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新时代社会治理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现状

1.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需求多样化，然而，智能化社区建设仍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

（1）居民办事难：居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不多，尽管在政府网站可查询，但不会上网的人难以应对。办理手续繁琐，申请人要从窗口领取多种表格，提供相关材料，往返于各部门审批盖章，有时由于手续不全等原因不能一次性办好，费时费力。

（2）基层负担重。随着政府部分职能向社区转移，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任务逐渐增加。如社区每年采集大量信息，涉及民政、劳动、综治等十几个部门，而基本信息往往重复，导致成本高和工作效率低。

（3）管理有漏洞。涉民信息大多掌握在部门手中，而部门之间仍存在沟通不畅、共享少的问题。如社区救助中，就有隐性就业或人户分离人员利用信息不通的漏洞多头享受，而真正需要救助的居民却享受不到。

2.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基本情况

平房区总面积93.8平方公里，20万人口，有25个社区，工作人员507人。2013年平房区以社区治理为突破口，转变政府服务理念，提出“一年打基础、二年见成效、三年成体系”的社区建设工作思路。“一年打基础”：主要针对社区建设基础弱、底子薄的现状，用一年时间消灭了百米以下薄弱社区，配齐配强了社区必备的基础条件。“二年见成效”：根据社区建设标准化要求，2013年以来落实了4处千米社区，铺设了万兆光纤环网，开发了民生服务应用系统，将62项民生事项下沉社区。开发了“乐活哈南”、“天大小事”的手机移动端程序，市民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政务预约、反映意见诉求、表达心愿，实现与职能部门和社区的零距离沟通。“三年成体系”：2015年建成了以市民中心为统领、中心社区为骨干、普通社区为基础、民生大厅为依托的“四位一体”民生服务体系。市民中心规划会议、展览、交流、服务、体验、应急安置六大功能，中心社区服务于市民的普遍性需求，普通社区突出特色服务，民生大厅进行全面统筹并与市层级进行联通，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民生服务体系。

二、主要做法和成果

1.开发、建设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

（1）信息化云平台。平房区把智慧城市建设放在开展民生服务和解决民生诉求上，确立了以“一平台、两网、三库、N系统”的基本架构。“一平台”即全区统一的信息化应用云平台；“两网”即底层光纤环网和社会管理的基础网格；“三库”即人口信息库、法人信息库和空间地理信息库；“N系统”即在统一云平台基础上开发N个云应用系统。积极整合两个资源：一是整合信息资源。对视频共享系统的光纤网、汇聚、交换节点重新规划，基本覆盖全区党政机关、企业和社区；将实有人口库调整为房屋人、户籍人、居住人三级数据库；将1973家法人信息纳入数据库，完成法人库经纬度与空间地理信息库的关联。二是统一数据标准，规范了系统间的信息交换标准API接口，实现智慧城市数据和系统开发的标准化。

（2）乐活哈南移动端。“乐活哈南”是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搭建的社区服务云平台，市民通过手机，即可查找各类服务项目，推动了政府管理方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由传统经验型向现代治理型转变。包括两方面：手机APP客户端和微信公众服务系统。分为四个版块：邻里圈：了解哈南新闻、身边小事，通过APP可以发起即时聊天和组织活动、讨论热点话题。物业服务：可获悉社区、物业的通知公告，第一时间反映水、电、环境等问题，实现快速解决。社区公共服务：一方面为群众提供便民类服务查询，快速了解各类信息及联系方式；另一方面实现居民办事网上预约，提前获知所办事项应具备的条件，完成一次性办结。乐活：以居住社区为核心，实现点外卖、叫维修等15分钟生活圈，让群众放心消费、快乐生活。

（3）“天大小事”项目。“天大小事”是依托云技术开发的民生诉求系统，初步实现百姓诉求流程规范化。当民意诉求通过手机端发送至系统时，该信息被同步推送到职能部门的手机端，监察部门、上级领导也同时收到，办事过程通过平台动态呈现，这种公开化透明化，有效破除了政务服务效率低下的顽疾，使过去权力向上集中的管理模式转变为资源向下汇聚的服务模式。

2.整合各方资源，重点推行“两分、两统，三定、四变”的改革措施，提升社区服务品质

（1）“两分”是对居委会与社区服务中心两个工作主体的重塑。社区内部除了选举产生的居委会外，还有大量公益岗位人员，他们隶属于不同部门，具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机制，居委会对他们既无聘用权、又无考核权，为此平房区对社区工作机构和队伍进行整合，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由公益岗位人员组成，街道下派人员进行管理。

（2）“两统”是对居委会与社区服务中心资源全面统筹。一是统筹组织领导。服务中心主任由街道下派，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服务中心“大事”，副职由社区书记或居委会主任兼任，主持日常工作。二是统筹人事管理，将各部门下派人员合并为社区工作者，统一身份、统一管理、统一要求。

（3）“三定”是对社区责、权、利的明确和保障。一是明确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工作职责，居委会具体承担38项公共服务事项，社区服务中心承办62项民生审批服务事项，提供基本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明确社区服务中心岗位设置。确定1-2名综合素质较强人员，负责窗口受理，其余人员下沉社区开展工作。三是明确经费保障。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要求各部门在下沉事项时，必须将相应的工作经费一并划转。

（4）“四变”是对服务载体、管理体制、主体作用及服务手段的创新。转变一：由过去“多平台一大厅”式服务向“一窗一岛”式服务转变。依托“智能社区”将所办事项整合为一个窗口受理。转变二：由过去多层级管理向扁平化服务转变。政府设计构建了“虚拟化便民服务审批平台”、“社区民生服务平台”，实现了协同审批、网上流转、信息共享、日常办公等一体化功能，保证了区、街道、社区“三级”民生服务平台流畅对接和数据交换，又对市直部门所属的专网、专线进行整合和接口预留，与区三级网络平台有效对接。群众办事简化为受理、审批两个环节，这种方式使群众感受到社区在配合政府社会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特殊作用。仅以新牧社区为例，自2013年11月建立“一窗一岛”式服务大厅以来已办结服务1077件，答复咨询1456件。转变三：由过去社会管理的末端向社会治理的前沿转变。原来社区工作都是社会管理的繁枝末节，工作对象以弱势群体为主。现在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前沿，那些被认为社区无能力办理的事项均可实现办理。同时依托信息化云平台开发建设了“居民自助服务小屋”（包括自助行政审批、自助健康体检、自助金融服务、自助物流配送等），使群众享受到个性化、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办事到社区、有需靠社区、闲时转社区”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转变四：由过去多网重叠向一网多能转变。以往社区内党建、公安、民政等设了多套网格，相互叠加，边界、标准、要求均不同。为此平房区重新梳理、归纳为社区综合治理网格，做到一格多用，相邻网格之间紧密相连，网格内的“人、地、物、组织、事、情”等信息实现了实时采集、动态更新、资源共享，消除了网格管理的盲区。

三、社区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国家及省市有关部门的褒奖，但是还存在着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体制障碍明显。信息化管理体制不够畅顺，建设协调难度大，法律法规和相应的管理政策还不健全，管理职能和管理权限也不明晰。

