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最基本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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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1世纪房地产业在我国土地产业和商场产业占据较为大的面积和巨大金额的投资，在这一基础上存在一定的风险，涉及到众多税点。 主要税种有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所得税。这些税费金额大，如果能合理地进行税收筹划，能够降低投资项目的成本，加强房地产企业依法纳税的观念，促进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房地产企业税务规划及分析

房地产业大额投资隐形到了一定的风险及施工难度，涵盖了一系列的税点，笔者将在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将房地产业的税务正确的运行及分配利用。促进多方面多方面税务正确的分配，加强税务在企业中的合法利用，完善税务的避税和漏税。企业房地产税务是遵守有关法规，在制定和施行相关税务政策程序和措施的基础过程上，来完善税收。

我们将进一步的对税务进行解刨及探析：

（一）合法性税法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

税务筹划是在完全符合税法、 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纳税义务没有确定、存在多种纳税方法可供选择时，房地产企业做出缴纳低税负的决策，依法行政的税务机关对此不应反对，这一特点使税务筹划与偷税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筹划性经营行为的发生是企业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

税务筹划不是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后想办法减轻税负，而是在前期通过充分了解现行税法和财务知识， 结合房地产企业全方位的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的规划、设计、安排来寻求未来税负相对最轻、经营效益相对最好的决策方案的行为，是一种合理合法的预先筹划，具有超前性。

（三）目的性房地产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目标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一组目标

直接减轻税收负担是纳税筹划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税务筹划最本质、 最核心的目标。此外，还包括有：延缓纳税、保证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税及时足额，不出现任何关于税收方面的处罚，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名誉损失，实现涉税零风险，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无理、 非法侵犯以维护主体合法权益。

（四）多维性

筹划过程的多维性从时间上看，税务筹划贯穿于房地产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任何一个可能产生税金的环节，均应进行税务筹划。不仅生产经营过程中规模的大小、会计方法的选择、购销活动的安排需要税务筹划，而且在设立之前、生产经营活动之前、新产品开发设计阶段，都应进行税务筹划，选择具有节税效应的注册地点、组织类型和产品类型；从空间上看，税务筹划活动不仅限于本企业，应同其他单位联合，共同寻求节税的途径。

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有产业中占有一定的领域，它的税务率也占了一大部分。在企业中税务这一方面占据好大一部分要素。增值税和效率税有着共同的特征及体系。现在好居民在购买房屋的同时房地产企业已经在销售楼的同时包含了税点进去。

二、房地产企业主要税种的税务筹划

（一）营业税筹划

营业税是我们税务体系里最为主要的税务， 在销售的同时无形的已经形成了一种税务。根据我国人口占据世界第一的要素上面，房地产业也普遍在国内外形成了一种史上以来的大体制的行业。尤其在房地产业售前服务，属于不动产，税率皆为5%。有些企业将售楼税点降低在最低限度。

（二）增值税筹划

增值税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增值税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我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是最大的税种。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税收收入中75%为中央财政收入，25%为地方收入。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由海关负责征收，税收收入全部为中央财政收入。2011年10月31日，财政部公布财政部令，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有较大幅度上调。

（三）房产税筹划

房产税的征税的是房产，在合法的条件下引领税务在房产业多元化利用。如何从房产的土地转入正确的使用效率，来权证中小型企业中存在的一些税务因素。上文已经明确的阐述了房地产业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在房地占地有一定的空间。室内的装备设施，都是进行核算及分析。

（四）企业所得税筹划

中小型企业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空间，公司内部都有每部分物资流动正确运营的程序化体系。就在酒店房地产业这一部分，阐述企业所得税怎么筹划的进程。来完善产地产业在企业当中的主营因素之一。企业所得税在我国产业里占有博大的税务，有些较为广大的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税务查收。

三、房地产企业税务筹划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考虑经济环境配套性

现在房地产这行业销售方面竞争也很大，面临客户和房地产的投资的各种原因，有些单位采取各种相关行销方式，建立和客户良好的关系 尽量采取降低一些成本措施。 对税务这一块也有相对的了解和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 对购买房价的市民带来了一些帮助和优惠。 一些相关部分的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引领百姓对房间税务有基本认识， 这也需要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良好的配合， 让正确运营好税收这一点，尽量取得一些税务政策优惠。另外税务机关单位对企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按照企业税务规章，企业也有一定的利益效益

根据房产税务筹划条列， 大多数企业都在竭尽全力做好减税务的措施， 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采取减税的措施，尽量避免最小的税务加收。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的方案。一种优良的税务必须是多种税收的选择， 不能就这样的当做是最小的税务就是好优秀的了。

（三）税法和会计制度的分离

由于会计核税法的规则不同、基本要素和遵循的法则也不同，房地产业和会计这一块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会计主体是根据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的单位，可以说是一种大家要遵循的法制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的脊髓， 纳税主体是指依法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基本纳税单位（或自然人） ，也就是税法规定的独立纳税人。因此，会计主体和纳税主体是相同的，有的时候也完全不一样。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法的目的不同，对收益、费用、资产、负债等的确认时间和范围有时也不相同， 从而导致企业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之间产生差异― ―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

四、房地产企业税务筹划的发展方向

房地产企业设备了会计，有会计规章制度和培训的最基本的知识， 尤其是要掌握好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精通税务知识，这样在企业中也突出了会计税务的这一要点。税务会计的本职工作：一是要根据会计税收规章法条、可免除一些不需要的项目、利润和税务进行比较和计量，计算和缴纳应交税金，编制纳税申报表来满足税务机关对税务信息的要求。 二是根据企业的利润进行预算和筹备，对税务利润进行运营和合理计划，发挥房地产会计的实力和特点效果及作用，尽量保持在房地产税收为最低。 税务筹划作为一种综合的管理模式， 所采取的方案很多。 从环节上看，包括预测方法、决策方法、规划方法等；从学科上看， 包括统计学方法、数学方法、运筹学方法以及会计学方法等，因此， 房地产企业税务筹划在方法上的综合性特点使筹划活动是一项高智 力的活动，需要周密的规划、广博的知识，深则精致的方案。

