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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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实现了人口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潜在的压力。

一、人口发展的新特点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每年都以7%以上的递增速度增加，但是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6.1%。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能单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压力。从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性别比长期偏高，将对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过多的人口制约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人口基数的庞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14.9亿之间。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GDP每年增长7.2%，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但如果人口总量达到14.5亿，就会使人均GDP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推迟3～5年。国际人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口每增加1%，就需要4%的国民生产总值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二）^大的人口规模给环境与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我国是一个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和严重的结构性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资源更是非常匮乏。就煤炭企业来说，这一问题更是非常突出，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井深的逐步延伸，采场环境不断恶化，矿井生产能力逐年下降。然而，人口的总量正逐年攀升，这些问题制约了矿井的经济发展。

（三）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我国16～64岁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水平者只占15.83%，在所有从业人员中，技术人才只占5.5%。而且教育水平在性别、城乡之间的差异还很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

（四）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1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3.51，性别比仍然较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性别比偏高的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l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因此，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三、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GDP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确保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就可以减少人口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距。

（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要从优生优育入手，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要从加大教育入手，强化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人口的劳动生产技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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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并通过这种两重属性与经济社会产生密切联系，现代系统理论将人类的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大系统，而人口、经济、社会等都是其子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及人口分布等人口系统的情况及其变动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凭空判断。

本文以广东省韶关市的人口数据为例，评价分析该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韶关市位于广东省北部，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将韶关市看作一个具有复杂功能的特殊系统，人口、经济、社会都可以看作这个系统中的子系统，以韶关市2000—2010年人口、经济、社会指标为例计算评价其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分析韶关市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及空间分布是否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协调性，全部数据来源于2011年韶关市统计年鉴。

二、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全面、客观地评价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状况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应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能够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涵。2.实用性原则。合理地选择指标，指标数据应易于统计，统计数据能确保权威性。3.完备性原则。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能反映和测度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4.可行性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主要指标，那些在统计上无法量化、数据不易获得或相对不十分重要的指标可暂时不列入。

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相关原则，选取的指标如下：

三、人口、经济、社会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评价的原理及具体步骤如下：1.收集整理基本数据，采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后的数据；2.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求相关矩阵、特征根、本文由收集整理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3.求主成分及其得分；4.计算各主成分的得分与其特征值的乘积和得到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本文利用spss软件处理上述数据，可自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计算主成分得分。

下面以人口子系统为例，简述系统评价过程：

第一步，收集原始数据，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所选变量的值见表1，将表1中的6个变量数据粘贴至spss软件中，利用数据分析、降维、因子分析进行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分析软件输出的公因子方差见表2，表2给出了提取公因子后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它刻画了全部公共因子对于变量xi的总方差所作的贡献，说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变量信息的百分比。例如，提取公共因子后，变量x1的共同度为0.980，即提取的公共因子对变量x1的方差做出了98.0%的贡献。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说明变量空间转化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多的信息，因此因子分子的效果是显著的。

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韶关市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2000—2010年人口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以前是上升趋势，以后呈下降趋势；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按时间顺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年以后人口系统水平又变回负值，2010年水平与2000年相差不大，说明人口方面2005年以前是不断进步的，2005年之后水平呈现逐年退步趋势；经济、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07年之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这与韶关市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建设取得了与日俱增的进步密切相关。

四、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韶关市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呈现出不同趋势，其中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变化趋势相同，而人口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在2005年出现下降趋势，如果韶关市人口水平继续沿此下降趋势发展，人口问题可能会成为制约韶关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不利因素。

导致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出现先升后降趋势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韶关市人口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尽管韶关市户籍人口每年都以低速增长，但常住人口数量自2005年292.26万人以后不断减少，2010年人口数量降至282.66万人，这主要是由韶关市劳动力流出数量大于流入所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于缓解资源压力、农民增加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转移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本地农业生产劳动力减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高素质劳动力大量转移对本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不利影响，例如韶关市本地有多所技校，但是很多毕业生在就业时首选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只有少部分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从而不利于韶关市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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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53-05

