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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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7（b）-0155-02

儿童是在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拥有成长自觉性的儿童，活动前渴望发展，活动中积极行动，活动后反思超越。然而，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儿童的自觉性、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和释放，生命的成长是被动的、外发的，是缺少内在的欢乐体验的。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集体访谈和实地观察发现，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虽说学校的管理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与新课改的理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对儿童的成长自觉性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本文尝试对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成长自觉性现有水平进行归因分析。

1 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成长自觉性调研现状

小学中高年级儿童的成长自觉性从11个维度进行考察，结果显示：在自我概念及评价方面，水平中等；在开放性指标上，水平中等偏下；在乐观向上指标上，水平中等；在成就动机上，表现较强；在能动性方面，表现较弱；创造性方面表现比能动性更弱；有较强的自主性；自律能力接近中等水平；能够较好地进行自我勉励；在反思性方面，水平较弱；在超越性方面，水平中等。一方面，儿童已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求知欲旺盛，成就动机强，渴望自主，在考试失败时也会反省，有一定的超越意识。但同时在创造性、能动性、自治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欠缺，不能很好地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目标模糊，不善于探究式学习，不太愿意主动参加学校或班级活动，不善于自我总结。

2 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成长自觉性现状的归因分析

2.1 同化：消失在集体中的个人

尽管新课改的理念对学校的各项工作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为功能性取向和行为改变取向的专制型学生管理，侧重计划和规范，追求整齐划一，追求秩序，偏重行为的控制和纪律的维持。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下，制定出严格的、周详的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而在这制度背后的理念是同化，而不是尊重差异，尊重个性。从理论上说，儿童个人的权力优先于教育的任何一个方面。而从现有的一些学校的校规来看，其要求细致入微，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活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其内容结构上明显失衡，没有学生权利的告知，只是义务的“独白”。学生在校规的制定中没有发言权，教师成了学生利益的代表者，按照成人的认识制定校规，并把成人的价值观念系统地灌输给学生。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规章制度的遵守要不就是被迫地接受，要不就是无意识地违反，很难形成学生的自律、自主、自治。

从现在学校管理中的部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有的学校管理对群体利益和秩序的维护，追求整齐统一的管理效果，使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逐渐淹没在群体的共性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这种群体价值至上的校规约束下，学生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易形成盲目从众心理，往往不敢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真实想法，压抑自己的个性，甚至产生对自己个性化需要的怀疑和否定。使得学生会逐渐失去对自我的认同和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这样的孩子长期以往，必将会形成被动的习惯和行事方式，缺少成长自觉。

2.2 负担：消失在压力中的求知乐趣

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教师和学生学校生活的基本场所。通过实地的观察和访谈，的确看到在校学生的课堂中仍然存在着对生命意识的淡漠和忽视的现象。使学生成为无生命色彩的认知体，而不是具体的有个性的生命主体；同样，教师也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的“储户”，一个中介人、传递者，没有创造的激情和自由，享受不到职业生命的乐趣。

过关斩将：缩水的课间十分钟

在我所蹲点的学校班级里，一般每堂课结束前的十分钟，教师会布置一些需要完成上交的作业给学生做，学生在下课前做好了就可以出去玩会儿，没做好的学生就会一直在教室里做老师布置的作业，直到下堂课开始。

说到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班主任Z老师说，课间十分钟其实是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十分钟，对于中上的学生可能有五分钟，中下的学生可能只有一个上厕所的时间，因为每堂课最后十分钟是过关的，好学生可以很快过关，出去玩耍，一般的学生还要在那完成未完成的作业。

Z老师说，有些家庭作业不做的会形成恶性循环，上课补家庭作业，课堂作业又完成不了，听课效率也不好。

繁重的课业负担和纯知识教育让学生失去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失去求知的乐趣，背负沉重的包袱。缩水的课间十分钟是对生命需求的忽视，“过关斩将”给儿童增加额外的压力。在极端的状况下，学生只是被当成了一个需要被装满的知识容器，他似乎没有生命，没有情感。教师要做的就是如何把知识倒进这个容器。即使承认学生有生命、有情感等等，他也只是被当成是达成知识灌输、填入的手段，当成是达成高效率地实现知识灌输、填入的手段。一个好教师和一个差教师的区别只是灌输、填入的效率的高低。那声声“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从‘知识课堂’到‘生命课堂’”的呐喊，也将成为孤独的声音，越来越弱。

2.3 失谐：消失在控制中的尊重与理解

从交往实践观的角度审视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就是一种交往。真正的课堂往往应该是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进行，是建立在师生、生生平等对话、自由、尊重、共享知识的基础上的，体现对人的独立性的尊重，对人的自由、自主、平等的主体性的认可。但在实际的小学课堂教学中，消失在惩罚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师生之间处于一种失谐的状态。没有和谐也就没有了双方积极主动产生的正向的合力。相反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和能量，以下的访谈也从另一侧面验证了这一点。

叛逆：滋生于惩罚中的不满

访谈对象：

（F老师 某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 大队辅导员）

（C老师 某区乡镇小学的语文老师，大队辅导员）

（Y老师 某区乡镇小学的数学教师，中层干部）

研究者：课堂上你要是碰到不认真听讲的学生，怎么办？

F老师：班上有好些不听话的，这肯定影响上课，老师要是不理他一堂课就会顺利结束。但是不行，你上课看着心里就不舒服，“给我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看你敢不听。”他回答不出来。一开始我就讲了，听清楚F老师的原则：课堂上回答不出来问题的，你就给我站着，我提下一个问题，你如果想回答的，立刻举手，回答对了，立刻给我坐下去。以前的学生，一旦课堂上站起来了，下一个问题，他肯定会想尽办法来回答，他们一举手，我肯定会让他们优先回答，因为他站着呀。回答对了，坐下去。毕竟嘛，课堂上站着，感觉是一种体罚，毕竟现在讲了这个，心里也有点那个。但是不对他采取一定的方法，心里面又生气。

研究者：那学生情绪上有没有问题？

F老师：以前的孩子，老师讲过以后他立刻意识到，哎呀，我刚才没注意听，他绝对怪自己，现在的孩子，他无所谓。去年我教的那个班，有学生从开头她就不回答，一直站着。我也想让她自己坐下来呀，我说这个问题你回答，回答对了坐下去，她也不回答，一句话也不说。

研究者：课堂上有没有可能让孩子更自由一些？

Y老师：你可以不要抱臂坐好，但是你的自由一定要是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不然课上不下去的。

研究者：这种自由的度应该怎么把握？

C老师：我呢，不是这样，你首先先按我的要求来做，然后我才会给你自由。我就是跟孩子这么讲，你必须要按我的，我是老师，你得听我的。听我的之后，好，你做好了，你跟老师讲，你想干什么？我再给你自由，否则的话，那不就颠倒了嘛。

以上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在很多老师的教学实践中，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他们把自己当做是学生的权威，重在控制，而不是激发。过于注重课堂控制和通过奖惩制度达到纠正学生消极行为的目的，而忽略了对学生积极行为的引导和激发。久而久之，课堂没有了灵性，没有了学生的声音，充满规训化色彩。

2.4 苍白：消失在师本中的自我体验

学校里的儿童在自主参与、自我体验方面究竟如何呢？在现实的学校生活中，笔者所看到的情况更多的是儿童根据老师的要求，实现老师的目标。教师是导演，学生是演员，甚至只是道具。这一现象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教育对象——学生缺乏正确认识。教育的设计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在这种师本教育模式中，教育工作的中心，未能真正落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自觉的全面发展上。

其实，学生既是艺术品又是艺术家，她不是任由雕塑家随意把玩的石头，她不只是道具。而生命只有在体验中才能快乐地成长。因为“体验”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自己去体验。体验中的孩子是主动积极的，她有内心的参与和感悟。这样，才能刻骨铭心，才能把她所感悟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内化成自身素质的一部分，才能外显为一种自觉的习惯，这样才能知行统一，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而且这样的教学管理也会增加老师们不少的负担，损失不少的乐趣。剥夺了学生自主体验的机会和快乐，带来学生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善于接受，却不善于问为什么；目标模糊，对未来没有目标和规划。教师的越俎代庖，一方面加重了老师自己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学生体验参与的机会。这恰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现在班级管理存在的问题——重认知轻育人，重效果轻过程，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班级管理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缺乏民主，班级的事情一切都由教师说了算，学生仅仅作为被管理者；管理机制成人化、僵化，很少考虑到每一个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和需要；班级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正常秩序，严重忽视学生发展的需要。因而，班集体缺乏个性和活力，学生在班级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自主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

2.5 迷茫：消失在框框中的成长自觉和生活热情

新课程倡导学生评价是一种发展性评价，它以评价对象为主体，注重评价对象的个人价值，重视提高评价对象的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发挥其积极性。然而在现实的学校管理中，仍然存在着以学生考分成绩等为主要方式的量化考评，重结果不重过程，在评价时忽视了评价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的宗旨。

调查中很多教师坦言：评优、考核的主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是学生的学习成绩，且有只重视最终成绩，不重视平时表现的现象。这样做的后果是：学习好的同学的缺点被忽视，学习不太好的同学的优点得不到重视，最终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而且有些管理者看到有些班级考得好，不是说他们方法掌握得好，而是说人家时间花得多。教师就会在这样的导向压力下，对学生死糗、压制。采用应试教育的老一套，让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和自觉。这就势必会使孩子失去学习的乐趣，作为管理者的大多数教师也会屈服于固定的条条框框，在框框、要求中失去自觉和热情。

总之，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和激发，一旦学生的内在机制被调动起来，内部产生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自动力，也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成长自觉，此时，学生的平行教育能力、学习规划能力、人生规划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张扬，同样，教师的教育机智、教育智慧也会经常充满生机和活力，班级也会在主体、民主的管理观中充满生长气息，从而给学生带来更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刘次林著：《幸福教育论》，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1999年.

