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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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学习人文地理时，区位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它贯穿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商业和金融、旅游业等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学好区位分析知识，地理的综合分析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成绩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反之，若没有学好这部分知识，则会分析不到位，知识张冠李戴，甚至出现越学越糊涂的情况。那么，什么是区位，区位因素有哪些呢？区位是人文地理的一个概念，它既包含该地理事物空间位置的含义，同时也包含该地理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联系，还有被规划布局的含义。区位分析与选择是人文地理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内容，其核心是因地制宜。

对于某个地理事物所产生影响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不同的地理事物，其影响的区位因素也不同，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自然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自然区位因素主要由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土壤、生物（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就更多了，但主要的有市场、交通、政策、原料、劳动力、技术、环境等。区位因素众多，这也是不容易学好的原因之一。如果分别归类，注意区别主要区位因素和一般区位因素，掌握区位分析的基本思路，就容易掌握了。

一、各不同地理事物的主要区位因素

1.农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气候（最重要因素）、地形、土壤、水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市场（最重要因素）、交通、政策、劳动力等。

2.工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土地、水源、气候、地形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原料、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社会、环境等。

3.城市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自然资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交通、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旅游等。

4.交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城市、工业、资源、政治、科技等。

5.商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市场、交通、经济、技术、信息等。

6.旅游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生物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游览价值、市场距离、交通位置及通达性、接待能力、环境承载量等。

从上述罗列中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理事物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但相对来说，自然区位因素并不多，主要是地形、气候、河流等，除了对农业、城市的影响较大外，对其它地理事物的影响较小。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则种类繁多，且不同地理事物影响的主要区位因素也各不相同，因而成为学习中的难点。如何分析一个地理事物的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其中哪些是主要区位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区位分析与选择的基本思路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理事物在考虑区位因素时都是从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如何降低成本的区位因素往往就成为其主要的区位因素。如工业区位选择中的原料、燃料、市场和交通就是主要的区位因素，在这几个因素中必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称为主导因素；在分析区位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有利的区位因素，也要考虑不利的区位因素，并对其进行辨证分析；另外，在分析区位因素时，还要考虑其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主导因素分析法。在影响区位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常有一种或几种因素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成为影响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在区位分析与评价时要理清各区位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找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做重点分析。例如：不同的工业部门，其生产过程和生产特点不同，生产投入的要素不同，生产成本的构成也就不一样，根据工业区位选择所要考虑的主导因素可分为原料指向型、市场指向型、动力指向型、廉价劳动力指向型和技术指向型等。

2.辨证评价法。根据区域环境特征，分析影响某一人类活动区位形成与发展的优势条件与限制性因素，并对其做出有利和不利的评价。例如：对西双版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进行评价，既要看到“自然风光秀丽、人文风情独特、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旅游资源集群状况好、地域组合合理”的优势，还要根据所处交通位置、经济位置找出“交通不便、通达性差、市场距离远、地区接待能力有限”的限制性因素，并进一步认识到“加快交通运输建设，旅游活动的规模要与环境承载量相适应，避免造成生态破坏”。

3.动态分析法。区位因素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并抓住倾向性因素做预测性分析。例如：由于运输条件和生产工艺的改进，钢铁工业的区位选择经历了三次变化。19世纪初所需原料中煤的运量最大，其区位选择宜靠近燃料产地（如德国的鲁尔区）；20世纪初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需煤量大大减少，其区位选择“移煤就铁”转向靠近铁矿产地（如我国的鞍钢、包钢）；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巨型矿石运输船的出现，钢铁工业受原料产地的制约越来越小，区位选择逐步向市场和交通便利地区靠近（如我国的宝钢）。

三、例举、解析和拓展

例1：假定城镇是唯一市场，城镇周围是条件均一的平原，种植农作物的收益只与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和运费有关，其表达式为：收益＝市场价格―生产成本―运费。单位面积甲、乙、丙农作物，其市场价格分别为600元、1000元、1400元，生产成本分别为200元、400元、600元，运费与运距成正比。下图是这三种农作物收益随距城镇（市场）的距离变化示意图。据此回答（1）~（3）题。

（1）X、Y、Z线代表的农作物依次是（）。

A．甲、乙、丙B．乙、丙、甲

C．丙、甲、乙D．丙、乙、甲

（2）在距离城镇OJ范围内，为取得最佳综合经济效益，种植这三种农作物的界限应该是（）。

A．E、FB．F、GC．E、HD．F、H

（3）与其他两种作物相比较，单位面积作物Z（）。

A．单位距离运费最低B．单位距离运费最高

C．随距城镇距离增大收益递减最快

D．总是收益最低

【解析】

（1）由本题提供的材料可得下表：从表中可看出，不考虑运费，丙收益最高，因此支付地租能力最高，距城镇应最近，其次是乙、甲。（2）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农作物收益与城市距离不断变化，在OE范围内，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丙农作物；在EH范围内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乙农作物；H以外只有种植甲农作物。（3）单位面积Z收益随城镇距离变化最小，说明单位距离运费最低。

【答案】（1）D，（2）C，（3）A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农业区位选择？

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气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场、交通、政策等。在自然区位因素中，气候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极大。在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中，市场因素影响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模，并且是社会经济因素中最富变化的因素；交通运输主要影响商品农业。进行农业区位选择时，首先要根据纬度位置及其他信息确定各地的气候特征，再根据等高线等信息，分析各地的地形特征，并结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习性进行选择。然后从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从生产成本、运输便利程度、运输费用和时间等方面分析。

例2：假定工厂选址时只考虑运费，且运费仅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某原料的原料指数等于该原料重量与产品重量之比。下图中，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的距离相等。据此回答（1）~（2）题。

（1）如果工厂选址在O点最合理，那么（）。

A．M1的原料指数大于M2的原料指数

B．M1、M2的原料指数都大于1

C．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0.5个单位重量的M1、M2

D．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1个单位重量的M1、M2

（2）若生产2个单位重量的产品需3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1、2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2，那么工厂区位最好接近以下四点中的（）。

A．NB．PC．QD．R

【解析】

（1）根据题目提供的信息可知：选址在O点，原料运进和产品运出的费用最省，由于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地的距离相等，因此，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需要一个单位重量的M1、M2。

（2）从节约运费角度考虑，由题目可知，原料M1需求量最大，运费高，所以工厂区位应靠近原料地M1。

【答案】（1）D，（2）B

篇2

我们都知道，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影响交通量的众多因素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交通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而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影响其增长的具体因素。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续增加，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一）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现状

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这个全流通的时代，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而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显然不仅促进了我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通常情况下，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复杂，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联系。所以为了促进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据此对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最终提高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是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间的交流，这样对交通运输系统的要求也就会增加。所以，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就不能够长久。

（三）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大对交通运输业的投入，而国家的重视也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另外，由于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不难做到使交通运输和当前经济发展相互吻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想要得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以一个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为保障。因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实现各个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果交通运输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的话，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人才交流和知识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利于人们视野扩宽，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区的经济交流，最终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

（一）思路详介

这里讲到的收费车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驶车辆通行费时所划分的车型。在一般情况下，提到交通量时都是指由交调车型进行统计的交通量。交调车型就是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统计中所采用的调查车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所划分的车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时，可以通过人工进行分车型调查，从而获得收费车型和交调车型交通量对应的比例关系，由该比例可将统计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转换为交调车型交通量，接着再进行汇总，在汇总时，要分地市进行，将其所辖的收费站分进口和出口进行汇总，这样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这时候，就需要将该交通量和其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确定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思路简介

简单来说，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费站得到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通过分市区的汇总，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过这里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可以通过人工分车型调查得到收费车型与交调车型的转换系数后，再结合各收费站收费车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该地市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

