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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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就越密切。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2009年达59514.7亿元，比1994年增长了近十一倍。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税收的高速增长和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宏观税负是税收收入与GDP的比值，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从宏观上讲，税负高低会从整体上制约或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反映了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及财政职能的强弱；从微观上讲，税负的高低会影响纳税人对消费、储蓄、投资以及劳动等行为的选择，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合理界定一定时期内适度的税负水平，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和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宏观税负的角度研究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宏观税负的相关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一）宏观税负的相关概念

1．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指国家征收的税款占纳税人税源数量的比重，反映出税款与社会新增财富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不同主体为出发点，税收负担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税收负担反映出国家在税收课征时的强度要求，即要征收多少税收；另一方面，从纳税人的角度看，税收负担反映出纳税人在税收缴纳时的负担水平，即承担了多少税款。

2．宏观税收负担

    宏观税收负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税收总收入占当期社会新增财富的比重，反映出一定时期纳税人因国家课税而承受的经济负担水平，是一个受制于国家政治、经济、财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经济指标。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宏观税收负担率=税收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

(二) 我国宏观税负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宏观税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经济结构影响,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动对宏观税负水平的形成影响较大。税负较高的第二产业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而税负较低的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成为推动宏观税负上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原因。2009年与1994年相比，第二产业比重提高了2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同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8.5个百分点。(2) 经济运行质量改善的影响。在经济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运行质量越高，一定投入生产出的增加值和利润的价值就越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增长速度就加快，相应地推动宏观税负水平的提高，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经济运行质量下降，宏观税负也将相应下降。

2．财政体制因素

  （1）税制变动的影响，如增减税种或调整税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便会发生变化。就现在的税制来说：第一，过多的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的正常增长机制．尤其是减免税过多过乱，是导致税收职能弱化，宏观税负下降的重要因素；第二，现行税制结构中一些重要的税种尚未设立，如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已具一定规模，如果把它计入税收收入总量中，宏观税负也会有所提高。

  （2）现行财税体制中分配关系不完善。政府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中，除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外，还存在着不规范的税外分配主体与分配行为，由此造成以非税收入形式存在的预算外资金收入。这就使得我国宏观税负的内涵与国际标准有所不同，以税收收入总量与GDP之比值计算的宏观税负，客观上并没有把纳税人的全部负担计算在内，如果把税外收入(主要是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收入)计算在内，我国宏观税负可以有很大提高。

3．征管水平

    征管水平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理论税负既定的情况下，征管水平高，就会有较高的宏观税负；征管水平低，宏观税负也随之下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1994年实施新税制后，除了经济增长、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外，征管因素是影响宏观税负的另一重要因素。2001年税务系统推行“金税工程”，2003年以后通过创新征管模式，实施精细化管理等，使征管效率和征管质量显著提高，各主体税种的征收率明显上升。

4．无税GDP的影响

    在我国GDP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无税产值或低税产值，如免税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等。根据对部分省份的典型调查 ，无税产值、低税产值约占GDP的15％左右，再扣除税收收入总额中约10%的与经济增长无相关性部分，同时考虑GDP中可能存在的虚报夸大部分，人为追求政绩、人为掺水现象，也使实际税负大打折扣。如我国GDP统计口径常常上下不尽一致，地方合计数往往比中央政府统计数多数千个亿。

二、1994年-2009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及宏观税负水平变化状况

    经济增长一般以GDP增长来衡量，2009年我国GDP总量达到340507.0亿元，以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1%，按当年价格计算比1994年增加了6倍，1994年-2009年间，我国GDP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亿元，比2008年增长9.8%，增收5290.91亿元。从表一可以看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税收增长率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首次跌至10%以下，而在此之前的15年里税收收入增长率平均能达到18%，远在GDP增长率之上，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稳定较快增长，大大增强了国家财政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保证。从表二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上升趋势，尤其是2002年以来，平均达16.22%

表一  1994-2009年税收收入相关数据汇总表     单位：亿元

年份

税收收入

税收增长率(%)

增收额

年份

税收收入

税收增长率（%）

增收额

1994

5126.88

 

 

2002

17636.45

15

2335.07

1995

6038.04

18

911.16

2003

20017.31

13

2380.86

1996

6909.82

14

871.78

2004

24165.68

21

4148.37

1997

8234.04

19

1324.22

2005

28778.54

19

4612.86

1998

9262.80

12

1028.76

2006

34804.35

21

6025.81

1999

10682.58

15

1419.78

2007

45621.97

31

10817.62

2000

12581.51

18

1898.93

2008

54223.79

19

8601.82

2001

15301.38

22

2719.87

2009

59514.7

9.8

5290.91

资 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版，2009数据转引自《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中国财政，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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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理论的基础

1.1 节能减排的含义

节能减排通常包括两大技术领域，首先是节能，可以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量，从而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衡量的话一般采用单位GDP能耗；其次是减排，要尽量减少污染物等其他废物的排放，一般用单位SO2排放来衡量。因此，单位GDP能耗和单位SO2排放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说的“节能减排”[1]。

1.2 高能耗企业的界定

根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披露，目前我国的高能耗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六大行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 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现状

2.1 高能耗企业能源消耗情况

以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产值能耗[2]进行计算，整理结果：从2007―2014年期间能源消费总量也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但是每亿元产值综合能耗在此期间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因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高能耗企业的迅速发展，能源需求大幅上升，供不应求的问题更加凸出。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和需求的日益增加，从而造成严重的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

2.2 高能耗企业污染排放情况

通过分析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对其SO2排放及单位产值排放进行计算，其整理结果：江苏省高能耗企业在2007―2014年期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但是在2011年又有所上升。在各项措施综合实施下，能源排放总量有所下降，但要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上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渐增加，因此，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是十分严峻的。

3 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现状和影响的实证分析

现行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关联度较高且最具代表性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和企业所得税。目前我国企业的所得税不能用明确的指标来衡量，文中要分析税收政策对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是分析资源税、增值税以及消费税三者之间的联系。

在总体税收中，节能减排相关的税目中的3种税收方式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如表1所示。

该节通过数据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税收政策和企业节能减排的相关度，进而得出税收政策在此方面的实施效果。

3.1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

多元回归主要是指在回归分析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是有多个因素有关的，文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估计因变量，以此来预算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即：

其中，F=已解释方差/未解释方差，服从F（k-1，n-1）分布，F值越大越好。模型计算得到的F统计值大，则说明方程回归效果好，有较高的解释度。

3.2 模型变量的选择

因为单位产值能耗有效反映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故此多元回归模型采取单位产值能耗作为企业节能减排的指标变量；自变量的选择能代表企业节能减排相关的税收政策，故此回归模型采用、、三个自变量，分别表示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的增值税、资源税和消费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其中、、采用各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是为了避免模型中变量的自相关性，减少方程的异方差及时间序列对回归模型结果的影响。

3.3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检验结果及解释

根据上述收集的数据汇总，将各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导入Eviews软件中，得到以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图1）。

由上述回归模型结果中，作为被解释变量单位产值能耗的变化与各解释变量修正后的判定系数为0.864，说明此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15.794，F 值较高且显著性概率为0.011

