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增长新动能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短期政策应着力于七个方面新动能转换

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代表课题组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世界技术进步放缓的背景下，挖掘旧动能，构建新动能，将是我国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近期我们应着力于实现下面几个方面新动能的转换：（1）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2）以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人口数量红利；（3）以技术创新导向的民间资本设备投资取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4）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和深度工业化代替原来数量扩张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5）以攀升国际价值链的新型开放和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取代外需的数量扩张；（6）以城市群一体化为代表的深度城市化代替简单数量增加的城市化；（7）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红利提升原有改革红利。实现这7大动能转换，技术创新是先导，改革是基础。

实现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取决于新动能的构建

以技术前沿创新代替技术模仿在我国新动能的构建与形成过程中必将起到引领作用。到目前为止，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技术新突破还远远不够，加之从技术到产品设计和成熟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引领产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仍然最有可能体现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内。据此，我国的前沿创新也应该集中在这个领域。幸运的是，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我国在这一领域恰恰具有基础和比较优势。中国的企业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4个技术类别中拥有技术优势，包括“电信、数字通信、基础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这是与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些领域进行的广泛研发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凭借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提升该领域的制造技术，通过扩散效应推动整体技术进步；同时，积极推广信息技术的应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与此技术相适应的新业态。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电气与光学设备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通过模拟我们发现，电气与光学设备技术变化的影响如下：当电气与光学设备的技术向前沿面靠近1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290%；靠近2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573%；靠近3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0.850%，靠近50%，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1.383%；完全达到时，会使得GDP比原来多增长2.612%。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联的数字化所产生的新业态对潜在增长率也会有重要贡献。2016―2020年间，智慧农业预计能够提升GDP增长率0.010―0.011个百分点；第三方物流预计能够提升0.008―0.013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业预计能够提升0.471―0.742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预计能够提升0.023―0.098个百分点；在线医疗预计能够提升0.001―0.006个百分点；在线旅游预计能够提升0.006―0.236个百分点。在这六大新业态中，网上零售业对GDP的提升作用最大，在线医疗对GDP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总体而言，以智慧农业等为代表的六大新业态预计在2016―2020年间将帮助中国提升0.662―0.919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这意味着，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载体所催生的新业态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和外部环境等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启动新动能，未来五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况下可以达到6.5%至6.6%，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6.8%―6.9%，在技术全面处于世界前沿水平这种最为乐观的情况下则可以达到8%。

实现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转换

篇2

对于这种“后发”国家体力渐衰的现象，富有前瞻性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词来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对此解释说：“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即中等收入）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如同在跑道上疯狂加速跑一样，这种经济“加速跑”也必然会给“奔跑者”的机体带来一些难以避免的伤害和难以协调的问题。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被心急如焚的中国压缩在短短的几十年去走，自然会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日渐凸显在经济上，也日渐反映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而早在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已达6049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似乎，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中等收入陷阱”正等着中国纵身跳入。

况且，体力渐衰的中国经济还身背着房地产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曾因其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和投资聚拢能力而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GDP的贡献曾一度超过13%。然而细细想来，这种贡献是建立在牺牲资源基础上的、是十分粗放的。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绑架”。从历史节拍上看，房地产似乎更适于“经济加速跑”时期，而不适于也不应适于经济转型和跳出“陷阱”时期。目前来看，房地产所制造的供给远大于其创造的需求。某知名经济学家就认为，房地产供给的“远行”和需求的“滞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最终极有可能使房地产的“蛋糕”以“改革再分配”的方式切割分享。此外，国家也正竭力摆脱“地产型”经济模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鼓励人们选择更为多样的投资产品，不再仅仅把钱投资在地产上；土地制度改革，旨在打破土地供应的垄断，加大土地流转；房产税的改革就更是直指房地产了。地产者也许会陷入“好景不再”的悲凉情绪里，但经济原本就是一场不讲情绪的游戏。

篇3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12

1背景

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取得了“为世界经济规划路径”“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五大共识性成果，是在后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纲领。中国推动G20峰会成果的落地与成效，不仅将为重振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也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G20峰会上，中国提出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以创新驱动和结构性改革为主要驱动力，使全球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创新驱动不足、绿色金融支持不够、国际贸易形势以及贫困和环境等问题，提出了五个“进一步”、五个“新”的路径选择，以期通过实现G20峰会成果落地来解决上述问题。

2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制约中长期增长，创新不足制约新发展动能形成，金融保障缺乏制约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贸易复杂多变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贫困和环境等问题制约包容性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具体如下。

21结构性矛盾凸显，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缺乏中长期增长新动力。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复苏，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以投资为主的扩张性政策并没有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却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随着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凸显，导致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的状况。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1%，2016年增速约为34%，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为36%，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大环境不容乐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不足（详见表1）。

而根据IMF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不能实现优化，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6%[1]（详见下图）。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如果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导致中长期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力。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单纯依赖需求侧改革难以走出经济发展困境，2015年11月10日，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引领经济新常态、契合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也是破解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培育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的关键所在。

