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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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间二元结构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发展的不足，贯彻和谐理念，在我国城市的发展中，还需要不断的探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模式，从而寻找到一条科学高效的城市发展之路，来推动我国城市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理论

（一）城市化发展的含义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加上城市本身发展具有复杂性，所以对于城市化发展含义的界定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一般来说，城市化也被称为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及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使得居住在城市、城镇地区的人口占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社会发展由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型社会逐步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现代城市型社会发展的过程；三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来说，是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经济结构转换与重组，及城市发展要素与城市经济关系不断被创造与扩散的过程。

（二）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区域发展间不平衡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其他的经济现象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区间的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中国的城市发展报告来看，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新增的城市有215个，西部新增城市只有85个，而东西部之间的城市个数比例为1：0.4，人口比例为1：0.27，东部的城市化率是54.6%，西部是35.7%，单单城市化率来说，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5倍。这些数据深刻的表明了我国城市发展的地区差异十分的明显，区域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2、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步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内涵，而城市化则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新常态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转型时期，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大力的推进工业化，促进专业的转型，各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这反映了我国的工业化逐渐的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与高新技术产业型转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的下降。而就目前来说，我国劳动力还是十分的充足，这就造成部分劳动力面临失业的形势，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对城市发展来说，劳动力的素质与质量不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会阻碍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

二、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化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有所不同。下面分别从经济、科技、基础设施与投资等因素入手来介绍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经济因素

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农业角度说，虽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业在整体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农业产业的发展仍然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首先，农业的发展能够为城市提供丰富的食品与工业原料的物质，满足城市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其次，农业的发展，来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推动了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再次，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工业角度来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工业的发展，拓展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二）科技因素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能够有效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经济的增长，进而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发展。据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中，科技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资本与劳动力因素所带来的贡献，从上个世纪初的5%―20%到末期上升为60%―80%，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新常态下，我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出台各项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另外，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从沿海到内陆，建立不同的经济特区，积极引进各项高新技术与外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发展。

（三）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一个城市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城市的需求程度，也是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反映了市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也是评价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营，不仅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增强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环境，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在新常态下，在我国城市的发展支出中，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显著的提高，完善了城市发展的投资环境与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四）投资

在经济的发展中，投资、消费、出口可以说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三辆马车。在新常态下，投资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产业集聚与升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这个重要因素，对城市发展来说，通过投资所形成的物质产品数量与质量带来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并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从90年代末的4517亿到2003年的55119亿，增长的幅度之分的大。伴随投资总量的加大，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不断的提高，从二者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城市发展的模式

（一）典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以东部地区城市发展为例

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离不开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靠近沿海，地势平坦，气候条件优越，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城市辐射作用强，人才集聚等等，成为城市发展的有利因素。东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模式主要构建城市群的方式为主，其中包括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极大的推动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以长江三角洲为例，以上海为中心，涵盖了16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长江三角洲主要走的是以农村带动城镇发展、城镇带动城市发展、城市带动大城市发展，最后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的模式，取得的较好的成效。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又出现了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特点，这样大力的推动了城市的产业发展，提供许多的就业机会，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二）我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城乡一体化一次是由城市融合含义演变而来的，在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下，我国学者就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通常来说，城乡一体化的含义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结合。从江浙城市发展的模式来说，江浙城市仅仅的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好时机，在考虑实际情况后，敢于突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发展模式，而是大力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农村的发展和改革步伐快于城市，从而创造了城乡工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农村以及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模式。

在新常态下，急需要改革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这些因素的改变，将大大的影响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步伐与城市模式的选择。总的来说，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需要善于利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分析每座城市发展适合的模式，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城市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参考文献：

[1]王曙光.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D].吉林大学，2011

[2]孙振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D].东北财经大学，2014

[3]李俊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换路径与优化方向[J].现代经济探讨，2015（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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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1

前言

基于之前的研究，推进黔中城市群的动力因素可分为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力、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和以农民为主体的推动力。[[]]各动力主体间需要形成系统性的合力才能有效地促进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因此，本文就推进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动力主体间的机制构建进行研究。

一、动力机制构建

1.完善政府的政策机制

首先是制度的完善。城镇化建设增加城镇土地用地就免不了要征用农民的土地，而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因此最大的潜力来自于征用农民的宅基地，而征用农民的宅基地对农民的补偿安抚工作必须做到位。其次是社保制度的完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保服务、医疗服务，甚至是一视同仁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第三是财政扶持政策的完善和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块的投入力度需要加强。在城镇道路的修建、城镇化形象的提升改造、城镇居民居住环境方面都需要政府的财政资金的扶持才能有效实施。第四是奖惩制度的完善。贵州省自然资源丰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对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对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应设立严格的惩罚制度；而对于有益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建设项目，应采取优惠扶持的政策。

2.加强政企间的合作机制

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需要依靠企I的有效实施。要让一个地区的市场充满活力，必须依靠企业对当地进行投资经营。在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需要本土有实力的企业，比如老干妈、苗姑娘、黔五福、茅台、天刺力等这些企业与政府共同合作，激发黔中城市群主要城市的地方市场经济活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因此，政企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3.向农民市民化后投入更多的关注

往往农民在向市民化身份转变过程中，因受失去土地、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心理上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担心能否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能否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能否融入到社会中去等。其次是习惯上的改变。尽管政府提出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改造是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的，但是，由于过去一些农民过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突然没有了土地耕作，要换一种谋生的方式可能一时还不能够适应。因此，政府和社会应给予这类人群更多的帮助与关注。

二、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优化策略

1.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策略

首先，要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特别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从而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身份的城镇化”。其次，力争城市常住人口公共服务的公平和均等化。社保方面，对于被排除在社保供给体系范围之外、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教育方面，实行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义务教育制度。第三，要革新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的承包耕地实行确权制度，真正落实农民事实上的土地产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第四，通过增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等加强对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将强农惠农政策全面落实，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实行有效的改革办法。第五，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2.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新型城镇化共同发展策略

在今天，人们渐渐意识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意识到了一座城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提倡：一是企业要向低碳绿色转型，即要求农业、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实行“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生产，依托新技术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二是向规模集中型转型，倡导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现代服务业向城镇各级中心集中；三是向高品质、高效率的方向提升，即农业现代化、工业集群化和现代服务业规模化的协同升级。黔中城市群可以依托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山地高效农业、休闲农业、生态旅游业，发展以中草药种植为主大健康产业和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大数据产业。

3.实现人口与城镇化相协调的改革策略

人口问题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根本问题，如今的城镇化率已不能简单的包含城市常住人口了，还应把城镇人口的生活质量水平、人民素质水平等考虑在内。要真正实现农民工或失地农民向居民的角色转变，具体还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社会组织、企业通过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比如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能培训班等，提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知识涵养，技能水平。二是给予失地农民更多的关注与帮助。一方面，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突然转变让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太适应；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因土地征拨获得的高额补偿款促使他们变得成天游手好闲，高傲自大，自以为是的变成了比城市中普通工薪阶层还有钱的“富人”，便在社会上横行霸道，实施一些恶劣行为，甚至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失地农民城镇化的问题，应通过社区加强对他们失去土地转向城市后的生活进行心理辅导、就业指导，帮助和鼓励他们多学技能，提升个人修养，寻找就业机会，改善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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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自动控制相对人工控制概念而言，是指在无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控制器操纵被控对象，使被控量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采用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既可以优化运行过程，节能降耗，又能保证操作的安全，提高生产率，改善工作环境。在早期的污水处理厂运行和管理中，大多根据处理经验进行人工控制，因此运行过程中常会产生较大误差。即使是一些高效的处理系统，也常会因为没有实现自动化系统控制，而大大削减其应有的功效.[1]。虽然自动控制系统的造价不菲，短期内难以回收成本，但从长远角度看，采用自控系统将节省大量的人力成本及运行费用。综合来看，引进自控技术对污水处理行业来说，是提高运行管理效率并有效降低处理成本的明智选择。

