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成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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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涵义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它表现为一国货币短期内大幅贬值，该国金融市场上价格的猛烈波动，大批的银行经营困难乃至破产，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动荡。其显著的特点是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变动，具体表现有：一是外汇汇率、利率大幅上升，二是股市急剧下挫，三是大批银行经营困难甚至走向破产。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经济危机有密切地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货币危机主要是指实行某种形式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外汇市场参与者对该国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丧失信心，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本外币资本置换，导致该国货币大幅贬值，固定汇率制崩溃，外汇市场持续动荡的事件。就经济危机而言，一个通俗的解释是生产过剩找不到需求，引发社会经济大混乱。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货币危机主要局限于外汇市场，金融危机的范围扩大到了金融领域，而经济危机影响范围更广，表现为实物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巨大破坏。货币危机可能诱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引起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就成了经济危机的代名词。

二、金融危机理论

自从“郁金香泡沫”破灭后，西方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对此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研究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界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金融危机理论是从20世界7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理论有如下几种：

（1）宏观经济基础理论模型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第一代危机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对财政、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这个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时美国发生了二战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国际金融市场抛售美元的风潮更甚，迫使尼克松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挂钩，因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美元，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先后放弃了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平价的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固定汇率为特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动汇率制为主，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国际汇率制度。用克鲁格曼的理论来解释金融危机我们假设一国货币需求非常稳定，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国内信贷扩张、居民向外国购买商品、劳务、金融资产等来转移风险，而居民和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持有另一国货币即是用本币购买外币是符合心理预期的。当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中央银行就要通过不断购买外汇来维持平衡，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机制自然崩溃，金融危机发生。用这种理论我们能够较好的解释1973至1982年墨西哥危机，1978至1981年阿根廷危机。但也有缺陷：它所假定的政府政策过于机械，只是一味的扩大货币发行，而政府可选择的政策可以有多种。

（2）预期理论模型

预期理论模型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认为：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的原因并不是其经济基础的恶化，主要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当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时，政府为捍卫固定汇率就会提高利率吸引外资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如果提高利率维持汇价的成本大大高于维持汇价所能获得的好处，政府就会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反之，投机者是否继续攻击也要取决于攻击带来的成本收益。从历史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克服“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危机的对策，其效果不一定明显。所以综合考虑，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抵御危机时，一旦投机者能够成功冲击货币，其获得的回报会高于成本，仅仅是高利率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投机者的攻击。另外市场参与者在其投资决策时会把预期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因素使政府捍卫固定汇率的成本提高。

（3）道德风险理论

道德风险论认为：当事人（金融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表现为政府的某种“隐含担保”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巨额的呆坏账，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提供的“隐含担保”缺乏确凿的法规依据、信息不对称，这样使道德风险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东亚国家中存在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资金、业务和人事关系，另外加上一些传媒的暗示，使得社会公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金融机构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一定会加以保护。一般来说，各国政府普遍存在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或明或暗的担保，即便是大银行出现危机，政府从多方面考虑往往会出面援助而不能任其倒闭，这就为银行提供了“隐含担保”。其结果是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由于银行得到了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或债权人会认为贷款给这些银行是很安全的，即使这些银行出现一些困难，政府也会出面援助，投资者或债权人便不再对银行的资信从财务上进行严格的审查，使得这些有问题的银行得以大量融资；另一方面，政府“隐含担保”，加上存款人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银行将大量资金投资或贷放给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这些项目失败就会使银行陷入困境。事实上，当金融机构的状况己经岌岌可危时，人们期待已久的政府援助也没有出现，破灭了的希望很快引起投资者的恐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机构的偿付力等问题也会很快蔓延开来。

