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0: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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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成长模型概述
葛雷纳所提出的组织成长模型中的演进与变革思想,可以为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提供很好的指导。在这个模型中,葛雷纳将组织成长分为五个时期:创造期、指挥期、授权期、协调期、合作期。企业组织成长的每个时期又可以分为演进阶段和变革阶段。以家为本的“路径依赖”,企业家才能的差异和对企业的成长意愿,以及高昂的制度变迁成本,限制了民营企业向社会开发产权和企业成长的进程。在这种格局之下,企业选择家族经营模式,使企业维持在葛雷纳成长模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创造期和指挥期),是比较明智的。史玉柱在巨人集团的兴衰,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三、巨人集团个案研究
1.巨人集团初创时期兴盛原因分析
葛雷纳组织成长模型指出在创业的初期,企业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更多地依靠创业者的个人创造性和英雄主义。此阶段重点是强调研发,重视市场,第一重要是怎么把新产品迅速销售出去,企业能迅速成长,因此不需要太复杂的管理和战略,透过创业者本人就可以控制整个团队。巨人集团初始涉入项目是计算机行业。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的内部环境都为企业的初始成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1)外部环境。1993年以前,西方国家禁止向中国出口计算机,所以国内计算机行业竞争小,史玉柱抓住市场机会,开发的M系列产品成为佼佼者,成为巨人集团的核心资源,使巨人集团迈入高速发展阶段。
(2)注重研发。史玉柱初期注重研发,推出的产品符合市场的需求。M系列产品的开发,史玉柱当年开发出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推向市场,销售业绩突破百万大关。而后,成立巨人新技术公司,继而推出M-6401汉卡,实现纯利3500万元。
(3)注重市场,采取有效的促销手段。史玉柱当年开发出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后,利用《计算机世界》先打广告后付款,使其产品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得到消费者青睐。
2.巨人集团失败原因分析
葛雷纳组织成长模型中指出,企业初期成功以后很容易出现领导危机。企业也更需要一个职业化的领导来进行科学的指导和管理控制,所以这个时候要么是创业者成长为职业化的领导,要么他找到一个更职业化的经理人,委派其进行控制。这时比较困难的是,需要我们的创业者自我变革、有足够勇气放弃很多东西。同时他会发现,要继续监控发展这个企业还需要掌握更多的信息并且有必要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但巨人集团在初期成功之后,史玉柱并未意识到领导危机的威胁。他与一般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情况类似,在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的时期,成熟有效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并没有真正融入企业的运作过程之中,同时管理人员的素质也远远没有达到企业发展的要求,家长式管理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中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巨人集团的决策机制不成熟,没有规范化程序化,也是导致巨人集团失败的一个原因。比如巨人集团在修建巨人大厦时,原计划却被一次又一次的改动。完全是由史玉柱一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更多是受到个人虚荣心理的影响,完全没有考虑到项目的可行性以及与企业的相关人员,如财务人员,进行沟通。导致其原有的融资方式根本不能满足改动计划之后的需要,资金不能按时到位,导致经营链断裂,影响项目的总进度及公司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载,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与政治权力的进一步松动,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并日益分化成为经济结构整合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民营企业法人作为这一结构变动的重要载体,涉及民营企业分化的探究成为研究社会变迁与经济结构分化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温州是我国民营企业大规模发展的典型区域,由于起步早、发展快、比重高、贡献大,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温州模式,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其他区域民营企业发展与运行模式的重要参照,形成了从温州模式到全国现象的扩散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科技资本与民营企业分化这一研究主旨既有理论偏好又有时代因子的作用,更受当前经济形势的影响。
(一)理论逻辑的起点:民营企业分化的社会学诠释
帕森斯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提出经济结构分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视阈,如今民营经济不断崛起并日益分化,涉及民营企业分化的探究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在科技要素的嵌入与推动下民营企业形成了特殊的运行方式与组织模式。一方面,企业寻求妥当的路径来获取所需要的资源及对其进行优化配置,帕森斯称之为“模式变项”。另一方面,企业在发展中力图影响整合机制将其变迁模式接纳,帕森斯称之为“价值通则化”。
(二)现实运行的看点:科技资本推动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
