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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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宽松与和谐，提高智障学生的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是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智障学生的交往能力，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亲子交往，智障学生多是任性、固执、孤僻的性格，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也不敢和他人说话，为了帮助学生打开心扉，多与他人亲近，教师可以选择从学生的家庭入手，即举办校内的亲子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学校组织的春游等活动，加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感情联系，让智障学生在家长的感召和引领下更加主动地去接触社会，认识大自然。二是师生交往，对于智障学生，教师要给予比普通学生更多的关爱与帮助，要积极与这些智障学生建立平等的、合作的交往关系，争取成为学生喜爱和信任的朋友。教师一定要采取朋友式的沟通方式，让学生处于放松、愉悦的沟通氛围之中。三是同伴交往，由于受到环境限制、生理缺陷、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智障学生的人际交往比较困难，主要以体态语和短语为信息通道。长时间困难的人际交往会打击学生的交往欲望，甚至产生恐惧心理，因此，教师要多鼓励智障学生与同伴交往，可以为他们组织一些简单的集体游戏以创造更多的交往机会，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

二、尊重与关爱，克服智障学生的自卑心理

智障学生的自卑心理是影响学生提高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想克服学生的自卑心理，首先要充分保护学生的自尊，智障学生的自尊是非常强烈的，也是非常容易损害的，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教师要尽可能地保护学生的自尊，在尊重学生人格的基础上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法。另外，要对学生给予充分的关爱，要教育智障学生克服消极的自我暗示，用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足，要在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鼓励，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爱护和信任，从而使学生在思想上萌生上进的信心。

三、在现实生活中学习锻炼

我们的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使智障学生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与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

生活适应是以提高智障学生的生活能力为目的，以智障学生当前及未来生活中各种生活常识、技能经验为课程的内容。所以，根据生活适应课的这些教育目标，要让智障学生真正参与到生活化的教学活动中以及生活实际当中。以智障学生的实践操作为主，教师的讲解为辅，同时和家长进行沟通，家长在生活中要多让智障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自身问题的解决上要多让孩子自己动手。

篇2

国家的治理必须是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才能够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社会治理包括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两种方式。社会管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社会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社会管理是国家公权力部门，即政府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它所管理的内容很广泛，是强制性和服务性的统一。社会自治是指各种社会自组织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自主管理，这种治理方式其管理的内容没有社会管理广泛，管理的主体也不是政府，而是非政府组织，它体现的是一种志愿性和自主性，而不是强制性。要想实现国家的良政善治，必须把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方式结合在一起，而不能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两者是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体，如果忽视了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就失去了重要保障，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秩序都无法保证，很难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如果忽视了社会自治，公民的利益就无法表达，公民的权利就无法维护，社会就没有发展的活力，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会造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社会自治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自治的发展。社会自治是国家实现“善治”的基石，国家的良政善治需要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一个自治的社会空间，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合作，需要中央和地方的互动。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一般有两个方面，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政府需要提升自己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公民也需要增强自我管理的水平，当着两条通道都能够畅通时，国家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国家逐渐追求民主化的发展道路，社会自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自治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自治能够最直接地体现“在民”，使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切实的保障。国家的民主制度需要一个发展良好的社会自治空间的支撑，民主制度的实现要靠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这些都必须通过社会自治的发展才能够变成现实。社会自治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不仅仅是意味着有多么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关键的是意味着宪法法律至上，“法律就是国王”。[1]公民的素质、公民的自治能力以及公民的参与热情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自治的发展，可以形成社会自治的良好氛围，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公民的参政热情和自治能力都很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自治在充分增强自身自治力量的同时，也使政府从一些不适合、不必要的地方退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了其治理绩效，避免了政府失灵。

我们首先应该从观念上高度重视社会自治的发展。社会自治能够有效地实现民主政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过去做的不好而未来迫切需要的事情，社会自治就是这样的事情。公民是社会自治的主体，社会自治最终都是通过公民去实现和完成的，因此，提高社会的自主管理能力，本质上是提高公民的自治能力。这种自治能力和意识不是公民与生俱来的，必须要经过教育、引导、实践，在公民自主参与、自我管理的基础上慢慢形成、提高，公民的参与热情和自治能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自治水平。国家在社会自治的初期发展阶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应该不断思考，如何才能使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提升，如何使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提高，如何扩大公民的自主参与渠道，如何使公民的自治能力得以发挥，政府需要为社会自治的充分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为公民自治能力的提高提供各种途径。莱斯特·萨拉蒙说，“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也来自于上面，来自官方政府的政策领域。”[2]因此，社会自治的发展，需要政府鼓励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产生，并为各种社会自治组织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社会自治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首先公民在社会自治的过程中应该有法可依，所以需要制定各种有关社会自治的法律法规，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能够保障社会自治的有序发展。与属于政治领域的地方自治和城乡自治相比，社会领域的社区自治、行业自治和社会组织自治所需要的法律法规严重不足，所以在以后的社会自治的发展进程中，必须重视社会自治的立法工作。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的保障，社会自治就会流于形式，国家公权力就不会被约束，政府在引导社会自治的过程中很容易侵犯社会的各项权利以及公民的利益，从而使社会自治的发展难以为继。国家的治理必须是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才能够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C].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1.

篇3

“政府如何干预教育才是有效的”是上世纪中期以来公共教育变革的主流话题

“治理”（governance）始于20世纪90年代，借助于1989年世界银行运用“治理危机”形容非洲状况的报告，迅速进入公共事务领地，并在英美等国以及世界学术论坛中逐渐取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与“统治”，成为目前公共事务研究领域的通用术语。对于治理的内涵，最具权威性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具备四个特征：（1）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3）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4）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① 国内学者俞可平指出，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伴随着“公共治理”在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兴起，这一理念也逐渐进入教育研究领域。作为治理理念的延伸，可以说，教育公共治理是一种协调教育各相关主体的权力运作方式，强调按照相应的权责比例共同达成对教育政策或教育制度的社会性回归，其目的是充分体现各主体的教育利益诉求，有效实现公共教育利益。② 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20世纪中期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干预公共教育，试图通过国家强制性权力在公共教育领域实现国家利益。但随着福利国家的不堪重负，政府失灵的表现愈加明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竞争与效率导向的市场思潮影响下，世界范围内对国家垄断公共教育的不满和反思也出现在教育公共治理之中。“政府如何干预教育才是有效的”成为上世纪中期以来公共教育变革的主流话题。以市场化、私有化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概念下的教育体制改革，倡导教育领域需要凸显竞争与效率，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介入公共教育领域。但在政府逐渐“淡出”、提高市场活力的同时，却有可能忽略政府应有的责任，导致公共政策的缺位；在提高效率和效益的同时，却有可能产生忽视公平的问题。在这一困境中，治理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范式。教育公共治理成为现代教育变革的重要特征，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在我国，关于教育公共治理现成的直接论述极少，但学者们均认同教育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公共性，即：教育公共治理机构是一种公共性组织，这是相对于私人组织而言的；它并不是仅由政府机构和公立学校组成，还应包括非营利性组织和自愿组织；教育公共治理活动是家长、学生、教师等或各种非营利性机构广泛参与、共同作用的公共空间；它应体现公共价值，确保学生和家庭平等地获得最基本的教育服务，确保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民主价值得到培养；它应该体现公共利益，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个组织谋利益，鉴于这种目的所采取一些政府管制措施是必要的。③ 同时，理论界还指出了教育公共治理的显像特征，即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权力多中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组织网络化、治理机制弹性化。

教育公共治理的概念框架

通过梳理，笔者发现教育公共治理的实践内涵可归纳为价值、制度、工具等三个基本层次，涉及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能力等五个主要维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分析框架如上图所示。

第一层治理理念，是治理的核心价值与目标；第二层包括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是治理的宏观层面；第三层包括治理工具和治理能力，是治理的微观层面。其中，治理理念是教育公共治理的价值前提；治理结构是政府实现教育公共治理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制度基础；治理工具是将治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操作性方案；治理能力则提供了主体治理空间的可能性。这五个要素在教育公共治理概念框架中成为有机统一的逻辑整体。

（一）治理理念决定着教育公共治理宏观结构和微观工具的性质及特征

如何理解地方教育公共治理的方式及效果，取决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价值理念和目标，即政府是追求效率还是公平的价值导向或战略目标，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标准，是选择政府机制还是市场机制等。如何把握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度”一直是教育领域决策的基本问题，选择公平优先，必然要加强政府的作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如果更强调效率，强调市场的作用，必然是强调差异化办学。

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公共教育均等化或称为教育均衡，但教育均等化并不意味着选择“削峰填谷”的策略，而是走“低谷隆起”之路。④ 从实践上看，“低谷隆起”就要优先发展薄弱地区和学校。因此，一些地方的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就是通过“委托管理”的方式提高公办薄弱学校的办学水平，促进教育均衡。2005年6月，浦东新区政府与民办教育管理机构――上海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签订协议，委托其管理一所公办薄弱学校。该学校的公办体制保持不变，具体包括：公办学校的产权隶属关系不变；政府拨款的责任不变；教师的编制不变；公办学校的收费方式和标准不变。新区政府每年支付给管理中心管理费，即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中心入主该校后，从委派校长、输入教育理念、创新管理模式到培训教师、组织教学等全部实行自主管理。最终学校办得好不好，由专业的中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截至2011年6月，浦东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关教育类社会组织签约并实施的委托管理项目达到49个。应该说，上海浦东选择这种方式，与他们的治理理念息息相关。

（二）治理主体形成的治理结构及其权力配置决定了教育公共治理的效率

1.治理主体

传统教育行政体制下，教育管理主体是政府主管部门，学校成为政府能力的延伸，统一于政府的指令规划之内，教育被严格定位为只能由国家控制的公共事务。

而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意味着教育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面对当前中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实际困境，政府的教育决策活动应从“受益人缺席”状态转变为允许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活动，使教育政策能够体现最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⑤ 学者李涛认为，教育治理的主体转型应该由单纯“政府――公立学校”模式转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存。其中公立学校的发展价值是公平和均衡取向，而私立学校的发展价值是优质和特色取向，从而确保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教育需求。“第三部门”应重点凸显新闻媒体、教育学会、公共知识分子等多元社会部门、群体对于教育的监督、调研与批判建议功能，并有效建构国家公共教育治理协会作为治理中介，有效平衡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教育治理关系。另外，教师、家长、学生作为教育系统的传统核心元素，其重要的治理主体作用也应该得以彰显。