（4）金融恐慌理论

“金融恐慌”理论认为：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的从尚具有偿债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是一种集体行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夕大多经历了一个资金迅速流入的过程，但是外资的流入是很脆弱的，极易受到“金融恐慌”的影响而发生逆转，一旦发生大规模逆转，危机就会发生。以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东亚国家为例，它们都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潜力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了生产性较强的实物经济领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东亚金融市场开始成熟，投机需求不断增加，加上人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外资流入迅猛攀升，大多资金投向风险性较强的高利润行业，而这种资金非常容易发生逆转。客观来说，“金融恐慌”是危机心理预期的一个补充。

（5）危机传染理论

危机传染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它产生于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之后。它强调了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Pua1MaSSon（1998，1999）指出危机的传染方式主要有三种：（1）溢出效应，即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一国货币危机会传导到同一经济区内具有相似经济结构或经济问题的另一国。溢出效应按溢出渠道分为贸易溢出效应和金融溢出效应；（2）季风效应，即某一经济区外部某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对该经济区内所有国家的经济与货币稳定产生影响，尤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3）羊群效应，即一国的货币危机通过对投资者心理预期产生作用，诱导公众对同一经济区内经济健全的另一国发动货币攻击。

三、金融危机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背景，从金融危机理论出发，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宏观经济基础理论看，美国超宽松的经济刺激环境为危机埋下了隐患。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利率降到极点，贷款买房无需担保、无需首付，因此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房地产泡沫提供了温床。布什政府为每一个居民都有其房住的政策扩大了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房，因而导致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风险加大。

2.从道德风险理论看，房屋贷款金融机构以房产作抵押发放贷款，在经济景气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但当经济下滑时，这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不能足额还款的风险加大。而这些房贷机构本身资金实力并不雄厚，为了不断的利用有限的资金，通过金融创新，把次贷资产打包证券化，从中收取资金又分散了风险。但是，如果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从而波及所有的人。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从危机传染理论看，美国次贷危机能够扩张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下，各国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各国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美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必然会波及全球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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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给我们警示

1、前车之鉴

金融创新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积聚大量的财富,会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华尔街的神话证实了这一点,但高风险也会与之相伴。假如金融创新不能评估和不可控,假如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逐利,那么,这种创新活动带来的一定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危机和灾难。本轮始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蔓延的结果,是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美国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并通过粉饰包装使其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不断叠加,信用链条拉长,市场泡沫不断吹大,使得市场主体不再去关注资产的质量,而是考虑在购买了衍生产品之后,如何通过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再将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卖给下家。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借鉴美国金融危机血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审视,既要看到其对金融发展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又要对其令人防不胜防的放大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使我们金融企业发展变得更为健康,融资功能更为强健。

2、盲目创新是风险,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虽说一国没有强大的金融,就不会有强大的经济。但我们不要忘了当今这场金融游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场游戏也使我们看到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掠夺他国财富,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金融产品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为了追求眼前既得利益而创新,它必须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而创新。因为脱离实体的虚拟的金融创新,其信用是难以把握和测控的,它必将为事后积聚大量的风险。譬如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就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受害者,更显其要害是融资困难,并可由此引起诸多问题困扰,将会引起我国失业率大幅上升。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将会起到提纲挈领、正中要的作用。因为中小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而就业人员增加就可以增加下游产品消费需求,下游需求旺盛起来必然会引起上游产品消费需求同步增长,从而理顺产业链,使经济活络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说金融产品创新必须要与时俱进,与整体经济发展相联系,它不需要空洞的包装,虚幻的赢利,是要与实体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会创造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体系。

3、亚洲金融危机警示的意义

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至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这次金融危机在半年时间之内以席卷国家之多、危害之大、损失之惨令世人瞠目结舌,在事后的总结中,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其外部原因,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经验,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从深层次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是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它只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外债增多;银行贷款过分宽松。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1、金融杠杆无限制放大