环渤海地区主要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北京市、天津市等三省两市,国土面积52.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5.4%,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区之一,又是我国流动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当前探讨本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一、环渤海地区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现状特点

(一)经济发展

1. 经济地位突出。2008年该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接近26%,是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三省两市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地区人均GDP达到32,87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5倍。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开发历史最长、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据测算,目前该地区开发强度为1.7%,其中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开发强度分别达到了8.0%和5.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经济密度(地均GDP)达到了1,497.33万元/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8倍。

2. 经济区位优越。新亚欧大陆桥东部起点,跨东北、华北和华东三大地区。北京是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线路布局的核心,环渤海沿岸港口成为连接我国各大经济密集区的主要节点。环渤海地区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截止2008年底,该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了14,612.3公里、503,735公里和11,877公里,分别占全国的18.3%、13.5%和19.7%。同时,区内港口吞吐能力很强。在我国16个规模以上港口中,有6个位于环渤海地区。该地区规模以上港口码头长度占全国22.9%,泊位个数为681个,占全国13.9%,其中万吨级别泊位达348个,占全国的32.3%。

(二)人口变动

1. 人口规模持续增大。2008年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为23,592万人,占全国总数17.76%。2001年~2008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比重仅提高0.27个百分点,但其常住人口增长了1,271万人,年均增长达到7.94‰。从历年数据来看,环渤海地区常住人口增速呈现加快趋势,2001年人口增长率仅为4.84‰,2008年则提高到了10.10‰,其中天津和北京最为显著,分别从3.03‰和19.38‰提高到了54.71‰和37.97‰。

2.人口密度不断提高。2000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从4.29万人提高到了2008年4.55万人,增长了0.26万人,年均增幅为6%。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密度在这期间分别增长到2.03万人/平方公里和1.47万人/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5%和18%。

3.人口分布趋于均衡。计算结果显示,2006年和2007年环渤海地区变异系数值分别为0.564、0.565,均小于全国,说明环渤海地区的人口分布是比较均衡的。从年度变动上看,2006年到2007年,以地级以上城市全市(含所辖县、市)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环渤海地区的结果略有扩大,与全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如果以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为单元计算变异系数,则其结果有缩小趋势,这一点却与全国变化情况相反。

4.人口流向发达城市。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和天津市人口机械增长率分别为3.5%、5.2%,明显高于其他三省,也明显低于本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3.42%和2.19%,可见两大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由人口的迁移引起的,其中北京市人口机械增长率波动性较大,但始终保持在高位,天津市则逐年上升,尤其从2003年以来该指标快速提高,并于2006年超过了北京,说明天津市已成为环渤海地区吸引外来人口最具潜力的地区。

(三)城镇化水平

1.城镇化处于快速推进阶段。2000年~2008年期间,环渤海地区总人口增加了1,378万人,而同期城镇人口增加了3,049万人,乡村人口则从12,914万人减少到11,243万人,减少了1,671万人。2006年至2008年,该地区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与总人口年增长率的差值从18.9‰扩大到了23.4‰,说明城镇人口增长对总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2.城镇体系结构由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目前本地区拥有县级以上城市114个,其中直辖市2个,副省级城市4个。合理的城镇结构一般呈序位分布,即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数目越少;城市规模越小,城市数目越多。本地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数目分别是10个、13个和19个。4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中等城市只有两个,如果考虑到该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发达县级城市,实际上中等城市的数目远大于大城市的数目。

