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价值形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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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决定会计理论、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逐渐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已成为现代经济领域中重要的商品形态，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所谓数字商品，就是那些能够被数字化，并且写成一段字节形式的商品，其实质是能够实现一定使用价值的数字编码的有序集合，如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产品、专业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等。相对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数字商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具有极大的可压缩性，不占据物理空间，复制性强；可网络化传递；独特的无形磨损；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具有共享性。

由于数字商品正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现代社会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加之数字商品的特征、交易方式、流转程序等与一般商品有着较大的差异，引发了对其探讨的必要性。鉴于当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尚无对数字商品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本文将对专门从事数字资产开发、生产的企业的数字商品，从确认、计量、核算、披露等几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对于外购的数字商品，会计业务处理比较明确，这里不再进行讨论。

一、设立“数字资产”科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数字商品是企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投入大量人财物而形成的、为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并在一定预期内能为企业创造效益。显然，数字商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关于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标准，也就是说具有可定义性和可计量性，同时其信息揭示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因此首先应该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暂以数字商品资产命之。由于数字商品这一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与一般存货、无形资产又有着一定的区别，不宜归并其中，需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一）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的区别

表面上看，数字商品资产符合“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的规定，即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2006）关于存货的规定。但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宜将数字商品资产作为存货进行核算。

二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是数字商品资产具有边际成本趋于零的特点。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主要在于前期的研究开发阶段，第一件产品的成本极高，以后的产品由于可无限复制，其成本几乎趋于零，这样形成了相同的产品但其成本计量却不同。一般存货应当按照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它的生产成本与生产数量成正比例关系递增。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无实物形态。数字资产在开发成功后以抽象的方式存储在磁（光）介质中，不是以实物形态存在。一般存货都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二者的管理模式亦大不相同。三是数字商品资产在供给上可以是无限的，而存货由于企业的财产和存储空间的限制，其供给是有限的。四是数字商品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为了保持其数字化产品的先进性和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软件功能扩展、版本升级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升级和功能扩展都会给数字商品资产带来一定的附加值，也必然要求进行一次新的价值计量。一般存货直接按照成本计量而无须进行连续性的计量。

（二）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无形资产的区别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同时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则该项资产确认为无形资产。数字商品资产从表象上看具有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特征，表现在：一是数字资产没有存货形态。数字化产品的形态是无形的，无需以有形的仓库储存，它以抽象的方式存放在磁介质中。二是数字商品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三是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较为合理地计算出来。

但数字商品资产具有不同于无形资产的特征：一是数字商品资产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直接销售而获利。一般无形资产的持有目的不是为了销售。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是因为企业掌握了某项技术、秘方或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占据了优势地域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收益是间接的。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是具有独占性的，但并不具有排他性，他人的购买、使用正是研发数字资产的目的。而无形资产与此不同，它要求同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三）数字商品资产单独确认的设想――设立“数字资产”

从上述分析可见，数字商品资产与存货和无形资产相比，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将传统会计确认模式运用于数字资产就会存在不恰当之处。基于数字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可考虑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对数字资产的确认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规定。

1.符合数字资产的定义。数字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非货币性资产。

2.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3.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数字资产的计量

会计计量在整个会计运行系统中处于核心环节。如何对数字资产正确计量无疑是研究数字资产的关键所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规定：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同时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数字资产是企业投入的大量人财物力所形成的独有资源，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在目前我国会计环境下，数字资产宜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其进行计量。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支出的总额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

为了保持数字资产的先进性与竞争力，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采用新技术进行数字资产的升级或更新换代，数字资产将具有更高的价值。对形成数字资产新价值的追加开支部分，仍需要计入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就是说对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这是由于数字资产的独特性决定其计量的特殊性，也符合历史成本计量的要求。

三、数字资产的核算

数字资产的核算主要包括确定数字资产的取得、计提跌价准备、摊销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具体核算上，需要在“数字资产”科目下设立“数字资产减值准备”和“数字资产摊销”两个二级明细科目。

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的支出总额，包括评审费、注册费等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借“数字资产”，贷“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数字资产升级换代所追加的开支，采取同样的方法，增加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

如果开发数字资产的技术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数字资产的价值就会大幅降低。在此情况下，可借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对其计提减值准备。在期末，将数字资产的账面余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比较，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账面余额时，按其差额，借“营业外支出――计提数字资产减值准备”，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账面余额时，无须调整。这样，一方面可准确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体现谨慎性的要求，避免企业随意调整利润。

企业为了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将通过不断创新来更新数字资产的版本和功能，这就加速了现有数字资产价值的贬值，即数字资产具有独特的无形磨损的特性。为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对其价值需要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摊销。摊销的方法可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趋同，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期末摊销时，借：“管理费用”，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摊销”科目。

当企业销售商品取得收入时，一般来说需要同时结转生产成本。对于数字资产来说，由于其趋于零的边际成本的特性，在数字资产形成后每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仅包括复制到光盘等介质的成本，该项生产成本极低。如果根据配比原则，在销售数字资产的同时结转其趋于零的生产成本，则显得毫无意义。根据重要性的原则，对其生产成本无需结转。

四、数字资产的披露

在会计报告中需要从两个方面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一是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下增设“数字资产”项目，以披露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二是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主要表现为数字资产面临的风险。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任何企业都不能一直保持其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时刻都会有新技术的产生或技术的突破，一旦该种数字产品的优势丧失，企业的价值就会降低。因此，对数字资产的风险因素应予以恰当的披露。

会计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在当今信息社会，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商品正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就要求重视并正确核算数字资产，推动会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方美琪，付虹蛟.电子商务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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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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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鸿沟概念界定

数字鸿沟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是，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相关理论，则是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知识沟理论。

数字鸿沟本身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跨学科性。数字鸿沟涉及了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范畴；（2）动态性。数字鸿沟研究的ICT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的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从拨号网络到发达国家的宽带上网，数字鸿沟的范畴在不断发生变化；（3）综合性。人们必须从多个视角来描述数字鸿沟，因为数字鸿沟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为数字鸿沟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难度。

因此，针对数字鸿沟具有的特征，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数字鸿沟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讲，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在互联网为代基于经济视角的国际数字鸿沟研究表的新兴ICT普及和扩散中的不均衡状态；从广义上来讲，数字鸿沟是ICT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之间存在的差距的集合体，表现为个人和企业在ICT接入、使用、生产和应用创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与信息的创造、理解、应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其中，狭义的概念强调时效性，主要针对目前互联网这种新兴的通信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普及和扩散问题，强调数字鸿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均衡，表现为各个主体在信息通信技术拥有数量上的差异，强调“硬”鸿沟；广义的概念则将数字鸿沟的范畴扩大化，将“数字”泛指信息通信技术，从信息化的广度来理解数字鸿沟的动态性和综合性，强调“硬”鸿沟和“软”鸿沟两方面的内容。

二、数字鸿沟的属性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界定了数字鸿沟的概念后，本文归纳数字鸿沟具有如下的基本属性。

1.技术属性

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早期的电报、电话、传真等基础技术，到目前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应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传统的技术差距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而不断缩小，但是新的技术差距又不断出现，说明数字鸿沟的研究范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造成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强调电话接入的差距一样，当前的数字鸿沟主要针对互联网接入，关注不同地区、种族、年龄、收入之间在互联网接入水平上的差距，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互联网宽带接入上的差距。

因此说，只要客体目标在变动，技术水平的差距持续存在，数字鸿沟的技术属性使数字鸿沟同时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发展形态。不同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都遵循S型增长曲线，其中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传统ICT的普及过程，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ICT正处在快速增长期。这种技术扩散的变化趋势对数字鸿沟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2.社会属性

数字鸿沟同时表现出社会性。不同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的个人和群体是否能够访问和使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体现了社会包容和数字民主，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ICT的普及和使用已经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传统家庭的看法，决定了人们在数字化时代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的：“计算机不再与计算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的价值观”。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将产生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网络生存观的并存与冲突。