三、总结

影响交通量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一个是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前者是主导因素，后者为具体因素。所以，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1]赵伟，周俊红.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 公路与汽运，2013，03：230-231

篇3

【关键词】

统计学； 社会经济； 关系

1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为收集经济数据提供必要的方法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数量模型，开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经济数据。经济统计学给出了各种经济统计指标的科学定义和计算口径，给出了具体收集各种指标的方法和途径。离开了统计学的支撑，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经济数据。

1.2 为总结和提炼客观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动规律提供方法

社会经济的个别现象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过统计的大量观察法，才能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总结出现象变动的数量特征。微观经济学中著名的恩格尔曲线（Engel’s curve）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就是通过统计观察发现数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论基础

任何经济理论都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较好地解释某些经济现实。因此需要人们利用经济数据去检验这些理论是否能够与实际情况相符。这种分析被称为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所获得的新知识常常为实质性学科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例如消费函数。

2 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美国著名统计学家Tukey1962年发表了题为“数据分析的未来”的长篇文章，论及对数理统计研究的评价标准。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直接作用。是否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或者将一些统计方法组合应用于新的领域。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间接作用。虽然未发明新的统计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如费歇在1921年发表的题为《理论统计学的数学基础》和1925年发表的题为《点估计理论》的文章，虽则并末提出新的统计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主导了以后许多年的数理统计学的研究思路影响延续至今。成果的数学水平。解决或推进有统计学背景的数学问题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

对于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来说，衡量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也可以有类似的三个标准：

第一，经济学标准。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了新的经济规律，或者是很好地论证和说明了某种经济现象发展的趋势和数量变动规律。

第二，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经济指标及其核算方法、发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将产生于其他领域的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或者是巧妙地结合运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间接作用。虽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关于大统计学科的讨论等等，经济统计领域大国民核算体系的提出等等也属于类似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数理统计学界，采用发展纯数学的方法去发展统计学，特别是在成果评价方面，重理论轻实用。这种“政策导向”使许多数理统计学者对实用问题不感兴趣。研究内容流于空疏，无补于实际。

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界没有很好地将现代统计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去得到一些非统计专业的经济学者难以得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定量分析结论。因此，难于获得社会的支持。使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无法形成。相当一部分经济统计学论文的统计特色不够鲜明，不会江统计学深入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别。个别论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论述或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很少统计方法与统计数据的应用。

3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正确运用

3.1 坚持统计学的正确方向

对社会经济进行研究时，需要应用通用的统计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结合有关经济理论，建立和完善以有关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特定的统计方法。因此，搞经济统计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而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要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将研究适合经济领域特有的统计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时积极参与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发挥经济统计学的作用。

3.2 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思想而不是数学公式

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我们在对社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时，不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注意问题的实质和方法的适用条件，片面追求复杂的方法和复杂的模型。我们应该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复杂问题。

3.3 重视社会经济思想的运用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经济思想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

【参考文献】

[1]陈希孺：数理统计学及其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关系[J].中国统计，2001年第7期。

篇4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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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荣增.我国城镇密集区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与判定[J].城市规划 ,2003,27(9):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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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宝玲.区域发展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思考[J].经济问题,2007,(4):109-111.

篇5

知识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与经济越来越趋于融合。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知识，尤其是新的知识成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对知识与经济的基本理解

所谓知识，指的是人们通过学习、感悟和实践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总和。它既包括以经验、表象、印象、概念等形式表现的观念形态，又包括以图书、杂志、图表、信息等形式的载体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形态。所谓经济，指的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不断提高和扩大的需要，而从事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济一直都离不开知识。为了便于比较和说明问题，我们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的主要特征简单列表如下：

简单来看，在单纯依赖土地、自然生产物品的农业经济中，用于指导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以经验为主，知识的含量少，作用小。工业经济社会采取工厂化生产，用手工工具和机械制造物质产品，这一时期的经济主体依赖资源，依赖知识的程度明显提高，知识的含量和作用明显增加。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知识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总的来说，知识与经济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基于上文的论述可知，在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知识不是经济，经济也不是知识，二者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差别，这是它们对立性的表现。而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又是统一的。二者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过渡的。

一方面，知识的产生和积累离不开经济活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还是生产技术知识，本质上都是由经济决定的。首先，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知识的源泉。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采集和狩猎，人们通过采集和狩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植物不仅维持了自己最简单的生活，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明了“钻木取火”和“摩擦起火”，学会了制造工具。可见，知识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知识的积累提供了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促进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知识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东西，专业的知识生产者随之出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再次，生产实践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传统产业，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从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规律，研究新理论，创立新学科，成为了时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也离不开知识的指导。知识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历史上任何类型的经济都包含有一定的知识因素，并且这种知识因素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断在发展的，其对经济的指导与推动也在不断升级。当人类掌握石器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青铜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铁器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学会使用机器以后，创造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与经济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从而，知识，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经济也将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创新；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知识创造的价值将占最大比重，知识本身也就成为了最大的资本。进而，知识的拥有与否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败的关键，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篇6

本文得到两个课题的资助:(1)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关系的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项目编号:O8020116);(2)唐山师范学院院内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大学生满意度测评模型及应用研究――基于客户满意理论的分析”(项目编号:06C02)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

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主要是指一所高校乃至一个区域所有高校内各种具体的学科专业所构成的比例关系和方式,包括不同科类高校和学科、专业数量、布点以及相互之间联系等。高等教育有三大职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学科结构是承载它们的一个平台,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和知识进步所形成的学科划分,关系到国民经济和上层建筑各部门智力资源结构,同时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最直接的反映和体现。“十五”期间,我国明确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之一是调整学科结构。而学科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既来自高等教育的内部,也来自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对于地方高等教育而言,其学科专业调整应在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的基础上,基于自身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地方社会区域经济。明确学科结构调整思路和建设目标,并通过对调整后的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和课程建设,使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这是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率的根本举措之一,也是摆在高等教育管理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在今天,伴随各地区高校自主招生、学科调整、专业设置面向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科学地协调经济与教育发展关系,优化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功能及构建原则

1、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功能。衡量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多,关系复杂,特性差异大。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功能:

(1)描述功能。即能够较深刻、客观地动态反映高等教育、经济各领域、各环节、各因素的现状。通过这些指标既可表征高等教育、经济子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对比关系,又可反映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经济发展两者关系;既有横截面指标,又有反映动态变化的动态指标;既有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综合性指标,又有经济分项指标;既有学科结构、经济各自系统内部协调水平的指标,又有两者之间协调水平作为整体的功能状态。

(2)一定的解释功能。这种协调发展指标体系不仅能测量出两者协调的程度,而且还应提供可以帮助判断原因的指标。

(3)评价、预测功能。反映指标体系对我们认识已知和前瞻未知具有双重作用。前者反映在通过经济、教育子系统各自内部指标评价系统是否优化,以历史指标评价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基础;通过反映经济、教育外部联系的中介性指标刻画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外部关系是否协调。后者反映在可以利用历史、现状指标在近一阶段内动态变化特点轮廓性地预见未来高等教育、经济各自发展趋势及协调趋势,从而为制定对策提供依据。

(4)预警功能。这是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最主要的功能。体现在通过本国、本区域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研究,找出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应的数量关系,制定符合实际的指标阈值,作为教育经济严重失调的数量界限及时对决策层发出预警。

2、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有效的评价一个地区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关键在于选择恰当而全面的指标。在具体选取评价指标时,仅采用一个单项指标或某几个指标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性;而采取的统计指标过多,又会在具体评价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为此,我们在选择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评价指标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针对性原则。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必须针对社会经济及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特点,兼顾两者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保证选出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及代表性。

