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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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但在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与食物相关的猴子，莫过于吹的糖人――“猴吃蜜糖”。

天津吹糖人的小贩，会挑一副担子走街串巷。担子由前后两个木箱组成。前箱下边放置一个小煤炉，炉上放着一只小铜锅，锅内盛有糖稀。木箱上钉着一个H形有孔的木架，吹好的糖人有根竹签撑着，可以插在木架上。这后面的木箱放些煤球、扇炉子的破扇等杂物。

小贩将担子挑到胡同口，放下担子，见有儿童围拢过来，即把后面的木箱移过来当凳子坐，然后将前箱推向前，以便伸手从铜锅里取糖稀。吹糖人的糖稀是以麦芽为料熬制的，吹得时候必须加温，否则硬邦邦的无法吹。吹时，小贩用一根吹管挑出一圈糖稀，根据买糖人小朋友的要求，吹出金黄色的苹果、西瓜、葫芦、小鸟、老鼠偷油、猴吃蜜糖……还有的小贩会在木箱上放一转盘，盘上格中有从简单的糖饼到复杂的龙凤等不同图案的糖人儿，孩子花一样的钱，全凭运气得到糖圈圈或是一条活灵活现的糖龙。

糖人儿分两类，一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立体的动物或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用小铜勺盛着冰糖稀直接在石板上画出来的糖画儿，粘上小木棍，待晾凉后用小铲一撬即得。笔者幼时最爱的“猴吃蜜糖”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那小贩就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民间艺术家，一团糖稀在他手上捏捏吹吹，瞬间就出现了一个俏皮的猴子，尖尖的嘴，长而弯曲的尾巴，最实惠的是那猴用爪子捧着一个小碗，里面盛着甜甜的糖稀，真是好玩又好吃。上海也有在里弄中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他们可以吹出五颜六色的水果和糖人，不过，那种染了色的糖稀有毒，不能吃。现在，街头上吹的糖人因为不卫生，已经很少有人吃了，有些合乎卫生标准的糖艺品会作为装饰物，出现在宴会的菜品碟头上。

大圣的血统

笔者生长在天津南市，是看着连台本戏《西游记》长大的。舞台上锣鼓响处，从后台蹦出一只猴子，连翻筋斗，全场观众顿时喜眉笑眼。再演到孙猴子凭着一根棒子打败了很多凶神恶煞的“大花脸”，更让孩子们看得过瘾。待到上学念书了，才知道舞台上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吴承恩是中国人，《西游记》是中国小说，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是假想的中国仙境。所以，对于孙猴子是国产的，在幼时的笔者心中，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对于孙猴子的血统，博士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从印度进口的。”（《〈西游记〉考证》）学者郑振铎先生1934年在《Y偻集・西游记》中也指出：“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努曼（Hanuman）的化身。哈努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n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时，也多及哈努曼。他是一个助人的聪明多能的猴子……在印度，他是和拉马同样为人所熟知的。（至于）什么时候哈努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努曼变成孙悟空？我们不能确知。”只是留给了我们追溯考证的一丝线索。

其实在印度，有关猿猴的故事非常多。直到现在，印度古典舞中还保留有猴神协助拉马攻打恶魔的节目。那么，印度的哈努曼和我们的孙悟空是否系偶然的巧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古代佛坛讲经，常有援引故事阐明经义的通例，它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渐及东方，在汉魏时期输入我国。早在三国译出的《六度集经》卷五的《国王本生》的神话传说中，就描绘了人王和猴王率众猴与邪龙搏斗的故事，它是据此敷演光大的《拉马耶那》的前身之一。学者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叙有顶生王升天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拉马耶那》哈努曼的故事时，认为：“殆因讲说《大庄严经论》时，此二故事适相连接，讲说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并合闹天宫故事与猿猴故事为一，遂成猿猴闹天宫故事……此《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之起源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册）此说是有道理的。

从现有资料看，孙悟空的形象较早出现于宋元之间。现广东省博物馆陈列着一件元代的唐僧取经瓷枕，上面绘有孙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的画面，颇矫捷威武。瓷枕上《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皆已齐备，说明当时取经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后来，吴承恩之所以能写出《西游记》，是根植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痛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寄希望于神魔世界的豪杰之士，来表达“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思想。

在文学研究领域，曾有人因中国神话散亡仅存零星而谓我民族为“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其实不然。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见《国语・鲁语》韦昭注）的记载到《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古狱渎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都写过猿猴成精作怪的故事。

可见，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既不是中国猴，也不是印度猴，而是混血猴。这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远赴印度学制糖

那么，我们日常食的糖，其制糖工艺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糖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等7大类，而碳水化合物中的一个葡萄糖分子在人体内彻底氧化后即可释放出一定的热量（能量），所以食用适量的甜味食物，对人体是很有益的。