[2] 周韫玉著：《自我教育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

[3] 弗洛姆著：《占有或存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4] 马凤岐著：《教育：在自由与限制之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篇2

【中图分类号】 G 442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2-0127-02

Con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of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of a Private Middle School/ SONG Guang-wen, XU Xue-hu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273165),Shandong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t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of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of a private middle school, and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the practical education.MethodsA total of 236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scale for at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examination. ResultsSuccess or failure was the main factor, sex and birthplace played little role. Students applied selfish attribution bias and had learned helplessness. Anticipation after failure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success situation, and believed the failure could be changed and worked harder for that.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sentiment and personality on at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should be explored.

【Key word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Factor analysis,statistical;Students;Private practice

【作者简介】 宋广文(1960- )，男，山东滕州人，硕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教育社会学等。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山东 273165。

随着我国办学主体的多元化，私立学校成为一支新生力量异军突起。对私立学校学生心理的研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初三学生面临毕业，且私立学校学生有不同于公办学校学生的特点，对他们的考试归因进行研究，以期对学生考试心理辅导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某私立学校初三毕业生236名，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12份。其中男生121人，女生91人；农村生源105人，城镇生源107人。

1.2 测量工具 中小学生考试成败归因量表，该量表的再测信度系数为0.62 (P＜0.01)，效标效度系数为0.46（P＜0.01），经适当修改后用于此次研究。量表由成功和失败2个分量表组成，两者在内容上相反，采用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的5点记分。

1.3 方法 月考后分班级团体施测，成功问卷和失败问卷间隔1周进行。所有数据由SPSS 10.0软件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私立初三学生考试成败归因 私立初三学生对考试成功原因知觉的排序为运气、能力、心境、任务难度、持久努力、他人帮助、临时努力、教学质量，其中运气、能力和心境是主要原因，临时努力和教学质量是非主要原因。对考试失败原因知觉的排序为教学质量、他人帮助、持久努力、任务难度、临时努力、能力、运气、心境，其中教学质量、他人帮助和持久努力是主要原因，运气、能力和心境是非主要原因。见表1。

2.2 私立初三学生考试成败归因的方差分析 以性别、生源地为自变量，分别对学业成败的8种控制源倾向作多因素方差分析，见表2。

对各因素的主效应分析表明：(1)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私立初三学生学业成就归因都不存在性别和生源地差异。(2)成败因素在8项归因上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而且学业失败时8项归因的得分都比成功时高。

在交互作用方面：(1)性别和成败的交互作用在他人帮助、能力和心境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男女生都将学业失败归因于缺少他人帮助(P＜0.01)、能力低(P＜0.01)和心境差(P＜0.05)，但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成败和生源地的交互作用在教学质量和任务难度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在教学质量归因方面，农村和城镇生源都将学业失败归因于教学质量差(P＜0.01)，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任务难度归因方面，对学业成功城镇学生比农村学生归因较高(F=-2.256,P=0.025)，而对学业失败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90,P=0.375)，即农村和城镇学生都将学业失败归因于任务难度大(P＜0.01)。(3)性别、成败和生源地的3次交互作用在心境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对于学业成功，农村女生比农村男生得分较高（F=-2.707,P=0.008），农村女生比城镇女生得分也高(F=1.871,P=0.05)，城镇男女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370,P=0.712)，农村和城镇男生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F=-1.233,P=0.220)。对于学业失败，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归因与期望变化 私立初三学生对考试结果期望变化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成败”因素在“能否改变”和“是否愿努力”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1)学业失败的学生比成功的学生更认为考试结果是可以改变的 (F=-2.273,P=0.024)。(2)学业失败的学生比成功的学生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F=-3.966,P=0.000)。

3 讨论

同公立学校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一样，私立学校学生在学业归因中存在自利性归因倾向［1-2］。在本研究中，学生将学业成功归因于能力高、心境好等内部原因；而将学业失败归因于教学质量差、缺少他人帮助和运气差等外部原因。这是为了保护自尊心、消除焦虑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也是建立在动机需要基础上的一种归因偏差。这种归因偏差在交往范围内同样存在［3］。

私立学校生源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学生的学业以失败居多。频繁的学业失败严重威胁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觉得能力不强，即使努力学习也无法获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从而产生“习得性无助感”(学生对学业失败归因的得分全部高于对学业成功归因的得分；对考试成功原因的知觉排序中运气和任务难度等外在归因，排在了能力和持久努力等内部归因之前)。提示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尽量减少因考试失败或简单排序带来的“自卑感”，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归因训练，改变其消极的归因方式。

期望是指个体对自己将来活动结果的预先性认知。原因的稳定性归因与成功的期望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学生将考试结果归因于稳定的原因，期望改变就小；而归因于不稳定的原因，则期望改变大。本研究发现，学业失败的学生比学业成功的学生更加认为考试结果是可以改变的，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这种归因方式对今后奋发学习具有激励作用，也是对学习有责任心的具体表现。

此外，成败因素在原因知觉和期望变化上全部达到显著水平，是影响私立学校学生归因的主要因素；性别和生源地因素在两者上的作用均不显著，是影响私立学校学生归因的非主要因素。今后需探讨影响私立学校学生考试成败归因的其他因素，如家庭因素、个性特征等。

4 参考文献

［1］ 韩仁生.中小学生考试成败归因的研究.心理学报，1996,28(2):140-147.

篇3

【关键词】

精神障碍;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mental disorder due to brain damage

LU Yongyan, WANG Zhengwu, YAN Tao.

The Anding Hospital of Tianjin City,Tianjin 3000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mental disorder due to brain damage.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was selected from the psychiaitric hospital, there were 48 inpatients and the 48 patients with brain damage without mental disorder from the general hospital 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All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were discussed and decided by the experts group. Results There were altogether 6 factors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Mental disorder;Brain damage;Risk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作者单位：300022天津市安定医院(陆永艳 王正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脑系科(阎涛)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导致伤残是指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经治疗后仍遗留长期的精神障碍，症状及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相对固定，永久地存在生活、社会功能受损，且此精神障碍与损伤事件相关性一致［1］。随着现代社会各种意外伤害出现的越来越频繁，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本研究旨在调查脑外伤的患者出现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预防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出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组被试均来自是我院自2005年以来的门诊和住院治疗的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纳入排除标准包括：①符合CCMD3中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②调查时间为脑外伤后3~6个月；③患者不伴随有其他躯体疾病及癫痫、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④患者智能未受影响，能够独立完成问卷；⑤患者首次脑外伤急救时保留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以及CT或核磁等影像学资料；⑥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配合调查的。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共48例，其中男29例，女19例，平均年龄(37.56±12.35)岁；高中及以上学历的26例，高中以下文化的22例；48例患者中，脑外伤早期均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属于精神分裂型。对照组选自天津市某综合医院神经科的脑外伤的随访患者48例，其纳入标准包括：①有明确的脑外伤史；②脑外伤后1年以上未出现精神障碍；③年龄与性别构成与研究组一致。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的患者；②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既往史；③脑卒中史及再发脑创伤史。④脑外伤后持续昏迷或植物人状态患者。平均年龄(35.26±11.42)岁，性别：男28例，女20例。

