湾学者杨家騄建立了物价指数与盗窃犯罪案件之间的数学模型，从而依据某年度的物价指数来预测该年度的盗窃案件数量；[1]我国学者高树桥等在犯罪人的受教育年限与犯罪次数之间建立了数学模型，根据某犯罪人的教育年限，我们就可以预测其可能的犯罪次数。[2]

但是，由于犯罪现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牵扯到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常常需要分析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自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推导出含有多个自变量的函数，这种方法就是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要比一元回归分析更为科学，这是由事物的复杂性决定的。例如，盗窃案件的数量不单与价格指数有关，还受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国外有学者甚至研究了防盗门的销售量与盗窃案件的关系。可见，当我们研究某一个犯罪问题时，多元回归分析更为准确和有效。

多元回归自变量的个数很多，计算相当繁琐，一般手工计算几乎不大可能，我们可以借助SPSS来满足计算要求。

一、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多元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为：

其中，为应变量；为p个自变量。为常数项，称为偏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又称残差，它是的变化中不能用自变量解释的部分，服从 ）分布。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前提条件是：线性、独立、正态和等方差，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应当首先进行这些假设检验。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自变量。实际上，模型中包含的自变量是无法事先确定的，如果把一些不重要的或者对应变量影响很弱的变量引入模型，则会降低模型的精度。所以自变量的选择是必要的，基本思路是：尽可能将对应变量影响大的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中，并尽可能将对应变量影响小的自变量排除在外，这样才能建立最优方程。这里就涉及到筛选自变量的方法，现在比较常用的是逐步回归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每引入一个自变量，都会对已在方程中的变量进行检验，对符合剔除标准的变量要逐一剔除。

另外，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由于自变量之间还可能具有高度相关关系，导致所建立的模型的解释力受到削弱，因此，还要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后计算出相对更优的数学模型。

二、对刑事发案率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刑事发案率的影响因素很多，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也有个体性因素，所涉及的变量相当复杂，创建一个完全周延的数学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本文主要是介绍SPSS在犯罪学研究中的意义，同时也为了深化《法律发展报告》中关于犯罪率与社会发展指标的研究，因此在社会指标的选择上，仍然参照《报告》所采用的指标，包括人均GDP、受教育状况、城市化和基尼系数。《报告》中只是计算了这四项指标与刑事发案率的相关系数[3]，如果要确定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就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 SEQ 表 \* ARABIC 1刑事发案率与其他社会指标统计表

数据来源：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5）。其中，刑事发案率是指每10万人口的（公安机关）立案数量；GDP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1978年为100；城市化按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受教育状况按照每100000人口大学生数量计算；4.基尼系数是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收入分组数据计算得出。

首先绘制散点图（见图1），判断这四个变量对刑事发案率有无影响，借助的是SPSS软件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用Stepwise法来进行判断。

图 SEQ 图 \* ARABIC 1 发案率对学生化残差的散点图

图中观察点学生化残差的绝对值均小于2，也没有发现极端点，这表明人均GDP、城市化、受教育水平和基尼系数对刑事发案率均有影响，该回归模型符合假设，无需重新拟合。

其次，对SPSS生成的结果进行解释。首先看模型的筛选过程（见表2），模型1用逐步法选入了城市化，然后模型2用逐步法选入了人均GDP，城市化仍在模型2中；模型3用逐步法选入了基尼系数，城市化、人均GDP扔在模型3中；模型4用逐步法选入了教育状况，城市化、人均GDP、基尼系数仍在模型4中。

表 SEQ 表 \* ARABIC 2 模型的筛选过程

Variables Entered/Removed(a)

a Dependent Variable: 发案率

表3是拟合的四个模型决定系数的变化情况，从调整的决定系数来看，随着人均GDP、基尼系数、教育状况等变量的载入，模型4可解释的变异占总变异比例比模型1、2、3均高，但是，高出的数值有限。

表 SEQ 表 \* ARABIC 3 拟合的四个模型决定系数的改变情况

表4是对拟合的4个模型的方差分析检验结果。由结果可知，四个模型都有统计学意义。但是，模型有统计学意义不等于模型内所有的变量都有统计学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对各自变量进行检验。

表 SEQ 表 \* ARABIC 4 对拟合的4个模型的方差分析检验结果

a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b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人均GDP

c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人均GDP， 基尼系数

d Predictors: (Constant)， 城市化， 人均GDP， 基尼系数， 教育状况

e Dependent Variable: 发案率

表5是对4个模型中各个系数检验的结果，用的是t检验。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4中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统计学意义。城市化的偏回归系数为45.171，标准化回归系数为2.114；人均GDP偏回归系数为-1.075，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412；基尼系数的偏回归系数为13.077，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78；教育状况的偏回归系数为-1.284，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13.通过比较这四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可以将这四个变量对发案率的贡献度进行排序，依次是城市化、人均GDP、基尼系数和教育状况。

表 SEQ 表 \* ARABIC 5 对4个模型中各个系数的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的检验，我们可以初步列出此数学模型：

图2所示为残差的正态P-P图，可以由此观察残差分布是否正态。可见散点基本呈直线趋势，可以认为因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图 SEQ 图 \* ARABIC 2 残差的正态p-p图

三、共线性检验及其处理——主成分分析

在多重回归分析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多重共线性问题。所谓多重共线性是指自变量之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即某个自变量能近似的用其他自变量的线性函数来表示。一般而言，自变量较低程度上的相关不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严重影响，然而，当共线性趋势非常明显时，就会对模型的拟合带来严重影响。一般来说，如果两个自变量的相关系数超过0.9，对模型的影响就会很大。当然，仅靠相关系数仅仅是初步判断，实践中借助SPSS，常常使用方差膨胀因子、特征根或条件指数来判断。当膨胀因子大于10、特征根为0或条件指数大于30时，提示存在共线性。

在SPSS中，共线性诊断仍然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实现的。表6是SPSS线性诊断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特征根有两项为0，条件指数有两项分别为178.8、199.3，在常数项、城市化和人均GDP这三项中，VP值均很高，分别为0.99、0.85、0.93，提示三者高度相关。原回归模型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处理。

表 SEQ 表 \* ARABIC 6线性诊断的结果

共线性处理有多种方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是主成分回归。所谓主成分回归分析就是试图以较少的相互独立的指标来代替原来的多个指标，新指标包含了原指标的主要信息。上文给出的模型既然存在着共线性问题，下面就用主成分回归的方法来解决。

首先我们要确定原自变量的均数、标准差等信息，具体可见表7.

