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8: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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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64-04
环境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的组成部分,但与一般公共物品相比来说,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特殊性。环境公共物品不但是维持正常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纯公共物品,由于其自然性质多种多样、各种环境要素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不同,而且人为参与的力度不断加强,环境的性质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并且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对这样一个特殊公共物品的认识以及科学地对环境公共物品进行分类研究,是公共物品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公共物品与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
(一)公共物品及其分类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书中定义公共物品时指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1]以此为基础,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在《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甚至可更广义地理解公共物品,即把它理解为社会和个人生活及追求经济活动的可能性的条件。”[2]与公共物品相对应的物品为私人物品,它是指一种物品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对其他人没有产生外部效果。公共物品有2个基本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公共物品在需求方面,人与人之间无须为争夺公共物品的消费权而竞争,即一个商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人们不能被排除在使用一种公共物品之外,任何一位公民都可按既定的法律程序消费该物品,任何人包括公共物品的提供者都不可能阻止他人享用公共物品。
关于公共物品的分类,美国经济学家james指出,根据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物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3]。在此基础上,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可以将物品分为4类,见表1。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称作准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物品进一步可以分为以下3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险和非竞争性,如国防、环境保护等;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如公共图书馆、公共电影院等,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俱乐部产品;第三类公共物品与俱乐部产品恰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无法有效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公共资源。俱乐部产品和公共资源产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二)环境公共物品及其分类
环境公共物品通常是指各种环境物品以及环境服务。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因而环境是公共物品。环境物品作为公共物品,同样也具有2个基本特征:第一,环境公共物品存在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己消费不能阻止任何其他人免费享受该环境物品的消费。例如,即使某人自己出资治理了城市的大气污染,他也不可能阻止其他居民免费“搭车”。第二,环境公共物品存在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某环境物品的消费完全不会减少或干扰他人对此物品的消费。如大气环境,某人呼吸新鲜空气不会影响他人对新鲜空气的吸收[4]。
对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一般是按照它作为一种特殊公共物品所包含的2个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即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把环境公共物品分为3类:第一类是纯环境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大气、生物多样性、臭氧层等;第二类是指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如公园、公共体育设施等;第三类是指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无法有效地做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是以公共物品分类作为依
据,但是环境公共物品与一般公共物品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关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也要考虑到这些不同。环境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的自然和社会的存在,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类开发自然能力的提高和环境本身所具有的各种自然性质,环境公共物品呈现出包括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多种特性。因此,对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的分类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三)环境公共物品分类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物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给人类安全有效地使用环境造成了更为严峻的威胁。如何合理地使用环境,在满足时人使用环境公共物品的同时,保障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对环境公共物品的价值分析和分类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内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分析是研究环境公共物品的基础,也是研究公共物品的基础之一。
1.充实公共物品理论的内容
公共物品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以及相关方面的研究,对于充实公共物品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2.科学有效地使用环境公共物品
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进行研究,有利于科学有效地使用环境公共物品,减少不可再生环境公共物品的消耗,促进可再生环境公共物品的循环利用,科学有效地使用和保护环境公共物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于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分析
(一)环境的属性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中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也就是说,环境是指人们周围的境况以及可以直接和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包括自然因素中的各种物体、现象和过程以及人类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成分等。按照环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类,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发展。
1.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环绕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要素的总和。人类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影响着人类的活动,所以自然环境也是指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自然环境的分类比较多,按照其主要的环境组成要素,可分为空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声环境等。
2.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人工环境和人类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社会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社会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劳动,加工和改造了的自然物质、创造的物质生产体系、积累的物质文化等所形成的环境体系,是与自然环境相对的概念。社会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又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社会环境所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可以说自然环境所包含内容之外的东西均是社会环境所包含的内容。社会环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风俗以及人类建造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其他形态和作用的人工物品等要素。社会环境包括如自然条件的利用、土地使用、建设设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宗教、医疗教育、生活条件、文物古迹、旅游景观、环境美学和环境经济等众多内容[5]。
(二)环境公共物品属性分类
基于环境的属性分类,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和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宜人的生态景观、舒适的旅游环境等天然的自然物。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包含关于环境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它的生产主要由社会完成,具体地说是由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来完成的。
1.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
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包括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一切,如阳光、空气等,它们的产生变化和消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能靠市场机制随意进行生产和
费。但是人类在对这些物品使用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对这些物品产生了一些影响,如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对空气、水的直接污染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原始特征。
尽管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大部分是由自然界提供的,不同于经济学所阐明的公共物品大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概念,但是从客观方面来讲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可以根据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的基本特性对其进一步分类,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纯环境公共物品,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阳光、大气、生物多样性等;第二类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可以做到排他,如原始森林公园、海滨沙滩等;第三类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无法有效地排他,如水资源、草原等。第二类与第三类可以称为准环境公共物品。这3类自然属性的环境物品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所以保护好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2.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
社会属性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自然属性的公共物品。首先它不完全是由大自然提供的,主要是由政府、企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其供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利用环境、创造环境,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包括社群环境、经济与生活环境、社会外观环境3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它们反映了社会环境的结构、功能和外貌。社群环境主要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状况、社会约束与控制系统,以此反映社会群体的特征和结构;经济与生活环境主要包括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环境、生产环境和市场环境及其结构和功能;社会外观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景观,即自然与人文的有形体与环境氛围配合的系统。从狭义角度说,社会属性的公共物品指的是人类的生活环境条件,是与人类基本生活条件有关的环境,如居住、交通、绿地、噪声、饮食、娱乐、文化教育、商业和服务业等。许多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也体现出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特征。通过为城乡居民提供舒适、清洁和便利的公共物品,从而提高社会环境质量[6]。因此,可以根据环境公共物品的不同表现形态进一步分类,社会属性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实体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如人文景观、绿化工程、城市环保设施等;第二类是文化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如环保活动、绿色文化等;第三类是服务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如文体教育、商业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居住条件等。
三、结语
根据以上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的分析可知,环境公共物品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基于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分类的概念,在分析和总结公共物品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环境属性分类的方法,把环境公共物品分为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和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并对这两类环境公共物品的组成进行了探讨。环境公共物品及其分类的分析有助于对公共物品理论更全面的认识、对环境公共物品更深入的思考,从而指导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实践。
参考文献:
Abstract Through thoroughly using the thought of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 article points out a new economics and sociologybasic theory. As a result , this theory gives us a deepen overall new understandingabout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informationsociety times from a new angle .Certainly, this theory also gives us a deepen overall new understandingabout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both in the future times and in the past times. Hope the theory will certainl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world and human beingsociety’s great moving forward in the future.