(2)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就是要求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的基本理论和自身特点,指标的定义、分类、范围、数据收集、计算方法、权重确定等都要真实、规范、有科学的依据,同时要注意所选指标的稳定性和相关性,要使指标体系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3)导向性原则。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为了评价两者的协调程度,继而找出两者间存在的问题,寻求可操作的对策。因此,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在全面性的基础上,尽可能选择具有足够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专业指标,以便比较准确、简洁地表述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协调的状况,引导人们找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4)可行性原则。虽然从理论的角度,可以设计出一个较为理想的指标体系,但在实践中,要考虑到数据采集的难易程度,应尽可能采用量化的指标,以便于操作,避免人为因素影响评价的结果。

(5)可比性原则。为了做到同一地区在时间维度上以及不同地区在空间维度上指标的可比性,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应使用国际上普遍通用的概念、名称和计算方法,并在时间上保持指标的相对稳定性,以保证历史资料的可比性。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动态可比反映所评价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学科结构协调上的变化趋势和速度;空间维度上的横向静态可比反映所评价不同地区经济与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协调性差距。

(6)简明性原则。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经济发展协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若面面俱到则可以设计出成百个指标,具体评价时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因此,指标的选择应尽量做到用较少的指标反映目标中关键问题,且数据易于收集、针对性高、操作性强。

二、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主要是结合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将两者的协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新兴专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新兴专业是指应社会及市场的迅猛发展而设置的,具有良好就业前景,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要的专业。新兴专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二是主导产业相关专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本身成长性很高、并具有很高的创新率,能迅速引入技术创新,对一定阶段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具有重大的关键性导向作用和推动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带动性和扩散性的产业。高等教育需要优先为主导产业输送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通过对主导产业相关学科专业与经济发展协调的考察,也能反映学科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遵循上述原则,本文设计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1)

1、新兴专业比率。新兴专业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新兴专业比率=×100%

2、新兴专业在校生比率。该指标反映的是区域高等教育新兴专业培养学生数量在全部在校学生中的比重。该比率上升意味着高等教育及时调整学科结构,适应社会需求。计算公式为:

新兴专业在校生比率=×100%

3、新兴专业在校生增长率。高校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会不断地提高新兴专业招生数量,该指标反映的是区域高等教育新兴专业培养学生数量增长情况。该比率是速度指标,上升意味着高等教育能更快地适应社会需求。计算公式为:

新兴专业在校生增长率=

×100%

4、新兴专业经费比率。该指标反映高等教育用于新兴专业的经费占总经费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等教育对新兴专业的重视程度,也就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能力。计算公式为:

新兴专业经费比率=×100%

5、新兴专业经费增长率。该指标反映新增专业经费增长的情况。该指标值愈大,高等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愈及时。计算公式为:

新兴专业经费增长率=

×100%

6、区域主导产业人才供给率。该指标反映区域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得到保障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区域主导产业人才供给率=×100%

7、主导产业相关专业高职称教师比率。该指标反映主导产业相关专业教师中,副教授和教授的比率。能够在一定程度反映师资配置的合理程度。计算公式为:

主导产业相关专业教授率=×100%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篇7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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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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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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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概念。何为现代化？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是指什么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在其模式、思维和方法等方面都向现代化发展。当今社会的经济管理体系在不断地发展并改善，这样下去就产生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就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3、经济管理与现代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快地发展经济管理出现了民主化的、网络化的、人性化的、扁平化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经济管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人们都在关注并重视的问题，是因为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快，实现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有现代化的驱动经济管理才能够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经济管理与现代化不能分开，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1、以人性化的管理思维优化管理制度。经济管理模式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尤其是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我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强调速度，只着重企业的效益，没有重视作为生产本质的工作人员。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已经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思维，要求在工作中分析员工的生理、心理、日常生活情况等各方面的因素。采取这样的经济管理思维，能够激励员工的工作态度，自然而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经济管理发展的这种新趋势能够弥补传统管理模式的不足之处，为达到最终工作目标做铺垫，使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从而提高企业和组织的利润效益。

2、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传统的经济管理体系很少见到民主化的痕迹，几乎谈不上民主化的管理方式，现在企业与组织的经济发展要求民主化的经济管理方式。将民主化深入到现在的经济管理模式，能够实现领导和下属之间关系的透明，避免发生贪污受贿等不良后果的发生。企业和组织针对一名人员任命上的正确与否必须要进行民主化的判断，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来做出民主化的决策。如果不花时间去判断基层人员的任命情况，可能要对企业的未来产生不良影响，使企业的利润效益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为了使企业获取最大的利益，关键在于花时间来判断基层人员是否胜任其现在的工作，这样就能够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

3、以客户为导向的新趋势。传统的经济管理主要追求高科技，以技术为企业的导向，这样的经济管理体系必然会导致卖方市场的格局恶化。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市场经济要求客户为导向，使卖方市场主导的企业格局转变成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买方市场。买方市场来主导企业与企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竞争是现代经济管理发展的必然结果，买方市场变成企业与组织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把柄。每一个企业都在使用高科技，高技术的当今社会上企业和组织向创造价值只能由买方市场来决定，因此，必须要以客户为导向，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把握买方市场的情况，针对买方市场的状况来采取行动。这样才能为企业和组织创造最大利润，使企业与组织达到最终目标。

4、网络式的沟通方式。21世纪是信息时代，人们都在使用便捷的沟通方式，网络是社会沟通方式的最便捷的途径之一。现代化的经济管理需要更快更好的进行企业与基层人员的内部联系，需要更迅速地完成任务，从而达到企业与组织的最终目的。网络式的沟通与交流方式更满足企业和组织的需求，更容易解决在内部产生的每一个问题。网络式交流不仅有利于企业内部联系，也有利于企业的每一个人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使信息更广泛的进行传播。网络式的沟通方式是经济管理的现代化表现，使企业的和组织的内部工作进行的更加顺利并有效。

5、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及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还体现在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上，强烈的团队协作精神是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的重要特色。对于一家企业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核心，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要性在经济管理体系中什么都无法替代，因此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与组织发展的重要部分。企业与组织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和实现自身价值必须要重视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只要团队协作企业与组织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达到企业与组织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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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问题，国内理论界大致形成两大思路，一种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运用现有农村金融的组织体系、存量规模，对之进行必要整合与功能创新，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农村经济结构，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体系当中双重主力作用；另一种观点是要注重发挥“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由于非正规金融与农业、农村、农民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制度安排及其形式更为农户所乐意接受，这种金融活动更容易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从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由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农民来决定最终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上层建筑。 

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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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自创立以来，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经验最多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被应用到各个应用学科和领域，但由于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到底是什么，应该怎样来界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在相关领域的应用研究上就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所以本文将根据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论原则来探讨人力资本的内涵，指明人力资本的本质，揭示人力资本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理论回顾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他于1935年出版了《人力资本观》一书，在该书中，他从个人费用和个人收益相比较来教育的经济效益。真正形成理论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1957年，明塞尔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的必然关系进行了认真研究。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轰动了西方经济学界。以此为标志，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1964年，贝克尔发表了《人力资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进一步了人力资本理论，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对人力资本的内涵仍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自从改理论传入我国，兴起了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大致有两派：

一是默认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其中根据不同的研究思路，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沿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人力资本含义，作相关方面的应用研究。另一种是从经典作家那里找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对于第一种思路：比如有的从的契约性质研究人力资本，认为“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里资本的特别合约”，并且认为“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气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离地属于其载体”。 （周其仁，1996）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并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 （方竹兰，1997）有的则认为“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关键是，将更多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王树同，2003）加快人力资源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形成的资本。”(李宝元，2000)对于第二种，主要是引用经典作家有关人、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作为人力资本思想的渊源，以此说明人力资本很早就有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最近才发展起来。比如有的认为“斯密敏锐地认识到，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对社会生产有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王建民，2002）有的从“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出发探询了马克思关于“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产权特征、形成途径、层次性、定价等”。 （焦斌龙，1999）