2传统污水处理控制方式

传统污水处理控制方式包括人工控制和半自动控制。早期的污水处理厂基本上采用人工控制，其典型的控制方式为：现场显示仪表+人工调节。该方式采用检测仪表对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液位、流量、温度、浊度、pH值、DO、BOD.5、COD、MLVSS等指标进行在线或离线采集，再根据测量数据调整设备状态，如阀门的开闭与开度、电机的启停等。采用这种控制方式，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很大，且控制过程易出现滞后或易受操作人员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人工控制方式很难进行快速和有效的实时控制，往往导致出水水质不稳定。

后期出现的半自动控制方式相比前者有了明显的进步。该方式由数据采集装置对过程量进行采样并输入到控制室，控制室内设置有模拟显示器，可显示水质参数、水泵、风机和阀门等的运行状态，监控运行过程。操作员可以通过模拟屏控制部分设备的启停，而其余的设备则需要操作人员现场控制.[2]。半自动控制方式还是存在生产过程无法集中监控的问题，自动化程度较低。

传统污水处理控制方式受制于落后的自控技术而显现出上述的种种缺陷和不足，随着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污水处理的自动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3污水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3.1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业内很多专家学者对污水处理过程的自动控制展开研究，探索实现出水高达标率与单位低能耗的一系列控制方法。

Zipper等.[3]设计了一套适用于小型污水厂的自控系统，它的核心是一台基于ORP参数监控的控制器。该控制器按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自动运行，能够在硝化与反硝化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降低了能耗。中试结果显示，污水处理厂的实际负荷与ORP曲线变化有很强的相关性，采用两点ORP控制保证了在增加负荷时硝化时间占运行时间的比率也相应增加，这些研究成果为开发制定小型污水厂控制策略奠定了基础。Yu等.[4]设计开发出带有实时ORP和pH值监控系统的SBR反应器，该系统主要由智能仪表、计算机（人机界面）和控制、执行机构组成。由智能仪表测量出模拟信号，经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再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对输入的数字信号进行采样分析后形成控制信号传递到下位控制器，进而启动或停止搅拌器、鼓风机等设备。结果显示，采用参数实时控制的SBR反应器较之于固定时序控制反应器，底物去除率提高5%左右，曝气量降低了20%左右。Puznava等.[5]在同步硝化/反硝化的生物滤池中引入了实时曝气控制，建立了基于NH.3-N和DO实时监测的串联控制。与传统硝化-反硝化生物曝气滤池法（BAF）相比，采用该控制方式达到相同处理效果时，曝气量仅为传统方法的一半，节能效果明显。

3.2工程应用现状

发达国家在污水二级处理普及后，投入巨资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的监测、运行和管理方面的研发，实现了计算机控制、报警和实时记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实现污水处理厂的自动控制，目前主要污水处理厂已实现工艺流程中主要参数的自动监控。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先进控制技术节约能源，例如DO的合理控制能节省运行费用，保证出水水质，瑞典Kallby污水处理厂，通过DO设定值优化，曝气能耗降低了32%。美国Stickney污水处理厂（303万t/d）于1998年投入300万美元用于建立曝气池自动监控系统，每年可节约47万美元电费和72.5万美元的人工费，投资可在两年半内收回.[6]。

国外应用先进自控系统的污水处理厂一般具有以下特点.[7]：①采用分布式计算机监控系统，设置中央控制室和多个分控站，工作人员通过中控计算机和通讯网络进行管理和维护，可实现现场无人值守；②监控系统采用冗余化设计，各分控站有独立工作能力，大大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③采用智能化控制，可根据进水的变化自动对工艺过程进行调整；④大量采用先进的在线水质分析仪和智能仪表，可提供高精度的检测和准确的控制数据；⑤大量采用遥测、遥控设备，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公共信息通讯网络。

相比国外，我国污水处理自动控制起步晚，20世纪90年代后期污水处理厂才开始引进自动控制系统，但大多是直接引进国外成套的自控设备，国产的自动控制产品在污水处理领域应用不多且集中在低端产品，但目前发展很迅猛。目前，国内技术较成熟的是由中央控制室计算机和现场级PLC控制单元组成的集散式控制系统（DCS），它通过通讯网络将中央级监控总站和若干现场控制总站连接起来，构成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计算机测控管理系统。系统扩展容易，各部分功能独立，可根据生产需要增加PLC模块，实现了真正的信息管理和集中调度，并且能够将功能及控制进行分散管理，中控室计算机出现故障，各现场分站仍能独立、稳定地工作，这从根本上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8]。河北承德市某日处理量3万t的小型生活污水处理厂，早期为人工控制，出水COD在60mg/L水平时，电耗0.3kW・h/t，成本0.51元/t；该厂进行自控系统（DCS+PLC）升级改造后，出水COD为50mg/L时，电耗为0.22kW・h/t，成本0.45元/t，吨水降低电耗成本0.06元/t，年可节约电费64.8万元，同时人工费及其他费用也相应降低，经济效益显著.[9]。

3.3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1）无法精确建模。自动控制系统要求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并且提出必须遵循一些比较苛刻的线性化假设，然而实际污水处理系统由于存在复杂性、非线性、时变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等，一般难以获得精确的数学模型和与实际相符的假设，因此采用传统控制理论建立的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在实际工程应用上存在出水水质波动较大等问题。

（2）使用水质间接参数给系统带来风险。反映污水水质的直接参数，如BOD、COD、SS等很难在线监测，不少实验研究中采用DO、pH值和ORP等易于在线监测的间接参数来降低曝气量和控制出水水质，一些污水处理厂也应用到了工程实际中。但这些控制参数只能间接地反映污水处理生化过程，运行过程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系统缺乏相应的应急预案，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导致整个控制系统的瘫痪.[10]。

（3）自动化仪表、设备的性能和可靠性不强。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需要对大量阀门、泵、鼓风机和吸（刮）泥机、曝气池和污泥消化池内的搅拌器等机械设备及沉淀池和消化池进、排泥量进行控制，因此污水处理厂需要自动控制的开关量特别多，它们常常要根据一定时间或逻辑顺序定时启/停.[11]。但当前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中采用的自动化检测设备、仪表的功能还不完善，在实际监测中往往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误差很大，因此依靠这些检测设备判断污水处理情况并实施自动控制，很难达到处理水质达标排放和节约能源的目的。此外，还存在网络通信以及系统易受干扰等问题。

4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的发展趋势分析

智能控制是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的发展趋势，它作为自动控制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工智能、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的高度综合与集成。智能控制主要包括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自学习控制和专家控制等。由于智能控制系统具有自学习、自适应和自组织功能，特别适用于复杂的污水处理动态过程的控制，因此，近年来智能控制在欧美、日本的给水处理、污水生物处理、污水的物理化学处理中都有典型的成功应用，正在研究与开发的项目更是不胜枚举.[12]。

4.1模糊控制

模糊控制（Fuzzy Control）能将操作者或专家的控制经验和知识表达成语言变量描述的控制规则，然后用这些规则去控制系统。模糊控制适合用于数学模型未知的、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控制，因此模糊控制方法特别适用于水处理过程，其在活性污泥法节能方面的效果显著，并已应用于污水处理的多个领域。

曾薇、彭永臻等.[13]以溶解氧作为SBR法模糊控制参数，处理石化废水。通过大量实验，总结出反应初始阶段（曝气10min左右）溶解氧浓度不仅能间接反映进水有机物浓度，而且对整个反应过程都有重要影响。溶解氧的高低主要受曝气量大小控制，根据初始阶段溶解氧的浓度变化及变化情况预测进水有机物浓度，进而实现对曝气量的模糊控制。研究还发现，当COD几乎不再降解时溶解氧值迅速大幅升高，理论上可以根据DO的这一变化特点对好氧曝气时间进行模糊控制。

张翔等.[14]采用模糊自适应PID控制方法控制SBR污水处理工艺中的DO参数，并设计了基于模糊自适应PID的控制系统。仿真结果和实际应用表明，采用模糊自适应PID控制器后，显示出较强的鲁棒性，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加快。