表 SEQ 表 \* ARABIC 7 原指标的描述信息

其次，我们借助SPSS因子分析程序，得到主成分的统计信息，具体可见表8。通过观察表8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为3.786，它解释了总变异的94.734%；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为0.194，它解释了总变异的4.851%。前两个特征根的累积贡献率为99.585%。也就是说，前两个主成分包含了原有4个指标的99.585%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取前两个主成分来代替原有的4个指标变量。

表 SEQ 表 \* ARABIC 8 主成分的统计信息

再次，通过SPSS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具体可见表9，通过该矩阵可以将所有主成分表示为各个变量的线性组合。

表 SEQ 表 \* ARABIC 9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写出两个主成分的表达式（方程1）

这里的 为标准指标变量。根据表7的信息，我们可以创建标准指标变量和原指标的关系（方程2）：

最后，对主成分进行回归分析，分析主成分回归结果。通过SPSS的运算，根据表10，我们可以判断，主成分回归分析模型拟合较好（ ，方差分析）;

表 SEQ 表 \* ARABIC 10 主成分回归分析模型结果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参数估计及其假设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判断其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11。

表 SEQ 表 \* ARABIC 11 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及其假设检验结果

表11显示常数项、 、 均有统计学意义，即 和对应变量都有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写出其线性回归方程（方程3）：

将公式 、 （方程1）的表达式代入上述回归方程，得到应变量与标准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方程4）：

244.877+23.4442 +22.47556 +23.49394 +21.26501

根据标准自变量和原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将标准自变量还原为原自变量。将方程2代入方程4，即得到应变量y与原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

篇9

一、案例教学在法理学教学中的意义

法理学作为研究法律一般问题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的思想性和抽象性决定了对它的教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如果在法理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理论阐述或盲目地加深理论难度,则势必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并且学生对理论知识的遗忘时间也会提前。因此,在法理学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一,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了解所学法规范的立法背景、现实状况及其运用过程;其二,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锻炼学生的思辩能力;其三,在法理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也会增加法理学课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使一些较枯燥的法学原理和规范生动起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加深他们对法的理解。

二、法理学案例教学法对参与主体的要求

1.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是法理学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者,决定着法理学案例教学法成功与否,法理学课程案例教学应对教师有如下要求:教师应是优秀的组织者,法理学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有着与传统学法不同的要求。案例教学中,要求教师不仅仅是课堂上的释疑解惑人,更应是优秀的组织者,只有那些懂得如何引导学生、组织学生的教师,才能上好案例教学课。这个优秀的组织者必须是头脑清晰“导演”,对案例涉及的法学理论理解明确而深刻,而且应同时具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判断能力,才能在学生热烈活泼的讨论中,以“看不见的手”引导学生遵循思维的逻辑,实现法理学教学的目的,法理学案例教学中教师的工作体现在“默默无闻”中的举足轻重。另外,成功的案例教学考验的是教师对理论、对实务、对思维科学的全面洞悉,这就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法学知识实务经验及前瞻性的眼光,能够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对案例教学教师的要求。

2.对学生的要求

案例讨论法的采用,使学生由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由单纯接受知识转为有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但案例教学在转变学生角色的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案例教学减少了常规面授课系统讲授的时间,增加了学生在课堂上研究、讨论的时间,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加强自学,对教师没有讲授的教材内容自行阅读、分析和理解。此外,学生在课后还要上网去查阅材料,下载并研究案例,进行大量的预习和阅读。而这些学习任务的完成完全依赖于学生的自觉性。所以,在采用案例讨论法教学的同时,要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三、法理学案例教学程序设计

案例教学程序是案例教学法的外在表现形式;案例教学法是案例教学程序的指导思想,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案例教学程序设计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案例教学法的实际效果。在法理学教学中,案例教学程序一般应当经过以下六个阶段:

1.案例教学前的准备

案例教学前的准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课前案例准备。主要是教师要根据法理学学科的教学进度、教学要求和教学对象,精心选择或设计案例,选用的案例应能反映同类案例的一般特征,能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同时,要认真备课,包括备大纲、备教材、备教法。二是教师不仅要深入研究法理学教学大纲,明确法理学教学目的和要求,突出教学重、难点和解决关键问题,还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了解学生,精心选择法理学教学方法;充分设想学生在案例讨论中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处理方法,搜集相关的资料,把握学生讨论的范围和方向。

2.展示案例阶段

教师应把事先设计的与所讲授理论知识相关的典型案例向学生展示。展示的方法有录像或VCD放映、幻灯放映、印发案例材料,在黑板上书写、诵读等。至于采取什么方法,教师可视物质条件和实际需要而定,总的要求是便捷,以便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快速地了解案情。学生在阅鉴案例后即进入思辩性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用学过的理论知识对教师展示的案例进行分析和思考,构思出自己的案例处理方案。

3.讨论案例阶段

案例教学中的讨论与分析旨在说明案例、分析案例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教师要为学生提供锻炼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条件和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讨论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讨论,成为案例讨论的主角,课堂的主宰者。另一方面,要使学生紧紧围绕案例讨论的主题,分别从各自角度剖析案例,阐述自己的观点、见解,相互辩论,形成热烈探讨问题的气氛。在案例讨论中教师应注意方法和技巧,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以避免约束学生的思维空间。作为学生,除积极参与讨论发言外,还应该聆听别人的分析与见解,比较自己的观点和思路,使自己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更完善。

4.提问学生阶段

在学生对案例充分讨论后,教师即可对个别学生进行提问,以了解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把握程度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提问时,首先,应根据所掌握的上一阶段学生讨论的情况,有选择性进行提问,尽可能把各种不同的观点展示于课堂上;其次,对不同程度的学生提问方式、方法以及所提问题的难度可不尽相同,应因人而异;另外,教师既可以就案件中已设计好的问题进行提问,也可以临时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来回答,使学生在这一阶段处于创造性学习状态。在这种学习状态中,学生已不局限于既有的教学内容,而是在学习活动中萌育、发展新的体会、新的认识和新的见解。