二是不同意人力资本的提法，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比如有的认为“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提出“人力资本是指在知识、技术、信息同劳动力分离，成为独立的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且这种交易在市场交换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由投资而形成的的高级劳动力。”(冯子标，2002)有的认为“人力资本是个错误的概念”。 （张海云，2003）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置疑。有的提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三大悖论：人力资本确认悖论、人力资本激励悖论、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模式悖论。”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置疑。（张兆国，200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前者并没有去过多思考人力资本本身的内涵，作为既定的含义，搬来就用。后者尽管提出了质疑，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人力资本的含义，并且在有些地方的论述也存在。两者都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做出很好的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人力资本的内涵。本文将利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原则，通过资本范畴规定性的来探讨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揭示人力资本产生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二、人力资本范畴内涵的规定性

马克思的基本论原则是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起点，也就是逻辑的起点；思维形式中概念又简单到复杂上升的过程，反映着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过程。根据这一方法论，任何客观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样任何经济范畴的出现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和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的范畴时，所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就从资本范畴的规定性说起，首先澄清人们对资本范畴的误解，进而分析人力资本范畴的规定性。

从资本到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不是概念上的简单扩展，而是生产方式演变的一次质变。这样的认识，只有必须从资本的本质规定性才能得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经济范畴，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从资本这一抽象范畴到人力资本这一具体范畴，从逻辑上来讲，人力资本范畴必须包含资本范畴的规定性。所以要认识人力资本的内涵，必须弄清楚资本的规定性。

对于资本的规定性，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在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必须的载体。”（曾康霖，1990）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其社会形式，又有其物质承担者。所以资本范畴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所体现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是资本关系所赖以体现的物质的、客观的和的和形式。这是资本关系的载体，是资本形式、运动和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和物质前提”。（崔学兰，2003）资本的本质规定和资本的外在形式是统一的，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所以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即作为进行新的生产手段而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对于资本范畴来讲，尽管有学者做了“资本范畴再认识”的研究，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认为“资本是本质规定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把资本的内在规定分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和资本的特殊社会规定”。 并认为“资本的一般抽象规定：物化的剩余劳动不断吸取活的剩余劳动，从而不断增加和扩大自身的关系”。 这是一种“关系”，但是这并不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认识把资本理解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作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首先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然后才是体现在一个物或载体上。

所以对人力资本范畴来说，人力资本也应该是一种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体。冯子标在《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研究》一书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统一体”。这无疑是正确的、有见地的。然而由于其没有真正理解对于资本来讲，资本的本质内在规定和外在形式到底是指什么，所以其对人力资本含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而利用“人力资本的本质或根源是劳动力，如同资本的根源在于货币一样。”得出“劳动力是其内核和自然基础，投资是外在约束，人力资本正是劳动力成为投资的产物。”混淆了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含义和区别。当然，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级劳动力”，这种把人力资本归为劳动力的看法无疑是有创建性的和值得肯定的，但对于高级劳动力的说法及对其原因的解释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这其中已经暗含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的一种推动。侯风云在《论人力资本概念》一文中，尝试用 “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人力资本，但是其仅仅判断资本的标准定义为“是否有超过投资价值的价值产生，这种超额价值是否为投资者所占有和支配。”只是从静态的表面上看是否有一个增值额的产生，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力资本的含义。

所以对人力资本来讲，它应该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的资本形态。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 同样，人力资本体现了一种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这样的生产中，不是物质资本利用人的活劳动为手段来增大自己，而是人的活劳动利用物质资本来不断的增大自身的过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迁，是比物质资本更高一级的新的资本形式。

对于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也就是人力资本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我们认为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根据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合。” 的论断，而体力的内涵必然包含健康，智力总是体现在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拥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简单劳动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复杂劳动将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要方式。这时的劳动力已经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的表现，而是蕴含着先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复杂劳动力。所以，我们就把人身上的体力、健康、知识、技能、经验等精神存量界定为劳动力，这样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就体现为劳动力，但是劳动力是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后才成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是人力资本内在本质规定的基础。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力，跟西方学者及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但是他只是将人力资本纯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说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其本质的规定。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时，基本照搬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定义的描述，“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 （李宝元，2000）“资本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于物质资本，而应该扩展到人力资本，即投资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技能的资本成为人力资本。”（侯风云，2003）他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不过是花费在人身上的货币（或价值）的另一个不同说法而已。根本没有去仔细研究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仅是把资本概念在名称上加到人身上。

所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知：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更高的资本形式，这是它本质的规定性；人力资本的外在形式为劳动力，以劳动力为载体。两个方面统一，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人力资本范畴的内涵。 三、孕育着人力资本产生的结构变迁的表现

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出现，必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形式，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必然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背景。那么对于人力资本，是否具备了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呢?我们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已经孕育着人力资本的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经济的到来，根本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真正确立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提出进入“后化时代”，到了90年代，又提出了“新经济”，引起学界的关注。联合国机构和经和组织的专家提出了“知识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新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飞速，自动化机器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被牢牢束缚其中，充当“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彻底从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站在一旁，通过遥控指挥工具系统进行生产，并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状况跟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知识越来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地取决于知识的投入，知识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能力，还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改进生产程序、创造革新产品的能力。而这些知识的生产者和携带者不是别的载体，就是人本身。所以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作用——人的智力、创造性成果的作用。所以劳动者在生产中确立了中心地位。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催生出与其相适应的性的新的更高级资本形态——人力资本。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转换，预示新的经济发展结构的出现，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和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

在工业、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模式下，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很难的。但是在以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模式下，一方面，这些产业主要依靠智力活动或者个性化的个体劳动，这是传统的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深化”逐渐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路径。而以这一切都直接推动着人的经济价值的提升。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早在20世纪二三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到20世纪中后这种转移表现得更加明显。到了1965年，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降低到了3%、10%、4%、3%、7%，工业所占比重分别降低到34%、37%、44%、35%、31%，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均已超过50%

伴随知识经济进程，出现了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部门在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产业融合。这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革命。

“随着产业融合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它将导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之间关联、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区域布局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最终改变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推动人的地位和经济价值的提升 。

第三、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及其治理结构的变化反映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的日益发达，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理革命”------“专业经理取代公司所有者成为决策者 ”1932年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Means)在他们合著的《公司和私有财产》（《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公司和控制权从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手中，转移到经理手中获得趋势。1941年，伯纳姆（J·Burnham）在《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Manager Revolution: What it Happenning in the World 》一书中，第一次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经理革命”的过程，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的或的资本主义 。此时，“资本是大公司可以自给的东西，老式的“巨头”已经不中用了，于是美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势便有资本转移到组织才能的方面 。”所以“在这里已经不是‘消极资本’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在，才是个人、经理等人力所有者‘有碗饭吃’，而是‘积极货币’的握有者——企业的人力所有者——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市值上升，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何怪之有？”

第四、分享制公司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逐步演变成一种与传统的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直接反映了以人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变化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公司，甚至一些传统行业的大公司中，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利润分享者的行列。分享制有员工持股计划、利润分享制或收益分享制。在分享制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到199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是4：3：左右 。

并且，一些西方国家也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设法鼓励利润分享和股权拥有。如英国政府1987年通过的2号财政法不仅批准了以支付现金为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而且职工的利润分享收入可以享受减税待遇。而美国政府也从1974年开始，陆续通过了16项鼓励推行职工股份所有制的法案，利用免税的优惠政策为ESOP打开绿灯。到1986年，美国实行ESOP的公司大约为8000家，约有1000万雇员参加到此项计划中，约占全美雇员总数的8% 。

以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经济基础，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将会随着这种趋势的推进，作为一种反映更高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形式，地登上舞台，发挥其更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识的根本任务就是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