3.经济属性

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传统的技术差距在信息经济时代的延伸，这些差距与信息经济特征与规律的融合和发展，将对微观个体的经济效益提高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它的经济意义。在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中，研究者就曾经直接将数字鸿沟等同为经济鸿沟。

从ICT本身的经济特征来看，互联网为代表的ICT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规律和特征，表现出网络外部性、知识溢出以及报酬递增等特点，对于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从经济视角考虑，消除数字鸿沟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为主的ICT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宏观上促进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数字鸿沟的特殊性正在于将工业化中的物质财富差距延伸到信息化时代中的数字财富差距，又进一步影响到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差距。

4.知识属性

从狭义概念上看，数字鸿沟表现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不同主体中的普及和使用水平的差异。数字鸿沟溯源于知识沟和信息沟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知识沟现象。信息通信技术只是承载知识的工具，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发现、获取、理解、吸收和应用上的差距。在新经济形态中，知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优势，不断扩展知识的边界，导致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始终是不断变动的目标。因此，数字鸿沟更多地表现为创建知识、理解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应用知识等能力上的差距。

综上所述，数字鸿沟是一种综合性的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信息通信技术本身的特点影响其普及和扩散；从社会层面看，数字鸿沟就是社会鸿沟，是传统社会分化现象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从经济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经济鸿沟，不仅仅是各主体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在网络经济中的体现，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从知识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知识鸿沟，是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上存在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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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新模式阶段，即人们一般意识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鼓励创造新知识和在经济中传播新技术手段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经济是计算机产业、通信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汇集物；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是科教兴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新经济增长点的内在要求。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它对于知识经济起到全方位架构的作用。

20世纪末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高科技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作出了努力，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在图书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方面我们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图书馆数字化、信息化，不仅给图书馆业带来一场革命，而且也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新的电子时代的大门。[2]数字图书馆也是高科技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数字图书馆所收藏的各类信息对于知识经济的整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图书馆的数字化馆藏凭借高新信息技术，可以方便、经济、迅速地传播和为人们所利用，从而有效地实现图书馆馆藏的知识价值，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推动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因此可以说，数字图书馆是今后经济和文化的载体和催化剂。

二、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分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全球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资料收集地藏有大量的各种信息，其中有不少信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知识的瑰宝，如何更好的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让这些信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当前从事图书馆管理研究实践人员需要不断探究的重大课题。众所周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是各种资源有效利用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它们又是更新极快的工具，只是这些工具还无法真正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寻找一种合理的方法，来实现数字图书馆工程的技术架构。基于Internet互联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图书馆以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和知识环境的虚拟形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它通过集成和利用最新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数字内容，建成超大规模、可扩展的、可互操作的知识库群，将有效实现图书馆工程的技术构架。

信息时代的来临，催生了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及其发展，这将推动传统图书馆发根本性变革，因此，数字图书馆的产生是顺应时展潮流的，它产生的意义将是深远的。数字图书馆不仅仅是现有图书馆的数字化，而是人类所有信息知识文献数字化。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的大型知识仓库。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建立在因特网之上最现代化的“图书信息库”，已经在我国取得较高水平建设的成就。数字化资源建设是其核心与基础，通常表现为国家的、文化的、巨型数字化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因此，数字化信息资源是经过无数次的整合产生新的使用价值，可以方便的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而这个特点是传统文献资源所不具备的。所以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处理、传播与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将决定图书馆成为具有什么特色和内容价值的数字化图书馆，并以此占领因特网这个新兴意识形态阵地。因为，在因特网上每个数字图书馆都可能成为信息资源中心，而这个中心必须建立具备各自信息资源个性特征的对象数据库，这样才能体现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价值，才能凸显数字化图书馆在网上重要地位。

我国图书馆数量多、分布广、资源丰富，许多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但由于文献资源、资金、设备及技术力量分散，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加上不同的技术要求和标准，不同的文献整理深度，则难以保证数字化、信息化的质量，在资源共享时就会出现障碍。[3]那么要顺畅地实现馆藏资源的有效共享，进而实现其经济价值，就需构建图书馆馆藏的数字化、电子化体系。如景德镇市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陶瓷文献馆藏资源，为全国的陶瓷产业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服务和智力支持，使不断面世的各类陶瓷著作得以长久保存和流传，景德镇图书馆将在“十二五”期间为打造一所全国唯—的陶瓷特色图书馆而不懈努力。其中，面向读者免费开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电子阅览室这一举措受到普遍欢迎。在“以知识为本”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已经成为与人力、资本并重的战略性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上的差异。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知识的“获取——处理——传递——应用”这一完整过程进行引导约束，促进知识的生产和流动，使知识在生产中实现增值，从而达到提高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的直接目标，并最终造就人才大国的持续优势。为此，景德镇市图书馆着力研究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客观分析，科学统筹，努力为全市人民提供完善的知识服务。

三、应对图书馆数字化、电子化发展趋势的对策

1.编制标准化、规范化的图书馆信息化标准

信息时代，图书馆管理方式方法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是顺应信息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图书馆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从图书馆学的角度看，要实现图书馆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需编制信息化专用标准，即机构代码标准 （TTS/BZ-001）、书刊代码标准（TTS/BZ-002）、信息库标准（TTS/BZ-003）、地区标准（TTS/BZ-004）、统计代码标准（TTS/BZ-005）、信息主题分类标准（TTS/BZ-006）、借阅规则（TTS/BZ-007）、阅览须知（TTS/BZ-008）。在编制这些标准的时候，会感觉工作量大，但完成这项工作具有“一劳永逸”的效果，对未来图书馆管理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编制图书馆信息化专用程序

随着Internet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已从封闭的环境走向无限广阔的信息空间，读者也由直接“走入”图书馆，变为“链接”电子网络间接走入虚拟的信息空间，如何出色地完成向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工作是当前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的终极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精心编制以下管理程序：期刊管理程序（TTS/CX-001）、图书管理程序（TTS/CX-002）、报纸管理程序（TTS/CX-003）、开架阅览管理程序（TTS/CX-004）、阅览室管理程序（TTS/CX-005）、采购程序（TTS/CX-006）、信息处理程序（TTS/CX-007）、信息检索程序（TTS/CX-008）、馆际互借程序（TTS/CX-009）、资源共享程序（TTS/CX-010）、图书馆安全管理程序（TTS/CX-011）、图书馆文件管理程序（TTS/CX-012）、图书馆民主管理程序（TTS/CX-013）、图书馆临时工管理程序（TTS/CX-011）。有了这些程序的导向作用，一切均能“循规蹈矩”，“照章办事”，自然能事半功倍。

3.强化图书馆管理职能

在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的基本前提下，图书馆管理工作是指在IT硬件、软件和网络条件等均具备的环境下，对图书馆书刊文献资料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存储、建库、联网、检索、分析、统计、再加工、咨询、借阅服务等信息化全过程的职能分工。在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背景下，需对各项职能进一步强化，如信息处理的分工部门须承担图书馆电子馆藏的信息分类、标引、著录、加工、编辑、编译、扫描、全文录入、信息文摘、图表、图片、图纸压缩、书刊典藏、专题书目等任务；负责建设和完善图书馆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库、编写工作程序、总结经验、专题研究等。

四、结束语

在图书馆趋于数字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以适应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构筑图书馆事业发展新的平台，高起点实行现代化集成管理，引导图书馆向高效率、现代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提升图书馆整体管理水平和竞争力，对促进图书馆业务创新，加快我国图书馆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宿长海，马文萍. 试分析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J].社科纵横，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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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银行的发展方向是数字银行，数字银行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型。目前，数字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经营环境、金融功能、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还没有成熟或定型，和理想的数字银行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根据金融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数字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银行的经营环境