1.2 研究方法 在患者家属的配合下获取患者的一般情况以及脑外伤的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住院时间以及临床特征。具体内容有：①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共有运动、语言和睁眼3大部分，将3部分得分相加，即得到GCS评分。②意识障碍时间。③CT阳性发现：包括血肿量、中线移位等异常表现，损伤范围以及有无脑干损伤等。此外还对患者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归因方式问卷。

1.3 调查方法 所有调查内容均由2名精神科主任医师和1名神经科主任医师组成的专家组讨论所得，包括的调查因素为有无颅内血肿，有无脑干损伤，脑组织损伤范围，GCS评分，EPQ评分和归因方式评分。以是否出现精神障碍作为因变量。问卷调查由2名精神科主治医师经过12学时的培训后进行(kappa=0.85)。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调查所的资料输入计算机，应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处理，涉及的统计学方法包括t检验、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P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基本资料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年龄、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个单项比较的结果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纳入研究的因素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项研究因素比较

比较内容研究组对照组统计量值P值

颅内血肿21例(48例)15例(48例)χ2=4.680.03

脑干损伤12例(48例)8例(48例)χ2=4.350.04

损伤范围*单22/双15/三11单27/双12/三9χ2=12.620.00

GCS评分7.24±2.179.85±2.56t=7.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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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Q评分36.24±8.4727.29±9.02t=8.640.00

归因方式50.26±12.2641.42±10.18t=6.590.00

注：*：“单”是指单个脑叶，“双”是累及两个脑叶，“三”是指累及三个脑叶或以上

2.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作为阳性和阴性结果设置为因变量，分别引入人格、脑损伤范围、颅内血肿、格拉斯哥分度量表评分(GCS)、脑干损伤及归因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及logistic回归详见表23。

表2

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

变量变量名称变量赋值

X1颅内血肿0=无，1=有

X2脑损伤范围1=一个脑叶，2=两个脑叶；3=3个以及上

X3脑干损伤0=无，1=有

X4GCS评分实际评分

X5EPQ评分实际评分

X6归因方式评分实际评分

Y精神障碍0=未见精神障碍，1=出现精神障碍

表3

经过3步迭代后进入方程的变量

变量变量名称BS EWalddfsig.Exp(B)

X4GCS评分1.0080.2198.32510.0022.078

X5EPQ评分0.8630.0876.54810.0011.983

X6归因方式1.2680.2539.64110.0002.154

注：根据表3可知Y=1.008×X4+0.863×X5+1.268×X6+10.329.

3 讨论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十分丰富，其中以智力损伤为主，还包括躁狂表现、抑郁表现、神经症样改变、精神分裂表现以及人格改变等，其中脑外伤所致精神病性症状者占34.3%，其中以感知觉障碍、思维形式障碍、思维内容障碍多见［2］。本研究仅关注精神分裂型的患者，目的是避免混杂有其他症状表现，使影响因素发生改变。专家组选取的被选因素是在综述文献的基础上，对于经过Meta分析证实有意义的单个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看其在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发病过程当中的相对贡献和整体作用。经过表1可知这些独立的危险因素，包括有无颅内血肿，有无脑干损伤，脑组织损伤范围，GCS评分，EPQ评分和归因方式评分在研究组和对照组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张登科等［4］曾经对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理论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由于脑损伤会累及相应的脑部区域，最终导致心理理论障碍。其实质就是一种独立的认知成分。归因方式体现在被试对于引起焦虑情境的认知评价，与心理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引起适应不良行为的认知因素的评价，本研究中发现研究组和对照组对于自己和境况的归因方式有着明显不同(详见表1)，在预测方程当中可以见到归因方式的权重也最大，可见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不单纯是生物学损害的结果，还与患者的认知方式有关。

篇4

2结果

分娩方式对比：观察组产妇中顺产88例，剖宫产48例，顺产率64.7%；对照组产妇中顺产28例，产道助产5例，剖宫产37例，顺产率40.0%。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妊娠结局对比：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10.3%，显著低于对照组的45.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99.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7.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篇5

Effects of the Attributional Training on Delivery of the Primiparas with Negative Attributional Mode. Chen Xiangli, Yang Zhaoning, Zhang Lehua. Faculty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attributionaltraining on delivery of the primiparas with negative attributional mode. Methods The cases who fit for the standard admitted were randomly asigned to the trial group(n=26) and the compared group(n=26). The compared group received the routine labour service, while the trial group received the same care, together with attributional training before labour.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HAD and compared on the time of one month before entering hospital andentering hospital. Results There is no remarkab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ial group' score and the compared group' before entering hospital. However, The primiparas' score in trial group (7.36±1.63, 6.45±1.39) were remarkab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mpared group (9.51±1.89, 9.19±2.04) on HAD on the time of delivery (P

【Key words】 Attributional training; Negative attributional mode; Primiparas

面对分娩这一应激源易使孕妇产生不良情绪，有研究证明：归因为外控的个体越易于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1]。倘若使孕妇能对分娩顺利与否能有正确合理的归因，形成积极的归因模式(即分娩顺利归为自己身体能力强；分娩不顺归为缺乏准备、努力)，可能将减少孕妇对分娩的消极预期，从而提高分娩质量。在已有研究[2]证明，归因训练对抑郁有明显影响基础上，本研究对具有消极归因模式的初产妇进行归因训练，试图探讨归因训练是否能降低其产前焦虑和抑郁、提高分娩质量，以期为消极归因的初产妇围产期护理提供一种新的临床心理护理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5年12月～2006年10月在向其陈述研究目的，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对临产1个月前左右入曲阜市中医院做B超检查的正常头位初产妇97例使用自编的产妇分娩归因问卷进行归因模式评定。据此筛选出消极归因模式(即分娩顺利归为运气好；分娩不顺归为缺乏能力)61人。入院临产时，实际选出孕周为37～42周，年龄22～30岁，身高155～170cm，均为头位单胎。经内诊头盆相称，宫颈条件好，妊娠无合并症与并发症，准备试行顺产的初产妇52例。然后按来院分娩先后顺序让对象进行抽签随机化分组，抽单号签者为实验组(26例)，抽双号签者为对照组(26例)。为确保实验组与对照组条件均衡、具有可比性，对两组对象一般资料，包括孕周、年龄、身高、胎儿大小、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进行χ2或t检验，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工具与方法 (1)测量工具：产妇分娩归因问卷。该问卷根据Lefcourt等人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量表改编而成。将情景分成分娩顺利、不顺2种情景。每个分量表分4个维度，即努力、能力、背景、运气，其中，在可控性维度上，将努力归为可控，能力、背景、运气归为不可控；内外控维度上，能力、努力归为内控，将背景运气归为外控；稳定性维度上，将能力、背景归为稳定因素，将努力、运气归为不稳定因素。问卷的每个情景共12个题，每题从不同意到同意，依次计0～5分。每个情景下得分高的维度，表明被试认为情景产生原因主要由此维度决定。焦虑、抑郁测量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HAD)情绪测定表[3]。分A值、D值计分，A值表示焦虑，D值表示抑郁。判断标准：A值、D值各项之和≤9分为正常，＞9分为阳性，可分别确诊为焦虑和抑郁情绪。(2)测量方法：对临产一月前左右入我院做B超检查孕妇进行归因模式测评同时，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初次评定其焦虑、抑郁状况。在归因训练后于临产入院时再测孕妇的焦虑/抑郁值。(3)归因训练方法：归因模式测评后确定出的实验组孕妇，在其同意配合情况下就开始心理干预。心理干预者由2名经过心理培训的医生担任。在建立了良好医患关系基础上，实施3天一次的归因训练，每次20～30分钟，干预让孕妇实现认知重建，形成对分娩的积极归因模式。咨询过程中建立孕妇心理咨询档案、记录每次干预效果。干预分入院前期和临产入院期两个阶段，前期以纠正信念为主，后期以培养和矫正行为为主。具体内容包括：①说明：向孕妇说明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和行为，若对分娩有不正确看法可能产生消极情绪并影响正常分娩。②讨论：了解孕妇存在的心理问题，然后确立如何说服孕妇的方案。关键是讨论分析自己主观努力的作用，加深对自己潜力、信心、努力重要性的认识。通过以上帮助，使孕妇改变不合理的消极归因模式。③示范：专门制作了录像，让拥有积极归因模式、顺产不久的产妇现身说法。④强化矫正和行为训练：针对患者自己对生产过程的正确看法，及时强化，对仍存在错误看法、做法予以矫正。进行生产行为训练，让孕妇掌握一定生产技能。⑤个别再干预：对效果不明显孕妇，实施针对个性弱点的再沟通。⑥产中的反馈强化：进入产程后一阵阵宫缩疼痛，让消极归因模式的初产妇易产生无助，甚至放弃自然分娩，要求剖宫产。此时，反馈很重要，使用积极的话语及时反馈给产妇。(在此过程中，医护人员要进行准确的医学评估，针对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不能一味强求自然分娩)。通过上述过程增加实验组产妇的自信心、努力。对照组26例消极归因模式孕妇只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不进行归因训练。(4)统计学方法：按来院分娩时间，将被试数据资料整理好，用χ2检验或t检验检查实验、对照分组是否有差异。HAD测量所得数据，输入计算机，使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同时考察两组产程、分娩顺产率、新生儿窒息率的差异性。新生儿窒息诊断标准为新生儿出生时无呼吸或呼吸抑制，或出生时无窒息而数分钟后出现呼吸抑制者亦属新生儿窒息。