科技资本推动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表现为企业提升是否切实地转移到依靠科技资本积累轨道上来。一方面,“资本”一词表征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收益与增值,科技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对企业实体的变动:以无形科学理念而构建的生产知识、以有形科学产品而呈现的生产力、以理性科技工具而主宰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科技作为生产要素与民营企业相结合,使得民营科技企业不断崛起,经过30载磨砺呈现出多样的发展模式,周井娟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北京模式的内生型、苏州模式的外引型、温州模式的升级型。
(三)学术关注的焦点:金融危机下的企业科技资本创新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与侵袭,民营企业科技资本鸿沟日益突出。在微观上,民营企业要突出科技资本战略地位,关注内部结构的整合。在宏观上,政府需要寻求一种更加主动、和谐、可持续的科技资本扶持模式,提高中小企业科技资本创新竞争能力。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从科技资本视角探究民营企业分化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的综述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关注民营企业分化的焦点在于企业规模的探究,通过规模的变动来研究的企业竞争力,通过规模的经济类别化来揭示企业个案特征,挖掘其存在的创新性。
1、规模分化合理性的争论。以舒马赫和狄金斯为代表认为高科技小企业将以个性化特征排斥大企业。以马歇尔与罗宾逊认为大企业可以减少风险和成本,容纳细致的分工与连续的科技投入。
2、影响企业分化动因的归纳。国外学者分别从企业收益、成本、资源、风险、信息化程度加以论述。
3、企业分化的决定因素论述。其一,技术论,以斯密为代表从分工对生产率提升的视角诠释企业的分化。其二,利润论,以马歇尔为代表认为企业分化由平均成本主导。其三,效率论,以钱德勒为代表认为企业分化由效率操作。
国外关注企业科技资本的焦点集中在科技资源引发企业行动权力的变动。托夫勒指出:企业分化中的权力变动趋势遵循由暴力机器权力――工业财富权力――科技知识权力的路径。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科技资本主导的时代,专业技术是企业科技资本的基础,教育培训是科技资本的方式,企业决策者是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组成。
(二)国内相关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关注民营企业分化侧重共性模式研究而不是个案特征研究,核心价值侧重于管理而不是创新。
1、民营企业分化动因研究。剧锦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企业运营效率、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产业效应、地区间商务成本和社会资本、地区性融资环境。
2、民营企业分化机制研究。马同斌从民营企业创业者遵循的价值观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与探究“劳动股份制”的运行。
国内有关企业科技资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侧重科技资源投入的阶段,以科技资源论为典型代表。二是侧重于科技资源向科技资本的转变,树立科技资本的观念。三是侧重于科技资本在企业中的运营阶段,从企业控制力的视角揭示技术资本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动态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视角与模式
对于民营企业分化的社会学揭示起源于韦伯行动理论的建构,发展于帕森斯单位行动理的构建,成熟于科尔曼法人理性选择理论的建立。韦伯将企业经济行动视为微观社会行动中的一种典型解释范例,从他的理想类型同样可以上溯到企业行动的取向,对民营企业经济定位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帕森斯则是从宏观功能视阈与AGIL模型中展现民营企业分化的图景:民营企业日益分化为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实体,在这其中需要重新确立整合机制,使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有所提高。科尔曼则从理性行动出发界定企业法人分化的事实,把经济学中的合理性观点对有关企业分化过程中的社会流动与提升问题做出新的诠释,提出中观法人行为机制与秩序形成的理性,弥补了企业行为的微观与宏观结合的不足。这为我们提供一种功能分析模式:第一,从回归视角找出民营企业分化过程中受哪些科技资本要素的影响并做功能检验(因果关系)。第二,从相关角度分析科技资本影响民营企业分化因素的交互作用(因因关系)。
(二)分析路径与研究假设
首先,通过文献调查找出科技资本中最现实的统计因素,重点分析科技资本常见变量的影响程度。其次,寻觅出影响科技资本的内部因素,全面把握每个变量的影响程度。为此,提出研究假设有待验证:科技经费投入程度越高,对民营企业分化的作用越明显。
(三)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收集为文献调查法,统计分析的原始数据来源温州统计年鉴(2003-2008)。参照分析为2000年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本文分析工具为统计分析软件SPSS12.0。
(四)核心概念
1、民营企业分化。将其界定为在各类资本自变量综合作用之下的企业资产规模差异程度。本概念操作涉及两层次限定:第一,民营企业分化涉猎私营企业分化。第二,民营企业分化研究主要从企业规模层次变动来揭示企业分化趋向。
2、科技资本。将民营企业分化中的科技资源资本化贡献称之为科技资本。既有从有形物质资本的提取――企业科技装备,又有从无形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中的剥离――企业科研人员技能与科技机制的模式。研究中首先用科技经费投入作为衡量科技资本对民营企业分化的影响,由于衡量指标的单一货币化,需要进一步细化科技资本内部差异对民营企业分化的作用。
四、科技资本影响民营企业分化的实证分析
科技资源资本化最直接的表现为科技经费投入,通过对温州民营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与企业规模变动状况回归分析(表1):表明资产规模和科技经费投入之间的线性相关较强,解释力达80.8%,F分布的显著性概率也在5%之上,说明科技经费投入和企业分化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模型:y(资产规模)=44.683+74.832*x(科技经费投入)(sig.=0.01<0.05),调整的R2=0.808,N=6。不言而喻,科技经费投入越高表明民营企业可以进行大量的科技要素资本化投入,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好处。但这里仅仅用科技经费投入水平作为科技资本衡量标准,会不会在其内部存在其他差异显著提升或削弱上述两者的因果程度呢?