2.功能定位缺失。重建设轻整合、重电子轻政务等现象仍存在，与市、区层面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还不够。政府主导的多，群众参与的少，形成政府供应、群众接纳的趋势。

3.条块分割弊端。一是条块功能整合问题。进入社区的部门各成体系，下发的业务专用设备和与之配套的操作系统各自独立、互不衔接，社区层面的条线整合迫切需要提升。二是基础数据共享问题。多个条线的基础数据各自采集、汇总，社区层面没有统一权威的数据交换平台作支撑，大量的认证仍需信息重复录入和纸质文档传阅，影响工作效率。

4.资金人才制约。社区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靠区、街道的投入还很不够，还缺乏大量既精通技术又熟悉社区管理的人才。

四、相关建议

1.在管理提升中推进社区管理信息化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管理权限。结合社区信息化发展的实际，加紧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从投资、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应按互通共享原则制定工作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管理标准、服务标准等，在最大范围内实行标准化管理；把工作职责、工作对象较为接近的各部门工作，按职责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和机制来保障扁平化的运行体系，为信息化流程改造创造基础。

2.用服务资源整合带动社区服务信息化

??绕社区民主管理建立居民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促进矛盾在社区内自我化解；围绕社区公共服务重点推进社区就业、民政、综治等工作；围绕便民利民整合服务资源，发展社区商业服务；整合社区事务服务与生活求助服务硬件平台，形成受理方式多样化，使居民可利用互联网、电话、居委会受理点等办理各种申请。

3.用信息化的应用推动政府部门职能转变

篇2

一、城市空间中需要新的文明规则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时代到来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成为人类创造的新空间。空间有着多重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空间意味着权利。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传统农村社会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在新的空间中不再适应。不同生活在城市中的异质群体，对城市空间产生了许多新的要求，而城市的公共物品却往往赶不上市民的需求。这使他们产生了对城市的新期待。不同的主体进入不同的公共空间，必然存在权利与责任的边界问题。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厘清。公共空间已经呈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并解决。 我们似乎还从没有过如此严峻的空间关系的紧张。

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社会理论的历史被认为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2]。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将“空间区位布局简化为社会世界复杂度”的城市生态学，区位、位置、流动性等概念被用来测量、描述和最终解释社会分层现象。到1960、1970年代，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入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等概念，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城市再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3]网络时代的到来，又产生了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等“流动空间”[4]。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空间组织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并构成阶层、性别和分工。[5]

20世纪著名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著作中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组织和商业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边缘地区置换[6]。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物理空间和精神文化空间，而很少关注社会历史空间。

21世纪是一个空间的世纪。空间意味着权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体现的是权利的差异。中国社会种种的矛盾冲突实际就是人们权利的实际享有、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实际满足，各种权利主体需求的公共物品赶不上需求所致。不同的公共空间，对每个空间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有着不同的要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加，但当他们进入公共空间后，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并没有通过系统的国民教育成为习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公共空间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城市这个人口密度高，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紧张的公共空间，各种公共空间的冲突也就经常产生。国民的素质也在人与人交往，特别是城市空间中人际互动而表现出来。各种冲突也因此而频频发展。

如何化解空间冲突？每个人都应该是权利和责任主体，但人们却习惯把别人看作客体。杭州公交车耳光事件就很典型，抱小孩妇女的丈夫俨然占有道德优势，认为别人必须让座。挨了五个嘴巴的男孩不敢反抗，可能是觉得自己道德不占优势，但大家却没去思考小伙子不让座的真正原因，或许他上了一天班已经非常劳累。这个案例反映出，在城市空间中人们缺乏的是换位思考。加深对社会历史空间人们行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物理空间中所发生的行为。人的素质也才能在空间中得到更好地体现。

具体到城市地铁中的乞丐问题，它更是反映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城市和农村享有不同的发展权利，城乡国民享有不同的权利，意味着许多城市市民享有的，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公共资源并没有为农村居民分享，这使得我们所说的素质不能从国民的教育中得到提升。当流动成为一种权利的时候，当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他们的权利并不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就因此享有，新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自然会频频发生。当他们在城市空间与市民产生各种联系后，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即便将来中国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差异也将继续存在。像城市中的流浪者，未必就一定要为了生计，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有权选择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违规则，不侵犯他人权益。这也是流浪者在城市公共空间里的权利体现。许多城市政府为了市容所进行的社会管理，以所谓的文明城市创建将流浪者从城市赶走，这是对他们合法的权利侵犯，也没有很好体现出城市管理者的素质。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浪者都不应该在地铁空间中乞讨。这并不是缺少对穷人最基本的怜悯。问题在于，地铁的主要功能不是解决贫困问题，而是保证城市公共运营。现在的地铁行乞者强讨强要、欺骗善心实际扮演的是对公共空间规则的破坏者。而在城市公共空间从事社会管理的管理者，却经常面对这样一些困扰他们严格执法的社会问题。他们找不到有效地解决城市公共空间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与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穷人或者富人，对城市社会管理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主体，性别、户籍、身份都无关于他们是否可以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承担应有大的社会责任。许多国家对公共空间中国民行为规范几乎“苛刻”的细节规定，并没有引发如中国这样大的社会争议，就是因为公民对公共空间理解形成了普遍共识。国民权利在公共空间中实现，其行为也应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受到约束。我们应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的城市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都必须进行创新。

二、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

当中国进入城市时代后，我们必须适应城市时代的到来，创新原有的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尽快建立公共空间意识。人人都成为公共空间秩序的构建者。由于人们对空间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围绕地铁乞讨等问题口诛笔伐，最终连管理者都不具备管理的自信，感觉可以管，底气却不足。如果从运行方到各个主体，对公共空间认识都不到位，没有公共空间意识，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类似城市公共空间的国民教育应该尽快补课。我们必须思考并回答，城市时代的中国国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文明素质。

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农村人素质比较低。实际上是向城市迁移的农村流动人口并不知道城市空间中的行动规则。许多所谓的低素质行为实际上是，本地人对城市空间规则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但源源不断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却不熟悉城市空间的新规则。城市空间里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实质上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社会管理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也因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市民首先要成为公共空间模范的实践者、示范者。他们首先应该体现出他们作为城市文明实践者的素质。在流动人口超过2.6亿的中国，解决国民素质问题需要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国民教育过程、也是一个城市文明传播的过程。所有的国民都要学习在城市时代，我们如何文明相处的规则，形成城市公共空间中行为的新习惯。在城市公共空间，如果各种关系不能有效处理，就会出现各种公共安全问题。群体之间的互不认同，只会将社会弱势群体更进一步推向越轨、犯罪的行列。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的涌入，城市里有限的空间与资源，必然会进一步引发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每座城市都面临这样的挑战。要建设和谐的中国社会，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制度、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断提升国民的素质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非常剧烈。进入城市时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则对所有在空间中的行动者都提出了全新的行为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则去行动，就会产生对其他国民的权利侵害，就会对城市社会秩序形成影响。如何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种种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创新城市社会管理者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地铁作为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当不同社会群体同时出现时，展示的应该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有在公共空间的行动者的行为，都必须在道德、法制的规则之内。地铁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物，作为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展示，就像一个流动的世博会展馆。对像上海这样人口超过2400万的现代巨型都市而言，地铁空间国民的素质是整个中国社会国民素质的缩影，我们应该在地铁这个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并见证古老中国国民素质的现代提升。

