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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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宽松与和谐，提高智障学生的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是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智障学生的交往能力，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亲子交往，智障学生多是任性、固执、孤僻的性格，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也不敢和他人说话，为了帮助学生打开心扉，多与他人亲近，教师可以选择从学生的家庭入手，即举办校内的亲子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学校组织的春游等活动，加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感情联系，让智障学生在家长的感召和引领下更加主动地去接触社会，认识大自然。二是师生交往，对于智障学生，教师要给予比普通学生更多的关爱与帮助，要积极与这些智障学生建立平等的、合作的交往关系，争取成为学生喜爱和信任的朋友。教师一定要采取朋友式的沟通方式，让学生处于放松、愉悦的沟通氛围之中。三是同伴交往，由于受到环境限制、生理缺陷、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智障学生的人际交往比较困难，主要以体态语和短语为信息通道。长时间困难的人际交往会打击学生的交往欲望，甚至产生恐惧心理，因此，教师要多鼓励智障学生与同伴交往，可以为他们组织一些简单的集体游戏以创造更多的交往机会，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

二、尊重与关爱，克服智障学生的自卑心理

智障学生的自卑心理是影响学生提高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想克服学生的自卑心理，首先要充分保护学生的自尊，智障学生的自尊是非常强烈的，也是非常容易损害的，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教师要尽可能地保护学生的自尊，在尊重学生人格的基础上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法。另外，要对学生给予充分的关爱，要教育智障学生克服消极的自我暗示，用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足，要在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鼓励，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爱护和信任，从而使学生在思想上萌生上进的信心。

三、在现实生活中学习锻炼

我们的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使智障学生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与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

生活适应是以提高智障学生的生活能力为目的，以智障学生当前及未来生活中各种生活常识、技能经验为课程的内容。所以，根据生活适应课的这些教育目标，要让智障学生真正参与到生活化的教学活动中以及生活实际当中。以智障学生的实践操作为主，教师的讲解为辅，同时和家长进行沟通，家长在生活中要多让智障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自身问题的解决上要多让孩子自己动手。

篇2

国家的治理必须是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才能够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社会治理包括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两种方式。社会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社会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社会管理是国家公权力部门，即政府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它所管理的内容很广泛，是强制性和服务性的统一。社会自治是指各种社会自组织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自主管理，这种治理方式其管理的内容没有社会管理广泛，管理的主体也不是政府，而是非政府组织，它体现的是一种志愿性和自主性，而不是强制性。要想实现国家的良政善治，必须把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方式结合在一起，而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两者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体，如果忽视了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就失去了重要保障，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秩序都无法保证，很难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如果忽视了社会自治，公民的利益就无法表达，公民的权利就无法维护，社会就没有发展的活力，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会造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社会自治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自治的发展。社会自治是国家实现“善治”的基石，国家的良政善治需要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一个自治的社会空间，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合作，需要中央和地方的互动。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一般有两个方面，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政府需要提升自己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公民也需要增强自我管理的水平，当着两条通道都能够畅通时，国家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国家逐渐追求民主化的发展道路，社会自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自治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自治能够最直接地体现“在民”，使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切实的保障。国家的民主制度需要一个发展良好的社会自治空间的支撑，民主制度的实现要靠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这些都必须通过社会自治的发展才能够变成现实。社会自治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不仅仅是意味着有多么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关键的是意味着宪法法律至上，“法律就是国王”。[1]公民的素质、公民的自治能力以及公民的参与热情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自治的发展，可以形成社会自治的良好氛围，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公民的参政热情和自治能力都很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自治在充分增强自身自治力量的同时，也使政府从一些不适合、不必要的地方退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了其治理绩效，避免了政府失灵。

我们首先应该从观念上高度重视社会自治的发展。社会自治能够有效地实现民主政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过去做的不好而未来迫切需要的事情，社会自治就是这样的事情。公民是社会自治的主体，社会自治最终都是通过公民去实现和完成的，因此，提高社会的自主管理能力，本质上是提高公民的自治能力。这种自治能力和意识不是公民与生俱来的，必须要经过教育、引导、实践，在公民自主参与、自我管理的基础上慢慢形成、提高，公民的参与热情和自治能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自治水平。国家在社会自治的初期发展阶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应该不断思考，如何才能使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提升，如何使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提高，如何扩大公民的自主参与渠道，如何使公民的自治能力得以发挥，政府需要为社会自治的充分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为公民自治能力的提高提供各种途径。莱斯特·萨拉蒙说，“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也来自于上面，来自官方政府的政策领域。”[2]因此，社会自治的发展，需要政府鼓励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并为各种社会自治组织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社会自治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首先公民在社会自治的过程中应该有法可依，所以需要制定各种有关社会自治的法律法规，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能够保障社会自治的有序发展。与属于政治领域的地方自治和城乡自治相比，社会领域的社区自治、行业自治和社会组织自治所需要的法律法规严重不足，所以在以后的社会自治的发展进程中，必须重视社会自治的立法工作。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的保障，社会自治就会流于形式，国家公权力就不会被约束，政府在引导社会自治的过程中很容易侵犯社会的各项权利以及公民的利益，从而使社会自治的发展难以为继。国家的治理必须是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才能够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C].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1.

