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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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影响，西方的生育率转变理论是从也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效果。在对生育率进行宏观分析时，西方学者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建立起了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他们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行，促使了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改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小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也有所下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2]。

一、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

对总和生育率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化水平、新生婴儿存活的概率、妇女的就业水平、物质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等。反映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指标为：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

二、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双变量相关分析法以及逐步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分析中，我们分析了总和生育率和大学入学比例（y）、每千人医疗床位数（张/千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新生婴儿死亡率（‰）以及妇女劳动参与率（%）、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各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为了说明总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我们对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因素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因而本文采用能够消除共线性的逐步回归分析法。

三、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数据，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指标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大学入学比例、每千人医疗床位数正相关，与农业占GDP的比重、婴儿死亡率负相关，这都与上面论述的各社会经济因素对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影响相符。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中又以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最大。在表1中，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成正比，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符，这可能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计算时所用的数据以及中国妇女的职业转变有关。

为了分析社会经济变量对总和生育率的综合影响效果，对1980-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社会经济各变量之间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通过SPSS进行数据处理，排除具有较强共线性的几种情况（VIF≥10），得到的有效结果如下表2所示：

模型2的预测变量：（常量）、农业所占比重、大学的入学比例

模型3的预测变量：（常量）、大学的入学比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

从表2给出的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这三个模型都通过F检验、t检验以及共线性检验，则这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同时，这些模型中又以第三个模型的R?都很高，因而我们选取第三个模型得到的结果。在第三个模型中R?=0.958，说明大学入学比例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好的对因变量做出了解释，从而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非常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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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我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写字楼随着商务办公职能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初期主要服务于外贸、法律、保险、广告等行业，因此，建筑沿袭解放前的爱群大厦以酒店形式为主，但增设银行、商务办公、娱乐、停车场等，逐步成为综合服务性楼宇，如白天鹅酒店、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写字楼开发建设随之跌到谷底，直到2002年才逐步回升，写字楼开发也由综合性转为专业性商务办公职能为主，年均写字楼施工量在300万平方米以上。近年，随着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广州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珠江新城逐步建成对其他商务地块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随后的白云新城、白鹅潭地区、国际金融城等商务地块的开发，使得广州市写字楼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广州写字楼开发与城市化的关系

1.写字楼年开发量与城市化水平无关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成为广州发展的主旋律，伴随着广州市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商贸经济的发展，广州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从1949年到2000年，以及2002年以后，广州城市化水平都是呈现年均0.1%的稳定增长态势，到2007年城市户籍人口773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89%，可以说广州市城市化水平已经十分成熟。然而，对比1995-2007年城市化水平与全市写字楼每年施工量（图1），可以发现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R为0.0005≈0），而且写字楼的开发量在2001年与2007年出现大面积的突然性萎缩。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等区域性经济危机有着明显的时间关联。这说明在写字楼年开发量上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与周边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大，但很难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等稳定性的增长指标存在必然联系。

2.写字楼成交总量与城市化水平关联性较弱

将广州市的写字楼建筑每年成交面积进行叠加形成成交总量（可弱化每年的波动性），观察成交总量与城市化关系（图2），可以看出写字楼是从1999年后才进入每年100～200万平方米快速增长的成交速度，之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广州的城市化水平在进入83%后才达到明显的增长阶段，可见写字楼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才会出现的。虽然两者的相关系数仍然表明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表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这也说明与写字楼相关的生产业人口增长与整体非农业化人口发展（城市化）进程没有必然联系，是产业结构大调整导致非农业人口结构质变的表现。

三、广州写字楼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写字楼的施工量超前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并对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出较为灵敏的反映，说明写字楼建设资金与国外资金联系密切。对写字楼开发与地区经济的联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总结1999-2009年广州市批准的写字楼预售面积与广州市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图3），可以发现预售面积与当年生产总值关系密切，相关性系数R达到0.85，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性系数更高达0.86。可见写字楼开发与住宅开发表现类似，都与当地经济总量有着密切联系；但写字楼的建设量比预售量变化的浮动更大，说明总体上写字楼会超前建设，而后按照市场规律待价而沽进行销售。另外由于写字楼造价高，且开发后大部分以出租为主，直接销售的面积比例相对住宅低，这也导致了写字楼开发资金需求高，一旦资金不足会严重影响写字楼开发。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写字楼开发与住宅及地区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但写字楼开发与城市化的关联性较弱，在城市化后期才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此外，也不同于住宅开发的是，初期很难形成城市化与写字楼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因此，我们在写字楼开发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不能以写字楼建设推动新城开发