五、科技资本内部差异与民营企业分化的实证分析
为了弥补上述用科技经费投入水平带来的单一化缺陷,作者进一步考察民营企业分化过程中的科技资本内部要素组合变动差异。
(一)科技资本内部差异的实证分析
1、科技资本内部差异的界定。根据研究主旨从温州民营企业统计资料中厘定出四个具有代表性二级变量指标进行科技资本的概念操作化。(1)科技保障机制投入水平。通过企业办科技机构数与科技活动单位数的比例来反映科技保障机制投入水平。科技活动单位数反映科技保障机制的规模程度,科技机构数反映了科技保障机制的集中程度。(2)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通过一定企业研发人员数与科技活动人员数的比例来反映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研发人员规模水映投入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研究活动的规模,科技活动人员数反映科技人力资源总投入情况。(3)科技经费使用水平。科技资本离不开科技经费筹集与支出的互动关系,科技经费筹集反映对促进科技资源资本化所做出的努力。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反映科技资源投入实际完成的情况。(4)科技产出水平。企业科技项目与新产品开发的比例关系反映科技资本产出水平。科技项目表现出科技产出的预期水平,新产品开发表现出科技产出的现实状况。
2、科技资本内部次变量的相关分析。为了揭示四类次变量对民营企业分化的影响,应对其作相关分析,表2表明科技资本次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只有科技保障机制水平与科技经费使用水平相关性显著,说明科技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从制度化运作方式带来科技经费运作的高效,而科技保障机制作为一种组织载体,具有整合科技资本要素变动的功能,为何对其他次变量相关性不显著?由此必须进一步探析科技资本内部的关联性。
3、科技资本次变量的回归分析。考虑到四种次变量是构成科技资本结构的常见指标,再对其与民营企业分化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由于两次变量相关较强,不可避免存在统计累赘问题。为了消除累赘问题,根据表3的显著性以逐步方式进行回归分析(表4),科技经费使用水平与科技保障机制水平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温州民营企业分化在科技资本中可以通过科技经费使用水平的动态与科技保障机制水平的静态来很好地解释。
(二)科技资本内部次变量差异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科技资本次变量同质性不强,且主要体现在静态机制与动态费用上。为此需从民营企业分化表现揭示科技资本内部次变量的具体差异性。
1、科技保障机制的差异分析。通过近六年温州民营企业科技保障机制在规模、类型与区域上的具体表现揭示其中问题所在[从统计年鉴提供的指标进行操作,将民营企业规模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民营企业类型分为第一产业企业、第二产业企业、第三产业企业;民营企业区域分为城区企业、县区企业。市区企业包括市直属企业、三区企业(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县区企业包括两个县级市企业(瑞安市、乐清市)与六个县级企业(洞头县、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
(1)科技保障机制的规模性差异。第一,表5的平均值表明了企业科技保障水平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动呈现正向关系;标准差表明了中小与大企业差距较大。第二,配对样本T检验看,大中小规模民营企业均存在较强的分化差异性,但是大中型与小型企业的差异最为明显。第三,一维方差分析看,统计显著性均在0.05水平之上,科技保障机制水平差异在大中小企业的规模分化上是显著的。
(2)科技保障机制的类型性差异。第一,表6的平均值表明了科技保障水平在产业类型上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表6的标准差表明了第一、三产业科技保障机制水平分化与第二产业分化差距较为明显。第二,从配对样本T检验与一维方差分析看,第二与第一、三产业的科技保障机制水平分化的差异性显著性,差异统计显著。
(3)科技保障机制的区域性差异。表7表明科技保障机制水平对企业分化作用不显著。
2、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差异。科技研发通过一定科技保障机制平台使得研发人员智力资源转化为企业的现实生产力。