篇3

“政府如何干预教育才是有效的”是上世纪中期以来公共教育变革的主流话题

“治理”（governance）始于20世纪90年代，借助于1989年世界银行运用“治理危机”形容非洲状况的报告，迅速进入公共事务领地，并在英美等国以及世界学术论坛中逐渐取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与“统治”，成为目前公共事务研究领域的通用术语。对于治理的内涵，最具权威性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具备四个特征：（1）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3）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4）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① 国内学者俞可平指出，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伴随着“公共治理”在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兴起，这一理念也逐渐进入教育研究领域。作为治理理念的延伸，可以说，教育公共治理是一种协调教育各相关主体的权力运作方式，强调按照相应的权责比例共同达成对教育政策或教育制度的社会性回归，其目的是充分体现各主体的教育利益诉求，有效实现公共教育利益。② 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20世纪中期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干预公共教育，试图通过国家强制性权力在公共教育领域实现国家利益。但随着福利国家的不堪重负，政府失灵的表现愈加明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竞争与效率导向的市场思潮影响下，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垄断公共教育的不满和反思也出现在教育公共治理之中。“政府如何干预教育才是有效的”成为上世纪中期以来公共教育变革的主流话题。以市场化、私有化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概念下的教育体制改革，倡导教育领域需要凸显竞争与效率，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介入公共教育领域。但在政府逐渐“淡出”、提高市场活力的同时，却有可能忽略政府应有的责任，导致公共政策的缺位；在提高效率和效益的同时，却有可能产生忽视公平的问题。在这一困境中，治理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范式。教育公共治理成为现代教育变革的重要特征，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在我国，关于教育公共治理现成的直接论述极少，但学者们均认同教育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公共性，即：教育公共治理机构是一种公共性组织，这是相对于私人组织而言的；它并不是仅由政府机构和公立学校组成，还应包括非营利性组织和自愿组织；教育公共治理活动是家长、学生、教师等或各种非营利性机构广泛参与、共同作用的公共空间；它应体现公共价值，确保学生和家庭平等地获得最基本的教育服务，确保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民主价值得到培养；它应该体现公共利益，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个组织谋利益，鉴于这种目的所采取一些政府管制措施是必要的。③ 同时，理论界还指出了教育公共治理的显像特征，即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权力多中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组织网络化、治理机制弹性化。

教育公共治理的概念框架

通过梳理，笔者发现教育公共治理的实践内涵可归纳为价值、制度、工具等三个基本层次，涉及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能力等五个主要维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分析框架如上图所示。

第一层治理理念，是治理的核心价值与目标；第二层包括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是治理的宏观层面；第三层包括治理工具和治理能力，是治理的微观层面。其中，治理理念是教育公共治理的价值前提；治理结构是政府实现教育公共治理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制度基础；治理工具是将治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操作性方案；治理能力则提供了主体治理空间的可能性。这五个要素在教育公共治理概念框架中成为有机统一的逻辑整体。

（一）治理理念决定着教育公共治理宏观结构和微观工具的性质及特征

如何理解地方教育公共治理的方式及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价值理念和目标，即政府是追求效率还是公平的价值导向或战略目标，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标准，是选择政府机制还是市场机制等。如何把握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度”一直是教育领域决策的基本问题，选择公平优先，必然要加强政府的作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如果更强调效率，强调市场的作用，必然是强调差异化办学。