在我国的古籍中，“糖”字出现的较晚，最早出现的是“蜜”“石蜜”“饴”等字。蜜指蜜蜂采集花粉酿成的甜汁。石蜜是什么呢？《异物志》说：“交趾草滋大者尽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那么，什么是饴呢？《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饧又是什么呢？《辞海》说：“‘饧’，古糖字，亦作 ，后特指用麦芽熬成的糖。”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制作吹糖人的食材。现在我们清楚了，“饴”指软糖，“ ”是“糖”的古字。“饧”字古时泛指糖，后世则专指用麦芽熬成的糖。

那么“石蜜”到底是糖还是蜜呢？这个答案在《唐书》中有：“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原来，“石蜜”其实不是蜜而是糖，这种“取糖法”是我们派留学生去“取其法”而学来的。这样，我国古代制糖技术的脉络就基本清晰了：“蜜”“饴”“饧”我们古已有之，甘蔗却是不知什么时候引进的。

甘蔗这种植物，其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国。“甘蔗”这两个字也很可能是音译，因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写法也就五花八门，《子虚赋》为“诸蔗”，《杖铭》为“都蔗”，《神异经》为“ ”。同时，甘蔗传到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栽培，品种繁多，应用也各有不同。

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人生漫笔》中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季老惊喜欲狂，啃开了这个硬核桃，解决了学术上的不少疑团。季老考证认为，“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sarkara”。这就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中国在唐代之前能够自制蔗糖。当时，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说明印度在制糖技术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经过学习后自己在制糖方面“色味愈西域远甚”，如此看来，糖本身虽然是个小东西，然而却驮着长达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篇2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篇3

新疆古代称“西域”，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地方，历史文化独具特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众多民族以开放的胸怀吸收着外来文化，并不断地融合、创新，进而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丰富着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宝库。大量的历史文献和众多的出土文物，再现了新疆包括体育在内的民族文化昔日风采，也是我们研究民族体育及其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图通过文献与文物的互证研究，探讨民族体育交流融合的特征轨迹，为弘扬和发展民族体育文化提供有科学价值的历史借鉴。

1、达瓦孜

达瓦孜是维吾尔族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展现维吾尔族民族聪明智慧和高超技艺的体育活动，现已享誉世界。达瓦孜的起源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其中一种说法是：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在空中活动的妖怪，时常兴妖作怪，残害百姓，后来，有一位青年为了消灭此妖怪，在地面上竖起一根30多米高的竹竿，并用一根60多米长的大绳连接竿顶，他赤脚沿着竿顶与妖怪展开搏斗，将妖怪杀死，为民除了害。从此以后，达瓦孜便成了英雄的象征。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却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关于达瓦孜运动在历史文献及文物遗迹中均能找到相关的线索，《突厥语大词典》有走软绳，耍达瓦孜。人走软绳了，即在绳子上面嬉戏了等词条。杨彬在《新疆游记》中有“妇人善歌舞，娴百戏，折斤斗，踏铜索然”的记载。据《晋书・乐志》记载，东汉年间绳技随佛教传入中原，从西域来的佛教徒曾在宫廷表演，表演时，把长绳系在两根大柱头中间，绳两头各一名，同时向绳中央行走并在绳上舞蹈。《新唐书・回鹘传》也有“黠戛斯……乐有笛、鼓、、篥、盘玲，戏有弄驼、狮子、马伎、绳技。”的记载。《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回人，有能绳伎者，与内地不同。内地走索之法，两杆于地，以索平系于杆，而人往来其上耳。回人则立一木，高数丈者，其颠斜系长绠，属于地，回人手横一木，取其两头轻重相等，不致欹侧，则步绠，唱歌，良久始下。”这段文字明确了达瓦孜与内地走索的明显区别。《清朝通典》卷六十四，二，回部伎记载，“用一根，二寸，长一丈余，或用麻一根，二寸，长三丈余，横於架木之上。架木高二丈五尺，又下曳一，斜於地面之，一边立桅木一根，高六丈。回人服衣，两手木一根，赤足自地登斜上，履而走，往返游于上。既而又服其靴，足掌下加一，踏而履，亦可往返行之。或去，踏一立木，二寸许，高五寸许，游於上亦可，或履或行或跳或，或跨而骑或坐而起，如履平地然。下立回人一，亦服衣鼓而喧於下。既，左弓，右矢，抱桅而直上，至桅顶，地设帽球一枚，授弓而射之。”《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五，二十一也有达瓦孜表演的描述。乾隆皇帝曾在北京多次观看过维吾尔艺人的达瓦孜表演，与词臣共赋“观回部绳伎联句”诗，赞叹其技艺的惊险和神奇。

清宫旧藏《胪欢荟景图册・回人献伎》图，描绘了维吾尔人表演高空走绳即“达瓦孜”场景，记录了1761年，叶尔羌诸部进京入觐，回部绳技至圆明园献技史实。自治区博物馆保存的建于七八世纪的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伎乐俑中，有一对手持平衡杆脚高高翘起的陶俑，其形态酷似今天的达瓦孜动作。拜城县附近的克尔孜千佛洞第77号洞窟的壁画中也有表演达瓦孜的绘画。龟兹石窟因缘故事中也有“表演走绳索之技”的内容。