一言蔽之，教育公共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人参与到教育公共政策、规划、制度、方案等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教育公共事业的预控、设计、实施、监督与评估中，并在多层结构性事务平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分野，而是职能与分工的分化，是主体性的共同参与，⑥从而由传统的“政府本位”的单向管理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在平等基础上的信任合作与互动共治。

分析上海浦东新区“委托管理”，涉及的主体至少有四类，一是政府，二是受委托管理学校的受托机构教育中介组织，三是托管学校，四是评估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管、办、评的分离，并规定了教育三大“主体”（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基本职责与关系，即：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提供专业服务。

2.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可以理解为制度性的安排，指的是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学校乃至个人之间的权责配置及其相互关系。在行政管理模式下，教育采用刚性和固定的单中心运作方式，以“控制”作为其唯一价值选择，追求政府单向度即定规则的统一、普遍和模式化，政府作为教育系统单中心体系中唯一的权威主体，在教育空间中处处凸显等级化和官僚化色彩。

而在教育公共治理体系中，各主体之间，尤其是政府同其他主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他们通过对话、协商、互助等方式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最终达成公共利益。其中，政府在教育公共治理与服务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居于核心地位，其他治理主体需要接受政府的合理规制与监督。在权力配置方面，以权责比例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是教育公共治理探索的重要内核，政府与社会、市场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具体如何配置，各主体之间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是其中的关键性问题。

在浦东新区的案例中，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形成了怎样的治理网络？笔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多个主体间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委托管理后，治理主体间的网络密度高于委托管理前，治理主体间的联系和资源流动增多，并形成了“小团体”，治理网络初步形成；政府在网络关系中的中心度有所降低，但仍处于中心位置；社会中介机构的中心度提高，逐渐成为这一治理网络关系中的重要力量，但其独立性和专业性有待提高。

从权力关系配置来看，研究发现：参与委托管理的社会力量比较单一，主要来自学校和教育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独立性不强，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需求为辅，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一方面，存在“受托机构学校化”问题。如成功教育管理中心、竹园教育管理中心分别与闸北八中、竹园中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通过政府评估、审批成立教育中介机构。截至2011年6月，新区培育16个中介机构，其中8个由公办优质学校催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受托机构独立性、专业化仍待加强。另一方面，存在“评估机构政府化”问题。评估机构由政府培育发展，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如市教委评估院（市级）与浦发评估中心、东方教育评估事务所（区级）有一定的行政层级关系。最后，中介机构专业性存在提升空间。由于各学校实际情况不同，对中介机构和托管学校的评估很难确定统一标准。实践中，评估机构主要的评估依据是受托机构的办学方案，即初期评估方案是否合理，后期评估方案的实施状况，通过对师生家长问卷、访谈、听课、听取托管机构自评报告等形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相对都很积极。由于难以制定统一、客观的标准，评估机构主观性较强，因此评估信度存在一定问题。

（三）治理效果受治理工具和主体治理能力的制约

1.治理工具

治理工具属于操作层面，指的是治理主体为实现治理目标而采取的行动策略或方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和管理工具的选择，即通过区域事业规划、教育资源配置、公共财政投入、教育政策设计、教育质量监控等推动地区教育发展；二是社会组织对公办教育提供特色化补充，对薄弱学校输出高品质管理指导与咨询，并提供专业性监督评价服务。三是学校通过内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发挥在教职工聘任、学校课程开发、教育教学指挥、自主评价等方面自组织与自我优化的功能。⑦

2.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主要指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与功能。在教育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应承担主要的治理责任，这是因为：（1）政府享有统治的合法性，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2）政府能够调动所需的专业人力资源，能控制办公资源和信息资源。（3）在治理网络的形成中，政府往往是领头者。（4）政府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所以，要建立教育公共治理体系，重要的是政府自身应有较高的现代治理能力。随着改革深化，教育纠纷越来越频繁，政府如何才能应对突发危机或复杂的社会问题？现代的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治理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赋予公共机构在发生紧急情况、遇到复杂问题时，根据法律的精神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及时做出制度性安排的权力。⑧ 教育公共治理同样要求完善相应法律体系，并建立能够保证政府维护教育公益性与发展的机制。

同时，在私人部门、公立学校、民办学校、非政府其他组织无力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公共教育服务领域方面，例如提供教育法制、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举办各类学校、实施教育投资等方面，政府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都对政府的现代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除政府外，其他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也影响着治理效果。像浦东区的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被委托管理学校的自主发展和中介机构发展困难，即这两类治理主体本身不具备优良的治理能力，从而导致这两类主体对政府过度依赖，并进而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公共治理”理念如何更好地本土化

教育公共治理是典型的西方语境概念，它的建构基础是“公民社会”，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比较迟缓，迄今也只能算是初期阶段或者叫民间社会更为合适。因此，尽管治理理论的引介和我国政府努力在公共教育领域实现职能转变，但教育公共治理在我国仍面临很多问题。以上海浦东的教育委托管理模式为例，就面临许多争议和待解难题：一是教育经费问题。政府支付给教育管理机构的费用，增加了教育成本，并且经费使用问题难以有效监督。二是中介机构问题。有学者就质疑：何来专业管理机构？如何遴选合格的中介机构？何来真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如何规范招投标机制？我国的中介机构发展不成熟，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都不高，难以承担教育发展重任。三是薄弱学校自身发展问题。认为学校本身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强行移植文化，可能“水土不服”；委托机构与学校之间需要长时间磨合，在权力、机制、发展思路上很容易有冲突，可能会造成薄弱学校管理的混乱和不适应等。

那么，“公共治理”理念如何更好地本土化，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政府需要进一步促进治理主体之间合作、信任关系的建立。如政府进一步巩固受托机构、托管学校之间的关系；促进成熟的受托机构发展，发挥其在托管多个学校中的关键结点作用等。2.建立治理网络主体交流平台，加强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可以尝试建立公共治理合作中心，定期召开经验交流会，搭建相互沟通与学习的平台，增进治理主体间的理解与合作。3.建立、维护和变更治理网络之间的关系，促进网络完善。建立治理关系时，政府需充分考虑目前已有的网络联系，在已有网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网络联系，不仅有利于各主体之间关系融合，而且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已有网络。在实践中，长时间固定的委托管理关系确立后，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小团体”，必要时政府需要变更网络关系，促进网络健康发展。4.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会力量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但目前承担“办”与“评”的相关主体独立性都不够高，需要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推动这些治理主体不断走向成熟。如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相结合的教育决策机制，建立重大教育决策审议、听证制度，提高教育决策回应公众和社会需求的能力；培育面向学校需求的社会化教育资源和服务市场，通过签订契约、购买服务等形式，丰富教育公共物品的样式，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形成多元的教育服务格局。

（参考文献略）

注释：

① 全球治理委员，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② 李涛，教育公共治理若干问题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9，（8）

③ 潘希武，教育治理的公共性是否衰退〔J〕.外国教育研究，2006，（7）

④ 朱家存，走向均衡―――大中城市加强薄弱初中的政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度博士学位论文2002，（11）

⑤ 刘复兴，审视教育政策选择的新视野〔N〕.中国教育报，2003-8-30

⑥ 李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教育公共治理――法理国家视阈中的政治哲学诠释与批判〔J〕，《教育学术月刊》2010.3

篇4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篇5

[DOI]10.13939/ki.zgsc.2015.15.165

1 问题的提出

团队合作就是竞争力。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更加强调团队精神，建立群体共识，以达到更高的工作效率。团队的组成不是一个人，除了要依靠卓越的领导者，每个成员都是使团队不断融合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现今，学生即将跨入社会，将面临很多问题，而如何尽快地融入一个集体，如何与他人很好地合作，是每位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基于以上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包括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创新创业等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教学，针对教师给定的研究专题，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类似的科学研究，这是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它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为目标，以探究学习为核心，以任务为驱动、以团队为组织，以专题为内容，体现指导与自主、规定与开放、统一与多样、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有机结合的教育指导思想。

2 应用的情况

（1）通过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出：团队合作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对于原本就枯燥的理论产生学习的兴趣。在目前的教学中，运用这一成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技能和学习方法。

（2）通过团队合作的方法大大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其管理能力和策略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规划能力。

（3）通过团队合作的研究性学习，学生认为获取知识的能力，如自学能力、信息搜索与归纳能力有显著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如解决问题的能力、PPT制作等计算机运用能力大大加强，共享知识能力、发现知识的能力、传播知识的能力、管理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4）思想政治理论课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绝大多数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教师持满意或较满意的态度，同学们对研究性学习持欢迎或较欢迎的态度。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定为最喜欢的课，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任课教师定为最喜欢的教师。

就像有的学生这样说道： “参加团队活动，感悟很多。让我找回了学习中被时间磨蚀掉却非常珍贵的东西：意志、激情与活力。这使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坚强的，每个人在平时学习和生活中都有潜在的能力未曾发挥出来，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3 存在的问题

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一只蚂蚁来搬米，搬来搬去搬不起，两只蚂蚁来搬米，身体晃来又晃去，三只蚂蚁来搬米，轻轻抬着进洞里。”上面这两种说法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三个和尚”是一个团体，可是他们没水喝是因为互相推诿、不讲协作；“三只蚂蚁来搬米”之所以能“轻轻抬着进洞里”，正是团结合作的结果。

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合作不成功的案例。原因很简单，就是队员之间互相推诿，谁也不配合，最终导致任务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而这个团队的全体队员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团队之间合作的必要性。还有的团队的队员在整个任务的协作中意见分歧很大，也最终导致没有很好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4 模式下的思考

面对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技术及管理的日益复杂，个人的力量和智慧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天才个人，也需要他人的帮衬，唯其如此才能造就事业的辉煌。同样，很多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其根源不在于员工个人能力的卓越，而在于其员工整体“团队合力”的强大，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那种弥漫于企业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

一个优秀的员工总是具有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团队成员间相互依存、同舟共济，互敬互重、礼貌谦逊；彼此宽容、尊重个性的差异；彼此间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待人真诚、遵守承诺；相互帮助、互相关怀，大家彼此共同提高；利益和成就共享、责任共担。

团队合作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团队合作能力比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对于现今的高职学生，该如何培养和形成团队合作能力？

4.1 个人努力――团队合作能力形成的内因

赢得他人信任是团队合作的前提，这种信任应做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对个人品质的信任，而且包含对专业能力的信任。

团队成员应具备豁达的胸襟，充分信任他人，认可他人的个人品质及专业素养。或许你认为他人在某些方面不如你，但你更应该看到他人的强项和优点，并对他人寄予希望。每个人都有被别人重视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知识型员工更是如此。有时一句小小的鼓励和赞许就可以使他释放出无限的工作热情。