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可划分为宏观社会和微观社会。宏观社会是由次一级的微观社会构成的,次一级的微观社会也是次一级的宏观社会,又由更次一级的微观社会构成,而更次一级的微观社会也是更次一级的宏观社会,又由更次一级的微观社会构成……。因此,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都有若干层面不同的宏观社会和微观社会。纵观历史,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现在是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也可以说,人类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时代。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时代的经济发展都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而任何时代社会的经济都是通过人们辛勤地劳动创造出来或获得的。本文认为所谓“经济行为”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运用各种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财物的行为,所谓“经济活动”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运用各种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财物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运用各种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财物。显然,经济学就是专门研究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运用各种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财物的社会实践现象及其一般规律从而指导人们如何有效持续增长经济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此外,本文还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力、物力、财力”中的“人力”指“人力资源”,“物力”指“物力资源”,“财力“指“财力资源”。因此,人们在任何经济活动中的可运用经济资源不外乎三大类――“(个人或他人的)人力经济资源”、(个人或他人的)“物力经济资源”和(个人或他人的)“财力经济资源”。显然,以上三大类经济资源终归是由人来运用的。显然,“物力经济资源”和“财力经济资源”可看成“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
那么,人力经济资源又包括哪些呢?众所周知,人类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客观需要人们不断提高体力水平、(普通)知识水平或(普通)信息水平、智慧水平或能力水平(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普遍的体力水平、(普通)知识水平或(普通)信息水平、智慧水平或能力水平也都在不断提高。由此可见,与人类个体体力水平、(普通)知识水平或(普通)信息水平、智慧水平或能力水平相对应的人类个体的生理资源或体力资源、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资源和由之产生的智慧资源(知识可划分为普通知识和知识型智慧知识两种知识,信息可划分为普通信息和智慧信息两种信息,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三大人力经济资源。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个体的以上三大人力经济资源也依次得到了较大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开发利用人类个体的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那么,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则主要开发利用人类个体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当前的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则主要开发利用人类个体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知识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智慧可根据来源不同划分为知识型智慧、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三种类型,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因此,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①则主要开发利用人类个体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以及知识――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
除以上三大人力经济资源以外,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经济时,有时仅仅凭借个人与生俱来就有的或后天才有的显赫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特殊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情侣关系、母女关系、母子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亲属关系等)或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公共关系、合作组织之间的公共关系等)就可以直接创造或获得财物创造经济。如果上述特殊人际关系或特殊公共关系良好的话,就更是如此!因此,人们与生俱来就有的或后天才有的显赫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特殊人际关系或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也是一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可运用经济资源――“背景经济资源”。
由于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经济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与其他个体发生联系并协调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这里人际关系指普通人际关系,以区别于上述特殊人际关系),以便社会或组织更加协调一致,因此,人们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人们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可运用经济资源。由于人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如何主要决定于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水平或能力(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因此,人们的人际关系经济资源可划归于上面所述的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即人际关系经济资源是智慧人力经济资源中的一种类型)。此外,由于人们具有何种情趣、爱好、性情、脾气、志向、性格、习惯等个人个性心理特征,会影响人们之间的特殊人际关系和普通人际关系,因此,人们的情趣、爱好、性情、脾气、志向、性格、习惯等个人个性心理特征也是一种经济资源。显然,这种经济资源对经济的作用或贡献主要通过上述“背景经济资源”和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对经济的作用或贡献表现出来的。因此,本文把人们的情趣、爱好、性情、脾气、志向、性格、习惯等个人个性心理特征经济资源一并划进“背景经济资源”和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当中而不必再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单独类型。
此外,由于人们所处何种社会地位具有何种职务和何种身份、具有何种权力直接决定了人们运用“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包括物力经济资源和财力经济资源两种类型)、三大人力经济资源和上述“背景经济资源”的能力,因此,人们的权力或职务或身份也是一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可运用经济资源――“权力经济资源”。而人们在社会或组织中具有何种权力或职务或身份是由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政治制度或管理制度或这方面的约定俗成(包括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家规”或“家法”)或由之决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政治制度或管理制度或这方面的约定俗成或生产关系是否合理、先进将直接影响一个社会或组织中人们的权力或职务或身份的配置和分配是否合理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因此,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政治制度或管理制度或这方面的约定俗成或生产关系也是一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可运用经济资源。此外,由于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政治制度或管理制度或这方面的约定俗成或生产关系可直接影响人们之间的(普通)人际关系或工作关系,因此,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政治制度或管理制度或这方面的约定俗成或生产关系是否合理、先进还会影响一个社会或组织中人们之间的(普通)人际关系或工作关系的好坏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政治制度或管理制度或这方面的约定俗成或生产关系经济资源对经济的作用或贡献主要通过它对一个社会或组织中人们的权力或职务或身份的配置和分配以及人们之间的(普通)人际关系或工作关系的影响表现出来,因此,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政治制度或管理制度或这方面的约定俗成或生产关系经济资源可一并划归到“权力经济资源”和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当中,而不必再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单独类型。
综上所述,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可运用经济资源一共有上述六种类型――三种人力经济资源――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智慧人力经济资源以及“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背景经济资源”和“权力经济资源”。不仅如此,它们之间还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首先,它们是相互依存的。这是因为人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同时运用上述六种经济资源,它们缺一不可!人们不可能只运用其中一种或若干种经济资源而不运用其它若干种经济资源却能从事某种经济活动!它们总是同时起作用、同时为经济活动作出各自的贡献的。这是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的特点决定的。当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不仅必须运用“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还必然会运用到“背景经济资源”、“权力经济资源”和人们的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此外,还必须同时运用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智慧人力经济资源以便及时分析、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其次,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比如,生理或体力经济资源的状况会影响到人们运用其它五种经济资源的状况。反之。也然。此外,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的状况也会影响到人们运用其它五种经济资源的状况。比如,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往往懂得更多的健康知识和营养知识,因此,相对说来,他们的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的状况较好。由于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是智慧的基础(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因此,他们的智慧人力经济资源的状况也往往会更好一些。此外,他们运用“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背景经济资源”和“权力经济资源”的能力也相对更高一些。反之,如果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的状况较差,则人们运用其它五种经济资源的能力也相对较差。除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和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以外的其它四种经济资源的情况与上类似!
那么,上述六种经济资源是通过什么机制对经济发挥作用的呢?
人们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人们在运用智慧人力经济资源等三种人力经济资源分析问题或运用智慧人力经济资源等三种人力经济资源和其它三种经济资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力量或能量(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因此,智慧与能力之间具有资源和能量之间的本质区别,它们是资源与能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表里关系,其中智慧为因、为里,能力为果、为表,能力是由智慧资源转化而来的(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人们要正确运用经济资源创造最大经济效益,就必须要运用智慧才能具有良好的“调动资源能力”和“运用资源能力”从而表现出良好的专业工作能力(指人们按照一定规程完成一定专业、一定工作岗位工作任务的能力,专业工作能力包括创造力)或综合能力(指人们的专业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即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的综合)。而社会生产力是各个岗位的生产力的综合,是由各个岗位人们的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共同决定的。因此,人们只有充分运用智慧人力经济资源以便正确运用其它五种经济资源,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因此,上述六种经济资源是通过对人们的专业工作实际能力大小的影响来对经济发挥作用的。如果上述六种经济资源配置合理并得到高效运用,那么,人们的专业工作实际能力就必然会相对较高,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反之,人们的专业工作实际能力就必然会相对较低,从而表现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和较低的社会生产力!
