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价值形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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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决定会计理论、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逐渐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已成为现代经济领域中重要的商品形态，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所谓数字商品，就是那些能够被数字化，并且写成一段字节形式的商品，其实质是能够实现一定使用价值的数字编码的有序集合，如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产品、专业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等。相对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数字商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具有极大的可压缩性，不占据物理空间，复制性强；可网络化传递；独特的无形磨损；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具有共享性。

由于数字商品正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现代社会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加之数字商品的特征、交易方式、流转程序等与一般商品有着较大的差异，引发了对其探讨的必要性。鉴于当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尚无对数字商品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本文将对专门从事数字资产开发、生产的企业的数字商品，从确认、计量、核算、披露等几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对于外购的数字商品，会计业务处理比较明确，这里不再进行讨论。

一、设立“数字资产”科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数字商品是企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投入大量人财物而形成的、为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并在一定预期内能为企业创造效益。显然，数字商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关于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标准，也就是说具有可定义性和可计量性，同时其信息揭示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因此首先应该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暂以数字商品资产命之。由于数字商品这一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与一般存货、无形资产又有着一定的区别，不宜归并其中，需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一）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的区别

表面上看，数字商品资产符合“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的规定，即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2006）关于存货的规定。但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宜将数字商品资产作为存货进行核算。

二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是数字商品资产具有边际成本趋于零的特点。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主要在于前期的研究开发阶段，第一件产品的成本极高，以后的产品由于可无限复制，其成本几乎趋于零，这样形成了相同的产品但其成本计量却不同。一般存货应当按照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它的生产成本与生产数量成正比例关系递增。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无实物形态。数字资产在开发成功后以抽象的方式存储在磁（光）介质中，不是以实物形态存在。一般存货都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二者的管理模式亦大不相同。三是数字商品资产在供给上可以是无限的，而存货由于企业的财产和存储空间的限制，其供给是有限的。四是数字商品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为了保持其数字化产品的先进性和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软件功能扩展、版本升级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升级和功能扩展都会给数字商品资产带来一定的附加值，也必然要求进行一次新的价值计量。一般存货直接按照成本计量而无须进行连续性的计量。

（二）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无形资产的区别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同时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则该项资产确认为无形资产。数字商品资产从表象上看具有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特征，表现在：一是数字资产没有存货形态。数字化产品的形态是无形的，无需以有形的仓库储存，它以抽象的方式存放在磁介质中。二是数字商品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三是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较为合理地计算出来。

但数字商品资产具有不同于无形资产的特征：一是数字商品资产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直接销售而获利。一般无形资产的持有目的不是为了销售。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是因为企业掌握了某项技术、秘方或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占据了优势地域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收益是间接的。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是具有独占性的，但并不具有排他性，他人的购买、使用正是研发数字资产的目的。而无形资产与此不同，它要求同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三）数字商品资产单独确认的设想――设立“数字资产”

从上述分析可见，数字商品资产与存货和无形资产相比，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将传统会计确认模式运用于数字资产就会存在不恰当之处。基于数字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可考虑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对数字资产的确认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规定。

1.符合数字资产的定义。数字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非货币性资产。

2.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3.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数字资产的计量

会计计量在整个会计运行系统中处于核心环节。如何对数字资产正确计量无疑是研究数字资产的关键所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规定：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同时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数字资产是企业投入的大量人财物力所形成的独有资源，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在目前我国会计环境下，数字资产宜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其进行计量。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支出的总额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

为了保持数字资产的先进性与竞争力，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采用新技术进行数字资产的升级或更新换代，数字资产将具有更高的价值。对形成数字资产新价值的追加开支部分，仍需要计入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就是说对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这是由于数字资产的独特性决定其计量的特殊性，也符合历史成本计量的要求。

三、数字资产的核算

数字资产的核算主要包括确定数字资产的取得、计提跌价准备、摊销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具体核算上，需要在“数字资产”科目下设立“数字资产减值准备”和“数字资产摊销”两个二级明细科目。