4.2 高情商――团队合作能力形成的外因

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戈尔提出了“情商”（EQ）的概念，认为“情商”是个体的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和人生未来的关键的品质因素。而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窦胜功教授在《智商与情商》中引进了“团队情商”的概念，认为在高情商的企业里，可以将员工的不满化为建设性的批评，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形成高效率的合作网。

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企业欲在激烈的竞争中谋一席之地，必然要求全体员工具备团队合作能力，从而发挥团队精神，以形成强大的团队合力。对于企业来说，应不断完善沟通机制和应变机制，从而形成高情商团队，引导员工形成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而作为员工，应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不断学习思考，不断完善自我，以形成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

因此，将团队合作的模式引进课堂，目的就是要学生们在团队中能挥洒个性、表现特长，保证团队共同完成任务目标，充分锻炼了学生们的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这一举动深受学生们的好评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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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主体，根据学生通过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后，在思想认知和行为表现发生的变化来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一是看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接受程度”；二是看学生通过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之后，是否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并外化为行为表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成效关系到高校教育教学质量，高校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和自我教育者，大学四年要学习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他们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有着广泛接触、充分的交流以及学习体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状况如何，他们最有发言权。为此，基于学生视角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进行考察，是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最主要渠道。

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进行调研的基本情况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与方法选择

调研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其基本情况是：调查院校为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财经大学；调查共发放问卷460份，回收有效问卷450份，有效率为98%。参与问卷调查学生的基本信息是：男生181人，占40.2%，女生269人，占59.8%；文科学生148人，占32.9%，理科学生140，占31.1%，工科学生90人，占20%，农科3人，占6%，医科学生69人，占15.3%；大二学生257人，占57.1%，大三学生117人，26%，大四学生76人，占16.9%人；汉族学生210人，占46.7%，维吾尔族学生170人，占37.8%，哈萨克族学生36人，占8.0%，回族学生20人，占4.4%，蒙古族学生12人，占2.7%，其他民族2人，占0.4%。问卷统计方法采取传统方式，即统计出每题每一选项的人数，并算出百分比，以此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信息点。

（二）调研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1.你对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总体评价？通过调查，以获得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的评价，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见表1）。上述调研结果表明，各民族大学生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体评价中，认为“很高”和“较高”的分别为：26.4%、41.7%，两者之和为68.1%，这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体尚可，但受访者中认为教师总体教学能力“很高”的只有26.4%，认为“一般”和“较差”的比例之和超过三成。这表明，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状况还不能过于乐观，考虑有一半受访者为大二学生，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没有全部学完。因此，实际评价不高的比例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2.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如何？考虑到各民族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教师教学能力理解上有一定困难以及调查测试的一般规律，为便于各民族学生真实完成本次测试，课题组对每一项具体能力只设计一个问题，并注明评价这一能力可以参考的指标，例如，教师驾驭课堂教学能力，本文列举的参考指标包括“突出重点，讲清难点”“教学关联性、条理性强”“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信息量大，有深度”“内容适合学生与社会需求”“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学术性”等，根据以上建议指标，学生给出一个总的评价，调查结果见表2。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学生评价为“很好”的占28%，评价“较好”的占30.9%，两者比例之和为58.9%，这说明大部分教师能够做到课堂教学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讲授内容符合学生需要、具有学术性，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好。我们也必须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学生评价为“一般”“较差”和“很差”的比例之和超过四成，达到41.1%。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学生评价不高甚至很差，不能满足学生成长成才对理论学习的需要。

3.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组织能力如何？课堂教学组织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础环节，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给出的参考评价指标包括“课堂教学环节或活动紧扣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课堂教学环节或活动安排有序、紧凑”“教学时间利用有效果、有效率”等，具体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调查结果显示，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组织能力较好，优良率将近70%，学生评价为“很好”的占30.4%，评价“较好”的占36.2%，这说明大部分教师能够做到积极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精心开展课堂设计与教学准备，受到绝大多数学生好评，教师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优良。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教学最为基础性环节与基础性能力，还没有得到学生高度认可，学生评价为“一般”“较差”和“很差”的比例之和超过33.3%。

4.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表达能力如何？教师通过语言、非语言等手段有效传播、表达教学理念、教学思想与必要教学内容，让学生愿意接受所讲道理，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基本能力和必备素质。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本文给出了参考评价指标，包括“语言表达”“肢体语言”“教具等表达”“板书或多媒体设计”等，具体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调查数据表明，各民族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表达能力的认同度较高，其中，有29.6%的人认为教师的课堂表达能力“很好”，接近三成，认为“较好”的占到42.9%，超过四成。尽管如此，也应当注意到，还是有20.2%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表达能力“一般”，5.3%的学生认为“较差”，2%的学生表示“说不清楚”。不太满意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

5.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如何？教学方法运用既是教师教学能力的展示和体现，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正确引导大学生学习基本理论的重要途径，其本身也具有教育意义，因此，教学方法运用是教师教学能力中更高一层次的能力。对此，本文设计的问题是“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如何？”，并同时通过四个参考指标，包括“鼓励学生参与、互动与合作”“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面向全体、兼顾差异、因材施教”等，调查结果如下表5所示。调查结果表明，各民族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认同度相对较低，认为“很好”和“较好”的比例分别为25.3%和29.3%，两项之和为54.6%，不足六成，其原因或许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合班，学生人数过多；教师数量偏少与教学工作量大、教学投入不足等有关，但也一定与教师教学综合素质、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不足正向关联。应当看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一般”“较差”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29.1%、13.1%和3.1%，三项之和超过45.4%，接近一半。这说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交互式学习”“多样化教学”“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等高层次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上存在问题较大。

6.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能力如何？指导学生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整体教学能力有机组成部分，为此，本文专门设计一个问题，具体调查结果如表6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能力严重偏低，其中，认为“很好”的比例只有7.6%，认为“较好”的为31.6%，两项之和仅为39.2%，不足四成，而认为“一般”“较差”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9.3%、18.9%和2.6%，三项之和达到60.7%。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教师在这一能力方面确实存在不足以及缺陷。就后者而言，在新疆，高校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加之开展实践教学社会成本高、资源少以及经费短缺等原因，严重制约了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动力与现实选择，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评价。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能力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据了解，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有为难情绪，缺少意愿与动力推动，缺少实践活动筹划的知识储备、实践经验以及必要技术技能等。

7.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能力如何？考核考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完成的教学环节，其中关键环节是教师考试命题的水平，为此本文设计了此问题，具体调查结果如下（见表7）。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的水平认同度偏低，认为“很好”的比例只有7.8%，认为“较好”的为37.6%，两者之和为45.4%，不足五成，而认为“一般”“较差”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5.6%、18.2%和0.8%,其中，“较差”与“说不清楚”的比例之和接近20%，而后三项比例之和为54.6%，超过50%，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或许包括整个考试监考改卷等）不太满意和不满意。这可能与学生自我中心的心态和功利取向有关，至少考的不好或分数较低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故意难为学生，不“以学生为本”，不够“开明”，将考不好的结果归于他人，而不是从自身找原因。但必须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能力必须提高。

二、调研主要结论

以上基于学生角度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基础性教学能力较好，核心能力相对较弱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表达能力、课堂组织能力等基础性教学能力总体情况较好，而高一层次的核心教学能力，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课堂驾驭等能力相对较弱。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整体教学能力尚可，但两级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体评价以及分项目评价上，除了“开展实践活动”与“考试命题”能力前两项好评率之和在50%以下外，在课堂教学驾驭能力、教学组织能力、教学表达能力评价和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上，认为“很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都在54%以上，这说明有半数以上教师教学能力学生是比较认可的。为进一步考察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全貌，在上述统计结果基础上，将每一类能力列出选择人数，再按照“很好”“较好”“一般”“较差”“说不清楚”五个选项，分别对应5、4、3、2、1分，乘以每一项的实际人数，得出该项分值，加总后，除以总人数（450人），最后得出每一细分能力的平均值，具体情况见表8所示。前述统计结果表明，因为在对教师每一教学能力测评中，学生选择“很好”“较好”的比例与选择“一般”的比例相近，甚至略低，因此，每种能力的平均得分不高，均未达到良好（4分）（详见表8）。这一结果说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确实有一批教学能力强的优秀教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教学能力一般，甚至很差，这也进一步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骨干、领军人物数量或许不足，严重影响学生整体评价结果。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织开展实践教学能力急需加强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受访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织开展实践教学能力严重偏低，接近3分，在六项细分能力中排序最后一位，同样考试命题能力也不理想，得分在3.5分以下，排序倒数第二位。

三、建议

基于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及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调研，笔者认为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基础性教学能力较好，整体教学能力尚可，但核心能力相对较弱、两级分化现象较为严重，组织开展实践教学的能力急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否具有实效性，关键要看学生通过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之后，是否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学会了运用所学的理论去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并学会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因此，需要建立健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看学生对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接受程度。衡量指标有：是否基本掌握了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包括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所学的政治思想理论观点;是否相信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形成了社会所需的认同观念和意识;是否改变了对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认知态度，形成了对国内外大事或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和关注。

第二，看学生对所学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和驾驭程度。具体衡量指标有：在给出的复杂的各种涉及社会、个人问题面前，是否利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观点，来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对待社会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面前，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去分析，并正确地给予解答;在面对各种错误观点时，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其错误的根据或危害性是什么;对未知的问题，是否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探讨问题。

第三，看学生对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观点是否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并在实际学习和生活当中做到了知行合一。具体衡量指标有：是否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自觉的遵守学校纪律，违纪违规的现象很少出现;是否积极主动地参加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习和校园里是否开展了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知识能力提高的各种活动;是否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各种课程和知识方面，是否在课堂上、图书馆和宿舍中呈现出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是否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关爱他人的行为,积极参与维护校园、教室、宿舍卫生环境，形成了良好文明礼貌行为;是否形成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氛围，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人数、种类多少以及来自社会的反映如何。

参考文献：

［1］全国普通高校“两课”教育教学调研工作领导小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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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网络分析(SNA)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