总之,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人们创造或获得经济所能利用的经济资源一共有以上六种类型,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相应的六种类型的“经济成分”――“体力经济”、“背景经济”、“权力经济”、“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简称“财富经济”或“资本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后,“财富经济”演化为“资本经济”。当前市场经济中的“财富经济”实质也是“资本经济”。)、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我们下面将详细论述什么是“体力经济”、“背景经济”、“权力经济”、“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以及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
所谓“体力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运用六大经济资源中的“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那部分经济。所谓“背景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运用六大经济资源中的“背景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那部分经济。所谓“权力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运用六大经济资源中的“权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那部分经济。所谓“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运用六大经济资源中的“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那部分经济。所谓“知识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运用六大经济资源中的“普通知识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知识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那部分经济。所谓“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运用六大经济资源中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以及知识――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那部分经济。由于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和三种类型的智慧其本质都是信息,因此,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本质都是“信息经济”。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一般不称知识经济为信息经济,只称“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信息经济。显然,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资源为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或组织创造或获得的经济的多少或在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的大小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总是有一种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或组织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最大。那么,我们就说这种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这部分经济就是该时期、该层面(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或组织的主流经济。而其它五种类型的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的其它五种相应类型的经济则是该时期、该层面(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或组织的非主流经济。
总之,上述六种类型的经济资源都为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的经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只是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的大小各不相同而已!上述六种类型的经济资源对经济的贡献最终通过人们的专业工作能力或综合能力对经济或社会生产力的贡献表现出来。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的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为(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在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最适合搞“体力经济”。因此,“体力经济”是原始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在奴隶社会,由于人们的“背景经济资源”为(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在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最适合搞“背景经济”。因此,“背景经济”是奴隶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在封建社会,由于人们的“权力经济资源”为(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在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最适合搞“权力经济”。因此,“权力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由于人们的“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为(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在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最适合搞“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因此,“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在当前的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由于人们的“普通知识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知识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为(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在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最适合搞知识经济。因此,知识经济是当前的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依此类推,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由于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为(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在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最适合搞“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或信息经济。因此,“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或信息经济是未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信息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
那么,在哪些情况下,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主流经济分别是“体力经济”、“背景经济”、“权力经济”、“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呢?显然,除了原始社会的主流经济是“体力经济”以外,以体力搬运货物创造或获得经济效益的搬家公司、货运公司等企业组织的经济以及在旅游区用轿子抬人上、下山的个人以及三轮车夫等个人的经济都属于以“体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其它五种“经济成分”也存在,只是它们对经济的贡献没有“体力经济”的大而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主要由人们的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因此,人们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的状况将直接明显影响上述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效益。显然,除了奴隶社会的主流经济是“背景经济”以外,人们利用显赫或特殊的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上述人与人之间的特殊人际关系或上述合作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经济资源或“背景经济资源”获得遗产、财产或接受社会或其它组织或个人的捐赠等方式创造或获得的经济都属于以“背景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其它五种“经济成分”也存在,只是它们对经济的贡献没有“背景经济”的大而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主要由人们的“背景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因此,人们“背景经济资源”的状况将直接明显影响上述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效益。显然,除了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是“权力经济”以外,一般说来国家或地方政府垄断的行业的经济,以及人们利用所掌握的特权通过特许某些组织或个人从事自己所掌握或控制的某种行业或某种产品的经营而收取大量特许加盟费或个人酬劳创造或获得的经济,以及人们通过允许其它组织或个人以自己组织或个人名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在建筑业、装饰业中较常见)创造或获得经济,然后向这些挂靠组织或个人收取一定行政管理费用或技术指导费用等费用创造或获得的经济都属于以“权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这种情况下,其它五种“经济成分”也存在,只是它们对经济的贡献没有“权力经济”的大而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主要由人们的“权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因此,人们“权力经济资源”的状况将直接明显影响上述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效益。显然,除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主流经济是“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以外,人们利用所掌握的财富(包括物力财富和财力财富两种类型)或金钱或由此形成的资本创造的经济都属于以“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比如,人们利用投入的货币资金炒股、炒外汇、炒期货或其它债券创造或获得的经济或银行、钱庄、个人通过放贷或借款等方式收取利息或费用创造的经济、租赁公司通过租赁货物、房产等收取租赁费用创造或获得的经济以及人们依靠投入的货币、机器设备、厂房占有企业组织一定股份或资本获得赢利分红创造或获得的经济就都属于以“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这种情况下,其它五种“经济成分”也存在,只是它们对经济的贡献没有“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的大而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主要由人们的“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因此,人们“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的状况将直接明显影响上述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效益。显然,除了当前的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的主流经济是知识经济以外,组织或个人利用所拥有的专利或知识产权或某种特殊技术或秘密配方创造或获得的经济以及上述组织或个人靠出卖专利或知识产权或某种特殊技术或某种秘密配方创造或获得的经济以及其它组织或个人靠收购的专利或知识产权或某种特殊技术或某种秘密配方创造或获得的经济都属于以知识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这种情况下,其它五种“经济成分”也存在,只是它们对经济的贡献没有知识经济的大而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主要由人们的“普通知识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知识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因此,人们“普通知识人力经济资源和知识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的状况将直接明显影响上述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效益。依此类推,除了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的主流经济是“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或信息经济以外,人们利用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创造的经济,比如人们利用各种能力如创造力、人际关系能力、专业工作能力或综合能力创造或获得的经济,比如,安利公司、玫琳凯公司、保险公司的经济、一切贸易公司的经济以及一切公司中业务人员靠能力赚得的提成和所有员工靠能力赚得的薪水等都是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或信息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其它五种“经济成分”也存在,只是它们对经济的贡献没有“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大而已。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主要由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创造或获得,因此,人们“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的状况将直接明显影响上述社会或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效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人类社会中既然普遍存在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那么,也就必然普遍存在着六种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成分”――“体力社会”、“背景社会”、“权力社会”、“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社会”、“知识社会”和“智慧社会”或“能力社会”②。这里的“体力社会”指高度重视人们的生理或体力人力经济资源并主要依靠之创造或获得经济、以“体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社会。这里的“背景社会”指高度重视人们的“背景经济资源”并主要依靠之创造或获得经济、以“背景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社会。这里的“权力社会”指高度重视人们的“权力经济资源”并主要依靠之创造或获得经济、以“权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社会。这里的“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社会”指高度重视人们的“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资源”并主要依靠之创造或获得经济、以“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社会。这里的“知识社会”指高度重视人们的“普通知识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知识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或人们的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或专利或知识产权或创造力或专业工作能力或学历或文凭并主要依靠之创造或获得经济、以“知识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社会。这里的“智慧社会”或“能力社会”指高度重视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人力经济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人力经济资源”或人们的信息型智慧水平和知识――信息型智慧水平或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能力并主要依靠之创造或获得经济、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或信息经济为主流经济的社会(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
显然,推行主流经济的宏观社会就是宏观主流社会,推行主流经济的微观社会就是微观主流社会。因此,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其(宏观或微观)主流经济和(宏观或微观)主流社会的形式都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原始社会是以“体力经济”为主流经济、以“体力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奴隶社会是以“背景经济”为主流经济、以“背景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封建社会是以“权力经济”为主流经济、以“权力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以“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为主流经济、以“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当前的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则是以知识经济为主流经济、以“知识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依此类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就是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主流经济、以“智慧社会”或“能力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不同层面的人类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和“社会成分”。在主流社会――“知识社会”(比如,高科技产业的社会)里,其主流经济是知识经济。这与整个时代或社会的主流经济都是一致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体力社会”(如搬家公司)里,其主流经济是“体力经济”,与整个时代或社会的主流经济――知识经济是不一致的。知识经济时代其它四种类型的“社会成分”的情况与“体力社会”的情况类似。
总之,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和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面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人类社会本来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社会经济人为地划分为“体力经济”、“背景经济”、“权力经济”、“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完全出于研究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不可截然分割开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完整人类社会的(宏观或微观)经济。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此外,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或其对应形式在人类自地球上产生时就存在,它们并非新生事物!因此,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并相互交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是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大有小、各不相同罢了!正因为如此,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其(宏观或微观)主流经济和(宏观或微观)主流社会的形式才各不相同!总之,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当前的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以及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信息社会,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和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分”都存在并都在起作用,只不过其作用大小各不相同罢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主流社会里,社会的经济都是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同时起作用、知识经济是主流经济、知识经济担任主角、其它五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一起充当配角同台献技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五种非主流社会里,社会的经济也都是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同时起作用、五种非知识经济的“经济成分”分别担任主角、余下其它五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一起充当配角同台献技的经济。其它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的情况与上类似!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刚出现不久、“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在未来才可能出现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知识经济兴起”比“知识经济出现或产生”更为确切!同样,我们在上面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本来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的人类社会人为地划分为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分”也是完全出于研究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不可截然分割开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完整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此外,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分”或其对应形式在人类自地球上产生时就存在,它们并非新生事物!因此,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并相互交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是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分”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宏观或微观)人类社会中存在时间的长短、涉及范围的大小各有不同罢了!