4.2神经网络控制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控制 （ANN―based Control） 简称神经控制。神经网络是通过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和行为，由大量简单的人工神经元广泛联结而成的复杂网络。它的自适应性很强，并具有学习能力、非线性映射和容错能力，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充分逼近任意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并与其他控制方法相结合。神经网络因具备上述特点，备受国内外污水处理专家瞩目。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在污水处理自控系统中开展人工神经网络控制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常用于污水处理中的神经网络有误差反向传播（BP）神经网络、径向基函数（RBF）神经网络和自适应神经网络等。

Tay 等.[15]在模糊神经网络模型的基础上，为污水厌氧处理系统开发出快速预测神经模糊模型来预测高速率厌氧系统对干扰的响应，该系统可提前1h对不同系统的干扰进行预测，极具应用前景。

4.3专家控制

专家控制（Expert Control）是智能控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本质是一种智能化的计算机程序系统，它将人类专家的知识、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经验编译成计算机语言并形成数据库，通过编制的特定程序调用数据从而来处理某些领域的问题。专家控制已经在污水处理的自动控制及故障诊断方面崭露头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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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稳步提高。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的经济的提高是在牺牲环境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经济，先污染后治理，以环境换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长此下来，我国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已严重限制或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且在此种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十分薄弱，居民生活中产生的污染加剧了环境的破坏，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城市生态建设。城市生态发展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所谓生态发展，就是指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并协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共同发展。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和景观生态学的发展，生态景观已成为一个城市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景观是指风景、山水、地形、地貌等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所构成的自然和人为活动综合体，景观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园林，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仅仅局限于公共绿化的初级概念，它是一个综合的、宽泛的概念[1]。下面，我将单从景观植被（城市绿地）的角度分析景观生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水平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指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各种植物的集合体，包括天然植物和人工栽植植物，是城市绿地的基础、城市绿化的主要用材，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植物的价值是巨大的，具有消费使用价值、生产使用价值等直接价值，非消费性价值（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选择价值、存在价值、科研价值等间接价值；此外，植物为我们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在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以及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气层成分、地表温湿度以及PH值等调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植物多样性还有益于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以及一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存[2]．．．城市景观植被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区济南市概况

济南市位于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0分，地势南高北低。济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较清爽，冬季干燥寒冷；年平均气温14.3℃，最高40.5℃，最低零下14.9℃，年平均降水量660.7毫米。济南市植物构成多样，构成济南植被的区系植物总计有1175种和变种，分属于149科，其中蕨类植物12科，18种；裸子植物7科，21种；双子叶植物106科，870种；单子叶植物24科，266种。野生植物382种，占植物种类的33%；人工栽培植物793种，占植物种类的67%。

3景观植被对济南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济南市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济南市依据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确立荷花为市花、柳树为市树，这不仅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和凝聚力，为城市建设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激发了市民种荷植柳的热情，有利于城市绿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改善城市环境；同时，也树立了济南市的形象，有利于济南市对外招商引资以及对外经济贸易交流，尤其是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之后，“东荷”“西柳”令济南形象上升了一个新台阶，对于济南市今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济南城市绿化景观植被是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2001年底，济南市的绿化率达到33.3%，人均公共绿地达到7.15平方米；2004年，在城区栽植乔、灌木160万株，新建绿地160万平方米，栽植垂直绿化植物10万株，到年底使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9.1%、32.9%和8.6平方米；从05年下半年开始，济南市对52条道路共300多万平方米绿地展开了绿化整治工作，截至06年4月底，共整治道路绿地271.04万平方米，整治绿地广场、小游园10处28.06万平方米。济南市城市绿化景观植被对于济南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绿化景观植被有净化空气、降低污染、调节气温等功能，能够为人们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大工厂以及公路周边的绿化隔离带，既有利于美化环境、降低噪声和污染，为人民生活造福，又有利于缓解工人和司机的视觉疲劳，减少意外的发生，保证城市建设工作的持续进行，还能使道路和建筑等避免夏季烈日的直接暴晒，保护道路和建筑的质量，延长其使用寿命；此外，城市绿化景观植被美化城市环境，可以为城市提供良好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拉动城市经济发展。济南市南部山区存有大面积的天然林以及人工植被，在济南市城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山区大量的景观植被为济南市涵养了充足的水源，保证了济南市的生活生产用水和泉水的地下补给水，是保证济南市泉文化的基础；并且，济南市南部山区的森林系统还具有培肥土壤、生产有机物质、提供生活生产原料、调节风速、调节空气温湿度、调节降水量、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许多重要功能[3]。这对济南市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济南市拥有大量农用耕地，全市现有耕地374270公顷，主要由旱田和水田两种地类构成：旱田面积365240公顷，占耕地总面积97.6％；水田面积9030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4％。这些农用耕地可为城市提供大量食物和工业原料，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大面积的农作物在生长期还为降低市区污染、净化城市空气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为济南市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创造良好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济南市农用耕地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改善，如农作物秸秆问题：农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中的副产品，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等成分，是一种可以综合开发利用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农民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农作物秸秆传统利用的价值和地位大不如从前，大量农作物秸秆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造成大量浪费和污染[4]。如秸秆焚烧，不但作物秸秆得不到利用，而且焚烧产生的浓烟不仅污染了空气，还给城市交通和生活生产造成不便，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如果能很好的解决农作物秸秆问题，不仅能极大的改善农村和城市的环境，还有利于养殖业、造纸工业以及生物制造业等多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推动济南市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

4结论和讨论

景观植被对于城市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保护和改善城市现有的景观植被，发展城市景观植被建设，并且在做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时把城市景观植被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充分发挥景观植被对城市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要选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做好规划先期准备工作，多方法、多手段、多渠道的明确城市植被现状和需求，根据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规划设计城市景观植被的类型、位置、规模范围等，保证规划的景观植被符合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城市景观植被设计还应避免单一规划，应多种绿地类型（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多种植被类型（乔木、灌木、草等）、多种植物物种（柳树、荷花等）相结合，促使城市景观植被功能最大化。此外，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还应考虑到城市景观植被的长远利用，避免规划浪费，例如：2009年上半年，规划寿命50年的南京城西干道10年后重修；2008年，规划寿命50年的上海市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11年后拆除；2008年底武汉的“搭积木”风波等等，这些规划浪费现象不但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纷扰，还给政府和城市形象带来了深远的负面效应[5]。因此，在做城市景观植被规划时，必须考虑景观植被的时间性，杜绝规划浪费，并为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留下足够的空间，保证城市景观植被在规划期内乃至未来规划中充分发挥其功能，推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市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人民的认可，城市景观植被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城市景观植被的优劣关系到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在发展城市经济时，必须考虑城市景观植被的影响，充分发挥景观植被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态建设。

参考文献

[1] 丁圆．景观设计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侯碧清，等．城市植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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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人类将进入以经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利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个特殊的经济时代里，图书馆作为人类的知识宝库。与其它各行各业一样，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一、图书馆需要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生产、传播、转让与不断应用、提高基础上的，这几个环节紧密衔接和循环运行，构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论文参考网。因此，知识经济十分重视知识的扩散和应用以及知识的创造。随着科学技术功能的巨大增长，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运行过程变成了大规模地运用知识、消费信息的实践过程，当代人类社会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知识变成了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知道，要想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将我国的经济运行和机制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它有不少不依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但是贯穿于这些规律背后的一个更为本质的东西，就是谁最先进、最实用的科学技术，生产出人们所需的物美价谦的产品，谁就一定能占领市场，谁就一定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直接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产生、扩散和应用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中的重要因素是人的智力成果。智力成果必须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才可能不断地创断，不断地将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图书馆事业本身就与知识有着不解之缘。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图书馆事业从简单的知识传递、知识有序化，为用户提供特定知识服务，到比较复杂的提供决策知识服务的信息研究。预计随着知识是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高，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选取相关知识，摒弃了有关知识，认识知识类型，解释和破译信息并抽象出新知识的工作在知识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知识经济以科学决策为导向的经济，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科学决策的宏观高速作用日益突出，科学决策离不开为其提供决策依据和思想的信息研究工作。由此，以图书馆事业研究活动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咨询产业将是21世纪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支柱产业。