篇2

目前电子商务正以强劲的势头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商务交易模式、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和政府的工作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模式，电子商务给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税收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税法界定纳税主体的标准，使如何认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并对其权利进行保护成为当前税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不确定性与权利保护现状

电子商务是依托网络进行货物贸易和服务交易，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商业形态。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及税收实践中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认定及其权利保护陷入困境。在我国，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无论宪法还是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税法，均未明确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范围，也未规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法律的缺位导致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缺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于税务机关来说，网上开店是否征税，合法避税与偷税的界限如何认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等问题成为困扰税务机关的重要难题，同时也使税收实践陷入尴尬境地，并进而直接影响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在认定及权利保护方面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网络状态下，原有税法以收入、行为和财产为征收客体的认定标准已无法适用：现行税制对商品、劳务、特许权等概念的界定已不适用于电子商务，无法对电子商务中新出现的数字化信息产品与劳务进行课税，原有各税种的征税客体也发生变化；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性，对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征税无法适用现行的税务征收管理手段和方法；网络中出现了数字化、非物化形式的虚拟财产，这些虚拟财产都使电子商务的征税客体出现不确定性，从而直接导致了纳税主体界定的困难。而且，在电子商务中，由于网络对所有交易主体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交易主体；传统的中介人、中介环节不复存在，交易双方可以隐匿姓名、居住地等，也造成电子商务下的纳税主体呈现多样化、模糊化和边缘化，具有不确定性。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

（一）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界定的基本前提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合理界定需要以明确电子商务征税客体、实现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和对电子商务合理课征新税为基本前提。

1.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征税客体是税法的最基本要素，也是确定纳税主体的前提。电子商务按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在网络中完成环节的不同，可以分为间接电子商务和直接电子商务。在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未脱离传统的交易模式，通过网络只能完成部分交易过程，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对纳税主体的界定相同。在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交易过程全部实现了网络化，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合为一体，同步在网络中完成，交易的商品具有数字化，无形性的性质，出现了新的课税对象，即网络信息商品已成为新的征税客体。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主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所以，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是科学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重要前提。

2.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需要以法律为依据。目前，需要根据电子商务发展的程度，首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初步界定，待条件成熟后制定全国通行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合理界定在法律上具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将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义务人与实际负担纳税义务但不直接承担法定的纳税义务的负税人进行科学划分。

3.电子商务课征新税的合理化。由于电子商务中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使计税计量单位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使课税对象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主体的界定。所以，应将网络信息商品交易主体纳入纳税主体范围。此时既要考虑到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性，同时也要考虑到比特税的合理性。如果只对网络信息商品征收比特税，无法体现出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如果只对其征收从价税，则无法体现出税收的公平性。所以，为了既符合税收原则，同时又能解决电子商务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问题，建议采取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方式来解决网络信息商品的征税问题。但是，毕竟电子商务是新生事物，在现阶段双重征税的前提是采用较轻的税率，比特税只是按照信息流量进行象征性征收，以便体现网络商品交易的可税性。

（二）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类型的界定

在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下，纳税主体应划分为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和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

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由于间接电子商务活动只是借助于网络完成信息流与资金流，其物流活动仍需传统模式，即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网上交易与传统的交易只是在交易的形式上存在不同，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间接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的规定相同。

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出现了新的征税客体即网络信息商品，与网络信息商品交易相关人应为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纳税主体。由于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双重征收，产生两个基本纳税主体：一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纳税人；二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中的网络信息平台。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范围

由于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未脱离传统税法对其权利的界定，为此，本文所说的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是指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的权利。具体包括：

（一）依法纳税的权利

电子商务中新的交易商品即网络信息商品以其无形性、数字化等特征而异于传统税法对征税客体的界定，所以无法适用于传统税法进行税收征收。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行使缴纳义务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为了保证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凡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纳税义务，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无纳税义务。如印花税，直到2006年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才出台《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明确了“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在此之前发生的网上签订电子合同等行为，不缴纳印花税。

（二）平等权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应与传统纳税主体平等纳税；二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纳税。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权即税法学中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指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在电子商务中应特别强调纳税主体的平等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交易模式，其交易的无形性与无纸化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的难度，为此，在税法的制定与税收征管实践时，不应因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征税客体难于确定和征收难度较大而对纳税主体给予歧视。电子商务纳税人享有与传统纳税人相同的权利，如享有申请减税及申请免税等权利，并与传统纳税人承担同样的税负负担。这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享有纳税权利与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同时，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还应与传统税法界定的纳税主体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等。另外，对于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税收负担分配必须以纳税主体的负担能力为基准，负担能力相同，税负相同，负担能力不同则税负不同。

（三）知情权与隐私保护权

税法中的知情权包含纳税主体享有主动全面了解、知晓所有税法相关规定的知情权和被告知与自身纳税义务有关的一切信息的告知权。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有权以合法的技术手段或其他方式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网络世界是信息开放的世界，为此，保护其纳税主体的隐私权不受侵犯显得尤为重要。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在纳税相关信息中属于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范畴的部分，应该依法获得保护，纳税主体也有权要求税务机关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为其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予以合法保护，免受不法侵犯；同时，税务机关也有义务依法保护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纳税主体的相关信息。

（四）获得技术支持的权利

电子商务是建立在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基础之上，技术性为其主要特征。纳税主体在进行纳税处理时，不可避免的涉及技术问题。所以，在电子商务模式下，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有权要求税务部门保障自己相关技术设备的正常运行，并获得税务部门的技术支持与保障；税务机关也有义务确保网络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并对网络纳税主体提供相应的培训与技术支持，以达到方便纳税主体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目的。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的法律建议