2.1网络连接密度

社会网络的基本功能是在行动者之间建立社会联系，从而将孤立的行动者转化成相互联系的行动者。因此社会联系越多，社会网络功能就越发达，可预见的结果是行动者合作和集体行动就越容易达成。众多的研究证实，较高的网络连接密度可以帮助行动者避免资源利用冲突，建立公共资源利用规则使集体行动可能性就越大，集体行动的增加将提高信息和资源交流的可能性，继而提高互惠和互信水平［12］。在自然资源管理研究中，社会网络密度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性也得到证实。例如，研究者利用案例证明，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纳入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网络中可以显著增加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King研究了村庄渔业资源管理，案例显示当地渔民通过与更多的政府官员、有影响的个体之间交往联系，成功地解决了与渔业有关的系列问题［13］。较高的社会网络密度不仅可以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通过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增加网络内知识的学习和理解。研究证实，农林业资源管理中，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联系加大了新技术和可持续管理实践信息的流动和交换，这些信息既来自于网络内部，也可以来自网络行动者与外界的联系［14］。

2.2网络凝聚度与子群

网络凝聚度员评估社会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连接在一起的指标，高凝聚度的网络不会存在可以清晰辨别的子群(见表1中图1和图2)。凝聚子群是相互之间有稳定、直接、强烈、频繁联系的行动者子集［15］。社会网络子群的存在可能给自然资源管理集体行动带来挑战，对自然资源管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与高的网络密度相反，一个群体密度低的网络如果存在清晰可辨的子群，那么子群之间的合作就会产生消极影响［16］。然而，如果连接子群之间的行动者有意愿、有能力去协调子群活动朝着共同的目标，形成和保持子群对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就仍然有意义。网络子群可以促进子群系统内部的高度专业化交流和子群之间的信息交流［17］。所以要均衡网络的总体结构，允许子群的存在以及子群之间的互动，即有利于自然资源的管理。

2.3子群间的桥接点

网络子群之间的联系点叫做桥接点，即联系不同子群的节点(见表1中图4)。社会网络桥接点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上的价值体现在其作为网络之间信息和知识交换的中介。案例显示，成功建立自然资源共管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区域内不同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任的桥接点。关于渔民群体的案例研究显示，那些与外界拥有专业知识的子群有较好联系的群体，往往可能利用这些桥接点对生态过程有比较系统的理解［11］。社会网络桥接点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显著作用还在于他们能够在以前不联系的群体之间培养信任关系，这有利于不同类型行动者形成集体行动。King的研究显示，只有当地渔民能够联系外部机构时，真正的决策进程才开始，社会网络与不同的外部与有权力的行动者之间建立的桥接点影响当地渔民的群体决策进程朝着有利方向发展［13］。Krishna使用印度农村的大样本数据证明，促进集体行动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与外界行动者和机构联系的能力［27］。Schneider等利用案例研究了不同政府官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如何影响流域治理。研究发现，桥接点可以帮助异质性行动者之间进行相互合作［18］。Sandstrom的研究也表明，桥接点的存在促进了不同自然资源管理者的集体行动能力，继而调动不同行动者的联合行动［17］。研究还显示，桥接点使得观点和视角多样化，这能够促进创新并且找到自然资源管理复杂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具有更高的适应能力［19］。这些适应能力来自于共识构建、冲突解决和资源共享。

2.4个体行动者的网络位置与影响力

在个体行动者层面，分析行动者的网络位置特征对理解行动者如何使用其位置来影响自然资源管理的过程也很重要。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连接度使用中心性矩阵进行定量分析［20］。通过占据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见表1中图3)，行动者能够在网络中对其他人施加影响，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有价值信息而处于有利位置。如果一个行动者位于很多行动者网络中间，那么他就拥有很高的中心性，意味着这个行动者可以作为其他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高的中心性使得行动者有能力影响资源流动，同时通过桥节点也可为自己带来多种资源［21］。个体行动者的网络位置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影响力研究也广泛存在。案例显示，在一个地区内有关资源管理的行动者之间的关键节点往往由一小部分个体所掌握。另外Isaac等的案例显示，处于中心位置的农民通过获取信息和生态知识，把信息传递给社会网络中的其他农户，中心位置被用来提高整个社区资源治理［14］。但是，桥接点的存在本身不足以提高自然资源的治理，而位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能否利用这种位置给网络其他行动者提供便利也同样重要［18］。因此谁占据网络中心位置，如何利用这个位置将对资源管理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个体不愿意利用这种优势，集体行动就将终止。同样，当个体拥有正式权威时，不占据好位置的个体也可能具有很大影响力，King的研究显示，网络中心位置和正式权威往往重叠在一起，对实际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如果个体不同时拥有这两者就可能产生不了大的影响力［13］。为解决这个问题，仔细分析位于网络影响力位置的行动者的属性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对资源治理的影响［14］。同时分析和研究这些中心行动者所采用的行动策略也显得非常重要。

2.5网络中心度

网络中心度度量的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距离［15］。社会网络里如果拥有高中心性和低中心性的行动者，这个网络就有很高的整体网络中心度(见表1中图3)。早期的研究显示，高的网络中心性对解决简单问题有益，而复杂问题需要更多元化结构的网络。一些研究表明，较高的网络中心性对资源治理中形成集体行动有积极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中心行动者的积极影响力来达到协调［17］。但是较高中心度的网络有可能不合适长期的社会—生态系统治理，因为他们不适合解决复杂问题，如果位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不作为将会导致网络非常脆弱。Bodin等的研究表明，高的网络中心度对自然资源治理是否有利取决于治理的阶段［11］。例如在自然资源治理的开始阶段，需要高的网络中心度来动员和协调行动者，但是为让更多的行动者来解决复杂生态系统管理问题，较低中心度的网络则更有利。

2.6中心—网络

一种特殊的网络叫中心—网络，其特征是网络中心成员之间紧密联系，成员仅与中心成员联系，相互之间不联系［22］(见表1中图5)。这种网络特征对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传播和获取多样性知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心—结构对资源管理领域的信息获取和知识交换具有重要作用。Isaac等的案例显示，加纳4个混农林村庄的农户网络就呈现中心—结构，网络核心成员比成员更为积极地参与新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不但从社区外(如政府机构)也从村庄农户那里获取信息［14］。这些核心成员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把新信息带进村庄，也将新信息在核心成员以及成员之间传播。这种信息传播对于村庄采用新的可持续农业技术和提高农业产出有积极的意义，沟通渠道一旦在核心成员和成员之间建立起来，将会对自然资源治理中的信息传播产生有益的作用。中心—组织共同形成集体行动影响资源管理进程。

3研究趋势与展望

3.1社会网络的平衡

社会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对自然资源管理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积极作用。当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联较多时有利于集体行动达成。但过多的网络连接则会形成同质化，以至于降低团体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水平，需要平衡那些相互之间抵消的网络结构，以达到促进自然资源管理效率的作用。另外网络粘合点有利于团体内部的协调和集体行动，而网络桥接点有利于获取外部行动者的信息和支持，粘合点和桥接点的搭配比例将影响社会网络对资源管理的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3.2社会网络建立和行动者的参与

社会网络及其结构对自然资源管理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建立或设计不同形式的社会网络?研究显示，改变社会网络中那些容易同质化行动者之间的节点布局可以显著提高管理产出。不同机构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确保那些不同利益相关团体代表被邀请到资源管理过程中，帮助提高网络参与性，提高资源管理效率。但是，对于很多类型的社会网络，往往只有当内部成员自愿建立基于个人偏好的关系时网络关系才能保持长久，被动的设计会使行动者抵抗。研究显示，在不同行动者之间促成建立有效的跨边界的自愿网络是可行的。因此需要提供网络内部交往的场所，鼓励广泛的网络参与、帮助协调网络关系等。如何在资源管理中创造条件建立广泛社会网络的同时，促进行动者基于内在的参与是另一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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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7-0222-03

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世纪，其中好多时间都可以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语来形容：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而21世纪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满含希望、富有机遇、面临挑战的世纪。随着改革的全面深人，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民众的思维模式将继续改变，我们曾习惯的“熟人社会”已大变样，越来越像很多社会学家所形容的“陌生人社会”，这无疑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和挑战。新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面临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和场所，因此，认真思考21世纪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总体上把握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走向，进一步调整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授课方法和模式，进一步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是摆在广大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存在的问题

1.教材过于单一，缺乏针对性。综观高职院校的现行招生渠道，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通过普通高考录取，通过学院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录取、通过普通中专对口升学录取、通过与中专学校合作采取“三二连读”模式录取。这些学生不管是从基础知识还是学习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不管从高中阶段课程类型的设置还是从人才培养模式及培养目标的确定来看，普通高中的学生与普通中专的学生，存在很大差异。不管是从学生的理论水平还是从思维方式来看，同样存在不小差距。普通高中阶段以高考为导向，更加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培养。普通中专阶段，更侧重学习的实用性和服务性。而学生在升入高职院校后，使用的是同一版式和内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这样情况，不管是对于学习者还是对于授课者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普通高中的学生，高中阶段经过了较为系统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学习与训练，政治学习能力较强，对教材的学习和把握能力都比较强。而普通中专的学生，在这些方面则较为薄弱。

2.学生热情低，实践环节缺乏。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思想上不够重视，缺乏学习动力。学生的课堂出勤率要通过严格的考勤才能维持。课堂上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甚至还做着与课堂无关的事，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没有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热情，而授课老师只能以附加诸多条件为代价来实施教育。求知者没有求知欲望，教育者只能采取灌输式教育，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半成了捆绑式教育，违背了开设该课程的初衷。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基本是以课堂学习为主，由于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但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学生走出课堂、直面各种实践环节的机会较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公共必修课，参与学习的学生涵盖全部专业的所有在校生，受师资、实践场所等方面的影响，思想政治课的实践很难做到系统化安排。

3.师资队伍不稳定，缺乏专业性和长效性。在我国高职院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一支非常独特的师资队伍，他们不仅担负着引导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使命，还要承担高职院校的新特点所赋予的时代新任务。高职院校将为社会发展培养生产一线的高技能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同时由于高职院校大多以工科类为主，普遍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公共理论课而已，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认识存在欠缺。迫于上级的压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给予满足，而实践教学却面临缺乏时间保证、经费不到位及师资不足的尴尬境地。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机构设置未能充分落实、教师待遇与专业课教师有一定差距等问题，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校的地位普遍不高，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此外，还存在着师资结构不合理、数量不足、缺乏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及教学科研组织亟待规范等问题。由此而导致思想政治课师资队伍不稳定，缺乏专业性和长效性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二、改革