5.总结案例阶段

案例讨论结束后,教师应针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解决问题的途径等方面及时进行总结评价。确定某个案例的参考答案;无法确定标准答案的,应确定倾向性的意见。重点看讨论的思路是否对头,分析的方法是否恰当,解决问题的途径、手段是否正确。指出本次案例讨论所运用的理论知识,讨论的重、难点及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肯定本次讨论的成功之处,并指出存在的缺陷及不足。同时,对学生的表现也要作出评价,以激励下次更好地参与讨论分析。

6.撰写报告阶段

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是案例教学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学生对案例分析与讨论的总结,是对所学知识的回顾,也是不可忽略的各环节每次法理学案例教学后,可按个人、小组或全班集体讨论后上交。许多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容易错过此环节,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从而加深学生对法理学理论的理解,使所学的法学知识更加融会贯通,起到锻炼和培养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作用。

篇10

引起笔者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年以来，法理学的更新与改革都是我国法理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注：如张友渔、张宗厚的“法学理论要有新发展”，《文汇报》，1988年5月5日；乔伟的“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论更新与改造法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张志铭的“价值追求与经验实证：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法学》，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开放中创新法学理论”、张文显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更新”、张传帧的“试论商品与法学基本理论”，《法学》，1988年第5期；徐显明、齐延平的“走出幼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伟的“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上海召开的法理学年会均以“法理学的回顾、创新、展望”为主题。）其中，法理学界对法理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和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职业技能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歧较大。（注：参见黎国智：“变革和创新我国法理学”；沈国明：“法学研究要关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孙国华、光：“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思考”等文，载刘升平、冯治良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来，葛洪义、尹伊军、谢晖、邱本等关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争论，参见《法学》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学界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理论界参与现实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学者、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和部门法学的学者，还多多少少地存在对理论形式的抽象性的怀疑。人们期待我国法理学能够对部门法学、法制实践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也就是指责法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在许多人看来，法理学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上。由此，法学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学学者都在呼吁法理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将法理学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体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言内之意，法理学的研究重心应该由“抽象”转为“具体”，不能再继续这样“抽象”下去。本文对法理学已经脱离实际的结论并无异议，也反对理论上的娇柔做作、无病、故弄玄虚，但是不赞成有些学者指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法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法理学所独有的，而是我国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节点，也不是法理学乃至法学的实践性不强，而是这些学科的理论性不充分，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现实。理论不充分的极端的表现，在法学各学科上就体现为有的人对基础理论毫无来由的轻视、敌视、无知，缺乏自己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法理学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领域内，则体现在不少法理学者对自身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缺乏信心。而这两种情况都源于缺乏对法理学学科范围自觉的批判-知识范围的确定。所以，法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还不完全是现实性不足（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充分所导致的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在中国都在向“对策学”方向的发展，以及对法学所抱的实用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

鉴于此，笔者感到，如果能够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体角度上的检视，探讨、说明法理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而是作为全部法学的基础的法理学）的“科学性”之成立条件、内容及其界限，或许能够为法理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际的结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论的普遍性

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理论性，即法理学必须是说理的，有理论根据的，符合理论思维的基本规范。所有的具有科学性质的法学学科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学知识领域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同时，由于理论思维面对的问题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论本身具有的普遍（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学术研究而言，只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之分，而没有是否需要理论思维之别；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则取决于它对理论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觉与把握，以及将一般的社会理论转化为法律理论的能力。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理论是各个法学学科的精神基础。法律理论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更是法理学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来，作为一个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无论专业领域存在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法律问题。例如，律师会考虑如何根据法律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会考虑律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学教师要设法把有关法律的知识组织成为一套能够让学生掌握的符合逻辑的口语系统；法学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转为抽象。当这种思考达到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层次和系统性，则成为理论。所以，我以为理论本来不应该是神秘的，而是相当日常化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就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理论自觉。更准确地说，法律理论是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