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的支出总额，包括评审费、注册费等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借“数字资产”，贷“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数字资产升级换代所追加的开支，采取同样的方法，增加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

如果开发数字资产的技术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数字资产的价值就会大幅降低。在此情况下，可借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对其计提减值准备。在期末，将数字资产的账面余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比较，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账面余额时，按其差额，借“营业外支出――计提数字资产减值准备”，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账面余额时，无须调整。这样，一方面可准确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体现谨慎性的要求，避免企业随意调整利润。

企业为了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将通过不断创新来更新数字资产的版本和功能，这就加速了现有数字资产价值的贬值，即数字资产具有独特的无形磨损的特性。为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对其价值需要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摊销。摊销的方法可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趋同，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期末摊销时，借：“管理费用”，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摊销”科目。

当企业销售商品取得收入时，一般来说需要同时结转生产成本。对于数字资产来说，由于其趋于零的边际成本的特性，在数字资产形成后每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仅包括复制到光盘等介质的成本，该项生产成本极低。如果根据配比原则，在销售数字资产的同时结转其趋于零的生产成本，则显得毫无意义。根据重要性的原则，对其生产成本无需结转。

四、数字资产的披露

在会计报告中需要从两个方面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一是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下增设“数字资产”项目，以披露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二是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主要表现为数字资产面临的风险。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任何企业都不能一直保持其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时刻都会有新技术的产生或技术的突破，一旦该种数字产品的优势丧失，企业的价值就会降低。因此，对数字资产的风险因素应予以恰当的披露。

会计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在当今信息社会，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商品正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就要求重视并正确核算数字资产，推动会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方美琪，付虹蛟.电子商务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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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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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鸿沟概念界定

数字鸿沟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是，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相关理论，则是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知识沟理论。

数字鸿沟本身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跨学科性。数字鸿沟涉及了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范畴；（2）动态性。数字鸿沟研究的ICT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的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从拨号网络到发达国家的宽带上网，数字鸿沟的范畴在不断发生变化；（3）综合性。人们必须从多个视角来描述数字鸿沟，因为数字鸿沟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为数字鸿沟的研究造成一定的难度。

因此，针对数字鸿沟具有的特征，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数字鸿沟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讲，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在互联网为代基于经济视角的国际数字鸿沟研究表的新兴ICT普及和扩散中的不均衡状态；从广义上来讲，数字鸿沟是ICT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之间存在的差距的集合体，表现为个人和企业在ICT接入、使用、生产和应用创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与信息的创造、理解、应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其中，狭义的概念强调时效性，主要针对目前互联网这种新兴的通信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普及和扩散问题，强调数字鸿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均衡，表现为各个主体在信息通信技术拥有数量上的差异，强调“硬”鸿沟；广义的概念则将数字鸿沟的范畴扩大化，将“数字”泛指信息通信技术，从信息化的广度来理解数字鸿沟的动态性和综合性，强调“硬”鸿沟和“软”鸿沟两方面的内容。

二、数字鸿沟的属性

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界定了数字鸿沟的概念后，本文归纳数字鸿沟具有如下的基本属性。

1.技术属性

不同的技术在各个主体之间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从早期的电报、电话、传真等基础技术，到目前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应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传统的技术差距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而不断缩小，但是新的技术差距又不断出现，说明数字鸿沟的研究范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创新造成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强调电话接入的差距一样，当前的数字鸿沟主要针对互联网接入，关注不同地区、种族、年龄、收入之间在互联网接入水平上的差距，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关注互联网宽带接入上的差距。

因此说，只要客体目标在变动，技术水平的差距持续存在，数字鸿沟的技术属性使数字鸿沟同时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发展形态。不同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普及都遵循S型增长曲线，其中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传统ICT的普及过程，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ICT正处在快速增长期。这种技术扩散的变化趋势对数字鸿沟的广度和深度都存在很大的影响。