由于电子商务是新兴行业，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国内外鲜有专门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界定并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护。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合理界定并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已显得尤为紧迫。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相应的税收法律制度：

将“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原则明确写入宪法。目前，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未提及权利，这本身就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也容易导致税务机关权力的滥用。所以，应将纳税人合法权益予以根本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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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特征是生产力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就平均而言我国还只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加上由于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社会水准已日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大多数人口或家庭所获得的收入还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无能力缴纳个人所得税。更何况我国推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税含价中，国家的大多数税款是居民在购物或消费时无感觉地支付给了国家。这种情况表明，不能以所谓收入向个人倾斜、个人储蓄存款增加作为理由说明个人所得税可以成为主体税种，因为收入向个人倾斜主要是向少数人倾斜，个人储蓄存款增加也主要是少数人储蓄存款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得税主要应针对具有较高收入的人口群，而不是普遍地对大部分个人或家庭征收。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所得税不可能成为对大多数个人或家庭普遍征收的税种，个人所得税在执行税收的财政职能中不可能起主要作用。

还有人主张可通过调整税制结构，即在总收人不变的情况不，通过减少流转税比例的办法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徐镇庆等，1998），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且不说没有必要，即使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流转税是可转嫁税，流转税的负担落向何处，取决于多数因素，如所课征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求价格弹性。流转税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个人收入就会相应增加，流转税减税直接影响课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即使假定流转税总体的减税幅度与个人收入总体增加幅度相同，具体到每一个人时，其获得的收入增加是不均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进行税制转换的设计。再退一步说，税制的转换可以实施，但由于在征管上要从面对相对少数的企业纳税人（特别是纳税大户）转变为面对众多的个人纳税人，要么征税成本会剧增，要么税款要大量流失，要保证财政收入不变，就必然要提高税率。流转税税含价中，负税人实际支付了税收却没有负担感觉，而转变为个人所得税，税收直接从收入中扣除，就会产生负担感觉，税率越高这种感觉越明显。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改革缺乏可承受的社会心理。个人所得税比重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个人所得税不可能充当主体税种。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所得税不可能成为主体税种。但也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税收征管的加强，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会有所提高。而且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要求，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将起重要作用。

个人所得税可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加入到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适当调节的杠杆体系中，与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险税等其它税收手段和税收以外的其它法律的、经济的手段一起对收入分配特别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引起的过高的收入差别进行适当调节，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工资外收入的差距，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阶层缴纳的比例为52.7%，个体户缴纳的比例为29%，两项合计超过80%.加上来源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进入预算一般项目，用于政府开支，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几乎没有，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来加以改变。

个人所得税属直接税，纳税人如果不清楚其用途或清楚被用于与纳税人的整体利益相悖的领域，即使税收负担不重，也会有被迫感、痛惜感，直至产生被剥夺感。这与间接税不同，在间接税情况下，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定一致，负税人没有间接税的感受。个人所得税只有让纳税人通过某种方式清楚其正当用途并能有效知情、监督时才能长期存在。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不是主体税收的情况下，可通过设计税收收入与专项预算支出（让人民得到实惠的看得见的项目）挂钩的办法来实现上述要求。

二、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原则

引入一项现代的制度只是一个开端，而要培育起使该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在还不存在西方模式个人所得税得以有效运行的社会文化的前提下，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方向不是所谓国际接轨，而是着眼于税法规定与实际执行相一致，在最小征收成本条件下完整实行。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设计时，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1.国情原则。

这是完善所有税收制度也是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第一原则。税制改革完善，不能简单地学习西方做法。即使是公认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也要根据我国国情进行改造。结合国情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国情这个概念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政治制度，还包括文化特点和由其决定的人与人关系处理规则、政治家的行为、基层征收人员的行为、纳税人的行为。行为表明人们对税法规则的态度，是采取遵守的态度、部分遵守的态度还是漠视的态度。态度又取决于负担水平和违法被处罚预期成本之间的权衡。如果负担水平不高，人们交纳税收不感到十分心疼，同时又能知晓税款的用途时，遵守税法的态度就会占上风。如果负担很重，偷漏税的利益很大，被处罚的预期成本不大，人们就愿意选择违反税法。因此适应国情的对策是低负担、宽税基和受益明确相结合。

2.低负担原则。

在违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不高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低税率、低负担、宽税基、严管理、易征收的办法，尽量减少对偷漏税的利益诱惑，使偷漏税意义不大，缴税也不心疼。在违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不高的情况下，高税率必然诱惑偷税；越自动的机制（如凭发票就得到税额抵扣或退税）必然导致越严重的骗税、欺诈；越细致的差别政策、越严格的审批制度必然产生越多的寻租行为和越严重的腐败，从而使政策越偏离初衷。相当多的人认为，税率低了，就达不到调节的目的。这种说法看起来有道理，但具体结合我国的情况，就不一定正确。调节作用不能只停留在制度设计上，最关键的是要能执行，税率定得高，且不说影响效率，首先是偷漏税的诱惑大，在我国偷漏税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低的情况下，结果不仅不能按高税率征税，就连基本的税收也收不到，何谈调节作用。这里有征管上的问题，但也有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3.有效运行原则。

税法规定要明确具体，规则要详细，避免含糊不清。我们自己创造的在基层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要充分吸收，使之具有法律依据，这也是中国式个人所得税的应有之意。