1.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正如有学者所说：“大学之为大学，全在于一个‘大’字。所谓‘大’，不仅指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更重要的是指心灵自由的无限性，即那种‘至大无边’的生命自由状态。大学的本质与其说是传授知识，创造知识，还不如说是创造自由的心灵。所以，大学精神本身是一种人文精神，大学教育首先就是关于人文精神的教育。”因此，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养，应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目标。20世纪末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物质欲望急剧膨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为数字化，我们更多地习惯于用各种数字来衡量和评价社会的发展，各种指标和指数应运而生。重科学轻人文的现象，没有减轻，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以至于很多人达成这样一种共识：现在社会已丧失了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奠定了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承认的，古代的中国文明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也“有着他们自己稳定的立足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立足于本土，发掘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和精神内涵，结合时代特色，因势利导，并且结合学生们的专业特色，开发适合高职院校学生的课堂教学素材和课堂教学方法，使思想政治课不再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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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8C-0079-02

高职院校承担着为社会、管理、生产一线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产学结合、校企合作”作为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和主渠道，应适应校企合作模式的要求，围绕培养技能型人才来整合教学资源、改革教学内容，由学科型模式向职业型的教学模式转变，这样才能发挥思想政治课作为学校理论阵地宣传的作用，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效率。本文在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高职院校如何改革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建立适应校企合作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体系。

一、以职业素养为目标，建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体系

校企合作强调的是培养适应企业岗位需要的技术人才，所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是校企合作对高职院校教学所提出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作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也应该围绕职业素养来展开。

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为了实现培养职业素养的目标，应该结合校企融合的需要，以及企业对人才的需要来整合教学内容。例如，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学生所关心的疑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将来在岗位上的需要来整合教学内容。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应立足于职业教育，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的特点出发，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抽象、空洞的理论教学内容，以贴近企业工作特点、社会需要等问题来展开教学。如笔者根据学校服务专业的特点，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内容中开设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职业礼仪等方面的职业素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职业素养与学生的公民意识、政治素养、品德修养、为人处世、法律修养、职业道德是分不开的，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行为、职业理想、职业纪律、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同时，校企结合的教学模式也要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改变传统以教材为蓝本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从事岗位的规范和职业要求为中心展开教学。在培养高职生综合素质中，应突出培养职业行为、职业道德纪律、职业理想、职业行为等职业素质。为了达到教育的针对性，应分年级有侧重点地开展职业素养教育。如一年级的学生刚迈入大学校门，职业素养教育的侧重点应在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理想方面，帮助学生确立职业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二年级的学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职业素养教育的侧重点应在职业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上；三年级的学生准备毕业，职业素养教育的侧重点应在就业形势教育、面试教育、创业教育等方面，应注重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行为，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在校企合作的背景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素养教育的侧重点也应该是培养学生的企业角色意识。如向学生开展职业岗位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企业管理案例，使学生明确和了解将来从事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二、以实践能力为目标，建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体系

校企合作的模式对高职院校教学的要求是强调实践性、开放性、生产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为了适应校企合作的要求，也应突破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模式，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目标来建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体系。为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内和课外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理论和实践互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学生和学生的互动。如可以充分运用校企合作的优势，请一些企业专家在学校做形势报告、系统讲座、专题讲座等，这样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到书本上不知道的实践知识，也能使学生获得实践工作的体验，在互相学习、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实现共同成长。如笔者所在单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亲自邀请社会上的美容美发集团、旅行社、酒店等企业职业和经理来学校举办职业能力的讲座，从中让学生得到职业知识教育，同时也让学生了解企业工作的组织纪律、职业道德、组织纪律等。教师也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向学生播放企业生产一线的具体事项，从中让学生切实体验到企业严格的生产管理纪律和生产作风。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内容以实践能力为目标，这需要以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但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采用的是本科院校的教学模式，也就是教师讲授、师生互动为主的教学模式。“校企一体化”要求高职院校必须开展专业实训，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课程为了适应这一需要，也应该以专业实训来整合教学资源。

然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训课程上依然处于空白的状况。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推广实训课程，这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师需要做的事情。实训课程的设计，需要思想政治教师根据学生在企业实习内容，确定科学研究的主题，并制订相应的实践教学计划，设计研究的课题。如根据学生在企业的情况来设计研究课题，然后让学生带着这主题去企业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让学生在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工作岗位的具体实际情况，并且以结题报告或者小论文的形式完成调研的任务。通过课题研究的教学形式，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工作任务，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专业教育的互相结合。在课题研究的选择上，教师可以围绕“职业道德”、“岗位特点”、“择业观”等方面来展开。同时，为了提高实训课程的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特点、实际状况、专业课程来开展实训教学。通过以理论为基础、科研项目为支撑的实训教学，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可理解性和可感受性，把抽象的理论生动化、形象化、具体化，从而提高学生理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同时，在以科研主题为开展的实训教学中，提高学生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和培养学生观察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自学能力等，让学生提高技能的时候，也学到如何去做人，为高职院校建设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奠定基础。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训课程，也可以充分运用校企合作的企业平台来开展。在校企合作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把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课堂从教室搬到企业；也就是在企业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训基地，并且邀请实习企业的领导和学生专业的实习指导教师，一起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讨论小组，一起指导学生思想政治实训课程。这样形成以企业为基础的、多领域的、全方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平台，从而开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空间。

三、以职业心理为目标，建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体系

职业心理是人们在工作岗位上应具有的心理状态。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应该以培养职业心理来建构教学内容体系。尤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缺陷和一些消极因素的存在，会影响大学生的世界观，混淆大学生对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判断。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应该根据时代的特征，向学生开展职业心理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辨别社会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并以健康的职业心理状况来从事岗位工作。这一切需要思想政治教师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和职业道德规范来整合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学会坚持和倡导什么、反对与抵制什么，并使这些是非观念成为学生的道德实践，这样才有利于正确职业心理的形成。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形态快速、直接地冲击学生。如何从各种复杂的事物中辨别出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关注的热点。以职业心理为目标来建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应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以信仰教育和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为出发点来编制教学内容，使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性格品质，形成的信仰，从而提高学生对是非观念的辨别能力。

当今社会的职场竞争压力大，伴随而来的心理问题特多。因此，以职业心理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也应该围绕解决学生职场心理问题，使学生拥有健康的职场心态来展开。如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针对学生在顶岗实习或者企业实习期间经常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开设专题讲座和各种心理辅导工作。通常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由一个学生成为企业的员工，会出现各种焦虑、迷茫、压抑、迷惑、烦躁、苦恼等心理疾病。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解决各种心理迷惑，使学生形成适应职场生存的健康心理。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只有适应校企合作的趋势，才能在时代中生存和发展。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适应校企合作需要的思想政治课程内容，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政治课效率，成功实现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詹春燕，赵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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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是高校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能力、立场与思路。所谓“统”，有统揽、总揽之意；所谓“筹”，有筹划、协调之意。所谓统筹兼顾，“就是讲全局，讲引导，讲调整，讲平衡，讲兼顾，讲协调”，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在当下普遍重视高校治理、强调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情形下，我们认为提升高校治理水平的一个关键是要提升高校治理中的统筹思维、统筹方法和统筹能力。那么，在高校治理中为什么要重视统筹（why）？统筹些什么（what）？怎样去统筹（How）？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自然成为研究高校治理中的统筹问题的核心关切。下面我们就上述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高校治理中的统筹需求

研究高校治理中的统筹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统筹”这个问题，即统筹的意义与必要性何在。现代高校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巨型化、多元化、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复杂组织。在此背景下，加强统筹不仅是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也是适应高校发展趋势、改革与完善高校治理现状的客观需求。

当代高校呈现出发展规模巨型化、治理主体多元化、职能扩展多维化的总体趋势。就发展规模来说，以我国为例，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扩招”与“大合并”之后，各类普通高等院校在招生规模、师资规模、管理队伍规模等方面皆呈现出巨型化的发展态势。20世纪初中国一些高校校长办万人大学的梦想已迅速演变成数万人大学的现实存在。就治理主体来说，无论是政府、高校、社会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模式的逐渐确立，还是高校教师、行政人员、在校学生、家长乃至校友等利益相关者作为治理主体之重要性的日益凸显，皆反映了高校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趋势。就高校职能设计来说，随着高校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所承载的职能期许也越来越多维化、多样化。例如：政府要求高校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科研文化机构要求高校不断创新；学生要求高校尊重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家长要求高校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企业组织要求高校培养高质量的劳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社会大众希望高校始终成为社会的表率。当代高校所承载的职能呈现出多维化、放射性扩展的整体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持巨型化高校组织健康、高效的运作？如何在日趋多元化的治理结构中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行为与活动？如何在日趋多维化的职能扩展中，实现高校核心职能与其他职能的统筹兼顾？凡此种种，皆对高校治理中的统筹思路、方法与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高校发展规模巨型化、治理主体多元化、职能扩展多维化相伴生的，是高校治理活动面临的复杂性与冲突性越来越突出。从高校内部来看，如何协调党政之间、正副职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如何构建学校与学院、学系之间的层级关系，如何平衡所谓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的关系，如何应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间存在的冲突，如何处理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等，都离不开统筹。从高校治理必须面对的外部关系处理来看，当代高校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外部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与政府的关系、高校与市场的关系、高校与社区的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关系、高校与媒体的关系、高校与校友的关系、高校与家长的关系等，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这些关系进行协调，处理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重视统筹同样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面对高校规模巨型化、治理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职能扩展多维化、矛盾冲突复杂化、竞争排行激烈化的压力，在当下一些高校的治理实践中，传统的依赖分工、重视分类、注重分级、强调分层的做法凸现，在治理过程中分任务、分环节、分范围成为主要的治理方法。过度的“分”导致高校内部本位主义、个人立场、单位利益盛行，出现跨学科平台搭建困难、协同创新难以协同、合作研究不好合作等困境。凡此种种，都表明强化高校治理中的统筹意识、拓展高校治理中的统筹思路、改进高校治理中的统筹方法、提升高校治理中的统筹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要说明的是，在当代高校治理活动中，我们强调的统筹固然是一种方法、一种能力，更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视角、一种思路。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统筹协调学校各级组织之间、各人员之间、各学科专业之间的认识与行动，缓解各方冲突与矛盾，使局部服从于整体，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使短期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使部门之间相互协调，使人员之间彼此配合，共同完成好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领域所承载的多种职能。

二、高校治理中的统筹内容

研究高校治理中的统筹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高校治理活动中究竟要统筹什么”，即统筹的对象与内容如何界定。有人说，“教育统筹是从教育要素的角度，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统筹兼顾，协调教育部门内部要素关系，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育管理制度，并整合社会资源，服务于教育工作，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能力和人才的综合素质。所谓‘统’是对内部要素的优化组合，所谓‘筹’则是对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诚如是言，无论是内部要素的优化组合还是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是高校统筹工作的题中之义。我们认为，高校治理中的统筹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即统筹类别、统筹层级、统筹职能、统筹环节、统筹内外部关系、统筹利益相关者。