总之,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上述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和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分”。
注释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290-02
0 引言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体,二者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探究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有关地区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研究也越来越多[1-3]。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吉林省资源环境受到较大压力,引发了如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因而分析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吉林省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演变态势,对于整个区域资源环境的优化配置、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 结合吉林省实际的资源环境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能够反映该区资源环境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评价指标见表1。
1.2 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对评价结果的作用方向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关于耦合关系的评判模型很多,各种模型各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采用廖重斌[4]提出的耦合模型进行评价。耦合协调度评判标准见表2。
按上述方法计算,可以得到吉林省1986年以来协调发展状况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吉林省1986-2008年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评判和分析,具体结果见图1。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从0.490变化为0.702,表明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的耦合协调度是呈上升趋势的,根据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评判标准,吉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从1986年社会经济落后于资源环境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2008年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吉林省社会经济取得了一系列发展,同时吉林省也付出了一定程度的资源环境为代价,吉林省逐渐重视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也存在较明显的波动性,2005年吉林省耦合协调度D(x,y)达到各年份最高值0.789,1986年耦合协调度D(x,y)0.490则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值。
3 结论
1986-2008年吉林省资源环境指标波动性较为明显,并有下降趋势,社会经济指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需进一完善发展质量。研究时段内资源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从资源环境指数大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型演变为资源环境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型,表明二者总体耦合程度是不断上升的,但协调度则呈先上升后略有下降趋势,表明近年来吉林省社会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吉林省相对较好的协调发展程度仍存在不可持续性,可能会出现下滑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李辉,阚兴龙,于潇.珠海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28(06):495-497,507.
本文从经济法着手,分析了经济法制定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阐述了经济法制定后产生的一些问题,希望为完善经济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作者简介:侯云瀚(1989-),男,汉族,黑龙江泰来人,大学本科,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法学(经济)。
经济法是从国家的整体经济出发,是政府对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进而开展一系列法律管理和调控的法律体系的整体。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节能型分析,是我国经济法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开展经济立法、司法活动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关于经济法的研究工作不断的深入着,希望能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经济法进行不断的完善[1]。
一、经济法的功能和构造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2]。
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2]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
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3]。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
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
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四、结语
(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057-02
一、医保制度改革历程及发展趋势
(一)医保制度的改革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国民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和独立经济主体是企业。然而,因缺乏较有效的医疗制度的制约,企业职工的年医疗费用支出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部分企业单位不堪重负。由此看来,劳动保障医疗制度已经是名存实亡。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资,但投资的比例在财政支出中却在减少。如此的做法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收益,但却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医保制度的问题。
现代化企业制度阶段的医保改革,在各种程度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滞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企业版社会”都很难完善解决。各种失业、企业养老、工伤事故等负担只由国有企业承担,造成其他企业不能减轻负担,轻松上阵,在统一的起跑线上竞争。这时,各种医疗费用就只能依赖于政府,政府成为了他们的“经济后盾”,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医保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由单一公有制作为主体的传统观念,这样的突破虽然有所改善,但传统的医保制度的享受对象仅仅只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全民所有制、少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员工,只占14%而已。
现如今,处于攻坚克难阶段的中国,如果一意孤行,进行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那么,这不单会让剩余劳动力继续大量流失,而且还会增加企业下岗率。所以,要保证社会稳定,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在于能否建立和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
(二)医保制度的发展趋势
医疗保证制度的必然趋势是建立以宏观调控为主的市场运行机制,它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稳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它并不是被动的被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所局限,而是兼有经济制度和经济手段两重身份。所以,医疗制度的选择正确与否,不单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投资收益,而且可以对经济起到调节的作用,减少社会支出。
在之后的改革中,我国的医保制度将会愈加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即一方面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
另外,医疗机构的配套改革也决定着医保制度的发展趋势。国企的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已经摆脱了国企的减税利、承包经营的局面。在国企改革的影响下,医疗机构的改革也开始了,实事求是,多渠道办医,逐步实现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家,责权利的结合。在竞争中谋取发展,充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人民谋福祉。
二、医保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医保制度的改革对卫生经济的冲击
从理想角度而言,医疗需求应该与社会经济增长保持相同步伐。我们可以看到,在医改之前,医疗需求明显与社会经济不成比例,医疗供不应求,根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通过医改的实行,我们可以看到,医疗供求已经逐渐走向正轨。以界首为例,2008~2009结算方式为“以收定支,收支平衡,保障适度,略有结余”;2010~2011: “以大病住院补偿为主,兼顾受益面,大病住院补偿与门诊统筹相结合;2012年:以住院补偿为主,兼顾门诊受益面,相对统一,分类指导,尽力保障,规范运行;2013年:总额预算,分期支付,实行按病种付费,提取大病保险基金,公立医院改革的县级门诊诊察费实行“总额控制,质量考核,按季结算” 从界首的医疗结算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医保的改革对医疗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算方式在不断改善,据统计,医改前医疗业务收入年平均增长33%,医改后下降了21%。由此可见,医疗需求的增长已经得到很好的缓解,医保制度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医疗卫生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通过几年的医保制度改革,医疗费用的增长已经十分缓慢,各种医药费在医保改革的影响下得到控制,呈现小幅增长趋势。逐步符合广大人民的经济状况。医保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控制了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现象,社会经济也得到很好的改善。
三、构建协调配套的的医疗支持体系,实现医保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协同配套的医疗保障支持体系是要建立健全“三化”制度,通过合理渠道筹资,使用规范管理,依法办事,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以解决广大人民医疗问题为根本,创造社会经济为目的,实现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大工程,必须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好以下五点:
第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合理确定医疗保障水平,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医保制度的改革、创新,统筹发展。
第二,对于医疗保障基本制度的探索,不单要灵活多样,保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下,能够反映大多数的医疗问题。
第三,不断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是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四,规范并强化医疗保险管理,以民为本。
第五,配合社会经济来开展医保工作,在不与社会经济相冲突的情况下来解决人民问题,医保制度就如一只无形的手,在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所以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这只手,才能实现医保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减少政府和社会支出。
四、结语
一套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单要能适应民生,改善民生,还要能够很好的和社会经济相结合,保证它能够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让所有的医疗机构能紧依这一套医疗制度,解决广大人民的医疗问题,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使医疗需求能够与社会经济增长保持在同一战线。通过改革,减少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资,改变“企业版社会”,各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增加企业间的竞争力。企业的医疗压力少了,政府对它们的医疗投资也就少了,社会经济效益也从之上升,对经济增长就起到了调节作用。所以,统筹两者的关系,协调发展,是我们改善医疗体制,促进社会经济上升的重要的途径。
参考文献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商法的联系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民商法的体系建设
社会经济在不断地发展,自然也就需要更多的制度来维护其发展成果或者说维护其发展进程。民商法作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部门法,针对社会经济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多是以其作为主要的法律规范。因此,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就使得民商法体系建设尤为必要。
(二)民商法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都是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规范,而民商法作为调整民事经济关系的法律总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民事经济发展中的各项关系纠纷能够得到解决,恰好,这也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要求,因此,民商法体系的建设,会反作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中,进而保证其稳定发展。
二、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具体变化
民商法与人门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所以极易受到群众的关注与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商法也有着明显的变化,笔者将其归类如下:
(一)内涵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模式也有所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多是存在坐销与行销。也就是说整个“商”字,都是表现在人们切实可以体会到的交流之中。然而,信息时代下,网络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前的社会经济更多地是借助信息技术、打破传统时空限制所进行的便捷化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转变,自然也就让民商法的内涵有所不同,其包涵的手段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前的民商法内涵明显较传统的更为宽泛。
(二)民商法原则的变化
民商法主要包含了三个原则,即:安全原则、平等原则、效益原则。首先,传统民商法的安全原则相对狭窄,虽然是民商事活动安全有序的重要保障,但是不具有其他的含义,而如今的民商活动,不仅需要保证过程的安全,还需要维护市场的安全。唯有市场安全,才能够确保整个市场的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作为民商法中重要原则之一的平等原则,是对交易主体的维护,也是市场秩序保证的重要条件。在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中,民商事活动也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使得市场秩序受到影响。当前的平等原则,已经不仅仅是包括交易双方主体的地位,还包括技术平等、媒介平等等多种因素。最后,效益是人们从事商事活动所必须追其的,然而,在长期的法律事实中,都存在公平与效益的失衡。而传统的民商法,也就公平作为一定原则,在两者失衡的情况下,以公平作为第一指导原则。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人们已经逐渐端正心态,兼顾公平与效益,尽可能的保证多重社会利益。
三、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发展
(一)民商法应用范围的扩大
随着民商法内涵的扩大,其应用范围也有所改变。传统的民商法是针对实际存在的交易活动,而当前的民商法已经将部分网络交易作为其保护对象,网络发展中的域名,已经成为了民商法的一个保护主体,在时展的背景之下,往后的域名将会成为商家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方面。民商法将其纳入保护范围,实际上是在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扩大
中图分类号:F27 文I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1