Y1=-0.291+0.053X1-0.834X2+0.983X3

其中Y1与X3系数为0.983>0.6，说明节能减排税收中消费税和单位产值能耗有强正相关关系，表明节能减排的消费税对于单位产值能耗的下降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Y1与X1的系数为0.053，说明节能减排中的增值税与单位产值能耗有弱正相关关系，表明增值税的政策效果相对消费税来说比较明显；Y1与X2的系数为-0.834，资源税和单位产值能耗呈现负相关，表明在节能减排中资源税的政策效果最显著，明显高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因此，应该不断改革消费税，不断促进资源税和增值税在企业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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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展,税收就越发显得重要。基于税收分配广度和深度的发展,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显著。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映经济。经济规模决定税源规模,经济结构决定税收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和制约税收增长速度,反过来税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使税收符合其发展的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结构,即政府筹集的税收收入必须能够尽量满足其实现社会职能的需要。对税收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从结构上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做出一个很好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运用政策工具对税收结构进行优化,从而使税收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二、计量分析

(一)数据和模型

1.样本。本文采取1990年到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此来分析我国的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对相关的解释变量进行了数据加权处理。

2.变量。(1)被解释变量(Y):税收收入;(2)解释变量。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比较多,由于某些因素缺乏相应的数据、或者没有确定的评价标准,在这里我们只选择财政支出总量(X1)、进出口总额(X2)、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3)、国内生产总值(X4)、农林牧渔总产值(X5)、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X6)、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X7),这七个解释变量作为我们研究的需要。(3)模型函数式。在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之后,建立了以下的基本模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β6LNx6+β7LNx7+μ;

R2=0.999613D.W=2.283312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知道,进出口总额(X2)和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X7)这两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把这两个解释变量剔除掉,只考虑财政支出总量(X1)、固定资产投资总量(X2)、国内生产总值(X3)、农林牧渔总产值(X4)、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X5)并重新建立了以下的模型函数式: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

回归结果2

由此,可以得到:

LNY=-4.089+0.811LNx1+0.193LNx2-6.42LNx3-1.718LNx4+8.094LNx5

S=(1.438)(0.081)(0.066)(1.636)(0.618)(2.331)

T=(-2.844)(10.008)(2.918)(-3.924)(-2.78)(3.473)

其中R2=0.999576 ,D.W=2.445576 ,并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五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显著性都比较高,拟合优度极高,而且变量中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财政支出总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税收收入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则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

三、模型的经济分析

1.财政支出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财政支出总量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即财政支出总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0.811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必然的,也应该要加强对财政支出的控制,逐步调整和优化财政结构。在坚持财政经常性收支平衡的基本原则上,对各类支出的比重和数量进行协调,对行政管理类支出应该实行从严控制;对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要相应上升,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补助。在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要保障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

2.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税收收入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0.19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国民经济得以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提高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为税收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3.国内生产总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减少6.42个百分点。通过研究发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低于税收收入的增长,而且虽说在税收的各个税种中,增值税以增值额为课税对象,与GDP核算中的增加值相对应;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税基是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对应着GDP核算中的“总产出”而非“增加值”;其他商品和劳务税和经济行为无直接关系,如车船购置税以使用的车船为征税对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税额为征税对象,土地增值税的税基与转让次数有关,这些税种主要是对存量财富征税,与当期GDP之间几无相关。税收收入也会明显受到体制、政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譬如税收政策的调整,税种的开征、停征,税收征管能力的增强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等,都将直接导致税率和税基的变化,对税收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但这种变化和GDP的增减是没有关系。说税收的增长不会影响GDP增长,会存在GDP增长率的减少,税收增长率反而会持续增加的情形。

4.农林牧渔总产值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农林牧渔总产值与税收收入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即农林牧渔总产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减少1.718个百分点。继续减轻农业负担,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业产业化,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支农的政策。在税收方面,对农林牧渔的税收政策更多的是采用免征或者减免税。农林牧渔总产值增大对我国的税收收入没有多大的贡献。

5.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税收收入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即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相应增加8.094个百分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了。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方法―超额累进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收入的增加与税收的增加呈正相关,即收入越高,居民纳税越多,反之越少。另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人民手中的钱多了,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他们对各类商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四、政策建议

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市场机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众所周知,政府要实现其职能,必须依赖与财政收入。税收足额稳定和税收适度合理这两方面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目标。立足于这两个目标以及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应建立健全合理的税制结构,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合理的税制结构应该是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指导原则的一套宏观税负水平适中、满足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与国际规范相适应的新型税收制度。

具体可以从以下措施出发:(1)通过改革增值税,以加大对民间投资的刺激。利用消费型的增值税来促进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为企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对消费税进行前瞻性的有增有减的调整,并适当扩大税基,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对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做进一步的调整。(3)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确定与经济形势更加相符的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适当调整税率。在加强监管,发挥税收的社会公平作用的基础上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从而加速经济的发展。

此外,上文提到我国国家税收增长高于GDP 增长,针对这一事实,国家还应对税种进行调整,通过宏观政策和税制调整的手段,使国民收入和税收保持同比例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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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为R&D，是技术创新的核心部分，是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源，企业R&D投入大小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规模，是企业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企业R&D的产出主要表现为企业专利技术的形成，以及转化为最终新产品的投产。早在1999年国家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一系列以特定产业为对象的优惠政策，通过有条件的税额减免，调动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带动了R&D的投入。根据《茂名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科技年鉴》数据披露茂名市社会R&D支出从2001年的12000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89234.9万元，增长幅度为643.6%，在此期间专利申请个数由2001年的75件增长至2013年的2530件，增长幅度为3273.3%，高新产品总值从由2001年的17.27亿增长至2012年的70.42亿，增长幅度为307.8%.激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分为所得税优惠激励和流转税优惠激励，然而两者是否都对R&D的投入产出的所有指标产生激励效应？本文拟以茂名市2001至2013年的社会R&D投入产出指标为样本，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在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方面，吴秀波（2003）先详细介绍国外对于税收激励研发效果的评价方法，在此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了我国R&D支出税收激励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税收激励对于R&D支出影响十分有限。[1]方重、杨昌辉、梅玉华（2010）以2007年全国9000家企业为样本，根据相关数据，构建了企业自主创新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性的B-index模型，测算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的成本弹性约为0.4%-0.7%，即税收优惠政策每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成本1%，终会促使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增加0.4%-0.7%。即政府每减免企业一元钱并不能换来企业增加一元钱研发支出的结果，由此得出我国现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低效性。[2]李嘉明、乔天宝（2010）通过建立税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不同税种的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现时和未来发展的影响，所得结论认为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优惠都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现时的发展，但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未来的发展，所得税优惠则能更好地发挥其效应。[3]周阿立（2010）以2007、2008、2009三年上市公司年报为对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国模型分析了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变化对上市公司R&D投入的影响，其结果显示所得税税负与R&D投入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即降低所得税税负对R&D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4]。本文将沿用上述学者研究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茂名市2001至2013年所得税优惠政策与流转税优惠政策对社会R&D投入产出指标的影响效应。

二、样本选取和研究假设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样本对象为2001-2013年茂名企业所得税优惠与流转税优惠对社会R&D投入产出指标影响，其中社会R&D投入指标为茂名当年R&D支出总额、产出指标分别为当年专利申请个数及当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数据来源于《茂名统计年鉴》、《广东科技统计年鉴》、《广东省财政年鉴》以及广东科技厅网站，并进行了相关的整理。

（二）研究假设

R&D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其投入大小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规模。R&D投入的产出成果表现为企业专利技术的形成，而专利技术的产品化和市场化是企业R&D活动的最终目的，即R&D投入产出链条传递为：R&D投入――形成核心技术――新产品市场化。

