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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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诗》、《书》、《礼》、《易》、《论语》、《春秋》等经典著作，向世人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持续繁荣着。而百年奥运，风云变幻，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人文精神。自2001年7月13日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发源于古希腊的奥运盛会将首次由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主办，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体育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学者指出：一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中国在申办的过程中提出了“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的口号，其中“人文奥运”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个口号，也是中国申办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人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来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人文奥运”的思想宝库。正因为如此，宣传中国文化，弘扬奥运精神，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人文奥运”，将赋予2008北京奥运别样的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1．“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被认为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融合力，它吸收了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将之融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

2．“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以人为本”，即“民本”，这一思想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国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意识，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本、民本和爱民、富民、教民等思想是儒学和墨家的核心价值之一。孔子主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晏子春秋・内问下》和《管子・霸业》中均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表现为天命观、天道观和天理观，无论是天命、天道还是人伦，都是说明天与人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目的是说明人的重要地位，从而为重民奠定理论基础。民本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精神，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人文奥运”与中国传统文化

1．“人文奥运”理念的内涵。

2005年2月北京市的《人文奥运行动计划实施意见》阐述了“人文奥运”的基本内涵：传播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的和谐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奥运会在中国主办将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当代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现代奥运会文化也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化之中，所以它紧密的契合了西方的现代文化。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展示中国文化，推动中西交流是人文奥运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中国传统文化与奥运人文思想的联系。

《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林匹克精神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其核心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奥运人文思想强调人的健与美，这种健与美不仅指人的身体强健，而且指精神健全，身心和谐发展，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崇高的体育理念。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是一贯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它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以人为中心，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注重现实人生；强调人的社会道德属性而非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维系全民族思想的纽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二者是何其相似。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百年奥运的人文思想结合起来，一方面能使奥林匹克运动一贯追求的人文精神得到发扬光大，使奥林匹克精神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也能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具现代化的精神。

四、传承奥运人文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深化对奥运人文精神的认识。

奥林匹克运动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性，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活动，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也在不断与现代社会进行调适，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将体育的多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它不仅构成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体育景观，以独特的文化魅力愉悦人们的身心，更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生生不已。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会，也是人类精神和文明的光辉典范，是人类精神的食粮，是力与美，是文化。

2．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跨越。

正因为对奥运人文精神有了如此之深的认识，我国政府在申奥报告中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三大理念。这三大理念不仅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上的新贡献，同时也是我国对奥林匹克精神深入研究的结晶与对奥林匹克认识的升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研究奥运文化，弘扬奥运精神，必将引领我们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进入一个和谐、秩序、道德、仁爱的文明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新跨越。

[参考文献]

[1] 刘修武．奥林匹克大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

[2] 纪宝成．与时俱进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任海．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J]．体育文化导刊，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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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以勤劳、智慧、勇敢著称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无疑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绚丽夺目的瑰宝，其中，民本思想无疑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1]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形式，从一开始就对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民本思想一直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而居于首要地位，并且在现阶段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而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能把传统的东西看成是已经逝去的东西，传统是过去的构成要素，同时又是现在的土壤和未来的因子，传统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现在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源，也不能没有信念，于现在之中弘扬传统、展望未来。[2]因此，在大力倡导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进一步剖析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实质，积极探究传统民本思想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启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追溯

关于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起点，尽管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对于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基本还是普遍认可的。从仅有的文献记载可知，我国上古时代笼罩在神本主义之中，但随着夏、商、周之间的替代，民意民心的作用凸现出来，于是在神本主义的旁边出现了民本思想。[3]但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都还是很初级的形式，思想也十分散乱，主要是一些论断，远没有形成理论，只能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形态。真正的“民本”一词，源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可以说，“民惟邦本”应该就是目前为止明确记载的并被广泛认可的民本思想的理论源头。此外，《尚书》中还记载有大量的关于民本思想的言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等，都是最初民本思想的典型反映。而在其之后的《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就直接提出了“民者，君之本也。”这就出现了“民”与“本”的相辅相配，展现了民本思想的最初契合。但是，这不是说，只有明确包含民本语句的表述才称得上是民本思想的论述，其实，众多涉及君民关系、国家治理和民生发展的思想都可以纳入民本思想的范畴，民本思想本身就蕴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关注政治统治的思想。

总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民本思想，从初现端倪到开始萌芽，再到形成确立，直至发展完善，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它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等发展阶段，经过不断丰富、发展和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进一步而言，中国民本思想滥觞于殷商西周时期，初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实验于两汉时期，实施于大唐盛世时期，内化于北宋南宋时期，提升于明清之际，开放于近代时期，超越于当今时代。[5]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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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层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二者在内在上统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离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绵延着浑厚的精神和灿烂的文化，其传统文化源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发愤进取，不懈努力。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自古以来，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人们的褒奖和景仰，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如果说西方科技的发展强调“尽物之性”，那么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则强调“尽人之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创造万物，是最宝贵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时时处处无不体现人贵于物、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在“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中强调人的可贵。管仲提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要以人为本。他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些人贵于物的思想、民本思想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四）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中国古人主张“和为贵”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际关系中，指出“人和”具有最高价值，人际关系贵在和谐相处。