那么，为什么法律理论后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并在我国法学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这可能是经过理论的长期积累引起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阶层的特权，因为早期的经典性的法律思想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产品。后来，经过不断诠释和思想积累，才发展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经济、社会、法律理论体系，发展出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分类。说明这样一个本是常识的东西，是想指出：学科划分固然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但是，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又将本是同根生的东西转化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分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学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隔膜，进而忽视了本学科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来，“关于法律的理论”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现在似乎“根据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关于法律的理论”则成为多余的、奢侈的、休闲性的。作为知识发展的结果的学科划分，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制约学术进步的障碍。所以，作为学术进步标志的学科划分尽管不无其合理成分，但客观上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应用法学”的称谓即是明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门法学者也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部门法学的理论问题应该由法理学来解决，而法理学如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是我们这个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较而言，法学界中的前辈多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们注意研究法理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年轻学者则越来越受到学科界限的限制。具体一些地说：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研究理论的学科，自然应该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为己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被韦伯称为“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甚至主要不属于精神进步的范畴，思想与知识分离，知识日益成为追求物质需要的现实的工具。法律思想与法律也在分离，法律更多地成为一种技能，法律思想则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理论自身的矫情，也到法理学的现实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本书的几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罗蒂、卡勒等人，围绕“本文意义”的界限的轰动性讨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导致忽视理论的更致命的原因则是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从法律实务者的角度看，法理学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李达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学家们不予重视，好象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现在看来，这种忽视理论的现象是相当短视和危险的。其危险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观随意地视为一种统治的（对有权力者而言）、谋生的（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关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据法律的思考”所取代。这个时候，法学就已丧失了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它的历史性，即理论具有普遍的历史连续性。“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和更为整体性的思想理论层面把握法律现象。从社会历史角度解释法律现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需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法学和法理学有没有普遍性，即历史上的、外国的法律理论与“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的粗浅认识是：现实中的法律确实有国界之分，法学却应该是跨国的，超越历史界限的。尽管实际上法学总要受到本国特定历史文化法律条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举一个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经常提到的、带有些诡辩色彩的例子：“法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属于该民族”。这句话的内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为一个真实（假定）的判断，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成为不同肤色的法学家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其中不乏对各民族法学思维的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学的理论性问题或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谓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品责任、合同责任、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权利本位等等。只要我们是尊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只要我们乐意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始终需要借鉴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的学者对法律学术出版界和法学期刊大量介绍其他国家法律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学术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为然。或者认为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拿来主义、“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现，或者认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鉴意义。这种观点，我以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为学术研究，法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论成果，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标继续奔跑。即使是面对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鉴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论前人有无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或者海阔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学术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学成果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他们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需要时可以相互转借的东西。每一种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历史渊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发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开创新的历史。所以，思想是成体系的、渊远流长的。这种思想的整体性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例如著名的韦伯问题（注：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实质的不合理。）、斯密问题。（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是具有严重利己主义倾向的，而伦理学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从而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双重人格问题。）后来者不过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把自己时代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个时候，理论研究必然从抽象问题开始。所以，法理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及其研究问题的思路，需要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或者是对这个整体思路的有根据的改进。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且，“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根据”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种或者认为能够撇开理论的历史源流，或者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法律规则，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可以给整个法学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功能的法理学理论的乐观倾向，根本上是没根据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是指对法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方法。（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法学界一般所说的“法学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思考、处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与其略有区别。）法律方法的科学性是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它着重在三个层面上解决两个问题。三个层面是：1，法理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门类所决定的法律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共性；2，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学的思维视界所决定的“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两个问题是：第一，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客观性问题；第二，法理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做出明确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上的区别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观察、社会的知识体系。而把社会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学、文学、等等因素在内的整体加以考察，则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社会学观察人文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参见黄瑞祺：《批判社会学》三民书局（台湾）1996年版，第1页。）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作为问题，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法国家孔德同时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取向。所以，他的社会学又被称为实证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孔德最初给社会学所取的“社会物理学”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他希望社会学能够象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样一来，他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现象是否象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个客观的、普遍因果联系的规律？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现象的规律，人与这种规律的关系是什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研究人文社会现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站在纯粹客观的立场上，从社会之外观察社会？后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等等理论巨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个问题开始建筑他们的知识化的、理性化的理论大厦；而所有后来的反现代的、包括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家则是从否认、解构社会的秩序性、规律性开始的，也就是说，采取所谓非理性的立场，如尼采、德里达、福科等。因此，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几乎都认为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不同于自然现象。如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等人开创的精神科学，就试图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的，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则是“说明”性的。韦伯也认为必须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掌握行动的意义。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者从自己的知识范围出发拟订计划采取行动。所以，人的行动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这样一来，韦伯就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区别。（注：参见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可见，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划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对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一方面，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对象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前者，法理学就会成为玄学而非科学；离开了后者，它又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潭。

其次，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还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法学研究者在强调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区别，防止陷入客观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对价值判断的绝对否定。韦伯在界定社会科学方法时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完全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作为科学，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中立。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开展研究的。例如，他设计了一系列分析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上的“中性”概念-理想类型，试图使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中立。韦伯所确立的这个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原则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注：同前，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19页。）如果韦伯的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显然也面临韦伯所提出的相同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而它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为了将形式合理性贯彻到底，韦伯曾大胆判断：“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注：转引自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他还提出，由于英国实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够体现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判断和观点显然过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社会科学界，韦伯的观点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少，如果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它的客观性基础上，很难将具体的个人行动的动机这个纯粹的私人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纳入中立的理想类型中。（注：参见同前引[9]，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22页以下。）韦伯的思想方式一旦进入高度实践的领域，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毕竟，法学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许多纯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法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有助于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必须促使问题沿着一定“应有的”方向解决，而不可能囿于“实有”范围。

韦伯的例子实际上却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促进我们思考。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一般都对创造性地理解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注：参见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深处的忧虑》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三联书店版：刘星：《法律是什么？》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一般都把法律规则、原则、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加以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法律决定不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发达的我国，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则更愿意机械地看待法律，“死抠”法律条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一次“今日说法”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由于丈夫过早去世而改嫁到邻村。丈夫村里为了使这家人不至于绝后（丈夫这一支系已无直系血亲），决定全村人抚养这两口留下的孩子，不许老人带走。此后，老人虽然近在咫尺，一直没有再见过儿子。节目报道前不久，50多岁的儿子被车子撞死，获得一笔补偿费。老人听说后，以唯一的亲属身份（其子无后代）要求申领。儿子村里人认为，老人改嫁后再没有见过、更没有照顾过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没去看过一次，不应该领取该笔补偿费。在演播室，请来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长）认为，该笔补偿费属于精神补偿，精神补偿只能给付近亲属；母亲作为该死者的唯一的亲属，依法应该独自获得该笔补偿。因此，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就应该判决该笔补偿费归老妇人所有。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最好老妇人能够自觉拿出一笔钱给村里。后来，此案果然以调解方式了结，母亲将补偿费的一小部分给付村里。显然这个调解结果与法官矛盾的心理状态有关，而法官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个，只好求助于当事人的妥协。在我国，法官陷入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一般总是对坚持依法处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规则的含义所限，不敢依据法律的原则办案。类似情况，还有人身伤害类案件中的精神赔偿问题等。中国法官和法律职业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尽管不一定是“”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但绝对与他们僵硬地看待法律有关，与他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通过有效的法律实现价值关怀有关。我国法官与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之间办案方式的比较，是否能够恰好说明不折不扣地依据规则办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也要注意法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方法的区别。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维可以分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别是从法律与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应该承认，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它标志着法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领域和独特的思想形式。总体上看，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科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例如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法学的科学化走向的。因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其特点表现为对法律及其体系的逻辑自足特征的强调，以坚决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借助逻辑的手段对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进行梳理，而不是判断法律“好”与“不好”。后者不是法学的任务。显然，这个法学学派的学术倾向与孔德最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这个学派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但是由它起来的“根据法律的思考”的法学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根据法律的思考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致力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且，这种法律思维形式也是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方法。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根据法律的思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结合。在法学史上，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学领域进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根据法律的思考”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角度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总体上必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门类，需要对价值理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怀。由于法学的研究一般围绕现实的法律规定进行，所以，法学的人文关怀也就主要依靠法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法学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了法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或者说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即使应用法学和法律职业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问题，而法理学作为法学理论学科之一，与其他法学门类之间，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给人类的终极关怀留有余地。因此，人类法学史上，对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一种是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考。事实上，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正是来自中国法理学界熟悉的埃利希、卢埃林、弗兰克、庞德等著名学者创立的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些对西方司法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看来，法律并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经验，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们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各种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制约。可见，“关于法律的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必然要综合社会学、哲学、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经济分析、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学科知识先后进入法理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总之，法理学式的对问题的思考（或本体论追问（注：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载《法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据法律”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纯粹应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为根据，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的界限，不能完全、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的界限。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是法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学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研究、说明、解释法律现象，从而有助于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解决；而社会科学则在于给社会一个整体的认识。由于法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知识也就通过法理学的中介渗入法学领域。而能否自觉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成为法学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现象的能力的标志。