所以，对于人力资本我们要从大量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现象中，来认识到人力资本的本质，而不能盲目的照搬别人的东西，仅看到表面现象，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上面的，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它的出现是和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相对应的，是一种在以人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的新的资本形式。它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载体）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在社会范围内出现人力资本的经济基础。孕育人力资本产生的经济结构变迁的种种表现也是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但这也并不是一种很普遍现象。所以在谈人力资本时，我们不能无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肆鼓吹。

在我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方面存在以下误区，必须加以纠正，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第一，就人力资本谈人力资本，而不管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有时认为是指劳动者，有时是指劳动力，有时指投资在人身上的资本（价值）。含义混乱，依次作的相应对策必然出现偏差。

第二，人力资本与产权挂钩，以偏概全。在研究上，把人力资本局限在小部分人的范围内，将人力资本等同于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创新者，排斥了在普通劳动者。提出人力资本入股，也就是经理人和技术创新人员入股，分享企业所有权。而把普通劳动者排除在外，忽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对普通劳动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这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

第三，脱离实际经济条件，谈经济发展时，就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发展家的社会经济并未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阶段”。“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就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本的观点在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看来也是肤浅的，因为从另一角度看，人力资本缺乏毋宁说正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此问题，主要的任务是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的重要性。教育和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也是不同的问题。其实教育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的重视，而不是因为有了“人力资本”才使教育受到重视，才应该重视。 注释：

周其仁. 市场里的：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J]. ， 1996（6）.

他在该文中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论证了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特别合约，并且默认了包含企业家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人，甚至奴隶都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但并没有去对人力资本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深入考察，仅仅是借用了西方学者的看法。

方竹兰. 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 [J] . 经济研究， 1997（6）.该文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没有对人力资本的含义作出说明，这样的判断又能有什么意义？即使是把人力资本所有者认为是劳动者，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从而混淆价值和财富的区别。

焦斌龙. 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 [J]. 当代经济研究， 1999（6）.作者在本文中，把人力资本的名词硬套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上，不加的把劳动力等同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是违背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力的本来意义。

张海云. 人力资本理论质疑 [J]. 当代财经， 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0页

本理论质疑 [J]. 当代财经， 2003（2）.本文对人力资本提出了质疑，认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值得肯定；但在论证上，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可移之物，是错误的。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崔学兰，赵旭亮. 资本范畴在认识 [J]. 经济. 2003（11）.本文对资本的范畴作为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分析资本范畴的基础，并认为资本范畴是资本关系与资本载体的统一，也即资本内在规定和资本外在形式的统一。但是认为资本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把资本看成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范畴，脱离了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超越历史的范畴，资本成为一种永恒。

同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93页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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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芬. 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情况变化探微 [J]. 当代经济研究， 1999（4）.文中对知识经济劳动者的地位变化，作了分析。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为人力资本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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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近些年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香港属具有较高对外依存度的都会经济体系，因其经济结构与一般社会不同，影响其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有异于其它社会，因而其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反应亦同其它类型的经济体系不尽相同。

一、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分析

经济结构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的是各种经济成份、要素互相联结、互相作用的方式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另一方面也是各类经济行为体在各个不同的经济领域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动、构造具不同效能的经济侧面，进而介入经济生活的直接体现。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就经济结构的组成而言，它会涉及到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等。

无论社会生产力处何等发展水平，也不论社会在何种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会性的经济行为，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之中活动的，并同经济结构形成互动的关系。经济发展或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经济结构不断演化的过程，也是经济活动内容不断增添的过程。

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具有较强关联性的两方不同的侧面。如果把经济增长视为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过程，而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又等于所有结构的总量的话，那么，经济增长也就等于结构总量的增长。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分析经济增长总是不能离开经济结构这一前提的，任何增长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增长，经济结构会从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比如，能否形成与市场要求相吻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经济结构的状态如何取决于各类要素在各个经济领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增长应是指可满足社会需求、能顺利实现自身价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务内容在内的社会总产品在量上的增长，因此，各类要素在不同经济空间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项需求的，那么，这种经济结构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有利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会快一些，各类资源就会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经济结构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经济增长就会放慢或者停顿，最终导致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另外，经济结构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形态之下，对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种要素间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经济增长的源泉构成也势必会有所不同。美国学者彼特就按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属性，把经济增长分为了“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它初级资源）推动”的增长、“投资推动”的增长、“创新推动”的增长和“财富推动”的增长。不言而喻，这四种不同的增长形式都是要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才会出现的。比如，当经济结构处初级形态之时，社会的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资源的大量投入，经济成份间的聚合要求较弱，社会生产力处于一种比较低下的水平。而当经济增长进入“创新阶段”之时，创新技术成份将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传统的要素将大量地被技术创新所替代，创新将成为增长的主导部门。

再则，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即效率与微观的各投入和产出相关的经济变量。说的直接一些，也就是投入产出的化率。而投入产出既同经济结构的需求结构有关，又同经济结构中的供给结构有关，如投入会影响需求的水平，产出会影响供给的水平，需求和供给又与社会的收入水准和分配结构紧密相联。因此，如果经济结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相互协调，各要素能量可得到充分释放，那么，“经济增长价格”便会相对减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渗透于经济各部门的，如制造业、贸易、金融业等。所以说经济结构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周期是因为经济结构变化始终是以资本投入、技术创新等因素增减为条件的，社会产业生产力构成（包括中间要素投入结构、产业固定资产的结构和技术结构）当然地会对经济增长周期产生影响。从资本投入的角度看，无论是企业增大存贷投资，还是机器设备投资，或是房屋建设投资，乃至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码头、隧道等，都必然会引起总需求变动，引至生产和就业的增加，使经济增长增添新的上升动力，改变经济增长的曲线，或者是延长增长的上升时间。而经常在经济长波下降阶段出现的重大技术创新，可为社会创造出新的增长快的产业，藉此则可克服下滑趋降波段的低速增长，把社会经济带入另一个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时期。

最后，经济结构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受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影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世界性的特征，各种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开放度、该社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及经济专业化程度、产业转换的弹性大小等方面，都会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带来影响。如一社会的出口商品在需求方面有高度收入弹性的话，经过一段时间后，其出口增长会表现为快过国民收入的增长；若一社会经济增长依赖的是易于受外部景气影响的产业，那么，这一社会的经济增长稳定性就会较弱。

二、香港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分析

同其它的经济体系一样，战后的香港经济增长一直是同香港的经济结构变化密切相联的。因此，战后香港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起也结构、落也结构，兴也结构，衰也结构”。香港经济结构及其变化速率对香港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体现在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结构的缺项性决定了香港经济增长点分布的偏集性。受自然资源条件所限制及地理位置所影响，香港经济结构呈现着缺项性的特征，或者说一直是“发育不全”的经济结构。这里没有生产资本品的重工业，没有农牧业，微乎其微的采矿业初期在经济结构中只是处于可忽略不计的地位，后来亦因资源的枯竭而成为消亡的产业。因此，香港永远不可能建立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社会经济增长支柱也不可能像一些国家经济那样全面、均衡地分布，战后香港经济结构虽不时变换，但基本上体现为数量有限的几个主导性产业相互间在结构上的比例增减，植根于海港经济土壤之上的对外贸易及配套形成的其他相关产业始终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香港靠在全球经济活动中长时间扮演“贸易中心’的角色而推进本身的经济增长。若能俯瞰战后50余年香港经济增长变化图像，很容易就会看出，其增长点并不是多方位分布的，相反，却表现出了高度的偏集性，即经济增长点偏于集中，归根结底，这是由经济结构的缺项性所决定的。