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公共教育均等化或称为教育均衡，但教育均等化并不意味着选择“削峰填谷”的策略，而是走“低谷隆起”之路。④ 从实践上看，“低谷隆起”就要优先发展薄弱地区和学校。因此，一些地方的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就是通过“委托管理”的方式提高公办薄弱学校的办学水平，促进教育均衡。2005年6月，浦东新区政府与民办教育管理机构――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签订协议，委托其管理一所公办薄弱学校。该学校的公办体制保持不变，具体包括：公办学校的产权隶属关系不变；政府拨款的责任不变；教师的编制不变；公办学校的收费方式和标准不变。新区政府每年支付给管理中心管理费，即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中心入主该校后，从委派校长、输入教育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到培训教师、组织教学等全部实行自主管理。最终学校办得好不好，由专业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截至2011年6月，浦东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关教育类社会组织签约并实施的委托管理项目达到49个。应该说，上海浦东选择这种方式，与他们的治理理念息息相关。

（二）治理主体形成的治理结构及其权力配置决定了教育公共治理的效率

1.治理主体

传统教育行政体制下，教育管理主体是政府主管部门，学校成为政府能力的延伸，统一于政府的指令规划之内，教育被严格定位为只能由国家控制的公共事务。

而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意味着教育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面对当前中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实际困境，政府的教育决策活动应从“受益人缺席”状态转变为允许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活动，使教育政策能够体现最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⑤ 学者李涛认为，教育治理的主体转型应该由单纯“政府――公立学校”模式转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存。其中公立学校的发展价值是公平和均衡取向，而私立学校的发展价值是优质和特色取向，从而确保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教育需求。“第三部门”应重点凸显新闻媒体、教育学会、公共知识分子等多元社会部门、群体对于教育的监督、调研与批判建议功能，并有效建构国家公共教育治理协会作为治理中介，有效平衡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教育治理关系。另外，教师、家长、学生作为教育系统的传统核心元素，其重要的治理主体作用也应该得以彰显。

一言蔽之，教育公共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人参与到教育公共政策、规划、制度、方案等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教育公共事业的预控、设计、实施、监督与评估中，并在多层结构性事务平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分野，而是职能与分工的分化，是主体性的共同参与，⑥从而由传统的“政府本位”的单向管理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在平等基础上的信任合作与互动共治。

分析上海浦东新区“委托管理”，涉及的主体至少有四类，一是政府，二是受委托管理学校的受托机构教育中介组织，三是托管学校，四是评估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管、办、评的分离，并规定了教育三大“主体”（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基本职责与关系，即：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提供专业服务。

2.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可以理解为制度性的安排，指的是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学校乃至个人之间的权责配置及其相互关系。在行政管理模式下，教育采用刚性和固定的单中心运作方式，以“控制”作为其唯一价值选择，追求政府单向度即定规则的统一、普遍和模式化，政府作为教育系统单中心体系中唯一的权威主体，在教育空间中处处凸显等级化和官僚化色彩。

而在教育公共治理体系中，各主体之间，尤其是政府同其他主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他们通过对话、协商、互助等方式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最终达成公共利益。其中，政府在教育公共治理与服务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居于核心地位，其他治理主体需要接受政府的合理规制与监督。在权力配置方面，以权责比例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是教育公共治理探索的重要内核，政府与社会、市场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具体如何配置，各主体之间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是其中的关键性问题。

在浦东新区的案例中，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形成了怎样的治理网络？笔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多个主体间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委托管理后，治理主体间的网络密度高于委托管理前，治理主体间的联系和资源流动增多，并形成了“小团体”，治理网络初步形成；政府在网络关系中的中心度有所降低，但仍处于中心位置；社会中介机构的中心度提高，逐渐成为这一治理网络关系中的重要力量，但其独立性和专业性有待提高。

从权力关系配置来看，研究发现：参与委托管理的社会力量比较单一，主要来自学校和教育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独立性不强，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需求为辅，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一方面，存在“受托机构学校化”问题。如成功教育管理中心、竹园教育管理中心分别与闸北八中、竹园中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通过政府评估、审批成立教育中介机构。截至2011年6月，新区培育16个中介机构，其中8个由公办优质学校催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受托机构独立性、专业化仍待加强。另一方面，存在“评估机构政府化”问题。评估机构由政府培育发展，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如市教委评估院（市级）与浦发评估中心、东方教育评估事务所（区级）有一定的行政层级关系。最后，中介机构专业性存在提升空间。由于各学校实际情况不同，对中介机构和托管学校的评估很难确定统一标准。实践中，评估机构主要的评估依据是受托机构的办学方案，即初期评估方案是否合理，后期评估方案的实施状况，通过对师生家长问卷、访谈、听课、听取托管机构自评报告等形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相对都很积极。由于难以制定统一、客观的标准，评估机构主观性较强，因此评估信度存在一定问题。