首先，社会R&D投入尤其是企业R&D投入过程中，高风险与高成本相互并存。降低研发成本意味着降低研发风险，研发成本来自于企业投入研发的各种资金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运营成本等，它们恰好是企业所得税的核算，如果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将企业所得税的部分收益渡让给企业，如直接进行税基扣除，则有利于企业降低研发成本，R&D投入的意愿便会加强。现行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资产加速折旧、创投企业投资抵减、特定企业低税率优惠等，都为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提供了机会。由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H1：相较于流转税优惠，所得税优惠更能激励企业R&D投入。

其次，R&D投入最终成果具体表现为专利技术的形成。但促使专利技术形成的不但包括企业自身研发费用的支出，还包括许多市场需求的拉动，如单位或个人的技术转让、咨询，科技服务企业的培育等，这些由市场需求拉动的交易更多的涉及流转税中营业税的征收。如果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将营业税的部分收益渡让给技术项目的买卖双方，则有利于降低专利技术的开发与交易成本，会促进更多的专利项目形成。由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相较于所得税优惠，流转税优惠更能促使专利技术的形成。

最后，专利技术需要转化为产品并通过市场化才能实现其核心技术价值。这一阶段，新产品将面临来自市场的各种产品竞争，其市场份额的大小、流通渠道的畅顺将直接影响其销售及产值。增值税作为流通环节最大的税种，税收优惠力度将直接影响着产品的流通。如果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将增值税的部分收益渡让给新产品的流通，则新产品能凭借价格优势迅速市场化并提升总产值。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相较于所得税优惠，流转税优惠更能促进专利技术产品市场化。

三、变量选择及模型设计

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科技创新，不仅仅是促进企业R&D投入，而是要对完整的R&D投入产出链条予以扶持，才能达到科技带动经济的最终目标。本项目正是以R&D投入产出链条相关指标作为因变量，分别考察流转税优惠政策和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链条指标的影响程度。 对于因变量，考察R&D投入的指标采用R&D投入强度（RDP）表示、考察专利技术形成的指标采用专利申请数量（PA）表示、考察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化的指标采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表示。对于自变量，用于所得税优惠影响的指标采用所得税税负（ITR）表示、用于流转税优惠影响的指标采用流转税税负（TTB）表示。具体变量定义如下：

R&D投入强度（RDP）：R&D费用/GDP

专利申请数量（PA）：专利申请总数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P）：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GDP

所得税税负（ITR）：市级所得税收入/GDP

流转税税负（TTB）：市级流转税收入/GDP

在模型构建方面，针对以上三组假设对应建立三组多元回归线性模型（1）（2）（3）：

RDPi=a0+a1ITRi+a2TTRi+?i（1）

PAi=β0+β1ITRi+β2TTRi+θi（2）

HTPVPi=γ0+γ1ITRi+γ2TTRi+μi（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统计描述

（详见表1）

统计描述显示所得税税负（ITR）、流转税税负（TTB）的均值分别为.00572909和.0003891，R&D投入强度（RDP）、专利申请数量（PA）、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的均值分别为.0025357、.0521327和612.0769。

（二）实证结果和分析

根据筛选后的数据样本，通过spss20软件对实证模型（1）（2）（3）进行方差分析及系数估计，估计结果为表3C表7所示。

表2中的回归方程P值为0.030小于0.05，说明模型（1）用于回归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表3中流转税税负（TTR）P值为0.304大于0.05，即用TTR来预测因变量研发费用强度（RDP）无统计学意义，所得税税负（ITR）P值为0.16小于0.05，说明有统计学意义，且系数为-18.572，ITR与RDP成反向关系，即ITR降低1个单位，RDP会增加18.572个单位，支持H1假设。

表4中的回归方程P值为0.010小于0.05，说明模型（二）用于回归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表5中流转税税负（TTR）P值为0.08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系数为-646043.399，与因变量专利申请数量（PA）成反向关系，即TTR降低1个单位，PA会增加646043.399个单位;此外，所得税税负（ITR）P值为0.025同样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系数为-7174846，与PA成反向关系，即ITR降低1个单位，PA会增加7174846.079个单位，但表中标准化系数的结果正好相反，TTR和ITR标准化后的系数分别为-0.720和-0.566，由于标准化系数是在统一了自变量量纲后得到的系数，更具有比较意义，因而按照标准系数结果对比，TTR对PA的影响要大于ITR，从而支持H2假设。

表6中的回归方程P值为0.701大于0.05，说明模型（3）用于回归分析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表7中流转税税负（TTR）和所得税税负（ITR）P值分别为0.742和0.420均大于0.05，无统计学意义，即TTR与ITR的变动与因变量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P）无相关性，从而拒绝H3假设。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茂名市相关指标2001C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可得，两种税收优惠政策均能促进茂名技术创新。其中，在激励R&D投入方面，现行所得税优惠的激励作用明显，但流转税难以发挥其激励作用;在激励专利技术形成方面，所得税和流转税优惠都能起到激励作用，其中流转税的激励作用较大;在促进技术产品市场化方面，所得税和流转税优惠都未能对本市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产生相关影响。

参考文献：

[1]吴秀波.税收激励对于研发投资的影响：实证分析与政策工具选拔[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2）：36-41.

[2]方重，杨昌辉，梅玉华.论“创新所得税收抵免”对中小企业的激励效应[J].税务研究，2010（8）：16-18.

[3]李嘉明，乔天宝.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证分析[J].财政与税务，2010（6）：41-46.

[4]周阿立.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无形资产准则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0（8）：19-21.

[5]张同斌，高铁梅.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研究，2012（05）：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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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096－02

资源税作为税收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资源税有关的能源产业是延安市的主导产业，因此，资源税制的改革必然会对延安市经济增长带来深远影响。伴随经济的发展，现行的资源税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阻碍了该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因此，面对我国“十二五”新环境，研究资源税制改革方向及其对延安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这是对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表述。我国进入”十二五“新时期，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因此，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产业结构决定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反作用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

首先，产业结构决定税收政策。一方面，产业结构决定了税收政策的调控方向，国家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进行税制改革，更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改善了税收政策的分配和导向功能。

其次，税收政策反作用于产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制约与调节作用。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它反映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调控方向，体现了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国家可以通过设置税种、确定税率、选择征税范围等手段来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1]。

二、延安市产业结构分析

延安作为全国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有着十分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凭借着其雄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地走以资源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现今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三大产业比例严重失调

目前，延安市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不合理发展态势。农业基础薄弱，对二三产业的支撑作用不大；第三产业虽然取得一定发展，但水平较低；工业发展迅速，但建立在薄弱的农业和低层次的第三产业基础上，缺乏稳定性。根据延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885.42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1.19亿元，增长7.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635.49亿元，增长14.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78.74亿元，增长1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0 % [2]。可见，延安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这种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严重制约了延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型发展模式导致了延安市第二产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以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化工为主的重工业比重越来越大，而轻工业比重越来越小。其中，由于缺乏技术创新，重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比重过大，而加工工业比重小，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据延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1 225.16亿元。其中，重工业完成产值1 195.1亿元，占规模工业完成值比重的97.5%；轻工业完成产值30.06亿元，占规模工业完成值的2.5%。以上数据表明，延安市重工业发展迅猛，对全市经济贡献大；而轻工业发展则相对不足，对全市经济贡献小。因此延安市工业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优化。