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如果超出现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往往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祸害。过去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毫不顾市场环境地扩大生产,引起商品相对过剩,结果所生产的产品没办法销售,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大量失业,社会购买力大量下降,社会形成混乱,造成了恶性循环。这种趋利心理不被理性思维所占据,它就会周而复始地出现经济危机。不过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市场会变得更为理性,产品过剩没有那么严重,对经济破坏程度没有那么强。当人们慢慢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小的时候),社会更高层的危机就出现了,它的杀伤力绝对胜过产品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对孪生兄弟,都是逐利求财不择手段的后果,都是造成了社会经济混乱,市场萎缩,流通堵塞,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急剧上升。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

2、信用过度资产化所带来的危害

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坍塌。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联邦政府多年来对于两房疏于监管,无形中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而事发后又将“风险社会化”,其所触犯的“道德风险”则从价值层面上对国家信用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信用危机”也是人类社会最难防范的危机。其他任何危机无论轻重大小,往往都有“特异性”、“变异性”、“周期性”等蛛丝马迹可寻,人们可以通过采取有“预见性”、“防范性”的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而“信用危机”的爆发既无先兆,更无固定的模式和规律,因而也相对难以防范和化解。所以在极度投机氛围的华尔街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包括良心,甚至是灵魂都可以出售,这种早已透支了的信用资产,也已极度证化了,它早已潜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为金融风暴的到来积累了大量的筹码。

3、集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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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不是新生事物，自十七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九次波及范围巨大、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主要有：1637年荷兰郁金香危机、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1837年美国金融恐慌、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1987年席卷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至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现代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在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中，金融无时无处不在，被称为“经济金融化”。银行、保险、股市、汇市等在运营过程中不断累积风险，而金融创新、经济金融化又将各类金融风险叠加、放大，一旦出现局部动荡，就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出现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涵义

金融危机指的是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危机，具体表现为资本外逃、股市暴跌、偿债困难、正常银行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金融机构倒闭或濒临倒闭。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并且金融危机越来越以混合形式呈现出来。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往往正值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时期，国内普遍过度投资，信贷快速增长，金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外部资金大量流入。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整个经济社会就会遭受重创。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剧增，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区域内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缩减，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停滞、倒退。人们对未来的经济预期更加悲观，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首先是二者有区别。

“金融”是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与“消费”和“生产”相对应。“经济”的内涵显然比“金融”更广泛，它包括“消费”、“生产”和“金融”等一切与人们的需求和供给相关的活动。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过程危机，而经济危机则是一种结果危机。其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又有联系。从历史上看，在发生经济危机之前，通常先出现一波金融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消费与货币、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矛盾，都足以导致货币资本运动的中止，从而出现直接的货币信用危机，也就是金融危机。当这种矛盾在较多的生产领域出现时，生产过程就会因投入不足而无法继续，从而造成产出的严重下降，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据测算，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游资，这些游资又被称为“热钱”，是在市场上流动迅速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基于纯粹投机盈利的目的，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就会以各种形式入境，通常会进入易于产生泡沫的经济领域，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二）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于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弱化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增长速度，转而通过举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内在的经济发展乏力，还债能力不足，经济泡沫导致银行贷款的坏账剧增，不良资产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三）“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实施“出口替代”战略可以提高一国经济的开放度，也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会提高，成本优势逐渐降低，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众多国家不约而同采用出口替展战略时，它们之间会产生恶性竞争乃至相互挤压；三是该战略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必不可少，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无法长期保持竞争力，但许多国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

（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迅速，商品、信息、服务、资本、技术在国际间频繁流动，金融活动也趋于全球化。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是自发性的，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也蕴含着高风险，蕴藏着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当国际信贷和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不可调和，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三、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经济思维进行创新一是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二是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三是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实业投资。

（二）积极扶持金融机构一是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二是把妥善处理银行坏账，将银行的坏账打包、切割剥离。待银行复苏后再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则由政府出面埋单，将坏账清零。三是维护银行正常秩序，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出现挤兑现象时，及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增加社会信心。四是解决“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要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的问题，更要解决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