一、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进步,在当今社会经济的创新发展中,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在经济建设中关于财务系统完善化的管理方式,以此来推进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手段,这是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在对财务系统化建设管理的同时,我们需要将全新科技理念不断的运用到社会经济建设中来,以完善当今社会管理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不断推进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以此为发展理念来改进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的实行和运用,将是推进社会建设发展的又一有效方法。
二、关于财务系统管理的方法
在对财务系统管理的实行方法上,我们需要时刻关注社会经济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此来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将是不断完善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运行的发展趋势。关于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的使用和实施,也将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1.财务系统管理方法的运用
对于财务系统化管理方法的使用日益繁盛,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到在财务系统化管理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对于财务内部的各项控制体系的不完善,我们将对整个财务系统化建设管理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将存在的重要阻碍。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当今社会中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的日趋繁盛,这是我们国家企业在日常经济建设中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所以在对社会财务系统化建设的同时,我们需要将所会面临的各种问题通过科技创新的发展充分的解决掉,这是对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在发展形式的认可,也是我们国家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在重要前进步伐的体现。同时,对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在企业的财务系统化管理的发展趋势下不断的运用,以求企业的每个部门都能够对完善财务系统化管理提出新的建议,已达到发展社会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的推进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这将是改进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前提和手段,也是推进我们国家在财务系统化管理方向中的又一重要方式与前提。
2.财务系统管理方法的实行
财务系统管理在实行方式上也是有着重要的表现形式,这不仅要财务部门为其提供重要的发展信息,还要为不断推进社会经济建设作为其发展的重中之重。要知道,在财务系统化管理的发展建设中,作为共同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不仅是当今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未来我们国家社会发的重要方略。所以,对于企业经济建设的发展趋势,将是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以求推进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财务系统化管理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中对企业效益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制度在不断完善财务系统化管理建设的同时,还要将社会经济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是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改进我们国家在各行企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方向。在改进和完善财务系统化管理的同时,时刻关注企业经济发展的方向,杜绝各项财务问题在企业中存在,由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将对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在社会建设中对于企业原来的财务管理制度就要时刻关注其发展的重要性。
三、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机制
在建立健全财务系统管理机制的同时,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以此来推进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推进社会经济完善和改建的发展目标,也是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对财务系统化管理完善的新战略方向。
1.财务系统化管理机制的建立
关于财务系统化管理机制的完善,是指对企业或者企业的各个部门在程序上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这是推进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现阶段我们国家在企业单位中不断改进财务系统化管理的发展趋势。虽然在不断完善财务系统化管理的发展中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问题,但是通过社会科技理念的创新和运用,这些终将被完善的管理体现所替代。而对于社会经济建设中仍然存在的不完善和各项阻碍,将会随着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的不断运行而消失,这将是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向。关于企业在较短时间无法建立起完善的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财务系统管理来对企业的内部经济发展进行控制,以此来改进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推进社会经济管理模式的有效手段。
2.财务系统化管理机制的完善
在对财务系统化管理机制建立的同时,我们需要将社会经济发展与其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以此来促进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为了将财务系统化管理模式广泛的运用到企业经济建设中来,我们仍然需要改进社会科技创新理念,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前行的步伐,这将是我们国家在社会经济改革中的重要趋势。
四、结语
当今社会对于财务系统管理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是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前进的首要途径。纵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对于财务系统管理需要时刻把握其系统化的建设,这是不断完善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改进模式。在科技创新日益繁盛的今天,对于如何完善社会财务系统管理是发展现今社会经济的重要目标,也是改进我们国家社会经济中存在弊端问题的重要内涵。
参考文献:
[1]张庆华.财务信息系统探讨[J].交通财会,2016(1):87.
[2]董汉庭.财务信息的特征与运用[J].信息工程,2013(10):8.
[3]褚宇鹏.浅谈财务信息系统的特征[J].财会信息,2014(5):63.
基金项目: 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KRM58)。
摘要
新时期,土地利用的属性决定了土地利用能同时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而这两种效益的交互耦合进一步决定了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本研究建立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模型,设计了分别测度这两种效益的指标体系,用熵值赋权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中这两种效益的系数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均较好的上海市;第二类地区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较好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第四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生态环境建设更为落后的地区;第五类是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但社会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最后,对每一个类型的成因和未来发展思路作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又说明了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等基本政策含义。
关键词 土地;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关系;熵值赋权法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1-0103-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17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1]。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2]。可见,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非协调性和土地供求总量的矛盾性是中国土地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和推动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便成为管理层关心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土地利用效益方面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定性研究方面,张忠国、高军[3]认为土地资源具有经济特性和生态特性的双重属性,从而土地利用也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二重效益;李边疆、王万茂[4]认为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耦合关系,并以复杂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质。在定量研究方面,诸多学者运用动态耦合模型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情况,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将相应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不同阶段[1,5-6];王瑷玲等[7]构建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的指标体系,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山东省宁阳县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将评价结果分为不同等级;陈伟、吴群[8]构建了包括经济规模、集约程度、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基于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南浔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的最终效益,并得出该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不太协调、开发效益较差的结论。
综观上述研究,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一,指标体系,学者们逐步建立了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取舍或组合,这些指标的具体衡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数据类型,学者们分别运用了截面数据、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但以序列数据和简单面板数据居多,综合截面数据较少;第三,研究区域,主要是针对某一城市或省(区)进行分析,而对中国整体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的评价较少;第四,评价方法,除了用于评价的主体方法不同之外,确定各级指标权重的具体方法也存在差异。综上,本研究将从土地利用的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法来测度各地区土地利用中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水平,从而为各地区土地的科学、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1.1 土地利用效益系统
在新形势下,土地具有资本、资产、资源“三位一体”的属性[9],而正是这种属性使得土地成为“经济――社会――生态”组成的复合系统,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益相应地是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组成的复合效益体系。在该复合效益体系中,由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土壤、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组成的生态环境效益子系统反映了土地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由食物生产和原料供应等所反映的经济效益子系统及由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等[10]所反映的社会效益系统,反映了土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因此,根据土地再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将土地利用的效益系统分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而人口子系统是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在人类利用土地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因技术、观念、资本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会对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造成破坏,从而也限制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改进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能力,而土地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也将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见,这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共同使土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发展的前提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展开的载体。据此认识,土地利用效益系统可简单表示为图1。
如图1所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 境效益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二者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统一
体,因而如何扬长避短并协调各自作用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及不利条件,最终达到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对推动人地、城乡等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系统所提供的支持,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化解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发展所带来的约束;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整体思路与最终目标。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指标体系是评价的基础,指标选择的好坏对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为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依据上述对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认识和相关文献[5-6],初步设计了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如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
[BT2]1.3 评价方法
在表1所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明确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情况的具体测度方法。
1.3.1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1]。所谓熵值赋权法是指根据各指标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对 m个评价方案和n项评价指标形成的数据矩阵X=(xij)m×n,对于某项指标xj指标值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xij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评价中不起作用。可见熵值赋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一般地,熵值赋权法求各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1)计算指标xij的比重Pij,其中Pij=[SX(]xij ∑[DD(]m i=1[DD)]xij[SX)];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其中ej=-k∑[DD(]m i=1[DD)]Pij ln Pij,其中k=([SX(]1 ln m[SX)]),可以证明ej∈[0,1];