写字楼建设与城市化发展关联性不大，在新区中大量规划拍卖办公用地，由于这些以办公为主的创业孵化园、高科技园区等地处偏远，以较低租金吸引企业入驻，但公共设备不完善、居住条件差等，对外来居民迁入新区的吸引力不强，导致园区出租率不高。即使已迁入的企业，也会由于员工生活满意度低而导致员工流动性大，企业经营困难。新区写字楼的开发应该符合市场规律，尽量靠近老城区，借助已有的设施条件才能支撑其不断发展；或在写字楼开发同时，超前性投资相应的生活及配套设施，才能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靠一些标志性的写字楼建设推动新城区开发。

2.写字楼的开发需要符合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规律

写字楼开发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切莫拔苗助长，否则事倍功半。在广州珠江新城从1992年至2001年的近十年时间中，由于写字楼开发面积过量，虽然已拍卖用地有99宗，但拍卖后未能建设的多达69宗，占2/3还多，被称为珠江新城“荒芜的十年”，值得引以为鉴。

3.写字楼开发需要避免市场的短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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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为了贯彻“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精神，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方案；新的体质健康标准围绕“增强学生体质”这一中心任务，对学校体育领域、对学校体育工作者来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部分中学体育课、课外活动安排不尽人意，，不难想象这样的状况会导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严重滑坡，当然也就谈不上增强体质，培养终身体育的习惯。作为学校体育工作者，必须明确当代体育活动的新潮流，认识体育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学校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建立健全体育活动的运动机制，寻找改进和提高体育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方法，通过体育教学和组织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等途径，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全面圆满地完成学校体育教学的目的与任务。

2．研究方法：运用访问法、文献资料与综合分析等方法访问了部分中学生的体育教学情况并查阅了有关资料。

3.结果与分析

3.1体育教育观念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学校往往重智轻体，把文化课和升学率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把体育课置于次要地位，许多老师对当前实施素质教育前提下的体育教学目标不够明确，理论认识不到位，方法不优化，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上或宁愿将多余时间白白地浪费，也不愿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去，导致学生的锻炼时间日趋减少，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几乎一周都没有锻炼的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主观上对健康标准定位不准确，认为无病就是健康，对于获得适应能力应是长期锻炼的结果认识不够，从而缺乏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体育课存在的问题

现在的学生喜欢体育活动，但同时又有大部分同学不喜欢体育课，喜欢体育活动是因为他们喜欢玩，不喜欢体育课却是因为中小学生的体育课过分强调统一性，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始终摆脱不了旧的教学观念和形式，体育教师虽然都具有很高的学位，也都按教学大纲上的内容努力想上好每一节体育课，但在实践中却不能受到良好的效果，而学生偏爱健美、街舞、游泳、兵乓球等项目，一般学校从师资到场地都无法满足，如果学校改变过去指令式活动为任选式，允许学生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结合自己个性特点的内容锻炼项目，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学生在课内课外可能都会很活跃。科技论文。科技论文。

3.3课外活动和课间操存在的问题

课间操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身体锻炼这一积极性休息方式，帮助学生消除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疲劳，防止因长时间坐位获单一的身体姿势导致的身体畸形发育,可安排广播操或视力保健操等，而学生往往喜欢下午的课外活动不喜欢课间操，原因是学生的生活习惯不能适应学校的管理要求，有些学生出操仅仅是迫于考勤的压力应付差事；而下午的体育活动学生们却玩得不亦乐乎，这和学生天性不爱受约束，向往自由有关。因此，在学生认识尚未形成自觉的行动的情况下，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使学生充分认识出操的重要性，保证每天有充分的活动时间。

3.4家庭、社会存在的问题

体育锻炼，是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这样，一是随着体育运动的日益普及，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来高；三是随着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特别是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已经获正在尝到“肌肉饥饿”的苦头，因此，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但锻炼的人群中中老年居多，却很少看到青少年的影子，即便是双休日也是这样。科技论文。现在的孩子学习紧张，每天的课排的满满的，又都是独生子女，处处受宠爱，常常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既不劳动也不运动，更不能吃苦耐劳，即便是玩也变成了玩电脑、看电视，使得他们出去锻炼的时间很少。

3.5场地与器材问题

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校的体育设施满足不了他们锻炼身体的需求，常常出现有课外活动的时候，学生从家带器材去学校的现象。有的体育教师为了学生能够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自制一些体育器械等。

4.结论与建议

（1）增加学校体育的投入，保证体育课教学：学校体育设施、师资条件要符合当前“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精神，要采取具体措施和政策来保证提高师资的素质，增加对学校体育的投入，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

（2）改变体育教育观念，培养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意识：体育锻炼是贯彻“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和推进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儿童少年生长发育、增进健康、增进体质；掌握与提高体育和增进健康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机能等重要措施，而这一重要措施的实施要依靠体育教学手段来实现，因此，体育教师要充分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鼓励和指导他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使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可以使儿童少年全面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适应能力和抵抗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