2.社会属性

数字鸿沟同时表现出社会性。不同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的个人和群体是否能够访问和使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体现了社会包容和数字民主，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导致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ICT的普及和使用已经深深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道德、传统家庭的看法，决定了人们在数字化时代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的：“计算机不再与计算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的价值观”。数字鸿沟的存在，无疑将产生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网络生存观的并存与冲突。

3.经济属性

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传统的技术差距在信息经济时代的延伸，这些差距与信息经济特征与规律的融合和发展，将对微观个体的经济效益提高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它的经济意义。在2002年世界电信发展报告中，研究者就曾经直接将数字鸿沟等同为经济鸿沟。

从ICT本身的经济特征来看，互联网为代表的ICT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规律和特征，表现出网络外部性、知识溢出以及报酬递增等特点，对于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从经济视角考虑，消除数字鸿沟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为主的ICT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宏观上促进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数字鸿沟的特殊性正在于将工业化中的物质财富差距延伸到信息化时代中的数字财富差距，又进一步影响到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差距。

4.知识属性

从狭义概念上看，数字鸿沟表现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在不同主体中的普及和使用水平的差异。数字鸿沟溯源于知识沟和信息沟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就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知识沟现象。信息通信技术只是承载知识的工具，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多地表现为对知识发现、获取、理解、吸收和应用上的差距。在新经济形态中，知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优势，不断扩展知识的边界，导致发展中国家所追赶的始终是不断变动的目标。因此，数字鸿沟更多地表现为创建知识、理解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应用知识等能力上的差距。

综上所述，数字鸿沟是一种综合性的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信息通信技术本身的特点影响其普及和扩散；从社会层面看，数字鸿沟就是社会鸿沟，是传统社会分化现象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从经济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经济鸿沟，不仅仅是各主体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在网络经济中的体现，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从知识层面看，数字鸿沟是知识鸿沟，是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上存在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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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新模式阶段，即人们一般意识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鼓励创造新知识和在经济中传播新技术手段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经济是计算机产业、通信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汇集物；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是科教兴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新经济增长点的内在要求。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它对于知识经济起到全方位架构的作用。

20世纪末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高科技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作出了努力，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在图书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方面我们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图书馆数字化、信息化，不仅给图书馆业带来一场革命，而且也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新的电子时代的大门。[2]数字图书馆也是高科技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数字图书馆所收藏的各类信息对于知识经济的整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图书馆的数字化馆藏凭借高新信息技术，可以方便、经济、迅速地传播和为人们所利用，从而有效地实现图书馆馆藏的知识价值，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推动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因此可以说，数字图书馆是今后经济和文化的载体和催化剂。

二、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分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全球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资料收集地藏有大量的各种信息，其中有不少信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知识的瑰宝，如何更好的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让这些信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当前从事图书馆管理研究实践人员需要不断探究的重大课题。众所周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是各种资源有效利用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它们又是更新极快的工具，只是这些工具还无法真正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寻找一种合理的方法，来实现数字图书馆工程的技术架构。基于Internet互联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图书馆以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和知识环境的虚拟形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它通过集成和利用最新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数字内容，建成超大规模、可扩展的、可互操作的知识库群，将有效实现图书馆工程的技术构架。

信息时代的来临，催生了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及其发展，这将推动传统图书馆发根本性变革，因此，数字图书馆的产生是顺应时展潮流的，它产生的意义将是深远的。数字图书馆不仅仅是现有图书馆的数字化，而是人类所有信息知识文献数字化。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的大型知识仓库。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建立在因特网之上最现代化的“图书信息库”，已经在我国取得较高水平建设的成就。数字化资源建设是其核心与基础，通常表现为国家的、文化的、巨型数字化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因此，数字化信息资源是经过无数次的整合产生新的使用价值，可以方便的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而这个特点是传统文献资源所不具备的。所以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处理、传播与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将决定图书馆成为具有什么特色和内容价值的数字化图书馆，并以此占领因特网这个新兴意识形态阵地。因为，在因特网上每个数字图书馆都可能成为信息资源中心，而这个中心必须建立具备各自信息资源个性特征的对象数据库，这样才能体现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价值，才能凸显数字化图书馆在网上重要地位。