（五）以孝德为核心的伦理规范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国人把孝视为：立身之本、家庭和睦之本、国家安康之本、人类和谐之本。孝是人之本性、做人的根本，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孟子把孔子的“孝”的思想进一步拓展，提倡人们把对自己的父母的爱推已及人，博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明确提出了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感情去对待他人和社会。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价值观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对自己的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与意义体系的集合。任何社会中的人们在价值观上都存在着差异，但是通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导向” [1]引导社会成员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以及行动，使人们主动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准则，有效的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认同主流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历史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孕育形成的，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深厚的土壤中。

中华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 “仁者爱人、讲信修睦”、“和而不同、和谐相处”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提出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倡导都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毕竟是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物，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带有封建思想残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取其精神，弃其糟粕”，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根据时代特点和历史要求，吸收当代先进文化，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

（一）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的传承与升华。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民本思想”。《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在养民”的说法。孔子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指的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关注民生，唯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这是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类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思想反映在核心价值观中，即是“和谐”思想的体现，

（二）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也重视公正和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对平等的渴望；《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于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肯定了“公平正义”。 在治理国家方面，古代有大量法治思想的论述，如“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但这些思想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带有封建性、狭隘性。今天，我们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思想的吸收，又是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一步总结提升。

（三）从公民层面看。“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国家的存亡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要求人们以国家兴亡为已任。“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讲，“民无信则不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讲求信用，在人与人交往中，强调以“仁”为出发点，并且由已推人。《孟子》中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要待人善良、乐于助人。这些优秀传统美德和文化精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公民层面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反映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以及仁者爱人，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认真挖掘，辩证对待传统文化。面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的观点DD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的予以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第二，与时俱进，讲究方法。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也趋于多样，引导广大群众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强化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寻求切实可靠的途径和方法，要根据时代需要合理汲取，与时俱进，这样，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真正起到助推剂的作用。

第三，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构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和氛围。要依托各类场]、讲堂、社会团体，借助重要的节庆日、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运用新兴媒体、公益广告，以灵活多样、创意新颖、品位高雅的形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培育文明风尚，形成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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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60-02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时代里，在国家、社会及个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达成共识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核心价值观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是否顺应世界潮流、反映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本文将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思考。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何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力量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要放置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中进行考虑。建设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自觉、自信，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武器。

（二）实现民族振兴的需要。文化维系着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纽带。抛弃传统文化意味着扔掉民族基因、国家美德，也将扼杀民族的发展。国家崛起不能失去民族的灵魂，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是民族的灵魂。必须建立起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

（三）融合普世价值的需要。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普世价值成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性话语。普世价值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全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目标。融合普世价值，必须坚持“西体中用”，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源头，使核心价值观建设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尚和合、求大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尚和合、求大同”体现追求国富民强、人民民主、兼容并蓄、和谐共赢的国家价值观。“和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彰显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理念。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和合”――一种和谐共赢的国家发展观。这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时要以“协和万邦”为指导，在化解冲突时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在推进交流时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坚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包容发展，在文明、文化的多样性中求取共同之处，实现世界协调发展。“大同”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中，但用于代表某种社会理想则见于《礼记・礼运》，描述一个“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实现融合与接洽，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提供精神源泉。

（二）崇正义、重民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同志提倡“崇正义、重民本”，从中国传统文化找源泉，可以看到“义”是五千年来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尧舜时代便有“义”之讨论。《墨子・天志下》说：“义者，正也。”儒家追求“天下为公”，并有“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之论调。实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必须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必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认为法律要保持稳定性、要刑无等级、要公布于众，把法律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和今天强调的法治思想有之处。实现自由、平等，则必须重民本，就是要以民为本。《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国君只有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统治的根基才能牢固。同时，民本思想自由、平等，突出民本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如《尚书・周书・泰誓》中提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明统治者高度重视民意，把民意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这和强调民意的当代民主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坚持社会公正、以民为本、民主法治，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

（三）讲仁爱、守诚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讲仁爱、守诚信”更多的是从个人道德上提出的约束条件，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讲仁爱”，就是说要有爱人之心。“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内核，也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言：“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因此，无论是墨家还是儒家，都强调仁爱精神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培育仁爱和善的价值体系。“守诚信”，强调做人应该守住诚信的底线。“信”指不食其言，“诚”则指“诚其意”、“毋自欺”。诚信乃立身之本、立国之本，所谓“民无信不立”正是其意。《论语》中，孔子38次提到“信”字；《韩非子》一书中，“信”字则出现149次；“信”字在《左传》中则出现216次。其次，道家、墨家、杂家亦对诚信有高度论述。强调“守诚信”，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力量之源，为诚信社会、的建立提供传统文化支撑，以人人诚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需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然联系内生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途径。2014年2月17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途径，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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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多看重的是对西方社会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而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却有所不足。本文主要讨论了如何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刚”的和谐观念等对指导现代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值得科学合理的继承和不断的完善发展。