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别已十分严重，全国一刀切的办法不可能有效运行，个人所得税应当在基本原则（如范围、税基、居民身份、负担水平）上实行全国统一，扣除标准实行相对数和绝对数相结合，并且可选择。征收方式上应当实行规范征收与简易征收相结合，管理办法可因地制宜、内外应当区别对待（有协定的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管理上着眼于个人收入信息的适时跟踪、科学整理、妥善保存、及时更新。引入财产和收入评估制度。个人所得税管理要与企业税收、社会保险税、银行业务联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应当合并设计，以避免重复规定。

三、个人所得税的模式选择

1.纳税人规则。

我国要坚持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应用原则。在我国拥有永久住所，或没有永久住所但在我国连续五年每年逗留183天以上者从第六年开始，确定为永久居民，就其来源于境内外一切应税所得（不论是否汇入我国）承担无限纳税责任。在中国境内没有永久住所，但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逗留183天以上者为中国居民，也必须就其从中国境内外所得承担纳税责任，但境外所得以汇入原则征税，即汇到中国的部分才要纳税，没有汇入的部分不纳税。在中国境内没有永久住所且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逗留不到183天者为非居民，只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承担纳税责任。

2.征税范围和税基。

个人所得税应是个人非营利所得税。非营利事业所得，包括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包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收入）、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主要工资薪金）、被动投资所得（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不动产所得、财产转让所得（资本利得）、其他所得。征税所得范围应限定在工资薪金所得、各种劳务所得、投资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财产租赁和转让所得等非营利性质的所得，也就是将合伙企业、个体工商业户的所得税并入企业所得税或营利事业所得税中，这可使个人所得税法律简明，避免用大量的篇幅规定有关成本费用（包括存货计价、折旧计算、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摊销等）的规则，避免与企业所得税的内容重复，也避免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同一笔所得的重复征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将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立法。

为了保证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易于征管，目前列入征税所得范围的应主要是规则性、周期性、以货币表现（包括有价证券）的所得，某些原可以用货币表现的实物收入要折算为货币所得。对推算所得、偶然所得一般不列入征税所得范围。对可以转化为现金的福利性收入要列入征税所得范围。对多数与职务或所在单位有关的“待遇”性实际所得，应着眼于深化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将“暗补”即隐性收入转化为“明补”即显性、账面收入，如取消福利性分房、专车制度改为车费补贴制度等，改革以后，这些所得也属于规则性所得应列入征税所得范围。应摒弃只能将合法性所得纳入征税所得范围和征了税的收入即为合法收入的旧观念，在确定征税所得范围上应遵循所得税法独立原则，不管所得是否合法（在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并做出判决前，有时很难确知一项所得来源合法与否），凡能增加一个人负担能力的所得都可以是应税所得，只要其符合税法规定。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为避免对公司分配利润的双重征税，对个人获得的股息应采取“归集抵免制”，准予抵免在公司阶段已纳税收。

尽量缩小免税范围。建议免税范围：由财政预算开支的政府奖金和特殊津贴、抚恤费、救济金，外交代表收入。不包括保险赔款、军人转业或复员费、安家费、退职费、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等。退休金可减半征收或免税。

3.负担政策选择和扣除及税率制度设计。

负担政策首先体现在税率，税率的确定不仅涉及税负高低这一税收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而且对税制运行情况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税率定得过高，会使纳税人感到牺牲过大而且很不公平，往往会促使他们选择收入隐性化（如不要求过高工资而要求较高的实际福利）或者在契约中要求税后净收入。在当前的社会中，能获得高的账面货币收入的人一般具有一技之长，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将个人所得税转嫁于雇主往往成功。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高税率特别是高的边际税率对高收入进行调节的政策目标难以达到。传统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要承担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责，就必然要求实行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制。实践证明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高税率、多档次税率制往往难以行之到位，难以行之到位的税制就无法实现其既定调节目标。

个人所得税的负担政策和税率制度确定还涉及申报单位、费用和生计扣除、税率级距等问题。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个人申报制，即以有应税收入的个人为单位进行费用和生计扣除并按税率表计征税收，不考虑家庭赡养人口的数量和经济状况。这种办法不能顾及家庭的税收负担能力的不同，有违公平原则。由于家庭仍是社会的经济基本单位，家庭总收入对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因此，有必要将以个人为申报单位征收改为以家庭为单位申报征收，在税率档次较少的情况下易于解决家庭申报制存在的通过分家降低适用税率的问题。个人所得税是对纯收入征收的税种，费用和生计扣除是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为了征管简便，以及不将营利事业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我国个人所得税可坚持不分生计和费用而采取综合定额扣除的办法。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职责是调节收入分配，主要针对高收入家庭特别是最高收入家庭，因此，综合扣除定额根据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实际收入额确定并实行指数化调整，使扣除额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9年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人均全部收入为6942元（国家统计局，2001）。据此可确定当年个人的费用和生计扣除额为7000元（以后每年按当年综合物价指数调整公布），这是对所有家庭成员每人的扣除额，如四口之家年扣除总额为28000元（取整数为30000元），根据我国的人口政策，可考虑扣除额随抚养孩子人数的增加而递减。为了照顾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规定各地的税率可在此基础上上下浮动20%.如果纳税人不愿意申报，可准予实行简易的征税办法，在实行简易的征税办法的情况下，可实行定率扣除的办法。

4.征收方式和可选择的最低限度税制度。

个人所得税按其征收方式可分为分类所得税、综合所得税和分类综合所得税（有的著作中又称为二元税制或混合税制）三种类型，其中分类综合所得税又可分为交叉型和并立型两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严格意义上属于分类所得税类型。我国今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也应当是中国式的，以源泉扣缴为主，模式既非分类也非综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混合制。大多数纳税人适用不分类课征，源泉扣缴。实际上就是目前实际中运行的征收方式的改进和法定化。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当允许多元征收方式的存在，规范征收方式和简易征收方式并存。要对基层实际征收方式进行认真研究，按去粗存精的原则，将其合理有效的内核吸收到税法规定中来，不能一概地贬斥它们为非规范做法并加以取缔。不过税法要明确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例如，较发达地方个人所得税征收可与社会保险支付联动。第一种办法，对已由企业代扣代缴的员工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的工资才能在成本列支，取消标准工资扣除办法。第二种办法，社会保险利益的享受不仅与社会保险税挂钩，而且与个人所得税交纳情况挂钩，单位源泉扣缴时也要向纳税人开出税单，并按个人社会保险账户号码，在其账户中记录个人所得税交纳情况。原则上个人所得税交纳越多其享受的保险利益也越多。其它不发达地区可实行定率或定额扣除办法或其它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更有效的办法。