(1)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的规模性差异。第一,表8的平均值表明了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与企业规模变动呈现负向关系;表8的标准差表明了大中小型企业分化差距较小。第二,从配对样本T检验看,大中小规模民营企业均不存在较强的分化差异性。第三,从一维方差分析看,大小型企业的统计显著。印证了上述从类型上得出其对企业整体分化的不显著
(2)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的类型性差异。第一,表9的平均值表明研发人员结构水平与企业类型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表9的标准差表明了科技资本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表明第二与一、三产业类型的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差距最为明显。第二,从配对样本T检验与一维方差分析看,第一、二、三产业在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均上均存在较强差异性,差异统计显著。从而弥补上述仅从企业资产规模研究上的不足,得出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在类型对企业分化的显著。
(3)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的区域性差异。表10表明在区域上科技研发人员结构水平变动对企业分化影响不显著。
3、科技经费使用水平差异。科技经费使用使用水映出民营企业在科技要素获取与投入方面运作水平。
(1)科技经费使用水平的规模性差异。第一,无论在集中趋势上还是在离散程度上,表11的平均值与标准差都明显表明了科技经费使用水平与企业规模呈现正向关系,这种规模分化的显著集中体现在大型与中小企业之间。第二,从配对样本T检验看,大中小型企业在科技经费使用水平上均不存在较强差异性,可见这种检验不可靠。第三,从一维方差分析看,只有大小型民营企业的差异统计显著。
(2)科技经费使用水平的类型性差异。表12的平均值表明企业科技经费使用水平随着企业类型变动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表12的标准差表明第一与二、三产业间的科技经费使用水平差距较大。第二,从配对样本T检验与一维方差分析看,第一、二、三产业民营企业在科技经费使用水平上均不存在较强差异性。
(3)科技经费使用水平的区域性差异。表13再次表明民营企业的区域差异对科技经费使用水平变动不显著。
通过对科技经费使用水平差异分析得知,其对民营企业分化影响主要仅体现在上述的规模上。
4、科技产出水平的差异。在其他条件既定状况下,研发人员智力资源转化程度是通过科技立项与产品开发的比例来反映的。
(1)科技产出水平的规模性差异。第一,表14的平均值表明了变动关系不明显;表14的标准差表明了中小型与大企业差距较大。第二,从配对样本T检验与一维方差分析看,大小规模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科技产出水平的类型性差异。第一,无论是在集中趋势上还是在离散程度上,表15表明科技产出水平随着企业类型的变动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说明第二与一、三产业间差距较大。第二,从配对样本T检验与一维方差分析看,印证了第一点的结论。
(3)科技产出水平的区域性差异。表16表明科技产出水平的区域性差异不显著。
通过对温州民营企业分化过程中的科技资本内部差异揭示,察觉出科技资本与民营企业分化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此时也回答了第四部分提出疑问,科技资本是一个多重属性的范畴。
六、结论与有关探讨
本文基于科技资本视阈对温州民营企业分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引发一些值得探讨的结论与对策。