知识经济实际上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是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它的产业支柱是高技术产业，需要信息、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高投入。也就是说，知识经济中无形资产的投入起着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无形资产—信息、知识、智力—归根结底都来源于知识。所以，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知识人才、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创新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

图书馆历来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具有收集与保存和整理、加工与传播知识信息两大职能。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似乎所有的图书馆，它的职能并不随其运作方式和手段等变化而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职能更能显得突出与重要。

二、知识经济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高的标准

在知识经济时代里，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宝库，与其它各行各业一样，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来看，众所周知，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组织和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它与知识经济时代所强调的以人类创造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是相吻合的。

在现代社会及其未来发展中，知识特别是创新性质的知识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诸多高新技术产生。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进步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应用，必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事业，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能起什么作用呢？应该如何适应社会对图书馆事业提出的高的标准呢？就现看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重视；第一，要以科学的态度珍视现有知识宝库中的知识财富。千万不要认为，知识更新空前加速，已有的知识差不多都处在被淘汰的境地，而已进入图书馆的“知识”转瞬之间就会变成陈旧无用的东西。论文参考网。如果这样看问题。不仅图书馆中已有的知识财富不再有财富价值。而且连新进的图书，其价值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图书馆事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实际上人类社会的进步，包括个体聪明才智的增进，都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继承和创新结果，决不是一代人简单地否定一代。只有对已有知识精化的准确把握，才能温故知新，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达到新的高度。只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们更科学、更准确地从已有知识中获取价值的“营养”罢了。不是“知识宝库”无用了，而是如何从“知识宝库”中获取打开新天地的钥匙。第二，面对知识更新的空前加速。图书馆作为“知识宝库”的中心，应当成为新知识特别是与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创新知识的汇集中心。这不仅是提高“知识宝库”自身含金量的需要，更使以此为读者服务，满足读者对新知识渴求的需要，为整个社会迅速传播知识的需要。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图书馆事业必须提出的高标准。第三，图书馆要自觉地、主动地向读者、向社会展示“知识宝库”中的含金量，向读者提供相关的含金量高的知识。要改变过去那种“被动服务”方式为主动的服务方式。而图书馆的业务人员应当分门别类，把图书馆内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最有价值的知识信息，从古到今，将它们编成一条又一条知识链，主动向读者展示、提供，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做好了，其社会价值就大了。因为，面对知识的海洋，特别是新知识不断增添的越来越广阔的海洋，没有相当的专业人员向读者作向导，要获取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最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是非常困难的。第四，图书馆越来越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成果。迅速实现网络化服务，包括国内全国性的网络化服务和地区性、专业性的网络化服务。现代图书、信息产业的发展、知识的创新和更新，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任何一个图书馆实现“大而全”一是没有经济能力，二是浪费社会财富。解决最佳选择，只能是图书、信息、服务网络化，这样，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图书馆“或图书资料服务中心”了解全国，乃至全世界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最新资料、最新成果。而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所期望的。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化代，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必须尽快的变成现实。

三、知识经济的到来，必将促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图书馆属于公益性的机构，追求长久的社会效益，依靠政府拨款、社会筹资。但面对“信息爆炸”和现代化设备，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发展现状严重滞后，从总体上讲是很不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办好图书自身事情。

第二，图书馆的硬件一定要到位。

中型以上的图书馆，特别是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图书馆，一定要尽快实现以计算机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现代化管理。实现国内外或地区性的网络化，实现从手工检索到机检到联机检索；实现及时、快速、准确地为读者服务。从根本上提高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图书馆工作人员不仅应具备相当的外语和计算机技能，以及扎实的图书情报知识和工作能力，还要注重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其信息服务本身就是开拓创造性的工作，每一位图书馆工作者都应该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现在，相当多的图书馆，这方面的建设差距很大，。远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图书馆事业应达到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需要。

第二，图书馆的业务建设有拓展。

图书馆的业务长期以业，停留在提高馆藏数量，管好馆藏书刊，通过借阅为读者服务。这样的业务建设是必要的，但面对知识经济的今天，远远不够的。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体现在人类“知识的宝库“愈来愈博大精深。整个人类对它的依赖越来越深，对它的贡献越来越快，人类“知识的宝库”与人类社会生活、社会进步越来越溶为一体。这样，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宝库，人们期盼它越来越成为迅速汇集、传播、研究、利用、创新知识的中心。即图书馆在今天应起到一种“导向中心”、创新中心“迅速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中心。这样，在现代社会中图书馆一定会凭自己的知识信息优势和驭笃知识信息的能力，成为人们学习和激发新的活动的中心。

第三，图书馆的专业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

实现“知识工程”的总体目标，必须培养和选拔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队伍，要想使现代社会的图书馆事业凭借现代科技管理手段开展业务，开展为读者、为社会多层次的服务项目，没有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对汇集、传播、研究、应用、创新知识具有事业感和责任心的专业队伍，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支队伍，从馆长到馆员都应当是由学有专长的热爱本职工作的人们所组成，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增强信息意识，采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式，培训管理人才，为其提供深造机会，提高业务水平。现在一些图书馆的干部队伍，远远不能适应图书馆事业现代化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单位长期以来，成为安排干部子女的地方，无论思想素质还是业务素质建设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各级各类图书馆都要把好“进人关”，吸收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的人到图书馆队伍中来，使人员素质从基础上有保证。论文参考网。

总之，在搞好图书馆事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这个时代里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来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设和信息技术进步两个方面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在服务主体、工作内容与范围，还是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变革，对于这种变革，图书馆应该做好充分准备。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新形势下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于鸣镝·知识经济与图书馆·图书馆学刊，1999（1）.

[2]郑君生 霍国庆韩起来·知识经济与21世纪的图书馆·图书馆 学刊，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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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国家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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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展产业；转型升级；驱动模型

Key words: MICE industr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rive model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3-0104-02

0引言

随着会展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地位的确立，许多地区把会展产业列为支柱或重点发展产业，大力发展会展项目，加大会展经济发展力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当前，我国会展产业经济已经驶入新的结构性调整阶段，一个新产业增长动力结构即将形成。在这个产业转型升级当口，如何把握会展产业规律，积极应对产业转型升级，是对处于“成长期”的我国会展产业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探讨会展产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培育会展经济发展动力因素，对会展产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促进各地区会展产业跨越发展，都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1会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主体和动力机制

1.1 动力主体内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机构或行业机构、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专业观众、会展项目供应商等。这些系统成员之间既存在整体同一性，又存在个体差异性。在整个会展产业中，整体同一性表现为协同，个体差异性表现为竞争。会展产业运行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产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三个主体包括：会展项目主办者、参展商和专业观众。这三大主体互相依存，其中会展项目主办者在内部动力主体中扮演核心和纽带作用。这三者在会展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资源不同，提供的服务类型不同，所获利益也不同，处在一种非平等的竞争格局中。外部动力主体――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主体，表现为政府部门或行业机构、会展城市和第三部门，为会展产业链提供外部的支撑。政府在外部主体中承担主导角色，引导第三部门发挥协调力，对会展产业政策宽的容度促进会展城市氛围的营造和发展。

1.2 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内部动力机制包括：由会展产业需求激发产业内部利益主体（会展主办者、参展商）的利润驱动机制；会展主办者与参展商合作开发会展产品的驱动机制；各主体的竞争驱动机制与产业链驱动机制。

1.2.1 内部动力机制利润驱动――根据“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参展商需求的多样化对会展产业的发展将产生巨大推动力。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使参展商产生参展动机，进而推动需求的产生。在新产业形成初期，参展商对会展项目产品的需求凸现，会展项目产品供不应求。从事会展产业经营和服务的部门除了获得正常的经营利润之外，还可以获得由于会展项目产品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会展主办者为获得超额利润，形成来自利润驱动的拉力。在推、拉动力的双重作用下，通过会展产业内部系统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引向会展产业。竞争驱动――在会展产业中，不同档次和规模的会展项目出现，使得参展商对会展主办企业的要求提高。这样便加剧了会展主办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会展主办企业寻找和选择差异化的会展产品，力争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优秀的会展主办者选择有特色会展项目，提供创新会展产品和服务，才能够在竞争中胜出。而参展商户正是会展产业动力作用模型中的不断提高要求的“消费主体”，他们对于会展项目的需求、对会展产业的转型和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会展产业中的竞争驱动机制，如图1所示。产业链驱动――会展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和相关主体构成的产业链。这种横向产业链和其他产业的纵向产业链意义完全不同，纵向产业链只有其头部生产成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横向产业链则是整个产业链条直接面对消费市场，一起组装一件“产品”，会展产业链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整条产业链的协调极大地影响着会展产业的发展。产业链其他环节的协调发展，会带动会展产业整体提升，这便是产业链驱动机制。