其次，经济结构快速转换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日本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在分析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现象时，提出了结构转换连锁理论，认为东亚经济所以能长时期地得到发展，关键在于其有很高的“转换能力”，即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根据条件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向更加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转换的应变能力方面，“显示出比其他地区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该区，由于各国都具有很高的结构转换能力，一国的结构调整和转换会立即诱发他国的结构转换，从而产生一种结构转换连锁效应，使整个区域经济保持一种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作为区内的重要经济成员，香港在战后50余年的发展中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结构转换能力，从而也推动了自身经济的长时期快速增长。回顾香港战后50余年的经济结构转化，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结构转化速率决，如从经济成长阶段上看，香港在50年时间内数度转换经济结构，这在其他的经济体系中是难得一见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一产业的产生和崛起，如现代制造业可在香港迅速发展壮大，并使香港较快实现社会工业化；三是完全依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如香港工业可因50年代贸易的受阻而异军突起，亦可因80年代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外移；四是支柱产业的高级化进程快，如香港的第三产业由初期的批发零售、出口贸易、餐厅和酒店等传统行业占主导地位发展到由金融、保险业、地产业以及商用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占主导地位仅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样一种从多方面表现出来的结构转化速率无疑会对因条件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增长阻力产生化解或减弱作用，因而使社会经济获得长时期增长的前进动力。

第三，经济结构演化的阶段性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经济结构的升级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终要被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技术状况的阶段性所左右，并最终使经济增长呈现出阶段性的增长特征。比如，战后初期，香港本身生产能力低弱，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围绕转口贸易展开，经济增长则表现出了靠贸易发展带动增长的阶段性特征。而自50年代起，当香港的外部资本流入迅速增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成份出口增大后，香港的经济结构则提升至另一层次，香港经济增长也进入到靠对外贸易和制造业共同带动的阶段。当社会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财富达到较高丰裕程度时，香港经济结构则显出了第三产业迅速壮大的阶段特征，香港的经济增长也因此表现为主要靠第三产业发展所推动。

第四，经济结构的开放性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波幅的变化性。对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可依其与域外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大小而对其开放性作出划分判断。显而易见，与域外经济联系程度高的经济结构即应为开放性大的经济结构，反之，即为开放性小的经济结构。而不同经济体系的经济联系一般是以相互间的要素交流为联结纽带的，主要体现为资本和商品在相互间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对一经济结构而言，如果对外贸易和国际间的资本交流活动在其中占较大比例的话，这一结构即应属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结构，反之亦相反。而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大小或程度高低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经济体系对外依赖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结构开放性如何势必会对经济增长的波幅产生影响：经济结构开放性大，其对外的依赖程度也大，这种结构之下的经济增长受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也大；相反，经济结构开放性小，其对外的依赖性也小，这种结构之下的经济增长受外部变化的影响也就小。香港无疑属经济结构开放性较大的社会；无论是按人们通常所用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衡量，还是按对外投资依存度判断都可证明这一点。从中也就不难找出香港经济增长波幅易变的答案。

第五，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偏好性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导向性。因经济结构形态的不同，其所吸纳的资源构成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同是吸纳资本，有的经济结构中实物资本多一些，有的则虚拟资本多一些；有的经济结构中技术成份多一些，有的则传统要素成份多一些，这种实际存在着的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构成偏差势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导向，比如是向实物经济领域偏移，还是向虚拟经济领域偏移，是推动诸类产业的齐头并进、全面增长，还是尽力推动某一产业的发展。因经济结构的基础条件影响，在吸纳各类资源方面，各个时期的香港经济结构一直是表现出有所取、有所舍的特点，由此也使各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不同的导向性。如在经济结构主要处于吸纳贸易及相关资源状态时，香港经济则呈现出了主力发展对外贸易业的增长导向；如经济结构形成了多方吸纳资源的动力机制时，社会经济会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便会成为不容怀疑的理所应当之事。总结香港经济增长过程可以让人得出结论，香港经济增长导向性的不断改变，正是以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偏好性不断调整为条件的。

第六，经济结构的趋软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经济结构会因其中生产性活动所占比重的逐渐降低而呈现出日益软性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的发展快慢亦会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近。十年来，香港因内外部需求条件的改变，第三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69．5％增加到1997年85．2％，而工业制造业却从1980年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1．7％下降到1999年的14．7％。这样的经济结构轻型化程度在其它经济体系中是相当罕见的，由此也给服务业造成了所依托的基础日益削弱的隐忧，这样的经济结构一旦受到冲击和干扰，社会的经济增长就很难回复到原来的增长路径，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因素的出现，或者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增长就会很难达到原来的稳定状态，或者说经济活动不能自动向其稳定状态、稳定增长路径收敛。“九七”金融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对这种经济结构的一种验证，从中也发现了这种经济结构的缺陷，认清香港所以须经

历一场较长时间的痛苦结构调整的原因所在。

三、影响香港经济结构变化的诸项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是在多方面发挥作用的，那么，经济结构本身又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概括而言，下面的一些因素在香港战后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1．社会的禀赋资源会对香港的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禀赋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重要基础条件，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如何，基本上取决于自然资源和其它要素的结合形式。比如，有的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常会形成以矿产生产加工为主干的产业结构；有的地区牧业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大多会致力发展以牧业为依托的各类产业。香港是自然资源非常稀薄的地区，土地有限，缺乏矿藏，由此也就决定了香港的第一产业只能处于极其微弱并逐渐消亡的状态，因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香港的经济结构只能永远定型为“发育不全”类型。但香港又拥有天然良港，这就为各类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性的条件，从而使贸易活动始终成为了香港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香港又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中英文通用，各种不同风格的经营方式在这里易于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本易于在这里交汇融合，社会具备了容易吸纳劳动力、资本的良好条件，因此亦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二战”后到70年代，香港的劳动力资源充足，特别是制造业方面的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裕，所以在这一阶段的香港经济结构中，贸易业、制造业占据了较大比重。后来当社会资本资源变得充足时，香港的金融服务业自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据的成份必然日趋增多。

2．地理位置优势影响到香港的经济结构。评价一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否占据一定的优势，既可以从时区方面考虑，又可以从地点上考虑，还可从交通运输条件上考虑，该地区在这些方面是否占据优势，自然也会对其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时区条件方面看，香港地处纽约和伦敦时差的中转站，是全球各类资本市场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重要一环，因此使香港拥有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天时条件。而从地点条件上看，如果以香港为圆心，以飞行时间为半径，5小时航程之内的香港周围集中着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与那些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相当靠近，这无疑有助于香港成为国际间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集散地。同时香港具有着在全球贸易交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航运位置，背后是占据全球人口1／5比例、且世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日益提升的中国，香港是这一东方潜在最大市场联系外部经济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桥梁，这些当然地为香港在促成和推动各类要素流动方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使香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形成了清楚的角色定位，从而衍生出现在的经济结构组成。而香港的交通运输条件是相当优良和完善的，无论是港口、还是机场，或是通讯，都可以说是堪称一流的，这无疑也会对香港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3．需求因素影响到香港的经济结构变化。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现代社会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社会需求进行的，社会需求的变化导向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动因，社会经济结构逐步高级化是由社会需求层次不断提高所决定的。对于具有较高对外开放度的香港经济体系来说，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化是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香港内部需求方面看，伴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人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支出结构也相应地在发生变化。在60年代占用消费支出较大比例的是食品、饮品、烟草、家庭管理开销，而经过30余年的发展，人们的个人护理、医疗保健、交通及通讯、娱乐及消费需求有了快速增长，因此势必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又比如，伴随着都市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要求香港与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也就带动了香港通讯业的发展，香港通讯工具不断更新换代，香港成为人均打出国际电话时间最长的地区，近一半的人口拥有手提电话，电讯业因此在经济结构的比重亦与日俱增。而从外部需求看，过去数十年，亚太区经济蓬勃向上，需求强劲，故带动了香港对外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如1997年香港对外贸易额已达30754亿港元，比本地生产总值高出1．29倍；而包括国际运输、跨国银行、国际融资及其它金融服务、国际保险与再保险、国际信息处理、国际咨询、国际电讯服务、广告、设计、会计管理服务内容在内的服务贸易方面，在1987～1996年的十年时间里，其出口年增幅达到了16％，1996年出口额达3929亿港元，在世界排名第九位，超过新加坡、瑞士、加拿大和韩国。不言而喻，这种外部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影响到香港经济结构变化。