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创造物，同时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播空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生活、工作，如何共同营造一个现代社会文明，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去传播人类文明，实践人类文明。在网络时代，网民通过公共虚拟空间提出议题，让更多人了解不文明现象的过程本身即传播文明的过程，人们自此开始思考我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什么，从而唤醒了城市居民的自觉。这是城市时代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从主流社会来说，此时便要利用学校、家庭、媒体等更为丰富、立体的传播途径，让更多人参与各类热点事件的讨论，讨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城市文明，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通过一次次这样的讨论，所有生活在，工作在城市中的国民，都将过自觉、主动的学习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成为一名城市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社会曾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性动荡，一次次朝代更替使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每一个变革的时代，都伴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演变。而只有到了城市时代，人们才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也才产生了现代的城市文明。2012年，中国也已经有超过52%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如何通过城市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新课题。

中国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也提高了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尽管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

另外一位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也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提出了自己的创新分析。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当我们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由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权益最大化，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了或者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这使我们身处的社会不再相互依存和有机团结。今天，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人为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人类要规避风险必须创新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制度。

贝克和吉登斯显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现代社会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转型期中国出现的各种发展中问题，特别是现代社会自然分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建立城市文明的新制度，并以此来化解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冲突，才能促进中国的社会和谐。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而现有的体制、机制，甚至原有的制度都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国民素质的问题只是种种不适应的具体表现，要真正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大力加强包括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建设，来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剧烈转型风险。

联合国人居署在《人类居住》中描述21世纪城市和人的关系说，“世界人口有一半已经生活在城市地区了，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将主要是城市。城市是变化的熔炉，是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的磁石，它是我们人类的实验室，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是最重要的国民素质提升途径。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如何形成教育优先发展的全民共识，我们需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当网民集中发帖谴责城市中各种不文明现象的现象时，本身即可被视为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管理方式，而这种从个人责任意识出发，由民间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行为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因为它能激发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参与，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当他们积极参与到城市文明建设中来的时候，城市文明建设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就是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人人是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围绕城市文明建设的生活教育的指向，帮助所有的受教育者提升在社会，特别是在城市社会中形成城市公共空间新的文明行为，应该成为政府推进城市文明进程的重要选择。

诺贝特斯・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一书中，提出了文明进程的理论。埃利亚斯认为，伴随着文明的演变和进步，人类历史也在发展，并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交融的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表现”绝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今天西方发达国民比较高的国民素质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民素质，一定也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通过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来不断提升城市市民的综合素质，使市民阶层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实践者，以此来带动更多国民的素质的提升。距离中国主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超过3年的时间，上海世博会筹办和举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升都市文明的过程。已经进入后世博时代的中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也应该将这一历史进程变成不断提高国民素质的过程。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不只是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更是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关怀的精神生活。中国要成为受人尊重的国家，除了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以外，更要实现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等的发展。而要实现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要必须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发挥国民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章友德，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上海化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研究”（13ZS142）项目的部分成果。

[美]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J]//[英]布莱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46-53.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4.

篇3

摘 要：建立健全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现行农村信用社利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要求，探索具有区域性特色的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模式，强化利率风险管理，对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模式

近年来，我国外币利率、人民币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等利率品种相继实现市场化，2004年又取消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下限及贷款利率上限，从央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看，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将会全面放开。但据调查，现行农村信用社的利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要求，为此，本文通过全面分析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现状，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一、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现状

（一）管理权限基本集中于法人社

由于受管理体制、资金实力、经营环境、贷款对象、员工素质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由县（区）联社统一制定，统一规定不同贷款品种、不同贷款对象的利率浮动水平，基层信用社无权变动，而且浮动标准单一。

（二）贷款利率定价以传统的比例浮动为主

目前安徽省大部分农信社贷款定价仍以传统的定价方式为主，即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定价机制过于生硬、简单，定价时考虑的因素较少，基本上没有体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扶优限劣、风险度量、区别对待、综合评价等原则。具体讲，一是贷款利率浮动缺乏灵活性，未能运用贷款利率差别化原则确定贷款利率，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存在贷款利率“一刀切”和“一步到位”现象。二是利率风险防范存在表面化现象。农村信用社资金运作的视角已经触及到资金价格风险范畴，但是预警与防范利率定价风险的基本操作规程还不够完善，加之农村信用社利率内生机制的缺陷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防范利率风险的意识不强，利率风险防范存在着表面化现象。

（三）贷款利率定价以固定方式为主，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

贷款利率定价可采取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方式，浮动利率定价通过按月、季、年定期调整利率，可有效规避利率风险。但从调查情况看，安徽省农村信用社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固定利率定价方式。究其原因：一是浮动利率定价模式成本过高。由于浮动利率定价模式要求借贷双方在贷款合同期内定期重新确定利率，而农村信用社在贷款投放上以农业贷款为主，金额小、笔数多，若定期一一重新定价，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增加成本，影响效率。二是农信社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看，居民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基本执行基准利率，支农再贷款虽执行浮息制度，但也是一年一变。因此，最大的利率风险就是法定基准利率的调整，利率风险程度较低。在资金运用方面，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本身就已经很高，因此，即使短期内利率上调，其贷款利率上调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三是借款人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农信社的客户大多是农户和个体工商业者，贷款金额小、期限短，利率微调对其利息支出的影响有限，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较低，加上农村地区信贷资金处于卖方市场，借款人更不会计较少许利息的得失。

（四）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水平过高，贷款浮动幅度高于其他银行业机构

2003年以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总体利率水平较高。农村信用社为了自身的发展，尽量用足政策，新增贷款都执行了较高的利率，以获取较高的收益。

从目前情况看，贷款利率水平的高低，对农村信用社的效益影响很大。存贷款业务作为目前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业务，其利差收入也是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2004年初和2004年10月29日利率浮动区间两次扩大后，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随之两次上调，直接带动2004年和2005年的收益水平同比出现明显增长。2005年度，全省农信社各类贷款的综合平均利率水平超过10%，接近基准利率的两倍，如果剔除各郊区农信社上浮幅度较小的因素，县域农信社上浮幅度则更高。此外，少数农村信用社缩短贷款期限，导致贷款逾期，进而收取高额罚息的现象仍然存在，更进一步抬高了实际利率水平。

（五）城乡农村信用社之间贷款利率定价差异明显

在全部农村信用联社中，县域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普遍较高，2005年4季度，其所有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均在80%以上，平均上浮幅度接近100%，所发放的贷款也基本上以农户贷款、农产品加工运输贷款等为主。而郊区农村信用联社地处城市边缘，贷款投放结构与县域农村信用社有着明显不同，近一半的贷款投向了各类中小企业。由于面临着市区各家金融机构的竞争，在当前市区贷款利率整体定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各郊区农村信用社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定价也只能随行就市，执行与商业银行相近的利率。据统计，2005年度，全部郊区农村信用社的各项贷款利率的平均上浮幅度约为67%，明显低于县域农村信用社。