四、法理学作为“科学”的界限

根据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的“科学”性质的分析，笔者拙见：法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不能沿袭其他法学学科的方法，它是法学学科中“科学”色彩最不充分的学科。它的存在根据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这也可以称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法理学的更新和变革，应该始终围绕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进行，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一致，或者忽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别。法理学对法学、法律实践、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可以依据下列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都是由“问题”开始的。所谓只有真问题，才有真答案。法理学不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属于法理学性质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由一个法律理论上的真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问题的真假取决于4个方面：第一，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属于法律问题，显然无须法理学讨论；第二，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由法理学去思考、解决，法理学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统；只有具有理论探讨需要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法理学式思考。例如，甲杀了乙，甲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立法机构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样的权力等。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与判断，但是，这不是法理学问题，属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的对象都具有确定的内容。而法理学问题的对象一般则是不确定的。所谓思想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所谓问题的问题性正在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也一定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单纯地介绍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属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学；同理，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也不是法理学问题；第四，法理学问题应该是有助于法理学进步和发展的法律理论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哪些问题则已经解决，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离不开法律理论的积累。古往今来，法律理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任何类型法理学理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只有沿着前人已经提出的相应的问题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才可能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依据上述原则，笔者以为法理学教科书中有关法律制定和实施部分的大量内容，由于其内容是确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学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样原因，法律发展部分纯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学的内容。

篇11

相对于以前本科时学法理学的感受而言，研究生课程中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法理学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法理学无论从宏观上的架构，作用，目的，现实中的窘境，还是从微观方面对某一具体制度的分析都使我们有更深一步的认知和感悟。

法理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法学分支学科，涵盖极广。由于本人对法与正义比较感兴趣，故本文就以法与正义为视角来谈自己重读法理学的心得体会。

一、正义的概念

1、正义概念的历史分析

何谓正义，古往今来，众多的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正义作了不同的界定。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第一次对正义概念做出了定义，表述如下：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西塞罗也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的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谈到正义，就不能不提及亚里士多德、罗尔斯。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讨论正义的思想家，但他的正义观念却是古代最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他对正义所作的分类，即分为“分配的正义”与“矫正的正义”，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善”为出发点，他把“善”看作一切追求的终极，善又表现为美德和正义。正义是善的一个组成部分。正义是“关心他人的善。因为它是与他人相关的。”在他的伦理学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正义观。他认为正义是一种中庸，一种完全的德性。另一方面，又将正义与平等联系起来，这是他正义观的最显著特征。在他看来，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简言之，正义包括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平等的人就应该配给到相等的物”。亚氏的平等观念是以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为前提的。他说的平等是指平等的人受到相同的对待，不平等的人则根据具体情况得到不同的对待。可见，他的平等观念中容忍了不平等，由此他所阐述的正义实质上仍是奴隶主阶级的正义。他的正义观在历史上的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这与他将平等视为正义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后世的思想家在讨论正义问题时，都毫无例外地将正义与某种程度的平等联系在一起。然而，他的理论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首先，他的平等观念中容忍了不平等；其次，一个社会在分配权利义务和利益时，仅仅根据均衡平等原则，做到以相同的方式对待相同的人，将相同的事物分配给应该得到相同待遇的人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该保证社会上每一个人拥有基本的自由和安全保障。而这正是现代正义观念的核心。

约翰・罗尔斯以其《正义论》而誉满世界。他所阐述的社会正义论被认为是“目前最佳的正义理论。”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①罗尔斯认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首要的正义。所谓社会基本结构是指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即指一整套的主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罗尔斯提出作为一种正义理论，必须首先提出并证明一套公正的与社会基本结构必须符合的正义原则，然后将这些正义原则适用与社会基本结构问题。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原则不是先验的，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人们于“无知之幕”背后所选择的。正义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原则涉及基本自由的分配问题，指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基本自由且这些基本自由应尽可能广泛即“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又包括“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均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结合现代社会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它强调自由的优先性，并且有别于以边沁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罗尔斯反对边沁的功利原则，强调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他的正义论还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和再分配使一个社会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的愿望。总之，在罗尔斯看来，自由是第一位的，而平等又是不可缺少的。罗尔斯的第一原则讲的是对自由的分配，这多多少少带有亚氏的分配正义的影子；而他的第二原则实际上讲的是平等，即通过一定的方法纠正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们尽可能地达到平等，这又有点类似亚氏的矫正的正义。

2、正义概念的建构

当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法与正义时，笔者的大脑一直就不自觉的在想如何定义正义，我认为，正义概念是一个双层模式（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永恒不变的方面即静态方面）：正义概念包含自由、平等和差别三原则。其中自由是就个体（个人）内部而言的，平等是就个体之间而言的，而差别是结合了个体内部及之间的关系。第二方面（现实实践中即动态方面）：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每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正义概念和标准都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待它，相反，而是应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相联系。

二、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正义是衡量法的尺度之一，对法起积极推动作用。法本应该体现正义，但并非所有的法都是正义的。如果法本身体现了正义并与人们心目中的正义理念是一致的，法就将得到人们的有效遵守；如果法与当时社会的普遍正义相悖，那么它就不被人们所接受而束之高阁。因此，法律要接受正义的评价。

正义是法的理念，又是其基本价值目标。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的价值目标。对不正义的惩治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通过复仇式的惩罚来满足人们对正义的维护。当人类跨入了文明社会后，法律制度被确立起来以实现对不正义的惩罚，对正义进行维护。