一、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著名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有两个思想精髓必须被我们掌握，一个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我们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侧重于职业经理人的战略思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体现。自强不息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停留不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不断地向“更新”的自我迈进。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语，则反映的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会化。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毅力，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行动追求个人素质日臻完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对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琦．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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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建设要体现海外华人的精神渴望

当今时代，海外华人已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执着于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对中华文化的宣扬起着种子般的扩散作用。尽管身在国外，海外华人的生活世界很多时候都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教育、习俗、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都留有中华文化的痕迹，表现出他们对于故国家园的依恋与期待，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浓缩成对于故国家园的精神渴望。即便到了今天，这些方式与情感大多依然顽强的保存在他们的内心之中。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不仅要现代性的展示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亲情般地体现海外华人的精神渴望，为他们寻找、重铸、创造中华文化之根，建构共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事实上，中华文化在内涵上具有多义性、交叉性和跨时空性，但它们始终建立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之根上，如血缘宗法系统的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仁者爱人”的仁爱文化、“正谊明道”的谊道文化等。这种文化之根对人的影响是多重的，它往往渗透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成为人的精神性格和行为指向的内在构成。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的影响较为特殊，它既能确定自我血缘宗族关系，又可以找到情感施发的落脚点。其实，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大而扩之，可以延升为地域文化、华夏文化；小而凝之，则可以内聚为返祖归宗观念、个人身份认同意识。因此，海外华人认可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支撑这种文化的地域文化、华夏文化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华人对待中华文化之根的这种态度，折射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肯认，表明他们在异国他乡希图找到一种属于自身文化归属的精神渴求。这种精神渴求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的迁移显得弱化，相反还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趋于强化，如遍布华人世界的家谊会、华乡会、形式各样的华夏教育等。此外，新形势下大陆文化建设的幅度、方式及其内涵所指，对于海外华人的精神吸引亦具有重要影响。换言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究竟如何展开，是华人世界关注的文化课题之一。海外华人固守中华仪规、积极投身家乡故园建设、为国家发展贡献新知、为祖国统一大业进行文化交流等举动，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整个中华文化建设的大氛围中来。在华人世界中，一方面普遍存在着希望祖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民族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他们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主动维护祖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另一方面，国家的建设成就和政策主张也通过海外华人的言传身教散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海外华人为祖国繁荣富强、民主进步所做的努力，实际是海外华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反映了海外华人普遍存在精神渴望。海外华人的这种精神指向，要求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对此作出及时呼应，大力加强具有家庭文化、宗族文化、地域文化特色的国家文化建设，筑就可供精神栖息的文化家园，形成能给心灵安慰和力量支撑的精神港湾，使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在中华民族这面旗帜下，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以身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从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整体力量和作为华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归属感。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也需积极创建有利于海外华人精神表达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机制，畅通交流渠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这也意味着当今的文化建设，不仅要着眼于文化之根的养育与护持，更要注重国家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让海外华人在中华文化的不断进步中找到精神的依靠和自愿贡献的精神源泉。在关于华人贡献的评价上，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华人离开祖国，他们就不爱国了，或者说爱国的成分减少了。应当指出，华人对于所在国的身份认同并不影响华人的族性认同。只要他们心系祖国家园，为国家的繁荣进步有所作为，他们都是爱国的。在各国人员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个人的贡献可以跨越地域和国别的界限，单纯地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作为是否爱国的依据，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许多在国外的华人所做的贡献并不比在国内的某些人要少。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圈，中华文化之根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华人文化之中，在大陆文化和海外华人文化之间表现出民族和文化基础之上的高度认同性，也表现为一种精神的互相依托和支持，这其实也是家国文化的一种呈现。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使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也指向海外华人文化，让华人文化在文化建设中显明其中国元素，为华人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空间。

三、文化建设要展示出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互动

文化建设除了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体现海外华人的精神渴望为着力点外，同时也需着力于与世界其他先进文化实现交流互动，在与世界其他先进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充分吸收、融合其精神特质。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曾成功地吸收、消化和融合过印度佛教文化中有益因素，使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近现代以来代又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尤其是，使之成为中国特色文化理论的基本构成。它们已成为中国整体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同样，西方在古代也融汇了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亚西文化，在近现代也吸收了中华文化，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入了西方文化之中，成为西方文化世界的重要资源。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较以往更为频繁。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要在顺应世界文化历史发展的整体交流互动中，以民族文化建设为主体，充分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充实中华文化的主体内核。同时，也要发挥中华文化的独有特质，积极主动地影响他国文化，提高文化自身的软实力。世界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的总汇，具有几个鲜明特点：