数字银行是在新经济和新金融环境下运营的新型银行。新经济条件下，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个人数据成为生产资料，数据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新经济催生新金融为之服务，综合交易账户和法定数字货币是新金融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

个人数据驱动的“新经济”正式确立

“新经济”理论在美国诞生2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质疑和批判。在当今的在线社会，由于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便利性大幅提高，互联网在全球大规模使用并普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留下了大数据沉淀，自然沉淀的数据成为生产资料。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在云端对大数据进行计算，数据变得有价值、可利用。有了互联网这项基础设施，数据这项生产资料，计算这项公共服务，“新经济”才名副其实地得以确立。

“新经济”在数理环境下运行，依托于网络平台及其账户体系，边际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交易效率有超过生产效率的趋势。相应地，经济活动的中心逐渐从生产转向交易，经济主体也从生产主体（企业）转向交易主体（个人或家庭）。“新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济形态，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数据驱动的企业业务流程。比如，阿里、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便是以平台上沉淀下来的个人数据为核心，开展相应的电商、社交网络、搜索以及衍生场景金融服务。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个人数据――一种新资产的崛起》报告，将个人数据作为“最新的经济资源”，列为“新的资产类别”。专利、文艺品等人类高智力成果都已实现资产化，在新经济时代，个人大数据等低智力成果也会实现资产化。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资产规模呈指数级膨胀，在资产结构中逐步超越了权益性资产和实体性资产，资源稀缺性在新经济中将不再是中心议题。

账户与货币革命推动形成新金融

新经济必然有新金融为之服务，金融根植于货币，新的账户和货币形态是新金融的标志。新经济时代，网络账户是用户连接互联网的通行证，是包含用户信息价值和货币价值等个人数据的综合载体。网络账户集成了用户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不仅能够集成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还能提供内生于网络交易的一站式集成金融服务，成为用户货币活动的大本营。中国的网络账户服务于网络交易，并衍生出支付结算和理财等金融功能。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交易的支付结算主要由信用卡承担，并未衍生出大规模的银行账户之外的网络支付账户。目前，我国的银行账户依托于银行柜台开立，没有网络交易的基因或场景。银行账户与网络支付账户一样，都有向综合交易账户发展的趋势。

账户与货币具有天然的联系，账户革命必然伴随着货币革命。货币形态由纸币演化到电子货币之后，不同层次的货币实现了快速、低成本相互转化，现金、活期存款等预防性货币需求大幅减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姆斯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各种类型的资产都将有可能用来结账，成为货币。货币与金融资产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金融产品（或投资品）逐渐具有类似传统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即金融产品货币化。比如，在中国引发互联网金融热潮的余额宝等“宝宝类”货币市场基金，实际上就是基金货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支付和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分布式记账技术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实现了价值的点对点传输，进一步弱化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强化了其价值尺度职能。数字货币是新经济中的账户货币，未来的数字货币就是一种价值符号、一个精密的记账系统。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提供货币流通与应用生态体系构建服务。

数字银行的金融功能

现代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系统具有六项基本功能，即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提供价格信息，以及储备资源和所有权分割，创造激励机制。数字银行不仅发挥信用中介功能，还将以市场信用和信息中介功能为主，朝综合化方向发展。

从信用中介到信息中介

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商业银行凭借长期积累的信用优势、信息优势和资产转换能力，承担着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风险管理和货币创造等金融中介功能。其中，信用中介最能反映其经营活动特征，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职能。这是因为银行经营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降低了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可能性。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确立后，数字技术削弱了银行信用中介职能赖以生存的基础，拥有丰富账户数据的网络平台已经在一些领域替代了这一职能。银行的存款资金被大量分流，支付中介和融资中介职能受到冲击和挑战，而这些冲击的实质是信息和数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逐步弱化，而信息中介职能逐步强化。商业银行要巩固和发展中介功能，需要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级。最终的理想状态是，数字银行提供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等信息服务，不再需要资本来充当风险缓冲，从而，基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下降，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务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在数字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由信用中介转型为信息中介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主要依靠电子渠道和自助渠道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的直销银行。直销银行是数字银行的初期形态，银行的资金端实现了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更加安全便捷地满足了长尾客户长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第二阶段，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基于数据获取资产的数字银行产生了，银行的资产端实现了移动化、数字化转型，为客户提供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嵌入式场景金融服务，融资的成本降低了，流程简化了，风险透明了，如中国的微众银行、美国的Simple定位为平台中介，连接借贷双方，提供风险管理和贷款管理服务，就是信息中介的雏形。第三阶段，当远程开户得以实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推广，社会征信体系发展完善，数字银行也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将突破信用中介模式下风险偏好、资本约束和运营模式等约束，主要作为信息中介连接资金端和资产端，双方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直接借贷和收益权转让两种模式。数字银行将通过融合了各类金融账户和生活场景账户的统一综合账户，为客户提供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财富管理）和价格信息。

从银行信用到市场信用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市场信用相继出现，至今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银行信用通过存贷款机制延伸出货币创造功能，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几乎成为唯一的信用机制。新金融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突破了银行信用，展现了市场信用的巨大魅力。这是因为，互联网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效率，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改变了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本身就可以定义为“金融市场”，并趋向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中介或市场情形。所以，新金融是资本市场对银行信用“脱媒”以来的第二次“脱媒”，第一次脱媒主要在传统银行的资源配置即融资功能方面，第二次脱媒则在支付结算、风险管理和价格信息提供职能方面。数字银行作为新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承担了中介和市场职能。一方面，突破了传统银行信用对财务报表的依赖，侧重于观测和计算在线交易行为数据，更加依赖于数据驱动的“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数字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等传统影子银行模式开展货币转移型信用活动，通过交易资产、同业资产、投资资产等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影子”模式开展货币创造型信用活动，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市场信用。数字银行的市场信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资产（含数字货币）和债权类资产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价格信息。一是个人数据资产交易。如前所述，新经济的资产结构中，数据资产将超越权益性资产。当前，个人数据产权不清，谁采集谁拥有，数据管理分散、混乱，数据开放、流通困难。个人数据资产与货币资产都是个人财产，当法律明确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于个人后，底忠行便能解决交易规则和定价等问题，通过建立个人大数据资产管理与运营系统，提供数据确权、汇聚、管理、交易与增值服务。二是债权类资产交易。在我国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公司和企业债券、地方政府债券等将发挥直接融资工具的作用，直接向企业和居民销售。数字银行的发展方向则是进行债券的发行销售、信息披露、市场询价和债券交易等。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外的场外债权资本市场，大量信用评级在2A以下的企业有融资需求，数字银行将承担这类非标准债权资产及其证券化工具（含理财业务）的发行、交易和流转，成为多层级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三是提供价格信息。这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功能，展现了信息中介和市场信用的交易中介职能。数字银行提供资金价格和资产价格，并为交易双方提供最优的基于完全竞争的竞价机制。这种价格形成机制解决了传统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约束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传统金融的“价格信息提供”功能。

结语

数字银行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而兴起，是直销银行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实现了零售银行从网点分销到线上直销的渠道变革，而且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新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从企业这个生产主体转向个人或家庭这个交易主体，个人数据实现资产化，数据资产超越权益性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当前，承载个人大数据的网络综合交易账户逐渐孕育成熟，当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发行、推广的时候，新金融格局便最终成型。

篇6

以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速普及，使出版业的生产模式、产品形态、传播渠道出现深刻变化，网络与数字化阅读成为人们重要的媒介消费方式之一，出版业正经历一个快速转型期。数字出版不仅是当今传媒业的新兴领域，而且也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就数字出版经济研究来说，当前从经济学视角对数字出版传播的特征和规律进行分析的研究还较少，对诸如数字革命是否改变了出版经济的基本规则等关键性问题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出版具有明显的创新特质、外部经济性、边际效益递增特征和复合经济效应，这些特征对传统理论框架有所突破，将为传媒经济理论注入新的内容。