1.2.2 外部动力机制会展产业的外部动力机制包括两个部分：政府驱动机制和机会驱动机制。这两个机制相辅相承，在会展产业系统外部为其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政府驱动――政府虽然属于外部动力范畴，但其对动力作用模型中的每个要素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针对具有跨地域性和综合性的会展产业特点，需要政府对会展项目生产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这也是世界会展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而会展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起步和发展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机会驱动――机会驱动机制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首先“会展经济的是城市的面包”，会展中心城市的建设目标往往给一个会展经济的发展带来机会。会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会展规划要求相契合，会展城市建设的指标管理、会展基础设施建设、会展项目、政策保障等在会展城市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其次，第三部门（如行业协会、高校等）的发展往往也给会展产业带来机会。高校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对会展产业的系统研究，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和制约瓶颈问题等，从而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时，会展行业协会等组织，也可以通过其自身的优势，发挥着政府和会展企业间的纽带作用。第三，信息网络的技术的发展推动会展产业系统的发展。在网络时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层面经济活动和过程功能的融合。网络融合带来会展项目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技术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节约。会展主办者、政府管理部门利用网络环境平台，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个性化信息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会展项目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会展需求。第四，会展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区域、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机遇。会展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绿色低碳高效的会展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适宜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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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of hunan province, to want to lose "a big agricultural province" hat, into economic strong province, must choose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ree strategy, which is to realize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of hunan grant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dynamical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hunan province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leading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mall towns dynamic mechanism location resources policy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长株潭区域经济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1300万，经济总量2818亿元，分别占湖南省13.3%、19.2%、37.6%，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它是我国重要的城市群之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湖南省地位突出，它以占湖南全省1/5的人口和1/7的土地，产出了占全省1/3的GDP，本区域有142.6万镇区人口共164个小城镇。改革开放前，长株潭区域城镇化的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滞后。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政策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长株潭区域城镇化的进程，小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结构和布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二．小城镇概念界定

小城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引起农村人口迁移，从而形成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城市文明特征和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区。由我国目前形势看，本文所指的小城镇包括县城镇、建制镇和集镇。

三．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概念

动力机制是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源，是了解小城镇发展历程和预测未来可能演变的重要基础。影响动力机制的基本因素包括资源、区位、政策三个方面，资源是小城镇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区位和政策，通过引导和促进资源的开发推动了小城镇经济发展。此外，管理机制、创新机制的建设为小城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持续的发展动力。

四．研究意义

目前，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将发展小城镇作为实现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手段符合中国的国情。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口中有2/3是农民，而中国城镇体系中城市只有600个左右，小城镇有近2万个，这些因素决定了必须通过发展小城镇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是作为城镇体系中与农村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级，发展小城镇也是培育和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的根本措施。

五．小城镇发展动力三个基本因素

1.环境保障——资源

该地小城镇在某一方面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从而可明确小城镇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的城镇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如长沙市望城县的靖港古镇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则可在战略上将其定位为旅游型小城镇。此外还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人文资源、知识资源等。

2.地理位置——区位

对于区位概念，直观理解就是交通要素相对于其它地区的优越度。从更大层面来讲区位还包括高新技术、丰富的投资来源等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相对于其它地区的明显优势。充分将地区优势融入小城镇的未来规划中，将成为实现小城镇战略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3.政府行为——政策

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条路具体应该怎么走是与政府出台有关政策密切相关的。国家宏观政策的颁布、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小城镇新的土地政策实施等，都能直接影响到小城镇建设的步伐。政策会影响小城镇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同时也影响小城镇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对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

六.长株潭区域小城镇发展机制解析

（一）小城镇发展机制的几种途径

小城镇发展机制是指为小城镇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提供保障，使小城镇能够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而制定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小城镇发展机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推动小城镇的发展：

1．经济动力发展对小城镇产业结构的推动力

农业是经济效益较低的产业，要遭受自然和市场两种风险的双重约束。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工业经济效益比农业的优势日益明显，在此驱动下，农业内部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必然流向非农部门，导致人口定居方式和经济活动对象的集中化，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成长。长株潭区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工业化中期，经济动力略显不足。

2．城市优越的生存环境对小城镇发展的吸引力

上世纪中期，我国就实行了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从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来看，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有着无法比拟优越性，在经济就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也有着巨大的优势，自然对农村城镇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拉力。

3．市场机制促进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就是市场机制，城镇化的演变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可以说，市场机制主导了城镇化的进程。市场机制是农村城镇化的驱动力。城市的发展也受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任何城市投资总是人们趋利行为的外在表现。市场机制能够使投入产出间的关系达到最优，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高效率是市场机制的基本目标。长株潭区域小城镇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条件差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在城镇建设过程中没有或很少引入市场机制。

4．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小城镇，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应大力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解决城镇劳动力过度剩余的现状，提高当地人口就业率，促进小城镇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

5．创新动力机制促进小城镇发展

创新包括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技术创新、思维创新等多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体制还不是很完善，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逐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城镇要素(产业、人口、土地)的空间集聚城镇建设资金、土地有偿使用、城镇管制、区域发展等方面进行创新，并使其程序规范化、法制化。提倡和鼓励新技术、新思想、新的管理方式进入小城镇。

七.结语

小城镇的动力发展机制与小城镇所处的地理位置、拥有的资源环境、当地政府对小城镇制定实施的政策有关。长株潭区域小城镇发展的动力系统由多方面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于小城镇的发展，有其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这说明长株潭区域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区位条件、自然资源分布情况、经济运行状况、政府政策紧密联系的。长株潭区域小城镇的发展，应合力用好动力机制，走健康发展、特色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梅克保．中国小城镇建设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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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8-0052-03

1 前 言

社区体育志愿者是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快速发展及志愿服务的日益深入人心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所谓社区体育志愿者是指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以社区为具体服务点，在社会体育活动中，自愿从事运动技能传授、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而不以获得报酬为直接目的的人。[1] 社区体育志愿者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增进社区居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深入推动全民健身纲要的实施，更好地满足和谐社会人们对体育健身和娱乐的需求，我国社区体育人力资源仍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外大众体育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社区体育志愿者是大众体育发展的基石。”因此，如何提升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当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及城市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本文基于社会、文化、政治及市场的视角来考察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发展历程，力图为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2 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动力机制分析 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发展动力机制是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生命所在，动力机制功能的发挥如何将决定其生存能力大小和发展速度及水平。我国社区体育建设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府支持、个人奉献精神以及历史传统等动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构成了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发展的动力机制。

2.1 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构成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动力 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2]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的拓展，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基层社会结构面临着重组，众多的社会服务职能由单位分离到社区，社区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加强社区建设已成为承接这种社会服务职能的转变、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的兴起就是在社区建设的基础上，伴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体育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健身意识的不断增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社区建设为社区体育志愿活动提供了空间。社区这种城市实体的形成可以说是为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伸展大舞台，社区的体育服务也应该是社区体育志愿者服务的一个主要领域。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作为一种有别于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社会服务行为，必然是通过城市的社会服务领域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它与城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载体的社区有着内在联系。因此，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进社区，是有效服务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现代社区把社区体育志愿者服务与城市发展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连接起来，在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与城市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最宽大、最牢固的桥梁。