2 结 果

2.1 两组的HAD评分比较 见表1。

由表1可见，进行干预前两组的焦虑、抑郁评分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实验组在心理干预后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

2.2 心理干预对产程的影响 见表2。

由表2可得，实验组较对照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明显缩短(P

2.3 两组初产妇的分娩顺产率、新生儿窒息率比较 见表3。

由表3得出，实验组顺产率高于对照组，达显著水平；新生儿窒息率差异不显著。

3 讨 论

通过对消极归因模式的初产妇进行心理干预、调整其归因模式发现：实验组心理干预后的焦虑、抑郁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非常显著(P

综上所述，产前对消极归因模式初产妇进行归因训练能有效干预其不良情绪、有助于分娩质量的提高。

(致谢：感谢王晓辉、李玉红两位医生，在心理干预中付出大量的努力！衷心感谢曲阜市中医院妇科的全体医护人员，在实验数据的收集中给与大力协助！)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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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纯,张宁.抑郁的归因理论与归因训练.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6):423-425

篇6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随着人们对青少年发展的日益重视，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掘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要素及探究相互间的关系，成为越来越多心理工作者的研究课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此阶段的心理发展状况对其学习、生活习惯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而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得青少年面临种种心理危机，其在应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会呈现出或积极或消极的归因风格。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归因风格，可以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作出良好的估计。

归因风格是指个体在长期归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归因倾向，分为积极归因风格与消极归因风格。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表明，青少年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归因风格对其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其中，积极归因风格是指个体倾向于对负性生活事件做出不稳定的、局部的、外部的归因，积极归因风格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消极归因风格是指个体倾向于对负性生活事件做出稳定的、整体的、内部的归因，消极归因风格与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

那么，青少年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归因风格受哪些因素影响呢？研究表明性别、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与否、家庭经济收入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而高中生住校与否、独生子女与否、其所能从社会支持系统中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有所变化。因此，本研究将性别、住校与否、独生子女与否、家庭经济收入作为自变量，以高中生对负性生活事件归因风格为因变量。研究假设高中生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归因风格在性别、独生子女与否、住校与否、家庭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异。意图通过研究高中生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其对负性生活事件归因风格的关系，以找出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归因风格的预测因子。

1对象和方法

被试：在娄底市两所中学整班抽取6个班，共217名学生作为本研究的正式研究对象。年龄为14到18岁，男生占50.8%，女生占49.2%。其中独生子女占53.3%，非独生子女占46.7%。走读生占51.8%，住校生占48.2%。家庭每月总收入在1000元以下占2.5%，1000～2000元占9.6%，2000～3000元占12.2%，3000～4000元占22.8%，4000～5000元占18.3%，5000元以上占34.5%。

2研究用测评工具

青少年归因风格问卷：根据我国青少年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笔者基于国内学者归因风格问卷的编制方法，选出5个学业和人际交往中出现频次高的负性生活事件，编为青少年归因风格问卷，被试学生应对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原因从原因源（内在―外在）、稳定性（稳定―不稳定）、普遍性（整体―局部）三个维度做出回答，量表采用七分制，其中归因的内在―外在维度采用了反向记分，低分表示学生对负性事件的发生做出倾向于外在的、不稳定的、局部的归因，高分表示学生对负性事件的发生做出倾向于内在的、稳定的、整体的归因。

问卷进行了预测，在测评过程中，学生均可根据问卷的指导语自行评定，问卷并无明显的歧义和理解上的困难。

3研究程序

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评测，评测之前由笔者向被试讲解研究目的、意义及用途，特别强调测试结果绝对保密，且与学校管理和评优无关，以图排除学生的被试效应。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由研究者及该校的心理老师担任主试进行团体匿名评测。评定过程大约需要20～30分钟。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217份，回收率94.35%，有效问卷197份，有效率为90.78%。主要统计方法为多变量方差分析。

4结果

4.1问卷信度

在青少年归因风格问卷中，总项目的Cronbach’s %Z系数为0.895，Spearman-Brown分半信度为0.791，三个维度的%Z系数、分半信度见表1。

4.2青少年在各维度归因风格的得分情况

所有正式调查被试在内在―外在维度得分为4.19？.00，整体―局部维度得分为3.24？.02分，稳定―不稳定维度得分为3.36？.18。

4.3归因风格的差异性检验

2（性别）x2（是否独生子女）x2（是否住校）x6（家庭收入状况）的MANOVA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状况（Wilk’s ∧=.801，F=2.912，p

MANOVA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归因风格的三个维度都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收入低的高中生，倾向于对负性生活事件做出内在的、稳定的、整体的归因，呈现出消极归因风格，而家庭收入高的高中生，则倾向于对负性生活事件做出外在的、不稳定的、局部的归因，呈现出积极归因风格。

5分析与讨论

5.1家庭经济收入

本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经济环境会给青少年的认知发展、情绪适应等方面产生极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研究数据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环境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高中生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归因风格：高中生的归因风格介于消极归因风格与积极归因风格之间，家庭收入在1000以下的学生倾向于对负性生活事件寻求内在的、稳定的、整体的解释，即消极归因风格；家庭收入中等的学生占到所调查学生的半数以上，其归因风格相对中性；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则倾向于对负性生活事件进行外在的、不稳定的、局部的归因，即积极归因风格。家庭经济环境对高中生心身健康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一方面，父母通过运用家庭的经济水平对子女的发展进行投资，加速其在思想、态度方面的成长，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则父母越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和物质条件，这种建设性的支持氛围有利于帮助青少年形成积极的归因风格；另一方面，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则面临较多的家庭压力，父母能为其提供的学习和物质条件相对有限，而这些本身会让学生在学校的社会比较中产生自卑心理，而已有研究证明，个体的自信水平与其归因风格又存在高度正相关。

5.2性别

在其他自变量上，高中生在其负性生活事件归因风格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高中生的归因风格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目前学界对此并无定论，这可能与研究的问卷版本不同或者采用的评估维度不同有关。

5.3独生子女与否

本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归因风格更倾向于消极，但两者又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虽然中国式的家庭交流模式使得青少年、尤其是独生子女在叛逆期更容易产生出现心理问题隐患，但通过学校及在线等其他交流渠道，现代的高中生可以获得自各个层面的社会支持，进而在归因时懂得运用一些策略帮助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智、积极，从而缩小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

5.4住校与否

高中生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归因风格在住校与否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原因同上，可能住校生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可以从在线交流、学校中与同学交流的社会支持中获得。

6结论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高中生整体归因风格相对中性，其中，家庭经济收入低的高中生归因风格相对消极，家庭经济收入高的高中生归因风格相对积极。第二，贫困家庭的学生应该得到重点关注，列为学校的心理辅导工作的重点对象。

7展望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负向地预测高中生对负性生活事件的归因风格，其中，尤其以低收入家庭对高中生归因风格的消极倾向影响显著。基于此，对于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关注，我们应该从高中生家庭经济收入对其归因风格的影响着手，将预防重点放在低收入家庭高中生上，关注低收入家庭高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归因方式，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占江，邱炳武，王极盛.青少年归因风格及其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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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 R 395.6 B 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11-1383-03

同伴关系是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1］。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伴关系不良将导致儿童青少年短期或长期的社会适应困难［2］。

控制归因(或控制知觉)属于社会认知的内容，是指对事件结局的可控制性以及控制点的认知评价过程［3］，包括3个维度：一是未知控制，指相信机遇、运气等不可控制的因素可以影响自己的生活经历与事件经过；二是外部控制，指相信有势力的他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件；三是内部控制，指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归因研究较多集中在成就领域，有关交往范围内的研究相对比较少［4］。