二、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流动人口在环渤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人口流动引起的人口规模和分布变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当前,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面临着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流动人口就业与城镇化质量不协调。一般而言,经济因素是引起人口流动的主因,流动人口反过来为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计量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主要依靠城市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其中建筑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2.6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而第三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会带动1.2个流动人口的涌入,这说明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仍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其中建筑业的吸引力大于第三产业。建筑业就业具有典型的“流动性”特征,但是随着未来环渤海地区城镇化推进速度下降,建筑业发展步伐也将放缓,其所能提供就业岗位随之减少,这意味着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回流性”,即一旦就业岗位减少,他们将不得不重新返回流出地,从而影响地区城镇化进程。短期内,环渤海地区城市建筑业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最大,说明该地区的城市难以为流动人口提供长期固定的工作岗位,使流动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这最终会影响到环渤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

第二,流动人口素质与现代产业发展不协调。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素质总体不高,无法适应现代产业发展。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流入目标城市的常住居民整体的水平,2008年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地区常住居民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分别为51.5%和40.2%,而同年两地的外来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仅占38.9%和20.9%,作为两市流入人口重要来源地的河北、辽宁、山东三省的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也明显偏低,这就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对于行业、工种和待遇的选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进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的人数比较有限。相当大一部分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建筑业和传统服务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人员流动性大、季节性强、技能低、工作环境艰苦、收入低等,于是决定了他们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因而很难在城市扎根落户。

第三,人口流动规模与和谐社会建设不协调。实践表明,持续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将对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造成社会管理的诸多困难,比如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其次,长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会造成并固化社会二元结构,由于大量流动人口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即便是可以,国家和地方财政也很难拿出一笔经费来支付这么高的成本。此外,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经济的波动性。流动人口的“流动性”造成人口分布的不稳定,尤其是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人口分布不稳定性带来基本公共服务相应的流动,而这个环节要付出很高的制度成本和心理成本。况且,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甚至是不可转移的,这样容易加剧地区间矛盾。

第四,人口流动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不协调。人口的过度集中会给城市造成很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目前,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些环渤海城市常住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2007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已占到常住人口的25.6%,2008年天津市也达到了19.4%。数据显示,环渤海地区是全国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目标地区之一,然而,京津冀地区却是我国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该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必然加剧水资源紧张局面。以北京市为例,目前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于3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也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8。并且,城市过度膨胀严重恶化区域生态环境。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其中包括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沈阳、济南、北京、鞍山等五个城市名列其中。

三、环渤海地区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

新时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体制创新,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框架,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促进,这既能够适应地区人口变化趋势,又能够体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

推动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坚持以下原则: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相适应、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主体功能相适应、人口流动与地区产业结构相适应、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相适应。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环渤海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的重点任务是:

第一,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十一五”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和沈阳经济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出台指导意见将辽宁沿海经济带、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升格为国家战略。这些区域开放开发将迅速集聚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及今后十年,引导环渤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特别向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承载力高、产业集聚能力强的地区流动,能有效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问题,提高区域就业水平,开创流入地或流出地形成双赢的局面。对于上述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要结合本地情况,创新体制机制,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允许有条件的外来人员落户,并创造条件给予外来人员享受市民同等待遇。

第二,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人口适度集聚,特别是专业劳动力空间集聚,既有利于建立地区性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增强专业知识溢出效应,最终实现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目的。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专业化分工较强,来自不同地区人口往往从事某种特定行业,从而构建起协作良好的分工网络,通过地区产业多样化的途径提高经济效率,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动态优化。因此,要加强对环渤海地区资源环境容量的动态评估,适当提高中等城市人口密度。坚持集聚经济发展导向,协调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限制过度追求城市空间扩张,以避免大量流动人口(如失地农民)产生。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形或无形分割,允许人口自由、平等、有序的流动,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引导之下形成空间合理分布。

第三,提高流动人口素质,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流动人口素质影响到流入地或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劳动者,流动人口素质密切关系到经济投入要素的质量,并最终决定了产出劳动效率水平。作为消费者,流动人口素质日益影响到地区市场产品结构,从而决定地区专业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扩散的承担者,流动人口素质不仅对技术创新区际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对产业地区间扩散转移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流动人口素质推动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建立社会化劳动技能培训体系,更多给予流动人口免费接受培训的机会,这些措施对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和缩小区域差距的直接动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完善环渤海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基础服务和基本保障两类,前者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教育和公共交通;后者则涵盖生活保障(含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要加快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省应在2020年之前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标准的一致和水平的均衡。