法是实现正义的保障。正义主要通过法律体现。原因在于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普遍性和国家强制性。首先，正义观念转化为法律观念，然后用法律观念指导法律规范的制定。通过立法来规定社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社会利益进行合理配置。这就完成了“分配的正义”原则的具体化。同时，法律还确定了一套和平和公正解决冲突和纠纷的程序和规定，亚里士多德将这些规定称为“诉讼的正义”，将其与“分配的正义”并列。

三、正义是法理学的永恒追求

从法的产生看，“人们对什么是正义的固有的评价导致了习惯和惯例的发展，后来导致领导者和国王决定的发展，最后导致规定特定范围行为的原则和规则的明确的说明的发展。”从法的本质来看，无论是强调阶段性还是社会性亦或国家意志性的观点，均与相应的时代、特定的国家对正义的评判分不开。从法的特征看，权利与义务是法的主要特征，而正义是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价值目标。正义要求我们确保每个人获得他所应得的权益，正义还要求我们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予其相应的待遇，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因此，在立法上应体现正义，司法上要保证正义。

立法应充分体现正义的要求。任何国家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都必须以广泛的立法为前提。立法是将一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成为规范性文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定的正义要求被提升的过程。由于人们是否接受、是否遵循一种法律规则体系，主要取决于人们自身对正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取决于法律规则体系自身所企图建构的社会秩序状态是否包含着人们所理解的正义精神，所以，立法者在制订法律时就不得不考虑人们的正义价值观。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他们的正义要求是有区别的。吕世伦教授认为：“认识和协调利益是立法的核心内容，法是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的产物，作为社会制度最核心组成部分和最广泛表现形式的法，如果从其产生根源、发展动力、调整对象的角度看，实质上就是利益制度，即保障和维护利益的制度。任何个人、集团、阶层、阶级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在人类追求正义的历程中，无数圣贤哲人也曾力求设想在法中体现所有这些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所以，作为立法者在立法时要充分体现各个法律主体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利益的终极保护。

司法上应切实维护正义。法的正义价值主要体现：一是法的制定正义；二是法的实施正义。立法的正义并不会自然地转化为实施中的正义。一般情况下，法律实施是落后于法律的制度，要实现社会正义，关键是法律实施过程中是否能保障正义的实现②。法律实施包括遵守法律和适用法律。前者指只要人们不有意识地规避和违反法律，法所追求的正义就实现了；而后者则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授权单位按照法律规定运用国家权力，将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人或组织的专门活动。立法正义是适用法律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切实保障。

四、结语

叶塞亚曾说：我们的正义就像一件肮脏的外衣。但是对我们而言正义毋宁是美好的追求。正义是永恒的，尽管它在历史变迁和时代进步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变化着。人们要求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尽管不可能绝对实现，但经由一代又一代努力地认知自身和改造世界而追求着这个祟高美好的目标。

①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何家弘司法公正论中国法学，1999（2）

参考文献：

篇12

因此本文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阐述庞德社会学法学产生的特定的时代和理论背景，揭示庞德的理论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联；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庞德的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进行分析，并由此揭示其价值和限度。

一

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显露出了许多的弊端。WwW.133229.COm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衰退、公害问题严重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国家不得不关注这些原本与国家不相关的劳动福利、教育等问题，并用政治经济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在此背景下，种种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社会立法不断的被制定，法律的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这种潮流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开始从强调自由到限制自由；从突出个性和个人权利到限制个人权利和重视社会利益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之下，既有的法学理论和现实法律活动都面临着挑战，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变或发展原有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庞德的在本书中对其理论的建构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在理论脉络上，庞德首先是通过对19世纪各法学派的批判提出其理论依据的。庞德指出，19世纪的所有法学学派都受制于这样一种批判，即这些法学派都努力只根据法律本身且只从法律本身的方面出发建构一种法律科学。[2]比如说当分析方法被夸大为法律科学唯一的方法的时候，就导致了概念法理学和法律的命令理论，前者按照逻辑的方式且只为了逻辑的目的（甚至不顾法律的目的）而坚持那些概念，后者只限于分析实在的法律律令及法律制度并且只限于一种分析的和系统的批判。这两种理论形式都会导致对法律作为一个实践问题的忽略，而仅仅把形式完美作为一种目的加以追求。同样，当历史方法、哲理方法被夸大为法律科学唯一方法的时候，也可以受到同样的批判。[3]

这种方法的单一化导致了法律科学对法律实践的滞后。庞德认为：“在19世纪最后25年的岁月中，法院和法律制定者却发现自己被不断地推向了一种心的处理法律问题的进路，因为法院和法律制定者受到了来自未得到承认或未得到保障的各种利益的压力。……当制定法律的立法机构和发现并型构法律的法院竭力探寻一种新观念的时候，科学的研究进路和正统的职业进路却不是死抱住理性主义不放，就是沉迷于史学之中。”[4]同时，理论的滞后也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实践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诚如庞德所言：“这种法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完全分离导致了法律在达致社会目的方面的滞后性、法律人在承认甚或认知这些社会目的的方面表现先出来的迟缓或勉强、以及法律思想与大众思想之间就那场在20世纪头10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的社会改革等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格格不入，等等。全球范围对法律秩序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法学思想模式所致，而且也是因为司法方法和法学方法所致，而我们知道，这些模式和方法实是法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缺乏‘团队作用’的结果。”[5]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庞德试图把历史的、分析的、哲理的和社会学的方法统合起来，以建构一种新的法理学。他对这种方法统合的强调实是因为“人们最终认识到，根本就不存在一把单一的可以打开社会科学之门的钥匙，也根本不存在一种全涉而且充分的方法。”[6]在此基础之上，庞德经由将詹姆斯之实用主义哲学移植进法律理论，并借助耶林之利益观、科勒特定时空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等理论资源，型构了以“社会工程科学”统合法律概念，并视之为一种组织起来的有关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之手段的知识体系。这种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导向的利益论法学，明确提出了把法律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而将满足利益作为根本目的。因此，庞德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详尽讨论的法律的目的为何，也就是其理论延伸的自然结果。庞德的这一理论，意味着关于法律重心的传统观念的转变，即法律在实施时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法令转移到社会利益之上。法律自身不再是目的，甚至权利也不是目的，而都只是达到社会目的的手段。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即意味着应当以“效用”作为评价法律有效性的标准。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庞德的此种理论，是在其思考与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是特定时空之文明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能够与社会发展的潮流正相契合，而这也证明了庞德所谓“将理性适用于经验又通过经验进行检验”的认识论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庞德的这种努力，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吴经熊认为，至少从职业的观点视之，在法律思想的变革上，其重要性和剧烈性，一点不逊于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7]