我国图书馆数量多、分布广、资源丰富，许多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但由于文献资源、资金、设备及技术力量分散，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加上不同的技术要求和标准，不同的文献整理深度，则难以保证数字化、信息化的质量，在资源共享时就会出现障碍。[3]那么要顺畅地实现馆藏资源的有效共享，进而实现其经济价值，就需构建图书馆馆藏的数字化、电子化体系。如景德镇市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陶瓷文献馆藏资源，为全国的陶瓷产业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服务和智力支持，使不断面世的各类陶瓷著作得以长久保存和流传，景德镇图书馆将在“十二五”期间为打造一所全国唯—的陶瓷特色图书馆而不懈努力。其中，面向读者免费开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电子阅览室这一举措受到普遍欢迎。在“以知识为本”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已经成为与人力、资本并重的战略性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上的差异。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知识的“获取——处理——传递——应用”这一完整过程进行引导约束，促进知识的生产和流动，使知识在生产中实现增值，从而达到提高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的直接目标，并最终造就人才大国的持续优势。为此，景德镇市图书馆着力研究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客观分析，科学统筹，努力为全市人民提供完善的知识服务。

三、应对图书馆数字化、电子化发展趋势的对策

1.编制标准化、规范化的图书馆信息化标准

信息时代，图书馆管理方式方法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是顺应信息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图书馆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从图书馆学的角度看，要实现图书馆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需编制信息化专用标准，即机构代码标准 （TTS/BZ-001）、书刊代码标准（TTS/BZ-002）、信息库标准（TTS/BZ-003）、地区标准（TTS/BZ-004）、统计代码标准（TTS/BZ-005）、信息主题分类标准（TTS/BZ-006）、借阅规则（TTS/BZ-007）、阅览须知（TTS/BZ-008）。在编制这些标准的时候，会感觉工作量大，但完成这项工作具有“一劳永逸”的效果，对未来图书馆管理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编制图书馆信息化专用程序

随着Internet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已从封闭的环境走向无限广阔的信息空间，读者也由直接“走入”图书馆，变为“链接”电子网络间接走入虚拟的信息空间，如何出色地完成向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工作是当前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的终极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精心编制以下管理程序：期刊管理程序（TTS/CX-001）、图书管理程序（TTS/CX-002）、报纸管理程序（TTS/CX-003）、开架阅览管理程序（TTS/CX-004）、阅览室管理程序（TTS/CX-005）、采购程序（TTS/CX-006）、信息处理程序（TTS/CX-007）、信息检索程序（TTS/CX-008）、馆际互借程序（TTS/CX-009）、资源共享程序（TTS/CX-010）、图书馆安全管理程序（TTS/CX-011）、图书馆文件管理程序（TTS/CX-012）、图书馆民主管理程序（TTS/CX-013）、图书馆临时工管理程序（TTS/CX-011）。有了这些程序的导向作用，一切均能“循规蹈矩”，“照章办事”，自然能事半功倍。

3.强化图书馆管理职能

在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的基本前提下，图书馆管理工作是指在IT硬件、软件和网络条件等均具备的环境下，对图书馆书刊文献资料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存储、建库、联网、检索、分析、统计、再加工、咨询、借阅服务等信息化全过程的职能分工。在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背景下，需对各项职能进一步强化，如信息处理的分工部门须承担图书馆电子馆藏的信息分类、标引、著录、加工、编辑、编译、扫描、全文录入、信息文摘、图表、图片、图纸压缩、书刊典藏、专题书目等任务；负责建设和完善图书馆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库、编写工作程序、总结经验、专题研究等。

四、结束语

在图书馆趋于数字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以适应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构筑图书馆事业发展新的平台，高起点实行现代化集成管理，引导图书馆向高效率、现代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提升图书馆整体管理水平和竞争力，对促进图书馆业务创新，加快我国图书馆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宿长海，马文萍. 试分析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建设[J].社科纵横，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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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银行的发展方向是数字银行，数字银行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从根本上实现商业银行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型。目前，数字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经营环境、金融功能、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还没有成熟或定型，和理想的数字银行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根据金融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数字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银行的经营环境