(3)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gj=1-ej;当gj值越大,则指标xj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性就越强;
(4)计算指标xj的权数ωj,其中ωj=[SX(]gi ∑[DD(]n j=1[DD)]gi[SX)]=[SX(]1-ej ∑[DD(]n j=1[DD)](1-ej)[SX)](j=1,2,3…n);
1.3.2 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一般地,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就是用来描述这种系统或运动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衡量这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好坏程度的数据。在本研究中,
耦合协
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数据。假设用xi(i=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用yj(j=1,2,…,16)表示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16个指标,则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分别表示为:
[JZ(]s(x)=∑[DD(]n i=1[DD)]aixi,e(y)=∑[DD(]n j=1[DD)]bjyj[JZ)]
其中, s(x)和e(y)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ai、bj分别表示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和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的权重。根据相关文献[12],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C= s(x)•e(y) s(x)+e(y) 2 2
其中,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它反映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即s(x)与e(y)之和一定),为使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即s(x)与e(y)之积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进行协调组合的数量程度。容易证明,0C1,C越大,说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越协调;反之则反是。
然而,耦合协调度系数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由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组成的整体效益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多个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的情况下,单纯依耦合协调系数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可将耦合协调度系数与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结合起来,构造耦合协调发展系数来反映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整体协同效应或者贡献。其具体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D= C•T
T=αs(x)+βe(y)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发展系数;C为耦合协调度系数;T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指数;α,β表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重要程度的权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α= ω(X) ω(X)+ω(Y) ,β= ω(Y) ω(X)+ω(Y)
其中,ω(X)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ω(Y)表示熵值赋权法确定的生态环境效益系统各指标权数之和。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依据耦合协调发展系数D的大小,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统与生态环境效益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5大类、15种基本类型,具体如表2所示。
在实证测算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系数 (D)后,可依据表2给出的标准进行定量评判。
2 实证测度
2.1 数据的来源及其预处理
本研究拟测度中国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发展水平,但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失,因此研究范围仅限于大陆的31个省(市、区)。本研究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当然,对于极个别的缺失数值,笔者以相应指标的平均值估计填充。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单位不统一,即使一些指标的单位是相同的,但其实际意义也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及逆向不同属性的指标,因此,为了消除这些量纲差异和屏蔽效应,笔者首先用极差标准化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xi′= (xi-mi)/(Mi-mi),对于正向指标
(Mi-xi)/(Mi-mi),对于逆向指标
生态环境效益指标:
yj′= (yj-mj)/(Mj-mj),对于正向指标
(Mj-xj)/(Mj-mj),对于逆向指标
其中,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值,xi′和y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标准化后的值。i和j分别为指标个数,i=1~16,j=1~16。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标中的最小值,Mi和Mj分别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中的最大值。
2.2 权重的确定
用熵值赋权法对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测度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
2.3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笔者测算的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 s(x))、生态环境效益系数(e(y))、耦合协调度系数(C)、整体效益指数(T)、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如表4所示。当然,根据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D)和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4)。
如表4所示,从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来看,可将中国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益划分为社会经济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类,并且调度
以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居多。从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
系数来看,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主
要集中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两类,并且以中度失调衰退类居多。将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对比及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结合来看,中国各省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可划分为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和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五种类型。本研究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土地利用效益各类别的成因及未来发展对策简单解释如下:
第一,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表4所示的实证测度结果显示,上海市是中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的土地利用效益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的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市单位面积土地的财政收入、单位面积土地的二产增加值、单位面积土地的三产增加值、单位建设用地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交通运输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而其余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在全国前列,这说明上海市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良好。相比较而言,除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指标在全国前三名外,上海市其余的生态环境指标大多居于中游水平,从而使得上海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二,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江苏、浙江、天津、广东、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九个省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也在0.4~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这表明,这些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而生态环境仅能勉强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这些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各类增加值均居于全国前列,由城乡收入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城镇人口比重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然而,这些地区的由建成区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反映生态情况的指标并没有“绝对优势”,尤其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指标排名比较靠后;当然,这些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反映环境状况的指标排名较为靠前。综合来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排名靠前,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布局的超负荷型,如大面积房地产开发中绿化的忽视、大规模工业园与产业园建设中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等,使得土地利用中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勉强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海南和江西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均小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分别为0.431 7和0.418 6,按照相应标准,这两省土地利用效益属于勉强
协调发展类社会经济滞后型。海南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居于全国第三位、森林覆盖率居于全国第四位、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居于全国第一位;江西省2009年底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居于全国第二位;可见,海南与江西均具有良好的生态基础,加之居于中上游水平的其它指标的作用,使得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系数得分较高。相比较而言,海南、江西两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如海南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全国最高值,加之大多数居于中下游水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作用,表现出了这两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
生态环境效益的现实状况。社会经济滞后于生态环境的现实,既说明了江西、海南两省的土地利用中的不足,也说明了在生态环境良好和承载力充裕的条件下,如何利用较好的生态环境优势辅以产业布局等措施发展经济及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这两省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措施。
第四,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如表4所示,河北、辽宁、湖北、安徽四省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系数大于生态环境效益系数,
并且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系数在0.2-0.4之间,因而这四省土地利用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从各原始数据来看,这四省土地利用的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均居于中游水平,但生态环境效益指标却大多居于中下游水平,因而使得这四省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也使得这四省土地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较低,而土地的利用也表现出中度失调衰退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不均衡性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制约,因而这四省不得不面临继续 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加速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 任务。这四省的未来发展中,应提高集约利用土地的能力,也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这四省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培育、建设与保护,加大对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再生利用,切实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也要进一步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于开发、投资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五,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如表4所示,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宁夏、山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大于社会经济效益,加之本来是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中度失调衰退类社会经济滞后型特征。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西部,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相对广阔而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但该地区却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因此应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利用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此外,鉴于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国家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而这些地区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应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合理应用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这些地区仍然面临改善生态环境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而发展的基本思路还在于进一步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带来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达到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良性循环。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仍较为有限。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仅有上海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达到中度协调发展类,其余30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效益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和中度失调衰退类,并且尚无良好协调发展类地区出现。根据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系数的测度方法的基本原理,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和指标体系相对庞大造成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土地利用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显得较为有限。