2.2 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构成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直接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参与体育的意识得到改善，对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民参加体育活动时表现出强烈而稳定的健身动机。特别是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成为现实需要。同时伴随着我国以“单位体制”为主的社会体育的逐步瓦解，原先由单位全部承担的包括体育福利供给功能在内的社会服务转移到社会和社区，社区体育作为承接体育福利供给功能转变的重要途径成为社区居民身心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些因素都共同促进了社区体育的开展。

城市社区功能的重新定位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社区居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希望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来满足精神和物质需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需求的内容和服务质量比以往明显增加。然而，由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的相对不足，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指导社区居民体育健身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制约着社区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影响着人们参与的热情。同时由于现阶段我国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消费的能力有限，如天津市65.60%以上的居民愿意支付较低费用，参加由专人指导的正规体育组织的体育活动。而同时商业性的体育健身组织由于完全按市场的规律来运作，收费较高，一段时间内只能满足少部分较高收入阶层的健身、娱乐、消遣、交际的需要，不会成为大众体育的主流（引自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通过发展社区体育志愿者，对社区体育志愿者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获取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各类、各层次人才，从人力资源上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志愿者提出的要求和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的强烈需求才是推动社区体育志愿者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动力。

2.3 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政策导向形成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间接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伴随着一系列促进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政策与法规的推出，我国非营利性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社会团体数量达到近41.4万个，比上年增长近7%，其中：科技教育类占38%，卫生体育类占15%，生态环境类占1%，农业及农村组织占10%，就业类占4%，社会服务类占19%，其他占到将近13%[3]。

特别是2000年11月，民政部颁布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社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并在《意见》中指出，今后五到十年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包括“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党的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建立以地域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组织体系。”同时在《意见》中还提出“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和老年等组织在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政府导向越来越多强调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发挥非营利性组织的作用。社区体育志愿者的产生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作为城市社区服务系统的组成部分，对于满足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体育志愿者作为城市社区非营利性组织的一部分，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对社区体育志愿者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获取与开发城市社区所需要的各类、各层次人才，从人力资源上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志愿者提出的要求和需要，同时也可以满足志愿者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需求，进而促进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2.4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夯实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物质保障 经济是体育发展的基础，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对体育的需要，更重要地表现在经济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经济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制约着体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不但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源，而且要以一定的体育场馆建设为基础，这就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具体表现为用于体育事业的财力，即体育经费和体育场馆的建设，而经济增长则是体育经费增长和体育场馆建设的前提。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我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也为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体育经费将会继续增加，体育场馆建设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必将更加夯实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2.5 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基础 所谓公民社会，强调的是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国家无权侵犯的基本人权和影响国家政治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及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志愿者行动的兴起，是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状态相适应的。志愿服务是一种非政府系统的组织行为和服务行动，是民间系统服务于社会的群体行为或个人行为，即民间组织或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体能或财富，通过各种服务性的行动去实现和体现对社会事业的服务与奉献，或实施和完成对有困难的社会群体及个人的服务与保障。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志愿者以自己的行为接受了社会的评价与检验，并获得了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升华。志愿服务所体现的核心精神是人道主义。

当我国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这就会发生两个转移：一是他们对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全心关注，就会向个人以外的世界转移。二是他们对于艰难生活的个人感受，就会向仍然处于艰难境况的社会中的人们转移。以前主导人们的“生活的道德”也就会向“道德的生活转移”。对于私人利益的急切要求，相应会向公共利益的奉献转移。这些转移大势，正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志愿者的社会发展基础。城市社区体育志愿者的发展也正是在我国公民社会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而逐渐成长起来的。

3 结 论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的健全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开发。而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形成与发展又离不开时代背景及城市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的发展动力机制是社区体育志愿者人力资源开发的生命所在，动力机制功能的发挥如何将决定其生存能力大小和发展速度及水平。我国社区体育建设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府支持、个人奉献精神以及历史传统等动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构成了我国社区体育志愿者队伍发展的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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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45-06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全面、最和谐、最迅速的地区之一。2005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 417.34亿元，比2004年增长19％，而全国GDP增速仅为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苏省1/3的人口创造出超过全省2/3的地区生产总值。2005年，苏南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 092.59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91.8%。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2000年底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60∶37①。

“苏南”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库滋涅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决定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苏城市发展问题与前瞻报告》的研究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城市化率超过60％，远远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苏南”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具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其独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在当前阶段，研究“苏南”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苏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及推广苏南经验，加快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苏南城市化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人民在发展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开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并非是独立割裂的，新苏南模式是苏南模式的继承、突破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苏南”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过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苏南”的城市化进程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苏南”的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划分。洪银兴、陈雯（2000）把江苏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镇化；二是城镇城市化；三是城市现代化[1]。笔者认为，从城市化发展动力方面来讲，苏南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

1. 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党的之后，在苏南乡镇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苏南的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这主要归结于苏南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传统和现实经济资源禀赋，苏南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当地人民勤劳俭朴，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自古以来该地区就商贾云集，形成了许多小有规模的集镇。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产生了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思想。实行后，苏南地区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这就促使人们产生了创办工业企业的冲动，而当时短缺经济和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将人们这种冲动变为了现实。由于当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经济资源大多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因此乡镇政府便代表人们行使企业家职能进行筹资，组织生产资源，鼓励农民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等。

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和繁荣。因为乡镇企业兴办工业要求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比较便利的小城镇成为人们的首选，因此许多乡镇企业都依傍小城镇建厂。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在当时城乡劳动力还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纷纷涌向了乡镇企业，这就产生许多“通勤工人”，为了降低“通勤成本”，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乡镇工业部门的人们开始搬到距离乡镇企业很近的小城镇居住，随着大量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周围集聚，转移到小城镇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的成长与繁荣。大量小城镇的兴起，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载体，带动了苏南经济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南小城镇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是规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经济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进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当时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集聚效应弱，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低导致分工协作困难；二是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理污染的难度；三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保护政策，批租廉价土地给乡镇企业，导致耕地浪费严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剧[2]。

2. 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苏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90年代初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乡镇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镇的“处处点火”、“户户冒烟”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这就迫切需要对乡镇企业现有的产权体制进行改制和城镇城市化。而乡镇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经营亏损、资产流失的情况，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摆脱相关责任也积极支持和推进乡镇企业产权改制，这样乡镇政府便逐步从乡镇企业产权中退出。

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被推向了市场，为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苏南”的乡镇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减员增效和重新定位。裁减企业冗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苏南地区的小城镇人口出现负增长。

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外资开始进驻“苏南”，苏南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从积极兴办乡镇工业转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出表现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涌现。截至2005年，仅江苏无锡就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个省级开发区，苏州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也相当多，比如苏州高新区、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开发区、工业园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捷的配套、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加速了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资企业的发展。这样大量的外资企业都纷纷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聚集，而被推向市场的原先像“一盘散沙”分布的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也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下，一些乡镇企业开始寻求与外资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2000年之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又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繁荣又为城镇城市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外资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现代化，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文教科卫事业费高达159.36亿元，国际互联网用户共计219.31万户，私人汽车拥有量达77.17万辆，城镇恩格尔系数为0.37。

三、苏南城市化动力机制

理论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比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托达罗则认为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工资收入期望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此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们大多认为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这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学所认为的城市化三大动力因素分别对应着苏南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小城镇化时期，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到了城镇城市化时期，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工业化，而城市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的崛起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国蛟（2004）认为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3]。吴伯均等（2006）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推动模式，自上而下推动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扩散、大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和引进外资兴办开发区三种类型；而自下而上推动模式则主要通过民间筹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城镇区或具有区位优势的地点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配套设施，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4]。而笔者认为，苏南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内在机制主要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三大因素，而外在机制则是政府的行政推动。

1. 工业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载体。钱纳里和赛尔奎认为在城市化初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当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同处于13％左右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并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化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就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彻底改变了农业的技术基础，为农业提供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为城市发展聚集了人气，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2）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样也具有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工业化要求生产走向集中，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许多工业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会在空间上从分散走向集中，企业的集中会导致人口、消费、科技、文化、信息等现代城市要素的集中，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3）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使得现代城市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密切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从而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的现代化又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从理论上讲，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劳动人口分散在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这一时期城市化也处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城市化，小城镇作为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物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量变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种小城镇的弊端开始显现，小城镇已经容纳不下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时的工业企业遭遇到了劳动力和市场瓶颈，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工业密集区聚集，城市规模开始扩大，数量开始增加，城市功能也进一步完善，这一过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质变过程。苏南地区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印证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根本动力的论断。