（3）体育科学常识的教学内容要具体：儿童少年的体质与健康状况、智力与心理发育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现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并且对于成年后的体质水平、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他们进行体育教学和训练时，要与他们现阶段身体状况相适应，给予科学合理的安排。

参考文献

[1]马永红.影响我国学生体质逐年下降的人为因素[J].辽宁体育科技，2006年第一期

[2]伊小俭.我国大学生的体格与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及自然环境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J]体育科技，2006年第一期

[3]姚鸿恩.体育保健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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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经 济 学 的 角 度 来 讲 ,企业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现出来的是裸的经济动物本性。受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和贸易思想的影响,利润最大化成为了经济主体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导原则。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坚信:“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它利润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在建筑着利润的金字塔的过程中践踏社会环境,漠视员工利益,虽然实现了利益,但是在内部与员工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外在社会环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协调的因素。变革在隔阂和紧张中渐渐展开,人权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劳工立法等逐渐改变了企业只关乎经济利益的现实。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己性”结合起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外,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

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认为,社会责任需求的产生使得消费者愿意为产品中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支付额外价格,从而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进行激励。黄晓鹏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是由于内部规则(企业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双重秩序组成。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因素

经 济 社 会 学 视 角 下 看 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在解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上,制度学派和嵌入性理论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框架。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经济学研究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成本最小化问题,即技术函数问题;同时组织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当其他企业遵守法律、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责任担当的企业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结果是企业出于非自愿的、要适应社会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卡尔·波兰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且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与个人关系之中;“结构性”嵌入是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企业不仅嵌入于由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同时也嵌入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其他企业成员以及社会结构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企业所能选择的>！

布迪厄认定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网络当中的可以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具体来讲,企业社会资本又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企业内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它可以促进交流和合作、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外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它包括企业与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取信息、知识和资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内可以实现和员工间融洽的关系,对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和政府、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明智的企业很乐意主动为实现社会资本而投入。

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

在 中 国 , 近 些 年 越 来 越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灾害救助和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可是当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企业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去理解和践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厘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和原则,避免企业盲目地跟风和一味地迎合社会需求而迷失了其发展经济的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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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人口统计学中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一直都保持着世界前列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仍然处在世界中等水平。根据CIA《世界概况》对2008年世界各地人口预期寿命的列表,被调查的22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103位,人均预期寿命是72.88岁,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均预期寿命达84.33岁,而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是日本为82.07岁。根据2000年的全国人口统计调查数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寿命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东部地区平均寿命为73.816岁,中部地区为71.23岁,西部地区为67.99岁(见表1)。

针对预期寿命地区差异,从20世纪80年代就不断有学者在研究,但是之前主要是以描述性统计研究方法为主,通过地区预期寿命数值的对比,来说明地区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在差异较明显的地区之间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在数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则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本文尝试采用非参数统计中的Kruskal-Wallis多样本检验法来验证地区差异性。

针对预期寿命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也曾使用过各种分析方法,比较典型的有:马淑銮(1989)在《影响预期寿命因素的分析》一文中采用的通径分析法;陈崇国等(1997)在《人口平均寿命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采用的多元统计分析的因子分析法;鲁小波等(2007)在《中国各省人均寿命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采用的简单相关系数法。对比各种方法的优劣势,本文决定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一方面简明直接,可以避免通径分析法的模型构造和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排除量纲对结论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节主要介绍文章中用到的两种非参数检验方法。

(一)Kruskal-Wallis多样本检验法

设有k个连续型的随机变量总体:X1,X2,…Xk。xi1,xi2,…xini是来自第i个总体Xi的样本,其容量为ni,i=1,2,…,k。总的样本容量为N=Σni。假设这k个随机变量总体的形状相同,只可能存在位置参数的不同。引入检验统计量H=SSB。其中SSB=Σni[E(Ri)-E(R)]2=Σni[E(Ri)-(N+1)/2]2。

原假设H0:θ1=θ2=…=θk;备择假设H1:θ1,θ2,…θk不全都相等。

若H的检验P值≥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k个总体服从相同分布;若H的检验P值≤0.0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k个总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二)Spearman秩相关系数

记xi在{x1,x2,…,xn}中的秩为Ri,yi在{y1,y2,…,yn}中的秩为Qi,i=1,2,…,n。构造一个新的成对数据(R1Q1),(R2Q2),…,(RnQn);显然,当g(.)为严格单调上升函数时,(x1y1),(x2y2),…,(xnyn)与(g(x1)y1),(g(x2)y2),…,(g(xn)yn)的秩相关系数相等,所以秩相关系数可以描述两个变量的广义相关关系。

引入检验统计量秩相关系数rs=,其中E(R)=ΣRi/n=(n+1)/2,E(Q)=ΣQi/n=(n+1)/2;由于Σ(Ri-E(R))=Σ(Qi-E(Q))2=n(n2-1)/12,化简得rs=。