在近代体育史上，达瓦孜艺人曾赴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等国家表演，向世界人民介绍了达瓦孜，对促进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达瓦孜已被列入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发挥着突出的多功能作用。

2、民族式摔跤

摔跤是新疆多民族共同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由于受生存环境和生产特点的不同以及民风民俗、生活习惯的影响，各民族摔跤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形式，各具特色。维吾尔族称“且力西”；蒙古族称“博克”；哈萨克族称“库热斯”；回族称“绊跤”；藏族称“北嘎”等。新疆民族式摔跤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汉书・张骞传》记述公元前2世纪时，西域的摔跤已很盛行，那是称摔跤为“角抵”。元朝的职业摔跤手叫“角抵者”，由“勇校署”统一管理，在西域还专设“校署”，统管各个民族部落的摔跤等竞赛活动。《突厥语大词典》收录了“勿与姑娘摔跤，勿骑裸马奔跑”，“他和我摔跤了，在摔跤中比试我们谁有能耐”等词条。《白头巾女神》中有“四方聚来灵捷的力士，搂腰抱腿相较量。较力较技较速度，如同肉搏在战场。最喜两强来相持，一对雄狮战沙岗”的精彩描述。新疆图志还记载：“婴儿四五岁行割礼，诸戚友相率馈物致贺，为赛马斗跤之乐。英雄史诗《江格尔》中对摔跤的服装、比赛前的仪式，摔跤的技术动作等都有详尽的描述。

民族式摔跤不仅在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考古发现的历史文物成为民族式摔跤活动的物证。1983年巴楚县的“琼提木”遗址中发现的古代摔跤手陶俑，其姿态造型与现在开展的维吾尔摔跤相似。据考这个陶俑所表现的是7～10世纪时回鹘摔跤手的风采，说明早在那个时期维吾尔族摔跤已相当普遍了。在新疆各地发现的古代岩画也有似乎在比试体力，两人相拥做摔跤动作的画面。从古代角抵到后来的摔跤，历时数千年，这类竞技活动相沿成习，发展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

在山西省西安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了两个雕刻精美的放行铜牌，上面镌刻的图案中有两人两马。人物造型为身穿长及小腿部的宽腿裤，作摔跤状，人物的面貌特征为隆鼻、披发。两匹骏马相向而立。考古学家研究认为，他们可能是匈奴出使汉朝的使节或其随从人员。该图案所表示的摔跤姿势与哈密、吐鲁番、托克逊的现代切里西跤式颇为相似。显示出古代西域与中原体育文化交流之实情。中原地区的体育文化既深受西域体育的影响，同时对西域体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这种体育文化间的密切交流，加深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间的友谊，也为我国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地贡献。

3、民族舞蹈

舞蹈出自于游牧民族，而且也传播于游牧民族，这在考古学上也得到了证实。在新疆各地以及内蒙古等地发现的舞蹈岩画，再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充分显示了先民们与大自然斗争中所表现的坚韧活力与豪迈气概。至今许多民族仍保持真酷爱歌舞的传统。早在汉代，西域就有著名的龟兹乐舞，它以舞姿飞旋如风、音乐美妙迷人而广泛流传。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密切，西域地区有不少各民族艺人带着自己精湛的技艺，先后进入中原，使西域的音乐歌舞等传入中原，并影响到中原舞蹈。在各民族长期的文化交流中，西域舞蹈和中原地区原有的舞蹈相结合，形成具有新风格的舞蹈。在山东省济宁古亢父城汉画像石上有一幅乐舞百戏图，更能显示出古代西域与中原乐舞交流之实情。其乐舞图分上下两组，上组为10位乐人，全部坐姿，戴冠着袍，是汉人面容和装束。下组为舞人，表演者均为高鼻、、椎髻之胡人形象，分别演出舞轮、跳丸、掷倒与鼓舞。从乐队（上组）与舞蹈（下组）两部分来看，是中原乐队与胡舞杂技的结合。由此可见，古代西域舞蹈已经交融于中原文化之中。西域民族体育在与长期与中原体育交流融合的影响下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我国宫或民间的许多游戏活动都来自少数民族，如狮子舞是从波斯传到龟兹，又从龟兹传到内地，并很快流行开来，为我国各族人民所喜爱，在民间流传至今。击鞠，即打马球，是唐代十分盛行的体育活动，最初从吐番传入，历五代、宋、辽、金、元、明而不衰。事实上西域是丝绸古道上中国与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域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台，这种交融贯穿于古代历史之全过程。

【参考文献】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汇编[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2]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

[3]王天军.从历史文物看西域体育文化及其特征[J].体育文化导刊，2004（4）.