（三）产业发展层次低，增长方式粗放

目前延安市的能源企业基本上都是能源开采企业，主要以能源资源的开采、输出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层次低。这种原料化、初级化的粗放式发展道路，严重制约着延安市工业发展的能力。据延安市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1 225.16亿元，其中，煤炭工业完成产值126.24亿元，石油工业完成产值1 021.63亿元，电力、烟草和其他工业完成产值77.29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生产原煤2 559.93万吨，生产原油1 602.01万吨[3]。可见，延安市能源产业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大，而真正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深加工产品很少，不利于延安市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三、现行税制对延安市产业结构的制约

延安市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失衡，重型化工产业比重大，而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加之延安市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延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阻。同时，由于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延安经济稳定增长的调整优化面临严重的压力。而我国现行资源税制政策虽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延安市完成资源税收收入3.74亿元，同比增长209.17%，增收2.53亿元。但随着“十二五”经济建设的新要求，现行资源税制在调整产业结构、节约利用资源等方面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资源税制设计的不合理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

现行资源税制设计不合理，致使延安市的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首先，征收范围狭窄其税率低。现行资源税仅限于矿产品和盐，而对生态环境具有重大保护意义的森林、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却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其次，现行资源税的税率偏低，税负轻，无法有效调节级差收入。而延安市资源丰富，资源产品价格较低，产品深加工业相对落后，征税范围狭窄和偏低的税率，使得企业没有开采的成本压力，盲目开采不利于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伴随着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资源开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这种低层次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不仅会使延安市的能源资源面临枯竭，也会为原本自然环境恶劣的该区带来更严重的生态破坏。

（二）资源税优惠政策不合理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享受税收优惠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有价格优势，在同样的条件下，企业销售享受优惠的产品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利润的追逐下，企业对其资源的需求更加旺盛，最终导致资源配置向享受减免优惠资源品转移，其负面后果是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延安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能源资源的消耗，资源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得延安市的资源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企业单单是从事资源的开采和输出就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而引进技术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不仅需要花费成本，而且长期才能看得到效益。二者相比，企业更愿意追求眼前直接的效益。长久如此，便造成了延安市产品价值链低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缺陷。

四、优化延安市产业结构的税收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通货膨胀时期，资源税改革暂时被推迟。但笔者认为，资源税改革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必然要求，因此，资源税改革应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展开。

（一）完善税制设计

资源税制的设计应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控作用。首先，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狭窄，变相刺激了非应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浪费，因此，资源税改革不仅应将矿产资源和盐列入征收范围，还应将水、森林、草场、海洋等可再生资源也纳入征收范围。其次，改革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以销售量或企业自用量为计税依据，使得税收与资源的市场价格长期脱节，不能够很好体现资源的真实价值。因此，必须改革计税依据，按应税产品开采或生产数量的市场价格计税，提高资源进入市场的税收成本，促使企业减少浪费，节约资源。再次，提高税率标准，制定多税率。现行资源税税率偏低且单一，使得企业无开采的成本压力，盲目开采，弃贫爱富，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因此，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应适当提高资源税率，对具有非替代性、环境危害程度大、资源回采率低的不可再生资源制定高税率，而对具有替代性、环境危害程度小、资源回采率大的可再生资源制定的税率制定低税率，以达到资源的开发保护。此外，还应该整合资源税费，将与资源相关的收费纳入资源税。目前我国税费混杂、费大税小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应将相关收费项目进行合并、取消，使其规范化。例如，可以将矿区使用费、林业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并入资源税，而将一些杂费基金项目取消，凸显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还要减少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资源的配置。

（二）设置新税种

新税种的开征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迫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排放量，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首先，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对污染环境的产品或行为（如汽车尾气、不环保的产品或高耗能企业和高污染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根据对环境破坏程度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率。其次，开征碳税。发展低碳经济，是适应全球改革浪潮的必然要求。可以在我国选取部分城市作为改革的试点开征碳税，然后向全国推广，最终达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按照相关部门的设计，碳税开征初始，可以采取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课征10―20元税费，以后逐年提高，阶段性目标为每吨100元[4]。

收稿日期：2011-06-23

作者简介：毕雯雯（1986-），女，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财政与税收研究。

参考文献：

[1] 黎昌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政策选择[Z].贵州省税务学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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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方向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税收政策的影响，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从整体上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我国企业竞争力和促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对企业经营和效益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的影响有其重要性。

本文分为两部分内容，先通过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实现过程，结合现有关于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构建税收政策变化及对企业经营和效益的产生影响的一般框架模型。其以宁波市建筑业为例，结合行业特点和发展现状，分析并探讨税收政策变化对宁波市建筑企业经营活动和效益的影响。

1.税收政策变化影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理论分析

1.1税收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

税收政策传导机制是税收政策工具变量经由某种媒介体的传导转变为政策目标变量的实现过程。在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政策要素通过媒介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1]而这一有机整体的良性运作不仅影响着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还会影响政策所作用市场的发展以及其环境中企业的经营活动方向和效益。按照媒介体的不同，可以将税收政策的传导机制分为：以税收负担为媒介体的传导机制和以税收归宿为媒介体的传导机制，具体作用过程见下表1,2。

表1 以税收负担为媒介体的税收政策传导机制

表2 以税收归宿为媒介体的税收政策传导机制

从上表可见，税收负担的传导作用与税收政策对象的负担能力相关，只有当两者相适应时，传导机制的作用才是有效的。而税收归宿只有在税负易转嫁的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中才起传导性作用，并存在不同时期的变动特点，只有适应税收归宿的时期性特点才能产生正向传导作用。同时还可以发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不管是税收政策目标的直接对象，还是税收政策传导作用的间接对象，在这一有机联系的整体中，企业的经营活动和效益会受到影响。

1.2税收政策变化影响的行业差异性分析

尽管近年来我国一系列的税收政策调整和改革，从整体上为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有着积极推动作用。但由于各行业生产和投资结构的特殊性，这些税收政策变化对于不同行业有着不同影响力度和方向。以增值税改革为例，2009年1月1日，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来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但增值税转型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于设备、工具类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的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建材、钢铁等主要制造行业，由于增值税改革为促进企业自我投资的积累意图，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额增加，企业实际增值税率下降。[2]而科技型企业固定资产设备折旧率高，增值税改革的成本一次列支有助于提升科技企业的投资意愿，降低企业成本支出，提升企业业绩回报。[3]但对于如大型煤炭企业等资源性开采行业，由于其增值额比重高，实际税率高于其他行业，其增值税价格转移又受到市场制约，因此改革对此类行业却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

1.3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框架构建

从上可见，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存在影响，但具体政策内容对企业的影响与企业所在行业特性和整个经济大环境形式有着密切关系。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的影响，将引起企业经营活动方向的变化，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政策目标的有效性，进而引起税收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形成一个循环的有机联系整体，因此，可以建立以下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影响的分析框架（如下图1）：

图1 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经营和效益的框架

运用上面建立的分析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经营和效益产生影响的分析框架，下面将以宁波市建筑业为例，分析税收政策变化对其企业的影响，发现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税收政策变化对宁波市建筑业企业影响的案例研究

2.1建筑业的行业特点和涉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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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收入不仅是衡量政府财力的指标，而且是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资金来源。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制度，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立法、开征、停征、减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因此，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研究不同地域的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是促进各地方经济长期平稳的增长的基础。

对于现阶段已有的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出了很多丰富的成果。杨蕾（2012）[1]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得出我国税收高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财政支出总额、货物进出口总额以及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张恩铨（2015）[2]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影响新疆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为税收和固定资产投资；余力（2015）[3]在模型自变量中加入人口自然增长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确定影响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有GDP、税收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阚跃（2013）[4]通过建立降维后的主成分与江苏省财政收入之间的线性模型，得到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工业总产值和进出口总额；何邓娇（2014）[5]应用VAR模型分析出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是GDP和税收收入。