学业成绩是学生学校适应的重要研究指标，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与同伴接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进入中学阶段，良好的同伴关系成为儿童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了解归因方式和学业成绩对其同伴关系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初中生的社交归因和学业成绩2个因素，探讨它们与初中生同伴交往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县、镇2所中学(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初一、初二、初三各1个班共计358名学生为被试，回收有效问卷341份(问卷有效率为95.3%)。其中初一学生110名(男生55名，女生55名)；初二学生128名(男生72名，女生56名)；初三学生103名(男生70名，女生33名)。各年级学生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3.6岁、14.6岁和15.5岁。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各班班主任共同担任，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每次1个班级，约15 min，所有问卷当场收回。

1.2.2 调查内容 学业成绩测量。建立在教师对自己课程成绩评价感知的基础上，让学生对语文、数学和英语3门主课程的学业成绩进行自我报告，如“假如让你的语文老师给你的语文成绩打分，你认为会是多少分”，用1～9等9个等级来表示，等级越高说明成绩越好。有研究表明，这种学业成绩的评定方法是对真实成绩的可靠测量［5］，具有较好的内容和效标效度［6-7］。为便于在不同学校和班级间进行比较，对学生报告的各科成绩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学生报告的3门主干课学业成绩等级之间相关显著(P值均＜0.01)，相关系数在0.702～0.730之间。进一步因素分析发现，KMO=0.742，基本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因素的方法，只能提取1个负荷大于 1.0的因子，累积解释总变异的 82.24%。因此，将语文、数学和英语课程的等级总和作为学业成绩水平的指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同伴提名测验。运用社会测量法的正提名和负提名法要求被试写出他(她)最喜欢/最不喜欢和班里哪3位同学做朋友。根据每个被试所得到的“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提名数，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转化；然后根据标准化后的正提名(LMz)和负提名(LLz)标准分计算出社会选择性(SP=LMz-LLz)和社会影响力(SI= LMz+LLz)分数。采用“两维五组”模型标准将被试分为5组：①受欢迎组(SP>1.0，LMz>0，LLZ

社交归因问卷。采用Connell(1985)编制的儿童控制知觉多维度测查表(MMCPC)［8］，该问卷是为评定儿童对成功或失败的经历种种不同原因的解释而设计的，适用范围是三～九年级学生。问卷涉及4个部分，共48题。研究发现，MMCPC在中国中学生群体中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9-10］。鉴于本研究目的，仅选取该问卷的社交分量表作为研究工具。该分量表共12题，包括“未知方控制”(未知控制)、“有势力他人控制”(外控)和“内部控制”(内控)3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该维度控制归因倾向性越强。该分量表总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05，各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未知方控制0.631，外部控制0.623，内部控制0.526，同质性信度基本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χ2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初中生同伴关系比较 结果表明，不同学校间和不同年级间同伴关系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66，P＝0.615； χ2＝7.110，P＝0.525)。但是不同性别间同伴关系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94，P＝0.005)。男生的拒绝组人数显著多于女生，两者分别占总人数的12.0%和2.6%，男生更容易被同伴拒绝。但是，欢迎组、忽视组、争议组和普通组中，男生与女生人数差别均较小。见表1。

2.2 不同同伴关系类型控制知觉各维度差异性检验 多变量检验表明，同伴关系类型在控制知觉上主效应显著(F=3.344，P=0.011)；性别和年级在控制知觉上的主效应不显著；且性别、年级和同伴关系类型在控制知觉上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不同同伴关系类型组在控制知觉的他人控制维度上主效应显著(F=2.670，P=0.032)。 忽视组的外控得分最高，而欢迎组的外控得分最低。进一步多重比较(LSD)表明，欢迎组的外控得分显著低于拒绝组和忽视组(P值均＜0.01)；普通组也显著低于忽视组(P＜0.01)，但其他各组间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不同同伴关系类型学生学业成绩比较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表明，不同同伴关系组的学生学业成绩差异显著(F=8.277，P＝0.000)。成绩Z评分由高到低依次是：争议组(0.913)、欢迎组(0.637)、普通组(0.358)、忽视组(-0.307)和拒绝组(-1.571)。进一步LSD多重比较表明，欢迎组学生的成绩显著高于拒绝组和忽视组；忽视组、争议组和普通组学生的成绩显著高于拒绝组。因此，拒绝组的成绩显著低于其他各组；争议组学生的成绩虽然最高，但是与欢迎组、忽视组和普通组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 归因方式与学业成绩对社会测量地位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正提名(LMz)、负提名(LLz)、社会选择性(SP)和社会影响力(SI)的标准分与控制归因3个维度以及成绩的相关分析后发现，他人控制维度与正提名和社会选择性呈显著负相关(r=-0.169和-0.182，P值均＜0.01)，与负提名呈显著正相关(r=0.115，P＜0.05)；学业成绩与正提名和社会选择性呈显著正相关(r=0.247和0.290，P值均＜0.01)，与负提名呈显著负相关(r=-0.206，P＜0.01)；其他变量间相关则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见表4。

为了进一步考察初中生控制归因和学业成绩对社会测量地位的影响，以控制归因的3个维度和学业成绩为自变量(共4个)，分别对正提名、负提名、社会选择性和社会影响力作多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进入法，得到3个回归方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正提名、负提名和社会选择性为因变量建立的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水平，学业成绩和外控维度均分别进入3个回归方程，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3个方程的多元相关系数分别为0.299，0.216和0.324，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百分比分别为9.0%，4.7%和10.5%。表明学业成绩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其正提名和社会选择性分数，而负向预测负提名分数；控制归因的外控水平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正提名和社会选择性分数，而正向预测负提名分数；学业成绩的偏回归系数高于外控水平的偏回归系数。见表4。

3 讨论

3.1 不同同伴关系类型学生的控制归因差异 分析发现，性别因素影响初中生的同伴关系类型，提示不同同伴关系初中生对同伴交往的认知存在着某种差异［11］。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同伴关系类型组的归因差异来自他人控制(外控)维度，拒绝组的外控得分显著高于欢迎组；忽视组的外控得分显著高于欢迎组和普通组。拒绝组和忽视组学生更倾向于将社交成败的结果归因于老师和同学等外部因素的控制。拒绝组学生倾向于社交他人控制，认为别人对社交的结果负有责任，不愿积极主动地改善社交状况，可能是导致其正提名少、负提名多、且社会选择性低的重要原因；而忽视组学生倾向于社交他人控制，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改善社交结果，采取逃避和退缩的方式，可能是导致其正提名少、负提名少、社会影响力低的重要原因。当然归因方式与社会测量地位可能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归因认知的偏差会导致较低的社会测量地位；反过来，较低的社会测量地位也可能会导致归因认知的偏差。可以通过适当的归因干预，改变同伴接纳低的学生的归因认知方式，提高其同伴接纳水平。

3.2 不同同伴关系类型学生的学业成绩差异 有研究指出［12］，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与同伴接纳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同伴拒斥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在本研究中得到支持，通过对学业成绩与正负提名的相关分析后发现，学业成绩与正提名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负提名存在显著负相关。在当前学习成绩被赋予极高价值的社会背景下，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同伴关系之间存在这种关系是不难理解的。学生的学业成绩不但是教师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学生评价自己和同伴的重要标准。学业成绩高的学生得到更多的赞扬和肯定，同伴愿意与之交往；相反，学业成绩低的学生不仅自己因学业失败感到自卑，而且更多地被轻视和否定，因而不容易成为同伴喜欢交往的对象。

3.3 回归分析 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3个回归方程，表明了初中生社会测量地位与控制归因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制归因的外控水平和学业成绩水平共同影响初中生的正负提名和社会选择性分数。

外部控制是指相信有势力他人(老师或同伴)能够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本研究表明，初中生外控水平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正提名和社会选择性，正向预测其负提名分数。正提名和社会选择性反映学生的同伴接纳水平，负提名反映学生的同伴拒斥水平，因此，外控水平越低，同伴接纳水平越高；反之外控水平越高，同伴拒斥水平越高。可见，初中生同伴交往归因认知方式的不同是导致其不同社会测量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众多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学业成绩是影响同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的学业成绩水平也能显著预测其社会测量地位，但是学业成绩与外部控制的预测方向相反，学业成绩能正向预测正提名和社会选择性，负向预测负提名分数，学业成绩水平是同伴接纳和同伴拒斥的重要预测变量。结合回归方程中学业成绩和外部控制的偏回归系数，发现学业成绩对同伴接纳和同伴拒斥的预测程度高于外部控制对同伴接纳和同伴拒斥的预测程度，这一结果说明，学业成绩相对于控制归因方式对初中生社会测量地位的影响程度更高。

尽管在本研究建立的3个回归方程中，对整个回归方程的F检验和对每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的t检验均非常显著，但是，3个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都不高，这说明影响初中生社会测量地位的因素很多，本研究所涉及的控制归因(外部控制维度)和学业成绩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2个，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初中生的社交地位，如社会行为、社交技能、家庭经济地位等，学生同伴关系状况应该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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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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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泱,郑胜圣,郑全全,等.MMCPC在中学生中的应用.应用心理学,1999,5(2):38-42.

