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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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政策应着力于七个方面新动能转换

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实现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取决于新动能的构建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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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后发”国家体力渐衰的现象，富有前瞻性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词来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对此解释说：“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即中等收入）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如同在跑道上疯狂加速跑一样，这种经济“加速跑”也必然会给“奔跑者”的机体带来一些难以避免的伤害和难以协调的问题。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被心急如焚的中国压缩在短短的几十年去走，自然会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日渐凸显在经济上，也日渐反映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而早在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已达6049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似乎，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中等收入陷阱”正等着中国纵身跳入。

况且，体力渐衰的中国经济还身背着房地产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曾因其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和投资聚拢能力而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GDP的贡献曾一度超过13%。然而细细想来，这种贡献是建立在牺牲资源基础上的、是十分粗放的。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绑架”。从历史节拍上看，房地产似乎更适于“经济加速跑”时期，而不适于也不应适于经济转型和跳出“陷阱”时期。目前来看，房地产所制造的供给远大于其创造的需求。某知名经济学家就认为，房地产供给的“远行”和需求的“滞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最终极有可能使房地产的“蛋糕”以“改革再分配”的方式切割分享。此外，国家也正竭力摆脱“地产型”经济模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鼓励人们选择更为多样的投资产品，不再仅仅把钱投资在地产上；土地制度改革，旨在打破土地供应的垄断，加大土地流转；房产税的改革就更是直指房地产了。地产者也许会陷入“好景不再”的悲凉情绪里，但经济原本就是一场不讲情绪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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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12

1背景

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取得了“为世界经济规划路径”“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五大共识性成果，是在后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纲领。中国推动G20峰会成果的落地与成效，不仅将为重振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也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G20峰会上，中国提出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以创新驱动和结构性改革为主要驱动力，使全球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创新驱动不足、绿色金融支持不够、国际贸易形势以及贫困和环境等问题，提出了五个“进一步”、五个“新”的路径选择，以期通过实现G20峰会成果落地来解决上述问题。

2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制约中长期增长，创新不足制约新发展动能形成，金融保障缺乏制约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贸易复杂多变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贫困和环境等问题制约包容性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具体如下。

21结构性矛盾凸显，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缺乏中长期增长新动力。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复苏，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以投资为主的扩张性政策并没有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却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随着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凸显，导致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的状况。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1%，2016年增速约为34%，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为36%，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大环境不容乐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不足（详见表1）。

而根据IMF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不能实现优化，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6%[1]（详见下图）。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如果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导致中长期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力。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单纯依赖需求侧改革难以走出经济发展困境，2015年11月10日，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引领经济新常态、契合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也是破解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培育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的关键所在。

22创新贡献率不高，制约中国新发展动能形成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上一轮科技革命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步显现，因此迫切需要“创新”这剂良药。中国经济存在着科技、制度等领域创新不足问题，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能力弱、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创新工作初有成效但仍严重不足，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仍然较弱，没能形成新发展动能。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占比仍然较低，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创新动力明显不足。[2]此外，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时期，距离创新导向型发展环境相差较远，同时环境转型的长期性更进一步加剧了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贡献率不高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新发展动能的形成（见表2）。

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时段创新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十二五”

时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十三五”

时期环境转型的长期性加剧创新动力不足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规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含量较低

23绿色金融发展不足，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国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保障，并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绿色金融的业务结构调整、模式转变等将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目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刚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到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需求达15万亿～30万亿元，需求潜力较大，但现有的政策支撑严重不足。现阶段，从全球看，绿色金融政策、体制建设、产品创新等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信贷规模极其有限，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交易、碳金融业亟待扶持发展。近年来，完善国际金融构架一直是G20 的重要议题，2011年法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激励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成立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为推动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供了基础，2014―2015年，国际金融改革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使得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面临着更大的体制机制上的障碍。2015年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并在12月15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就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资本流动、债重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增强SDR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走向成熟，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可见，经济金融治理架构的改革和重组是G20工作的重点，也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的战略认知，否则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严重缺乏金融保障。