以上文章均是通过分析财政收入的经济理论或者总结已有研究并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来选取4～5个变量，然后构建财政收入与各待定影响因素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确定显著变量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6]第一，在通过理论或文献选取模型变量的时候，可能存在学者的主观影响和考虑不全面的情况，如果变量选择得太少、不恰当或者是加入了对财政收入影响很小甚至是没有影响的变量，会使得构建的回归模型效果不好或者计算量大且估计精度降低，对实际政策的制定也没有指导意义了。第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方法来估计回归系数，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求得的解往往是局部最优解。[6]第三，对于财政收入与各待定影响因素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而用逐步回归方法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时去掉一些变量后也会失去部分数据信息，必定会使模型的预测精度受损。[7]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更加科学、更加客观的变量选择模型。

针对以上方法的缺陷，Tibshirani（1996）[8]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变量选择方法―Lasso方法，其思想是在最小二乘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L1惩罚项，这样就同时实现了变量筛选和参数估计；Efron（2004）[9]提出了最小角回归算法，解决了Lasso方法的计算问题；Lasso方法的优势在于计算过程是有顺序且连续的且能处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劣势在于对所有的变量施加相同的惩罚，估计量是有偏的，不满足Oracle性质（变量选择的稀疏性、连续性和无偏性）。为了弥补Lasso方法的缺陷，Zou（2006）[10]提出了适应性Lasso（Adaptive Lasso）方法，即加入了惩罚权重；Fan和Li（2011）[11]针对Lasso过程中系数过度压缩的问题提出了SCAD（smoothly clipped absolute deviation）惩罚方法。

从理论上来说，Adaptive Lasso方法和SCAD方法是相??较科学的变量选择方法，且均满足Oracle性质。本文基于云南省1994―2015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在模型中加入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运用SCAD方法选择出云南省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与逐步回归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

2研究方法介绍

21逐步回归方法简介

逐步回归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在自变量很多时，选取一个自变量的子集，使得最终的模型既简单且对样本数据的拟合较好。[7]其方法为逐步放入和移出变量，直到没有合适的理由继续下去为止，有“向前”“向后”和“双向”的逐步回归选项。向前逐步回归是从只有截距项的模型开始，逐个增加变量；向后逐步回归是从具有全部自变量的模型开始，逐个减少变量；双向逐步回归是不断增减变量。各软件的默认方法不同，准则也不同，有些软件根据自变量的t检验的p值来决定是否取舍，有些软件则使用AIC准则来决定。本文使用R软件中的step（）函数，其默认值为“双向”及利用AIC准则来选择模型。

22Lasso族方法简介

3数据来源、经济指标选择及说明

31数据来源说明

由于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制度，因此，本文以1994―2015年为样本区间，选取《云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经济指标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32经济指标选择

早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系研究上，但是从实际数据来看，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波动很大，其与云南省GDP的增长速度变化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在2005年前后，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云南省GDP增长速度是先下降后上升。因此，仅仅将GDP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如图1所示。

文章基于科学、客观的原则来选择构建模型的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云南省财政收入（Y，单位：亿元），即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收入。在对现有的研究和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尽可能包括所有对云南省财政收入有影响的统计指标，具体有：GDP、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年末总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社会就业人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岗职工工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卷烟产值、旅游业总收入、煤炭消费总量。

33经济指标说明

331经济指标选择的依据

GDP（X1）：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财政收入有影响。单位：亿元。

税收收入（X2）：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单位：亿元。

财政支出（X3）：能带动地方经济增长，而地方财政收入离不开经济增长。[2]单位：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额（X4）：政府主要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增加。[2]单位：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代表社会的整体消费情况，消费增长时，会引起经济系统中某些方面的变动，最终导致财政收入的增长。[6]单位：亿元。

进出口总额（X6）：该因素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来自关税收入，其是政府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影响财政收入。[1]单位：亿元。

年末总人口（X7）：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人口总数呈反比例变化。[6]单位：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X8）：据统计，越是落后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越是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财政收入。[6]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因此，需要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单位：‰。

社会就业人数（X9）：社会就业人数越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而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单位：万人。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0）：英文?s写为CPI，是根据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由于价格变动是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模型变量。[12]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X11）：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以货币或实物形式直接支付给全部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中的一部分会作为税收，组成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单位：亿元。

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X12、X13、X14）：三次产业的增加值都代表着国民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单位：亿元。

卷烟产值、旅游业总收入、煤炭消费总量（X15、X16、X17）：卷烟、旅游、矿产作为云南省特有的支柱产业，是政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13]旅游业总收入单位为：亿元。煤炭消费总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332特殊经济指标的计算

根据有关规定，卷烟实行从价、从量双重征税标准，即对卷烟征税既与卷烟的产量有关，又与卷烟的产值有关。但在《云南省统计年鉴》上只有卷烟的产量，没有具体产值。因此，本文中卷烟产值的计算公式为：卷烟产值=产量×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同时，为了数据的统一，保证数值的可比性，把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均换算为以1994年为基期。[13]

煤炭征收从量税，且以实际的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征税依据，不是指生产数量，故选取煤炭消费总量为计税依据。[13]结合《云南省统计年鉴》中数据的可得性，煤炭消费总量计算公式为：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所占比例。

4模型建立

41多重共线性检验

411经济指标间的相关性检验

在实践中，若某些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高（绝对值高于08或09），则表明多重共线性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存在，可能导致各共线变量参数的OLS估计值方差很大，即估计值的精度很低；由于若干个解释变量共线，则单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无法确定；各共线变量系数估计量的t值低，使得犯第（2）类错误的可能性增加，容易将本应保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舍弃。[15]

图2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注：矩阵图左下半部分表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右上半部分图示表示变量间的相关性及t检验的P值，其中，“×”表示P值大于005，“”的形状和颜色表示参数间相关性的大小，下同。

由图2可知，除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0）外，其他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t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外，其余解释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此外，其余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绝大多数大于08，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412多重共线性检验

通过R软件中的kappa（）函数可以得到条件数k为224×105，远远大于1000，则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不能通过建立简单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常用的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经典方法有：逐步回归、岭回归、Lasso回归等。[7]

42模型分析

421指标及数据处理

各经济指标单位不尽相同，为了消除不同变量间由量纲差异带来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由图2所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0）与财政收入（Y）的相关性不显著，在后续建模分析中不考虑该经济指标。

422变量选择结果对比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和SCAD方法分别对可能对云南省财政收入有影响的经济指标进行变量选择，筛选出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所得经济指标的系数估计值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和SCAD方法筛选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大的经济指标的结果有很大差异。SCAD方法回归系数随相应调整参数变化的轨迹图如图3所示。样本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逐步回归法和SCAD方法（满足Oracle性质：变量选择的稀疏性、连续性和无偏性）均可通过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对重要参数进行排序。逐步回归方法下，选择的显著性经济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为：第三产业增加值（X14）、税收收入（X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第二产业增加值（X13）、固定资产投资额（X4）、人口自然增长率（X8）；SCAD方法选择的经济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为：财政支出（X3）、进出口总额（X6）、旅游业总收入（X16）、卷烟产值（X15）、年末总人口（X7）。

423模型预测精度对比

针对两种模型结果差异较大的情况，分别运用10折交叉验证方法比较模型的预测精度。将数据观测值大致分为10等份，然后轮流以其中的所有可能的9份为训练集，用来拟合数据，剩下1份为测试集，一共计算10次，得到拟合测试集时的均方误差（NMSE）的10个指标，再做平均。两种模型的均方误差值见表2。