第五,建立地区援助机制,解决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环渤海地区内部发展差距还比较大,各省市都还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贫困地区,环京津贫困带便是这类地区的典型代表。国内外经验表明,落后地区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地区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更严重威胁着地区社会稳定。为此,要将建立环渤海区域性援助机制尽快提上议程。这种援助机制包括援助政策设计、援助机构设立、援助资金募集、援助项目评估等四个方面。由于国家和各省在“十一五”期间加大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工程建设投入,大大缓解了各地区交通落后、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在“十二五”期间,环渤海的落后地区将迎来追赶发展的机遇期,因此地区援助机制要因地制宜调整人口空间分布,采取“移业就民”、“生态产业导入”等多种模式帮助这类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尽快消除区域性贫困问题。

四、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深化城乡体制改革,稳妥推动城镇化进程。首先,把户籍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积极简化流动人口登记手续,提高流动人口登记的信息化水平。放宽流动人口到中小城市落户的门槛,给予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其次,加快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严格控制农村宅基地的规模,改革原来宅基地申请制度,有保有压,不鼓励农民申请耕地建房,加快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确权工作。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鼓励宅基地在农户之间流转。编制新农村规划,积极鼓励农户集约用地建房,通过土地整理等方式,回笼部分农村宅基地。限制外出人员回乡建房挤占农地,引导他们就近到城镇或县城落户。对于自购商品房的农民,目前不宜收回其在农村的承包地,但可作价、有期限、有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对于购买公用住房的农民,应作价无条件收回其农村宅基地,并有条件、有期限收回其农村承包地。最后,探索最优城镇规模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二五”时期,重点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小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发展具有产业特色的县域经济。一方面,改变长期使用计划手段来实现“土地指标占补平衡”的办法,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土地占补平衡指标有偿交易市场,扩大城乡建设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提高县级财政分成比例,扭转当前县级财政过度依赖出售土地的局面。

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流动人口就业。经历改革开放30年建设,环渤海地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已开始显现结构臃肿的现象,为了避免陷入萧条困境,应及时实施产业结构升级,鼓励传统制造业向周边二、三线城市转移,避免“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激励政策和规制手段必须同时出台,对于主导搬迁的企业应享受税收返还、固定资产投资纳税打折等优惠政策,对于被动搬迁的企业则采取更严厉的办法,提高其运营成本,以促其尽快外移。只有实施这种“移业就民”政策才能有效地解决大量流动人口涌入特大城市、大城市问题。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有序流动、就近从业、合理集中。针对当地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集群,宜对流动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使之实现顺利就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以辽东湾为核心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以京津唐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是承接流动人口的重点区域,也是创造就业机会重要地带。相反,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则对原有经济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和产业升级,重点发展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这些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有限。

第三,建立省级对话平台,妥善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省长级领导对话平台是地区流动人口问题的高层互动形式,可以每年定期举办,由省级领导参加,会议内容重点就是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中流动人口问题应列为会谈的重点,展开实质性磋商,最后达成协议文件并付诸于实施。特别要重点围绕以下两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交流:一方面,发挥重点区域辐射作用,引导人口向重点区域适度集聚,重点区域包括国家战略区域、重化工业基地和特大城市新城。如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能生态经济区,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放宽落户条件,建立区域性人才交流市场,引进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满足快速发展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用工需求;另一方面,重视问题区域,及时出台措施缓解日益加剧的流动问题。重点关注两类问题区域。第一种是特大城市,主要针对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日益突出的流动人口问题,包括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居住迁徙等。第二种类型指环渤海地区贫困地区,包括环京津贫困带、鲁西南、辽西北等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建立地区援助机制是国际通行的经验,这也是环渤海地区省级领导对话机制内容,重点探讨建立一个环渤海地区落后地区发展基金,以项目开发形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