（六）利率定价机制发展不平衡

虽然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看，由于农村信用社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其经营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富裕地区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情况整体好于贫困地区，郊区好于县域农村。有些农信社在利率定价方面已经开始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将因素量化，确定对不同客户的利率水平，基本具备了建立定价模型的基础，利率定价机制建设日渐成熟；而有些农信社利率仍处于简单的分类定价阶段，与利率定价管理差别化、精细化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并且很多农村信用社利率管理内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缺乏必要的软硬件设施，存在管理粗放、定价基础较为薄弱等现象。

（七）定价支持体系不健全，管理人才缺乏

由于受长期利率管制的影响，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利率风险管理意识，农村信用社表现得更为突出。很多农村信用社基本数据统计系统不够完善，缺乏基础信息和历史数据，影响各种利率风险管理计量工具的使用，影响利率定价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另外据调查，农村信用社普遍没有专职的利率管理人员，许多信贷人员认为利率定价由人民银行制定，农村信用社只需不超过范围执行。由于信贷人员大部分缺乏利率管理知识和经验，农村信用社即使制定出比较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也不能很好地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利率管理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水平的提高。

二、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机制模式的思考

根据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任何单一的定价方法均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定价要求，只有进行优势互补，才能找出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的最佳方法。为此，我们认为一些内控机制比较健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自主定价能力比较强的农村信用社以“成本导向”定价模式为基础，同时考虑“风险溢价”因素，进而融合为一种较为适合全省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贷款利率定价模式；同时，考虑到安徽省不少农村信用社利率风险管理薄弱、风险控制手段较少、缺少熟悉金融产品定价的专业人才和实际操作经验，加上人民银行目前仍然公布不同期限的基准利率，这些信用社可以继续采用传统的利率定价方法，但要加以改进。

（一）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确定基础

首先，农村信用社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农村金融的贷款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满足“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所必备的条件。其次，由于农户规模小，农信社运作成本高，贷款风险往往比中小企业大，所以迫切需要收回成本。最后，现阶段全省农信社普遍处于亏损状态，而扭转经营困境的主要方式将主要依靠今后的改革和利率的重新定价。所以，“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有其合理性。

但也必须看到，“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对“风险溢价”（利率上浮或下浮）的定义特别模糊。所以，在实践上，必须给“风险溢价”作出明确的界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利用5P原则(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享尼所提出的的授信评估理论，银行授信决策最关键的因素有五项, 包括借款人（People）、资金用途（Purpose）、还款来源（Payment）、债权保障（Protection）和授信展望(Perspective)，由于均以P为开头，故称为授信评估的5P原则)，同时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确定部分风险因子来决定贷款的风险溢价。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1）基本公式

贷款利率＝基本利率+经过风险调整的因素浮动点数

（2）基本利率的确定

基本利率=贷款的资金成本率+贷款的管理费用率+税负成本率+目标利润率

其中：

贷款资金成本率=（利息支出+金融机构往来支出-社内调剂资金利息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费用率=（手续费支出+营业费用+其它营业支出+营业外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税负成本率=营业税金及附加/贷款平均余额

目标利润率=预计全年盈利额/贷款平均余额

（3）因素浮动点数的确定

根据“5P”理论，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我们将浮动点数的影响因素确定为：企业信用等级、资金用途、担保方式、客户综合贡献率、管理成本、其他因素、支农政策等（各农联社可以结合自身经济金融发展状况、贷款品种等具体情况，对因素进行调整）。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遵循风险必须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同时结合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然后根据各项贷款利率浮动参考指标的等级或程度，查找对应的浮动系数及对应权重，最后根据浮动系数和权重，确定利率浮动点数。其计算公式为：

利率浮动点数=（浮动系数×权重）×100%

下面我们以某农联社企业贷款利率的确定具体说明此方法的运算过程。该模式设定5个风险因子，其内涵及权重如下：

企业信用等级指标：企业信用分为AAA级、AA级、A级和BBB级（含BBB级以下）四个等级，企业信用等级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对未经信用等级评定的企业，按照企业资产负债比率的高低确定浮动幅度，所占权重亦为30%权重设置以当地信用社的主要信贷风险为依据，对贷款安全性影响越大的指标所占权重越高。。

贷款担保方式：分为质押、抵押、保证、信用四种，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

企业入股情况：入股越多，贷款利率越优惠。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20%。

综合贡献率：指企业在信用社的存贷款比例，也即企业在开户信用社的存款与贷款之比。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管理成本：以单笔贷款额为主因素，单笔贷款额度越低，管理成本越高，相应提高贷款浮动利率；反之，降低浮动利率。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评述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符合利率市场化趋势。该方法取代了原有的“在央行基准利率基础上进行比例上浮”的做法，以“点数”取代“比例”，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可以更好地对央行的利率政策做出反应，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愿。国际上通常以0.25%为一次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每次调整的幅度都是0.25%或其整数倍。我国央行利率的调整幅度一般都是0.27%或其整数倍，所以采用0.27%或其整数倍作为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更加科学，这样可以使信用社的“基本利率”能及时反映国家的货币政策。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容易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原有的按比例浮动的方法尽管可以大致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但是由于将“比例”换算成“点数”后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如果持续使用就会造成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难以反映合理的期限溢价水平。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能体现“风险溢价”。传统的“成本导向”定价模式对“风险溢价”的定义特别模糊，只考虑了一部分风险因素。我们的方法结合“5P原则”将更多的风险因素纳入了利率定价模型之中，因此对“风险溢价”的定义更加明确。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定价过程中，会使得定价过程更加客观，同时也有助于弥补农信社在信用评估方面的不足。

（4）“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具有较强的扩展性。该方法不仅在利率上下浮动方面有章可循，而且还可以通过加（减）点的方法体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真正做到为“三农”服务。而且随着农信社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变，以及农信社自身经营策略的变化，可以随时对公式中的有关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和修订，从而更好地反映环境的变化，更好地体现“顾客导向”或“市场导向”等新的发展策略。

（二）传统贷款利率定价方法的改进

所谓传统的贷款利率定价方法，是指信用社一直采用的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的贷款利率定价方式，用公式表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浮动幅度）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考虑的因素增多，科学性合理性有所增强，传统的贷款定价公式改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 因素权重×因素浮动系数）=贷款基准利率×（1+ 浮动比例）

其中，基准利率指央行公布的当期不同档次贷款利率；因素浮动系数具体包括：企业信用等级系数、担保方式系数、管理成本系数、其他因素系数、支农政策系数（针对农信社）等。各金融机构可以结合实际对因素进行确定。

1．确定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影响利率定价的因素主要有贷款的风险、成本和市场因素，所以在制定贷款利率模型时本文将企业信用等级和担保方式作为考虑风险的因素，此外，农信社肩负着信贷支农的政策重任，还应将支农政策作为确定贷款利率的因素之一。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农信社可结合具体实际，对因素进行增减。