其一，共同的文化本质。世界文化中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国别文化，但这些国别文化都反映了文化的某种共通本质，都是人类自身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念集合，都是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生活方式的观念反映，都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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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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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法律传统自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也成为法的指导思想，自此中国法开始了法律道德化和对司法官员的民本关怀和官德情怀教化的进程，并逐渐形成中华法系的特征，即法律与道德一体。自春秋决狱，引礼入法之后，儒家伦理渗入到中国传统法制中，中国法以“一准乎礼”的法律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司法官僚体系为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在清末科举制废除以前，科举考试是各阶层人群进入到统治阶层的通道，统治者借由科举制度为政权选拔符合正统理念的人才来治理社会，即他们不仅要帮助皇帝统治天下还要肩负着帮助皇帝教化民众的责任，于是就为此设置了统一的选拔标准。这个标准的第一要义是做官要有官德，所谓“身、言、书、判”样样俱佳，熟悉并掌握儒家的正统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只有熟读四书五经，通晓儒家义的读书人方能践行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传统中国的行政司法不分，治理社会的决策者兼理行政与司法职能，最终那些饱读儒家诗书并进入统治阶层的读书人，就需要不断的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儒家知识兼律令，并以此为裁断争议、定纷止争的知识，践行自己心中正统儒家理念中所倡导的以尊卑、位差关系为基础的正义与秩序的理念，并将之不断的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进而借由司法权力的导向作用强化这一理念。

孟子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终还是借助人的因素——主要是司法官员——来实现立法思想和统治理念的，在科举制和行政官员行使司法权的境况下，司法官员自觉地将儒家的民本关怀观念复制强化的过程，也是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儒家伦理法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而言，观察传统司法中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和结果便成为管窥中国传统司法中司法官员民本关怀官德的一个窗口。①

案例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具体展示方式，判决书则是具体案件公示在人们面前的主要载体，其中的判词及说理，则充分体现了司法官员的学养水平、道德品质和法律技术的高低。在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案例表现形式的判词最直观地展现了国家的司法官在处理具体纠纷时所采用的治理理念和体现出的道德素养。

汪世荣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指出：“判例在中国古代的特定时期是独立的法律形式，具有规范作用。中国古代实行因案生例的判例法制度，司法官吏在其司法活动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词中附请定例。封建最高统治者以上谕的形式，在对该案作出批结的同时，可以概括出具体的法律规范，遵照实施。由例优于律的法律原则决定，判例法具有优先适用的特点。判词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判词的形成来看，司法活动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司法状况与水平。中国古代判词反映了特定的社会与国情，反映了治人与治法的相互关系规律。”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古代判词可以管窥传统司法中的民本关怀和官德修养。清代判词代表了中国古代判词的最高成就，本文通过对清代名吏施世纶的一道判词评析说明以上观点。

一、判词

“案犯宿介：重蹈盆成括杀身之覆辙，获得登徒子好色的名声。……祸自天降，终于受酷刑，差点丧命；孽由自作，几乎砍掉脑袋，不得复生。翻墙钻洞的行，固然玷辱书生名声；李代桃僵的误会，也真难消心头冤气。责打可以稍为宽缓，抵他已受的苦刑；秀才姑且降为童生，给他自新的出路。”

“至于毛大这人：刁滑无赖，市井凶徒。……风流道上竟然出这种恶魔，温柔乡中怎会有如此鬼蜮！即将该犯暂首示众，以快人心。”

“至于胭脂：尚未许嫁，已达婚龄。以月里嫦娥之貌，自应有郎如美玉；似《霓裳羽衣》之姿，何愁藏娇无金屋。……父亲死在刀下，可爱的美人成了祸水。幸而尚能自守，终于白璧无瑕；虽然陷入牢狱之灾，还可重归闺房。拒绝非礼的行为，其情可嘉，还是清白的情人；掷果潘郎的心意，其愿可遂，也是风流的雅事。仗仰县官，担任媒人。”③

二、基本案情

以上判词说的是清代山东东昌一个卞姓牛医老年得女，十分疼爱，取名胭脂，十五岁仍待字闺中。有一风流寡妇王氏住其对面，王氏欲把胭脂许配给街坊鄂秀才并怂恿胭脂私下约会鄂秀才。

王氏与书生宿介有，便把替胭脂做媒的事告诉宿介还让其带话给鄂秀才。宿介也是色鬼一个，早就垂涎胭脂的美貌便打算冒充鄂秀才幽会一下胭脂，于是借故了解清楚胭脂家中的格局方位。一天，宿介翻墙进入卞家，冒充鄂秀才央求摸一下胭脂的玉手作为定情约定，胭脂以为是鄂秀才就打开门，宿介进屋后便要非礼遭到胭脂反抗。宿介怕嘈醒他人便要求另定日子见面并讨要一件定情物。胭脂不给，他顺手拿走一只绣花鞋。回到王氏处宿介发现那只绣花鞋丢了，便告诉了王氏。