为了解决对工薪收入者以外的高收入者（如明星、商人、政府官员、知名教授）等征管困难问题，笔者建议推行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低限度税制度或管理办法。就是按一定的标准，如私营企业家按其全年营业额或支付的职工工资额或流动资本数量，并根据行业盈利情况，分地区确定最低限度税税基；演员、运动员等按抽样调查的年收入划分等级，确定不同最低限度税税基，他们选择纳税后，向社会公布，一等的演员，如果选择二等以下的纳税等级，就会自我贬值，这会形成约束；政府官员可按级别，综合考虑工资收入和为官的福利收入，确定最低限度税税基；知名教授和其它社会名流同样通过抽样调查其全部收入，确定若干税基等级。等级确定后由其自行选择，按5%的最低税率征收。如果纳税人觉得按此办法纳税多于按申报的规范办法，可选择申报办法，多缴的税收可予退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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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镇庆、席西民、冯耕中，1998，《个人所得税改革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冲击》，载项怀诚等著《个人所得税调节谁》，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税收中性税收调控公平与效率

一、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臻完善

1．20世纪末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双重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不过，即使仍然沿用“双重体制”，也是非国有经济这一新的体制成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开始占据优势，国有经济的份额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样，当前的体制格局实际上可以概括为：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体制已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进程，因而市场化程度指标可以用来表示体制改革所能达到的水平。

2．21世纪的上半叶，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总体市场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这种变化是相当深刻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性的。对此，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经济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并不理想，距离目标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间。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36．6％)过低，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即使是市场化程度超过50％的产品市场领域(61．71％)和企业改革领域(51％)，其内部结构也存在诸多矛盾，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还有不小的距离。不过，总体来讲，从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五个方面(产品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国际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形成。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总体市场化程度从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尽管我们要更多地触及市场化改革中的“硬骨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如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制、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等，但我们毕竟积累了20多年的改革经验，现在的经济环境也比较宽松，政府驾御复杂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就一定会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按照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将有显著的提高，总体市场化水平达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再经过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达到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实现。

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与完善的税收制度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重视宏观调控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具体到税制的设计上，就是要处理好税收中性和税收调控的关系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或社会带来超额负担。所谓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对纳税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的中性就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税收中性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在税制建设上，税收中性的要求是：税制结构应科学、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场竞争，如税制应该统一，税负应当公平，避免重复征税；税制应当简化，方便纳税；扩大税基，合理制定税率；税收征管制度应健全有效率，征纳成本低。

税收中性是相对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仍将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场并非万能，也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对某些经济现象亦常常显得无能为力，需要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加以弥补或矫正。税收调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税收的操作主体是国家，因而税收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体现着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偏好，从而国家运用税收引导经济发展，调节经济运行时，有着其他各种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调控力，直接有效，强制规范，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节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在税制建设上，税收调控的要求是：及时、足额、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在我国当前突出的表现应该是提高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调节供求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和防范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矫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包括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世瞩目的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新税制运行两年来，保证了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新税制是成功的。如果从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分析，94税改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在税改主要内容上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革来看，取消工商统一税，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税率趋向统一，这都体现了税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同时，对烟酒等11种消费品和石油、天然气等7种矿产品分别开征了消费税和资源税,并实行差别较大的税率，这又体现了税收对特种消费品高额收益和自然资源级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调节。就增值税本身来说，规定了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以及减免税优惠规定，这又体现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绝大多数产品适用同一基本税率这一中性特征来看，由于各种产品的供求弹性不同，必然会影响税负转嫁的程度，从而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抉择，其税制运行结果又会是非中性的。这反过来说明，绝对的中性税收是没有的，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是辩证统一的。从所得税改革来看，通过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税利分流，取消税前还贷，取消国有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取消企业税后征集“两金”，取消奖金税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税向中性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仍存在非中性的问题，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一是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税制，税负不平；二是税率上内资企业仍实行33％、28％、17％三档税率；三是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从所得税改革的整体来看，既通过税收的中性化为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又通过税收的非中性措施体现了对小企业、特殊行业企业(如残疾人企业)的照顾，在这里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新税制还通过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理顺分配关系，取消困难性减免，严格控制偷漏税，强化税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在进一步完善新税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正确处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例如，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税制，体现税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实行统一税率，现存的内外资企业的大量减免优惠规定也很难取消或统一，有些规定甚至是很必要的，这在事实上表现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转税中的增值税被公认为是具有中性优势的税种，但仍在税率(三档)、进项税额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过改进完善有关规定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对待税收中性原则，应坚持相对论，防止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关系，也才能建立起既与国际惯例相符、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2．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优先考虑效率的要求，适时转换税制结构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实行的是流转税类为主体的模式，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一状况更趋强化，仅增值税和消费税两个税种，其税收收入就占全部税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营业税、关税等其他流转税种，其比重高达80％左右。可以说，我国税制结构的这一现状，从历史上看，与生产力水平较低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然而，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在现阶段已有根本性改变。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税制结构符合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社会原则，要求税制结构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实现，而所得税制则有利于这些原则和目标的实现。人们通常说积极财税政策下的减税手段，则是在所得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为，减税即减少所得税收，使厂商的利润和个人的收入增加，由此达到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的功效。为此，我国的积极财税政策要想获取更大的效用，必须及早转换税制结构模式，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先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再转向所得税为主体模式。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为第一步的模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水平为789美元，美国815美元、英国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达700美元左右，这还是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出该水平。所以，我国税制结构模式的转换，不仅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过剩下需求不足这一重大难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模式转换的经济条件。