（一）统筹类别

分类管理是高校治理中采用的基本方法，在高校治理中一般会对人员、工作、学科、专业等进行分类管理。从高校人员的分类管理来讲，主要有学生管理、教师管理、职员管理、后勤服务人员管理四类。从高校工作的分类管理来讲，主要有党务工作、人事工作、学生工作、教务工作、科研工作、财务工作、总务工作、图书实验仪器设备等教学科研服务工作、科技开发服务工作等。从高校学科的分类建设与管理来讲，除了有传统的理学、工学、医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的分类之外，还有所谓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工程开发学科的区分，也有所谓重点学科或非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弱势学科的分类。从高校专业的分类建设与管理来讲，有国家级品牌专业、省级品牌专业、一般专业的区分，有所谓热门专业、冷门专业的区分，有就业好的专业、就业差的专业的区分，还有所谓传统专业、新兴专业、跨学科专业之分。不断进行分类是正视不同人员、不同工作、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存在特殊性，根据这种特殊性需要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然而，管理不断细分的结果，不仅使管理变得更加精细复杂，更重要的是分类之后并没有很好地形成各安其位、各负其责的局面，而是形成了各类人员、各项工作、各个学科、各门专业之间的攀比和对资源的争夺、对利益的固守、对外的封闭。当下一些高校内部存在的部门之间出台的政策不一致，学科专业之间的交流困难等现象，就是过度分类的结果。

具体而言，以高校评聘职称为例，高校内部对于教师评聘专业职称和管理人员评聘专业职称的要求不一致，导致了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出现。管理人员不评职称难以调动积极性，管理人员有意见；教师则认为管理人员评职称没有与之执行统一标准，教师有意见。即使教师评专业职称，将教师分为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社会服务型等四类，由此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与评聘标准，则造成了一些教师对自己降格以求。由上可见，分类管理之后如何统筹类别，实现高校各人员之间、各工作之间、各学科之间、各专业之间的协调、平衡与合作，是高校治理中重要的统筹内容。

（二）统筹层级

分层分级管理也是高校治理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当下的高校治理，分层分级管理还处在被强化之中。从高校行政管理分层的角度看，除负责顶层设计的决策层、负责执行的中层、负责实施的基层划分之外，就行政级别而言，当下的高校行政分级一般达到7-8个层级，诸如科员、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厅级、正厅级、副部级等。从高校内部院系层级设置来看，传统的校、系二级管理在一些高校已演化为校、学部、院、系四个层级。从高校办学层次来看，传统的较单一的本科教育或专科教育办学层次，已被专科教育层次、本科教育层次、硕士生教育层次、博士生教育层次等多种层次办学所取代。这种分层分级管理对于划分管理职权、明确管理权威、保障管理秩序有积极价值。但是，如果缺失对分层分级管理的统筹，就有可能导致决策层、执行层与实施层的脱节；同样，分层分级过多，不仅会导致管理信息流动的缓慢，而且会造成管理信息的流失和管理执行与落实的延迟。当然，分层分级过多的结果还会使管理的高层与基层出现信息沟通与情感沟通的闲难，进而造成基层对高层的不满或高层对基层不满。

其实，当代高校内部治理中的跨学科平台建设、协同创新要求以及合作研究开发的需要都使学校组织机构建设呈现出网络化、扁平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传统的高校管理的科层体系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政府管理简政放权、社会要求高校回归高校之本、要求高校去行政化的大趋势，都表明高等学校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对过多过度的分层分级进行反思和调整。在这种反思和调整中，有些高校在进行分层分级减少与简化的工作，有些高校则加强高校治理中的层级统筹，协调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实现不同层级之间的有序运转、彼此配合。这显然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进行层级统筹是高校治理中统筹的又一重要内容。

（三）统筹职能

高校治理活动需要协调高校所承担的多维化的职能任务。在承载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三位一体”之基本职能的基础上，当代高校所承担的职能任务的内涵与外延呈现出持续扩展的态势。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一方面，围绕高校所承载的不同职能任务，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职能目标、资源需求、管理机制及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高校（如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所承载的职能任务也各有侧重。因此，如何结合高校发展定位与客观实际，突出核心职能，协调其他重要职能，使高校所承担的人才培养任务、科研任务、社会服务任务等职能得以顺利实现，也是高校治理中重要的统筹内容。当下，许多高校存在着被三大职能撕裂、陷入履职困境的现象。一是高校作为办学主体在履行职能时陷于困境。一些高校强调自己的研究型、研究性，突出研究职能，研究成为“硬任务”，忽视或不重视人才培养，教学职能的实现成为“软任务”。一些高校强调自己的教学型，满足于完成教学任务，不重视科学研究，忽视科学研究在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一些高校则强调自己服务社会的职能，重视产学研，重视与社会企事业单位的直接对接，工作重心以服务社会、经济效益为转移，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文化创新成为次要的工作。二是高等学校的教师作为从教主体陷入履责困境。在高等学校，要成为优秀的教师，理论上讲必须同时承担并履行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也就是要承担教学任务、研究任务、社会服务任务，应集这三大任务于一身。事实上，高校的优秀教师也是能够集三大任务于一身并能够完成这三大任务的教师。如前所述，由于高校在教师管理的制度设计中将三大职能的履行分离开来，承认或要求一些教师专职于教学，一些教师专职于科研，一些教师专职于社会服务，使一些高校变成了教学单位、科研单位、社会服务单位的集聚地，而他们之间却无交往。这种简单的集聚，使高等学校变得有点不像高等学校了。因此，无论是从高等学校作为办学主体的角度，还是从教师作为从教主体的角度来看，统筹高等学校的职能履行，不仅是重要内容，更是当务之急。

（四）统筹环节

高校的治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计划、实施、总结，再计划、再实施、再总结，不断调整以实现目标的循环。而涉及到的每一项具体的管理活动，也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等环节上来考察。因此，要保证管理的完整性、有效性、持续性，必须对管理过程中的诸环节进行统筹。从高校行政管理过程来讲，要有对决策、执行、评价环节的统筹；从高校人才培养过程来讲，要有对招生、培养、毕业等环节的统筹；从高校科研管理过程来讲，要有对课题前期申报立项、课题中期实施检查、课题后期结题评估等环节的统筹；从高校人事管理过程来讲，要有对招聘、任用、考评、晋升、退职离职等环节的统筹；从高校发展规划管理过程来讲，要有事前的调研规划、事中的分工督促检查落实、事后的总结评估等环节的统筹。在高校治理中，不重视统筹环节，会产生严重后果。如近期经媒体报道而持续发酵的“高校忘开必修课”事件：因“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失误”，某高校60多名大四学生临到毕业季才被告知“大一的计算机必修课，校方居然忘了开”。这起教学管理事故背后所暴露的问题，虽被舆论解析为“学校扩张太快，难免有纰漏”，其实质则是对人才培养过程环节缺失统筹观念，进而造成管理失误。这一事例也提醒我们，对管理过程与环节的妥善安排，是高校治理中重要的统筹内容。

（五）统筹内外关系

高校治理活动需要协调高校工作所涉及的种种内外关系。高校与外部的关系处理及其内部各种关系的调适，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一方面，高校内部不同机构、人员及职能任务所形成的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需要系统、科学的统筹安排；另一方面，高校与外部的关系处理，更需要妥善的协调、宏观的统摄。以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为例，“部属高校”要处理好与教育部、共建部委、地方政府乃至相关社区的复杂关系，“地方高校”则要协调好与主办省市政府部门、共建单位乃至相关社区的关系。在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中，面对相关政府部门，承担“依法办学，自主管理”任务的相关高校如何妥善处理与各级政府的互动关系，是高校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就高校与社会（市场）的关系而言，高校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引领社会，如何更为积极地面向市场、参与市场、拓展市场，如何理性面对社会对高校的支持、参与和评价反馈，同样是高校治理中的重要课题。而高校在处理与其他院校关系时，如何实现合理定位、合作共享、适度竞争、特色发展的目标，也是高校治理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高校与外部的关系处理及其内部各种关系的调适，是高校治理中需要统筹的又一重要内容。

（六）统筹利益相关者

高校治理活动必须面对利益相关者，必须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随着高校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高校利益相关者的范畴也日趋扩大。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有学者将高校的利益相关者按影响力与重要性分为四类：“影响力强、重要性高，如高校的管理者、教职员工和学生”；“影响力低、重要性高，如家长、社区、潜在的或者预期的用人单位”；“影响力低、重要性低，如校友、社会公众”；“影响力强、重要性低，如政府、科研经费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贷款提供者”；等等。其实，只要是利益相关者，对高校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诸如家长、校友、企事业用人单位乃至社会大众，他们对高等学校越来越关注，他们对高等学校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因此，关注利益相关者对高校不同的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又要巩固好与他们的关系，使他们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正能量，便成为当下高校管理者非常重视的内容，也就必然成为高校治理中进行统筹的基本内容。

明确高校治理中的统筹内容，在高校治理中能够很好地统筹类别、统筹层级、统筹职能、统筹环节、统筹内外关系、统筹利益相关者，对于实现高校治理目标至关重要。

三、高校治理中的统筹策略

研究高校治理中的统筹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在高校治理活动中如何统筹”，即高校治理中的统筹策略问题。高校治理中的统筹策略，可以有许多的表述，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们认为，树立统筹观念、明确统筹主体、构建统筹机制是当下高校治理中加强统筹需要重视的方面。

（一）树立统筹观念

“观念决定行为。”统筹观念的树立，是统筹得以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在高校治理中树立积极的统筹观念，是高校治理中开展统筹得以成功实现的先决条件，也是统筹策略的核心要义。那么，什么是积极的统筹观念呢？我们认为，积极的统筹观念就是从整体看具体的观念，从全局看局部的观念，从长远看眼前的观念，从宏观看微观的观念，从主流看支流的观念，从战略看战术的观念。树立这些统筹观念对于提高当下高等学校的治理水平非常重要。

从高校组织的战略发展来说，高校要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将高校置于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考量，树立全局观念、长远观念，在突出高校核心发展战略、核心职能任务、核心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社会有利因素，促进高校的整体协调发展。

从高校组织的微观结构来说，无论是高校组织内部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还是院系业务部门，乃至各个学科、专业，同样需要站在高校发展的全局、长远、整体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树立全局大于局部、长远重于眼前、整体优先于具体的统筹观念，时刻把高校发展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核心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必要时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局部发展让位于全局发展。