第四,完善地区协作机制,推动服务管理一体化。除了省部级领导对话平台之外,地区人口流动协作机制也是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定期沟通协调的重要渠道。建立流动人口机制的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包括联席机构、组成人员和磋商内容。联席机构由各省人口计生委和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组成,专设三省两市流动人口协作临时机构;每年择期围绕一个区域性人口问题展开磋商,提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工作目标就是逐步实现区域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每年定期召集三省两市人口计生委举办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负责起草地区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会议主题、行动纲领和逐步实施的框架协议,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的年度评估。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协作机构负责人可由国家计生委分管领导担任,也可由三省两市领导轮流担任。区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体化重要内容应包括:流动人口信息共享,问题区域人口密度的跟踪,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互认制度,深入评估流动人口对区域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的影响等。

第五,关注重点人群生活,及时提供必要社会救助。第一类群体是城市农民工。环渤海地区农民工主要来自河北、四川、重庆、河南等省,重点解决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问题,宜于企业缴纳;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提高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组织农民工临时工会,提高这群体的组织性和法律地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第二类群体是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由于该群体约占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规模1/4左右,其生活和工作环境需要人口计生部门提供必要生育、维权等妇女关爱服务;第三类群体是大学生“蚁族”。北京是我国“蚁族”规模最大的集中地,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其中环渤海地区占相当高的比例。跟“北飘”相比,“蚁族”带有弱小、高智、群居等特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生活环境恶劣,收入很低,应对自身社会风险能力低。对此,出台政策措施解决“蚁族”问题,一方面,将“蚁族”群体纳入全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社会保障范围;另一方面,设立“蚁族”援助社会服务机构,特别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心态和求职问题,尽可能地减少负面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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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翟振武,段成荣,等.跨世纪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M].北京:中国

人口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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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人口老年化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我国正步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这一问题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以下文章先对我国人口老年化状况进行概述，再对这一问题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探讨，最后谈谈应对我国人口老年化问题的策略。

一、 我国人口老年化的现状

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数量的增长趋势称为人口老年化，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大于等于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大的人口占当地或本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老年人数量越多，所占的比例越大，就说明这一地区或者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越高。目前，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划分：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大于百分之七，就说明这一国家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一个国家老年人所占比例少于百分之四，就说明这一国家处于年轻型社会。如果老年人所占比例介于二者之间，就说明这一国家或地区处于成年型社会时期。

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的人口三大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出现这一问题也是经济进步、科技发展以及生活水平改善的必然结果。正确对待老龄化问题，积极寻求相关的解决措施，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