（三）治理效果受治理工具和主体治理能力的制约

1.治理工具

治理工具属于操作层面，指的是治理主体为实现治理目标而采取的行动策略或方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和管理工具的选择，即通过区域事业规划、教育资源配置、公共财政投入、教育政策设计、教育质量监控等推动地区教育发展；二是社会组织对公办教育提供特色化补充，对薄弱学校输出高品质管理指导与咨询，并提供专业性监督评价服务。三是学校通过内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发挥在教职工聘任、学校课程开发、教育教学指挥、自主评价等方面自组织与自我优化的功能。⑦

2.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主要指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与功能。在教育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应承担主要的治理责任，这是因为：（1）政府享有统治的合法性，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2）政府能够调动所需的专业人力资源，能控制办公资源和信息资源。（3）在治理网络的形成中，政府往往是领头者。（4）政府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所以，要建立教育公共治理体系，重要的是政府自身应有较高的现代治理能力。随着改革深化，教育纠纷越来越频繁，政府如何才能应对突发危机或复杂的社会问题？现代的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治理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赋予公共机构在发生紧急情况、遇到复杂问题时，根据法律的精神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及时做出制度性安排的权力。⑧ 教育公共治理同样要求完善相应法律体系，并建立能够保证政府维护教育公益性与发展的机制。

同时，在私人部门、公立学校、民办学校、非政府其他组织无力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公共教育服务领域方面，例如提供教育法制、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举办各类学校、实施教育投资等方面，政府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都对政府的现代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除政府外，其他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也影响着治理效果。像浦东区的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被委托管理学校的自主发展和中介机构发展困难，即这两类治理主体本身不具备优良的治理能力，从而导致这两类主体对政府过度依赖，并进而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公共治理”理念如何更好地本土化

教育公共治理是典型的西方语境概念，它的建构基础是“公民社会”，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比较迟缓，迄今也只能算是初期阶段或者叫民间社会更为合适。因此，尽管治理理论的引介和我国政府努力在公共教育领域实现职能转变，但教育公共治理在我国仍面临很多问题。以上海浦东的教育委托管理模式为例，就面临许多争议和待解难题：一是教育经费问题。政府支付给教育管理机构的费用，增加了教育成本，并且经费使用问题难以有效监督。二是中介机构问题。有学者就质疑：何来专业管理机构？如何遴选合格的中介机构？何来真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如何规范招投标机制？我国的中介机构发展不成熟，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都不高，难以承担教育发展重任。三是薄弱学校自身发展问题。认为学校本身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强行移植文化，可能“水土不服”；委托机构与学校之间需要长时间磨合，在权力、机制、发展思路上很容易有冲突，可能会造成薄弱学校管理的混乱和不适应等。

那么，“公共治理”理念如何更好地本土化，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政府需要进一步促进治理主体之间合作、信任关系的建立。如政府进一步巩固受托机构、托管学校之间的关系；促进成熟的受托机构发展，发挥其在托管多个学校中的关键结点作用等。2.建立治理网络主体交流平台，加强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可以尝试建立公共治理合作中心，定期召开经验交流会，搭建相互沟通与学习的平台，增进治理主体间的理解与合作。3.建立、维护和变更治理网络之间的关系，促进网络完善。建立治理关系时，政府需充分考虑目前已有的网络联系，在已有网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网络联系，不仅有利于各主体之间关系融合，而且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已有网络。在实践中，长时间固定的委托管理关系确立后，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小团体”，必要时政府需要变更网络关系，促进网络健康发展。4.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会力量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但目前承担“办”与“评”的相关主体独立性都不够高，需要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推动这些治理主体不断走向成熟。如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相结合的教育决策机制，建立重大教育决策审议、听证制度，提高教育决策回应公众和社会需求的能力；培育面向学校需求的社会化教育资源和服务市场，通过签订契约、购买服务等形式，丰富教育公共物品的样式，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形成多元的教育服务格局。

（参考文献略）

注释：

① 全球治理委员，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② 李涛，教育公共治理若干问题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9，（8）

③ 潘希武，教育治理的公共性是否衰退〔J〕.外国教育研究，2006，（7）

④ 朱家存，走向均衡―――大中城市加强薄弱初中的政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2002，（11）

⑤ 刘复兴，审视教育政策选择的新视野〔N〕.中国教育报，2003-8-30

⑥ 李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教育公共治理――法理国家视阈中的政治哲学诠释与批判〔J〕，《教育学术月刊》2010.3