2．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企业信用等级、担保方式、管理成本、其他因素、客户综合贡献度、支农政策等）在贷款定价中权重的确定。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必须遵循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结合实际选定定价所要考虑的因素，然后根据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这样可根据这一权重来确定每大因素的系数值，有条件的信用社可直接建立计算机定价系统，输入各要素后直接计算出贷款利率。

3．浮动系数。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贷款利率浮动的倍数，其值应处在央行允许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之内，现行应该为［0.9-2.3］之间。在实际定价时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定各自不同的上限与下限，并视情况变化随时调整。为描述方便，将上限设定为Y,下限定为X,现行条件下，X＞0.9，Y＜2.3 。

4．信用等级系数。根据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结果，确定系数，信用等级可按三等九级来确定，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级最高，C级最低，等级越高，系数越小，信用等级系数值应在3X/5－3Y/5之间。

5．担保方式系数。指按不同的担保方式（信用、抵押、质押、保证）确定系数，其系数值处于3X/20-3Y/20之间，风险大小与系数成正比，可考虑双证齐全的不动产抵押取最小系数，即3X/20，信用贷款为最大值，即3Y/20，其余担保方式处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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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321-02

信息时代，文件作为社会组织活动原始记录，被公认为组织核心资产和信息资源。社会组织发展愈来呈现出对文件管理的重度依赖性特征，对其更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社会组织理应积极构建切合自身需求的文件管理模式并做持续优化，以促其结构和功能上的动态优化和静态最优，尽可能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文件管理。

1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基本战略框架

这里所谓文件管理模式，是指社会组织内文件管理的整体表现形式，也是文件管理的理论架构、制度架构、功能架构、技术架构等组成的完整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欧美发达国家虽重视文件管理，较深入探讨了有关细节，尤为关注电子文件管理，却仍然较少直接且系统地讨论类似课题。国内研究现状与国外些许类似，但除冯惠玲、安小米等以外，更鲜有涉及。

本文认为，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组织相对最佳的文件管理模式可表述为充分采用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借鉴应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根据社会组织类型文件管理需求特点，应用高水平标准，具体从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内容3个方面着手构建高水平的文件管理系统，并与组织内其他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协同，以确保组织利益最优化实现。

2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核心要素

2.1 核心要素界定

如上所述，文件管理模式是一个完整结构体系，涉及到所有要素。然而，却始终围绕着管理内容这一核心要素，即具体的文件管理实际工作。分析社会组织类型在于确知特定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管理标准是用于参考构建高质量的文件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是文件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管理手段是文件管理的实施工具。这些都是为核心要素直接服务的，也是社会组织文件管理模式构建和优化的终极目标。

2.2 核心要素的三种视角表述

文件管理实际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可以分别以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3种理论视角进行阐释和操作。简言之，从系统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管理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维护；从管理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生成、登记、保存、利用、处置等所有环节；从信息科学角度，包括文件信息的产生、编码、传递、利用等完整运动过程。

2.3 三种视角阐述的因由

第一，包括各类社会工作在内的所有事物皆可运用多种视角予以审视。因为任何事物和工作同时具有多重属性，人们可根据自身特定需要和现实条件以一种或几种视角进行探讨研究，以便深度认识和多维应用，文件管理亦是如此。

第二，目前，人们日渐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简单归结为3类，即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相互交叉和借鉴应用。由此也产生了3种获益，一是能对同一事物在某种视角下的更深入认识和应用；二是能从多种视角带来对同一事物的多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多种应用；三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衍生新的事物或学科。对于本文提出采取3种视角探讨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来说，主要追求前2种获益。

现代科学研究日益重视跨学科研究，各学科理论研究的界限渐趋模糊，一是基于任何事物同时附含多种属性这个基本因由；二是为了以上的获益目的。鉴于此，学科交叉对于各项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越显极为必要。

2.4 着重采取系统视角研讨核心要素

本文虽认为需采取3种视角对文件管理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开展研究，然而主要采用系统科学视角进行具体讨论，也即将其看成为文件管理系统的构建优化和实际运作。以下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角度就核心要素展开探讨，却同时适用于传统纸质文件管理，仅在技术层面需做一定程度的区别而已，因为纸质文件管理同样可看作是系统运作。

采取系统科学视角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系统科学提供的是一种全景式视角，将某种事物或工作看作一个完整系统予以审视。这在整体性研究文件管理工作方面比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视角更显直接、有效；二是信息时代，文件管理工作主要将表现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运作。虽然纸质文件管理将依然存在，但电子文件管理无疑将占据主导地位；三是从更高层系统的视角来看，文件管理系统同时又是社会组织整套系统的有机部分，着重运用系统科学来构建和优化文件系统，对于促进文件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运作，共同服务于组织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3 系统视角下核心要素具体阐述

3.1 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系统设计需完成以下子任务：A. 调研组织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进而形成系统设计的总则指南；B.确定系统功能、结构和内容以及予以技术实现的整体架构；C.采用合适的系统开发平台工具和编程语言，配以其他可靠的相关信息技术，将系统设计予以完整实现。

上述每一方面的失误都将直接导致系统设计的失败。设计工作可谓是对整个系统的立法，是对整个系统包括结构和功能等在内的所有层面进行全面规划和参数设置。故此，系统设计工作对于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最为重要。

系统设计可遵循以下途径逐次展开：

第一，做好前期调研分析，重在准确获得以下信息：

A.完整准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B.主要业务范围和发展愿景；C.具体的业务流程；D.组织内信息流程体系；E.现行各类系统的现状和主要功能（包括现行文件管理系统及其后续的评估报告资料等）；F.总体的财政状况；G.组织在同行业领域内的相对绩效表现。

需对这些资料展开深层次多维分析，将主要形成各种分析报告，得出设计工作所需的关键性信息要点，主要是形成组织在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业务发展对于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体系，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体系等。功能需求体系是指文件管理整个流程的有效实现对于系统所提出的功能要求及其完整体系。

与其他管理工作相比，元数据体系对于文件管理功能的可靠实现尤其关键。因为，作为文件的背景信息、内容信息和结构信息标识的各类元数据，是有效实现文件管理全流程功能的关键因素。

第二，在调研基础上，着手系统设计工作。

系统设计将综合运用系统工作和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先进理念，依据前期调研分析结果，设计出完整的文件管理机制和管理流程的总体架构，其中包括元数据体系、功能体系、协同运作功能、升级和改进空间等构成的技术实现方式完整架构。管理机制是指文件管理的总体原则体系，主要包括如管理层次及相应职责的配置、管理规则体系。因此，管理机制更多地体现为各种原则和规范的体系。

设计工作也可视作为系统搭建一个理想模型，该模型应强调在理念上足够先进、在功能上足够强大、在整体架构上足够优化，且具备较好的协同功能以及足够的升级空间，等等。

第三，对系统模型予以程序和技术实现。

建立模型后，仅需根据既定的技术实现方案完成系统设计。技术实现方案主要包括系统程序开发工作规划、相关的网络通信技术方案、其他软硬件设施配置，等等。其中，最关键的是系统程序开发。

系统设计需在理念上积极借鉴系统科学理论。文件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性和运行规律。宏观层面上，文件系统主要表现为常规线性系统的高度结构化运行。因此，系统设计中有必要从各方面予以优化，以便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发挥预期的理想效果。