篇4

文／徐惠芬

英国馆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建筑师凯特琳娜・迪恩表示，英国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国度。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人对大自然就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很多植物可以治病。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基尤千年种子银行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子保存计划，全世界的各种种子都将被冷冻在地下环境中。基尤千年种子银行的这个计划给了我们灵感，因为我们发现这些美丽的种子，每一颗似乎都在述说一个故事，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设计将故事呈现出来。

体现英国人崇尚自然的历史文化

“英国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建筑，你走进去的感觉会像是走进一座图书馆，光线有点幽暗，你在这里与古老的手稿相遇。我们希望这一刻人们不要说话，而是心怀敬畏，沉思冥想，庆祝我们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是这个建筑也被称为‘种子圣殿’的原因。”

凯特琳娜告诉我们，整个设计团队都对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记忆犹新，正是那届世博会，让设计师们开始考虑如何通过一个建筑来展示一个国家。当年的情形是，观众人山人海，却像浮萍一样迷惑，因为不知道该去哪个馆，每个馆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设计一个自己会说话的建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观众吸引过去，是英国馆设计中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而设计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要如何来回应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开始考虑那些最基本的因素，首先我们想到英国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国度，城市史上第一个公共公园1840年出现在英国德比郡，它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体现人类对于自然的珍视。英国有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城市，比如伦敦，它是世界上人均绿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人对大自然就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很多植物可以治病。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基尤千年种子银行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子保存计划，全世界的各种种子都将被冷冻在地下环境中。有趣的是，这个计划中冷冻种子的大楼不在园内，而在靠近伦敦盖特维克机场的一个建筑物中，所以如果人们想看到这些种子，可不太容易。基尤千年种子银行的这个计划给了我们灵感，因为我们发现这些美丽的种子，每一颗似乎都在述说一个故事，我们希望能将故事呈现出来，让观众看到自然是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这些种子是最简单最有力的介质。”

“最具创意”之馆将不断带给观众惊喜

对于上海观众来说，英国馆的“成长”是一个更为有趣的互动过程，因为早在2007年。英国外交部就曾经将凯特琳娜设计拿到上海，听取观众建议，并根据建议做了调整。而在一项民意调查中，英国馆也被上海观众认为是“最具创意”之馆。

在主体建筑的，英国馆还拥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露天场所，它被别出心裁地设计为“一张拆开的包装纸”的样子，寓意英国人民将“种子圣殿”作为礼物送给上海世博会。“包装纸”的四个角配合主题，都是被掀起的样子，而它们临空的部分正好可以为观众提供遮风避雨的去处。中间软草做的地面感觉非常柔软，人们可以坐下来，甚至躺在上面。设计师没有在这上面设计道路，因为他们认为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设计师为观众还保留了更多的选择，如果你时间充裕，你可以走过草地，走进英国馆慢慢参观：但如果你赶时间，你完全可以只是走上草地，触摸一下英国馆。从展示的模型中还能看到，在草地四周的下部，通过一座桥，还可以进入到一些更加详尽的展示区，第一个是关于“如今的英国大自然”，第二个空间内将是一些对未来的展示。

阿联酋馆演绎沙漠之国的“魔法”

文／临风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大面积土地被沙漠或盐碱地覆盖的国家，总是不断创造着令世人昨舌的城市奇迹。无论是迪拜的七星帆船酒店，还是堪称世界第奇迹的棕榈岛，都更像是在沙漠里上演的“奇幻魔术秀”。

“神奇”和“梦幻”就是阿联酋最拿手的戏法――在沙漠地带建设出令人惊叹、如此繁荣与富庶的城市。而此次上海世博的阿联酋馆。则延续了其一贯的魔法般的精湛工艺以及高超的设计水准。

将“沙丘”搬入城市

这样一幢雄伟的“沙丘”建筑物正是阿联酋国家馆。环绕一周，发现它正是从沙丘那不断变换的形态中汲取灵感的。外形逼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你都能清楚地辨识出沙丘的特征。它“坡面”高达20米，微风吹来，你是否感觉到沙的流动7用手去触碰，却发现原来是“魔术戏法”。它表面的不锈钢面板呈现出一种富于变幻的色彩，从不同角度观察，呈现不同色泽，由此来模仿流动沙丘的光感。

为了体现逼真的效果，展馆外部还仿效了风向造就沙丘的特征。向风面将上海的风偏转，并保护半透明的背风面，免受强风和烈日的伤害。展馆履行了太自然沙丘的角色，并用沙丘形式达到了最合乎环境要求的可持久设计。当整座展馆出现在参观者眼前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它那柔光四射的外表，不禁浮想联翩。

穿越浩瀚的沙漠，和海岸相接，这是阿联酋最显著的经历。多少年前，阿联酋的城市奇迹般地在沙地上崛起，2010年，城市中又还原出一片神奇的沙地。这将是多么独特的体验J阿联酋将“沙丘”带到中国来，正想将这令人回味的景观作为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率先体验沙漠绿洲的奇迹零碳城