24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制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近年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受金融危机长波制约、国际汇率波动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国际贸易增速仍然处于低位徘徊，进入了再平衡调整阶段。2011―2015年国际贸易量增速连续低于3%；2016年4月14日，WTO指出，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约为4%（表3）。现阶段，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汇率大幅波动等因素，使得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前景更为复杂。尽管国际组织和国际团体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使得国际贸易有了短暂性的恢复性增长，但中国国际贸易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滞缓、债务危机、收支赤字等困境。产业转移放缓、投资贸易不振、汇率震荡等因素导致中国国际贸易增速大幅放缓，贸易环境十分严峻。近几年，贸易摩擦又有新特点：一是贸易保护的打击对象从密集型产业扩展到了新能源网高科技产物，保护范围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和金融领域。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困难程度上升，贸易摩擦由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扩展到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上升，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三是传统保护手段大量运用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着力方向及手段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保护基点和动机。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导致的贸易条件束缚会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若要实现中国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应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激发国际贸易相关机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新动能。

25贫困和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当前，中国面临着推进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亟须解决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危机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度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而这期间需要偿付的款项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如果不能及早地解决外债问题，就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债务国恢复财政生存能力，恢复增长和发展。此外，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发展目标的实现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并导致脱贫人口再次返贫，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创新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精准扶贫成效将难以体现，中国过去的扶贫成果将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此外，中国仍将面对较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预计到2020年，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中国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必须下降40%～45%，生态保护必然要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在经济增长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将会逐渐凸显，必须以制定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来形成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路径。

3以推动G20峰会成果落地破解制约瓶颈的路径选择如何借助G20峰会成果的落地，解决以上制约瓶颈问题，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阶段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关于如何落实好G20峰会的成果和关于所达到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五个“进一步”，以及五个“新”的路径选择。

31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制定《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形成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在中国为全球经济开出的“药方”中，把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动力，第一次形成了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共同认知和共同行动，是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的重要贡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改革的主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不断升级和满足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鉴于G20各国结构性改革任务各有侧重，中国应做出示范性的先行和表率作用，落实好G20峰会关于结构性改革的成果，一是应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宏观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3]二是应着力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总需求力度，又要落实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下大力气改善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

32进一步推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潜能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旨在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创新驱动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近年来，中国意识到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分工体系存在的矛盾，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来增强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网络、航空运输、医药卫生等领域产业经济增长动力凸显。2015年12月7日，总理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放活市场，避免横向转移，防止“中梗阻”，激发市场新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变中求新”不仅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也为“医治”世界经济提供了良方，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全球的推广和运用。要落实好G20峰会关于创新增长的成果，一是应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聚焦目标、突出重点，加快实施已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部署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加强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署。二是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深入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三是应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市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布局一批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四是应引导创新要素聚集流动，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创新型省份、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五是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发展面向大众、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拓宽市场资源、社会需求与创业创新对接通道。

33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新保障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公报，旨在将绿色金融成为实现G20国家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杠杆。目前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还停留在碎片化状态，亟须建立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向绿色转型。研究金融机构绿色化措施，提升资本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的效率，支持友好型绿色经济发展。充分借鉴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完善配套绿色法律法规。整合各类公共资金，以设立绿色基地或建立政策性低碳银行的方式，支持绿色项目建设。推进合作研究绿色金融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制定有利于绿色金融开展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探讨发行绿色债券，发放绿色贷款，开展绿色融资租赁、担保服务，建立绿色评价机制等激励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方案。针对金融机构提供的绿色业务提供专项鼓励和扶持政策，试行财政补贴、信用担保、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降低绿色金融服务成本的方案。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建设，畅通政府环保部门、金融机构与绿色项目间的信息联系，提高绿色服务的执行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在实施措施方面应着力以下四点建设：一是应进一步强化发展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的学习网络，支持区域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二是应深入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由相关部门绿色债券有关指引，允许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贷款和绿色投资提供较长期限、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三是应鼓励各级政府以多种形式发起或参与发起PPP模式的绿色产业基金，在操作细则中可通过放宽准入、减免税收、补贴和土地政策等措施来支持绿色产业基金。四是加大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力度，建议逐步放开贴息标准限制，合理划定贴息期限，简化审批流程，试点财政部门委托政策性银行、绿色银行或商业银行的生态金融事业部管理绿色贷款贴息。