(一)民营企业整合诉求与科技资本运行的社会张力明显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的实践,企业整合诉求与科技资本运行存在巨大的社会张力。一方面,企业整合作为整个经济系统分化的缩影,只在满足前提预设下才能现实均衡的价值诉求。就科技资本而言,宏观与微观预设都已形成共识:政府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企业重视科技资本创新的优化策略。另一方面,科技资本创新存在巨大困境:一是科技资源难以资本化,突出表现为货币化的单一投入,这根植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制约,引发民营企业科技资本引导化的缺失,因加强政府科技服务平台的建立,摆脱科技资源按企业等级层次扩散的既定传导模式。二是科技资本难以独立化,研究表明科技资本运行过分依赖于科技经费投入与人力资本提升的层次,符合温州民营企业整体处在资本与劳动密集型阶段,也是造成科技资本绩效低迷的原因。这一窘境需要政府搞好产业集群建设,减少企业为此追加的物质资本投入,加大科技资本投入;同时政府应完善科技成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得企业注重科技成果市场化吸收,减少常规性科研的过高投入,注重有限科技人员集中到原始创新上来,提升人力资本向科技资本的转化。
(二)民营企业科技资本内部整合机制严重缺失并诱发中轴主导化
科技资本内部存在整合机制严重缺失并进一步诱发科研人员结构水平的主导化倾向。一方面,科技资本内部四次变量逐步回归分析,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建设的科技保障机制对企业科技内部要素互促效应难以显现,折射出民营企业科技资本内部缺乏有效整合机制。另一方面,在科技资本内部存在科研人员结构水平在产业上对企业分化的主导,凸显科研人员结构水平中轴化倾向,印证第一点的结论,强调科技资本创新需要不断提升科研人员人力资本的价值诉求。
(三)民营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植于科技资本的制度建设
经济发展的轨迹昭示出一定的社会事实:科技发展不断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全国民营企业与温州民营企业在产业集中度上存在较大差(1999年中国民营企业第三产业户数与注册资金为57.00%、60.98%,而2004年温州民营企业第三产业户数与注册资金为39.23%、32.09%),暴露温州民营企业科技资本绩效滞后的现实,归因何在?其一、科技保障机制水平在产业类型上的分化主要是通过第二与第一、三产业的差异突显出来。其二、科技产出水平在产业类型上的分化是通过第二与第一、三产业表现出来的。这两层事实在逻辑上诠释出:科技资本绩效不足导致产业结构难以提升取决于科技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与科技产出水平的低层次,而后者又是以前者为前提的。因此,科技资本在温州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分化上的焦点集中在科技保障机制层面。
(四)城市化过程中科技资本与企业分化的隐性变动
作者有意通过区域差异来解释科技资本在区位上的级差,突出区位优势对于科技资本影响程度,从城市化视角考察科技资本与民营企业分化的隐。一般认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发科技资本对企业分化的显著。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9%,而2006年温州城市化率为62.08%,预示温州民营企业科技资本在区域上对企业分化显著。但在区域差异分析中没有次变量显著的结果,归因何在?不难发现由于社会资本较高摄入与乡村工业化发展道路改变了传统的研究范式:
其一,企业社会资本的高度介入使得科技保障机制的理性受损。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在上市的民营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亲属占54.2%,在有上市打算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的亲属占55%。由于社会资本的先赋性与特定性,妨碍了科技资本要素的流动与创新,致使在企业分化中的效应递减。其图式:
其二,乡村工业化水平分散了市区城市化发展带来科技资本的显著。由于温州草根经济的地域特色,在发展工业化中采取两腿走的模式,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化齐头并进,造成生人口、资源在两大区域的集中,农民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形成城市化与集镇化并重的布局,科技资本在城市化与集镇化并重格局中呈现均衡化的态势,以2006年为例,市区城市化率45%,县区城镇化率为15%。其图式:
参考文献:
1、史晋川.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蒋和胜.论科技资源向科技资本的转变[J].河北大学学报,2005(6).
3、马同斌.民营企业分化问题研究[J].北京农学院学报,2003(3).
4、温州市统计局.1999-2008年温州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8.