（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是实施产业振兴计划，扩大内需，培育市场主体，帮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渡过难关，降低税收，减轻企业负担。二是促进对外贸易，由于从事进出口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通过增加出口退税，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提高出口竞争力。三是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

（四）重构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其间几经变迁，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逐渐增强，但是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而从宏观上看，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积弊也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次贷危机、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也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加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构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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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9―0103―05

一、问题的提出

始于几年前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目前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波及范围广，已经由经济发达地区扩散到中西部地区，所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关于“民工荒”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自从2004年首次遭遇出现“民工荒”以来，就有学者抛出“刘易斯拐点论”，认为“民工荒”的出现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从农村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和外出转移的速度变化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蔡防，2007；姚上海，2009)。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反对此说，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民工荒”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仍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客观事实(姜华东，2007；张宗坪，2008；陈华，2009)。马晓河、马建蕾(2007)通过计算农业从业人员和当前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1亿人。张瑛(2009)则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提出的多国模型，运用使用劳动力的国际标准，估算中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3亿人，因此，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

“民工荒”的出现，固然与宏观经济形势直接相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民工荒”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既有其宏观经济周期因素，更反映长期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蔡防，2010)。更多研究者提倡民工“权利荒”之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与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之间的矛盾永远难以解决，“民工荒”是农民工利益比较的理性选择(刘铮，2007)。随着劳动生产体制日益全球化，农民工淹没在国家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现代化洪流中。在国家和资本双重控制下，一个失语的阶层无法实现组织化，无法在合法体制内通过产业行动来与资本对抗，但它却导致了各种抗争行动的产生与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对资本的抛弃――“用脚投票”，“民工荒”便是抗争行动最好诠释(欧阳俊、杨正喜，2009)。

笔者认为，“民工荒”的产生固然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宏观因素密切相关，但“民工荒”首先是农民工个体行为所致，是农民工面对比较利益时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即便随着订单经济的回温，大批中小企业也无法继续对农民工产生吸引力，从而陷入“民工荒”的尴尬境地。本文无意卷入“刘易斯拐点论”之争，通过调查数据，在既有的宏观结构框架之内，本文着重从农民工主体视角，深入探讨“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个体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动机，从微观层面讨论“民工荒”的发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民工荒”的思路和建议。

二、农民工城市生存状况描述

本研究的经验数据源于笔者2011年3月份在深圳市展开的社会调查。选择深圳作为调查地点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农民工流动极为频繁。另一方面，深圳又是珠三角受“民工荒”困扰的主要城市之一。调查过程采取概率抽样方式，在福田区、罗湖区、宝安区抽取十个人才市场发放问卷。总计发放问卷320份，回收问卷305份，其中有效问卷282份。本次调查样本的人口特征统计量：男性占84.8％，女性占15.2％；从年龄结构来看，70后农民工所占比重最高，为37.9％，其次是60后、80后和90后农民工，比重分别为23.0％、22.7％和11.4％；婚姻状况，已婚占67.4％，未婚占26.6％；文化程度，初中级以下的比重占69.1％，高中文化程度占15.6％。本文以下的实证分析将以此次调查为基础而展开。

(一)劳动保障

劳动保障关乎农民工的切身经济利益，也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重要物质基础。农民工劳动保障历来都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首先考察后金融危机时代“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9.2小时，月均工资1753元，其中建筑业平均工资达到2785元。此外，本研究重点调查了农民工的各项劳动保障待遇，其结果却令人堪忧。如图1所示：农民工不享受病假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均高达68.4％、74.5％、71.3％、65.3％、68.1％、77.6％和72.5％。只有享受工伤保险的比例稍高，为52.0％。总体可见，尽管社会各界一再呼吁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保障，但农民工群体仍处于一种“劳无所保”的状态。

(二)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考察农民工城市生存状态的重要维度之一。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工个人月均消费支出1167.1元，其中三项最大消费支出为伙食费、服装消费及住宿费，分别为414.9元、150.1元和141.9元，而文化娱乐月均消费支出只有63.4元。如果粗略计算恩格尔系数，则农民工个体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37％，比较接近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水平。