34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旨在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国际投资新秩序。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一是应加强与美欧、金砖国家等主要成员以及德国等后续主席国的沟通协调，争取有关成果和G20讨论方向有序衔接，将G20打造成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平台。二是应加强同WT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推动成果纳入WTO新议程并促进部分成果的落实。三是应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四是应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高端装备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出口支持力度。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一是应加强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获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依托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在G20或其他区域、次区域范围内推动小多边投资协定的签署。二是应围绕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营造宽松公平的投资经营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和企业投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和潜能。三是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撬动作用，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投资工程，增加有利于供给结构升级、弥补小康短板、城乡区域协调、增强发展后劲的投资。

35进一步推进扶贫、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经济包容性增长新路径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努力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旨在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切实为消除贫困、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付出努力。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应该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为开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岗位、小额信贷以及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等，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问题。此外，政府应将消灭贫困作为重点任务，重视反贫困工作，在解决温饱基础上，积极推进贫困人口就业培训，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就业，从根本上杜绝因失业问题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一是应强化政策保障。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使贫困地区更多分享开发收益，实施贫困地区人才支持计划和本土人才培养计划。二是应健全广泛参与机制。健全东西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F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移，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三是应创新参与模式。建立农村生活社区减防灾机制，鼓励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公益信托基金，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着力打造扶贫公益品牌。要落实好《巴黎协定》，一是应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健全统计核算、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二是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落实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作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建平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2]冉政语以创新驱动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新活力[EB/OL].（2016-01-14）http：//wwwdangjiancn/ll/llzw201601/t20160114_30869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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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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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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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现在却演变成了“狂欢购物节”。2016年“双十一”主流电商成交额再创佳绩，天猫成交额1207亿元，比2015年增长32%，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双十一”当日的销售同比也大幅增长，小米、华为、暴风科技等公司的全网销售量也继续高歌猛进，这种新经济形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令世界惊叹。逾千万家网店，上千家物流公司，数千万人就业，这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其实就是新经济，它的成长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料，其活力与能量也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消费型经济正在起飞，中国新经济已经开启新的消费时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经济”虽是2016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已逐渐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一产当中像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可以说，新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重构全球化新格局。而在中国国内，“经济快车”经历了多年高速运转之后，近年来开始适度放缓，低端高耗能产业，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各个行业都面临转型升级需求，低水平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如何找到下一个掘金点，又如何转型，这无疑是新经济需要摸索探讨的问题。譬如在文创产业方面，台湾转变得更早，做得更精细些。很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台湾文创产业的精彩与多元。在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笔者亲眼见到一个喝水的铁壶衍生出来的系列产品和文化，叹为观止。还有台湾的农业观光产业，更加体现出文创与传统产业的完美融合，普通的水果、蔬菜一下子变得有了故事，有了身份和身价。他们已经将生意做成了文化，通过品位来创造产品的价值，而不再跟低层次的价格比拼。一个文化产品，就能打造成一条产业链，文化与产业有效结合，能带来巨大的价值。从近几年台湾发展的个案里不难发现，整体经济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时，就需要文化创意产业跟经济紧密结合。这其实就是新经济的魅力，也是我们下一步该努力的方向。就河南而言，不沿边不靠海，创新创造能力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更需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从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进行创新，以带动推动产业、产品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引领性发展的新经济产业。