篇8

2结果

2．1自伤行为发生情况2907名中学生中报告最近1a内5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有425名，发生率为14．6%;1～4次自伤行为的有482名，发生率为16．6%。男、女生经常自伤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4．1%和1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1，P=0．466)。中学生报告自伤行为以拽头发、掐自己、打自己的方式多见。

2．2自伤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及自尊关系经常自伤行为者、偶有自伤行为者及无自伤行为者内控性、外控性、自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分析发现，经常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者自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自伤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分为经常自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无自伤行为3类，其中无自伤行为为对照;选择年龄、自尊、内控性、外控性、性别(0=女，1=男)、与同学关系(0=差，1=一般，2=好)、学习成绩(0=差，1=一般，2=好)、对自己相貌的满意情况(0=不满意，1=一般，2=满意)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3。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和独生子女有关(P值均＜0．05)。

3讨论

篇9

1.2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选取Schwarz等人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该量表由10个题目组成，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值为0．87，重测信度为0．83。

1.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本研究采用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自台湾学者施建彬(1996)的中国人幸福感量表。因原量表的构念良好，用于河南地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仍相当适用，故本研究未改变量表的原有架构及题目编排顺序。因其中部分题目的用语不太符合大学生当前的生活状态，故对这些题目加以修改。修订过的幸福感量表的效标效度为0.85，重测信度为0.93，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值为0.95。

1.4施测程序采用集体施测，在任课老师的协助下由研究者担任主试，统一指导语，强调保密原则，现场匿名独立填写，当场收回。在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的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如年级、性别等。测试完毕现场回收问卷并剔除作答不完全或明显随意勾画的问卷。

1.5统计学处理采用统计软件包SPSS13.0进行统计处理，选用的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取α=0.05(双侧检验)。

2研究结果

2.1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中男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和女生的平均得分为都高于表示“偏向正面态度”的48分，低于表示“较强正面态度”的96分，表示临床医学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良好，且不同性别及不同年级的临床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如表1所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67.81±13.58)高于表示“偏向正面态度”的48分，低于表示“较强正面态度”的96分，表示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良好，但程度不强;且不同性别及不同年级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不同自我效能水平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将被试在自我效能感问卷得分进行高低排序，将总人数前27%归为高分组，后27%归为低分组，研究不同自我效能水平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中高自我效能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73人，87.45±14.87分)高于低自我效能组学生的得分(102人，56.72±12.3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9.05，P=0.000)

2.3应对方式、自我效能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应对方式维度中，解决问题、求助两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均呈显著正相关;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四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均呈显著负相关。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2.4归因方式、自我效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的逐步回归分析为进一步验证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能力，以自我效能感及归因方式的六个维度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能和归因方式中的解决问题和自责两个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自我效能和解决问题维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自责维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他们可以共同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程度的28.4%(校正的R2=0.284)。

3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能够体验到较高程度的主观幸福感，这与国内学者对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分析原因，首先与大学生生活的年代与环境有关，现代大学生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拥有的物质条件也比较优越，受到来自父辈的关爱和关注比较多，因此大学生从物质方面及家庭生活中获得的幸福感还是比较强烈的;此外，随着近年来临床医学专业的升温，作为热门专业的学生与同龄人相比可能会产生较强烈的优越感，因此体验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开始影响到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过度关注自身的物质利益及生存状况，造成他们感受幸福能力的缺失及人际关系的紧张。另外，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学习压力较大，也是造成他们幸福感程度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篇10

归因理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Heider（1958年）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中提出。归因方式，也称之为“归因风格”或“解释风格”，是指个体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目前的期望，对不同事件的原因做出一种相似的或习惯行为方式的推理倾向。归因方式与自尊、抑郁、学习动机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高职院校学生的归因方式也越来越受到学校与社会的重视。本研究在对高职学生的不同性别、入学方式、专业和有无实习经验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深入了解当前高职学生归因方式的特征与特点，以便为高职学生在塑造自身归因方式、心理健康发展以及处理事情方式上提供宝贵的建议与良好的基础。

一、被试与方法

1.研究被试

本研究被试从天津市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三所高职院校中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抽取被试。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41份，有效率90.17%。在样本中，男性245名，女性296名;技校入学104人，高考入学437人;自己意愿345名，父母亲人或朋友建议139名，调剂57;乡村329名，城镇212名;文史类271名，理工类270名;独生子女230名，非独生子女311名;有实习经验352名，无实习经验189名。

2.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量表采用的是Lercourt等人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该量表共有48个项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24个项目的学业成就归因;另一部分是有24个项目的人际关系归因。本研究只采用学业成就部分来判定学生的归因方式。该部分量表的项目分为4组，分别为能力、努力、情景和运气。努力和能力为内归因，运气和情境为外归因。该量表采用的是5级评分方法：0――完全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同意，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同时，该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均适宜。

3.统计学处理

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结果

根据统计分析，对归因方式的各个维度，在性别、入学方式、专业、是否有实习经验四个方面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对其归因方式进行差异比较。

1.高职院校不同性别的学生归因方式差异比较

通过对不同性别的学生归因方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表1得知，高职院校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归因方式总体上存在差异显著，并在的“情景”、“运气”、“外归因”三个维度上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p<0.001）。从具体得分上看，在做归因的时候，男生比女生更加倾向于采取外归因的方式进行归因。在情景得分上，男生要高于女生，男生较女生更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于周围情景所致;在运气得分上可以看出，男生要高于女生，无论成功与否男生较女生更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于运气。

2.高职院校不同入学方式的学生归因方式差异比较

通过对不同入学方式的学生归因方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不同入学方式的学生归因方式差异比较发现：无论是技校入学，还是高考入学，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归因方式总体上以及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即入学方式对学生的归因方式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作用。

3.高职院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归因方式差异比较

通过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归因方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研究表明，不同专业的学生归因方式差异比较，虽然高职学生在归因方式总体上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努力归因维度上不同专业的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努力维度的得分上看，文史类的学生要高于理工类，即文史类的学生，更倾向于将事情的原因归结于自身努力情况。在其他维度上并无存在显著性差异。

4.高职院校有无实习经验的学生归因方式差异比较

通过对有无实习经验的学生归因方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研究结果看出，有无实习经验的高职学生在归因方式总体上并没有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在运气维度上，没有实习经验学生的得分要高于有实习经验学生的得分，说明没有实习经验的学生习惯性采取运气归因对于原因的总结。此外，内归因维度上，有实习经验学生的均值要高于没有实习经验学生的均值得分，充分说明有了实习经验的高职学生更倾向于内在归因的判定，而不是将原因归结于外部。

三、分析

1.不同性别的学生归因方式

本研究表明，性别在高职院校学生的归因方式总体上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发现，男生比女生更加倾向于采取外归因的方式进行归因。在情景得分上，男生要高于女生，男生较女生更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于周围情景所致;在运气得分上可以看出，男生要高于女生，无论成功与否，男生较女生更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于运气。这与荣建英（2014）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即在面对失败方面，男生较女生更倾向于外归因。本次研究结果也说明了性别是学生的归因方式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出现这种结果，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传统观念认为高职院校是接受学习成绩相对较弱的学生，这种固有的观念会造成学生都将事情的原因归结于外部事物，试图摆脱这种压力，因为无论如何努力，都改变不了他人对他们的态度。其二，男生较女生的反抗意识强烈，于表达方式又较为直接，更加难以接受事情的原因总是自身的问题，所以较女生而言，男生更加倾向于将事情的原因归结于外部。

2.不同入学方式的学生归因方式

由于对不同入学方式的学生归因方式比较并未发现存在差异，无论是技校入学，还是高考入学，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归因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并未发现有前人探讨高职学生入学方式对其归因方式的影响。对此研究出现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在未进入大学时，学生的归因方式还没形成一定的模式，处于一种待开发与待培养的状态。所以在对学生的日常教学当中，要不时地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归因方式进行正确的指导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3.不同专业的学生归因方式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专业的学生归因方式差异比较：总体上无差异，在努力归因维度上不同专业的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努力维度的得分上看，文史类的学生要高于理工类，即文史类的学生更倾向于将事情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努力。这与前人的结果并不一致，荣建英（2014）认为，文科学生更倾向于将事情的原因归结于运气的好坏。而李成齐（2005）研究认为大学生文、理科的归因方式是根据事件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就总体而言，文、理科大学在归因方式上无显著差异。