早上醒来搭个人快速公交去上班，进入办公室打开用光电太阳能发电的空调，中午品尝再循环水种植和加工的蔬菜色拉，晚上回到家用太阳能海水脱盐分离系统产生的洗澡水沐浴……这一切都不是白日梦。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正紧锣密鼓建造的“零碳城”里，一切都将成为现实。如果你想对世界上首座“零碳城”一探究竟，在阿联酋馆内就可以先睹为快了。

你会发现，阿联酋城市日照充足，太阳能的利用将是“命脉”，“零碳城”中太阳能将无处不在。经过太阳能提供能量的脱盐系统之后，成千上万吨的淡水将被送进千家万户。全智能无人驾驶电动汽车将为城市中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在这里，阿联酋人的日常生活画卷铺陈在你眼前，处处可见能源效率和环保的箴言警语。身临其境般地体验着这一切，人们和阿联酋人共同憧憬“绿色图景”。

依靠自然能源而富裕的阿联酋，深知能源总有耗尽的时候。因此，在能源产业发达、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阿联酋对环保尤为重视。阿联酋也期望在 上海世博会上，用其独特的方式讲述有关能源利用方面的故事，给世界各地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瑞典馆“上演”电子竞技

文／王铭泽　沈　量

瑞典参与上海世博会的三个主题词是“可持续发展”、

“创新”以及“交流”。电子竞技作为瑞典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将在此次世博会亮相瑞典馆，为中瑞两国年轻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

前不久，东方网董事长兼总裁李智平、CPL职业电子竞技联盟全球总裁华伦西亚、华侨城成都总经理张大帆以及瑞典DreamHack总裁雅彭士达共同签署了“2010年CPL全球巡回赛”在中国的承办协议，而位于上海世博园区里的瑞典馆也首次成为这次巡回赛的主要赛场。将电子竞技与全球性的世博会相结合，这在世博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将为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各国游客带来更多元的文化体验。

两国年轻人的交流新平台

DreamHack总裁雅彭士达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线下游戏比赛组织，世博会期间，DreamHack将在瑞典馆举办很多以青年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包括电子竞技、数字音乐、数字电影等。其中，“2010年CPL全球巡回赛”将在瑞典馆举行。这个比赛是DreamHack跟CPL一起合作策划，同时也会和东方数娱合作，在世博会举办完了之后，冠军或者前几名的选手都有机会飞到瑞典，再进行全球性的总决赛。此外，除了把中国的年轻人请到瑞典之外，也会把瑞典的年轻人邀请到中国来，以数字娱乐这样的载体作为一个桥梁，让两国的年轻人进行文化交流。当然，这部分不仅局限于年轻人，整个过程当中也将增进两国之间以及姊妹城市之间的交流。整个过程还将采用不同的方式，包括其他的数字文化娱乐手段。

据了解，在瑞典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加入DreamHack，基本上是年轻人自带家里的电脑，并且有一个政策一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吸毒，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大聚会，甚至传闻中瑞典王子都会参与其中。这么多年来，很多年轻人从全球各地赶到瑞典参加DreamHack活动，其中85％到95％都是瑞典和欧美的选手，而在亚洲也有一些玩家参加过这个活动，包括中国的知名选手。历史虽短发展迅猛

电子竞技是数字娱乐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早在1986年，国内的大街小巷就开始风靡各种“街机”游戏，其中以“街头霸王”最为著名，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玩游戏高手。但那个年代就算游戏玩得再好，也永无“出头”之日，只会被斥为不务正业，虚度光阴。转眼间到了1997年，电脑已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普及，随之而来的是让很多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电脑游戏。由此孕育出一个全新的产业――电子竞技。爱好游戏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玩游戏不再是丧志，只要你能成为玩到最高境界的那个人。你不仅将被众多游戏同好“顶礼膜拜”，还将赢取不菲的奖金!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产生了不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竞赛组织。如前面提到的CPL以及DreamH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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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红增，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淇楸、毛筱倩，广西民族大学2012级人类学专业学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072-006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ITS VALUE

IN NEW SUBURB VILLAGES： the Example of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Qin Hongzen， Wang Qinqiu， Mao Xiaoqian

Abstract： Seeing from the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e suburb of cities occupies important location in future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it will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Yet，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s， or even has been neglect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as an example to take apart of how the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blends into th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The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 not contradictive This is where the new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is

Key Words： new type urbanization; new suburb village; minority culture; local government

一、研究缘起与概述

2006年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指出，中国自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其中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1]由此可看出城市郊区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该报告还指出，未来中国社会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上下几千年所延绵的文化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小农经济土壤里。因此，人口进城也意味着文化进城，“文化重构”是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必然问题。

就近些年来的实践看，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可粗略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是“内生型”，即乡村社会主要依靠自身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如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兴办乡镇企业、经济开发区等实现的城市化，原来的乡村变为相对独立的城镇或卫星城，譬如东莞市就是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城镇构成。离区域中心城市较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借助农业产业化、外出务工，以及旅游、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实现的乡村都市化。