总之，新经济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和专门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新经济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多个省份在“十三五”规划中，都将新经济列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广州最大的创新在于，将主导产业的规划发展与城市战略塑造紧密结合，通过聚焦“三中心一体系”（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对全球高端资源的集聚能力。新疆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石油石化和输变电装备等10个战略重点，推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北京则在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新能源、高效节能等领域形成一批新增长点。河南在新经济发展上着墨更重，将全力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四张牌”， 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的路径，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坚持战略聚焦，厚积薄发，要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等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特别是要树立问题导向思维和互联网思维，要具备敏锐的嗅觉和快速纠错能力，不能坐着等、站着看。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引领新常态中有所作为，使我国新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让“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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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从1991年起至今，GDP增速稳定保持7%以上，经济繁荣。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如人口红利衰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等。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词，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特征适应新常态，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模式，以改革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结构调整，摒弃粗放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探寻结构优化的稳定增长新模式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措施，是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

为实现各产业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各产业向更高的适应层次演变，即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而高度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内涵，而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所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实质就是将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水平，或是将社会财富从低效用的消费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用的消费者手中，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为实现从过度扩张平稳着陆到适度增长的目标，急需解决产业的结构问题。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将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合理的经济结构可以优化社会结构，并提高创造经济效应的效率。尤其通过产业升级，提高科技水平，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促使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期、稳定的发展。

三、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以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为最突出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问题――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

我国工、农业基础较薄弱，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中国农业虽然起步时间早，但一直停留在较为初期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工业化、统一化的现代农业而言，仍然存在低效问题。近年来，随着耕地资源被占用和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发展日益受限。在工业方面，我国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工业年度利润超5000亿元，但是产品缺乏高附加值，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我国技术自给率仅有60%左右。在服务业方面，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但是，200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2%，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2015年2月，在总理与外国专家座谈会中，总理也表示中国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的

水平。

（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出口导向型经济已不可持续

过去，我国依靠大量劳动力与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生产出口产品来带动经济的发展。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遭遇沉重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同时，也直接削弱了全球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不可持续，需求侧的三辆马车已不足以拉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认为，改革将成为重新平衡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

四、对策和措施

（一）实现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的陆院长说：“政府调控分为三种，硬调控是直接的政府投入，软调控是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予以引导，而巧调控则是运用看不见的手引导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日本和韩国等政府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对淡化政府的干预作用，而侧重于监督、管理和促进。即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更适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

（二）淘汰部分过剩传统动能

通过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把资源分配给其他领域。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几大行业，既存在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造成了PPI连续负增长的局面。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几大行业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工业领域存在的产能过剩，制约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传统动能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中存在着缺乏高端科技、创新少、产品附加价值少的现象。然而，产品的附加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GDP的含金量等，使传统动能由可获得的利益占总价格百分比低的简单制造转变为高品质的中国创造，是提升传统动能的最主要和必要的途径。我国幅员辽阔，同一行业在不同地区的资源配置存在差异，而各行业发展情况不同，资源配置也有所不同，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问题。因此，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物流与互联网，可以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四）发展新动能

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与新能源汽车列为现阶段重点发展和培育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并决定对这七大产业加强扶持力度”。

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较低，科技发展水平也较低。因此，在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时，可以参照已有的案例，分析研究，综合借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对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在国内进行组合，以比发达国家低的成本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中国可利用的后发优势。”

五、结语

全球化作为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只有把握关键行业，形成产业优势，力争突破，才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拥有竞争力。如今，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同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产业新常态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失衡走向优化，过剩产业在政策主导下加速出清，新兴产业在市场机制下快速发展。装备业自主创新国产化、服务业高附加值化将成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四大方向，打造出低碳、绿色、提质、高效的升级版中国经济。

（作者单位为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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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4-0065-02

引言

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面临不少新挑战和新考验，也催生很多新机遇。2015年，清水河县将继续贯彻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继续优化“一县三区”生产力空间布局，推进“三区三镇”建设，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转型发展，活力富民为目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进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清水河县作为的一个典型县域，更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典型代表。以清水河县作为研究的对象，深刻发掘现行经济调整过程中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将具有显著的意义。