3．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而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有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来看，公司制是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种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也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点都是公司资产的股份化。这便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也有利于公司产权的转让和流动，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重组，实现资产的最佳使用效益。税收作为对微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果进行课征的一种分配活动，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产权制度的不断创新，其有关政策和制度也必须作进一步完善，以更好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仍以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所得税的归属，把中央企业所得税划归国家税务局，地方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税务局，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用行政手段干预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出现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为使政府与企业行为彻底分开,分税制对所得税的划分不应以企业行政隶属为依据，而应象增值税那样，以税收收入分割为标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所得税收入。

其次，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展，公司的产权主体会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一个由国有法人股、国家股、外资股、个人股组成的公司制企业里，所有制性质已显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单一产权主体的企业为对象所建立的企业所得税制必须向以多元化产权为主体的公司为对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发展。这就要求：第一,尽快统一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内外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第二,规范目前股份制企业所得税，特别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无论是从公司公平竞争角度还是从税法严肃性角度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求实行统一的税制。但股份制企业实际执行的所得税却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这表现在:(1)实行新税制后，已批准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继续执行15％的所得税，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则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2)各省市在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数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外，许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虑，为增强地方企业在股市的竞争力，经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税率有按15％执行的，也有按24％执行的，既不统一，又不公平。(3)特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所得税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内地股份制公司的竞争力。所以，为建立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必须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海外上市公司还是国内上市公司;无论是特区公司还是内地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应执行统一的33％法定公司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第三,制定集团公司的所得税规范。企业公司制改造，必然会产生大量的集团型公司,目前全国已有上百家企业集团正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的试点。所以，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必须制定专门的条款予以明确。在国外，税法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都有专门的规定，因为集团公司的所得税涉及到股息抵免、纳税方式的选择、公司综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纳税报表的编制等比较复杂的事项。而我国对集团公司税收问题只规定股息、红利收入比照联营企业收入处理，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资产控股为100％的，可由控股成员企业选择由核心企业统一合并纳税等几条比较笼统的规定，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第四,明确特殊问题所得税处理规范。产权流动有利于盘活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收购与兼并是产权流动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对收购与兼并过程中产生的所得税问题如何处理，目前我国税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统一后的公司所得税法必须尽快予以明确。

4．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社会保障税制又是健全与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条件，所以在新的世纪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仅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法，还没有将保障资金列入预算内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筹集实行“按地区、分行业、定单位”的办法，各地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多少不一，基金筹集标准高低不同，资金管理分散，筹集成本高，调剂面窄，对资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普遍存在资金浪费、挪用问题，无法专款专用，难以满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参照国际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法，开征社会保障税。具体实施方案是：(1)在保障项目上，设立退休、失业和医疗三个必缴税目，对工伤和生育等保障项目，暂时仍由企业或家庭自我保障。(2)结合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雇主(公司)、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现实情况和我国国情,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原则上也应该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单位、工薪收入者和个体经营者。(3)按照国际惯例，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为雇员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个体经营者的纯收益额或营业利润；在税率上一般按比例税率征收，并且对税基的最高额有限定，当然限征额要根据物价指数适时调整。(4)社会保障税可作为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将税款的大部分划归地方收入，少部分划归中央，供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5)社会保障税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税款入库后再拨付给社会保障部门使用支配，为此必须改变目前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机构改革中成立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5．加大费税改革的力度，为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税收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税费的界限和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国，由于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现在已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从全国的情况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9798亿元，比当年税收收入的6909亿元多出近3000亿元，“费”与“税”的比例高达1：0．704，“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增长速度看，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1988年为4l5亿元，1992年为600亿元，1996年高达2900亿元，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和税收的增长速度。无论是税费之比还是非税的增长速度在当今世界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为了解决税外收费过多而又不能从总体上减轻宏观税负水平，2l世纪初必须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改税”改革的基础上加大其改革的力度。如尽可能取消大量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严格批审新的收费项目；属于税收性质和具有税收功能的收费应尽快并入税收，加快费改税进程，以减轻企业名目繁多、不堪重负的规外费负担。这一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操作实施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对“三乱”性质的、不合理的收费要坚决取缔。农民、企业、单位在缴足了税收之后，有权拒缴各种非法收费、集资与摊派。同时，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的力度，从源头上压缩对财政性开支的需求，这才是治理“三乱”的制度保障。这也正是有的国内学者曾经提出过“费改税”应重在正本清源的基本要义。显然，如果治理“三乱”仅在于取消、清理一批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而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精简等后续配套改革又跟不上来，那么只能说这样的“费改税”改革是浅层次的改革，没有祛除“三乱”的制度根源。其结果，只能是治理一阵子好一阵子，过后又会出现反弹，甚至出现更多的新的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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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臻完善

1．20世纪末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双重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不过，即使仍然沿用“双重体制”，也是非国有经济这一新的体制成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开始占据优势，国有经济的份额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样，当前的体制格局实际上可以概括为：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体制已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进程，因而市场化程度指标可以用来表示体制改革所能达到的水平。

2．21世纪的上半叶，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总体市场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这种变化是相当深刻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性的。对此，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经济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并不理想，距离目标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间。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36．6％)过低，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即使是市场化程度超过50％的产品市场领域(61．71％)和企业改革领域(51％)，其内部结构也存在诸多矛盾，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还有不小的距离。不过，总体来讲，从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五个方面(产品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国际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形成。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总体市场化程度从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尽管我们要更多地触及市场化改革中的“硬骨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如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制、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等，但我们毕竟积累了20多年的改革经验，现在的经济环境也比较宽松，政府驾御复杂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就一定会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按照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将有显著的提高，总体市场化水平达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再经过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达到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实现。