文件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有人参与的信息系统，且文件信息蕴含着知识属性等，都使得系统在微观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的软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件利用工作中，人的因素和信息的知识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由此导致系统呈现非完全可控的复杂现象。此外，由于文件系统一般会与组织内其他系统实施协同，必然导致极为复杂的协同作用，尤其是当与专家系统等典型非线性系统协同运行时，必然对自身系统产生整体反馈，其影响是非完全可控的。故此，文件系统同样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可能对文件管理甚至整个组织管理产生难以估计的优劣影响。然而，作为开放系统， 文件系统在非线性运作中一般会自动适应于环境、自动趋优。这就是为何强调子系统之间应该协同以产生协同效应，其获益往往超出预期。

3.2 文件管理系统的实施与优化

文件系统实施是系统设计开发的直接目标和具体实现。从实施步骤来说，又可分为调试运行、正式全面启用2大阶段。调试运行对于真实验证系统工作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严格的调试运行将对系统设计工作提供完整报告，真实反映出系统设计工作质量，并具有以下价值：一是调试运行将直接得知已设计的系统能够较好地胜任既定目标；二是若试运行过程中发现系统设计所应用的理念和技术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和未来拓展需要，同时在功能架构这一主要方面存在重大硬伤等等重大问题，将直接导致设计失败，需做大幅度修改，甚至需要推倒主要架构重新设计，这都将导致系统开发工作超过预定期限。在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更将直接导致组织可能无法负担二次开发的高昂支出，将不得不终止开发工作。

系统调试运行并基本解决了所有关键性问题和主要的细节问题之后，可选择可行方式正式启用。可行方式主要包括如：A.一次性全面启用；B.分段启用方式；C.将新旧系统并行运行一段时间，待新系统实现了稳定运行之后适时撤除旧系统。每种方式各具优缺点，后两种尤其是最后一种方式的突出优点是稳妥，缺点在于组织必须为此承担双系统并行运作的较高成本。

从系统工作视角，实施工作就是通过充分应用系统预置的所有功能，促使系统得到最高效的运作，尽可能获得最佳效果。换言之，也即充分挖掘文件系统的综合潜力，并且促其与组织其他系统的协同，促使系统出现非线性作用下的更趋优化的整体效应。

系统实施过程中还需做好培训。系统开发小组应编制详尽的系统操作手册及相关培训资料。一般是在系统正式启用的前后提供集中培训，也可视具体需要适时提供各类后续咨询或零散培训。总之，培训目的在于促使组织内相关职员全面深入了解文件系统，使职员能够开展标准化、流程化的系统操作，最大程度地发挥系统作用，促进组织业务发展。

另外，还应鼓励（或在系统设计构建中制定相关激励制度）职员在系统日常操作过程中，根据组织业务发展潜在的文件需求，以及系统实际运行状况等，形成相关报告乃至建议等，将为系统的改进升级乃至换代提供直接依据。

3.3 文件管理系统的维护与优化

系统维护也即后续评估和升级对于文件系统同样重要。一是对于系统的正常运行来说，后期维护是极重要的。刚开发完成的系统虽在当时基本满足组织发展对系统的功能需求，但随着组织业务的发展，功能需求必然发生变化。同时，系统在长期运作中，也很可能会显现出各种深层问题。当综合评估认为这些需求变化和问题并不对文件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构成致命威胁时，则完全可在现有系统框架下予以持续性升级，这样不仅能较好地解决问题，成本也较低，对于组织绩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是若现行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关键方面已经无法适应组织发展需求时，最好开发全新系统。

详尽评估是对系统实施过程的直接展示，将为新系统开发工作提供翔实资料，甚至可作为设计工作前期调研分析的直接参考资料。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高质量评估工具，制定可行方案，采用成熟的评估方法具体开展系统实施的评估工作。评估需从“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的有效实现”以及“系统的安全高效运作”2个方面综合审视文件系统的实际表现，同时评估文件管理对于组织发展实际发挥的作用。总之，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评估获得原始数据，综合考察系统运作的整体情况，做出相关研判。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做好文件系统评估工作，为系统最终处置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当评估认为只需对系统做持续升级时，只需在不触动主体功能架构的情况下，对系统各方面进行改进。当评估认为需要开发新系统时，则需积极准备。然而，在新系统尚未投入使用之前，仍需做好现行系统的维护工作，以满足日常业务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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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一直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又是举足轻重，润物无声的。陶行知先生曾讲：“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所以，学生学生，关键在于学习人生。教师做到了“精于教学、勤于育人、敢于创新、乐于奉献”，我们的学生才会有感恩之心，才会有进取之志，育人的职责也就达到了。

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讲话中的“四点希望”自励自勉。 热爱本职工作，关心热爱学生，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

教书中科研是教师的强身之道。“活到老学到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努力使自己成为科研型教师。育人要培养自己的亲和力，用宽容的心态接纳学生。在浮躁的环境里，我们教师要淡泊名利，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甘于奉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名利观，远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

要想真正地履行好服务新时代的社会责任，就要清楚地认识并关注教育公平，随着十七大的召开教育公平的问题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他的本义是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没有高下贵贱之分。“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当今社会“有教无类”的思想正逐渐退化，教育不公平现象在当今社会屡禁不止，过去人们要求人人有学上，现在人们要求人人上好学。想让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就要交一定的择校费；学校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的不公平，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关注知识与关注能力的不公平等等，这些教育不公平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教育起点的不公平，2.教育过程的不公平，3.教育机会的不公平，4.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1.教育起点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机会面前应受同等对待。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义务教育的重头戏在农村。总理说过：“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中央近年来逐年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表明了中央对教育的重视。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国家实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让所有孩子都享有同等受教育权，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好学，这是我国教育理念的一个巨大改进和完善。

自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成绩斐然，但义务教育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以及教育经费、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造成的教育质量的差距逐层累积的结果，与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客观上倾向于城市等原因，最终导致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巨大差距。

2. 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差距，及激烈的入学竞争和屡禁不止的“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广大平民百姓，特别是农民和下岗工人，本来想让子女通过勤奋读书最后改变家庭的面貌，在高收费下只能望洋兴叹；有些人就是借钱也要让子女读书，导致家庭更贫穷。有钱人的子女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高考分数不够还可以交钱读名校，出来后更不愁没有好工作。贫富越来越悬殊，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它不仅影响这一代，还会影响下一代，影响国家的未来。

3. 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在我国目前在对高校的管理上，采用的基本上还是垄断式的管理方式。我国的公办高校有统招的名额，国家承认的学历，能够方便地吸纳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一些民办高校并不能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竞争的平台，社会上的民间资本并不能自由地进入教育领域。

4.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教育结果的不公平。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资源投入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的教育质量不同，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的教学质量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贫困地区的教学质量明显低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不平等造成了公民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农村和城市贫困群体子女进入社会高层的门槛大大提高了，贫困和富裕阶层之间上下流动的障碍增大了，教育这一最有效的扶贫和提高社会公平性的手段减效了。农村学生考上本科与重点院校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学生。教育不公平后果严重，会影响到人的就业不公平，甚至一个人一辈子的不公平；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公，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在欧美一些国家，教育不公平被认为是国家危机。确保教育公平是关系国家战略的大问题，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这一治国理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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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是于都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动该县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需要。于都县民政局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把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聚焦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制定了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定期调度，大力推动，确保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一、注重三个结合，强化主动担当