二

正如上文所概括的，庞德对法律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解说是在反对概念法学、反对机械司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突破强大传统的藩篱，庞德对效用和社会利益的强调多少有些“矫弯过正”的嫌疑，因此，他的这种理论并非是不可置疑的，比如说，庞德理论对于社会利益的强调很容易使人们想到问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呢？什么才是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这种理想状态真有可能达致吗？也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比如法律的性质真的不值得重视吗？对社会利益的强调会不会导致一种恶法的控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庞德的理论放到它所处的特定时空之文明中，并结合其理论的前提进行分析。而经由这种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许多对庞德理论的批评实是没有洞见到这一理论的严格限定，而是试图把这种理论放到与其限定不相符合的时空中进行检验，因此不能达致一种有效的批评。

实际上，庞德并未试图提供一种全涉的、可以获得普遍应用的理论，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研究作了严格的限定，即仅以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作为研究领域。庞德在本书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研究作为现代国家中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的法律；在这个方面，我们所遵循的乃是奥斯丁的思想，亦即把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视作是我们研究的领域并且把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之前的法律发展进程或当今较低层级的法律仅仅视作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真正论题的东西。”[8]在我看来，这一限定对于理解庞德的法律理论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与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之前的法律发展进程或较低层级的法律之间在存在形式和运作机制上存在着重大差别，更是因为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所置身于其间的社会包含了一整套维持此种法律的运作的整体架构，在这种架构中，对法律的性质问题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的性质问题就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现存的回答可以为法学家致力于法律功效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也使我们意识到庞德法律理论的限度之所在。这无疑是因为，以成熟的或发达的法律作为研究领域，决定了立基于这一前提之上的理论建构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说可能并不适合。因此，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法律视作社会控制的工具，把满足利益作为法律根本目的的观点，并不能够当然适用于不同的法律形态。对于那些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的各种前现代的或正处于转型和变革时期的法律体系来说，其所面临的根本任务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因而也就是庞德的理论所无法解释或适用的。正如法学家朱利斯·斯通所正确地指出的：“就主要论点而言，我们可以谦虚地认为，他（庞德）的回应只对那些以温和的变化步伐前进的社会有所助益。在本人看来，对于社会生活的‘变迁’或者‘倒退’阶段所提出的问题，它并没有真正地面对。”[9]更为重要的是，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效性预先假定了在一段时间内特定文明领域之内实际要求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同质性。在斯通看来，如果缺乏那种同质性，具体案件中的利益冲突据以得到调整的一组法律假定或者一种利益安排就无法形成。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转变和革命性剧变时期，旧的需求被不断销蚀，新的需求之间无法达成一致，也不完全成形，所有需求似乎只能在无法兼容的假定集合和利益安排里面得到表达。[10]

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斯通的这一洞见也是极为精到的。的确，在这样一个法律体系远未达到成熟与发达的状态，并且社会还处于不断的变动与重新整合之中的环境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如何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这些关于法律功效的问题，而应当是关于法律以及法律赖以为凭的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需要关注法律的功效，但是我认为在法律的功效和法律的性质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的和历史的先后问题，意图在法律性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打通法律功效与法律性质所各自依凭的哲学观可能是不现实的。[11]我同意有的学者的观点，即中国现在还处在一个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时代”，[12]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原有的权力结构与集团关系被日渐成形的资本统治社会完全打破，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13]这意味着，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还远未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社会也还缺乏必要的同质性，在这样的情景下，法律首先要关注的应当是民主、自由、公正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在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缺乏司法独立的状况下，孤立地谈论在最少摩擦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满足人之需要、保障利益和实施主张或欲求，非但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蜕变为一种以“社会”为名而进行的压迫，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庞德的理论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所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毋宁是他所提供的一种对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系的洞见。庞德从科勒的法律与文明的相对性理论中得到启发，他发现，法律之于一时一地之文明相对存在，在文明的无限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普遍恒存的法律。而如何获得一种能够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相契合的法律，则是法学家所应当关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科勒所指出的：“法学家必须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研究法律；法学家必须观察各种法律要素是如何在其各自的运作过程中证明自身的：她们的运作将会导致有用的结果还是会导致有害的结果、将会导致与文化相一致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与文化相反的结果，以及将会导致使价值据以得到公正评价的结果还是会导致使价值得不到公平评价的结果。”庞德正是充分发展了这种理念，以其所置身社会的特定时空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为基础，并对先前各法学派所持有的研究方法进行统合，深入地分析了法律的目的，达致了一种能够有效回答其所处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结论。当然，正如上文所说，他的理论并非完美，但是，“对于像这部书这样的作品，重要的不是能否以及如何改进它，而是作者自己的哪些主要观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有助于我们应对我们当下时代的法律任务。”[14]在我看来，我们应当通过对庞德关于法律与特定时空之文明的关系的洞见及其将这种洞见运用于法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上的创新的借鉴，努力发展一种能够有效地解释并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要关心法律的功效问题，也必须回答关于法律的性质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法律的目的”在这个特定语境中的所应当完成的任务。正如庞德援引詹姆斯的话说：“历史进程实际上只是一部有关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努力发现范围更为广泛的秩序的历史。发明某种既能够实现你自己的理想但同时也能够满足其他人的要求的方式，实是达致治安或和平的不二法门。”[15]

注释:

[1][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2][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3][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02页。

[4][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页。

[5][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6][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7]吴经熊：“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哲学”，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8][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9][澳]朱利斯•斯通：“罗斯科•庞德的黄金时代”，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10][澳]朱利斯•斯通：“罗斯科•庞德的黄金时代”，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11]关于打通法律功效与法律性质所各自依凭的哲学观的论述，请参见邓正来：“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神”，载翟志勇主编《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生平、著述及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12]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参见卢周来：“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载《洪范评论》第一卷第一辑。