研究被试群体的不同性，势必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性。高职院校的文史类学生多为女生，正如在比较学生不同性别的归因方式所提，男生的好动与反抗意识强。相反，女生在进行归因时表现的就较为理性，这仅仅表现为在努力维度上，而在内外归因方式上，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4.有无实习经验的学生归因方式

从表4的研究结果看出，有无实习经验对高职学生归因方式上的运气维度与内归因维度上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即在运气维度上，没有实习经验学生的得分要高于有实习经验学生的得分，进而说明了没有实习经验的高职学生习惯性采取运气归因对于原因的总结。相反，对于具有在外实习经历的学生而言，她们在内归因维度上的均值得分要高于没有实习经验学生的均值得分，充分说明有了实习经验的高职学生更倾向于内在归因的判定。这不仅得益于他们在社会外部环境下受到的锻炼机会，而且与他们自身积极主动地需求正确的归因方式密不可分。

虽然，有实习经验对高职学生归因方式有着正面的向上的影响作用。但是就整体而言，有无实习经验对高职学生归因方式总体上差异并不显著，这也就对那些没有实习经验的学生提供了上升的空间。

四、结论

（1）高职院校学生在不同性别的归因方式上达到显著性差异。（2）高职院校学生在不同入学方式、专业、有无实习经验比较的归因方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篇11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归因这一心理学概念是由海德在其《人际关系心理学》中首次提出的。海德认为当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体验到成功或失败时，人们会倾向于寻找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归因风格的不同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解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能使我们更好的调节自己对事物的认知，避免认知偏差，学会调节心理平衡，从而促进心理健康水平，使个体在人格、能力、适应性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对象的选取

本次调查研究在昆明四所综合类大学采用方便抽样选取了200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是由《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E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两份心理学量表组成。本次调查共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192份，回收率为96%。

1.2施测及数据处理

本次测验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一部分被试为先发放I―ES再发放SCL―90，另一部分发放顺序相反。所有数据处理均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完成。

2 结果

2.1归因方式得分分析

此次调查的大学生的归因方式基本符合正态分布，根据《I―ES》的评分标准，本次调查结果，大部分同学的得分都高于11分，偏外部归因的人数多于偏内部归因的人数。本次调查从性别、学科、来源地这三个因素上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男生的归因方式平均分略低于女生（11.86，12.47），这说明大部分男生都更偏向于内归因，而女生更偏向于外归因。但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t=1.34，p>0.05，差异并不显著。理科同学的归因方式平均分明显低于文科学生（9.62，1.43），在t检验中，t=2.16，p

2.2 SCL-90得分分析

下表是男女生在SCL-90各因子分的比较情况。女生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因子上的均值都高于男生的得分，并且都达到了差异的显著性水平。

2.3大学生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分析

对被试的归因方式与SCL-90的各因子均分进行的相关分析得出，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偏执和精神病性的因子与归因方式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但它们同时与外控性和内控性都有较显著的相关。而强迫症状这一因子却只与外控性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水平。可以初步推论，偏外部控制者更容易表现出强迫症状。为了探讨不同的归因方式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着差异，在分析时，我们按照I―ES量表的评分标准，以11分为界，将被试分为内控组和外控组。结果显示外控组的总均值略高于内控组，但在t检验中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在本次研究中分别选取了SCL-90得分的前27%为低分段组，以及后27%为高分段组，并对这两组样本的归因方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有差异，这一差异可能是由样本选取、样本大小、掩饰性等原因引起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 讨论

在对性别因素进行差异分析时，也发现女生更多的偏向于外部归因，而男生更多的偏向于内部归因，但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文科被试的归因方式与理科被试的归因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文科同学与理科同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教育训练有一定的关系。本次选取的样本量较少，并且大部分被试都是大三与大四的同学。毕业的压力与就业的压力难免会引起紧张、焦虑等反应产生，心理健康的水平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在相关分析中，各因子与归因方式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女生更偏向于外部归因，而男生更倾向于内部归因。女生更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接受度，更加敏感，可能对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会采用幻想或感性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容易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影响她们的情绪和情感变化。而男生更多地将好的事件归结为自身的能力，他们的理性思维更强，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情绪情感，在面对自己无法解释的事件时，大部分男性会利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努力将事情弄清楚。

篇12

1.被试

从山东省某市抽取初中与高中生共318人作为被试进行匿名作答，当场回收问卷。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296份。

2.工具

《考试成败归因量表》，由韩仁生编制，分八个子量表，共32个题目，采用5级评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32；《中学生学习倦怠量表》，由胡俏编制，包括情绪耗竭、学习的低效能感、师生疏离及生理耗竭四个维度，共21个题目，采用5级评分，分数越高说明学习倦怠越严重，量表的α系数为0.88；《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姜乾金修订，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共12个题目，采用7级评分，分数越高说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量表的α系数0.90。

3.统计工具

使用SPSS16.0和LISERL8.7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二、调查结果

1.不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归因方式与学习倦怠的差异

对于领悟社会支持，用统计学的方法将被试分为高分组与低分组，考察高低分组的内外部归因差异和学习倦怠差异。领悟社会支持高分组的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领悟社会支持高分组的学习倦怠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高分组间、低分组间的内外部归因差异均不显著。

的差异（M±SD）

2.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

领悟社会支持、考试归因与学习倦怠间的相关均显著，领悟社会支持与考试归因呈正相关，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考试归因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结果如表2。

3.考试归因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效应

（1）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影响

如果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X）与学习倦怠（Y）相关显著，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大前提。为了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直接效应，首先做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路径系数为-0.25（t=-3.91，P

（2）考试归因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邱皓政（2009）介绍的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1]，以考试归因为中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学业倦怠为因变量，建立中学生考试归因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对考试归因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路径系数为0.18（t=2.73，P

学习倦怠间的中介模型

三、结论与分析

1.不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考试归因与学习倦怠水平的差异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高分组的内归因、外归因得分高于低分组；领悟社会支持高分组的学习倦怠得分低于低分组；领悟社会支持高分组间、低分组间的内外部归因差异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得出的高领悟社会水平者做内归因，低领悟社会水平者做外归因结论不同，如叶俊杰（2005）指出，内控者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知觉为支持性的；外控者则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解释为消极的[3]。也有研究指出这可能是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学生归因方式积极、明确，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的学生则消极、不确定地看待内外界的原因所导致的。领悟社会支持的定义是个体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所以外部归因中的教学质量、他人帮助都是对外界的评价与信念，它们对于领悟社会支持同样重要，可以认为领悟社会支持是一个从外部到内部的过程。

2.领悟社会支持、考试归因与学习倦怠的相关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考试归因呈正相关，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考试归因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无论是做内归因还是外归因，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如Megalis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父母支持、朋友支持与倦怠的情绪耗竭存在负相关[4]。祝婧媛（2006）的研究表明学生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学习倦怠水平也就越低[5]。Jacobs等人（2003）发现，社会支持能够预测低倦怠水平[6]。这可能是由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人也具有积极的人格倾向，能够积极地看待并更好地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具有较低的学习倦怠。

3.考试归因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间的中介作用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考试归因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到的外界的支持度，影响着个体心理的其他方面，所以它对归因方式起“图式”的作用，它通过对考试归因这个低阶变量起作用，所以对学习倦怠的直接效应降低了。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对考试归因积极的中学生具有低的学习倦怠水平。所以在教育中，作为教育者就必须给学生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并教会学生形成正确的成败归因方式，从而降低学习倦怠水平，提高学习成绩。

参考文献

[1] 邱皓政，林碧芳.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北京:中轻工业出版社2009.

[2] 温忠麟，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5）.

[3] 叶俊杰.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研究.心理科学，2005（6）.

篇13

[中图分类号] R473.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7（b）-0167-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know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versity quotient of ICU male nurse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also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dversity quotient，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job involvement，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proper nursing management strategies. Methods A total of 102 nurses in ICU were investigated by general condition questionnaire， adversity quotient scale， job involvement scal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Results The adversity quotient score of male nurses in ICU was （135.63±13.49） points， which was in the mid to upper level. The score of job involvement was （41.53±5.75） points， the scor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84.75±4.25） points， which were all lower than national nursing norm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years of working， professional title， educational history on adversity quotien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1 or P < 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dversity quoti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job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r = 0.73， 0.81， all P < 0.01）. Conclusion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dversity quotient of male nurses in ICU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s of adversity quotient.