22创新贡献率不高，制约中国新发展动能形成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上一轮科技革命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步显现，因此迫切需要“创新”这剂良药。中国经济存在着科技、制度等领域创新不足问题，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能力弱、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创新工作初有成效但仍严重不足，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仍然较弱，没能形成新发展动能。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占比仍然较低，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创新动力明显不足。[2]此外，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时期，距离创新导向型发展环境相差较远，同时环境转型的长期性更进一步加剧了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贡献率不高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新发展动能的形成（见表2）。

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时段创新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十二五”

时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十三五”

时期环境转型的长期性加剧创新动力不足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规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含量较低

23绿色金融发展不足，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国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保障，并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绿色金融的业务结构调整、模式转变等将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目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刚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到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需求达15万亿～30万亿元，需求潜力较大，但现有的政策支撑严重不足。现阶段，从全球看，绿色金融政策、体制建设、产品创新等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信贷规模极其有限，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交易、碳金融业亟待扶持发展。近年来，完善国际金融构架一直是G20 的重要议题，2011年法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激励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成立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为推动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供了基础，2014―2015年，国际金融改革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使得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面临着更大的体制机制上的障碍。2015年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并在12月15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就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资本流动、债重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增强SDR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走向成熟，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可见，经济金融治理架构的改革和重组是G20工作的重点，也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的战略认知，否则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严重缺乏金融保障。

24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制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近年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受金融危机长波制约、国际汇率波动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国际贸易增速仍然处于低位徘徊，进入了再平衡调整阶段。2011―2015年国际贸易量增速连续低于3%；2016年4月14日，WTO指出，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约为4%（表3）。现阶段，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汇率大幅波动等因素，使得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前景更为复杂。尽管国际组织和国际团体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使得国际贸易有了短暂性的恢复性增长，但中国国际贸易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滞缓、债务危机、收支赤字等困境。产业转移放缓、投资贸易不振、汇率震荡等因素导致中国国际贸易增速大幅放缓，贸易环境十分严峻。近几年，贸易摩擦又有新特点：一是贸易保护的打击对象从密集型产业扩展到了新能源网高科技产物，保护范围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和金融领域。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困难程度上升，贸易摩擦由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扩展到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上升，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三是传统保护手段大量运用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着力方向及手段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保护基点和动机。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导致的贸易条件束缚会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若要实现中国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应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激发国际贸易相关机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新动能。

25贫困和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当前，中国面临着推进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亟须解决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危机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度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而这期间需要偿付的款项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如果不能及早地解决外债问题，就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债务国恢复财政生存能力，恢复增长和发展。此外，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发展目标的实现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并导致脱贫人口再次返贫，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创新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精准扶贫成效将难以体现，中国过去的扶贫成果将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此外，中国仍将面对较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预计到2020年，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中国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必须下降40%～45%，生态保护必然要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在经济增长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将会逐渐凸显，必须以制定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来形成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路径。

3以推动G20峰会成果落地破解制约瓶颈的路径选择如何借助G20峰会成果的落地，解决以上制约瓶颈问题，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阶段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关于如何落实好G20峰会的成果和关于所达到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五个“进一步”，以及五个“新”的路径选择。

31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制定《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形成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在中国为全球经济开出的“药方”中，把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动力，第一次形成了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共同认知和共同行动，是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的重要贡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改革的主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不断升级和满足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鉴于G20各国结构性改革任务各有侧重，中国应做出示范性的先行和表率作用，落实好G20峰会关于结构性改革的成果，一是应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宏观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3]二是应着力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总需求力度，又要落实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下大力气改善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

32进一步推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潜能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旨在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创新驱动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近年来，中国意识到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分工体系存在的矛盾，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来增强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网络、航空运输、医药卫生等领域产业经济增长动力凸显。2015年12月7日，总理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放活市场，避免横向转移，防止“中梗阻”，激发市场新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变中求新”不仅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也为“医治”世界经济提供了良方，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全球的推广和运用。要落实好G20峰会关于创新增长的成果，一是应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聚焦目标、突出重点，加快实施已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部署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加强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署。二是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深入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三是应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市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布局一批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四是应引导创新要素聚集流动，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创新型省份、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五是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发展面向大众、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拓宽市场资源、社会需求与创业创新对接通道。

33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新保障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公报，旨在将绿色金融成为实现G20国家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杠杆。目前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还停留在碎片化状态，亟须建立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向绿色转型。研究金融机构绿色化措施，提升资本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的效率，支持友好型绿色经济发展。充分借鉴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完善配套绿色法律法规。整合各类公共资金，以设立绿色基地或建立政策性低碳银行的方式，支持绿色项目建设。推进合作研究绿色金融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制定有利于绿色金融开展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探讨发行绿色债券，发放绿色贷款，开展绿色融资租赁、担保服务，建立绿色评价机制等激励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方案。针对金融机构提供的绿色业务提供专项鼓励和扶持政策，试行财政补贴、信用担保、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降低绿色金融服务成本的方案。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建设，畅通政府环保部门、金融机构与绿色项目间的信息联系，提高绿色服务的执行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在实施措施方面应着力以下四点建设：一是应进一步强化发展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的学习网络，支持区域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二是应深入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由相关部门绿色债券有关指引，允许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贷款和绿色投资提供较长期限、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三是应鼓励各级政府以多种形式发起或参与发起PPP模式的绿色产业基金，在操作细则中可通过放宽准入、减免税收、补贴和土地政策等措施来支持绿色产业基金。四是加大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力度，建议逐步放开贴息标准限制，合理划定贴息期限，简化审批流程，试点财政部门委托政策性银行、绿色银行或商业银行的生态金融事业部管理绿色贷款贴息。