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与完善的税收制度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重视宏观调控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具体到税制的设计上，就是要处理好税收中性和税收调控的关系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或社会带来超额负担。所谓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对纳税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的中性就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税收中性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在税制建设上，税收中性的要求是：税制结构应科学、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场竞争，如税制应该统一，税负应当公平，避免重复征税；税制应当简化，方便纳税；扩大税基，合理制定税率；税收征管制度应健全有效率，征纳成本低。

税收中性是相对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仍将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场并非万能，也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对某些经济现象亦常常显得无能为力，需要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加以弥补或矫正。税收调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税收的操作主体是国家，因而税收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体现着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偏好，从而国家运用税收引导经济发展，调节经济运行时，有着其他各种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调控力，直接有效，强制规范，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节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在税制建设上，税收调控的要求是：及时、足额、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在我国当前突出的表现应该是提高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调节供求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和防范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矫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包括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世瞩目的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新税制运行两年来，保证了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新税制是成功的。如果从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分析，94税改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在税改主要内容上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从流转税改革来看，取消工商统一税，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税率趋向统一，这都体现了税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同时，对烟酒等11种消费品和石油、天然气等7种矿产品分别开征了消费税和资源税,并实行差别较大的税率，这又体现了税收对特种消费品高额收益和自然资源级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调节。就增值税本身来说，规定了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以及减免税优惠规定，这又体现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绝大多数产品适用同一基本税率这一中性特征来看，由于各种产品的供求弹性不同，必然会影响税负转嫁的程度，从而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抉择，其税制运行结果又会是非中性的。这反过来说明，绝对的中性税收是没有的，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是辩证统一的。从所得税改革来看，通过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税利分流，取消税前还贷，取消国有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取消企业税后征集“两金”，取消奖金税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税向中性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仍存在非中性的问题，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一是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税制，税负不平；二是税率上内资企业仍实行33％、28％、17％三档税率；三是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从所得税改革的整体来看，既通过税收的中性化为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又通过税收的非中性措施体现了对小企业、特殊行业企业(如残疾人企业)的照顾，在这里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新税制还通过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理顺分配关系，取消困难性减免，严格控制偷漏税，强化税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在进一步完善新税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正确处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例如，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税制，体现税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实行统一税率，现存的内外资企业的大量减免优惠规定也很难取消或统一，有些规定甚至是很必要的，这在事实上表现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转税中的增值税被公认为是具有中性优势的税种，但仍在税率(三档)、进项税额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过改进完善有关规定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对待税收中性原则，应坚持相对论，防止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关系，也才能建立起既与国际惯例相符、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2．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优先考虑效率的要求，适时转换税制结构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实行的是流转税类为主体的模式，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一状况更趋强化，仅增值税和消费税两个税种，其税收收入就占全部税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营业税、关税等其他流转税种，其比重高达80％左右。可以说，我国税制结构的这一现状，从历史上看，与生产力水平较低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然而，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在现阶段已有根本性改变。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税制结构符合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社会原则，要求税制结构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实现，而所得税制则有利于这些原则和目标的实现。人们通常说积极财税政策下的减税手段，则是在所得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为，减税即减少所得税收，使厂商的利润和个人的收入增加，由此达到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的功效。为此，我国的积极财税政策要想获取更大的效用，必须及早转换税制结构模式，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先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再转向所得税为主体模式。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为第一步的模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水平为789美元，美国815美元、英国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达700美元左右，这还是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出该水平。所以，我国税制结构模式的转换，不仅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过剩下需求不足这一重大难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模式转换的经济条件。

3．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而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有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来看，公司制是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种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也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点都是公司资产的股份化。这便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也有利于公司产权的转让和流动，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重组，实现资产的最佳使用效益。税收作为对微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果进行课征的一种分配活动，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产权制度的不断创新，其有关政策和制度也必须作进一步完善，以更好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仍以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所得税的归属，把中央企业所得税划归国家税务局，地方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税务局，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用行政手段干预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出现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为使政府与企业行为彻底分开,分税制对所得税的划分不应以企业行政隶属为依据，而应象增值税那样，以税收收入分割为标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所得税收入。

其次，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展，公司的产权主体会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一个由国有法人股、国家股、外资股、个人股组成的公司制企业里，所有制性质已显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单一产权主体的企业为对象所建立的企业所得税制必须向以多元化产权为主体的公司为对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发展。这就要求：第一,尽快统一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内外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第二,规范目前股份制企业所得税，特别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无论是从公司公平竞争角度还是从税法严肃性角度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求实行统一的税制。但股份制企业实际执行的所得税却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这表现在:(1)实行新税制后，已批准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继续执行15％的所得税，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则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2)各省市在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数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外，许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虑，为增强地方企业在股市的竞争力，经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税率有按15％执行的，也有按24％执行的，既不统一，又不公平。(3)特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所得税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内地股份制公司的竞争力。所以，为建立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必须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海外?鲜泄净故枪谏鲜泄?无论是特区公司还是内地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应执行统一的33％法定公司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第三,制定集团公司的所得税规范。企业公司制改造，必然会产生大量的集团型公司,目前全国已有上百家企业集团正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的试点。所以，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必须制定专门的条款予以明确。在国外，税法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都有专门的规定，因为集团公司的所得税涉及到股息抵免、纳税方式的选择、公司综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纳税报表的编制等比较复杂的事项。而我国对集团公司税收问题只规定股息、红利收入比照联营企业收入处理，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资产控股为100％的，可由控股成员企业选择由核心企业统一合并纳税等几条比较笼统的规定，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第四,明确特殊问题所得税处理规范。产权流动有利于盘活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收购与兼并是产权流动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对收购与兼并过程中产生的所得税问题如何处理，目前我国税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统一后的公司所得税法必须尽快予以明确。