4．供给因素也对香港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实际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所牵涉的无非就是供给和需来两个方面，因此，供给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比如，因投入成本较高或无法形成规模，或因资源的消耗殆尽，香港的农业从50年代占香港生产总值的3－4％的比重减为80年代以后的占百分之零点儿的比重，采矿业60年代占本地生产总值尚有微弱的0.2％的比重，到90年代则因资源枯竭而完全消亡。又比如，香港地少人多，可供商业利用的已开发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因此使房地产业在香港经济结构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成了香港兴衰的标志。再比如劳动力供给在不同时期会有总量和结构上的不同，如果某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为劳动力供给所推动，那么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应由劳动密集型成份占主导地位。如果在某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在结构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那么必然会使某些产业出现发展不足的问题。同样，资本供给的流向变化也势必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5．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香港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经济发展始终是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而一社会经济结构如何也是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左右的，社会的产业结构状态、产品结构状态、技术结构状态、企业组织形式、社会分工等归根结底都要被社会生产力的结构状态所影响，社会生产力是推动一社会经济结构升级的根本力量。战后以来，香港经济结构的数度转换，实际上也是一直由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带动的，香港新兴产业的不断问世，社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的日趋细致，经济成分的日渐增多，产业结构的日益高级化无一不是同香港社会的技术进步、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紧密相关的。

篇12

(一)PERD系统

PERD系统是指以人口(P)、环境(E)、资源(R)与发展(D)四个问题为中心，由形成PERD问题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个具体的区域内复合而形成的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研究解决PERD问题，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一方面问题，而应将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四个问题及其形成的因素，结合不同的地域，系统地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全面的研究，局部的问题纳入全局中协调解决，共同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例如：我们研究人口数量时，只有把人口数量与区域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口本身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构成等问题联系起来，人口数量的分析才具有现实意义。当人口数量与上述因素之间的关系协调时，人口数量就不是―个大问题；反之，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人口问题就成了―个重大问题。

(二)区域PERD协调发展模式

1．区域PERD协调发展模式。区域PERD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空间和一段时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总的方式。区域PERD协调发展模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增长模式：人口总规模维持在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承载能力之内；劳动适龄人口增长与社会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老年人口的比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持人口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人口生育政策与政策实施的可行性相适应等。(2)环境保护模式：保持区域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化。(3)资源利用模式：资源更新速度与资源利用规模和速度相协调；保持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等。(4)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增长速度与满足人民需要和增强区域综合实力相适应；宏观经济结构与区域资源结构、环境结构、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主导产区突出、区域经济竞争力加强；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等。(5)区域开发模式：保持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优化，工业、农业、交通、城市等合理布局，并且它们之间在功能关系上相互协调。(6)时间推进模式：保证区域PERD协调发展在时间发展阶段上的循序渐进。

2．合理选择区域发展模式。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很多，而且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模式由于区域PERD的状况不同而千差万别。PERD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系统，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必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变动。另外，在区域发展实践中，发展模式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共同发生作用的。所以我们应根据区域PERD发展的客观实际，合理选择区域发展模式，并根据事物的动态变化及时转换发展模式，从而在总体上引导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区域PERD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指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评价指标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可以全面、系统、科学和准确地反映一定时期内区域PERD多个侧面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规律。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其结构和组成要素的科学组合会直接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区域PERD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要对其结构和评价指标的组合进行科学研究，才能建立一套科学的区域PERD综合评价体系。

(一)构建区域PERD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的设计应该科学，指标的选取应该符合区域PERD评价的需要。区域PERD协调发展模式既是一个理论上探讨的问题，同时也是实践中的问题，涉及PERD的相关指标的定义、计算方法等不能离开PERD及其相关概念的基本理论，每一个指标的名称、定义、解释、计算方法、分类等要讲究科学性和规范性。

2．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全面性是指标的选择应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分析对象的全貌。系统性是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间要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罗列。影响区域PERD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综合的系统。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系统，对区域PERD的认识和评价应遵循相应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1)区域PERD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充分体现区域PERD的各个方面及其之间的关系，从PERD的全过程出发，全面反映影响PERD的各种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区域PERD的全貌，尽力满足为客观地评价区域PERD现状所提出的全面性要求。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和PERD不同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既要有反映不同区域PERD差异的指标，也要有反映子系统联系的指标，以保持指标体系之间的完整性和全面性。(2)区域PERD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必须重视PERD因素的系统结构关系，要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四个问题及其形成的因素，结合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系统地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加以系统研究，以满足客观评价区域PERD的系统性要求。

3．简洁有效原则。指标体系并不是包含的指标越多就越全面。在设计指标体系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力求精简，要尽可能地筛选并删除一些可有可无的指标。

4．敏感性原则。在构建指标体系时要注意指标的敏感性。指标应能比较敏感地反映分析对象的变化，有些指标虽然在理论上讲是合理的，但由于客观环境或条件发生了变化，或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往往不能显示出客观事物的实际状况。

5．可行性原则。指标的选择要注意可行性。指标的设置要有利于资料的取得，即选取指标时应该兼顾全面性和数据的易得性两方面因素。尽可能利用现存的各种统计数据，选择主要的、基本的、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作为量化的计算指标。

6．动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原则。指标的选择要坚持动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既要有反映目前的指标，也要有反映变化的动态指标。对区域PERD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相关因素的变化和发展，各个评价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会增强或减弱。由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大环境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其评价体系应遵循动态原则。如发生重大的政策、技术、社会、经济等其他变化，区域PERD的评价体系也应随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但是指标体系应该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以便于对比分析区域PERD的发展变动状况。

7．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定性评价是采取经验判断与观察的方法，其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定量评价是采用量化的方法，其评价结果往往带有局限性，评价不容易深入。将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可以弥补各自的不足，达到较好的评价效果，从而建立科学的区域PERD评价体系。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但对于一些在目前认识水平下难以量化且意义重大的问题，可以用定性指标来描述。

(二)区域PERD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框架

1．区域PERD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每一个评价指标都可以从一个侧面评价区域PERD的变化状况，但由于各个评价指标的类型、性质不同，其评价的功能也不同。因此，要形成对区域PERD的综合评价，必须通过评价体系对评价指标进行科学组合，发挥其整体的评价功能。建立指标体系，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首先将目标分成具体的目标层和准则层，然后再细分成更小的、可以建立指标的小系统，通过对这些小系统建立指标，从而确立整个指标体系(见图1)。

2．区域PERD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区域PERD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层次：(1)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与外部系统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2)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交互作用形成24个方面的子指标体系；(3)24个方面的子指标体系的每一单个指标。

(1)人口系统指标。1)PP人口系统内部结构指标：人口数，劳动适龄人口数，老龄人口比例，学龄人口比例，育龄妇女文化程度，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人口性别比例等。2)PE人口环境系统指标：环保事业从业人员数等。3)PR人121资源系统指标：从事地质普查及各种资源勘探的劳动力数量，水利业从业人员数等。4)PD人口社会经济系统指标：各行业劳动力人数(如：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公共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力人数)；各产业劳动力人数等。5)PO人121外部系统指标：劳动力输出数量及构成等。