数字银行是在新经济和新金融环境下运营的新型银行。新经济条件下，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个人数据成为生产资料，数据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新经济催生新金融为之服务，综合交易账户和法定数字货币是新金融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

个人数据驱动的“新经济”正式确立

“新经济”理论在美国诞生2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质疑和批判。在当今的在线社会，由于使用成本大幅降低，便利性大幅提高，互联网在全球大规模使用并普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留下了大数据沉淀，自然沉淀的数据成为生产资料。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在云端对大数据进行计算，数据变得有价值、可利用。有了互联网这项基础设施，数据这项生产资料，计算这项公共服务，“新经济”才名副其实地得以确立。

“新经济”在数理环境下运行，依托于网络平台及其账户体系，边际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交易效率有超过生产效率的趋势。相应地，经济活动的中心逐渐从生产转向交易，经济主体也从生产主体（企业）转向交易主体（个人或家庭）。“新经济”是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济形态，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数据驱动的企业业务流程。比如，阿里、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便是以平台上沉淀下来的个人数据为核心，开展相应的电商、社交网络、搜索以及衍生场景金融服务。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个人数据――一种新资产的崛起》报告，将个人数据作为“最新的经济资源”，列为“新的资产类别”。专利、文艺品等人类高智力成果都已实现资产化，在新经济时代，个人大数据等低智力成果也会实现资产化。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资产规模呈指数级膨胀，在资产结构中逐步超越了权益性资产和实体性资产，资源稀缺性在新经济中将不再是中心议题。

账户与货币革命推动形成新金融

新经济必然有新金融为之服务，金融根植于货币，新的账户和货币形态是新金融的标志。新经济时代，网络账户是用户连接互联网的通行证，是包含用户信息价值和货币价值等个人数据的综合载体。网络账户集成了用户货币资产和金融资产，不仅能够集成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还能提供内生于网络交易的一站式集成金融服务，成为用户货币活动的大本营。中国的网络账户服务于网络交易，并衍生出支付结算和理财等金融功能。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交易的支付结算主要由信用卡承担，并未衍生出大规模的银行账户之外的网络支付账户。目前，我国的银行账户依托于银行柜台开立，没有网络交易的基因或场景。银行账户与网络支付账户一样，都有向综合交易账户发展的趋势。

账户与货币具有天然的联系，账户革命必然伴随着货币革命。货币形态由纸币演化到电子货币之后，不同层次的货币实现了快速、低成本相互转化，现金、活期存款等预防性货币需求大幅减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姆斯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各种类型的资产都将有可能用来结账，成为货币。货币与金融资产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金融产品（或投资品）逐渐具有类似传统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即金融产品货币化。比如，在中国引发互联网金融热潮的余额宝等“宝宝类”货币市场基金，实际上就是基金货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支付和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分布式记账技术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实现了价值的点对点传输，进一步弱化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强化了其价值尺度职能。数字货币是新经济中的账户货币，未来的数字货币就是一种价值符号、一个精密的记账系统。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提供货币流通与应用生态体系构建服务。

数字银行的金融功能

现代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系统具有六项基本功能，即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提供价格信息，以及储备资源和所有权分割，创造激励机制。数字银行不仅发挥信用中介功能，还将以市场信用和信息中介功能为主，朝综合化方向发展。