街坊有个叫毛大的，游手好闲，早先勾引过王氏，毛大知道宿介跟王氏相好总想。那天夜里，毛大摸到王氏家门外正偷听宿介跟王氏讲卞家的事，感觉踩到一个东西，拾起来发现是一只绣花鞋，心中很高兴，心想这回拿着定情物就可以去卞家约会了。一天夜里，毛大翻墙进入卞家，卞牛医以为是贼就拿把刀追出来，胭脂听到搏斗声也爬起来跟母亲一起帮父亲时，发现卞牛医的脑袋已经被砍掉，又在墙角找到一只绣花鞋。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东西，就逼问实情。胭脂不忍心牵连到王氏，边哭边告诉母亲是鄂秀才干的。

案子告到县衙，县官派人将鄂秀才捉拿归案，人证物证俱在，鄂秀才经过几次大刑折磨，屈打成招，有口难辨，被判了死刑。案子上诉到府衙门审理后转到济南府复审。每次审理都要经过刑讯，鄂秀才满腔怨气要和胭脂公堂对质，胭脂见了他总是将他痛骂一通，鄂秀才百口难辨。案子最后转到施世纶手中复查，施学使对案子仔细分析和判断后，经过讯问鄂秀才发现有冤情，决定重新审理。经过艰难的审理，几经周折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于是施世纶作出了如上被后世传诵的著名判词。

三、评析

本案判词作者施世纶，字文贤，号浔江，晋江县衙口乡人，官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他居官时，政绩显著，清名远播。《清史稿》赞之：“聪强果决，准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④

（一） 本案所涉法律问题

本案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加重情节是翻墙越户，在《大清律》是死刑中的斩立决，本案的焦点是如何查证谁是真正的凶犯。在当时的刑事侦查技术条件下，如果不能拿捕现行犯，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因素下查找到真凶。封建时代的官员集侦查、控诉、审判于一身，实行口供定案，罪从供定，刑讯逼供普遍化而且合法化。案件发生后，通常的手段是把所有嫌疑的人全部缉捕到案，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口供，以口供定罪，或者众证定罪。

（二）不枉不纵的民本思想早在千百年前，中华文明就有了民本思想。在《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也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汉时期的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到，“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上固，基美则上宁。”唐朝李世民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毖。”纵观中国古人对民本思想的阐述，尽管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心思想是强调“民本”，即老百姓对维护国家安定，巩固政权的作用巨大，宽民是对官员们民本思想和官德情怀的要求。

施世纶能够剥丝抽茧，去伪存真地发现案件事实，进而通过一通优美而朗朗上口的判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还无辜人以公道，使作恶人得到惩罚，令民众信服，一定是心有宽民爱民司法公正的民本主义情怀，值得今人学习。自古中国就有所谓“清官”、“青天”的称谓，说明老百姓渴望政治清明，司法官员不偏不倚，都希望官员有民本情怀的良好愿望。

（三）与当代刑事判决书的比较

施世纶所治判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施氏之治狱风格及所治判牍，影响广泛的缘由一定是把判决所依据的理由细说殆尽，使人们信服。

判决理由是判决文书的灵魂。目前我国大部分刑事判决书的说理都缺乏合理性，说服力不强。例如，龙宗智教授认为，刑事判决书最突出的问题是阐述判决理由不够，一是缺乏对证据的分析论证；二是缺乏对控辩双方在事实问题上不同看法的分析辩驳；三是缺乏法官形成心证推理过程；四是在总结性说理裁决部分，重视认定，忽视说理，因而造成分析不透，说理不足，削弱了判决的公信力与说服力。可以说，对于判决书为何作出此种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的判定，多数情况下未能分别作出解释和说明。判决的主文通常表现为没有过程的结果，没有论证的结论，概言之，只有“判决”而没有“判决理由”。

判决书没有体现说理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判决书只是单纯的确认事实，而不指出理由。很多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是在罗列事实，判决书的大多数的内容是对事实的认定，而对当事人关注的事实认定的理由却未加说明，尤其是对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的证据和相互矛盾的证据不加以分析、论证，只简单地用“不予采信”、“没有事实依据”等简单概括。第二，判决书不展示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过程。大多数判决书在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缺乏法律推理，造成认定的事实与适用的法律之间相互分离。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和热点案件，法官在陈述判决理由时只是简单的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令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接受。判决书不能够以理服人，至少说明司法官员缺乏民本理念和法律技术，更遑论宽民恤民的官德修养了。

四、结论

从施氏的判词可以看出，首先直接运用了儒家伦理观念，完美的将涉案人员纳入到儒家伦理的观念下，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叙说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然后从法律角度分析他们应当受到法律惩罚，从法律的层面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否定。在法和礼的角度，对他们进行鞭挞和惩罚。施氏判词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司法官员通过伦理定案，运用律令惩罚犯罪并重教化的方式处理案件的特征，同时不枉不纵，抑强扶弱的民本主义官德。

本案判词之所以获得好评，是因为承载判例的判词有对人的教育、对社会的指引和对行为的约束之作用。借助此判词，民众更加认同儒家伦理明辨行为的是非，也正是通过分析这道判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官在处理个案时，通过运用判决说理来阐明并表达传统司法中官员的民本主义关怀。（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何勤华著 《法律文化史谭》，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6页。