表2说明在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对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情况，SCAD方法的预测精度明显优于逐步回归法。

424SCAD方法变量选择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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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111-02

1 税收与GDP的关系

（1）如皋市1996年-2006年税收与GDP的统计指标。

如皋市1996年至2006年的11年间，除少数年份外，税收与GDP的总量关系基本稳定，除1996年、1998年、1999年、2005年以外，税收收入的增幅都大于GDP的增幅，从逐年增长的平均数看，税收收入增长比例是GDP增长比例的1.6倍。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长。

(2)税收与GDP关系的特点。

从1996年-2006年如皋市税收与GDP的变化情况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①如皋市1996年至2006年的税收增长中，增幅最大的年份为2001年，比上年增长45.3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24.19个百分点。这比江苏省当年的增幅24.29高了21个百分点。增幅最小的年份为1998年的3.54（1999年的增幅为负），比江苏省当年的增幅8.3低4.76个百分点。说明如皋市税收收入变化波动程度大于江苏省的税收收入的波动程度。

②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如皋市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比重为4.48%，逐年上升为2006年的9.22%，11年间比重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而同期江苏省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7.6%上升到2006年的17.17%，上升了9.57个百分点。如皋市税收占GDP的比重与江苏省相比低近6个百分点。

③11年中如皋市GDP增幅最大的年份是2005年，增幅为25.38%，比江苏省同期的增幅17.79%高出7.59个百分点；次高点是2004年的21.66%比江苏省的24.49%低了2.83个百分点；增幅最小的年份是1999年，增幅仅为3.94%，比江苏省当年增幅6.92%低2.98个百分点。说明如皋市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也比江苏省剧烈。

④从税收与GDP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税收与GDP具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77040，这说明相关程度相当高。

⑤近5年内如皋市的税收总收入平均增长比例为27.9%，企业所得税（包括内外企业所得税）上升较快，个人所得税直线上升，年均增速高达38.7%，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的税种。

2 影响税收与GDP关系的因素分析

（1）经济结构的影响。

经济结构不同，必然要影响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首先，产业结构的影响。全国2006年度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1.8 : 48.7 : 39.5，江苏省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7.2 : 56.5 : 36.3,如皋市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为12.7 : 54.1 : 33.2,由于GDP不全部是税收收入，在第一、二、三产业中，仅第三产业与税收收系比较密切，虽然第三产业的税收呈增长趋势，但第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与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同步；第二产业形成的主要税收增值税的75%、全部消费税都属于中央；而第一产业最主要税收是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取消前，农业税基本上是定额税，没有随农业产值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因此，这无疑给如皋市税收与GDP同步增长带来影响。其次，所有制结构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如皋市非公有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形成。据统计，从1996年-2006年，如皋市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低于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率不同，必然导致如皋市税收占GDP比重低于江苏省水平。

（2）投资增长与物价变化的影响。

可以看出，11年来，如皋市税收与GDP的关系在实际变化中对投资和物价的反映是很敏感的。据调查，实行分税制后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是1995年，GDP的增幅达到39.45%，而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9.15亿元，比上年增长42.13%，投资的增长导致物价的上涨，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达到116.3%，比江苏省的93%高出23.3，与全国的117.1接近。由于价格对税收的影响，当年税收增长维持了8.51%的增长幅度。1996年在GDP增幅下降的情况下，税收保持8.53%的增长势头，说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仍然活跃。

（3）对外经济的影响。

如皋市对外贸易在近5年显示出了强劲增势。如皋市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提高，外商投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开发区建设的较快发展，为如皋市“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如皋市GDP与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4）税制的影响。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十几年来的运行实践表明，总体上相当成功，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从而对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个税制在几个主要税种方面的法定税负偏重了。如我国已实行多年的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固定资产抵扣所含的税；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比较严重；企业所得税中生产经营成本税前扣除不足；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和标准不合理等等。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保持原税负”，但随着征管力度的加强，过去的法定税负就显得偏高了。

（5）税收征管制度和征税环境的影响。

首先，征管制度不严密，有疏漏。税收征管的原则是“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帐证管理，这方面强制措施不力，使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经常利用其帐证核算制度不规范钻空子。其次，税务执法不严格，就是措施不力。目前，如皋市税务机关征管力量不足、技术手段不够先进，人员的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偷逃税、骗取出口退税、欠税等违法现象大量存在。再次，征税环境不理想，主要是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驱动，进行行政干预的影响，由于现金的控制管理比较松，造成帐外循环、税款流失。这些都导致了如皋市税收占GDP比重低于江苏省及全国平均水平。

（6）预算外收费挤占了税收。

政府的收入并不等同于税收收入，政府收入除了有以税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外还有为数相当多的游离于预算外的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源于名目繁多的政府收费。近年来预算外资金急剧膨胀，各级政府部门批准的各种收费和资金项目达3000多个，收费过多过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枯竭了税源，降低了企业的纳税能力，难以使企业为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这些在税收之外的政府收费，给税收造成了重大冲击，造成了税收占GDP比重总是不高，使税收提不到应有的地位，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3 对策与建议

（1）优化投资，充分发挥经济结构的导向作用。

要从宏观上对经济结构首先是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税收增长率大的产业，积极培植集约型税源。不同的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一是受不同产业财政政策的影响，二是受产业规模的影响。如皋市按产业对税收贡献的大小看，二产最大、三产次之、一产最小。2002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22.6:42.7:34.7,2003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1.6:55.8:32.6,2007年如皋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3.7 :52.2 : 34.1,并且提出了2008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的预期为：11.4 :54.4 : 34.2。由上述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如皋市队三大产业的调整趋势，一产比重逐渐降低，二产比重保持稳定，三产比重稍有增加。从目前如皋市的产业格局看也是二三一的产业格局。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突出解决“农业不优，工业不强，三产不新”的矛盾。如皋的发展着眼于三大平台：产业、资本和人才。

建立产业发展大平台。一是大力发展工业，培植主体税源。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如皋拥有48公里的长江岸线，得天独厚。中深水贴岸、微冲不淤的黄金海岸线20.2公里。2006年投资14.6亿元完成基础设施。如皋还拥有肩负着为江苏省打造造船强省重任的熔盛船厂，集研发、施工、生产、销售于一体。要加紧建设熔盛造船的海洋平台，全力推进熔盛造船国家级工程中心和船舶交易中心、江苏船舶工程研究院的建成。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植后续税源。如皋市民企现在的产业结构较单一，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产业上，第三产业比例较低。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低层次的产业，很难适应国际竞争，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目前如皋拥有年产出100亿的世界肠衣城，年产出100亿的世界长寿食品城，年产出100亿的汽车轮胎及配件产业，年产出50亿的电子电器材料产业，50亿现代纺织服装产业。五大专业园区正在全力推进之中。三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植基础税源。要大力发展以生态、观光农业为特征的都市农业，学习省内先进典型。同时建立资本发展大平台。建立人才发展的大平台。

（2）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一是增值税的完善。对增值税应在适当的条件下扩大其征收范围，如可将营业税征收范围中的建筑业，服务行业中的科技、信息、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同时加快增值税转型，把消费型增值税作为税收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进一步规范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方式，完善税款抵扣制度和办法。二是完善农村税制。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没有了税。农民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都是有税的。要研究工业反哺农业的税制，制定一个既符合十七大方针，又符合“五个统筹”的新税制。三是开征新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证券交易税。

参考文献

［1］Alberto Alesina .Tax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an open economy［J］.ELSEVIER，1995，(39):961-979.