一、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激励创新以追求竞争优势的特殊机制

当前数字出版业成为世界出版产业变革的“前沿阵地”。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球范围内网络出版的图书销售额将超过传统出版的图书①。随着网络及手机普及率的持续提升，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有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网络出版的销售额将占到出版产业的50%；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出版网络版本②。

然而，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最大难题并不在于资金和技术问题，而在于能否把握数字出版的特质，探索发现其规律，勇于创新，进而建立起相应的商业模式。一种有效的经营模式才是一个企业或整个产业获取经济利益、赢得市场优势的制胜法宝。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数字出版行业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还有待继续探索、创新。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Innovation）不仅是新的，还要能带来利润；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是一种均衡被打破的过程③。经济学家弗里曼也认为，创新就是新产品（思想）或新工艺的首次成功的商业化④。因此，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技术与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商业利益驱动趋向。按照以上观点，所谓技术创新，其实质是通过新的技术运用向市场提供新的、能带来利润的产品或服务。

网络经济、数字经济是一种创新型经济，创新机制是促使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企业将新技术、新创意、新思想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或实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从而锁定消费群体，通过路径依赖赢取一定时期内的竞争优势，实现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继起的创新又使持久的垄断永不可能出现。因此，在数字出版经济中不创新则亡，企业若不持续创新将难以为继，企业的竞争优势需要持续的创新来维系，而创新局面则依靠竞争来推进。

启示一：数字出版的发展贵在创新，不应因循、拘泥于固定模式。

新媒体的发展贵在创新，而创新没有固定模式甚至要求打破既定模式，所谓模式，多是出于研究、教学需要而进行的事后总结。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并非始自近年，而是已循着“印刷革命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复合出版”的历程发展了数十年，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按照模式化的思维和方法来指导实践，不是画地为牢就是错失良机。例如，我国长期依据载体模式来划分出版业务，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音像产品萎缩音像出版社就完蛋，电子出版物被盗版电子出版社活不长，网络出版没有载体出版社没法干，复合出版跨越载体出版社在观望，数字出版日渐成为非出版机构的施展舞台⑤。出版界应形成这样的意识：即使数字出版形成了一些范式，也仍会不断变化，因为数字出版的本质与核心就是革新原有出版业态。

二、数字出版经济中边际效益递增规律的作用范围扩大

所谓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即在经济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而边际产出（边际效益）呈递增趋势。传统经济形态中，当物质生产尚未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边际效益递增规律也是存在的。而在新兴的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中，信息资源具有可再生性和重复使用特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从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特点看，信息产品的沉淀（固定）成本高、复制成本低，这使得边际成本趋向于零，而信息产品的共享程度越高、流行程度越广，其价值就越大，从而形成销售规模报酬。信息资源和信息商品的上述特征，使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在数字出版经济中的作用范围更为宽广，即由于数字环境下交易边际成本递减趋势的存在和数字信息价值的累积增值及传递效应，使数字出版的边际收益呈现规模递增趋势。

当然，在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形态中，并非只有边际效益递增规律，当信息产品生产遇到技术方面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新的经济形态所改变的主要是边际效益递增或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

启示二：在技术研发及内容资源的版权洽谈、加工整合等数字出版的前期环节需加大投入，给予这些环节的活动主体以足够的发展空间。

目前，许多IT企业看好数字出版市场，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成为数字内容资源的加工商、技术供应商和服务商：有的深层介入数字出版产业链核心环节，有的为传统出版机构提供数字出版平台，或为出版机构开展相关网络服务。而中国传统出版业已经在出版流程的多数环节实现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一些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进程更是走在前列，少数先行者已从中尝到甜头。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易文网开展数字化信息服务、网络出版业务，E-book的收费阅读和“工具书在线”是其中的亮点；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立的内容管理系统，将各种出版资源进行系统化管理，实现资源的社内共享和继续利用，同时内容的结构化为在线信息服务提供了良好基础。从政府层面来看，中华字库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中华古籍全书数字化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数字化出版工程正稳步推进，从中可见中国政府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数字出版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网络外部性

数字出版的外部经济性来源于网络的组织系统性、数字信息流的交互性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长期垄断性。反映信息网络具有外部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适用于数字出版经济。梅特卡夫法则得名于计算机以太网的发明人梅特卡夫，这一法则表明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它概括了网络的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加这一基本价值定律，即经济学所称的“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

互联网为人类的出版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和商务平台。在一个网络出版平台上，用户可以按照一对多、多对多的形式传播信息，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使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围的用户之间传递和共享，这不仅增加了信息本身的价值，而且提高了所有网络用户的效用，进而实现网络出版平台的各种潜在价值，提升网络平台的总效用。这种网络外部性在数字开放存取出版、博客和网络阅读社区等多种数字出版传播形式中均有体现。因此，梅特卡夫法则也适用于网络条件下的出版经济活动。梅特卡夫法则从一个方面说明数字出版传播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虽然数字出版的技术平台搭建、数字出版产品前期研发的固定投入较大，但每新增一个用户的成本，并不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投入，而且可以均摊原有投资成本，消费者越多，相对成本就越低。

启示三：信息资源版权构成数字出版产业的核心价值体系；保障数字出版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信息传播以及公众利益的平衡。

在数字媒介社会中，知识、信息共享程度的提升，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现代社会制度强调效率和公平的结合，在“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矛盾之间需要寻找到平衡点。版权，是出版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目前数字版权体系的发展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新环境下数字版权制度发展的滞后，将直接导致数字出版内容的缺失，从根本上阻碍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数字出版技术领域，各企业之间缺少沟通与协作，技术资源无法通过有效竞合实现优化提升，而数字版权制度的发展也没有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导致某些技术厂商成为多种角色的承担者，既是数据制作商、技术开发商，同时也是内容整合商及销售商，这样既增加了企业各项成本，也不利于企业自身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更不利于数字出版产业整体发展。完善数字出版行业规则和数字版权制度、健全基于数字版权的著作权委托组织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反映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

所谓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简言之，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马太效应得名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数字出版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流为核心，信息流组织与支配商流、资金流、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的新兴出版经济形态。而在信息流产生的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劣势一旦显现，就会不断加强且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应。因此，在数字出版经济发展过程的部分阶段，极易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甚至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通吃的现象。由于互联网的特性，后来者很难抢占先行者的市场份额。

尽管前文提到数字出版经济中存在着激励市场主体创新的特殊机制，但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颠覆已有的均衡格局。而另一方面，对于最早的创新者而言，往往存在巨大的风险，对于源头创新、高端创新和力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一旦某一领域形成较为稳定的市场格局，反映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将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就数字出版行业而言，如果数字出版机构在技术条件、收费模式等方面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并形成成熟的消费市场，那么消费者将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阅读方式和消费习惯。而要让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改变较长时间形成的消费习惯，重新适应一套新的阅读方式和消费习惯，则需要一个为时较长的过程。例如，由于一些出版机构的数字出版产品或业务项目在推行初期是免费的，现在出现一个令出版界头疼的难题：如何让读者愿意为这些数字出版产品或服务付费。这正是互联网环境下“耍猴经济”所形容的一种境况，当“耍猴”表演在进行时，观看者人头攒动，热情颇高，但当表演结束、开始收钱时，不少观众迅速散去。

启示四：内容资源正向数字出版领域的少数优势企业高度集中；数字出版企业惟有尽快建立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才能在市场上长久立足。