第二,中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其生态环境也要优于西部地区。然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较高,并且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于社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也比较低,并且社会经济效益滞后于生态环境效益。这就说明: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环境情况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呈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提高我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现实选择。为了促进全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提高土地利用的整体效益,应进一步合理引导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解决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通过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从而解决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问题。在全国土地资源有限和呈现明显区域分布特征的背景下,应开发、复垦、整理等多方式并举以保证耕地的供给;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确保土地利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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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n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Land Use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QIU Juandong ZHAO Jingfeng WU J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在经济法的学理研究和立法实践中,对经济利益独立性的认可表现在其作为一个经济法上的基本原则,即社会经济利益原则的确立。但是,社会经济利益原则既出现在私法法域,亦出现在公法法域和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第三法域。这种状况导致了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冲突,同时也阻遏了法律对社会经济利益的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法律保护的有效协调与统一,从历史中搞清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的起源是非常必要的。
一、前国家社会的利益观念、分类及其关系
摩尔根在对印第安人进行了长期观察后提出,处于蒙昧时代的人,“财产是极其微弱的。他们对财产的价值、财产的欲望、财产的继承等方面的观念十分单薄。这里的财产观念单薄指的是私人财产的观念。与此相反,古代人却有着极强的集体观念,如低级野蛮时代的村庄周围就出现了木栅,中级野蛮社会的人们用石块砌成堡垒保卫公共住宅。原始人的这种做法充分表明,他们有着明确而且肯定的集体观念。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对我国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制度的考察为我们解析史前社会的利益观念提供了直接证据。鄂伦春人的季节性狩猎一般都采取集体的形式。狩猎工具是各家自己购置的,平常归各家私有。但是在出猎的时候,所有“乌力楞”的财产都是公用的。他们猎获的食物一律在整个“乌力楞”中平均分配。由此可见,鄂伦春人不但有“我们的”观念,也有“我的”观念,而所谓“我的”就是私有观念。简单讲,“我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我们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社会利益。
综上所述,原始人不单产生了“我的”和“我们的”的利益观念,而且还萌芽似的触及了“我的”和“我们的”的关系问题。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制度中关于猎物的分配就具体体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此外,原始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还表现在财产继承制度上。摩尔根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使用了“权利”这一概念。摩尔根的考察表明,伊罗奎人曾经出现过三种重要的顺序相连接的继承法。第一种是遗产必须由死者所在氏族的全体成员分配;第二种是由死者的同宗亲属分配;第三种是由死者的子女继承。但是无论如何死者的财产必须保存在氏族之内。
基于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原始社会时期利益分为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既相互依赖也存在着长期不间断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产生了古代社会的分配制度和继承制度。第二,社会利益的产生先于私人利益。摩尔根认为氏族社会是由最初的血婚制家族发展而来的,中间经过合婚制的过渡。摩尔根认为,社会中的个人一开始就是存在于集体之中的(先是家族后来是氏族社会)。卢梭认为社会的形成是因为“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于是,人们之间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契约,每个人将自己及其自身的一切自然的权利交给整个的集体,于是社会产生了。同样,在卢梭看来私人利益的产生是早于社会利益的产生的。第三,私人利益依赖社会利益而存在。第四,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限制。私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利益的扩展范围,社会利益一也决定了私人利益的实现和延及的范围。第五,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实现方式有区别。社会利益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以社会规则来支配,而私人利益则完全由私人支配,这就是利益在实现动力上的表现。
二、前国家社会的社会经济权力或权利的重合
按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进而,迈克尔·曼又将权力分为集体权力和个体权力、权威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
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首先,本文所指的前国家社会的社会经济权力是一种典型的弥散性权力,同时又是一种集体性权力。值得关注的是,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种集体性权力对内作用时又有一种向个体性权力转化的趋势,同时,社会经济权力在实施过程中也积淀了一定的权威性。社会经济权力的集体性表现在,这种权力的形成是基于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结成的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通过暴力对另一个人强行的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可以从历史学家们对前国家社会中狩猎和灌溉农业的考察中得到证明。这种社会经济权力的弥散性表现在它对社会内部的调整、规范,个体权利的实现不是依靠明确的命令和有意思的服从,而是从一种更加本能的、无意思的、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个社会的人口之中的,是靠着人们之间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的道德或者来实现的。其次,这种前国家社会中的社会经济权力的功能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中的经济利益。
从上述对前国家社会利益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得知,社会利益存在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分,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见的区别。从外在条件上看,只要具备了利益、自由和度量三个要素,权利就可以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经济权力,社会中的每个个人也同样存在着个人私权利。若干个个人的结合就构成整个社会,而若干个个人权利的重合构成社会整体的权利,也就是相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应存在的社会经济权利。在后者的构成中同样存在利益、自由和度量这三个权利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在主体、利益和实现方式上完全是重叠的,所以在前国家社会,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是混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重合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人类史前社会中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并存,因此,在社会经济权力保障、实现社会利益的同时,社会经济权利在确认和保障若干个体权利的集合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前人类社会中,社会经济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共生也意味着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的并存,他们共同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迁。同时,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在某些特定语境下也能实现并存融合。
三、社会经济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与融合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出现便产生了对权力和权利的渴求,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只有得到其认可才能成为合法的权力或权利,尤其是权力,其合法的拥有者只能是国家。经典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经过法律确认的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的合法武器。
而作为私权的权利是阶级利益冲突和被统治阶级对统治的妥协的产物。其中,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统治阶级的让步都对私权利的产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力量协调的结果是权利和权力的共存。这样,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但是,社会经济权利或社会经济权力因其本身的弥散性并未在国家产生后融人到国家权力之中,还消极的弥散在社会生活中,也未取得合法性,甚或有时还成为非法的权力或权利。而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本身具有的集体性,或者说具备的社会基础决定国家权力并不能将其瞬间兼容或者消灭,由而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或社会经济权力呈现了一种既对抗又融合、既消灭又补充的发展态势,总之,对国家权力来说,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兼容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
与我们的观点不同,国家起源融合论的代表人斯宾塞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因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并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各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在同一个基本原则上构成的集合体”。融合论的观点可以从迈克尔·曼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国家的形成的分析的得到证明。按照这种观点,国家经济权力完全是前国家社会经济权力的延续或者说是由其演变而来。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道理在于:在前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冲突论还是融合论都不能否认国家和社会在主体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社会意志体现为一种公共的意志,而国家意志在阶级利益冲突中或者在集团利益冲突中,最终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阶级的意志和集团的意志。这样就使得以利益为内核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权利相悖离。对社会经济权利来说,如果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作为其利益内核的社会公共利益中的经济利益,只能在私人权利中得到保护。而作为私法的核心的私人权利,却反对任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借口的权利。因此,融合论学说的结论只能是,公共利益的社会经济利益在很长的时间被人们所遗忘,并进而使社会经济权利在这一阶段缺失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四、社会经济权利与国家经济权力的分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一、概述
过去几年,我国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河南省作为农业、工业大省,同样经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波折。通过全省人民努力,终于实现了社会经济主要指标的“V”型反转。当前,河南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在各项政策作用下,工农业生产、省内外需求均保持稳定增长;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物价、房价问题在各方高度关注下调控总体有效;充分运用市场环境趋紧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化压力为动力,主动转方式、调结构,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升级产业结构,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健全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尽管河南省各地市的社会经济均有较好发展,但个体差异仍很明显,所以在总体分析河南省社会经济现状的同时,有必要对各地市情况进行对比,这样有利于明晰省内区域经济现状,对今后河南省、市两级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以及政策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分量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对于大样本量、多维特征空间的数据处理有独特的优势,是一种较常使用的统计方法。在研究区域社会经济时,PCA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如同一时期不同区域之间[2,3];也可进行纵向比较,如同一区域不同时期[4,5]。本文以2010年河南省各地市市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统计数据为参考对象,选取了与三大产业、工业效益、教育医疗等相关的25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研究,以PCA为工具进行特征指标的降维压缩,并最终提取“社会经济评价指数”这一指标来横向对比各地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标体系
根据可比性、完整性、易获取性、非重叠性、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等原则,建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地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征,可归纳为六大类:(1)城市市区概况类:年底总人口(万人)、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年底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2)宏观经济发展类:GDP(亿元)、第二产业GDP(亿元)、第三产业GDP(亿元);(3)生产消费投资类:限额以上批零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年底余额(亿元)、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4)工业生产类: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5)地方财政类:一般预算收入(亿元)、一般预算支出(亿元);(6)民生类:本地固定电话用户数(万户)、本地移动电话用户数(万户)、居民生活用电量(亿千瓦时)、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亿元)、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医生(万人)。所选取的24个特征指标尽量涵盖到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体现,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2011对前一年的统计数据(缺济源市统计资料)。
三、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主分量分析