[2]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16页。

注解

① 见孟子《离娄章句上》。

篇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5-0086-03

作者简介：马玉珍（1971―），女，青海西宁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现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工作。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意义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标志，它照亮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舞台、提升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品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杠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弘扬和利用，不仅是这个民族发展的巨大的精神源泉，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儒家文化由孔子首创，经过了孟子、荀子的继承、发展和改造。孔子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春秋大局中，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人格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孔子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的“民本”思想。“民本”即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孔子思想体系中强调“仁”，就是提倡人与人相容、相亲、相爱，由“爱亲”推及“爱人”，进而“泛爱众”。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春秋之后各朝各代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今社会的三个主体元素，即教育、企业管理、民生保障的扩张渗透绵延而深厚。

二、儒家民本思想扩张渗透于教育

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底色的儒家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的价值，例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形成了比较系统、深刻的教学论、教师论、自学论与人才成长理论。要使这样丰厚不朽的教育资源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文化大交流的趋势的需要，我们必须调整思路、改变观念，以长远的眼光来继承和弘扬儒家教育思想，丰富我们今天新的教育理念。

（一）以儒家思想“矩之道”反思今日教育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之为人”的意识不断觉醒，关注个体生命的呼声不绝于耳，而存在于我们教育中的漠视生命的现象极其普遍，教育愿望和教育实际间存在涧壑，如何填涧埋壑，前提是要清醒地意识到教育手段、方法尤其教育思想的不到位，不能将教育目标流失在人格独立的边缘。

1.重认知轻情感。曾有一度我们的教育以学科为本位，只注重学生对学科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掌握，而不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

2.重教书轻育人。过去重分数轻品德的教育考察手段，炮制了很多冷血的高分匠人。学生缺少基本的人文素质，精神空虚、道德失范的现象严重，很多学生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对生命缺乏敬畏，丧失了起码的道义感和责任感。

3.重结论轻过程。模式单一的教学手段无法展示学生的聪明才智，学生的个性因此无法发展，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思考力及动手实践力都明显不足。

4.传统的教学是精英教育，目的是培养优秀学生，不注重其他学生的发展。学业后进的学生挫败感很强，自信心不足，扼杀了学生的天性，人际关系不和谐，甚至造成部分学生因过重的竞争压力而导致心理负担或精神障碍，使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得不到健康的发展，为今后的发展埋下隐患。

（二）儒家民本教育思想和今日教育理念的对话和融合

今天的教育改革，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沿承儒家教育思想的民本思想，强调个体价值，尊重个体生命，提倡身体的积极参与。学生通过亲自经历，用自己的心灵去亲自感悟，这不仅是理解知识的需要，更是激发学生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需要。

儒家民本教育思想和今天教育理念的对话和融合，以“以人为本”的理念去观照生命，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个性，尊重学生的个人感受和独特见解，激发学生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生命成长。关注学生的需要、兴趣、体验、经验、困惑等，强调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培养方向由现实的应试需要指向以终身学习为基本任务。总之，教育注重人文观照的作用才能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儒家民本思想扩张渗透于企业管理

儒家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容相亲、宽人律己、关系和谐。优秀的中国企业管理理念――“以人为本”须取法于儒家民本思想。

（一）“以人为本”是摆正管理者、被管理者关系的前提

“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摆正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关系。要想使产品受到欢迎，前提是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做到与企业同心同德，其关键在于员工能否分享到来自企业的实惠。改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过去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或者上下级关系，而应该是彼此需要、关系平等。

（二）民本思想是推行“选贤与能”的关键

亲贤远佞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而民本思想则是推行“选贤与能”的关键。

《大学》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同住在国中。这说明，有德的人要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管理者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慧眼。

例如《左传》中作者倾尽笔墨刻画的贤臣子产，因为他的宽厚、雅量以及公私分明致使政绩卓著，当然也因为他身居重位凭借自身的德智发展国力，在群雄争霸中让他的国家――小小的郑国有序地发展。同样在《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中有“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而纳赂焉，乃止。”这是一个遗臭千年的奸贼佞臣――正伯，据载伯曾逃难仕于吴，得到吴王宠信，屡有升迁，直至宰辅。伯为人好大喜功，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使吴越争雄中的吴国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逐渐走向衰败。对这个害贤祸国之人，孔子弟子子贡评论道：“太宰否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这就是管理者用人失当的后果，值得企业管理者鉴戒。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针对管理者的“德”而言，缺失了对普通人群的自觉性的要求，旨在以“明君”“贤臣”的上行下效、以身作则来改良社会风气，这一点有待弥补缺漏，加强民众“德”的建设。

在儒家的治理目标中，始终贯彻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要想企业人才云集，发展迅速，要以儒家民本思想为“矩之道”形成企业管理文化。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其业必昌。