(一)对民营企业与税收政策的界定
对于民营企业的准确定义,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意义上,民营企业是从企业性质的性质来划分企业类型,即相对于国有性质而言的。因此,民营企业可以指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的所有企业。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将民营企业的界定为私营企业与个体经营企业,相关数据选取也以此作为标准。税收政策是政府财政政策的一种,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运用税收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税收政策也是税收制度的一种,也体现在税制要素的不同规定,但具有临时性、灵活性等特点。在规范的税收制度下,国家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在一般的税制规定内,做出一定的调整,如缩小课税范围,降低税率,延迟税款征收等,以降低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的现状
本文从一般性税收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两个方面分析陈述民营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的现状。从一般性税收政策来看,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以外的民营企业按照25%的税率,对来源于中国境内外所有扣除一定的费用后纳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按照个人所得税的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税率是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从税收优惠政策来看,一是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对于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0%征收。而且,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元的小微企业,按其所得的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二是,促进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政策。民营中小企业对于投资的吸引力不够,我国政府为了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出台政策鼓励投资企业对于特定民营企业的投资。
二、国外扶持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
西方国家促进民用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美国和德国的税收政策:
(一)美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
美国陆续颁布实施了《小企业投资法》、《纳税人免税法》、《经济复兴税法》等。首先,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选择按个税纳税方式缴纳所得税,避免重复征税;其次,在企业投资方面,允许企业使用加速折扣,加速民营企业资本周转速度;最后,利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二)德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
德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全面,深入到了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首先,为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德国给以其所得税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其次,在鼓励企业投资上,德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于机器设备的部分给予附加折旧的优惠;最后,德国政府对特定地区的企业给予5年内免除特定税费的税收政策扶持。
(三)国外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的启示
一是,政策目标明确。国外政府都对民营企业在本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着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制定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目标明确,特定的税收政策对应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特定问题。为了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通过立法确定下来,将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法制化。二是,分类实行税收优惠。各国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并非完全相同,对于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各国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技术创新企业都给予了区别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此外,对于落后地区的民营企业,政府也设立了特定税收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如德国政府对在落后地区新建立的企业,给予5年内免征营业税的税收扶持。三是,多种方式并存。各国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一同来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例如:美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中,既有对小规模企业的税率优惠,又有鼓励投资的加速折扣优惠,还有对投资收益的减免税。
关键词:民营企业;融资;规范发展
Key words: individually-run enterprises;financing;normativ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7-0045-02
0引言