从高校组织中具体的人来说，无论是具体的管理者，还是一般的教师、职员，都要改变“屁股指挥脑袋”的习惯思维，树立“脑袋指挥屁股”的观念，突破以个人的职位、个人的工作、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价值追求、个人的立场看问题的局限，在讲求自身利益时思考他人利益，在追求自身价值时不损害集体价值，在看重眼前时能够关注长远。如此，高等学校的治理水平就会有实质性的提升。

（二）明确统筹主体

统筹主体的明确，是高校治理中统筹活动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在高校“共同治理”的语境下，相关组织结构、职能区划、层次层级更趋纷繁复杂，矛盾冲突也更趋表面化、尖锐化。因此，明确统筹主体就变得非常重要。

从一般认识的层面来说，在“共同治理”与“多元治理”的现实语境下，高校的内部机构、管理人员以及利益相关者既是统筹的对象，同时也都是统筹的主体。用通俗的话来说，即“人人都是统筹对象，人人也都是统筹主体”。说到高校的统筹主体，很多时候人们会想起高校组织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校长。这一职位，常常被人们视为高校统筹的关键人物。例如，张维迎曾将校长称为“大学的CEO”。他指出，“如果我们把学术事务理解为‘学’，行政事务理解为‘校’，蒋梦麟校长所主张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可能是大学治理的有效模式。”张氏的这一思路，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大学的统筹管理在于校长”。上述认识在中国高校的内部组织中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恰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中国高校“不同部处、学院都自成一统，互相抢资源、抢权利，而相互的支持和帮助却欠缺，遇到推荐学校领导、评聘职称等事宜，便暴露出本位主义、山头主义，难以从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同时，条块分割较细，院系画地为牢，协调运作不易，没有高层领导出面很难统筹”。然而，在充分考虑校长或其他校领导在统筹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基础上，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高校组织内部，无论是校长、普通管理者，还是教学人员、科研人员，抑或在校学生，人人都应成为统筹活动的主体与实践者。如前所言，人人都应有大局意识、整体观念、长远眼光和统筹思维。教师在履行其教学职责时，也需要通盘考虑学生选拔、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实施、学生毕业要求乃至学生就业等全局性问题，同时也要兼顾授课内容与其他相关课程的互补与协调。各级管理者在履行职责时，要充分考虑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协调，以及各类利益相关者合理利益诉求的平衡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人人都是统筹主体”，诚非虚妄。

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来说，高校治理中的统筹实践活动，其关键性的主体是承担统筹协调工作的相关机构。一方面，高校内部负责日常统筹协调任务的各级相关机构是统筹活动的关键组织者与实施者。就学校层级来说，校长是学校各项行政工作的统筹主体，副校长是分管工作的统筹主体，各职能部门则是统筹工作的实施主体。而对各职能部门进行统筹协调的机构，则是校长办公室、党政办公室等部门。然而，整体而言，高等学校内部的统筹问题依然存在着要么统筹主体众多，要么统筹主体不明，要么统筹不到位等问题。

近年来，加强高等学校综合协调部门的建设成为改进高校治理中统筹问题的一种积极探索。例如，有的高校成立本科生院，将本科生的招生、培养、就业等工作分项管理，将传统的教育与教学管理分离的状况进行整合，使本科生院有教育管理和教学管理的统筹权，有招生、培养和就业工作的统筹权。此外，专门负责统筹高校学科规划、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等机构得到重视。然而事实上，在传统的高校管理架构中，此类担负统筹职能的机构所真正起到的作用多是对上级命令与决策、下级执行与反馈的“上传下达”，其统筹、协调功能被不同程度地低估或弱化。如何进一步明确此类机构在高校统筹活动中的关键性主体地位，加强其在统筹协调工作中的权威与效力，是高校治理中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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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5）06-0064-03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必修公共课之一，思政课在现实教学实施过程中的规律性、有效性、科学性一直是关注及研究的重点，如何实现突破与提升，始终是思政课教师需要面对的难题。我们从教学实践出发，紧密联系高职思政课的实际，认为要重视通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把握问题的基本脉络，以此来强化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一、认识问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必要前提

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进一步指出高职院校要加强素质教育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也正是素质教育改革结果的一大体现。然而，如何把这门课程开设好，如何让学生充分地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以及这门课程的价值所在，这需要教师紧紧把握住认识的根源，这也是组织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必要前提，即学生对课程价值及意义的认识问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采集学生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面对的群体基本上是90后的青少年，这一代学生的成长与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对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正确形成更是有着举重轻重的作用。若要把思政课的理论知识牢牢烙印在学生的心里，就必须追本溯源，回归到教学对象即学生本身。为此，思政课教师应该立足于实际情况采集学生相关的信息，经过分析进行处理，使课堂教学做到是“有备而来”。一般而言，思政课教师可以运用查阅相关资料、档案了解学生的情况；运用直接观察法，观察学生的日常行为、学习态度，掌握他们问题所在；运用相互交流法与学生直接进行沟通，倾听学生的心声，并予以足够的尊重和耐心；运用分类整理法，将每一个现实的学生现实的问题分门别类规整好，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运用问卷调查法，从总体上把握学生问题的趋势。

（二）建立问题体系

基于思政课教学有效实施的需要，教师要想切实地提高教学效果就要事先建立问题体系，这样将更有助于课堂上教师的“教授”与学生的“学习”，也有助于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新的信息与新的突破。针对建立问题体系的需求，可以从时间维度和教育对象这两方面来考虑。首先，从时间维度看，分为“结束性问题”“现实性问题”“发展性问题”。“结束性问题”通常指学生在已有结束的成长、学习过程中所表现的思想、行为等状态；“现实性问题”通常表现在处于现实社会与校园环境之中，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方面呈现出来的思想、行为等状态；“发展性问题”主要是指大学生在未来即将面对的成长过程中，以个人发展为主旋律的相关问题。其次，从教育对象视角来看，侧重大学生现实、学习生活的“横断面”，突出表现在：学生的生活状态如何、学习态度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家庭关系如何、还有诸如如何看待社会不良现象、如何面对时尚潮流、如何有效利用网络、如何确定未来人生目标等，这些都将是建立问题体系的依据。对思政课教学对象的问题有了基本认知之后，要落实的是如何有效建立问题体系。主要着重三点：第一，要充分利用采集的问题；第二，要将所发现的问题，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第三，建立问题档案，形成规范的问题库，便于系统加以解决。

（三）了解教育对象问题现状

思政课教师应根据已经建立的问题体系，按问题的类别了解学生问题的现状。重点掌握问题的现状：涉及哪些方面、严重程度如何、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存在形式以及学生问题的发展趋势等。教师只有对学生存在问题的现状做到心知肚明，区分主次，抓住重点，才能切实增强高职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四）确定解决问题的目标

高职思政课教学要确定清楚解决问题的目标，教师要知道根据所讲的教学内容是旨在解决学生身上的哪些问题，有哪些层次，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托于讲授、引导的内容。确定问题解决的目标通常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认知上，大学生往往存在对事与物，乃至整个世界混沌的感觉，教师则应该积极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二是在情感上，在教育对象具有了一定认识的前提下，应努力促使学生从不愿意向愿意、从不相信向相信、从不喜欢向喜欢、从不参与向参与的方向产生渐进性的转变，归结为个人心态反映程度的调整即是情感的转变；三是在行为上，当大学生以消极的态度去思考、处理问题及事件时，思政课教师则要尽可能通过课堂教学转化他们的思维模式，进而让他们能够以一个阳光、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与处理，并且应鼓励他们积极付之行动，学会改变，学会参与，学会实践，以坚定有力的行动来承担与改变，挑战自我，不断进步。

二、分析问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关键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群体各种问题的发现正是实施“问题意识”教学的起源，成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亦是基于对教学对象各类问题的有效分析。

（一）认识“问题”的起源

从对学生问题的采集、了解到学生问题的现状来分析，表明其问题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凭空而降的，它是切切实实跟每一位学生的现实紧密相关的，而且，每一位学生主体不同，问题的源头和形式必定不同。这需要思政课教师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

指出：“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思政课的教学亦是如此。面对高职学生的教学，教师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每一个现实的个体”即每一个现实的学生，将他们作为教学的主体，充分地了解学生的个性与特点，进而来准备思想政治理论的实践教学才更有针对性。因此，教师应该从“学生问题”的起源出发，从学生自身出发，要尽可能地了解学生主体曾经的成长环境、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思想状态，以便更好地引导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二）分析“问题”的构成

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施来看，“学生问题”主要基于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涉及到的三大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

首先，从历史问题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面对的是思想“半成熟”的大学生，他们的所想、所思以及最后的行为定向始终是来源于曾经的生长及学习环境。作为教师，更应该尽力着眼于学生家庭背景；着眼于学生在曾经的学校受到过哪些思想的影响；同时不可忽视学生在他们当地的地区又有着怎样的一种社会生活氛围。通过以上分析，教师应该把握多方信息，确定教学内容及目标“定位”，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从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教师应该认识到自己授课的对象高职学生属于一个特殊群体。作为一名合格的思政课教师，更要尽量走进学生的内心，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们的期待与愿望。再次，从未来问题的角度出发，思政课教师的责任远远不止在于帮助学生解决过去存在的问题、澄清认识所关注的现实，而在于从更深层次视觉来引导学生思考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从容地面对成功与失败；如何做到始终如一地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如何能够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团的关系，旨在帮助他们实现未来的更好发展。

（三）明确“问题”的环境

通过分析学生问题的构成，可以发现学生的成长环境对学生的影响重大。由此可以明确地得出，家庭熏陶、社会影响与学校教育都对学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定意义上可谓同等重要。

首先，家庭教育对人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但是，在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中，往往表现出差强人意的地方，有些家长总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与子女沟通，无形之中加深小孩排斥的心理，甚至是害怕的心理。久而久之，孩子习惯性地伪装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我的世界中，问题逐渐形成。

其次，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信息。高科技的电脑、手机似乎成了主宰、支配学生的工具，一些学生并没有充分利用发达的技术产品来更好地完善自己的学业，反而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或者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网上进行交友聊天。另外，社会上的不健康的思想无形之中侵蚀着他们，致使他们追求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最后，学校环境对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分别体现在校园文化上、教师的教学模式上和学生的群体的影响上。

（四）界定“问题”的状态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学生问题的状态一般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要么自卑感强，要么过于自信，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强；第二，情绪波动大，难以控制；第三，意志力、自我约束力不强；第四，日常生活习惯不良；第五，对学习兴趣度不高，学习能力低下。