(2)环境系统指标。1)郧环境系统内部结构指标：生态环境状况，大气质量水平，水环境质量水平和固体废弃物堆放量等。2)EP环境人口系统指标：各种人均环境指标，如人均绿地面积、城市人均综合用地等。3)ER环境资源系统指标：环境对资源的损害指标，如地下水污染、海洋污染、海水入侵面积、耕地盐碱化面积和开采矿产塌陷地面积等。4)ED环境社会经济系统指标：单位环保资金效益指标。5)EO环境外部系统指标：各种污染物输出等。

(3)资源系统指标。1)RR资源系统内部结构指标：各种资源储量及构成，各种资源利用率等。如水资源总量、水资源利用率、耕地面积、土地利用率、煤炭储量、石油储量和森林资源量等。2)RP资源人口系统指标：各种人均资源指标。如：人均耕地、人均煤炭资源量、人均森林资源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石油资源量和人均其他矿产资源量等。3)RE资源环境系统指标：环境使用资源量指标，如环境用水量等。4)RD资源社会经济系统指标：资源可供社会经济用量。如可供工业用水量、可供农业用水量、煤炭资源年开发量、石油年开采量和天然气年开采量等。5)RO资源外部系统指标：各种资源输出指标。

(4)社会经济系统指标。1)DD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指标：历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工业部门结构，主导产业所占比重，区域竞争力，国民收入使用额，积累率，经济发展速度，资金产值率，资金利税率和经济发展过程的波动状况等。2)DP社会经济人口系统指标：各种人均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均GDP、人均钢铁产量、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石油产量、人均棉花产量、人均主要工业品产量、人均服务设施拥有量、人均服务人员拥有人数、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等。3)DE社会经济环境系统指标：环保资金投入量，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万元产值废水排放量，万元产值废气排放量和万元产值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4)DR社会经济资源系统指标：地质勘探资金投入量，各种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增量等。5)D0社会经济外部系统指标：资金输出，各种产品输出数量及构成等。

(5)外部系统指标。1)OE外部系统环境系统指标：各种外部污染物流入量及构成等。2)OR外部系统资源系统指标：各种外部资源的输入量及构成等。3)OD外部系统社会经济系统指标：外部资金输入数量等。4)OP系统环境人口系统指标：外部劳动力输入量及构成等。

3．区域PERD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方法。综合评价方法也称多变量综合评价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一个能够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来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一般要根据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处理。评价结果是以指数或分值的形式表示被评价单位的“综合状况”。

篇13

在当代文明的国家，不论从事何种活动都不应该超出法律限制的规范范围，同时，法律还能对其产生相应的保障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行，出现了越来越多有关于民商法文化的研究和探讨，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看，民商法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但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民商法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

1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作用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

社会经济随着工业革命时期开始逐渐发生改变，重新分配了与之相关的各项资源，为了使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得以保障，使各类社会活动都能顺利良好的开展，民商法随之诞生。所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民商法，并不断促进其发展，其主要宗旨在于对个人利益有效保证，公平的对市场进行维护，是其先进性的主要表现。随着民商法的不断发展，时至今日称其为现代民商法，它对传统民商法文化中的一些弊端，如契约自由和绝对占有权等有了新的突破，在对个人资产进行维护的同时，也尽量维护个人的人身权益和人格尊严，并产生了一些较为前沿的文化意识，第一是诚信意识；第二是协作意识；第三是责任意识等，使现代民商法更加诚信、权威和公平，并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的适用性

适用性是现代民商法文化体现先进性的一个主要标准，在民商法文化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必定需要相应的技术方法对它发展的变革加以推进，同时也能更加巩固的完成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民商法在解决和处理各项事务时，应当具有技术含量性的手段加以支撑，以对社会经济的各类复杂关系加以调节，进一步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环境。所以，现代民商法在确认权力归属权、评价权力价值和行使权力等规则时形成的规范制度，是保证其适用性价值存在的关键。

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必将勇往直前，而市场经济体系也将会变得更加莫测和复杂，为了对个人的利益实现最大化，通过竞争手段是商人们为了达到目标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良性的市场竞争能够对其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而恶性的竞争则会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秩序产生不良影响，不仅危害个人利益，还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为了使市场竞争避免出现恶性卑劣的手段，民商法需要具有针对性和技术性的手段，以对各类群体产生的利益纠纷进行调节，对社会市场产生的冲突矛盾进行妥善解决。而这也充分体现现代民商法的适用性，其严密的规范制定和极强的逻辑性都能满足市场技术性的需求，使现代民商法的先进性得到整体上的表现。

2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局限性

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发展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双面性的特点，在具有大量优势的前提下，也面临一些局限性问题的存在。所以，在对现代民商法文化进行探讨时，其具有的局限性应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分析现代民商法文化存在的局限性，其表现主要的因素是在维护个人权益和利益的时候，不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维护，使一些不固定的因素所引发的连带问题和后果等欠缺良好的控制，使市场利益在划分时产生不对等的信息，导致民商法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而不匀的分配方案将可能加大市场风险，造成难以控制和管理的局面。

在市场自由竞争中，维护好个人利益是现代民商法的主要目的，对个人的经济有效保护，以开展正常的市场活动，使个人的利益在社会经济市场体系下十分容易被堆积，从而出现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过度的将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很可能造成社会垄断的情形。同时，现代民商法的主要责任在于保护个人自由财产，并未出台相关分配社会财产的明确规定，如果在分配社会财富的基础上产生不对等的情况，那民商法在维护财务自由时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对个人财富的维护对于社会阶级中的弱势群体是极为不利的，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也将变得无法控制，对于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也不能加以保障。

3 现代民商法文化产生局限性的主要因素和改善措施

（一）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产生因素

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上层建筑需要依靠经济基础来决定并使其发展，民商法诞生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属于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文化产物，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中逐渐适用，但其存在的局限性正是体现社会经济体制的不足，所以，社会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不良因素是导致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关键原因。

使用法律手段是现代民商法用来保护个人利益和维护平等等关系的主要武器，主要是对私人的权益加以维护，是以主导私法自由来作为保护方式，辅助工具为政府的干预。所以，在真正执行的实际过程中，诉求能力是决定个人获得现代民商法保护程度的主要因素，而由于环境、意识和教育等都将直接影响个人的诉求能力，所以出现参差不起的诉求结果。虽然当前我国在制度上允许有诉求的存在，但个人诉求意愿确是决定人诉求高低的主要关键。因此，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其本身具有较弱的诉求能力，并不懂得私法的真正含义，对于他们的利益保护而言，现代民商法的能力是有限的，也相对不够公平。所以，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产生的很大部分原因取决于人的界定。

（二）现代民商法文化局限性的有效措施

在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道路中，不仅要重视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还应重视社会和谐的稳健构成，而这则需要充分发挥现代民商法文化先进性的优势作用，同时，还应对其局限性加以解决和突破。

保护个人利益和竞争自由是现代民商法具有先进性的主要表现，但对社会中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牺牲存在的忽视，以及维护社会公共财产出现的不足等都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及时完善现代民商法，对社会化立法不断加强，主要以社会大众利益为主，对管理方法和建设创新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应面面俱到，保证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利益都能被维护。另外，对弱势群体个人权益的保护应是现代民商法特别需要注重的内容，其出发点应当以实际需求为主，对私法存在的局限性要彻底瓦解，使现代民商法文化更加公平、公正的为大众服务，使其先进性和适用性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升华。

4 结束语

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要使经济市场得到大力发展，使经济保障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还应努力积极创建社会的和谐，使发展环境能够持续稳定。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敏感时期，现代民商法文化应当清楚的对自己的先进性和局限性有全面的认识，一方面对其先进性充分发挥和适用，另一方面对局限性不断加以改进和调整，使现代民商法的发展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更加良好的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来。

参考文献

[1]黄清华.现代民商法文化的品质与中国梦的实现[J].社会科学论坛，2014，10：175-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