一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更加自觉地把做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将各项具体责任细化落实到班子成员，把各项具体任务逐一分解到相关股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民政主责主业相结合。结合民政主责主业，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在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志愿服务、关爱困难儿童等方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推动民政系统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联创共建相结合。积极加强与县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为工作开展献计出力。

二、突出三个重点，聚焦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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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信息经济的策略框架》(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formation Eoooomy) 。《框架》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对澳大利亚公民要进行适应信息经济时展的理念教育与技能培训。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部长大卫·坎普同时指出:“科学和技术正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为适应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迎接新世纪的严峻挑战，澳大利亚公民必须寻找一切机会转变观念、更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

为响应政府的这一号召，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the Eciucatian Network Aus-tralia Reference C}mussiam)组织相关的效育和培训机构，特别是委员会下设的信息经济工作小组IEWG(rnfo}rnation Eoanany Worming}P)，起草并修改完善了《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 Aza Education and TrainingActiom Plan four the Infoaxration })，并得到了联邦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IElYA(IJep-armn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的认可。x.000年3月，教育部支持该行动计划出台作为指导性文件二并同意了基础教育的行动计划“‘在线学习“’( Learning in an OnlineWorld)。职业教育的行动计划’“为信息经济而学习”(Fleaable Leaning for the Inforrnatiari Ecorbo-mY)和高等教育的行动计划“更新更高(The Way Forward)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

(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是一个宏观地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总行动计划，旨在提供共同的目标框架、学习策略和进程，以便所有承担教育与培训的部门各自努力达到国家的共同目标。

该行动计划强调教育与培训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同时要求在总的框架下，所有相关行业和部门要做到如下三点:

1.制订规划、采取措施以保证所有公民拥有适应信息经济时代生活、工作、终身学习的技术和技能;同时确保为澳大利亚的信息经济培养大量的信息和通讯(ICT)人才。

2.转变行业观念，充分认识信息经济对教育、培训和研究将产生深远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

3一重新审视商业的运作方式，以保证在国际国内的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是否摆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1.给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培训者、研究者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以帮助全民适应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2.给教育、培训机构、研究所及图书馆提供价格合理的先进信.息和通讯硬件，并提供长期可靠的技术支持;

3.在网络资源开发、网上信息、网络运行管理方面增进教育与培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

4，政府为教育和培训机构制订适应信息经济和知识社会的综合政策;

5.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以保证澳大利亚的教育和培训与国际环境接轨。

教育与培训行动总计划涉及五个相关的行动领域:人的素质;硬件保证;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政策保障:网上管理与监控。每个领域同等重要，它规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措施。

行动领域一:人的素质

1.目标:

(1}所有公民能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管理者、决策者、领导者能充分认识信息通讯技术在其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适应信息经济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2}培养足够数量的拥有信.息通讯技术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以适应信息通讯及其它行业的需要。

(3}教育与培训机构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教师、培训者、研究人员要率先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当中。各级管理和决策者们要提高适应新形势的领导和管理水平。硬件供货商和维护者同样要迅速掌握先进技术。以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

2优先措施:

(1)在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所有课程中开设“信息通讯技术ICI"’综合课程;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扩大教育与企业的合作;

(2)检查、监控教育和培训机构中现有人员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

(3}鼓励专业发展的措施，不断推出新的模式，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的绝大多数工作者能熟练地把现代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学习过程之中;

(4}鼓励运用信.息通讯技术研究有效的专业发展，鼓励研究运用现代技术和提高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行动领域二:硬件保证

1.目标

所有教育和培训机构的硬件提供者必须提供低价格、高质量的先进信息通讯技术设备，包括用户终端和大容量的网络设备，以支持有效的教学模式，使澳大利亚达到世界级的研究和培训地位;鼓励教育与培训部门内部的竞争，同时为国内外企业提供竞争的机会。

2.优先措施

为教育与培训机构提供价格合理、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的带宽支持在线学习、教学和科研。教育和培训机构要:

(1}监控本系统带宽的供应和需求，包括成本因素和国际价格比较;

(2)监督资金和立法到位，以保证硬件供货商在国际竟争中以合理的价格经销带宽;

(3)及时提供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最新信息，以保证硬件投入的最佳配置;

(4}调查适应未来发展的带宽的最低要求，以及未来教育和培训机构硬件配置和数量的标准:

(5)调查研究资金投入和硬件维护的方式，探讨教育培训机构、信息通讯行业和服务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为硬件和带宽建设创造新的模式。

行动领域三: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

1.目标

(1}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机构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提供网上资源和服务以支持新的学习、教学与研究模式和课程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以及更好更有效的服务与管理。

(2)澳大利亚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建立强大的网上教育和培训服务系统，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宣传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文化，并利用网上信息出口创汇。

2，优先措施

在网上资源建设和眼务方面，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加强系统内部的合作，同时加强与其它行业的合作。教育和培训机构应该:

(1)通过项目资助、联合开发和其它方式推动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建设;

(2}保证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质量，包括技术标准、信.息管理标准和知识产权管理;

(3)建设澳大利亚教育网(EDNA On-line )，作为澳大利亚教育培训资源和服务的公共网关;

{4}调查企业战略的发展，预测澳大利亚网上资源建设的发展潜力，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注册用户，制定充分利用网上资源的措施;

(5)鼓励网上资源的创新发展研究和网上资源与教育学关系的研究。

行动领域四:政策保障

1.目标

澳联邦、州和区域政府出台统一政策，认可教育和培训机构在澳大利亚向信.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2.优先措施

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制定跨区域的政策，由联邦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MCEETYA)认可。并继续支持教育和培训系统研究信息经济问题的唯一全国性组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的工作。

行动领域五:网上管理与监控

1.目标

政府出台相关的管理和监控规定，诸如知识产权、通讯、网上资源、域名、电子交易及数据保护等，以推动信息经济的发展。这些管理规定将对教育和培训行业的组织和管理，以及教与学的实施产生积极的影响。

2.优先措施

(1)制定和执行在教育和培训机构中合法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计划;

(2)制定和实施未来通讯战略，以提醒教育和培训工作者注意当前和今后将要出现的影响信.息通讯技术使用的管理问题;

(3)确立与政府管理规定中相关领域的特殊地位，如版权和通讯;

(4)通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 ERC)继续研究网上管理的若干问题。

在国家总的行动计划指导下，澳大利亚各州根据本地教育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教育发展规划，如昆士兰州就出台了《2010年教育发展战略草案)。《草案》明确指出:教师不再仅仅是传统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者，而应该掌握熟练的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实现有效的学习过程。同时，信息技术在学校的管理中应发挥重大的作用。州教育权威机构并承诺:

1‘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学生学习;

2‘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教师教学与科研;