篇13

摘要：本文以罗斯科・庞德教授1923年 “法律与道德”系列讲座为基础，试从历史的、分析的和哲学的三个视角展开，通过分析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分析法学流派甚至哲学界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论争，尝试解读庞德教授自己独到观点和法学思想。

关键词：法律与道德；历史法学；分析实证法学；法哲学

耶林在其《罗马法的精神》中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比作“法学中的好望角”，在《自然法》中更是认为，“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从探讨法律的性质、法律的渊源到法律的运行、法律的效力等等问题，无不牵涉到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解答，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广泛的波及面，西方法学思想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法学家们绞尽脑汁、争论不休，可见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长久以来，的确是困扰法学界和法学家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难题。

庞德教授在其讲座中虽然没有明确给出自己关于法律与道德边界的厘定，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有批判地研究昨日的法学思想，才能把握那些材料及其潜在价值，以及那些工具的潜在价值”，以期“为充分探讨当前的理论作一必要的先导”。

一、历史的视角

庞德从历史角度将法律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前后相续却不甚清晰的阶段，即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以及成熟法阶段。在原始法阶段，习惯，公共习俗，宗教等和法律还没有分化；而严格法阶段，突出的努力体现在人们热衷于把习惯法典化；进入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道德被注入到法律之中，并且法律的重构要有意识地依据道德规范；而在成熟法阶段，人们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处理出现了一种比较明确的做法，即把道德问题归结于立法者，而法律尤其是法律适用则被归结为属于法官的事项。

庞德认为，在法律最初被颁布的阶段，社会控制的各种方式（宗教习惯、族群习俗、传统道德理念及法律秩序）在使用中是不作辨别的。“那些成文法规最初是自发制定的，那时被认为不过是对习惯进行了；之后，它们被有意识的予以制定，但仍假托是在宣示习惯；最后，它们作为新规则被自觉地予以制定。”这之后，“在法律逐渐取代宗教和道德的过程中，后者长期保持了信仰赋予它们的形式。因此可以说，法律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分道扬镳了。”并且，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时代变迁而时远时近，这种距离依赖于司法实践（比如衡平法）、法理学说、认识观念等等，并无一个恒定状态。

就历史角度而言，在严格法阶段，法律并不太注重道德问题，而进入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人们开始把法律与道德等而视之，而成熟法阶段则又出现了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处理要求。分析法学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一项权利未必就必须取得伦理意义上的正当，庞德称之为“除了追求与形式和规范的一致性或缺乏一致性之外，法律对其他事物一概不闻不问”。

另外，我们必须重视一个庞德屡次加以区分的概念，即“道德”与“习俗”。历史法学认为，最初由宗教习惯所衍生出的习俗自生自长，并非为了治理而创制。其效力基础就在于长期被使用。“历史取代伦理成为普遍原理的解释依据”。而道德则不同，道德的效力来自于对其价值基础的普遍认同。习俗和道德的区别就在于受其约束的原因究竟是“认可”还是“惯性”，是否探寻“基于何种原因而服从”。其实笔者认为，二者不过是一张脸的两个侧面。习俗中所被长期使用的，也就是一些道德中的准则和规范。二者关系类似形式与实质。

二、分析的视角

分析法学家认为法律是自足的。在他们看来，法律就是一个逻辑上一致并且相互支持的封闭体系。于是他们宣称法律与道德是截然不同而且毫不相干的。庞德与之达成共识的是，法律与道德发生关系的四大领域为：司法立法、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适用及司法自由裁量。

在司法立法领域，分析法学认为法律属于法院而道德归属于立法，二者能够楚河汉界，而庞德认为法官不可能如机械一般仅在事实层面去适用立法成果。但分析法学合理的地方在于，立法乃为未来设定规则，完全可依据自身理智并沿着自认为最好的方向走，而法官则应在法律体系或法律认可的程序之中发现它们。换言之，道德在立法和司法上的作用域有大有小，而并不是一有一无。

在法律解释领域，分析法学认为法学是完备无缺的，“法官只须在事实认定上机械适用”，因此无所谓解释之存在。而现实自然为我们展示的是解释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庞德认为，解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立法，法官解释法律的最终标准在于“内在价值”，而其往往在于内在的伦理价值。其他两个领域，法律与道德也都有所联系，兹不赘述。

谈及区别，庞德和分析法学主要论及主旨及适用。“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标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节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在外部道德和内部道德之间，法律只涉及前者。”至于适用过程，道德是个别、相对适用，而法律则普遍、绝对、平等适用。通俗来讲，前者对人，后者对世。

三、哲学的视角

庞德认为在法律发展至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的时候，“藉由探究社会控制的理想维度和不朽理念”产生了哲理法学。这一阶段，法律与道德被人们等而视之地对待。哲理法学认为，法律律令不过是对道德的某种宣示或表达，而某项审判规则如果背离了相应的道德规范，那么它也就失去了作为法律的品格。作为哲理法学在19世纪的代表，形而上学法理学认为，道德律令与法律律令都是从一种有关正当或正义的根本观念中推论出来的。但是与分析法学一样，哲理法学也采取了一种界分的方式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对二者进行了一个对立统一的描述――法律与道德乃是社会控制的力量。

庞德指出经历2400年哲学与法学探索后，我们仍在原地踏步：对分析法学家而言，法律是制定法；对历史法学家，法律是习俗；对哲理法学家，法律是自然法。庞德认为，不能也不应为每门社会科学划出精确的边界线。

当思考何为一个看待法律与道德正确的思路之时，笔者认为以下几句对于我们理解法律与道德关系和探究庞德价值倾向是能够有所帮助的：“法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核心部分是完全不同的，但其边缘部分却是相互重叠的。”我们曾经一直坚持要予以划定的分析性界限也许并不需要，除非是仅仅为了考察各自的核心部分，而不“准备接受各个学科之间持续而深入的相互渗透”。我们不再将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相分离，而是为了让法律与它们保持一致、通力合作，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满足最大程度的人类需要。

四、结语

庞德也许并没有为我们标出驶向“法学好望角”的安全航线，但在笔者看来，庞德平和的梳理与看似简单的评判中，实际还是暗含了他自己的某些偏好的，“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的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并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