［2］艾华.如何理性认识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J］.税务研究，200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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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行业与房地产业的联

（1）数据选取。为了科学的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我国近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本文选取2006～2011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总产值数据进行分析，如下表建筑业、房地产业2006～2011年总产值，其中房地产业的总产值收入来源范围广，但主要为房地产经营收入，所以在房地产总产值的数据时我们以房地产业经营总收入来替代。

（3）计算结果及结论。相关系数rXY的计算结果为0.98，趋近于1。rXY越接近1，表明两者的相关度越高。也就是说，通过对房地产业与建筑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的计算，两者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建筑业的发展也会影响房地产业。基于二者关联程度的分析揭示了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内在的一定联系。当然，相关系数的计算建立在一次线性的假设基础上，我们无法得出较为精确的结果，但是从最后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即使排除可能的误差，二者的关联程度依旧较高。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内在的联系不容忽视

二、营业税改革后建筑行业的税负测算情况

三、结论

论文研究的背景和环境：营业税改革增值税改革已经被国家提上日程，已经在部分城市试点运行，但尚未进入全面改革和确认阶段，论文研究的问题也是当下消费者最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关系到百姓安居乐业、过上稳定生活的房地产行业。论文借鉴外国税收改革的基本理论、实践经验、方案建议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营业税改革增值税可能运用的方案、模式来逻辑推导营业税改革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影响。得出了如下的基本结论：

建筑行业税负构成了房产的开发成本，建筑行业在改革中税负的提高必将影响到房产价格，在规定中营业税改革在建筑行业的试行税率为11%，通过部分建筑行业的测算，建筑行业的的税负有所提高，主要是发票的获取和抵扣项目划分上，建筑行业税负提高，则房地产开发成本的提高，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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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成分分析是统计分析中常见方法，使用主成分分析可以进行数据的预处理，是一种降维、压缩数据的有效手段。农民的收入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因而对它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拟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探究农民收入问题，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预测。

 1．主成分分析原理

     主成分分析方法在各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用较少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而且使这些较少的新变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较多的变量所反映的信息一种方法，是一种降维处理技术。x1，x2，...，xP为原变量指标，新变量指标为z1，z2，...，zm（m≤p），则

z1，z2，...，zm分别称为原变量指标x1，x2，...，xP的第1，第2，...，第m主成分，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常挑选前几个最大的主成分。

   主成分析的数学特征：

   找主成分就是确定原来变量Xj（j=1，2，...，p）在诸主成分zi（i=1，2，...，m）上的载荷lij（i=1，2，...，m；j=1，2，...，p）。它们分别是x1，x2，...，xP的相关矩阵的m个较大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2．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农民收入预测

    农民的收入虽然来源广泛，但归根结底来源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货币收入，并受这些产业货币收入增长率的制约。另外，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支出及各种农业税收也应该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选择第一产业产值（YAP）、第二产业产值（YIP）、第三产业产值（YSP）、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AC）、国家的各项农业税收（AT）为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的收入（YFI）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乘以乡村总人口得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统计数据来源于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至2003年的数据。

2.1作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软件对1988年至1999年的第一产业产值（YAP）、第二产业产值（YIP）、第三产业产值（YSP）、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AC）、国家的各项农业税收（AT）等五个因素作主成分分析，计算相关系数矩阵（表略），根据相关矩阵计算出的特征值以及各主成份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1。

     表1 特征值和各成分对方差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根据表1，特征值分别是4.914、0.071、0.009、0.005、0.001，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是98.270%，因此取一个主成分。

     由主成份矩阵（表略）写出主成分和原变量的线性组合：

Z=0.202YAP+0.203YIP+0.203YSP+0.201AC+0.198AT     

2.2线性回归

     根据式（1）计算出1984年至1999年的Z值为自变量，YFI为因变量，利用SPSS软件作线性回归，判定系数R2（R Square）=0.995非常接近1，说明总体回归效果很好。

     通过显著性检验，得常数项（Constant）与主成分项Z的t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0.05，故回归方程如下：

     YFI=1274.379+1.027Z              (2)

2.3预测及检验

        根据式（1）和式（2），可以由YAP、YIP、YSP、AC、AT计算出YFI，即可由第一产业产值（YAP）、第二产业产值（YIP）、第三产业产值（YSP）、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AC）、国家的各项农业税收（AT）预测农民收入（YFI）。我们以2000年至2003年的数据用作预测并检验上述模型的，结果见表2：

                         表2 预测结果表

年份

实际YFI

预测YFI

误差率（%）

2000

18215.81

17817.66

-2.18573

2001

18827.79

18952.45

0.662124

2002

19369.34

20284.62

4.7254

2003

20151.87

22329.55

10.80633

     表2显示预测误差比较小，结果表明该模型可较好预测农民收入。

3．结束语

   主成分分析在保留原有数据主要信息的前提下，去除数据间的相关性，减少噪音影响，降低数据维数。当用于回归建模时，还可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农民收入进行预测，实例表明该方法是有效和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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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篇12

户，注册资金

万元，分别增长

%和

%；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实现税收

万元，增长

%，占税收总额的

%。 五是利用外资明显增长。全区新引进项目

宗（外资项目

宗，内联项目

宗），实际吸收外来资金3.31亿元，增长

倍；其中境外资金1168万美元，境内资金2.35亿元，分别增长60.4%和1.2倍。 六是财税收入明显增长。全区地方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1620万元，增长56.2%。税收总收入3385万元，增长29.4%；其中，国税收入1528万元，地税收入1857万元，分别增长9.3%和52.4%；本级工商税收1379万元，增长37.6%。 七是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增长。全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3亿元，增长60.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成为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完成7433万元，增长1倍。 二、面临的经济形势 尽管1－4月份我区的经济呈现出全面增长的发展态势，但经济发展中仍暴露出一些困难和问题，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完成市下达的六项经济考核指标和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不容盲目乐观。主要制弱因素和问题有五个方面：一是建设资金严重紧缺，导致一些建设项目进程缓慢。如工业园区的配套建设、老城重点项目的改造、农村交通、水利的建设等，都是因为资金严重缺口，致使项目建设受阻。二是土地资源贫乏，发展空间受到制约。随着招商引资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区工业的发展，我区可以用于发展工业的土地已越来越少，目前我区虽然规划了1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除了已使用的8平方公里之外，剩下的土地仅有7个平方公里，严重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三是签约项目资金到位不够理想。去年组织的几次大型招商推介会中我区签约项目有