4．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社会保障税制又是健全与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条件，所以在新的世纪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仅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法，还没有将保障资金列入预算内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筹集实行“按地区、分行业、定单位”的办法，各地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多少不一，基金筹集标准高低不同，资金管理分散，筹集成本高，调剂面窄，对资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普遍存在资金浪费、挪用问题，无法专款专用，难以满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参照国际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法，开征社会保障税。具体实施方案是：(1)在保障项目上，设立退休、失业和医疗三个必缴税目，对工伤和生育等保障项目，暂时仍由企业或家庭自我保障。(2)结合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雇主(公司)、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现实情况和我国国情,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原则上也应该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单位、工薪收入者和个体经营者。(3)按照国际惯例，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为雇员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个体经营者的纯收益额或营业利润；在税率上一般按比例税率征收，并且对税基的最高额有限定，当然限征额要根据物价指数适时调整。(4)社会保障税可作为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将税款的大部分划归地方收入，少部分划归中央，供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5)社会保障税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税款入库后再拨付给社会保障部门使用支配，为此必须改变目前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机构改革中成立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5．加大费税改革的力度，为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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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的意义

现阶段一系列资源、环境、诚信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危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界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当然也不例外，其承担社会责任意义重大。

第一，诚实守信是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生存发展的基石，可以保证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规范。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责任的时候，如果没有诚信执业，就难以保证信息质量，会紊乱市场经济秩序。

第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以服务、沟通、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能，介于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中介机构，应充分发挥专业作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查实上市公司利润、保障资本市场稳定、保证税法执法的严肃性，从而可以有力地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

第三，会计师事务所承本文由收集整理担社会责任可以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进行可持续发展。审计业务是一项比较特殊的业务，事务所不能对其业务活动进行一般的广告宣传，社会公众很难了解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品质及服务质量。因此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树立公众形象的有效手段，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不再限制于四大，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事务所。

第四，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是确保注册会计师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会计事务所是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活动的一个载体，会计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让注册会计师认识到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以及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使其在社会的价值链中确立其社会价值。

二、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责任现状分析

相对西方国家来说，我国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开始较晚，实践方面就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因此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责任也不够完善。

第一，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在现行市场条件下，被审计单位对高质量的审计产品缺乏内在的需求，会计师事务所也缺乏提供高质量审计报告的动力。虽然我国目前关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法律法规中有涉及社会责任问题，但没有把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升到法律制度层面。

第二，会计师事务所缺乏品牌意识，执业质量低。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只注重短期效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完全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关注的是审计收费的高低而不是审计质量的高低。

第三，会计师事务所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不够深入，方式单一。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就是爱心捐赠，而忽略了其他方面。面对灾情，只有极少数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发挥专业优势，无偿为重建灾区提供专业服务，进行捐赠款物的清理审计工作。

第四，会计师事务所中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水平不高，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不足。我国注册会计师的考试门槛较低，且缺乏相关的职业道德测试。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案例层出不穷，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信任度变低。

三、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责任内容

自bowen（1953）年在其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首次提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以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有着不同的诠释。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给出了最为全面的定义：社会责任是一个组织通过透明的和道德的行为使其决策及活动对社会和环境所负的责任，这些透明和道德的行为有助于一个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福祉方向一致，考虑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法律及国际行为标准保持一致，将社会责任融入组织的各项战略和行动。本文参考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社会责任内容进行界定，包括股东、消费者、员工、社区及公众、资源与环境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六个大项。

第一，股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师事务所和股东的关系与企业是类似的，都是内部关系中最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的社会责任包括及时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以确保资金安全，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利润分配以及不侵犯中小股东的权益等相关方面，这是社会责任中最基本的方面。

第二，消费者：消费者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是企业赖以生存的主体。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最大的消费者就是被审计单位。结合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的消费者议题，会计师事务所对消费者的责任主要包括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完善服务体系；尊重消费者信息保护和隐私，注重和消费者沟通等方面。

第三，员工：员工是会计师事务所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是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对员工承担社会责任是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发展的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良好的工作环境、工资福利、合理合法的工作时间、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机会、职业健康与安全、工作满意度、职工的权利是否得到合法的保护等等。

第四，社区及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于一定的社区内，两者必然会相互影响。会计师事务所除做公益事业外，还应帮助改善周边社区环境，参与社区经济文化建设等。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社会公民，对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承担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接受政府管理等责任。

第五，资源与环境：虽然会计师事务所不像企业那样可能会有三废等污染环境问题，但也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保持环保观念，投入环保开支等。会计师事务所对资源与环境的社会责任可以通过环境审计的工作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应建立环境审计团队，为社会公众提供相关环境鉴证信息，以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第六，其他利益相关者：会计师事务所对债权人、竞争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应合法、诚信地开展交易行为，切实履行依法订立的合同，维护社会公众权益，恪守商业信用，反对不正当竞争，努力形成有序的市场体系。

四、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社会责任的强化措施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社会经济监督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信赖与希望，我们应采取一些措施来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责任。

第一，完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要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除了自身要求外还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督。有关机构要尽快制定相关规定，尽可能使法律涵盖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内容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还需要建立规范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确保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

第二，创新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模式。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应完善内部机制，采取无限责任制即合伙制组织形式，加强全面质量控制，创新组织形式，形成具有社会责任内涵和要求的企业文化，建立包含社会责任的长期发展战略。还可以在内部治理结构上进一步加强股东的社会责任，实行社会责任管理常态化，落实到会计师事务所日常的经营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