居住地作为农民工在城市的栖息地，居住模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本调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如表1所示：其一是“未找到工作之前”，53.3％的农民工居无定所，15.6％居住在出租屋；其二是“目前状况”，43.6％的农民工仍居无定所，另有39.9％住在集体宿舍；其三是“最久居住方式”，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最高，为44.2％，其次有15.8％的农民工住在出租屋，另有14.5％农民工一直以来居无定所。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任焰、潘毅，2006)。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农民工，由于其生活的集体性特征，将使个体与城市社会生活场所的接触极为有限。于他们而言，城市仍然只是工作场所和暂时的栖息地。

闲暇生活是考察农民工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他们的闲暇生活质量还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工作时间太长使得其闲暇时间很少；闲暇时间也主要是以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为主，没有稳定性；而且低收入导致了新市民闲暇生活内容的选择只能是贫乏和单调的，以住家娱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闲暇活动的主要项目，其余的还有打牌、听收音机、聊天、逛街、看小报等(章辉美、邓春梅，2007)。本研究中通过对农

民工参与各项闲暇活动的频率赋值，来了解农民工闲暇活动的情况。频率赋值分为5个等级：4分为“几乎每天进行”、3分为“经常进行”、2分为“有时进行”、1分为“很少进行”、0分为“从未有过”，以此来计算农民工闲暇活动的频率得分并排名，如表2所示：农民工最经常从事的闲暇活动为看电视；随着闲暇成本或闲暇层次的提高，农民工从事某项闲暇活动的频率在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买彩票作为一种投机性的博弈活动，可能会在瞬间改变农民工个体的命运，因而在农民工的闲暇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

(三)主观满意度调查

关于农民工的主观满意度调查，本研究设计了婚姻家庭、身体状况、人际关系、物质生活、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晋升机会和社会地位9个维度的满意度比较。满意度分为5个等级：5分表示“很满意”，4分表示“较满意”，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满意”，1分表示“很不满意”。本文根据满意度的平均得分情况编制满意度指数，如表3所示。

上表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关乎农民工个人生活的指标得分较高，如身体状况、人际关系、婚姻家庭得分均高于一般水平，其次是与职业相关的各项指标(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最后是对关于城市生活整体评价(物质生活、社会地位)和个人发展前景的指标。其二，所有指标得分都较低，除了前三项得分稍高于3分，表明农民工在这三方面的满意度为一般水平，其余6项指标得分均低于3分，从而可以说明农民工主观满意度整体水平偏低。

三、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研究展示了农民工城市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劳无所保、居无定所、一叶浮萍”。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较差。“完全没有归属感”、“较弱”和“一般”的比例分别为30.1％、20.7％和26.2％，只有22％左右的农民工有一定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归属感随企业性质、代际和工种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为了比较各变量内部归属感差异，本研究仍采用赋值形式，将“完全没有归属感”、“较弱”、“一般”、“比较强”和“很强”分别赋值为0分、1分、2分、3分和4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中数据反应出农民工归属感整体水平较低，但是对于不同群体内部的农民工，归属感还是具有一定差异：(1)代际差异。70后及以上农民工归属感得分较高，80后其次，90后最低。70后得分高的原因并非他们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而是因为他们主要的利益诉求仍是提高经济收入，对是否能融入城市、是否有归属感等问题概念模糊，从得分情况看也仅处于一般水平。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之外，他们具有更复杂的利益诉求，对农民工游离于城市社会的现状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与以70后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具失落感，更缺乏城市归属感。(2)企业性质。除国有企业农民工归属感得分稍高，其余均处于相近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农民工形成较强的组织依赖性，从而具有较强的归属感。(3)工种。随工种不同，农民工归属感差异比较明显。技术型农民工的归属感指数为2.5341，而体力型农民工的归属感指数只有1.8322。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型农民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其社会生活的丰富程度和多维性要高于体力型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归属感较强。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会留在城市，不会留在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个人赚钱能力有限”，无法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打算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则多半是举家外迁，子女在城市上学。另外有23.5％的被访者对居留城市持观望态度，只有6.9％的被访者表示无论面对多大困难都努力在城市定居。因此，总体来看，农民工有比较普遍的潜在的“逃离”城市的意识。当外在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发生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变化，他们也很容易选择“逃离”，继续追逐个人经济利益，实现个人收入的最大化。