国内外数字出版业发展格局可印证这一趋势。当前，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在国际数字出版领域具有领军者的地位。而在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持下，欧美传统出版机构则率先涉足数字出版领域，在世界范围内，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 Group）、里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汤姆森集团（The Thomson Corporation）等以其庞大的传统出版资源为基础，对资源重新加工和整合，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平台，发展数字出版业务，占据数字出版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谷歌（Google）、维基百科（Wikipedia）等新媒体平台也加入数字出版的行列，重新布局数字资源市场，给数字出版行业增添了更多变数。目前中国出版业总体市场和大部分细分市场是一种垄断竞争市场，即竞争程度较大而垄断程度相对较小的一种市场结构类型。中国传统出版业的市场集中度低于西方国家出版业，但中国数字出版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目前，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正在稳步转型的大型出版机构专注于“整合内容”，方正阿帕比、书生公司等技术商采取“追逐内容”的策略，红袖、起点中文等原创网站则注重“积累内容”，内容资源正加速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海量内容资源是数字出版行业实现规模生产的首要前提，在完成资源集中后，对数字内容的整合、组织、挖掘能力及内容传播模式和服务能力将成为决定数字出版机构成败的关键。因此，数字出版机构需尽快建立差异化的商业模式，惟有如此，才能在市场长久立足。

（吴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CTQ015）、浙江省社科规划“之年社科学者”课题（编号：11ZJQN050YB）、新闻出版总署重点科研项目（编号：C-8-1）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

②陈丹.出版业迎来数字时代 商业模式有待探索[N].中国改革报，2008-05-06.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③

篇7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社交网络、摩拜单车和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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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方案”里的重要内容，《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出炉，让数字经济成为与会各国创新增长方式、注入经济新动力的共识。面对起伏不定的世界经济形势，网络信息技术等产业再一次提供了发展的风口。时隔半年，新华三于日前在G20峰会会场上举办了一场以“新IT 新经济”为主题的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

新IT 新经济

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信息技术为内生动力，融合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数字经济革故鼎新、大势已现，自身发展及其对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均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则成为关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此时新华三提出的“新IT”无疑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看来，新IT+新经济的组合，不仅促进各行各业的进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制度建设与行业形态的重大变革。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加工处理的专业化与产业化。数字经济的规模包括了“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本身；以及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的“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新华三提出“应用驱动 云领未来”全新IT战略，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为载体，利用信息化的技术去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营造出热气腾腾的发展场景。

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串街走巷的外卖小哥、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甚至连路边的煎饼果子都可以扫二维码支付，明显能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

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移动。新IT带来新的数据，数字经济已经实际出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是必须的。

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当实体经济搭上数字化的顺风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第三方研究机构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认为：“未来，企业IT基础设施和软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将用于基于云的产品，全球每5个互联‘事物’就有1个在中国。”

数字化经济的六大特点

IDC的数据显示，第三平台和解决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11.8%，到2020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在中国，数字化转型经济时代来临，政府将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第三平台市场，信息和通信技术花费将达到8440亿美元。

IDC从互联“事物”、巨型云平台、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数据提供商、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户/DX使用案例这6大维度，全面阐释当今的数字化经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互联”事物：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物联网的逐步成熟，万物互联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在主要处于人与人连接的时代，以后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将会普及，万物互联是最终目标。

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互联的物联网端点达到150亿，到2020年将达到300亿，2025年更是达到800亿。而包括农业、公路、金融等各行各业的物联网支出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巨型云平台：云已经成为IT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云计算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驱动力。而云2.0的到来，分布式架构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联网数据将在云边缘地带得到处理。

云的普及让安全成为一切的基础。根据IDC预测，到2020年，IT领域顶级安全服务将从云端提供：云驱动加密、威胁分析、区块链和合规性。同时，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为企业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到2020年，DX团队将从外部开发者社区（通常为开源社区）采购80%以上的解决方案组件。

数据提供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能够创造价值，发现新东西。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数据不流通，企业数据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拥有DX战略的企业将把外部数据源扩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务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将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经纪人产生。

客户/DX使用案例：IDC预计，2019年，全球企业将在技术和相关服务上支出2.1万亿美元来实施和管理DX举措。

信息技术走向融合

数字化成为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从流程、业务和运营都在走向数字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波浪潮，技术成为企业转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正迎来新技术产业的黎明。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新IT则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

于英涛表示，新华三一直十分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并将“引领新IT，助推新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诉求。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完善的服务以及全面的生态合作，新华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更好地支撑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与转型升级需求，橹泄新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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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信息量的增大，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用传统的词语文化来传承科学知识与人类文明，仅靠文字、语言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客观进步的需要，这必然要求另一种文化传播形式来弥补文字语言传播的不足。而视觉图像传播可以将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事物予以“视觉化”，图文并茂、声形并茂，最直接、最普遍、最简单、最有效地、最快捷地呈现各种直观的信息。在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的收集、储存、检索、查询、传播能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系统化，从而保证这些信息的及时性及增值功能。

研究表明。人类获取信息时，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其它方式仅占6%。由此可见，人类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后，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视觉。借助现代传播媒体的发展，视觉图像传播的这些特点必然会在数字化媒体平台上带来新的突破，在数字技术环境中孕生出更多有潜力的新价值，也为视觉图像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二、视觉图像与新经济时代的现代设计

现代设计是构建在现代工业化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之上的，其最终目的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全社会的大众消费者。现代设计强调设计结合实践，强调设计的实用。所以，现代设计以科学、理性的思维取代了自我表现的艺术观，迅速适应了现代经济的发展。今天，现代设计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产的广泛领域，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网络、数码、多媒体等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一些传统的艺术、学科领域呈现出日渐萎缩的状况，与此相关的理论和观念也愈显陈旧。与此现象相反。现代设计却在这些新兴的技术革命领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会。

一方面是计算机软件设计，数码图形技术及多媒体、数码技术等在现代设计领域的介入和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却是现代设计在互联网络、动画游戏、影视媒体、电子出版物等领域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例如，计算机图形设计软件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设计制图的劳动效率。不仅如此，它还极大地丰富了设计表达的视觉领域，随着计算机智能化的进程，它还必然介入到设计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中。而恰恰是计算机图形设计软件的介入，使现代设计掌握了数字图像等新的视觉语言，并因此迅速进入到互联网、动画影视、多媒体数码等新兴领域。

在现代设计体系中，这些基本要素都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质。它要求“为大众设计”，体现时代精神。要求设计贴近生活，满足社会需戛强调设计与新科技、新技术的结合。使得现代设计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始终处在开放、吸收和不断丰富的动态中。不断开拓着新的领域和空间，始终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

三、视觉图像传播与消费社会的视觉需求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图像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视觉是不可或缺的生存要素之一。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类的视觉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从原始时代的自然形态图像。到工业社会的人造形态图像，再到后现代社会的数字图像。显然，人们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图像的视觉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已经不满足于那些自然形态的图像，更加注重复杂性、冲击力和思维联想等方面的表现。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正好满足了这种变化的需要。产生这一视觉需求应该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来看，走向多元化的视觉文化有一个不断趋于完善和丰富的发展过程从主观上来看。作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人的视觉需求和欲望也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

视觉图像是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系统化。传统的人类社会信息传播主要依赖于语言――口耳相传，或文字符号――即印刷载体来进行大范围的传播。即使出现了广播与电视以后，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是传播形式的改变，其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今天当我们使用数字技术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传播媒介的变化，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已经相当的普及，接触媒介与使用媒介已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其次，是传播形式的变化，它不仅体现在现代信息传播更为实时，同时也体现在动态、交互和虚拟现实等方面。例如，以多媒体形象出现的网络融合了一切传播技术，将电视、电信、电脑、电子消费品、出版和信息服务尽数纳入了自己的世界。在这一虚拟世界里。现实、社会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以数字化形式得到了保存。这不仅意味着占有现实，更意味着对一种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性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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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播影视“数字化”技术推动，随着高清互动技术的普遍应用，随着广播影视的传播渠道与其他服务渠道更加紧密结合，广播影视机构将不仅仅是提供广播影视内容的一个机构，它的服务范围同时也延伸到通信、交通、医疗、购物、金融等多个领域，它将为广大受众提供除了广播影视之外的更多的超值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电视机或收音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收看收听节目的工具，而是一个能够从更多方面为民众提供服务的多元化消费终端。