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供血系统,企业是市场经济的血脉和细胞,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共同促成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说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金融的支持都是决定企业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企业融资的途径主要是银行信贷与股票市场,由于上市成本以及上市以后信息公布的成本,对资金需求量相对小的小企业来说都是太高,因此,股票市场对绝大多数劳动力密集型的小企业来说不合适;而小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又难以得到银行的金融支持,使小企业发展的资金保障不足。民营企业融资难,尤其小型民营企业融资难不但是我国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所以有人为此得了诺贝尔奖。银行追求的是利润,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只要风险较小、利润较高,银行都是乐意支持的,就我国现状来讲,银行热衷于给大型国有企业、世界名牌企业贷款支持,只是不亏钱而已,基本赚不了多少钱,更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国有大型企业和非世界知名企业,可是,为什么银行又惧怕给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小型企业贷款哪?主要有以下原因:
①企业规模偏小。小型民营企业的经济规模较小,一般不能达到银行贷款的抵押要求。②信息透明度极低,进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经营特点竞争环境以及人才结构的原因,导致小型民营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很低。③经营受外界环境影响大,经受风险的能力弱。小型民营企业的不稳定性及高歇业率或倒闭率,加之在市场变动和经济波动中表现出的脆弱性,是金融机构惜贷的重要原因。小型的民营企业是创业初期的产物,普遍面对着技术,市场,管理上的问题,在遭遇风险的时候,抗风险的能力普遍比较弱。④小型企业类型多样,资金需求单笔数量小、频率高,导致融资复杂性加大,融资的成本和代价高。⑤大部分的小型的民营企业社会信誉度比较低。有些小型的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后,不愿意偿还贷款,有时候无故拖欠贷款,这就造成了小型民营企业的信誉度降低,银行不愿意为其提供贷款。
企业自身、金融体系、信用担保体系等多方原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小型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困难。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去指责金融机构,毕竟银行也是企业,他们也需要从贷款等业务中获得利益,要执行《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因此这就要求小型民营企业要努力达到银行的贷款要求,当然仅仅依靠企业自身很难完成,需要政府给以小型民营企业一些优惠或者扶持政策,从满足金融机构的支持条件方面下功夫。
1加强小型民营企业自身的建设,规范其金融行为
造成小型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自身,因此企业自身必须要从以下几点提供自身的能力:一是提升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素质,提高经营水平,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二是要以诚信为本,在经营中诚信经营,在与银行合作时要树立自身的诚信宗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三是建立和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及时性和透明性,以赢得商业银行的支持。
2建立服务小型民营企业的信用评估系统
针对一些小型民营企业信用缺失的问题,政府要通过建立小型民营企业信用评估系统,将不讲信用的企业筛选出来,供金融机构参考,对这些企业可以不予贷款。通过金融,司法等各个部门的合作,在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基础上,结合长期以来各个小型民营企业的贷款信用记录,将守信和失信的分开,并对守信的小型民营企业在贷款时开通绿色通道。同时,小型民营企业要建立企业信用机制。企业内部要建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配备专职人员,管理和监督本企业的信用关系,并制订企业信用管理规则,将信用管理贯穿客户开发、合同管理、贷款回收等整个交易过程。另外还可以建立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化运作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利用专业和人员优势,对民营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查、分析和评估,为其提供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信用服务,弥补商业银行自身掌握客户信用信息不足的状况,把银行的经营成本减少到最小。
3创新适应小型民营企业特点的融资方式
由于我国小型民营企业自身的信用危机,经营模式等原因,在金融融资的方面一直处于劣势。通常小型民营企业的不动产非常有限,他们的不动产并满足不了去银行贷款的标准,因此就希望用动产抵押的方式去争取贷款。动产抵押是指抵押权人对债务人不转移占有,而针对其提供担保债权的动产设定抵押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可以占有抵押物,并可以出卖或申请就其卖得价钱优先于其他债权而受清偿的担保形式。具体可以开发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存货融资、应收账款融资、仓单抵押融资、知识产权担保融资等新的信贷品种。
4推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建设
前言:
"您好,现在讲电话方便吗?"相信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中人听过这样的开场白,当然打电话的人可能在推销房子、保险或者电话套餐,不过相信很多人都有心里准备:猎头来了。猎头定义及由来,在很多文章中都有描述,在此就不赘述,如果简单通俗归纳总结:猎头就是专业招聘。主要对口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中招聘部门,类似不同类型的咨询业务,每一类咨询业务都是为了企业的某项专业职能而服务。这样的商业模式似乎已经深入到每个行业的各个职能,并且有诸多举世知名的公司, 举个例子:麦肯锡咨询、波士顿咨询这种咨询业的殿堂级公司主要针对的是企业战略部,由于公司战略对公司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他们就代表了咨询业的顶级水平。而澳美、李奥贝纳等国际4A广告公司企业也是咨询类公司,他们主要为企业的市场部服务,为企业在产品以及品牌宣传出谋划策。猎头公司中也有顶级的公司例如海德思哲、光辉国际等。