在这些地方农民的身份、居住地虽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生计方式、消费观念，甚至组织方式（如成为公司的农户、员工等）已被纳入城市范畴。二是“外推型”，即乡村社会由于城市扩张而被“城市化”，典型的如“城中村村民”“城郊农民”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是无地或失地农民，是通过“新村”营建如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等造城运动，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其身份虽已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场所、生计方式、消费观念也渐渐向城市靠拢，但乡土社会固有的地缘性不但没有被触动或弱化，反而因为其要面对强大的城市扩张力量，迫于寻求新的谋生手段而得到强化，其农民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身份更容易得到高度认同。[2]

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都面临“文化重构”问题，但不同的转型路径，重构方式也有所差异，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也难以借助几个模式来概观。不过就现有的社会实践及学术界的研究而言，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是民族或乡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即立足于乡村自身的人际网络、土地、生态等，开办各式各样的农家乐、渔家乐、牧家乐、山家乐等，搞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以有效地把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观念结合起来，满足城里人或外地人闲暇消费需要。如笔者曾研究过的桂中武台新村的例子，乡村民众充分利用自身交通优越、生态良好、奇石丰富等优势，发展了以民族文化、奇石文化为特色的农家乐。[3]类似的例子可说是多不胜举。[4]二是“留住乡村文化”，这类大多为乡村城市化较为成熟的区域。相较于城镇的繁荣，原有的乡土文化凋敝零落，这有违于城市化的初衷，于是兴起了“文化留村”等保护乡土文化浪潮。譬如浙江省近些年来推行的“农村文化大礼堂”建设等。[3，5，6]三是城市或城郊“新村”文化重构，迫于城市失地或少地农民的生计，以往这类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农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在新的生存境况下，农民如何重构民族或乡土文化却涉及很少。但是这类村落由于被纳入到了城市发展的体系以内， 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历经了巨大变迁，文化重构形势更为严峻。

从目前中国内地城镇化实际情况看，“城中村”被视为顽疾，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对于市郊而言，这样的理念显然是不对的。从目前境况来看，中国快速地、贪大求全的“造城”运动已显现出不少弊端，而如何发挥“城郊”的优势则成为新型城镇化必然考虑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更应当在这一区域进行“文化重构”，并形成有别于城市与乡村的“城郊文化空间”。可喜的是，近一两年来，随着保护乡村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学者也把眼光放到城镇化与文化保护方面来。如张士闪就提出要“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并提出了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培养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让农民自我发展等措施。[7]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研究对象南宁市郊留肖壮族新村就是例证。

留肖壮族新村原名留肖坡地，人口340余人，是以壮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新村”建设工程于2006年3月启动，目前建成的90户房屋中，已有89户入住。近年来，该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山地鸡养殖、鱼塘养殖、花卉苗木种植等特色种养业，走出了一条有产业特色、经营规模化的城郊型新村发展路子，并成为国家民委、财政部首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首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南宁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笔者曾于2008年前后陪同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去参观过一次，当时正在营建当中。2014年6月、11月，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又分别两次前往该村进行田野调查，本文即是在两次调查中所收集的资料上论述而成。

二、留肖壮族新村民族文化重构的空间解析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同的研究者，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普里查德在其著作《努尔人》将空间分为物理（朴素和实在，原本的）的、生态（人口密度及分布状况，当地人建构的）的和结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表达价值观，研究者建构的）的三重空间，更谈到在努尔人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联络紧密，即由于人的因素，在哪个时段、哪个场所举行何种活动是约定俗成的，从而形成“文化空间”的概念。[8]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空间就是文化事项与活动分布于特定空间与时间交叠形成的场域，而这种场域依据文化的脉络而定。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郊区被无限制地纳入到了城市发展体系，大量土地被征用，传统城郊村落要么陡然间楼房林立，变为人口密度大、拥挤不堪的“城中村”，要么异地搬迁，另立具有商贸、租赁、住宿等功能的“新村”。无论是哪类形态，农民传统的生计方式都已不复存在。他们主要依靠地租、楼租等租金生活，所寻找的新职业多为散工、零工，技术含量低，稳定性差，收入少。如留肖新村，尽管当地政府已下了很大力气，但在新的特色种养产业链中，当地农民仍处在最低端，由于在市郊，出租的土地、房屋，有时连租金都收不回，因此村民的居住环境虽有了较大改善，但相较高额的生活成本，目前的生活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如此一来，建立在土地及农耕之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破，原有的、承载民族文化的空间已不复存在。

从逻辑意义来看，只要有人的存在，新的文化空间便是存在的，只不过与传统的不同罢了。当然，由于是新村建设，又是城郊，相较原始部落，其社会构成更为复杂，虽然很难按普里查德三个空间逻辑来描述，但是仍属于村落“空间”，我们可以依循其中的建构逻辑与过程来剖析其中的空间文化构成。