在进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时,尽管对特征指标精挑细选,但仍有多达24个相关指标入选,带来所谓的“维数灾难”;并且特征指标彼此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冗余和重叠。采用PCA方法进行降维处理,在保留了绝大多数变异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新的映射空间,将原来较多的特征指标约简为少数几个主分量来代替,主分量彼此之间互不相关,最终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河南省17个地市与社会经济相关的24维指标空间,对各指标进行零均值1方差处理。对预处理后的指标特征空间进行PCA,得到24个主分量。由于前三个主分量对原始特征指标空间变异信息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5%,所以本例中PCA的最终结果将24维特征指标空间降为3维主分量空间。在新的低维主分量空间中,采用单一指标z将前三个主分量y1、y2、y3所包含变异信息全部囊括,z定义为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其表达式为:
图1为依据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对河南省各地市进行的排名,指数z数值越高,说明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越好,规模越大。由图中数据排名可以发现,全省17地市(除济源外)基本可以分为四类:(1)郑州、洛阳位于第一集团,尤其是省会郑州,是全国闻名的有色冶金工业基地、食品工业基地、大客车生产基地、纺织工业基地,又是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中心,依靠其较为完备的基础建设、雄厚的产业规模、较高的民生质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居于河南省首位;(2)南阳、平顶山、新乡、安阳位于第二集团,这些城市的市区基础建设相对较好,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特色产业优势明显,科教卫生等民生领域成绩优良;(3)第三集团包括焦作、商丘、漯河、信阳、开封,这些城市的城区规模相对较小,市区建设相对薄弱一些,许多优势特色产业都位于郊县,所以多数社会经济指标排名不靠前,综合排名也处于中游;(4)濮阳、鹤壁、许昌、驻马店、周口、三门峡归为第四集团,这些城市或因市区规模较小,或因缺乏优势产业、或因农业经济比重较高,它们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指标均位于中下游,它们亟需破解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合理规划市区建设基础上,培育、壮大城区发展所必需的支柱产业、优势特色产业。
图1 河南省各地市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排名
综上所述,河南省各地市市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有较大差异,在PCA方法排序的名次中,市区规模较大、基础建设较完备、工业发展较好、优势特色产业较发达的城市排名相对靠前,这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具有较高可信度与客观度。
四、结论
城区与县乡的发展定位是不同的,前者往往承担了更多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任务,所以各地区在市区建设方面要下大力气。当前,河南全省正在掀起建设“中原经济区”这一国家级战略的热潮,各地市分析发展现状、寻找潜在优势,都想利用这一平台加快自身发展。本文在分析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多种合适的特征指标,横向对比各地市市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与现状,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
1.与社会经济相关的特征指标种类繁多,从市区概况、宏观经济发展、生产消费投资、工业生产、地方财政、民生等角度提取的24个指标作为参考特征,可以较为全面把握河南省各地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规模。
2.经过PCA处理,可以将24维特征指标空间压缩为3维主分量空间,这有利于各地市样本之间的横向比较。最终通过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对各个地市进行了排序,按排名先后及近似程度又细分为四大类,结果客观有效,对今后城市发展规划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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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05-279-01
一 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以及意义
数理统计学是以随机现象中的统计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数学学科,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的全球化影响致使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也日益变得广泛和重要。在现今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对抽样数据进行分析推断的有效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使用习惯。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在社会与经济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本身独特的研究课题存在独到的思想方法,具有异常丰富的深刻内容,与经济研究中的多种学科有紧密联系,是近代的数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理统计学的理论方法在工农业发展、军事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们的社会是由个体单位的个人组成的,同时也是单个家庭组成的大单位,然而从宏观角度看,我们的组成也可以是地区区域的,这种存在较大差异性的事物不像自然界中一些普通现象存在一定的规律,而社会的现象中很少是有确定规律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经济生活时,从数理统计学的角度去观察研究,以大部分人的利益和价值为落脚点,运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分析相关的数据和调查结果,得出相应的结论。尤其在经济领域中,从一些商品在未来的销售状况中预测一个城市中此种商品行业的销售情况,甚至是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预测和制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计划,无一离得开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当然,类似的数理统计的知识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多,在经济领域,利用数理统计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方式。随机过程的统计、人口发展中的动态模拟以及抽样调查等多种数理统计学方法在社会经济中都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数理统计学的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分析具有实用性便捷性的特征,为经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二 数理统计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应用
近些年以来,数理统计学在我国经济领域有着重大的进展,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中各项数据的资料搜集以及资料的整理结论的分析和多方面的运用,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熟练使用数理统计学知识解决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首先,数理统计在经济管理的决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运用。在经济管理中,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基础的依据,而依据的根本就是经济中的不同数据,然而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各种随机因素使得所有的决策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只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才能做到以最小的风险成本获得安全保障的最大化目标。
不仅如此,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还可以节省成本,减少投资风险,获得合理正确的决策,从而使经济能够更好的发展。其次,数理统计对于经济领域中的损失评估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事故类的以外灾害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保险的买卖成为单位以及个人解决经济损失的方法之一。利用数理统计的知识可以对各种以外的事故作出有效的可能性评估,也可以对事故发生后产生的经济损失的大小做出统计分析,得出各种有效结果,便于引起社会对于事故性灾难的重视,减少事故的发生。
此外,数理统计的知识也可以帮助企业针对经济中的销售状况分析得到最大的经济利润的方法。如何得到最大的利润,一直是商界中人人追求的目标,数理统计中的随机变量的函数期望值为此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当然数理统计在经济的预测方面的运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企业经济的经营中,依据统计原理,根据市场的信息资料,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推测,从而得出经济中未来的出入数据状况。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把握经济的发展命脉,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损耗,有效的长久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结语: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影响经济决策评估等问题的变量因素,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利用数理统计学的知识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中对商品的供求以及最大利润的把握,同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减少损耗起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相龙.论数理统计在客观现实中的意义与作用[J].2005(09).
关键词 企业 社会经济发展 重要性 必要性
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企业以生产或服务,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它与人们的消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企业的经济利益及社会效益密切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良好的企业经济利益和所发挥的社会效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企业是履行社会责任、创造利益的源泉,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的投入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企业要在社会中有所发展,获得一定的效益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革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市场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以及技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企业是解决区域经济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是解决农民收入,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力量,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大量的生产工作,这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解决的重要途径,企业的经济发展与进步可以带动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促进新农村的快速发展进步。要落实与贯彻社会的科学发展,就必须通过加快构建和谐企业,实现企业的改革稳定发展,建设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企业最大的贡献。
二、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一)促进社会创新发展
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个性化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又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的服务内容的出现为前提,在这些新的领域中企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将得到很好的表现。企业经济广泛而充分的竞争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一些以高新技术创新为特色的企业经济的发展,不但可以改进产业结构,还能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社会产业系统的动态结构,包括技术结构、产业关联结构等。企业的发展是社会需求多元化、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必然趋势。
(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保证市场展开广泛而充分的竞争,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繁荣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竞争的基本条件,要求有足够多的企业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主体。社会市场是企业生存和产生的基础,是企业的服务对象。企业是社会市场经济公开、公正、公平基本原则最积极的维护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企业的发展进步可以消除社会市场上的多种弊端,以积极地促进市场机制的健康发展。企业的竞争与发展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根本,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企业的真正潜能受到鼓励与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才能实现。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是保持社会经济公平竞争环境、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力量之一。
(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企业是解决社会劳动力,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世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得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也在面临着待业、就业、下岗、再就业的重大压力。有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年平均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不少于一千万人,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六左右,下岗职工有一千一百万人。据统计我国目前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职工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小企业吸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以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更是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必须适当发展中小企业,以便于更好的解决大量的失业问题及社会稳定隐患。
(四)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平衡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相对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合理分工。大企业将中小企业制造的零部件组装成现代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大企业就相对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中小企业相对有效地利用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从我国来看,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小企业得以繁荣昌盛的地区。从1986—1994年以来,我国的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其中大型企业增长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中小企业在同时期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发展中小企业是社会生产合理分工、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需求。
三、结语
企业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加快对企业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没有良好的企业建设,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一定要不断对企业进行改革、创新,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尽最大努力收获最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怡雯.企业竞争与人力资源的关系.现代企业文化.2011(2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