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经济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能源与经济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1 新疆能源经济的优势

1.1 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和西进战略桥头堡地理位置优越

新疆煤炭、石油等能量资源丰富，是国家的能源生产基地；同时，新疆地处西北，与中亚、南亚多国接壤，是国家对外能源合作和贸易交易的桥头堡。已建、在建和规划中的能源生产、加工基地有石油、天然气、煤炭、煤电、煤化工、风电、光伏发电等能源基地，能源通道有“西气东输”管道，石油输送管道，“西电东送”电力输送通道，规划中的“巴基斯坦―新疆”铁路运输通道等国家能源运输大动脉。目前，新疆已成为集能源“生产、中转、运输”于一体的国家能源基地。

1.2 新疆能源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据统计，新疆地区共有石油远景资源量234 亿吨 、天然气远景资源量13 万亿立方米、煤炭预测资源量2.19 万亿吨 ，分别占全国资源总量的21.5%、23.3% 和38%，均在全国位居第一位[1]。同时，“疆电外送”特高压能源通道的建成，“西气东输”管道、石油运输管道的开通，兰新铁路的改造和二线建设为新疆能源产品向外运输提供了保障[2]。

（1）石油天然气产业。新疆拥有内陆沉积盆地49个，总面积约为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上沉积盆地面积的21%。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哈密盆地；此外，柴窝堡、伊宁、三塘湖、焉耆、库木车里等五个沉积盆地的油气资源也非常可观[1]。其中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总量为229亿吨，准噶尔盆地的油气资源总量为106.9亿吨，吐哈盆地的油气资源总量为15.36亿吨。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潜力巨大[3]。

（2）煤炭开采及深加工产业。新疆煤炭资源具有煤质好、煤层多、厚度大、埋藏浅、大型及特大型煤田多的特点。全区可划分为三大含煤区，分别是准葛尔―北天山含煤区，西南天山含煤区和塔里木含煤区，含煤区内又分12个煤田和53个煤产地，其中资源量大，开发利用条件较好的主要煤田有准东、吐哈、伊犁和库拜煤田[4]，这几大煤田煤炭资源占全疆总量95%以上。根据规划，2015年新疆煤炭产能将超过4亿吨，其中外运5000万吨[5]。

同时，以伊犁、准东煤炭基地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形成煤制合成氨、煤制二甲醚、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焦化产业链。预计至2015年底，形成煤制尿素260万吨、煤制二甲醚80万吨、煤制天然气600亿立方米、煤制油360万吨、煤制烯烃100万吨、煤制乙二醇100万吨的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5]。

（3）电力产业。近年来，新疆电力工业发展迅速，是全国少有的集煤电、风电、光伏发电、电工制造、高压电网建设等优势于一体的区域。电力工业已成为新疆的重点发展领域，电力产业在新疆能源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电源基地建设方面，“十二五”期间疆内新增装机4900万千瓦，2015年总装机规模达到6500万千瓦。电网建设方面，建成覆盖110千伏、220千伏、750千伏电压等级的全疆电网，与西北主电网联网送电的750千伏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均已打通，成功实现了新疆电网与全国电网的畅通链接。哈密至郑州的±800千伏项目已于2014年建成运行；准东至重庆，准东至华东的特高压电能输送通道建设也已提上日程。

依靠煤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煤电，构建“煤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的愿景。同时兼顾新能源建设，带动风电、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形成煤电、风电、光电共同发展，打包输送的局面，从而快速推进“疆电外送”工程。

2 能源计量需求分析

能源计量工作是加强能耗监测管理、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当地能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技术保障。因此，在新疆能源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能源计量工作也应满足发展的需要。

2.1 石油天然气方面

计量工作贯穿于油气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储运、油气加工以及成品油气销售的全过程。提高计量工作的准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对石油天然气产业非常重要。

（1）油气资源在开采过程中，相关的设备仪器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2）油气资源在集输储过程中，管道、容器及相关监测设备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3）油气资源的加工过程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4）油气资源及其加工产品的贸易交易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