原假设H0:X和Y相互独立;备择假设 H1:X和Y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若rs的检验P值≥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为X和Y相互独立;若rs的检验P值≤0.0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X和Y之间存在显著地相关关系,参考文献见王静龙等编著的《非参数统计分析》(2006)。

三、实证分析

(一)地区差异的非参数检验结果及分析

我国每10年一次进行预期寿命的统计调查,本文采用最近一次也就是2000年的调查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利用Kruskal-Wallis多样本检验法进行分析。

利用表1的数据,将东中西部看作三个总体,按照秩进行重新排列,计算SSB和H检验统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中西部的平均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从三者的中位数可以看出,这种差异性呈现为从东部,中部到西部的逐级递减的关系。

(二)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错综复杂,主要可分为两类:人类生物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同一个国家的人群,人类生物学因素一般不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分析。社会经济因素中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五种:

1、生活水平。医学显示,人类的身体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合理的膳食结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方面的支出也会随之增加,对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帮助。鉴于此,本文引入“个人可支配收入”作为“生活水平”的衡量指标。

2、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建国初期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左右,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仍然停留在30岁左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差,导致很多传染性疾病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影响了人口的寿命。鉴于此,本文引入“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作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

3、人口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人们的知识面倾向于更广,对于各种因素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认识会更加深刻,这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人口的期望寿命。鉴于此,本文引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受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6岁以上公民的平均受教育时间。计算公式为C=U×a+H×b+M×c+L×d+I×e。其中,U、H、M、L、I分别代表具有占被考察范围6岁及以上总人口的比重,a、b、c、d、e分别代表具有大专以上、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平均接受教育年数,根据我国历史和现行教育制度并兼顾地区差异,通常取:a=15,b=11,c=8,d=5,e=1。)

4、生活环境质量水平。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城市绿地锐减,甚至工业废水废气污染严重。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生活环境的质量却有下降的趋势,这是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影响人们生活质量,从而可能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本文引入“各地区城市绿地和园林面积”作为“生活环境质量水平”的衡量指标。

5、家庭生活水平。随着现代人生活观念和家庭理念的变化,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一起生活共度晚年,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大部分和父母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因此出现了如“留守老人”等新名词。那么,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对预期寿命的是否会有影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鉴于此,本文引入“家庭规模”即“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作为“家庭生活水平”的衡量指标。

利用表3的数据,令变量X=“平均预期寿命”,Y1=“个人可支配收入”,Y2=“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Y3=“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Y4=“平均受教育年限”,Y5=“各地区城市绿地和园林面积”,Y6=“家庭规模”。依次做X对Y1、Y2、Y3、Y4、Y5、Y6的秩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本文选取的五种经济社会因素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个人可支配收入”,“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各地区城市绿地和园林面积”这五个指标的值越大,则“平均预期寿命”越长;而“家庭规模”也就是平均每户的人口数的值越大,“平均预期寿命”越短。

(三)总结和建议

总结上节的实证结果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国内东中西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级差非常大,发展严重失衡。东部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世界的中上水平,少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青海等地理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则停滞在世界中下水平。

2、社会经济众多影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因素中,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以及家庭环境这五种因素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尤为明显。同样,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的高低也反过来反映了该地区以上五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水平。

3、家庭规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出现的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和人口寿命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家庭规模越小,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越长。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现代社会高昂的教育和生活成本,导致抚养子女的成本也很高昂,所以子女少的父母经济和精神压力相对较小,预期寿命相对较长;其次,现代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和较高的养老福利水平,促使城市的老年人和子女分开居住,减少了两代人之间不同观念所导致的摩擦,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养老模式的成形。

针对以上的总结,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生活水平方面。针对国内的低收入人群,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当务之急就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应该致力于扶贫致富的经济发展,着力于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这对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将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医疗卫生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可以考虑着力改善。在城市,进一步推广社区医疗保险等保障措施,减少百姓在看病买药方面的经济负担;在农村,尤其是西部边远地区,有必要完善乡镇医疗站,卫生所等基础医疗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3、人口受教育水平方面。研究发现,基础教育对于提高预期寿命的效应要高于高等教育。对此,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有必要着力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

4、生活环境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渐渐地成为影响平均预期寿命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东部工业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都要注意对比经济和环境的成本产出效应,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政策的取舍。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越来越自由,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很大部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把“人均预期寿命”作为移入地的选择标准,这背后其实隐含着其对于当地的整体居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体制,自然环境等的选择。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各地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当地的预期人口寿命,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吸引高资质的人群流入居住,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王静龙,梁小筠.非参数统计分析[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马淑銮.影响预期寿命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1989(3).

3、钱建明,凌莉.预期寿命影响因素分析法――通径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