从信用中介到信息中介

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商业银行凭借长期积累的信用优势、信息优势和资产转换能力，承担着信用中介、支付中介、风险管理和货币创造等金融中介功能。其中，信用中介最能反映其经营活动特征，是最基本、最核心的职能。这是因为银行经营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降低了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大幅提升了交易的可能性。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确立后，数字技术削弱了银行信用中介职能赖以生存的基础，拥有丰富账户数据的网络平台已经在一些领域替代了这一职能。银行的存款资金被大量分流，支付中介和融资中介职能受到冲击和挑战，而这些冲击的实质是信息和数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信用中介职能逐步弱化，而信息中介职能逐步强化。商业银行要巩固和发展中介功能，需要从信用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级。最终的理想状态是，数字银行提供交易撮合和风险管理等信息服务，不再需要资本来充当风险缓冲，从而，基于信用中介的利差收入下降，基于信息中介的服务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在数字银行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由信用中介转型为信息中介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主要依靠电子渠道和自助渠道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的直销银行。直销银行是数字银行的初期形态，银行的资金端实现了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更加安全便捷地满足了长尾客户长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第二阶段，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基于数据获取资产的数字银行产生了，银行的资产端实现了移动化、数字化转型，为客户提供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嵌入式场景金融服务，融资的成本降低了，流程简化了，风险透明了，如中国的微众银行、美国的Simple定位为平台中介，连接借贷双方，提供风险管理和贷款管理服务，就是信息中介的雏形。第三阶段，当远程开户得以实现，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推广，社会征信体系发展完善，数字银行也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这时，银行将突破信用中介模式下风险偏好、资本约束和运营模式等约束，主要作为信息中介连接资金端和资产端，双方的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直接借贷和收益权转让两种模式。数字银行将通过融合了各类金融账户和生活场景账户的统一综合账户，为客户提供资源配置、支付结算、风险管理（财富管理）和价格信息。

从银行信用到市场信用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市场信用相继出现，至今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银行信用通过存贷款机制延伸出货币创造功能，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几乎成为唯一的信用机制。新金融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突破了银行信用，展现了市场信用的巨大魅力。这是因为，互联网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效率，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改变了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本身就可以定义为“金融市场”，并趋向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中介或市场情形。所以，新金融是资本市场对银行信用“脱媒”以来的第二次“脱媒”，第一次脱媒主要在传统银行的资源配置即融资功能方面，第二次脱媒则在支付结算、风险管理和价格信息提供职能方面。数字银行作为新金融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承担了中介和市场职能。一方面，突破了传统银行信用对财务报表的依赖，侧重于观测和计算在线交易行为数据，更加依赖于数据驱动的“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数字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证券化等传统影子银行模式开展货币转移型信用活动，通过交易资产、同业资产、投资资产等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影子”模式开展货币创造型信用活动，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市场信用。数字银行的市场信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资产（含数字货币）和债权类资产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价格信息。一是个人数据资产交易。如前所述，新经济的资产结构中，数据资产将超越权益性资产。当前，个人数据产权不清，谁采集谁拥有，数据管理分散、混乱，数据开放、流通困难。个人数据资产与货币资产都是个人财产，当法律明确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于个人后，底忠行便能解决交易规则和定价等问题，通过建立个人大数据资产管理与运营系统，提供数据确权、汇聚、管理、交易与增值服务。二是债权类资产交易。在我国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公司和企业债券、地方政府债券等将发挥直接融资工具的作用，直接向企业和居民销售。数字银行的发展方向则是进行债券的发行销售、信息披露、市场询价和债券交易等。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外的场外债权资本市场，大量信用评级在2A以下的企业有融资需求，数字银行将承担这类非标准债权资产及其证券化工具（含理财业务）的发行、交易和流转，成为多层级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三是提供价格信息。这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功能，展现了信息中介和市场信用的交易中介职能。数字银行提供资金价格和资产价格，并为交易双方提供最优的基于完全竞争的竞价机制。这种价格形成机制解决了传统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约束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传统金融的“价格信息提供”功能。

结语

数字银行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新经济而兴起，是直销银行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实现了零售银行从网点分销到线上直销的渠道变革，而且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再造银行业的运营体系。新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从企业这个生产主体转向个人或家庭这个交易主体，个人数据实现资产化，数据资产超越权益性资产，在资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数据成为生产资料。当前，承载个人大数据的网络综合交易账户逐渐孕育成熟，当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社会普遍发行、推广的时候，新金融格局便最终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