一、清水河县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县域经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进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趋势，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清水河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究其原因就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从需求结构来看，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拉动清水河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表现为投资，特别是煤电、高岭土、重大民生工程等大项目投资，索洛模型指出：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依靠投资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获得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最终要减速，最后的增长速度会收敛为零;如果发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速度最终收敛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是说，仅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动力不足，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

从产业结构来看，清水河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而能源又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风力、太阳能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不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煤电产业不可能实现迅猛发展。

从要素驱动来看，清水河县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禀赋，特别是能源要素的驱动。煤、电、高岭土是清水河县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资源型产品的价格走低，简单的挖煤卖煤、挖土卖土的发展道路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科技创新和改革作为新常态下清水河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大科技创新，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新活力、增添经济发展新动力。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大企业带动清水河县经济的发展。通常来说，国有大企业一般主要集中在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等行业，而这些工业部门对拉动当地就业远不及服务行业，一定程度上形成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反之，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不足，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经营者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动力

新常态下的内蒙古，关键是要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经济常态，一切活动瞄准的对象是“人”，新动力背后的核心力量也是“人”，以满足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百姓需求为目标，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为基本动力，是构建新常态下新动力的基础。

（一）政策稳定新动力

清水河县继续贯彻落实“8337”发展思路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转型发展，活力富民”为目标，改革创新为动力，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与此同时，清水河县积极推进“依法治县”，将法治建设贯穿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实现经济平稳合理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二）市场需求新动力

稳增长是新常态时期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现经济稳中向好，关键需要在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上下功夫。在步入新常态，要让发展的“软肋”变为“硬翅膀”，就要将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点专项创新驱动的新增长点。

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虽然大多数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但还是要积极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加大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民生工程的建设。促进城乡居民提高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出台刺激消费的举措，才能使其消费需求有扩大的可能。加快杂粮、果蔬和畜产品等生产加工企业建设，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安全绿色农畜产品。

（三） 结构优化新动力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就内蒙古经济整体来说，传统产业需求已基本饱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同时涌现出许多新兴业态和新的需求，供给所能创造的需求空间依然巨大，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清洁新能源等领域将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

内蒙古以“五大基地”建设作为推动本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清水河县通过积极响应并主动践行“五大基地”建设，来实现县域经济优化升级。努力推动上下游产业整合发展，就地消化煤炭产能，实现清洁发展;加快发展外送电和光伏发电等重大项目，实现发电提质转型;同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融入沿黄规划、积极引进先进工艺、产业配套带动本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工业的增效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也日益注重“绿色、有机、无公害”，绿色生态食品逐渐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首选，市场需求巨大，且绿色农畜产品又是内蒙古的一张“名片”。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说，经济的更高级形态、更复杂分工、更合理机构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上。经济结构的调整应以服务业为重点。要把旅游、现代物流等潜力巨大、拉动能力强且收益较好的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加快发展旅游业。进一步提高县域的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起到巨大作用。优化县域服务业的发展结构、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点和经济增长点具有强大拉动作用。

（四） 改善民生新动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常态下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就是为了让广大百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教育、卫生、医疗、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举措，将带动相关产业、企业做大做强，也极大地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力，统筹了城乡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最终是要为改善民生服务，民生领域的投资、重大项目建设、扶贫攻坚会让全县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搞活了一方的经济。

（五） 改革创新新动力

新常态下，改革已经成为内蒙古实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尤其是行政审批、金融、财税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努力引进知识型、创新型人才，同时鼓励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如技术入股等吸引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使经济发展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创新驱动提供人才保障。

结语

2015年清水河县经济发展面临不少新挑战和新考验，同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带来了许多新机遇和新思路。清水河县仍属于欠发达旗县，也就意味着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优化产业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投资力度，补齐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新潜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新常态下清水河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社会和谐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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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水河县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内蒙古政府网，2014-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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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二、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三、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篇10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外商直接投资（FDI）逐步减少，经济调险因素正在积累，新一轮国际游戏规则正在制定当中。受“三期叠加”的影响，国内经济正在面临供给升级和需求不足的双重考验。此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开放促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便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周边沿线60多个国家，合计人口约占全球总量的63%，经济规模约为全球总量的29%，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将成为打开我国对外投资新局面的关键突破口。