猎头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咨询公司类似,都是舶来品。随着中国引入外资后,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自1992年中国沈阳成立第一家猎头公司,至今已经有二十二年的时间,在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二十年已经足够让一个这种咨询的细分行业从最初的萌芽发展到成熟。作为在这个行业中浸了8年的招聘从业人员,笔者不算是资深人士,但的确看到了这个行业发的种种变迁:我们服务的对象从外企到民企再到国企,甚至下一步到政府部门。 本文的主旨就是在阐述在不同时期猎头操作实务针对不同服务对象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与不同,当然每一种类型的企业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服务需求,但笔者也观察到,这种差异也有融合的趋势。 在此,笔者将企业类型大约划分为:外资集团公司、中等规模外资公司、大型民营集团公司、中等以及一般规模民营企业。
一般操作实务即外资企业与猎头公司操作实务:
如上文所讲,猎头行业在是随着外资进入中国而诞生发展到成熟的,可以说外资企业是培养中国猎头最初的土壤。猎头最初的发展是完全按照外资公司的要求以及标准开展业务的。
猎头类型的选择:
猎头类型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早期最主要的标准就是付定金(retained base)以及不付定金(contingency base)两种。定金本身是企业公司付给猎头公司的启动资金,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公司招聘的需求是真实可信的,第二、猎头公司将指定专业顾问以及团队付出时间成本。虽然说目前的情况是不同的。由于企业其实是来自于不同的行业,因此,许多精明的猎头公司创始人已经就行业做出选择,因此企业在选择猎头的时候也通常会看猎头公司过往成功的案例,以及之前行业人才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很多真正的外资猎头公司开始并没有行业的划分,他们所秉承的理论是:行业知识是可以快速积累的,而猎头拥有的技能是可以通用于任何行业,猎头最大的价值在于根据企业与职位需求快速在市场上搜寻到适合的人才。
合同的主要条款说明:
正如一般合同签署中的重点:合作内容、时间、金钱、违约责任,在猎头合作中这几方面也都非常重要。由于咨询合同并不涉及实务,猎头公司是为企业推荐候选人,所以合作内容是基于企业职位说明书的要求推荐给企业的候选人的简历以及猎头顾问的专业评价。时间就是在多长时间之内,猎头公司可以为企业推荐到适合的候选人,其实,企业是非常在意这一点的,时间就是金钱,企业之所以花大价钱请猎头公司也是基于节省时间的考虑。至于金钱方面,如销售的方式,猎头是以收取佣金的方式核算最后收取的费用,而计算的基础是最终成功候选人的年薪。
开始合作前的准备;
当合同签署之后,合作开始。笔者本身是非常喜欢同外资公司合作,相信绝大多数的猎头同行都有这样的偏好,究其原因,与外企的人力资源的人士进行合作,无论结果如何,大部分情况下的确是个愉快的经历。通常情况下,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HR经理或者直线经理大多数是专业人士,他们对自己的需求相对比较明确(外企特别是知名外企公司制度体系比较完善)、对猎头公司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他们愿意让猎头了解更多企业的文化、团队的特点以及直线经理的个人偏好。当猎头了解到这些信息后,在寻访人才方面才能更加精准、迅速。
合作过程中的配合:
猎头与企业招聘部门的合作总的来说有两个目的:第一、不言而喻,按照职位说明书的要求帮企业招到适合的候选人;第二、间接的但也是重要的,帮助企业了解目前市场上相类似行业以及职位的候选人的相应状况。这样的状况可以帮助企业更加清楚自己本身的职位需求在大市场中横向比较、看看是不是具有良好的竞争力。所以,当猎头将市场的状况及时迅速的反馈给企业招聘部门和直线经理后,有的时候后者也会根据市场状况调整职位需求:例如候选人的行业背景、职位级别、或是薪酬状况等。双方的合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外资公司近年的发展趋势:
与大型集团公司合作
刚刚笔者简单地讲述了一般猎头与外资公司合作中的操作实务。其实,就笔者从业多年的观察,猎头公司的操作随着服务对象的不同、以及服务时期的不同,变化也非常大。即便是上文提到的外资公司,虽然合作本质没有不同,但具体操作的技巧和规范方面确实让人有种今时不同往日之感。举个例子:笔者所在公司曾经服务过一家国际知名IT外企,10年前他们在中国有几千人,在与猎头合作时基本上是各个事业部各自为政,从猎头的选择、合作的准备以及配合等方面都是各个事业部的人力资源部门说了算。猎头与招聘部门的合作相对比较个性化,一般摸清楚对口部门的需求就可以顺畅的进行。但随后他们进行了系统化、标准化、集中化的整合,所有的操作都变得非常条例化:总部进行猎头的选择,一般有超过10家猎头同时在服务;对候选人硬性技能方面有哪几条;他们来自于什么公司;在提交候选人报告的速度以及数量方面是什么要求,甚至猎头对候选人的初步面试问题都有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猎头基本上就是该企业继内部推荐、网络招聘之后的另外一个搜索简历的渠道。基本已经丧失对候选人进行综合判断的需求。猎头公司提交的产品已经不是候选人报告,而是候选人简历。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被集团化同时具有大量相似职位的公司特别是IT公司所采用。当然对于企业来说这样的操作无疑增加了与单个猎头公司的谈判力,从而降低了招聘成本。
本地集团公司
如上文提到的,随着猎头的发展服务的对象从外资公司到中国本土公司。目前中国大型民营集团企业与猎头的合作基本是普遍现象,而在十年前双方的合作还是凤毛鳞角。现在大型集团通常都有多家猎头工作提供专业招聘服务。当然,本土化的特色体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就笔者的经验来看,这类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快”, 内部需求变化快、要求提供人选的时间快、领导决策快等等。中国集团化公司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见证,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土壤中最先崛起,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润;同时他们也深谙成功之道即 “抢占先机,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注定了猎头行业在配合本地集团公司发展中是要以速度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事物的反面是,速度有很大机会是以质量作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