因此，有人提出“看电视”正向“用电视”转变。这个“用”字提得非常准确，也非常形象。正是这个“用”字，使人们对广播影视的产业功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广播影视的产业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感。

我们把电视机和收音机作为多元化消费终端，能够使我们的广播影视产业拓展到各个相关的经济领域之中，通过与其他经济领域的对接，形成对客户的消费超值服务，并由此极大扩展广播影视产业的赢利范围。

我们把电视机和收音机作为多元化消费终端，能够将一种全新的网络消费方式引入居民家庭之中，在居民中形成一种更加科技、更加人文的生活方式，并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更有发展潜力的新的文化业态。英特尔公司在其未来的规划中，已经对此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数字家庭”的创意。这种所谓的“数字家庭”，就是大力开发集遥控、弹性、简单、互动等功能于一身的数字产品，将家庭工作、家庭娱乐、家庭生活、家庭自融为一体。实际上，英特尔所说的这种产品，正是向多元化消费终端演变的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升级版。

我们把电视机和收音机作为多元化消费终端，应当密切关注电视机、收音机与手机、电脑的融合，也就是说，我们的电视机、收音机在向“多元化消费终端”转变的同时，手机和电脑也在完成着这种转变。正是由于数字化电子产品功能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使得将来的广播影视的产品更加智能化、多元化。这种融合对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专家们看来，它们之间的融合有两种状态：第一是物理融合，越来越多的不同产品都会融合在一起，手机能够照相和播放电视，而电视也能够上网购物。第二种是逻辑融合，手机会和PC、机顶盒、游戏盒等产品的功能结合在一起，但不一定会融合在一个终端上。有专家做出大胆的推测：未来每一个电子产品都将连入超级网络，冰箱、微波炉、摄像头，一切均可实现融合操作。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物理或逻辑的融合之中，我们的电视机还是原来的电视机吗？它是一种既能够收看节目，也能够从事网上交易，还能与远方朋友通话的“多元化”的服务终端。我们的广播影视提供者们，也将会变成能够满足受众多种需求的“多元化”的服务者。况且，我们现在广播影视的科技手段已经能够让我们做出这种多元化的服务，而这种多元化服务又为广播影视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多元化”的战略转型。

思考之二：广播影视产业在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双向价值转换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

我们应当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广播影视从原来的事业领域部分转向产业领域，它的市场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赢利点应当着眼于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思考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本质性的问题，只有把这个本质性问题认识清楚，我们才有可能正确探寻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路径，培育广播影视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从当前经济形态的变化说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的经济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商品的文化价值、符号价值逐渐超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成为主导价值。人们买一件商品，往往不仅着眼于它的使用价值，而更着眼于它的文化价值、符号价值。现在人们花钱，已不完全是购买物质生活必需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购买文化艺术，购买精神享受，购买审美体验，甚至花钱购买一种气氛、购买一句话、购买一个品牌符号。

对此，专家们提出了一个极有创意的“符号消费”的概念。他们认为，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经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是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号。“符号消费”的逻辑要义是：你必须通过“特别”的商品使自己变得“特别”。消费了符号，实际上就是消费了一种欲望，买回了一种等级、自尊和社会的承认。

专家们指出，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发展历程表现为三大经济形态， 第一是“农业经济形态”，第二是“工业经济形态”，第三是“审美经济形态”。所谓“审美经济形态”，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相结合的经济。人们进行消费，不仅仅是“买东西”，更希望得到一种美的体验或情感体验。

“符号消费”与“审美经济”的概念，使人们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认识到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因而在一些前沿的经济理论中出现了“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提法。这要求我们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认识“文化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文化经济化”强调，文化资源有着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如果经营得法，文化资源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现在许多文化传媒企业迅速崛起的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而“经济文化化”则强调，人们越来越关注商品中的文化含量，消费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商品中的文化附加值，一些企业如果增大自己产品的文化含量，就会获得远远超出产品自身使用价值的市场回报。

如何使文化资源获得经济价值？如何使经济资源获得文化价值，并从而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这需要有一个转换过程或转换环节，在这方面，广播影视产业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DD也正是从这种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双向价值转换中，我们才能找到广播影视产业真正的市场价值所在，才能在整个新的经济形态中找到广播影视产业真正的角色定位和新的发展路径。

广播影视产业在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双向价值转换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它的“符号操纵”功能上，它既是“符号”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符号”的传播者。广播影视可以根据民众文化消费的需求，将大量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符号”，提供给广大的消费者；广播影视也可以根据企业产品的文化含量和文化要求，将大量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有文化价值的“符号”，提供给广大的消费者。人们怎样消费和怎样生活，实际上是受符号文化的引导。符号是由媒介创造的，文化就是符号的串码。实际上，这种“符号”的有形体现，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些产生于经济资源或者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影视作品。

广播影视产业的这种“操纵符号”的功能又来自于它的两大特有的功能：一个是它的“讲故事”的功能；另一个是它的“集聚注意力”的功能。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们喜欢故事的时代，这是一种人们倾向于形象生动的文化消费特征。广播影视是“讲故事”的高手，是制造“故事产品”的产业。广播影视可以将大量的文化资源变成有经济价值的“故事”，为人们提供大量的有文化消费价值的精神产品。广播影视也可以将大量的经济资源变成有文化价值的“故事”，为产品增加文化附加值，为企业增加无形资产。与此同时，广播影视还会将这种文化附加值，通过多种视听方式传递给消费者，并将之潜移默化，使之成为消费者在选择消费时的心理依据，达到一种激活需求或引导需求的市场效果。

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中，“注意力”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获得了注意力，就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在如今这个“十倍速”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注意力是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广播影视具有“集聚注意力”的强大功能，它可以通过一部反映当地文化的影视片，集聚注意力，从而将这个地区的经济带动起来；它也可以通过一部广告片或影视片，直接或间接反映某种产品，从而使这个产品一夜之间成为名牌。

“讲故事”和“注意力”是广播影视体现自身市场价值的两个着眼点。广播影视的从业者，要学会根据市场需求为一些文化单元“讲故事”，将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价值；要学会为一些经济单元“讲故事”，将经济资源转换为文化价值。广播影视的从业者，要善于经营“注意力”，将其作为自身发展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并努力通过“注意力”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潜力和经济增长点。经营“注意力”实质上就是在“经营”受众，将受众转变为顾客。

思考之三：广播影视产业的产业链构成

广播影视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它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经济运营和价值生成规律，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应由创意、内容、渠道、体验四个环节构成。

创意，位于广播影视产业链的最高端，是一个有着极高战略要求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广播影视产业的战略决策者，依据国家和行业的要求，准确捕捉到市场需求的信息，从一个全面和长远的过程中，考虑自己的目标定位、产业发展和产品开发。具体说，创意过程，也是一个市场运营的策划过程，它大到一个战略规划的提出，小到一个带有全局性的产品、技术的开发。在创意中，一定要有体现战略决策者那种超凡脱俗的聪明才智，要体现创意团队那种与众不同的奇思妙想DD而这恰恰正是文化产业真正的价值所在。

内容，是创意的产品形式，它是按照创意要求制作的各式各样的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按照现代广播影视产业的要求，这些内容的开发，绝不是盲目的，要依据创意的总体要求，有目标、按步骤、分类别、分阶段地有序进行。这样，创意才能够有形化、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

渠道，既是传播影视节目内容的渠道，同时也是销售影视产品的渠道。广播影视的渠道由“前端”、“网络”和“终端”组成。用市场的语言来说，“前端”就是广播影视产品批发者，“网络”就是广播影视产品的输送者，“终端”就是与客户最终对接的广播影视内容产品的播放载体，如电视机、收音机、电脑、CMMB手机等。在当前“三网融合”的情况下，广播影视的渠道经营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者，要关注广播影视渠道的发展，形成自身的特质，拥有自身特定的市场领域和目标客户群体。尤其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广播影视产业领域一定要将“终端”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来考虑，要善于“绑定终端”，要始终拥有自己的特定的终端，因为，有了终端，就会有固定的客户，就会有市场的主动权。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利用别人终端，提升自身的价值。