3.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供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交流，并获取广泛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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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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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禁毒办联合派出所、禁毒社工、志愿者开展禁毒防毒宣传，发放禁毒防毒宣传单，进行防毒禁毒知识讲解，提升人民群众禁毒防毒意识，营造全民禁毒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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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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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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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推进，深入学习贯彻对工作、对民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2.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按照市、区统一部署，贯穿全年，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六个学出”：学出忠诚核心、学出信念信仰、学出辩证思维、学出为民情怀、学出忧患意识、学出昂扬斗志。

二、持续做好社会救助

3.巩固民政兜底保障成果。按照省、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实施方案规定内容做好相关救助工作。保持兜底救助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低保渐退、收入扣减等政策。对基本生活陷入困难、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困难群众，及时给予临时救助。加强对特困对象、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的动态监测，主动查找发现群众致贫风险，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救助范围。

4.不断提升社会救助能力水平。应用“天府救助通”智慧救助平台，推进办理无纸化、档案电子化。推动“天府救助通”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一卡通”平台，实现救助申请到资金发放闭环管理。

三、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5.不断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协调好市老年养护院（社会福利院）项目建设。加强日照中心建设管理和运营。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八角井街道做好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前期工作。开展“养老服务示范社区”评选，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社会氛围。开展特困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八角井街道完成5户困难老人适老化改造。

6.做好“六保六稳”纪巡联动巡察涉及内容整改。对市纪委巡察提出的日间照料中心建设、运营存在的问题加快整改力度，确保按时完成整改。

四、加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建设

7.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组织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宣传月活动和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基层”活动。街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确保村(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人专岗。做好儿童督导员业务培训。

8.完善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准认定精准保障，按时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项目，开展2021年度儿童关爱保护服务项目。

五、全面提升残疾人福利保障能力水平

9.不断提高残疾人福利水平。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落实重性精神病患者监护人以奖代补政策，落实贫因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

六、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10.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依法完成第十一届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开展好村（居）两委成员培训工作。

11.深化基层群众自治。全面建立村（社区）公共卫生委员会。指导村（社区）及时修订完善自治章程。完善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村（居）务公开制度。健全完善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备案、加强村级民事代办、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红黑榜”等制度。推广罗江定向议事代表会议制度。

12.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实践“党建引领+综合服务+综治保障+科技赋能”城乡社区治理新框架。深化清廉村居建设，以强化基层监督促进城乡治理。6月底前，完成修订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做好城乡社区治理试点示范项目，争创基层治理示范街道、示范社区。推进社区综合体建设。智慧社区建设全覆盖。

13.统筹协调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细化制定符合经开区实际的“1+N”专项工作方案，按照方案要求谋深做实“后半篇”文章。

14.推进社会工作发展。开展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和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组织做好2021年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工作。推动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2021年，旌东街道建设一个社会工作服务站。

15.持续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深入学习和宣传《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指导志愿服务团体和组织真实、准确、完整记录志愿服务信息，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推进城乡社区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全覆盖。

七、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孵化

16.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落实《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配合有关部门持续开展社会组织涉企收费规范工作，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促进发挥“四个作用”发挥。

17.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加强社会组织非营利监管，有序开展社会组织年检年报、等级评估工作。持续开展打击非法社会组织，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

八、不断提升社会事务管理水平。

18.做好地名公共服务与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对接旌阳区做好行政区划界线勘定后地图资料成果工作，协助做好县、乡级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工作，推动开展平安边界建设活动。做好市局安排的门牌管理服务工作，

19.做好殡葬工作。做好惠民殡葬补贴的审核发放工作，开展殡葬领域移风易俗，积极倡导绿色殡葬新风尚。

九、不断夯实民政基础提高民政服务能力

20.做好经开区“十四五规划”汲及民政项目。严格按照要求，与市上衔接，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将民政相关项目纳入经开区“十四五”规划。

21.做好民政数据统计。做好民政信息数据汇总，不断提高民政统计工作准确性和时效性。做好民政统计数据单机版与网络版的衔接，确保数据统计质量。

22.不断提升民政政务服务能力。以智慧社区、智慧养老平台建设为契机，推进街道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深化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依法依规做好行权清单管理。主动参与大数据建设，推广应用“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川渝通办”。

十、守住民政领域安全底线

篇13

以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和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秉承“和谐、互助、温馨”的理念，以“建、管、用、育”为着力点，打造促进邻里互助交流、营造文明和谐乡风、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创新农村社区治理、锻造乡村振兴内生引擎、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二、创建目标

农村社区睦邻中心建设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实现“547”目标。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5项创建原则，探索公益化、枢纽化、社会化、智慧化等4个创建路径，融合承载党建联盟引领、文明实践传播、邻里守望共治、居家养老互助、关爱留守驿站、乡贤议事平台、社区融入会所等7个平台功能。推动我区承担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的乡镇（村）先行先试，力争“十四五”末全区村（居）覆盖面达80%。

三、具体举措

（一）促进共建共享机制

贯彻落实区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工作方案要求，注重整合各类建设资源，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主体投入睦邻中心建设的合力。1.利用现存资源。为减轻基层投入，鼓励村（居）合理利用境内农民新村会所、富余办公场所、集体或国有闲置场所及收购闲置民房进行改建。有条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进行新建。2.推动资源共享。根据辖区内民宿业、田园综合体、养老旅游地产、农家乐等项目发展发展特点，探索利用民宿休闲会所、养老服务场所等资源进行共建。3.整合场所功能。注重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养老服务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红白理事会服务场所、网格化管理场所、志愿服务阵地、“一约四会”活动场所、乡贤议事平台等功能布局，有机融入农村睦邻中心建设。

（二）探索多元管护机制

坚持建管并重，充分激发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经营主体参与睦邻中心管理的活力，创新运行多元管护机制。1.发挥理事会管理的主体作用。各乡镇要建立农村社区睦邻中心交流协作机制，广泛吸纳各村（居）党员干部、本村乡贤、文化骨干、“五老人员”等参与日常管理，建立睦邻中心理事会。2.引导各类组织参与管理。各乡镇要积极引导协会组织、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管理，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乡贤议事会、村（居）“帮客”的作用，因地制宜设置服务项目，推动各类组织服务管理经常化。3.探索购买社会服务管理。有条件的乡镇可探索向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购买服务项目的模式，推动睦邻中心社会工作和活动管理专业化。

（三）丰富内容供给机制

1.强化“菜单式”服务。整合各类宣讲服务团等服务资源，汇集形成“菜单”服务体系，推动法治宣传、乡风乡愁、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艺、科学普及、健康教育等进农村社区睦邻中心。2.推行“互联网+”服务。各睦邻中心要完善通信网络建设，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鼓励通过QQ群、微信群、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录制推广睦邻活动微视频，提升农村社区睦邻中心的影响力。3.强化“红白理事会”服务。积极引导红白理事会进驻农村社区睦邻中心，鼓励有条件的村将红白事服务场所同步纳入建设，添置必备的服务设施，满足村群众节俭办理红白喜事的基本需求。鼓励采取与旅游餐饮企业、农家乐饭店合作或者托管运营等模式，为村民群众办理红白喜事提供便利。

（四）健全睦邻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