日本作为亚洲先发国家，在经济崛起阶段充分利用其所得税税收激励政策，有效地鼓励了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其国内经济增长受到长期抑制，但是其海外投资方面始终表现优异，以丰厚的海外利润缓解了国内经济的颓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经验，在OECD积极推动BESP（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的大背景下，积极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出台税收激励措施，为国内资本走出国门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利益激励，有效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二次开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我国经济平稳地走出经济周期，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

一、日本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在几乎丧失全部海外投资的基础上开始恢复对外直接投资。为配合“资源驱动型对外投资”战略，日本1962年开始实施抵免外国税额制度，推进综合抵免限额和间接税收抵免；1963年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允许企业的抵免限额在3年内前转和后转。在税收抵免制度下，日本又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签订税收协定认可税收饶让，使得缔约国制定的国内税收优惠可以彻底落实给日本本国投资者。

20世纪70年代起，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税法规定只有在境外子公司分红或利润汇回国内时才需纳税，否则无需纳税，以鼓励企业海外再投资。在1960年的基础上，日本分别于1971年、1974年通过两项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政策，规定了如特定海外工程、大规模经济合作和合资事业投资等一系列满足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以将其进行对外投资损失金额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准备金，享受免税待遇。日本于1978年采用受控外国公司法（CFC），对于符合其法律规定条件的国外子公司，将其留存金按国内股东的持股比例计算，与该股东的所得合并征税，进一步规范了海外子公司留存利润的税收征缴。

20世纪80年代，由于外汇管制的放松、日元升值加之日本公司国内所得税的高税率，日本对外优惠税制的设置与其他配套措施共同作用形成了外汇贷款、中小企业OFDI无息贷款、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投资调查费补贴等政策组合拳，进一步促使日本企业加大了对发达国家金融、保险和贸易范畴的投资（具体详见表1）。

从日本税收激励的实施效果看，日本的一系列财税措施充分体现了日本着力发展对外经济的政策意图，推进了日本由“国际贸易为本”向“对外投资为首”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逐步缓慢恢复，此阶段日本企业OFDI的规模较小、区域相对集中、总量增长迟缓。自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产品和资本开始过剩，仅依靠国内资源难以继续拉动GDP高速增长。日元持续升值、贸易冲突升级、海外需求疲软、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迫使日本不得不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对外经济战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广场协议后，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所得税激励面临的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续日本之后继承了“世界工厂”角色，在模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下，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两次婴儿潮所提供的大量劳动力以及FDI所引进的国际资本，实现了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相互融合、内工厂和国际市场完美结合。但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美元循环所隐含的“特里芬悖论”再次显现。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提出了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汇率管制等政策主张。

为缓解贸易冲突和应对国际游戏规则的调整，自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始逐步解除限制OFDI的政策，采取鼓励OFDI的政策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于2015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绝对量显著提高。但是总体上看，我国OFDI的总体规模与我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仍不相协调。截至2015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总头寸的18.16%，其中占据绝对数量的仍是国家外汇储备，达到54.77%。此外，我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排名中也屈居后位，难以与我国经济大国的身份相匹配。

究其原因，我国对外投资所得税激励不足是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目前税收抵免的制度仍需完善。我国税法中规定超限抵免额只能后转而不能前转，使得纳税人的亏损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弥补。二是分国别限额抵免增加全球布局企业税负。我国的税收限额抵免要求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其收入的各个来源国的抵免限额只能分别计算而不能相互调度使用，这就导致税额高的海外分公司的应纳税额难以实现全额抵免，使我国跨国企业整体税负增加。三是我国税收饶让涉及国家范畴狭窄，数量偏少。东道国旨在吸引投资的税收优惠激励措施只是虚有其表，并没有真正起到激励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给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变相地成为了我国税收收入。四是不存在延期纳税。企业缺乏再投资的能力和动力，原本资金实力不够雄厚的企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长久立足。五是税收激励缺乏针对性和导向性。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于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未能全面打开投资局面。