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的量化测度，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钱纳里标准，另一种是IU比和NU比标准。I表示劳动力工业化率，用工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U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度量，N表示非农化率，用二三产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之比（I/U）、非农化率于城镇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如果I/U、N/U大于1，则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之则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这三者间协调发展时，I/U和N/U的国际标准值分别是0.5和1.2。

许多经济学家在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库兹涅兹指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以及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实质就是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集聚经济本义是指“一批厂商因为彼此位于邻近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或费用减少”[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集聚经济的内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认为是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6]。

集聚经济的产生应归因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效应。分工与专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费用的减少。规模经济也是产生集聚的一个重要源泉。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外部经济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就导致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中起来分享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外部经济会增加消费者的效用，促使消费者的集聚，这就从宏观上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经济发展。

空间经济学将集聚经济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内部规模经济、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三个层次上的集聚经济本质上就是指企业的效益、行业的规模效益和城市的规模效益。而集聚经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

总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劳动力的集聚为城市化提供了发展主体，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则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现代化。

3. 制度变迁。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泛指协调人们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在现代经济中，制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经由既定的外生变量演化成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社会文化，深受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制度变迁是城市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资本投资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技术由传统农业技术向先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提升，技术提升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力资本重新配置的过程。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党的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而乡镇政府参与企业产权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确确实实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当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左右，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弊端日益显现，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了，于是迫使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城市化道路进行转变。随着外资经济在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安排下发展起来后，城市化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模式，即以外资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苏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是苏南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因。

4.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在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动力机制――政府的行政推动，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行政推动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强势”地位决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影响相当重大。

洪银兴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是传统体制的影响刺激政府对城市进行建设投资；其二是大部分建设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相关法律的欠缺[7]。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看成是“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是推动城市化的“看得见的手”。正如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市场和政府都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内在动力机制应该起主导作用，外在动力机制则起辅助作用。在内在动力机制失灵或不起作用的领域，外在动力机制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规划科学引导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空间布局、政府颁布政策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等等。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数都是乡镇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资本积累或贷款兴办的。由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乡镇企业的效益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当时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地方官员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更多地是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政府采取了多种倾斜措施，比如财政补贴、地方保护等等。同时，在乡镇企业催生人口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大力发展小城镇。但是随着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后劲不足和小城镇弊端的日益显现，从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即外资的进入和乡镇企业改制。这一时期，外资的发展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开始纷纷转而吸引外资的进驻，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这一时期吸引外资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小城镇发展“小而散”的问题，政府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撤乡并镇，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改变作用范围，弱化经济建设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政绩考核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学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激励。

上文我们分别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正如前面所说，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内在机制始终是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外在机制――政府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加速或减缓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苏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可以明显体会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苏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随”的。

而对于内在机制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要素的不断高级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不论是工业化、要素集聚还是制度变迁，实际上都是要素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成城市劳动力，农业资本转变成工业资本，传统的农业技术提升为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工业技术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单个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单个生产要素产生了质的飞跃；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不断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要

素的高级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城市化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见图1）。

四、结论

综观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政府推进等动因的推动下，苏南的城市化经历了小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目前苏南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经济能量急剧增加，中心城市化开始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二三级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笔者认为目前苏南地区城市化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苏南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国城市化历史轨迹研究后发现，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呈现一条平滑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率达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而当城市化率到达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开始趋于平稳上升。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的整体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因此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二是苏南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很多学者在应用IU之比、NU之比指标、钱纳里发展模型、库滋涅茨工业化、城市化比较指标等方法对苏南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苏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转变不同步，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等等。

虽然近几年来，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竞相打造“中心城市”，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杨小凯认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为大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应该呈现层级发展的特点。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准以及政府激励的不合理。另外，苏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对城市质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说，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更是城市质量提升的过程。还有，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科学性，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较低，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现实问题还有待于在发展中进一步得以解决和完善。

注释：

①库滋涅茨提出的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标准比重为12.7∶37.8∶49.5，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标准比例为15.9:36.8∶47.3。

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滋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0，（12）：66－71.

［2］季小立，等.“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J］.理论与现代化，2004，（6）：10－15.

［3］林国蛟.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4.

［4］吴伯均，钱世超，等.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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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基础理论研究阶段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指出“投资量乃定于资本之边际效率与利率之比较也。”其贡献是提出了资本边际效率（MEC）和投资边际效率（MEI）的概念，推导得出投资水平取决于利率的结论。但其利率决定投资水平的观点并没有被实证所证实，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上的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

后凯恩斯主义认为：产出（或利润）才是决定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包括英国经济学R・F・哈罗德提出了著名的简单加速理论模型――哈罗德模型和库约克提出的伸缩型加速投资理论。前者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新的观点，但其构造的投资函数忽略了投资时效问题。而后者虽然改进了简单加速理论模型。但过于注重产出（或利润）的作用，而忽视其他经济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投资不可逆性理论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70年代初到上世纪80年代。在目前西方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影响较大的是q理论和不可逆投资理论。

1969年托宾提出了q投资理论：不仅考虑了利率，还考虑了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企业投资价值的评价。该理论把企业投资价值问题的研究放置于资本市场均衡研究的框架体系内，提出一套有关企业投资价值理论，弥补了传统的企业投资理论忽略了资本市场的作用的局限性。

1968年Arrow提出的不可逆性观点：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可逆性在资本和它对利润的边际贡献之间嵌入一个楔子。Bertola和Caballero发展了一个模型，研究了不可逆性在总投资中的含义。伯南克在《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和周期性投资》中指出：投资之不可逆性经常迫使投资者等待，或者花费更多时间和支付更高成本、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投资信息。伯南克投资理论的“坏消息原理”，亦是金融加速器机制的重要思想源泉。

三、区域投资理论研究阶段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区域投资理论理论认为：各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的，资本从“资本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利率差异。后来的学者研究并形成了垄断优势理论、寡头垄断行为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流派。

90年代，波特认为：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的企业，往往是那些成功地将在国内拥有的优势扩展到国际市场上的企业。同时按照波特的观点，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地理区位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和政府优惠政策等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

区域投资理论突破了国际间资本流动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贸易理论框架，突出了知识资产和技术优势在企业、市场和区域中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很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产业分布或地理分布，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区域投资动力机制理论

区域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45提出的。他认为：由于地区或经济发展平衡而形成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聚集在某一地区或大城市，从而形成增长极。增长并非出现在全部地方，它通常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个或数个增长点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主张增长极即经济活动的城市聚集达到一定程度会影响和制约其自身发展，以致增长能扩散到该增长极所在的区域中，并最终扩散到所在国家欠发达的全部区域中。他们主要探讨增长极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提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扩散效应通过对落后区域的购买力或投资增长而发生。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被许多国家用来解决不同的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这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区域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增长极理论指导的区域发展政策没有引发增长极腹地的快速增长，反而扩大了它们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所以70年代以来增长极理论的有效性受到怀疑。

区域投资动力理论则是由波兰经济家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的点轴开发模式。点轴开发模式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看，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成斑点状分布。

五、投资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相比较原先赵冰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五力模型，吕波的六力模型将原先的自然力部分内容转移到了包含其中的环境力，并提出了消费力合集聚力两大概念，将更多的目标放到了消费者和商圈本身上。在此之前消费力还未被列入商圈发展动力的一大因素。而吕波提出的六力模型，将消费者行为学和人口数量列入商圈动力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中是一大进步。冯娟更是在《商圈成长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优化》一文中提出的八力模型将管理力和竞争力也加入到了商圈发展动力模型中，也是对商圈动力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上一个不错地补充。