就我国的老龄化来说，就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速较快。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早在二十世纪末老年人口数量就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从二零零零年往后的这十年里，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出于快速增长阶段，再往后的十年里，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处于加速增长阶段。到二二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会进入高速增长的阶段。据有关部门估算，到二零五零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四个亿，占到总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到那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第二，我国的高年龄的老年人较多。这就会导致老年人的发病率较高，同时还有老年病的机率大大增加，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 人口老年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一，人口老年化对社会劳动力的影响。一方面，据有关部门预计，我国进入二二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就会减少，适宜劳动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早在二十世纪末，联合国相关组织就对我国的老年化人口数量进行了预测。预测表明进入二二年以后，我国的老年化人口将达到九亿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人口数量将会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较小。我国将会在二零贰贰年左右进入“青年人赤字期”，这也表明我国的我国将面临这严重的人口问题，社会劳动力出现下降，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这一生当中，从事劳动的时间减少了。经合组织相关人员调查分析表明，由于现阶段社会普遍发展，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这就会导致劳动人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因此进入劳动的时间就会晚一些。同时，由于许多国家为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就会将退休年龄提前，这也会导致劳动人员进行相关劳动的时间减少。一旦出现这一问题，就会导致劳动人员缴纳社会养老金的时间减少，进而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增多，这就给养老机构造成了负担。另外，由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减少，就会导致国际人口的迁移，一些劳动力过剩地区的人口就会流向劳动力资源不足的国家。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加注重消费的内容、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心理以及消费的需求等方面。比如在物质消费方面，老年人更加关注消费的质量而不是关注消费的数量。另外，老年人将会对医疗方面的消费更加关心。由于自身状况的限制，老年人的发病率较高，并且自身的抵抗力较差，同时自理能力下降，需要相关人员的护理，这就对我国的医疗护理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老年人对于精神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由于老年人的活动能力有限，加上子女又不能长期陪在身边，这就会导致精神消费的比例升高，这就促进了我国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的旅游业，交通行业以及饮食等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相关社区的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活动形式以及相关的教育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人口老年化将会对养老问题造成影响。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的养老形式还是子女进行相应的供养。其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老人主要依靠提供子女经济上的支援，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老年人是通过自己劳动进行养老。依靠退休金以及相关保险进行养老的老年人较少。虽然现在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媒体宣导家庭养老，但是就我国的发展状况来说，这一措施依旧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方面，我国从二十世纪末就实现计划生育政策，这就导致了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加重。一个年轻家庭有时甚至要赡养六位以上的老人，难免会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年轻人的经济状况有限，不能够在经济上给予老人过多的经济支持，则也会造成养老出现问题。

三、 应对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措施

第一，放宽人口控制政策。现阶段我国人处于青年型社会时期，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这就导致了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但是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就会不足，如果继续实行相应的人口控制政策，就会导致我国的新生人口不足，一方面导致了劳动力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将会加重我国的养老负担。因此，我国应该放宽人口控制政策。允许并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可以缓解社会养老的压力。

第二，相关岗位适当的延缓退休年龄。现阶段实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使我国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制定的政策，但是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体质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因此，对于有关岗位，应该适当延缓退休年龄。我国的统计局在二零一零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七十四岁，相比于七十年前，人均寿命有了极大的提升。因此，有必要进行退休年龄的调整。在原有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延缓五到十年的工作年龄。这样一来，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工作水平，同时可以减轻社会的养老压力。

此外，还应该倡导家庭养老的理念，鼓励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服务，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利用闲暇时刻积极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鼓励老年人多参加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与饱满的精神。这样一来，可以大大的减轻养老的压力。

结语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进入人口老年化社会时期。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人口老年化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同时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好老龄化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者单位：沈阳城市学院（经济学院/经济专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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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海杰，于伟.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初探[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1，04：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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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第二次社会分工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进展，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并且在空间上相对聚集从而对人口，能源，信息，资本的吸引所经历的漫长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并且在2011年人口城市化比率首次超过50%，上海更是接近90%（见图1、图2），城市经济在我国区域经济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各地出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各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的过程理应分为“量”与“质”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求量的现象屡见不鲜，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断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城市面积扩展所导致的“被动市民化”和外出务工途径所形成的“主动市民化”进入到城市人口核算体系中，但是城市化内涵中所包含的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二三产业的向城市聚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的完善、居民生活的城市化等元素在我国的城市化中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城市化，经济的城市化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象是造成我国当前大型城市转型升级阵痛，中等城市经济发同质化严重，小型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矛盾所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对于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周向红等（2000）探讨了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特点对城市化的影响；黄雪丽（2004）利用上海人口城市化资料和经济指标资料得出了上海过度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并利用时间序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采用城市化核心载体和区域载体两个部分来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党兴华（2005）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关中地区的不同阶段的城市化及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王西秦等（2005）采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协调度测度模型；贺韶伶（2005）从社会学和民主法制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城市化的问题，得到城市化必须要与民主化过程相辅相成；刘静等（2010）利用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城市集群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王钰（2011）从城市化本质和内涵出发，借用spss软件构建城市化综合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关评估。