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来看，把握核心“问题”已无形之中成为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生命之树，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得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当代大学生今后步入社会的发展。高职院校乃至高校的毕业生从学校到社会的角色转换，他们应该如何尽快地从容适应，以及他们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又该如何理性、冷静地看待问题，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教师认真思考、总结。

传统的教学中，强调的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往往会导致学生处于消极的学习状态，久而久之，使得他们失去学习兴趣，甚至丧失思考问题的能力。现在大力倡导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这样学生蕴藏的知识才会得到释放，能力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解决问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要求

思政课需要具备创造力的教师，要更加注重教学内容、方法的设计，借以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学环节中若干“问题”。

（一）主题讲授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门比较枯燥、乏味，理论性很强的课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门课程是紧紧围绕当今时代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运用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在这样的一个传授过程中，就需要教师做到“真心、真信、真懂、真教”，明确教学主题，掌握教学“事理”，灵活地运用教学方法。例如，选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形象生动的案例让学生由外及内，促成内心认同，接受教学内容及要求。哈贝马斯指出：“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所以，在主题讲授的过程中，要针对当代大学生的问题焦点多列举事例，依据事实，讲授道理，进而引导学生，做到循序渐进。

（二）互动答疑以“诚”待人

与传统教学相比，现代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施中，讨论式教学法将可以更好地启迪学生的思想。然而，这样一个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对教师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必须以最真诚的态度面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本身就是一门与时俱进的课程，应当与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生态是紧密相连的。作为教师，对于知识的掌握必须是相当宽广而丰富的。但是，在如今正值信息化的网络时代，学生接受知识、资讯的渠道十分广泛，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与思维。不可避免地出现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超出了教师的掌握范围之内，此时，教师诚恳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要体现出真诚、真实、真心，绝不是强加于人，而是共同探讨。

（三）课堂归纳以“悟”导人

如果在思想政治理论的课堂上，教师只是一味地照本宣科，抽象地阐述概念，三尺讲台之下将会是死气沉沉、学生昏昏欲睡。如果教师能够结合知识点恰当地创设情境模式，在情境之下实施启发式教学，让学生在教师有意识的问题建构中搭建起知识的模型，使其身临其境有所感悟，对教学内容及问题有所认知与领悟，以“悟”导人。但是，这种教学过程对教师的要求极高，教师要充分把握思想政治课程的要点，也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每一位学生的特性，把握住问题的核心，有效准确归纳教学关键点，设计出一个个有目的教学单元，以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情感，进而促进培养学生健康成长。

（四）项目实践以“行”化人

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偏理论性的，即使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设计多种教学方法，尽量与学生进行互动，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正所谓“如果所沟通的知识不能组织到学生已有的经验当中去，这种知识就变成纯粹言语，即纯粹感觉刺激，没有什么意义”。由此，思想政治课教学还应该设计实践教学的环节，丰富理论课堂。让实践丰富与支撑理论知识，力求学生动之以“行”，以“行”化人，达到体验学习的目的，让实践丰富学生对感知世界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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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众参与，部门协作和资源整合

要鼓励流域群众参与，发挥乡土知识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的作用，使水土保持科学技术能够和当地的乡土知识建立起高度的兼容性。培养和提高当地群众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有效地保护和巩固水士保持项目的成果，在实现流域群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

各县政府对流域综合治理要高度重视，一个流域或者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多部门协作机制。因为在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治理管理中，只有各相关部门(如水利、农业、林业、畜牧等行业)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综合”治理。而这种部门的合作包括了技术合作和政策层面的协调和统一。相比较而言，技术层面的协作要比政策层面的协作容易一些，而真正要实现政策层面的协作和统一，就需要政府部门内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并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三、加强生态修复，提高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

山区土地资源为林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林地不仅起到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而且对调节气候，水源供给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省会西宁市的重要屏障。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水热条件不充足等，树种结构相对单一，森林功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应注重植被生态系统修复，增加远高山区封育管理面积，促进灌草生长，提高山区植被覆盖率， 同时增加生物多样性，提高植物群落结构稳定性，促进生态系统优化，增强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持水土、水源供给等生态功能。

四、因地制宜，深入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按照清洁型小流域以水源保护为中心，构建“生态 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的水土保持新思路，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小流域治理应结合实际遵循“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的原则，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综合配置各项措施并合理布局，实施污水、垃圾、厕所、河道、环境同步治理，使其形成结构良好、各项功能较强的整体防护体系，达到保持水士、保护水源、改善环境、促进生产的目的。

五、加强宣传，推动水土保持科普教育

一方面，以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法等法律的宣传为突破口，加强水土保持和水源保护监督管理力度，严格控制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依法严肃 查处非法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污染的行为。同时做好 群众生态保护和环境知识的教育工作，强化群众环境意识，形成人人参与水源保护、共同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局面，促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另一方面，加强水土保持科普教育，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水土保持内容，编辑出版水土保持科普读物，形成各级政府投资、多种载体和途径宣传的新格局，提高水土保持科普教育水平。

六、建议

6.1 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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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就业为导向解决学生的就业认知问题

如今，有不少的学生不愿意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他们对政治观点的讨论、辩论、演讲等不感兴趣，要求教师放电影、讲故事或笑话等。不少学生为了就业盲目搜寻充填头脑的养分，将一些西方庸俗的自由主义、金钱主义或享乐主义当成新潮时髦的东西来吸吮。究其原因关键是他们对就业市场的需求状况的无知。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机构部门、企业公司或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用人规则，社会需要会做事的人，但前提是他必须会做人。据了解，许多中、外企业单位几乎都认为，一个无政治头脑，不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也不可能会明辨企业事务的是非;一个连国家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不想知道，国家的基本的方针政策都不想了解，对社会事务毫不关心的人，也不可能会爱所在的单位或事业，他能否对本单位尽职尽责都值得怀疑。不少企业管理者认为，一个政策盲、政治盲、道德盲、社会盲，只会考虑自己利益得失，充其量只能在监管下利用其技能所长，而不能得到重用。过去，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途径、方式的改革过程中虽然注重推陈出新，但是却忽视了学生对社会就业市场真实信息的传输，从而造成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偏见。高职学生由于高考的失利，从而与本科失之交臂，自尊中夹杂着几分失意和无奈:他们对高职教育认识模糊，不认可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学校的档次:缺乏学习动力，学习习惯欠佳:自我认知模糊，理想信念缺失;渴望成功但又缺乏足够的毅力。高职学生一般是抱着学技能的目的入校，希望毕业后能够顺利地找到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因此我们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着眼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请有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讲述对员工的品德要求;结合学生的专业实习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和企事业单位的用人规则等，使学生意识到只有掌握了基本的思想政治德育理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懂得了如何做人，才能成为国家、社会或单位所欢迎的人，从而潜移默化地使学生自觉自愿地接受正确的思想道德理念，增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和自觉性。

二、以就业为导向解决学生的技能情感问题

技术职业教育关键是要围绕学生的技能教育而展开。国际劳工组织的技能开发专家将职业技术能力概括为三个方面:情感技能Affective，认知技能Cognitive，动作技能Psychomotor。其中情感技能主要是指职业技能工作者在完成某项工作任务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感与态度。包括思想意识、职业道德、安全观念等内容。实际上这三种技能是综合发挥作用的，情感技能，在职业技术能力中起着思想牵引性、意志力或协同力等作用。以往不少学生以为只要能够掌握动手操作技能就行了，而对感情技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学生经常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动作技能对立起来，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是虚而无用，动作操作技能才是实而有用的，致使原本对学生非常有用的思想政治德育理论，失去感染力。如何让学生认识到情感技能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是采取案例教学让学生思考有的人为何动作技能比他人好，但工作效绩却不如他人;有的技能高手为何会被解聘淘汰;有的人为何会成为社会的罪人等，从而引导学生观察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情感技能。二是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到就业市场去见习，学生就能被用人单位所列出的能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兢兢业业，品德高尚的用人条件所触动。三是通过社会实践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地在社会上去寻找理论的原形或对接点，以此告诫学生，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员工，光有动作技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基本的分析、思考或辨别优劣、美丑、是非，懂得做人道理等情感技能。通过社会实践让学生明白情感技能必须在平时的学习、生活和各项活动中逐渐养成，因此，根据学生希望在实践活动中锻炼提高情感技能的愿望，我们可将课堂教学内容顺势延伸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之中;融入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或活动之中:渗透于专业实习实践之中。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供条件，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就能将理论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技能，运用、反映或体现于日常的学习、生活或活动之中。事实表明，以就业为导向，引导学生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关注与就业关系密切的情感技能，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以就业为导向解决学生诚信危机问题

我国虽有“人无信而不立”的古训，但有的学生却认为当今社会只有通过各种手段会走捷径的“聪明人”才能立足。由于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学生为了贪图方便或个人私利而弄虚作假，背信弃义。譬如，不动脑筋抄作业、抄心得体会、抄论文等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些学生考试作弊手法日新月异，使监考教师防不胜防。甚至出现了代上课、代记笔记、代做作业或代考试的“一条龙”服务等。许多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过不诚实的表现。这说明某些大学生虽然在生理上成人了，但责任意识淡薄，思想品德上还不成熟或很幼稚;显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学生日常实际相联系的欠缺;也暴露了思想政治德育成绩与学生行为表现的脱节;特别是反映了学生对社会上真正需要什么样人的不了解。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可告诉学生美国有一个诚实节;日本许多学校都将诚信作为校训;德国用以监督社会成员是否遵守社会秩序的最好途径就是社会信用记录，甚至连“逃票”等小事被查到，都会写入个人的信用记录，成为终生的污点;英国政府和有关机构加强了对欺诈事件的调查和曝光，试图以经济和刑事等惩罚方式来对付弄虚作假行为等。从而让学生明白，对从业人员诚信的要求在国际社会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使今后想出国发展也不能不诚实守信。另一方面，围绕学生就业问题，一是可进行“诚实守信”重要意义的讨论，使学生加深对“诚信”的赞同和对“弄虚作假”危害性的认识，意识到如果不讲诚信，整个社会秩序、企业生产、日常生活等就会一片紊乱。二是可通过对诚信的认识，将思想政治德育理论成绩与学生的日常言行举止挂钩，促使学生平时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为今后走上社会奠定基础。三是可通过强化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去体验诚实守信的重要意义，使之认识到诚信是做人做事的基础，是融入社会，成为合格公民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用人的普遍规则，几乎社会所有的机构部门单位都非常注重员工的诚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