四、儒家民本思想扩张渗透于民生保障

《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成了农业落后、生产力低下、荒年征伐频繁的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儒家思想中强调的 “惠民”“富民”“安人”的前提是先要满足人民 “食” 的需要，这是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先贤早就论证了如果统治阶层能藏富于民，使人民“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来维系民心，国必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墨子指出：“民之所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兆乐》）如果到了民众不能生存的地步，政权便难以巩固。

（一） 以民本思想为基底的“民”的地位的提升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强调民贵君轻；荀子也有舟水之喻的民本思想，对“民”的价值和作用有极大的认可；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对平民参与政治予以鼓励。

当今社会“民”的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正如所强调的“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要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良策”。还提出“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重实效。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以儒家思想“矩之道”加强民生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孔子看到了富人的聚敛和不义与百姓穷苦之间的矛盾，主张爱惜民力，轻徭薄赋。“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民本思想表现为民生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如此按照制度和法律法规所保护的利益、按照法的调整机制、法的价值取向才能使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得到真正保障。儒家提倡“德政”，只有成德的人方可领导与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民生保障制度的建立是真正把人当人看待的本质反映。“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是孔子理想中的社会，他对人民有真诚的同情。今天我们将民生保障作为社会正义的主旋律，大力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儒家文化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人心中，历史洪流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中国人心中的价值体系、为人处事的原则和从政、从教、从商等思想无不在“儒”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来。儒家思想有其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但我们必须承认儒家的重民、爱民、惠民思想对于现实社会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它的民本思想恰恰是我们今天从事教育、企业管理、民生保障所需要并倡导的。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篇10

“文化自觉”也包括另一重要方面—认识自己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或不足的薄弱的方面。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一文中，先生指出，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即使今天，它仍然在不少方面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所在，也表现了它的缺点所在。优点和缺点是“一体两面”，无法截然分割。先生将传统思想文化归约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对每一方面都既指出其优点，又指出其内在缺点;如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立在广大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很容易带空想的色彩，从而拖住了社会的前进。我们提倡理想主义当然是对的，但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关于人本主义，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本主义。它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于过分地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希望由他们自己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他们讲“格物”“致知”全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们就不大可能去系统地探讨一些抽象的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因而中国哲学没有严密的论证，这样就妨碍了我们民族抽象理论思维的发展。而更成问题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它只是把“人”放在一种相对立的、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来讲一个人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负起自己作为特殊地位的“人”的责任，而忽视了人应有的权利。因此，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讲什么“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等等。它要人尽各种各样的义务，而很少能享有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所以，尽管人很重要，但人必须在“五伦”关系中生活，人只能表现在与他相对的关系者的身上，离开这样相对的关系就很难讲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表面上看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但实际上这种主体性只是在规定了的五伦关系下的主体性;自觉性是在没有认识自己独立人格下的虚假的自觉性，只是在所限定的范围内才有主动性。或者说，人们的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是在人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生活时才有意义，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就全然失去了意义。所以人如果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人也就没有真正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就没有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从这个方面看甚至是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发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冲破这种被限定在“五伦关系”(一种特定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的社会关系，“人”才能得到自由，“人”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有一种民主的社会。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是“官”把“民”看成“本”，看成对他们是重要的。这种“民本”思想和真正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民主”是“民”自己做“主”，怎么能是由“官”来做“主”呢?这显然是把关系搞倒了。因此，“民主”思想不仅不是“民本”思想的自然发展，而且它应是对“民本”思想的一种否定。关于辩证思维问题、理性主义的问题，先生也都作了辩正的分析，如指出传统思想往往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人的道德价值反射到宇宙中去，比如孟子说的“尽心、知性、知天”，宋儒认为人心本“仁”，因此宇宙本体也是“仁”，“天理”是“至善之表德”等等，这种把人内在的道德加到宇宙上当然是不可取的。它不仅离开了“理性主义”，而且会是新理性主义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了。所以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它应是在“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来讲“天人合一”，或者更有意义。如此等等，为我们如何“文化自觉”，树立了榜样。故停留于宣扬传统，儒学是不可能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现在国学讲得多了，却很少有辩证的分析。正面的宣扬遮蔽了其负面的因素，但负面的因素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相反，它随正面的宣扬而一起潜在地进入人的心灵意识，起着某种负面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家与民族追求的目标。先生指出，实现“和平共处”要求处理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不仅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创建“全球伦理”中应十分注意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寻可以对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有意义的伦理资源”。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其伦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伦理，而是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和而不同”原则下寻求最好的“全球伦理”原则。亨廷顿讲“文明冲突”，背离了这一基点，但客观上也反映了文化问题的日益重要性。先生有专文对此回应，这亦为我们树立起“世界观照”的范例。

总之，先生的眼界是广阔的，时时关注着世界，而立足点则在伸张与弘扬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使之健康、活泼、发展、复兴，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以全球化的眼光观察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实践先生的这一指示，新哲学的建立必将成为现实。

篇11

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宝库中，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建立了爱人贵民的朴素人本主义――民本思想，与西方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系统完整的人本管理理论相比，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要早2000多年。