尽管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已经有所成就，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分析当中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时间短，任务复杂，很多城市综合评价体系指标的设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学者一般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各种指标划分为不同类别，然后就不同的指标进行打分，这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差。

第二：完全意义的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但是之前的学者多将研究聚集于某个单方面的研究，得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结论，从而无法从整体上比较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和协调度以及三个因素与整体的协调性。

第三：有学者使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将此用于城市化内涵的三个因素之间关系研究，并且其使用的模型仅适用于两因素之间的协调度测算，无法推及到三个因素的协调性研究。

在总结上述不足的基础上，本文转变思路，以上海市为例，从城市化的内涵出发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分别设置其指标并且借鉴系统动力学中的多因素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建立PES模型对其单独协调度和系统的整体协调度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从而对未来推进城市化的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三、PES模型的建立与指标设置

1、系统协调度定义

设PES系统分别由人口子系统（S1）、经济子系统（S2）和社会生活子系统（S3）构成，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由F1，F2，F3表示，它们是各个二级指标的函数表示，而PES系统的总体发展状况用F*表示，则单个系统协调度Hi的的定义为：

则PES系统整体协调度为：

表示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表示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通过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判定出某个单因素比较整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并且根据定义HT（0，1），并且当时达到最大值1。

2、指标体系的建立

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于人口城市化选取了非农业人口比例、非农就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和人口密度；经济城市化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农产值比例、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消费额；社会生活城市化选取了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万人实有道路长度、万人人均公共绿地和万人拥有公共医疗床位数，并分别委以相应的权重。（见表1）

3、指标标准化

在多个指标用于测度时，为了避免指标间的覆盖效应，因此将各指标的数值标准化，采用极差法进行，原理如下：

（3） 当xi>min（x1，x2......）时

（4） 当xi

4、指标值的测算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f2，f3可以按照此公式以此类推得到，则

根据时间序列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三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分别求出其导数，其公式如下：

四、实例分析——以上海为例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城市化过程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先利用公式3将所获得各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按照公式4和5得到各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根据公式6分别计算其发展速度并取绝对值，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运用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上海市城市化各组成部分的协调度和系统整体的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

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综合测算指标走势图如图3所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市199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水平都在稳步提高；而就发展速度而言，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于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综合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通过对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可以得到，经济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好，人口城市化子系统其次，社会生活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低，可以看出上海市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推进比较缓慢，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要求，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从事较为低端的行业，使得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人口密度的指标超越于就业的指标。

五、结论与建议

一方面，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整体系统的快速增长，但是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增长却略显疲惫，近些年来上海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也随之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高位持续增长，三次产业中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生活设施的建设，居民生活保障体制的完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资源生态环境的改善步伐却滞后于人口和产业的增长所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发展，使得上海整体的城市化进程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系统协调度大幅下降，在2006年以后由于世博的原因，才有了回升，但是由于世博因素所进行的突击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常态化的社会管理持续性能很低，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几年内，若没有相关长期政策的激励和支持，系统整体的协调度将再次进入下滑轨道，将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人口结构，控制人口数量，通过激励机制吸引素质较高的人口迁入，通过淘汰机制将部分无法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人员使其自身作出迁出的抉择，完成人口城市化由单纯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第二，积极实行产业结构转变升级，虽然当前上海市经济城市化的协调度在三个指标中最高，但是其发展速度已经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滑，中心城市要努力实现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完成三二一产业比例次序的布局；同时大力扩展城市中与市民自身素质匹配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在稳定投资总额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率，将更多的资金引向民生，教育，环保等长期性事业中来。

第三，社会管理体制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刻不容缓，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发展速度来说，社会生活城市化都处于三个指标的落后位置，政府应该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将过去进行经济建设所得出的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运用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建立长效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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