（一）政府与社区精英主导下的留肖“新村”营造

从留肖新村营造缘起来看，政府与社区精英的合力是关键。旧村原在山坡上，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南宁市城区的不断扩张，当地村民就萌生了异地迁村重建的想法。当时市政府刚好酝酿启动旧村改造工程，于是留肖村就成为南宁市较早实行“旧村”改造的村子，也成为着力打造的城郊壮族“新村”。

案例1：留肖新村的规划与建设

在访谈过程中，留肖新村王队长说：旧村距离新村只有3公里的距离，但是环境就差很多了。以前在旧村的时候，山高，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整个城市。村道很陡，大概有1米多宽，只能通行自行车、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1980年的时候，开始分田到户，平均每人3亩土地，村里种了十几年的稻谷。在1986至1990年间，村民收入偏低，后来就种植辣椒、西瓜、甘蔗。因为农田收入偏低，一部分农田就变更为水产养鱼，但山路狭窄，所以收益不太好，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我20多岁的时候，就从村里走出来，后边其他人也陆续出来。1998年村里几位有威望的老人为了以后的发展，便商议村庄的重建事宜，后来所有村民也都同意了，我也帮着策划申请。新村建设是请专家规划设计，并且询问村民意见，村民全体同意后，才开始修建。我们村是壮族村，所以专家论证后，依据民族特色设计了图纸，村庄完全按照图纸的设计装修。此外，住宅也符合现代建房的标准，是按照防8级地震的标准建造。

（二）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元素与标识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面，村落文化体现在各类“物理”的空间当中，譬如戏台、庙宇、祠堂、学校等，典型的如侗寨里的鼓楼、风雨桥。如果没有了这些“空间”，村落文化便无从依附。经过持久的文化积淀，这些空间也就成为村落的“文化标识”，内化为村落“文化空间”。留肖旧村旧址就在离新村约3公里的山坡上，人们可以从高大茂盛的古树、破败的老屋、残存的晒场依稀辨出往日的景致，但与标准的村落文化空间相比，则少了许多。不过，在新村营造过程中，由于定位是“壮族”新村，壮族文化也就准确地体现在新村的文化“结构”里，新建的民居、办公场所、围墙，无一例外地将铜鼓等用作装饰，借以强调其壮民族内涵。换言之，新村里各类“物理”空间，已与壮族文化元素有机结合，以塑造出村落的文化标识。

案例2：留肖坡新村对壮族文化的融入

建成后的留肖坡新村有了文化活动综合楼、文化广场、灯光球场、文艺舞台、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等配套设施，整合并且融入了许多壮族文化元素。居民住宅外墙上的装饰图案，多为铜鼓、绣球、壮锦、收获的果实以及壮族日常生活的生产工具等。特别是村民小组办公楼墙上，巨大的铜鼓和绣球图案在村庄之外的路上都可望见。在新建的“民族文化长廊”围墙上，有的写着标语，宣传广西精神、雷锋精神、民俗留肖等;有的画着民族体育项目，例如抛绣球、板鞋舞、打陀螺、抢花炮等，都配有壮文;还有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典故的介绍。这不仅是对村民进行宣传，还给外来者提供一个了解留肖坡的窗口。

（三）留肖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在留肖新村的设计、建造中，充分考虑了壮族民众的居住结构、民间信仰等生活惯习，统一把居民住宅建成“干栏式”的4层楼房。一楼可以用柴火做饭，大厅设置神坛，2、3、4楼可以用来居住，顶楼可以散步、养一些鸡鸭，这使得壮族在长久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得到了留存，也使得壮族“干栏式”的建筑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

案例3：留肖坡村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留肖新村90栋家屋统一为4层“干栏式”居民楼，大门朝东南方向，一楼入内为大厅，正中是神坛，房间分别为主人房和厕所以及厨房，有些住户还和以前在旧村一样用柴火。2、3、4楼大都有两间房间，可为客房（套间样式），也可用作仓库等，每层都有1-2间厕所。村里有些人将新屋的几层租出去，或者是单间出租，甚至整栋楼都出租，不过也有不愿意出租的。顶楼为悠闲场所，村民可以在楼顶散步，也可以养一些鸡鸭。两栋互相依靠的楼房顶层的看似“小阁楼”的装饰，实际上还可以用来区分两栋楼楼顶的使用权。

（四）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展演

村落“文化空间”是硬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民族文化展现，仅是一些固定的文化符号外，新村文化重构可说是失败的。在留肖新村，当地人除了在空间上重构壮族文化外，还花了很大力气营造壮民族文化的活动氛围。如“每月一节”“节日文化展演”“民族工艺传承”等。

壮民族有着“每月一节”的节日习俗，大致为：春节的蚂拐节、陇峒节，二月的祭社节，三月的花王节、歌圩节、清明节、龙母节、布罗陀诞辰节、开耕节，四月的牛魂节（敬牛节）、拜秧节，五月的药市节、农具节、五月五，六月的诞辰节、莫一大王节、尝新节，七月的祭祖节，八月的请月神节、跳岭头节，九月的庆丰节，十月的赶降节，十一月的壮年和十二月的冬至。[9]从山上移居下来以后，留肖新村的“每月一节”节日保留了传统壮族节日习俗的框架和部分内容，还吸收了村外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节日传统，构建了新的“每月一节”节日习俗。