“以人为本”的理念最早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提出来的。当齐桓公向管仲询问成就霸业之道时，管仲就明确指出“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①霸王之业的开始，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亡。可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成就霸业的基础。管仲提出来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将百姓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为什么“民”如此重要呢？《荀子・哀公》中的一句话道破天机，“君者舟也，庶民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春秋战国的许多典籍都体现了民本思想，这也是诸子百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民本思想是将人视为管理的核心，正己安人，用仁爱之心，从内在的道德感去提高人们遵守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自律性，进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达至和谐统一、天下大治将古代的民本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融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一、正己正心――对管理者的要求

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见“修身正心”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孔子十分强调管理者的“正己”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百姓也会跟着行动；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不端正，即使发号施令，百姓也不会顺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④孟子也提出了“其身正而天下归之”⑤的观点，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不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⑥在儒家看来，正己做好了，自己在道德能力方面更完善了，才有治国安民的条件和本领。治理国家是一个“正己安人”的过程，管理者以“正己正心”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在任何时代，管理者的素质都决定了一个企业、组织的兴衰存亡。管理者欲“安人”，首先要“正己”；欲“正人”，首先要“正心”。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经验以及非凡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与人格魅力，修身立德，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用无声的语言说服下属，用个人魅力感染下属，建立威信，赢得员工的尊重与信任，同心协力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仁政德治――对被管理者的态度

孔子主张以“仁”的精神统治“民”，孔子提出 “仁者,爱人”⑦。爱人的原则有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同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自己要站住脚，也要使别人站住脚；自己质朴谦退通达，也要使别人质朴谦退通达。孟子进一步完善了仁政学说，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⑩只要有爱人的思想，施行爱人的管理政策，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如小物行于掌中一样容易。这是因为施行“爱人”的仁政，与人们本性完全符合，从而能使民心归顺。孔子从“仁爱”出发,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百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靠刑政来治理民众，民众虽然不敢做坏事却不知羞耻，只有以礼义道德教化和规范民众，民众才会懂得做坏事可耻，并知道自觉地去纠正错误。这些管理态度在告诫我们管理者要善待员工，用一颗“仁爱”之心，启发员工内在的道德感，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增强员工主人翁责任感，激发热爱企业的思想感情，培养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的责任感。只有在企业内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氛围，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三、以和为贵――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佳境界――和谐的状态、和平的环境、和合的气氛。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强盛；强盛了，就能战胜外物。这就是优化组合之后产生合力而形成的新质，这种新质发生的作用，超过事物单纯相加的总和，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孔子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真正有德行的人是善于与人和睦相处,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并不是盲目苟同和无原则的附和。“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平衡。

国家“以和为贵”，才能国泰民安，建设和谐社会；企业“以和为贵”，才能形成团结一致、和谐共处的企业精神。企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企业组织机构各个部门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才能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企业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致在工作中形成了动力，在交往中凝聚了合力，同心同德，共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朱明伟.中国管理文化[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78-85.

[2]李福海.管理学新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05-115.

[3]吉青.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及其现代价值[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96-98.

[4]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2005(2):56-58.

注释：

①《管子・霸言》

②《孟子・尽心下》

③④《论语・子路》

⑤⑥《孟子・离娄上》

⑦⑧《论语・颜渊》

⑨《论语・雍也》

⑩《孟子・公孙丑》

《论语・为政》

篇12

    【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 2012 )11-0026-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 11. 006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探索(杨发祥、闵慧。2011)。尽管两人都是基于中国农村场域,以教育为手段,改造乡村。但由于所受教育、个人经历不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晏阳初认为中国人患有“愚”、“穷”、“弱”、“私”的病症,因此他提出乡村整体教育、系统改造的道路。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由外部引发的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因而从中国儒学文化复兴与重建的思想角度开展了乡村建设(李文珊,2004)。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相比,晏阳初的乡村改造运动更具有丰富的实践性。雷洁琼认为应用社会学包括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工作,这里的社会问题研究不是指纯粹学理的研究,而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不只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研究(王思斌。2004)。近十年来,国内农村教育领域对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是笔者认为,晏阳初的乡村工作理念同样十分重要,除了包涵平民教育思想之外,更多是乡村社会工作理念和实践结合体,至今对于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教育有着积极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晏阳初乡村工作理念

    晏阳初先生在19世纪80年代对乡村社会工作做出系统性总结,核心理念主要体现在:深入民间;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与平民一起制定计划,共同工作;而且要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强调表证与示范在农民相互学习过程的作用,从实干中学习;注重统筹安排,系统发展,注重发扬而非救济,不主张迁就社会,而应该改造社会(晏阳初、赛珍珠,2003)。从晏阳初的乡村工作信条中可以看出,晏阳初先生不愧为我国着名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在河北定县10年的乡村建设工作中摸索出了精辟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工作理念。这些乡村工作理念经过数十年的锤炼,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至今对当前农村社会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晏阳初先生受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方法影响比较大,他的乡村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的,其本土化的贡献至今意义深远。

    (一)中西融合的“新民本”思想

篇13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