个，合同投资总额

亿元，至目前止，已履约

个，项目的到位资金

万元，占合同投资总额的

%。四是重点项目的征地拆迁难度大。今年，随着公路、东路、大桥、职院等重点项目的动工建设，我区面临着建区以来任务最繁重的征地拆迁任务。虽然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大部分项目的征地拆迁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仍有一些项目的征地拆迁任务没有完成，影响了项目建设的进度；同时，拆迁后的农民安置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好的一项艰巨任务。五是省政府出台并实施的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给我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方面，按照新的政策，我区今年要想拿到省转移支付和奖励，上划省“四税”的增长幅度必须提高到35%，“综合增长率”也必须提升到27.55%，而要实现这个增幅，难度和压力相当大；而且，要想每年能得奖，能多得奖励，就必须要求每年的“综合增长率”超过28%，难度也非常大。另一方面，我区财政转移支付基数偏低，与我区财政供养人数相差太大，同时省对山区的倾斜政策我区很多方面无法享受，因此，新机制的出台，为我们加快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看到困难和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发展优势和潜力。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整个经济发展大环境来看，外部形势趋好。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今年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省委、省政府为加快全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出台了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市委、市政府为尽快摆脱全市经济落后的面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把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实现经济大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家和省、市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我区的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我区各行各业的发展前景来看，增长因素很多，这些增长因素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力源泉： 一是从1－4月份市下达的经济考核指标来看，我区大多数指标都位居全市前列。如地区生产总值排第一；吸收外资绝对值第一，增幅第三；本级财政增幅排第二，税收总收入绝对值排第三，增幅排第四。这一趋势，充分说明我区整个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较强。 二是从工业的发展来看，增长因素也很多。一方面，近几年来随着招商引资的不断发展以及一批外资、民营企业的相继落户，我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业格局朝着以外资、民营为主的工业格局转变，工业经济的发展后劲日益增强，竞争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今年我区加大了工作力度，着力抓好16个重点工业项目的竣工投产，从目前这16个项目的进展来看，6月份可望投产的有　个，年底可望投产的有　个，这些项目投产后，今年可新增工业产值

亿元。而且，由于今年没有“非典”因素的影响，原有的一些高产值企业如陶瓷企业的生产形势十分喜人，预计这几个企业的可新增产值近4亿元。这些项目的支撑，为我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是从招商引资的形势来看，势头很好。今年以来，外来投资者前来我区考察洽商的势头明显好于去年，除了目前已经签约的一些项目之外，我区手头已经达到的意向项目

篇13

一、引言

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88年起步，经1992年大发展，至2003年的整顿规范，现已有3家国家级开发区。104家省级开发区。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湖北省10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35782家企业，年末从业人员172.6万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5992.6亿元，工业总产值4774.6亿元，工业增加值1464亿元，实际上缴税收291.8亿元，出口创汇38.7亿美元。2007年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4.88％，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020.4亿元，比2006年上涨55.9％；施工项目3259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97个，外商投资项目809个，外商投资金额18.4亿美元，比2006年上涨12.9％。成立开发区的初衷就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改革开放后，“市场换技术”的思想认为通过吸引外资会使中国的企业得到资金、技术或“在外国企业的指导下提高管理水平”。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普遍发现“市场换技术”没有换来技术，却慢慢丢失了市场、优势品牌。那么中部的湖北地区，经济水平处于全国的中等程度，外商投资对开发区企业集群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影响?企业集群的发展对外商投资有没有推动作用?我们还要对开发区的招商引资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外商投资效用?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对产业集群与FDI关系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可以从产业集群中得到很大好处(Headand Ries，1996；Kinoshita and Mody，2001；Belferbos andCarree，2002；Yeung et al，2006)。首先，外国投资者可以从相关的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获取市场信息，特别是从较早进入市场者获得这样一些信息：劳动力市场、外商投资的规制政策、选择伙伴关系的策略、商品的分销渠道、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所需的业务运作(Kinoshita and Mody，2001；He，2003)。其次，外国公司可以通过作为供应商或买家利用商业网络实现规模经济，通过本地化的贸易联系降低成本，避免投入供应和市场需求的不明朗因素(Belderbos and Carree，2002；Yeung et al，2006)。外国公司可以分享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与相关公司一起接受专业服务，例如培训，后勤和政府服务(Head and Ries，19961。最后，在地理上集聚产业往往发展强大的本地商业联系。因此，外国投资者可以很容易通过加入本地化的经营网络进入这些行业，减少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Yeung et al，2006)。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学术界逐渐注意到跨国公司成为部分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将其直接纳入产业集群的研究体系。他们提出主体跨国公司是开放型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学术界更加注重对产业集群的作用以及引入的产业集群之演进过程。Markusen(1996)提出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可以成为产业集群的领导者。他们第一次指出在研究外向型产业集群区域时，必须将大企业或跨国公司纳入研究范畴。Barrell(1999)发现同特定产业相关的集聚效应对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Guimaraes(2000)对欧洲厂商在葡萄牙的直接投资进行研究，证实了产业集群效应的显著影响。国外学者也提出了跨国公司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Gereffi(2001)指出跨国公司能否推动外向型集群的产业升级还要取决于集群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合方式、价值链的权力主体以及权力实施方式。Zhou&Tong(2003)从集群创新提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能降低地区本身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影响力。

21世纪初期，国内学者也开始探寻产业集群与FDI的互动关系。吴丰(2000)认为FDI增量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即某一区域的外国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将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的FDI之聚集。贺灿飞和魏后凯(2001)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梁琦(2003)从垂直跨国公司和水平跨国公司两个角度分析其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得出地区的开放性和产业集群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是吸引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总而言之，国内外学术界多以国家层面或城市层面来探讨外商投资和开发区产业集群的关系，而从省级这一层面探讨的相对较少。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为了解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与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检验开发区的经济发展与外商投资相互作用，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变量设定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8年)》。湖北省一共有10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剔除没有外商投资或者统计数字缺失的27个开发区，得到160个有效样本，时间跨度2006 2007年。本文的主要变量包括：Y1i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Y2i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X为第i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金额。统计软件使用EVIEWS3.1版本。

2、基本检验

为检验外商投资与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外商投资与技工贸总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表2。

可见，对于Y1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0，表明Y1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只有0.09，表明至少在10％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x1是Y1的格兰杰成因。

可见，对于Y2不是x1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4，表明至少在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Y2是x1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

的相伴概率只有0.000，表明x1不是Y2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

(二)研究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变量设定与第1部分相同，据此，构建模型：

(三)为了验证开发区企业集群创新能力、企业集群的外向程度、企业集群的政府规制对外商投资的吸引作用，我们设定变量Ⅲ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Hi=单个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变量EXi为企业集群的外向程度，EXi=单个企业出口总额，变量Gi为企业集群的政府规制，用税收总额来表示，用FDIi作为外商投资总额代表外商投资程度，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08)》。据此建立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实证结果分析

1、通过表1和表2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与开发区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外商投资通过技术、资金、管理等推动了开发区经济的发展，而开发区所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也有效地吸引外商前来投资。

2、通过表3可以看出，模型(1)－(4)拟合优度都比较高，达到0.9左右，说明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技工贸总收入都有较大的贡献度。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963，说明贡献度较高，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566，2007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412，说明2006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比2007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高，证明了外商投资对开发区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滞后期，投资成果要到第二年才能更好地地显示。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对技工贸总收入的回归系数是0.948，说明贡献度也较高，但低于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2006年的外商投资额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回归系数是0.842，2007年的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回归系数是0.121，说明2006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贡献度比2007年外商投资额对2007年的技工贸总收入的贡献度高0.721，证明了2007年外商投资对开发区科技活动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滞后期，投资成果要到第二年才能更好地显示。

3、通过表4、表5可以看出，开发区的创新能力，外向性以及政府税收对外商投资存在显著影响，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0.950。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对外商投资吸引最大。2006年是0.540，而2007年达到0.739。其次是开发区外向型，2006年出口总额对外商投资回归系数是0.375，而2007年为0.183。再次是政府的税收，2006年开发区的税收对外商投资的相关系数是0.134，t值的相伴概率是0.08，在10％的置信区间下可以拒绝原假设。2007年开发区的税收对外商投资回归t值的相伴概率是0.228，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开发区税收与外商投资没有对应关系，这可能是由于2007年出台的“两税合一”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