体验，是广播影视产业通过自身渠道的一种多元化延伸。广播影视产品，并不能只是停留在人们瞬间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上，而是要向有可能的市场方向继续延伸，形成更大更多的价值。按照现代经济运营模式的要求，这种延伸，一定要进入到人们的精神体验的层面，并在这种层面里形成多种多样的文化消费形态，得到多元化的价值回报。换句话说，广播影视的视听产品，要通过消费者的体验得到“固化”，附加到更多的有形载体之上，形成更多的产品类型和市场回报。人们的体验是多方面的，可以表现在玩具、旅游、住房、体育、休闲、健康等各个领域。广播影视产业可以形成与这些领域的对接点，形成进入这些领域的价值延伸点，在这些领域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运营平台。广播影视产业完全能够依赖自身的内容和渠道资源，按照体验经济的运营方式，形成其他领域的衍生产品和延伸产业链。

在打造产业链方面，广播影视产业领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湖南电视台提出了“娱乐”的创意，尔后将其所有节目形态都紧紧围绕着这个创意展开，最终形成了十分理想的战略性效益。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产业开发相当突出，有机构估算《超女》产业链（包括节目广告、短信、冠名费等）收入近亿元（短信收入超过3000万元、广告收入超过6000万元），这还不算之后对节目品牌延伸营销（如演唱会、广告代言、音像制品等）的收入以及“超女”为湖南卫视带来的电视台品牌和节目品牌的价值提升。英国的“哈里波特”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创意品牌，围绕这个创意品牌，形成了很多衍生产品，其中有书刊、电影、游戏，以及印有“哈里波特”图案的衣服、鞋帽物品。从价值链角度来看，前面是小说，经过出版商到了书店，又到了院线，之后又变成动漫、游戏、VCD、海报、玩具、衣物等，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消费渠道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它们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盈利的关键点。还有，美国投资4500万美元制作的动画片《狮子王》，仅形象转让权就回收了几个亿。

思考之四：广播影视产业在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结构中的功能与作用

当今时代，传媒与经济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经济影响着传媒，使传媒已经越来越不像人们以往印象中的传媒，而传媒也深刻影响着经济，使经济有着越来越明显的“注意力经济”、“体验经济”和“娱乐经济”的特点。我们要从传媒与经济的相互影响上，认识什么是“经济传媒”或“传媒经济”，从中解读“知识经营”和“信息增殖”的规律和特点，全面观察我们当今时代的传媒形态和经济形态。

概括起来说，广播影视产业在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造和提升国家或城市品牌。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很多，例如：自从1933年原版《金刚》中那只有情有义的大猩猩爬上帝国大厦以来，“金刚”的名字就和纽约连在了一起，所以纽约市长布伦伯格把12月5日命名为“金刚日”。帝国大厦的公关指导和特别活动策划莉迪娅??罗斯说：“我也不知道是帝国大厦让金刚出名，还是金刚让帝国大厦出名。”电影《非诚勿扰》生动展现了杭州西溪湿地的美丽风景，使得所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重新认识了杭州这个世界休闲之都，打电话询问西溪湿地旅游详情的人急剧增多，原本处于旅游淡季的西溪湿地出现了“大红大紫”的旺季。

第二，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从“符号消费”的经济特征说起。现代消费，人们购买商品，主要关注的并不只是它的使用价值，还有使用价值之外的那些无形的文化价值。所以说，人们消费的并不只是商品的实体，还有它所反映的一种品牌符号，这种符号有着人们期望的文化内涵。有许多专家看到，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具有明显的“符号消费”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凸显了广播影视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播影视的普遍应用所造成的，同时依赖广播影视的功能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广播影视把商品符号化，并通过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渲染，挖掘和提升人的消费欲望，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符号消费”为典型标志的消费文化时代。

第三，激活需求，培育市场。广播影视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这首先取决于广播影视在“符号消费”方面的塑造和引导功能。有大量事实表明，广播影视能够引领和制造时尚，能够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需求强烈的新兴市场。广播影视能够推出更多的为了符号消费而设计的“消费偶像”，如影视和体育明星，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激活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另外，广播影视这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来自于它的宣传影响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期间，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信心大于黄金”。信心从哪里来？在很多情况下来自于广播影视的宣传和引导。还有，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期间，人们常说起“口红效应”，这也是广播影视在激活需求和培育市场方面的独特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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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被称之为赛博（Cyber）经济阶段。未来的互联网经济不再是信息之间的沟通，而是万物互联的时代。现有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将发生改变，虚拟数字与实体产业将联接设计、制造、流通、消费和应用等经济活动的所有环节。这个时代是“互联网+”已经成形的阶段，也是德国工业4.0以及中国2025将要实现的阶段。

不难看出，我国所处的互联网经济时代处于信息经济时代，目前这三个层面正在依次前进，催动互联网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深远，作用会越来越大。最终互联网经济会进入基于信息高速公路条件下的原始社会形态，产品个性化，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化，政府越来越小型化。

互联网自被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以来，已成为时展的重要工具，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仅仅是一个载体，仅仅是信息快速传播的主要渠道，就好比电报取信，而电话又取代电报一样，如果人们能够实现第六感的互联，那么互联网信息传递不再是优势。如今，真实性存疑、不对称信息在互联中的泛滥，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对绝大多数的网民而言，他们会认为新生的互联网金融生态是互联网经济的主导。实际上，类如余额宝、P2P、网络银行、支付宝等活跃在互联网上的金融生态，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为金融产品线上化，并非金融创新，仅仅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将产品进行包装，并不能作为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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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里巴巴集团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该公司创造了超过3000万的就业机会。而波士顿咨询联合阿里研究院日前共同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则预测，到2035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规模将达近16万亿美元，就业容量将达到4.15亿。总理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高度肯定新经济，他指出：“网店是‘新经济’，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快递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同样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而对处于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阶段的我国来说，传统产业面临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的阵痛，分流富余人员将成为必然。由此带来的严峻就业压力，要靠发展新的经济动能来纾解。

之所以说要靠发展新的经济动能来纾解，一方面，新经济可以为传统产业插上“翅膀”，用新动能带动传统动能转型升级、焕发生机。近年来，不少新经济、新业态的出现，让传统产业的生产、流通和经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更大的市场被创造出来，新的就业机会随之产生。对很多身处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提升自身就业技能在新岗位获得工作，他们不必到陌生的产业领域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新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机会。阿里巴巴、滴滴、京东、小米、百度、腾讯等新经济的代表，都显现出创造就业机会的能量。滴滴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为全社会创造了1750.9万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4万来自去产能行业。新经济帮助来自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有力抵消了淘汰过剩产能所减少的就业机会。

另有数据表明，在互联网行业中，每1个岗位消失，就会新创造出2.6个新岗位；每部署1个机器人，就会创造出3.6个新岗位。这意味着，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需求和新产业链，更多的就业领域被激活。因此，在信息化时代、在数字经济时代，只要立足创新驱动，并为之创造便利条件，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和传统动能的焕发生机才会实现，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劳动者也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今后一个时期，“平台化、数据化、普惠化”是数字经济2.0的核心特征。20年后，中国总劳动力的50%将通过网络实现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即八小时固定工作制将被打破。

2017年1月7日，由阿里研究院主办的“远见2046――第二届新经济智库大会”在北京举行，波士顿咨询现场了题为《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未来》的报告。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在场详细解读了数字经济特征。他认为，根据这份报告，随着技术的发展，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2035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近16万亿，总就业容量4.15亿。其中，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近16万亿美元，就业容量将达到4.15亿，包括新零售板块以及服务、物流、云计算等在内的整个阿里新经济生态体系将创造超1亿的就业。