案例4： 村王书记谈新村“每月一节”

正月初七开年，这是一年最大的日子，既是客人最多的一天，又是过得最隆重的节日。

具体时间从初三到初七，新村在初七过节。到了初七这天，全村的家家户户都会摆酒宴请亲朋好友。二月初二为“春社”，是土地公的生日，当天要做糍粑吃，那是用鱼塘边一种叫白头翁（音译）的草进行加工的绿色糍粑。另外还要吃土鸡蛋。这一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饭。三月三主要的活动就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四月初八拾垃圾，节日气氛较淡，但每家每户在这天也会杀鸡、鸭吃。这一天有“四月八，拾垃圾”的说法，因为四月份下大雨，河上游冲来垃圾，就要捡起来。五月初五端午节，比较隆重，家家包凉粽。六月初六的牛魂节气氛比较淡。因为牛为人耕田犁地比较辛苦，特地让牛休息一天。七月十三到十五为中元节，也称“七月半”。这个节日非常隆重， 每家都要吃鸭肉，出嫁的女儿女婿都要回来，一起用餐。八月十五和汉族人一样过中秋节，吃月饼。九月二十九与三月三基本相同，都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但是村里人现在比较少人在这一天扫墓。十月留肖坡没什么节日，但是对面的路西村有吃糯米饭的习俗。十一月过冬至，各家各户吃鸡肉鸭肉。

十二月二十三“灶王节”，过小年，送灶王，打扫干净房子迎新年。

由于是地方政府重点打造的民族文化新村，因而在国庆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中，留肖新村会在村头民族文化舞台上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参与者不仅有本村村民，也有来外面的表演者和观看者。表演节目类型丰富多样，有民族舞表演，也有广场舞、健身操、电子琴演奏等现代流行元素，以及知识问答竞赛、唱红歌等环节。活动所呈现出以壮族文化为主的、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文化表演体系。

此外，留肖新村还专门建有“文化活动综合楼”，一栋独立的3层“干栏式”楼房。2008年初次参观时，当地陪同干部介绍说文化室除村委会办公用外，准备建壮族文化展示中心。2014年调查时，虽然还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一些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先期已经开展。比如用“竹笼机”制作壮锦，穿针引线做绣球等。陪同我们调查的兴宁区民族局马局长就说：为留住传统技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特色产业，2013年兴宁区民族局在留肖壮族新村开设为期半年的织锦、绣球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未来这里将成为兴宁区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展示基地。通过开办培训班，引进壮锦产业，不仅能丰富南宁壮族特色村寨的内容，促进少数民族特色工艺、文化的传承，而且能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掌握一门特色工艺技能，促进增收，走出一条特色产业道路。当地村民们也讲，土地留转后，家里的地没有了，但学习制作壮锦让我掌握了一门技术，以后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传统手工艺，既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也增加了一份技能，学成后我可以把自己手工制作的产品卖给游客，增加家庭收入。[10]当然，其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来验证，但至少已在城郊先行了一步。

三、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价值

2014年3月，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11]笔者也曾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等有机相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12]因此从社会整体转型看，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其价值在于防止在该类区域单向度“城市化”的发生，让郊区成为有力连接城市与乡村、现代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中间地带”，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文化传承”的核心内涵。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近年来，伴随着各地的造城运动，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等的建立成为城市向农村拓展、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区域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不仅导致诸多文化传统与资源的流失，也造成许多城市新城区千城一面、没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化伤痛。因此，作为联络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的城郊文化重构必须加以重视。

当然，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地改观。正如留肖壮族新村，在地方政府、精英人物、当地民众的协同努力下，民族传统文化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新的社区之中，这也进一步表明，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并不矛盾，“新型”城镇化之新正在于文化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特色，才有活力。所以，唯有不断推进郊区民族文化的重构，城镇化推进的过程才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深化过程，才不会产生“城市文化吞噬民族文化”的悲剧，才能够确保城郊作为城乡的交接地带所应发挥的文化传承、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功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R]北京，2006-02-08

[2]秦红增，郭云涛“南宁市城中村改造及村民市民化等问题”研究报告（内部资料）[R]南宁，2014

[3]秦红增，杨恬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实践[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4]秦红增，郭帅旗，杨恬农民的“文化自觉”与广西乡村生态旅游文化产业提升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2）

[5]鲁可荣，曹施龙，金菁文字留村与村落重振：乡村学校嬗变与村落发展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6]熊春文，折曦乡村学校的演进及其社会文化价值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7]张士闪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06

[8][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M] 褚建芳，闫书昌，赵旭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9]覃彩銮壮族节日文化的重构与创新[J]广西民族研究，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