[Key words] ICU； Male nurses； Adversity quotient； Job involvement； Psychological capital

逆商（adversity quotient）是指人们承受挫折、摆脱逆境和解决困难的能力[1]，由美国学者Paul Stoltz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逆商的人能弹性面对逆境，积极乐观接受困难和挑战，不屈不挠，最终取得成功[2]。ICU男护士长期处于紧张应激状态，承受着高强度的职业压力及传统观念所带来的社会压力等逆境，严重影响自我认知和评价，容易产生职业怠倦和离职倾向。若能对其应对逆境的能力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提高其逆商水平，对维持护理队伍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逆商研究多集中于大学生或护理实习生等教育领域，尚未涉及临床护士群体。本研究对ICU男护士逆商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与心理资本、工作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5年3～7月采用便利抽样对湖北省内十五所三级甲等医院的男护士以不记名方式发放问卷。纳入标准为：①取得护士执业证书；②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6个月及以上；③自愿参加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12份，回收有效问卷102份，有效回收率为91.07%。年龄23～37岁，平均（28.52±3.43）岁；工作年限1～15年，平均（5.96±3.53）年。

1.2 测量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婚姻、学历、工作年限、用工性质、职称、月收入。

1.2.2 逆商量表（adversity response profile，ARP） 该量表由Stoltz编制，包括控制、归因、延伸、忍耐4个维度，共40个条目，总得分为40～200分，得分越高，则逆商越高[1]，分数划分具体如下：40～

1.2.3 工作投入量表 由Schaufeli等编制，中文版由张轶文等[4]修订，包括活力、奉献、专注3个维度，共计15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法，从“从来没有过”到“总是”依次赋值0～6分，总分为0～90分。各条目总分除以条目数得到工作投入均分，得分越高表明工作投入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0。

1.2.4 护士心理资本问卷 采用骆宏等[5]修订的护士心理资本问卷，该问卷包括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4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采用Likert 6 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6分，总分为20～120分，总分除以条目数得到心理资本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护士心理资本问卷中文修订版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14。

1.3 调查方法

每所医院选定1名联络人员，并对联络人员进行详细的培训和沟通，通过联络人对其所在医院发放问卷。向研究对象详细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征得其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发放。问卷采用匿名填写，现场发放现场收回。对问卷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乱填、漏填现象及时进行纠正。所有问卷由双人录入并进行核对。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ICU男护士逆商现状

ICU男护士逆商总得分为（135.63±13.49）分，为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中等水平者占51.96%，高水平者占48.04%。逆商的四个维度得分：控制（34.73±4.55）分，延伸（32.56±3.84）分，归因（34.25±3.44）分，忍耐（34.10±3.13）分，均为中等水平。

2.2 ICU男护士工作投入现状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将ICU男护士的工作投入得分与国内护士[8]比较，发现ICU男护士工作投入总分及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国内常模，且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1。

2.3 ICU男护士心理资本水平现状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将ICU男护士的心理资本得分与国内护士[8]比较，ICU男护士心理资本总分及自我效能、韧性维度得分低于国内护士常模，希望、乐观维度得分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2。

2.4 一般人口学资料对ICU男护士逆商的影响

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一般人口学资料对ICU男护士逆商的影响。因专科以下及本科以上护士人数较少，因此将学历分为专科及以下、本科及以上两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ICU男护士的工作年限、职称、学历对逆商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或P < 0.05）。见表3。

2.5 ICU男护士逆商与工作投入、心理资本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ICU男护士的逆商与工作投入及心理资本均显著正相关（P < 0.01）。各维度相关性分析显示，逆商各维度与工作投入各维度均正相关，与心理资本的韧性、乐观维度呈正相关；逆商的延伸维度与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呈负相关，与希望维度呈正相关（P < 0.05）。见表4。

3 讨论

3.1 ICU男护士逆商水平及一般资料对其影响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ICU男护士的逆商水平中等偏上，各维度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高逆商水平人士占到48.04%，高于国内护生的水平[6-7]，可能与ICU男护士接触临床、社会实战经验丰富有关。ICU男护士在面临问题和压力的同时，心理素质也随着问题的解决不断得到锻炼，从而更加深入地发挥自身潜能去克服困难，因此应对挫折的能力相对较高。逆商四个维度中，控制是指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对逆境的控制能力；延伸是对逆境影响范围的评估与觉察；归因是指个体所认为的导致逆境的原因以及愿意承担责任、改善后果的情况，分为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忍耐是指认识到问题的持久性以及它对个体的影响持续时间[3]。一般而言，逆商高的人会把逆境视为特定事件，觉得自己有能力处理，并将其消极影响降至最小。ICU护士每天面对急、危、重症患者，处于高风险、高强度、特殊的工作环境中，身心存在巨大的压力。而男性生理及性别上的优势使得其能应对工作中的部分压力和挑战：男性通常善于使用电子产品和利用网络，各类仪器上手快、操作能力强，能熟练掌握ICU常见的高科技医疗设备[9]：心电监护仪、呼吸机、血滤机、球囊反搏器等的使用和维护。男护士在身体素质上的优势也使得其在工作中精力充沛，可以胜任为危重患者翻身、搬运、骨折牵引，及实施心肺复苏抢救等消耗大量体力的工作。逆商形成于孩童时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而男性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从小在教育和社会要求方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正是这些经历的不断打磨，使得男性的逆商水平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提高。

研究显示，工作年限、职称、文化程度对ICU男护士逆商的影响具有统计学差异。工作年限长的护士通常阅历也相对丰富，临床经验也相对较丰富，能成功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由于我国护理事业发展起步较晚，现有的人事制度对护理职称亦有限制，护理人员必须满足相应的临床、科研、学历等多方面条件，故高职称的护理人员多是业务骨干或管理者，并具有较强的自控能力和执行力，当科室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时通常由这些人解决，因此逆商水平相对较高。学历高的人通常学习能力较强，专业知识扎实，可以通过自我学习等方式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处理各种不利问题能力较好。

3.2 ICU男护士逆商、工作投入、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

3.2.1 工作投入与逆商之间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投入总得分与逆商总得分显著相关，工作投入各维度与逆商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工作投入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持久的、积极主动的情绪与认知状态[10]，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活力是指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愿意努力工作，不易疲倦，即使面对困难也具有很强的坚忍力；奉献是指全神贯注投入工作，对工作意义肯定，并感受工作带来的自豪感和鼓舞感觉；专注则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愉悦状态，并很难从工作中脱离出来。工作投入高的人表现出高能量水平和强烈的认同感，精力专注而不涣散。研究表明医务人员工作投入与坚韧、控制、投入、挑战等人格坚韧性呈显著正相关[11]，具有坚韧人格的人在面对逆境时，能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迅速复原并超越，以取得成功。工作投入高的人对工作有着高度的热情、出众的精力与韧性，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同时，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感受到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愉悦状态，获得一种自豪和受鼓舞的感觉，这种精神的满足使他们工作价值感增高，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增强，他们获得的工作认可越多，对完成工作的能力就越有信心，因此能较好地应对日常工作中的困难和逆境。

本研究中ICU男护士的工作投入总得分为（41.53±5.75）分，低于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工作投入水平[10-11]，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2]，可能与男护士对自身职业发展前景不乐观、工作强度和风险系数高、易出现生理性及心理性疲劳有关。护理管理者应该关注男护士身心健康，通过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减轻工作压力，提供公平的学习、晋升的机会等提高其工作投入程度[11，13]。

3.2.2 心理资本与逆商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显示，逆商总得分与心理资本总得分显著相关，ICU男护士逆商各维度与心理资本韧性、乐观维度呈正相关。逆商的延伸维度与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呈负相关，与希望维度呈正相关。本研究中，心理资本得分为（84.75±4.25）分，略高于ICU护士心理资本[14]，与男护士群体心理资本水平一致，处于中等水平[15]。心理资本是能够导致个体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状态，代表了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乐观是指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韧性是指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迅速恢复并超越以取得成功。当一个人拥有积极心理资源时，他会更加投入地工作并实现工作目标[16]。韧性、乐观的人在面对逆境的挑战时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拥有付出努力的决心和完成挑战的信心，对成功做出积极的归因，忠于职责，坚持目标，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迅速恢复并超越以取得成功，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即使在经历创伤后也能迅速恢复[17-20]。因此，逆商水平也相对较高。

3.3 建议

逆商水平会随着后天的环境、经验而不断变化。护士逆商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其面对逆境的反应，提高工作热情，增强组织竞争力。研究表明，心理培训、挫折情境模拟训练等可提高护士的逆商水平[21]，护理管理者可通过这些措施增强护士意志力、自信心以及抗压能力，帮助其正确认识自身的能力，构建成熟心理防卫机制，同时采取措施提高其心理资本水平及提高工作投入水平。男护士自身也应调整心态，积极参加一些心理辅导、兴趣培养活动等帮助提高逆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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