篇4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篇5

[DOI]10.13939/ki.zgsc.2015.15.165

1 问题的提出

团队合作就是竞争力。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更加强调团队精神，建立群体共识，以达到更高的工作效率。团队的组成不是一个人，除了要依靠卓越的领导者，每个成员都是使团队不断融合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现今，学生即将跨入社会，将面临很多问题，而如何尽快地融入一个集体，如何与他人很好地合作，是每位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基于以上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包括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创新创业等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教学，针对教师给定的研究专题，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类似的科学研究，这是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它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为目标，以探究学习为核心，以任务为驱动、以团队为组织，以专题为内容，体现指导与自主、规定与开放、统一与多样、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有机结合的教育指导思想。

2 应用的情况

（1）通过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出：团队合作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对于原本就枯燥的理论产生学习的兴趣。在目前的教学中，运用这一成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技能和学习方法。

（2）通过团队合作的方法大大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其管理能力和策略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规划能力。

（3）通过团队合作的研究性学习，学生认为获取知识的能力，如自学能力、信息搜索与归纳能力有显著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如解决问题的能力、PPT制作等计算机运用能力大大加强，共享知识能力、发现知识的能力、传播知识的能力、管理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4）思想政治理论课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绝大多数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教师持满意或较满意的态度，同学们对研究性学习持欢迎或较欢迎的态度。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定为最喜欢的课，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任课教师定为最喜欢的教师。

就像有的学生这样说道： “参加团队活动，感悟很多。让我找回了学习中被时间磨蚀掉却非常珍贵的东西：意志、激情与活力。这使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坚强的，每个人在平时学习和生活中都有潜在的能力未曾发挥出来，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3 存在的问题

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一只蚂蚁来搬米，搬来搬去搬不起，两只蚂蚁来搬米，身体晃来又晃去，三只蚂蚁来搬米，轻轻抬着进洞里。”上面这两种说法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三个和尚”是一个团体，可是他们没水喝是因为互相推诿、不讲协作；“三只蚂蚁来搬米”之所以能“轻轻抬着进洞里”，正是团结合作的结果。

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合作不成功的案例。原因很简单，就是队员之间互相推诿，谁也不配合，最终导致任务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而这个团队的全体队员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团队之间合作的必要性。还有的团队的队员在整个任务的协作中意见分歧很大，也最终导致没有很好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4 模式下的思考

面对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技术及管理的日益复杂，个人的力量和智慧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天才个人，也需要他人的帮衬，唯其如此才能造就事业的辉煌。同样，很多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其根源不在于员工个人能力的卓越，而在于其员工整体“团队合力”的强大，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种弥漫于企业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

一个优秀的员工总是具有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团队成员间相互依存、同舟共济，互敬互重、礼貌谦逊；彼此宽容、尊重个性的差异；彼此间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待人真诚、遵守承诺；相互帮助、互相关怀，大家彼此共同提高；利益和成就共享、责任共担。

团队合作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团队合作能力比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对于现今的高职学生，该如何培养和形成团队合作能力？

4.1 个人努力――团队合作能力形成的内因

赢得他人信任是团队合作的前提，这种信任应做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对个人品质的信任，而且包含对专业能力的信任。

团队成员应具备豁达的胸襟，充分信任他人，认可他人的个人品质及专业素养。或许你认为他人在某些方面不如你，但你更应该看到他人的强项和优点，并对他人寄予希望。每个人都有被别人重视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知识型员工更是如此。有时一句小小的鼓励和赞许就可以使他释放出无限的工作热情。

4.2 高情商――团队合作能力形成的外因

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戈尔提出了“情商”（EQ）的概念，认为“情商”是个体的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关键的品质因素。而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窦胜功教授在《智商与情商》中引进了“团队情商”的概念，认为在高情商的企业里，可以将员工的不满化为建设性的批评，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形成高效率的合作网。

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企业欲在激烈的竞争中谋一席之地，必然要求全体员工具备团队合作能力，从而发挥团队精神，以形成强大的团队合力。对于企业来说，应不断完善沟通机制和应变机制，从而形成高情商团队，引导员工形成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而作为员工，应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不断学习思考，不断完善自我，以形成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

因此，将团队合作的模式引进课堂，目的就是要学生们在团队中能挥洒个性、表现特长，保证团队共同完成任务目标，充分锻炼了学生们的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这一举动深受学生们的好评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