纵观商圈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于商圈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也终将日臻完善。虽然关于商圈发展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不同年代、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见解和理论体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对商圈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反而这些不同流派的理论体系恰好给我们对商圈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借鉴的文献资料。只要我们能够将各个理论流派的观点参透，并且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着眼当下商圈发展的实际情况，把商圈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的更为透彻，提出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吕波.区域投资动力机制研究[M].20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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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9

回顾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尤其是城市化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不难发现要顺利实现新时期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关键是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相协调的城市化发展机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健全和创新这样的城市化发展机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优化政府行为，使城市化要素真正按照市场规律流动。

一、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目标

要实现政府行为优化，首先必须明确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目标。概括而言，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目标就是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双强共赢”以及城市化动力机制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转变。

（一）政府与市场的“双强共赢”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自产生以来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也是一个极具争议、莫衷一是的话题。市场和政府作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动力；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市场万能论”、“政府万能论”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地交替轮回、演绎着各自存在的理由。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对于自由市场的过度信仰一直占据着世界思潮的主流。然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市场格局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实际上，政府、市场的孰多孰少并无一个标准范式，应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时期和经济运行的需要进行选择和组合。考虑到我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并基于目前金融危机治理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政府与市场的“双强”和“共赢”应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优化的最佳目标。

已有研究表明，政府、市场机能的组合状态可以用坐标系的四个象限来表示，二者作用的功能区可相应地划分为四个区域（窦尔翔等，2006）。如图1所示，在由市场轴和政府轴所构成的平面中，第一象限属于政府和市场“双有效”的区域；第三象限属于政府和市场“双失灵”的区域；第二、四象限属于市场或政府“单失灵”的区域。

我国城市化中政府行为优化的最佳路径在于寻找政府和市场功能的强强联合。通过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的重新安排，可以减少第三象限（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区域，扩大第一象限的功能区，以尽可能发挥政府和市场双重效力，减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领域。在第一象限中，曲线表示在某行业中市场和政府的替代特征；P1表示在这一行业政府和市场具有较强的替代性，P2表示政府和市场的替代性较差 。在向C点积聚的方向表示政府效力相对较强，而市场效力相对较弱；在向D点积聚的方向表示市场效力相对较强，而政府效力相对较弱；A点和B点表示在曲线P1 和曲线P2实现交集，即：在向A点和B点积聚的方向，表示政府与市场均发挥了效力，达到了“双强共赢”的格局。

（二） 城市化动力机制由“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由于市场机制和竞争天生具有偏离社会公平的趋向，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总体而言，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定位和分工，最好的格局应是“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②。在城市化进程中，应依照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作用，将城市化动力机制由“政府主导”变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以提高交易效率，政府则进行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不再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定指标、安排项目和直接配置各类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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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9.006

Abstract：Researching the urbanization problem is beneficial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Liaocheng city is a big agricultural city， urbanization level is not high， it exists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uch as low level of urbanization， low pulling power，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unharmonio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 on. Liaocheng city urbanization mechanism is composed of economic， people， policies， and other elements compose， is a complex system.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Liaocheng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aocheng .

Key words：Liaocheng； urbanization in county areas； dynamics mechanism； countermeasures

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较快，特别是发达地区，然而县域作为广大农村载体，其发展状况与城市地区有明显差距。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基础与关键是县域城市化，只有县域城市化得到发展，国家城市化水平才能得到整体提高。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县域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它决定着城市化的道路和发展对策选择，是城市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本研究通过对聊城市县域城市化进程的探究，合理构筑和不断优化聊城市城市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以期对区域城市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撑。

1 相关概念

县域指的是区域的一种特定的形式，是县的行政区划内的地域和空间。它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处于农村和城市的中间地带，在景观构成和职能上都兼具城乡特色[1]。本文所研究的县域包括县、县级市和市辖区。聊城市包括一区一市六县：东昌府区、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县、东阿县、阳谷县、莘县、冠县。

城市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的过程。城市化不仅是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它还包括人们的道德意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的逐渐转变。县域城市化，是指用县域一盘棋的思想，用城市的理念来统领整个县域的建设和发展，对城市和农村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分工、有序建设，促进社会资源和要素在县域范围内充分自由地流动，逐步使农业像工商业一样兴旺发达，使农村像城市一样文明进步，使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富裕。

2 聊城市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动力机制

2.1 聊城市城市化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了各项政策促进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聊城市由1979年初的26.11万人增至1998年底的83.04万人，1998年末县域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07%。1997年聊城的撤县设市更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一年内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9.5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了将近4个百分点。2004―2005年，非农人口从139.91万人增加到16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4个百分点。2006―2007年，非农人口从161.54万人增加到213.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8.5个百分点。2008年聊城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全市非农人口为208.2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6%。2009年聊城非农业人口为170.18万人，比1999年增长379.65万人，占县域总人口的比重由16.34%提高到28.8%，10年间上升了12.46个百分点，城市化发展将进入稳定而良性的发展时期。2012年，聊城市的城市化率为33.3%，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根据诺萨姆的城市化曲线，聊城市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图1）。

2.2 聊城市城市化动力机制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是由单一要素构成的，而是通过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相互促进形成的[2]。在聊城市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多种动力机制，从过去的政府单一力量主导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落差逐步缩小，城市化地区发展由不均衡向均衡不断演进，城市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由弱变强。

2.2.1 自然环境因素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是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鲁、冀、豫交界，京杭运河与黄河的境内交错，在35°47′～37°02′N和115°16′～116°32′E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总面积8 715 km2，总人口578.99万人。耕地面积553 183 hm2，人均耕地面积993.3 m2。随着京九、济邯铁路和济聊高速公路的开通，该区域的经济区位优势日益得到提升[3]。聊城市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区，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总的来说，聊城市的农业气候资源比较丰富，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种植。适宜的气候条件对于聊城的农业发展、生产生活等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2.2 经济因素 农业发展是聊城市城市化的基础动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聊城市城市化出现的前提。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9年聊城市农作物种植面积与2008年相比变化不大。其中，粮食作物72.083万hm2，增长0.7%；棉花7.345万hm2，减少0.7%；瓜菜18.921万hm2，减少2.3%。但从总体上看，聊城农业发展方式还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较低，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和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薄弱[4]。要实现聊城的城乡一体化，必须调整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

工业化是聊城市城市化的主要动力。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达到2 229个，比年初增加182个。实现工业增加值809.84亿元，比去年增长15.9%。从表2中可以看出，聊城市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2009年高达1 378.37亿元，与2008年相比上升10.24%；第一产业198.63亿元，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808.45亿元，所占比重最大，占生产总值的58.65%；第三产业371.29亿元，作为后续动力稳中有升。

2.2.3 人口因素 人口是城市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农业经济时代，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影响聊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的体力支出越来越多地为脑力支出所取代，如各种农业机械的出现，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从表3中可看出，2009年聊城市总人口高达590.89万人，比2008年略有上升；乡村总人口482.31万人，有所下降；乡村实有劳动力也有所下降，城市人口有所上升。此外，聊城市还通过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而就地解决和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

3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化水平低。聊城市从1998年至今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1998年的16%提高到了2009年的35.03%，但与山东其他城市相比，聊城市城市化水平仍比较低，城市化拉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强。聊城市包括一区一市六县，各县市的城市化水平不一样，东昌府区和临清市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莘县和冠县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3.2 聊城市县域城市化发展对策

3.2.1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对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必须围绕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市场需求，优化种植业与林、牧渔业的比例，力争在畜牧、水产、果品和蔬菜四大农业内部支柱产业上有新的突破[5]。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打造生态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基地为目标，制定和实施农业结构调整振兴规划。同时，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转变农民的落后观念，促进经济的发展。

3.2.2 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系统，推进县域城市一体化 加快聊城城市化进程，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举措。推进聊城市城市化进程，要从市情出发，立足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顺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做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完善规划，加大投入，抓好中心村、镇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城乡结合。

3.2.3 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产业升级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6]。政府要发挥职能，利用先进的技术帮助农民发展好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做大做强优势企业，积极培育新型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从聊城的实际出发，抢抓机遇，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全市各项事业平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怀岳.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王曼.县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3] 王荷明，李新运.聊城市城市化发展现状与制度创新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5（4）：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