四、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农民工群体仍然只是游离于城乡之间追逐生存依赖的简单经济主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生活支离破碎，甚至其原有的农民户口身份都成为在城市生存的一道尴尬的门槛。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仍非常原始和朴素，只要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劳动报酬，可以最大化地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生活条件的艰苦、劳动保障的缺乏和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挤压都不能将农民工“推”出城市。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默默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并非只有农民工群体)。因此，经济收入的最大化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根本动因。秉持典型的小农“生存伦理”(黄婧、纪志耿，2010)，当金融危机袭来，东南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将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或者家乡附近继续寻找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工作机会。当金融危机退去，由于东南沿海生活成本较高，劳动待遇并不优厚，再加上农民工主体意识的日渐提高，中小企业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工继续实现其预期收入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民工荒”的成因，以及为何受民工荒困扰的主要是缺乏劳动保障的中小企业。

另外，从农民工流动过程来看，“民工荒”意味着大批农民工最终选择离开。近年来，受制度约束和社会环境影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对工资长期徘徊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抗争手段。他们渴望相对公平的待遇，因此，民工荒是一种对制度公平的呼唤(欧阳俊、杨正喜，2009)。从这个意义上，应对“民工荒”局面，必须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成过程，即农村劳动力不仅要从农村转移出来，而且要实行市民化，改变半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为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杨晓天，2008；杨永华，2010)。西方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一般都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却因为户籍制度而无法实现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潘毅，2009)。

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迅速转型的前提下，缓解“民工荒”应当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笔者建议：第一，加快制度变革，尽快打破户籍制度壁垒，保障农民工自由迁徙定居的权利；第二，机制创新，通过法律约束来构建农民工与企业的集体协商机制，围绕劳动报酬、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等各方面，展开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合理博弈，使农民工获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第三，政府

主导，在制度刚性约束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前提下，通过住房保障、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手段实现农民工社会生活城市化的“软着陆”；第四，呼唤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适当让利来改善农民工的经济待遇，以保证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性；第五，营造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各阶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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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永华.民工荒、半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化模式[J].经济学家，2010，(9)

篇5

从危机爆发过程看，美国房价下跌引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迅速导致信用危机，信用危机又导致银行危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并波及全球。其间，低标准次级贷款的疯狂膨胀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全球泛滥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从次贷危机的视角看，本次金融危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金融过度创新和监管不匹配

房地产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金融过度创新和监管不匹配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经济成为推动美国经济的主要手段。次级贷款极速膨胀。“两房”等金融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法，将其次贷转换成债券，以次债形式在市场上发售。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又再次衍生。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构造出一系列诱人的次债信用衍生品，销往世界各地。相对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金融监管却严重滞后。首先，房贷机构不断放低贷款标准；其次，信用评估机构缺乏自律。风险信息和资产定价严重失真：另外，美国“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

(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不当货币政策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则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管制，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业务中。同时，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不当的加息政策则催引了次贷危机。经济泡沫破灭后，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连续13次降息，至2003年6月美国一年期利率由6.5％降低到1％的超低水平，并在这个低水平持续了近1年之久，低利率和充裕的银行信贷导致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次级贷款蓬勃发展，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为抑制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共加息17次，利率由1％升至5.25％，房地产价格下跌，交易量急剧萎缩，次贷危机一触即发。另外，Morris Goldstein(2008)认为，“9・11”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和较低的实际利率是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