34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旨在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国际投资新秩序。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一是应加强与美欧、金砖国家等主要成员以及德国等后续主席国的沟通协调，争取有关成果和G20讨论方向有序衔接，将G20打造成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平台。二是应加强同WT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推动成果纳入WTO新议程并促进部分成果的落实。三是应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四是应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高端装备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出口支持力度。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一是应加强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获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依托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在G20或其他区域、次区域范围内推动小多边投资协定的签署。二是应围绕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营造宽松公平的投资经营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和企业投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和潜能。三是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撬动作用，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投资工程，增加有利于供给结构升级、弥补小康短板、城乡区域协调、增强发展后劲的投资。

35进一步推进扶贫、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经济包容性增长新路径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努力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旨在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切实为消除贫困、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付出努力。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应该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为开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岗位、小额信贷以及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等，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问题。此外，政府应将消灭贫困作为重点任务，重视反贫困工作，在解决温饱基础上，积极推进贫困人口就业培训，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就业，从根本上杜绝因失业问题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一是应强化政策保障。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使贫困地区更多分享开发收益，实施贫困地区人才支持计划和本土人才培养计划。二是应健全广泛参与机制。健全东西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F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移，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三是应创新参与模式。建立农村生活社区减防灾机制，鼓励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公益信托基金，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着力打造扶贫公益品牌。要落实好《巴黎协定》，一是应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健全统计核算、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二是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落实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作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建平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2]冉政语以创新驱动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新活力[EB/OL].（2016-01-14）http：//wwwdangjiancn/ll/llzw201601/t20160114_3086966shtml

篇4

一、我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我国发展新经济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发展新经济是适应新技术革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必然要求。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必然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我国面临的调整增多，同时也为新经济的发展带来新契机。首先，世界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寻求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力减弱，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的TPP和TTIP，针对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金融监管等制定新规则，不仅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并将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技术变革引发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布局调整与重组，我国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若不加快研发能力与技术提升，现有发展模式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而向新经济的转型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与竞争中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旧动能不可持续，新旧“S型增长曲线”急需转化。“S型增长曲线”由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用以描述创新活动的过程，无论这种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或新观念：创新活动在发展初期进展缓慢，进入成长期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直至成熟期的曲线顶端，之后创新增速减缓、动力缺乏，直至停滞。从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经济增速创下7年新低，这反映了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旧经济的“S型增长曲线”已从顶端开始进入下滑阶段，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强、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下，旧生产要素、旧动力、旧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只能带来投资收益递减、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问题。因此，当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旧“S曲线”增长乏力时，就需要一条代表着新技术、新生产要素、新基础设施、新动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长曲线”，投入新生产要素、利用新技术并改造提升原有技术、巩固原有基础设施并建设新基础设施、优化适应新增长的制度环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旧“S曲线”的增长瓶颈，使能够通过新技术得到改造提升的旧“S曲线”中的传统技术、传统动能、传统产业等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要求，焕发新的增长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使其孕育成为新的经济动能，以创新驱动新的“S曲线”来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新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第一，“新经济”需要新的统计体系与评价标准。自“新经济”提出后，美国政府、OECD、各国学术界纷纷对其内涵与概念进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概念标准。而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非货币交易，以及数字化经济、共享经济等，也都给新经济的核算带来严峻挑战。传统的统计与核算方法难以将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纳入其中，如互联网约车、餐饮外卖等互联网消费活动，居民个人通过分享车辆、住房等创造的服务，互联网+的相关业态和许多小微企业的数据等都难以被GDP所统计。这将导致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速的低估，并难以全面反映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二，针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配套与创新。在创业创新热潮下，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客观上加大了监管难度，既有监管制度与立法体系难以快速做出反应，滞后于新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监管漏洞。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但若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无法及时补缺，那么市场风险将日益突出。如何强化新经济下的政府监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监管到位，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资本快速聚集隐藏新经济“泡沫”风险。“互联网+”稳步推进，“双创”、“众筹”等推动的互联网投资与创业创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愈加壮大。随着新经济的崛起和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也成为最受资本追捧的领域。互联网创业创新火热，投融资强势增长。2015年，我国互联网领域新创公司2971家，融资金额达4587亿元，其中VC/PE融资金额1864亿元，而创业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达041亿/月。资本快速集聚能够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壮大，但也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虽然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但占GDP30%的体量仍然较小，还不足以全面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如果一味强调新经济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市场资金势必将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场监管体制的相对滞后，资产“非理性”聚集将引发泡沫风险。

篇5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