三、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

以落实“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为契机，完善我国国际税收体系，激发我国企业投资热情，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现状。

（一）优化所得税税收激励

一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法。继续推动分国别抵免向综合限额抵免的转变，允许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将其在各个国家所投资的抵免限额进行调剂使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家给予的抵免额度，真正让利于企业，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二是实施特定行业所得税减免优惠。选择特定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梯次转移国内已然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引导过剩产能行业企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其在海外重获新生。三是推进税收饶让签订。与他国积极开展合作，合理扩大税收饶让制度范围。让“一带一路”缔约国所给予的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为企业所享受，调动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契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互惠共赢的主题。四是制定合理的延期纳税规定。准许企业在合理范围内延迟纳税；在延期纳税的原因、时限、审批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定，以保证延迟纳税措施在合理的情形下开展（具体详见表2）。

（二）配套税收激励相关政策措施

一是o予相关财力支持。日本采取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设立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措施辅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建议我国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低息或无息贷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解决企业在国际竞争时初期投入大、资金回收慢的难题。二是完善管理与服务机制。日本专门成立了如贸易振兴协会等民间机构，从行政机构和民间双管齐下，为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调研、分析以及各种服务。建议我国政府放宽行政审批，简化审批手续，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论是使人民币成为跨境结算的计价货币，还是人民币的坚挺与币值稳定，都将降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便利其跨境核算过程，从而增强企业信心，提高企业国际地位，促进OFDI的发展。

（三）充分利用国际反避税条款

一是在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加大抵免力度的同时，针对滥用协定待遇的现象进行补充规范、辅以法律规范。二是在给予企业延期纳税以支持其海外再投资的过程中强化受控外国公司税收规则（CFC法则），防止利润大量滞留或转移至国外。三是在与多国沟通协作、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推动各国废除“有害”税收优惠制度，实现良性共赢而非恶性竞争。四是规定强制披露原则，并及时对BEPS行为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实时监控和预警，防范在OFDI时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参考文献：

[1]罗兴武.“一带一路”带动半个地球[J].决策与信息，2015，（4）：21-23.

[2]周艾琳.“一带一路”与亚投行齐飞 中国开启对外投资新时代[N].第一财经日报，2015-4-13.

[3]张燕生.“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投资新格局[EB/OL].21世纪经济报道，2014.

[4]高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5]武强.中日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12.

篇11

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篇12

可以看到，今年两会改变了以往的思路，让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放缓，强调金融不能够“脱实向虚”，强调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并具体地列明要发展的产业及行业。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这也让今年中国货币政策再度宽松有了更大的理由。

不过，放缓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步伐，让中国金融市场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这没有错；特别是强调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更是重要。而且这一点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但是，为何这些年通过过度扩张的信贷政策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就是不流向实体经济？为何金融市场就是要“脱实向虚”？

篇13

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经济价值总和。从范围划分它有狭义成本和广义成本之分。狭义成本是指单位产品成本,是归集在某一件产品上的经济价值的耗费。广义成本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和时间内归集的经济价值耗费的总和。成本从层次上又可分为直接的、有形的成本和间接的、无形的成本。效益它也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的有形的效益;-个是间接的、无形的效益。成本与效益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存，又互相矛盾，此增彼减。

那么，究竟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站不同的角度，做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就应该从产品成本本身入手，把眼睛盯在产品的生产和耗费上。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也是片面的。因为，企业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经济价值总和。它贯穿企业的生产经营全过程。因此降低成本应着眼于全局只有用客观的观点去看问题，才能找着科学的解决方法。在我们大型现代化的钢铁企业中,无论生产设备、技术力还是企业管理水平等都已建立在相当高的档次上，企业成本相对年年下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是,几十年来，已成惯性的陈规陋习并没有彻底清除，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彻底转变，由此而造成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事例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