(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

美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离，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首先，从产业层面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把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了拉美和东南亚，把美国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利用专利、标准和品牌等手段，控制着产业的高端，实体产业不断流失。尤其是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其次，从发展方式来看，全球化背景下消费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GDP的拉动已达70％左右。伴随高消费的是低储蓄和信贷消费(超前消费)，美国储蓄率长期走低，从1984年的10.08％，一路降到2007的-1.7％，创下1933年大萧条时代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低储蓄、高消费模式下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2006年美国家庭部门欠债已超过美国GDP的90％和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2007年。美国金融部门的债务激增到GDP的114％。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达到GDP的226％，信用卡、车贷、房贷的规模也节节攀高。债务危机和储蓄、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四)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金融危机赖以存在的环境，助长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长期以来，美国在源源不断地购入世界各地实体资源(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同时，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各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后，为确保其安全和保值，就去购买美国国债。资金又流回了美国。美国的赤字政策和高消费政策是通过美元的特殊地位和资本市场的价值传导支撑的，远远超过了其生产力的承受能力，危机爆发便只是时间问题。

(五)其他原因假说

此外，伊拉克战争、石油危机、全球性通货膨胀、全球房地产市场回落、美国进入经济下行期及华尔街职业经理人激励模式和会计标准等均被认为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已使美国及全球付出沉重代价，由于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开放，资本经常项目受到管制，中国遭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性对较小。但由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性，使中国经济遭受了较大的间接冲击。

(一)对中国金融的影响

金融危机首先会造成资本市场心理上的恐慌和悲观，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都将受挫。雷曼申请破产保护次日，中国A股市场暴跌，上证指数、香港股市、内地房地产股等无一幸免。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的实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资产缩水。比如巨额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持有的美国国债(达5020亿美元)和公司债券等大幅缩水，以及中国股市暴跌等等。据统计，我国在这次危机中资产缩水达21万亿人民币。龙永图(2008)则估计中国银行直接损失将近100亿美元。不过庆幸的是，资本账户仍处于管制状态，金融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风险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国应该不会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

(二)对中国外贸及出口型企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将对中国对外贸易造成强烈冲击：一是金融危机不仅导致美国外需减少，也会使欧盟、日本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外需减少，中国出口的不景气还将产生连锁反应，反过来再影响中国：二是金融危机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升值。金融危机后，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不同程度地升值，照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将对中国出口雪上加霜；三是金融危机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现，并将可能在美国带动下愈演愈烈，而中国将成为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大的国家(张燕生，2009)。而外贸的减少必然对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构成强烈冲击，订单的减少，产品价格下行，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劳动力成本和部分能源价格上升等均将使不少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

(三)对中国投资及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金融危机会对中国投资产生重要影响。首先表现在投资信心受挫。其次，表现在资金流动层面。金融危机必然会使发达国家本国资金供应变得紧张。可能会使一部分资金从中国回流。同时。在金融危机下，中国也可能成为海外资金的避风港，成为特殊时期的投机场所。如果出现突发性的集中流出或流入，将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没有有效、及时的监管和宏观调控措施，将会对中国外汇市场、股票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除了心理方面的冲击，房地产资金供应将出现紧张，因为海外投行撤出中国房地产市场，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在减少，上市融资的方式也随着股市下跌而破灭。房地产泡沫被部分挤出后，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也使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增加。

(四)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首先，国际资金的流动性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一方面，短期撤回的资本可能重新回到中国，推动国内资本品价格上升，产生更大的投机泡沫；另一方面，给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宏观调控带来很大困难，进退两难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加深人民币升值。而日元逃离资金撤出美国可能导致日元升值。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大幅缩水风险，这都会影响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定。其次。美元的走势会对人民币造成多方面压力。美国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美元走软，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再现。同时美国长期利率趋降，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着汇兑损失和投资收益下降的双重损失。

(五)其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