数字技术在带动新商业模式中激活就业

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阮芳表示：“在数字经济下，数字技术深入改变了传统行业的商业逻辑和运行方式，使新的组织内外协作模式顺畅运行。同时，数字技术对人类劳动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强，‘数字原住民’们还拥有新的底质贝工作价值观。”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数字经济对就业生态施加了“新增、强化”及“弱化、消失”的二元影响。

其具体表现是，在就业人群上，掌握特定的专业技能 （尤其是应用数字技术），以及具备机器智能尚无法大规模取代人类的人际交互、创造性等素质成为重要就业壁垒。机器智能化及平台就业使就业者的身体素质、所处地域不再构成制约，带来全球化的广泛协同和对劳动者的一视同仁。在就业领域上，数字化基础服务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跨界机会大量产生；数字技术还带动新商业模式，从而激活新领域就业。被数字技术改变商业逻辑的部分行业及职能领域就业机会面临转型、锐减、甚至消失；部分标准化、程序化的非脑力工作也将被技术低成本所取代。在就业方式上，产生平台型就业和创业的新途径――自由人相互联合、“按需聚散”、履行契约，拥有多份零工的斜杠青年亦能展现价值。而“数字原住民”一代成为就业主力军，他们的新就业文化和价值观也对传统组织雇员关系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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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觉艺术概述及文化产业的前景

视觉艺术(Visual Art)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为人观看的直观艺术形象的造型艺术，传统的视觉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与产品、织物等设计。视觉造型采用手工或以手工为主、机器设备为辅的工艺手段。

20世纪初电影技术的诞生与20世纪中期电视媒体的出现，拓宽了视觉艺术的表现领域，视觉艺术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空间)和四维(时间、空间)。20世纪下半叶，数字软硬件不断发展更新，网络技术与设备应用得到普及，数码艺术与设计的飞速发展极大丰富视觉艺术的语汇，新的视觉艺术形态层出不穷：数字二维动画与三维动画、数字游戏、数字影视、虚拟现实、数字出版物、网页程序界面、数字形象系统、数字广告、数字效果图、数码画、彩信……视觉艺术由传统形态上的实体化、静态化、单向化，开始逐渐向虚拟化、动态化、交互化方向转变。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文化产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尽管各国依据不同的视角对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和文化产业政策不尽相同，但是，其作用得到国际间的普遍重视和认可。近年来，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文化由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扩大为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对一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在此背景下，我国陆续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旨在将文化产业提升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文化和经济的全面振兴。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我国战略性产业，在未来经济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将“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 列为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从政策上界定了发展重心。视觉艺术的触角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参与到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等环节，视觉艺术产业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要素。“十二五”规划将文化产业确定为战略先导型国家支柱产业后，全国各地都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设产业基地、创意产业园等项目，培养文化产业上市企业，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扶持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巨大，视觉艺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二、视觉艺术产业的定义及其发展

视觉艺术产业是以视知觉为主要满足对象，在唯美主义的意识支配下，使作品呈现表层上的、完全以娱乐视觉为目的继而产生心理和生理上满足以致产生商业行为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产业。视觉艺术产业是文化产业中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艺术品、工艺美术、文化会展、创意设计、网络文化、数字文化服务业等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视觉艺术产业是融合了视觉艺术、数字技术、创意设计、工业生产和商品营销等的新型文化产业;也是信息化社会新型产业化道路的典型代表。视觉艺术产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其市场运作必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生产、销售等环节必须有可操作性。

视觉艺术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为特殊的商品，具有三重属性：一方面视觉艺术产品是以艺术手段创作出的视觉形式，无论视觉艺术产品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交互的，都具有视觉美学价值，能够带给人们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它必须遵循商品经济规则，以市场动态为导向，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再一方面，视觉艺术产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形象、生动的形式，承担着“提供优质丰富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努力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诚信、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的重要任务。视觉艺术产品的设计生产需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导向指导。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视觉艺术产品得以大批量生产和复制，并通过现代传播技术在全世界迅速传播。个人手持移动终端的普及与4G网络覆盖，中国手机用户与网民人数跃居世界首位;3D电视频道开通与3D电视机、3D摄像机等硬件设备投入市场，使人们选择更多地在家中欣赏影视节目;数字办公、电子商务、虚拟社交、沉浸式娱乐、碎片化阅读等体现了数字化工作、生活、学习、娱乐方式，视觉艺术产品的存在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消费成本越来越低廉、消费方式越来越便捷，视觉艺术产业消费主体呈全民性、大众化趋势，设计范畴涉及数字时代的每一个比特。视觉艺术的影响和作用无处不在。

与发展速度和广度不相吻合的是视觉艺术产业化整体停留在摸索阶段，配套管理滞后，视觉艺术产业企业起步较晚，基础较差，普遍存在总量偏少、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资金匮乏等问题;视觉艺术产业缺乏管理运营经验，项目往往缺乏前瞻性的策划与有效的营销，以及贯穿始终的良好管理与资本运作。造成一些项目因资金断链而夭折或销路不畅，造成“有行业无产业”的情况;视觉艺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产权交易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源浪费。视觉艺术产业在数字技术与手绘能力上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在脚本、情节设计与视觉形象等内容上缺乏原创，一些中小企业沦为为国外公司做“代工”，靠密集劳动赚取低廉的报酬。视觉艺术产业各行业专业人员匮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缺少管理、策划、创意、营销的高端专业人才。而每年艺术设计类高校的大量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供与求发展不平衡。

三、视觉艺术发展中存在问题之解决路径

视觉艺术的发展不仅仅事关经济生活，还需要从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予以重视。在现代社会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完善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都离不开视觉艺术产业。健康良性的视觉艺术产业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影响力，其文化力甚至超过经济效益，对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影响力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文化产业的视域下，思考当前视觉艺术发展中存在问题，主要解决路径包括：

第一、建立产业集群，形成产业规模，完善产业运营的各个环节。提升视觉艺术产业的市场化程度，采取合理的市场化战略，引进竞争机制，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产业基地、产业园，在修造建筑与设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构建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融资贷款、产权交易、创业孵化等提供大力支持与有效指导，为优秀视觉艺术产品提供畅通的销售、传播渠道。统筹政府资金支持文化创新和重大文化项目，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文化创意产业，帮助视觉艺术产业发展走出困境。

第二、培养行业人才。培训经营管理人才的综合素质，改变依靠经验、盲目摸索的现象，提升视觉艺术产业化各个领域的管理水平。培养文化素养、专业业务和市场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引入艺术经纪人机制，以经纪人为中间机构构建文化市场和视觉艺术创作、生产的桥梁，整合设计、创意、生产、销售、推广等各个要素，实现视觉艺术产品的经济价值并提升视觉艺术的文化价值和其它附加价值。

第三、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创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文化产业的经营体制和经营组织。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文化创意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性。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产业发展，发展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产业和品牌，鼓励视觉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精髓和优越性。加大文化执法力度，取缔网络和手机等传播渠道上的文化垃圾，创建绿色清新的行业环境。

第四、以文化为本，创造高品质视觉艺术产品和品牌。中国有着历史悠久而丰富绚烂的文化与艺术，为视觉艺术产品内容设计提供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视觉艺术产业的策划、设计人员应立足本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表现优势，以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为基础突破创新，创造出具有中国艺术特色与文化意蕴、具有时代精神与新鲜面貌的视觉艺术产品。

第五、产学研结合，将艺术设计类高校学生的暑期实践、毕业实习与视觉艺术企业的项目相结合， 教师与企业策划师、设计师、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共同指导学生完成项目设计，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无缝接轨，培养建设视觉艺术产业的创新人才，实现中国视觉艺术产业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