2.2 煤炭开采及加工方面

（1）煤炭开采过程中相关的仪器设备需要计量技术支持；（2）燃煤发电过程中，大量的仪器设备、现场试验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3）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

2.3 电力工业方面

（1）电厂的建设及运行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2）电网的建设及运行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3）电工制造业的发展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

2.4 高耗能行业

能源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当地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如：高耗能行业里的矿产、冶金；基础设施里的公路、铁路、机场、通信等；配套产业里的新材料、新能源等。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相关专业的计量技术服务需求。

3 结语

能源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计量工作的支持，能源计量工作的有效支持能促进能源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在新疆能源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同步提高计量技术机构在技术服务方面的能力，加强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用一流的能源计量服务支持当地能源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见义，彭苏萍，李建忠等.新疆能源产业发展战略与思考[J].中国能源，2012，34（01）.

[2]刘建军.新疆煤炭外运通道规划思路[J].综合运输，2009（10）.

[3]康玉柱.新疆油气资源的开发前景分析[J].石油学报，2007（04）.

篇2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84-06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是“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如何保持能源、经济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我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总体协调程度比较低，能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从能源结构上看，我国的一次能源储量、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间的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突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供需缺口越来越大，使我国日渐成为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大国。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以工业，尤其是以碳基为主的重工业化的突出特点。从生态环境看，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结构导致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排放大量的烟尘、废水以及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引发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由能源消费结构和方式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3%。鉴于我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迫切要求对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规划、能源替代战略、环境保护措施，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提供理论支持。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能源、经济以及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影响，开始将三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能源问题，从而形成了3E系统理论的研究框架，并取得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能源问题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不同专业的学者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得到的结论也有所差别，然而，他们的研究大多使用数量经济学、系统工程以及运筹学的方法对能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内部规律进行定量分析。

日本长冈理工大学从3E的理论框架出发提出了3Es-Model，模型描述了能源、环境和宏观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在给定节能、碳税、促进能效等减排方案的条件下，预测经济、能源、环境三者的发展趋势，为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国外的一些学者和机构深入研究了能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经济—环境3E体系，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能源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都曾经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对世界面临的能源现状、发展趋势以及能源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相关政府部门也意识到了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1984年，原国家计委和国务院能源办公室牵头，组织了我国相关领域近70名专家，花费五年的时间，完成了我国“广义能源效率战略工程”项目的研究，这是我国首次组织如此多的科研人员探讨能源、经济、环境三者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万红飞等人（2000）在John Byrme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能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选择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作为主要指标，构建了能源、经济、环境三者的关联模型。王俊峰（2000）的研究首先探讨了自然资源与经济、人口、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3E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矛盾规律，并在此指导下提出了能源结构优化的原理和计算方法。迟春洁从3E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能源安全问题。可见，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对缓解和解决我国的能源、经济、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构建

（一）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界定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态背景下，各种系统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能源—经济—环境复合系统，该系统包含若干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分别拥有不同的属性。在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内部，子系统是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系统内部也同时和系统外部的环境发生着交换关系，可以表示为：

MSIS？奂{S1S2……Sm，Ei，Ci，Fi，Rel，O，Rst，T，L}（m？叟2）（1）

公式（1）中Sm表示第m个子系统；Ei、Ci、Fi分别表示第i个子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Rel是系统的关联集合，是能源—经济—环境系统（MSIS）的相关关系集，Rel包括了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关系、各个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能源—经济—环境系统（MSIS）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之间的关联关系；O是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系统目标集；Rst是系统的限制约束集；T、L分别为时间向量、空间向量；m是子系统的数目。

（二）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构成

根据系统的层次性，将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分解为经济驱动子系统、能源支持子系统、环境承载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和政策调控子系统五个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内部又包含着若干要素，各要素在系统运行中分别发挥着不同作用。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分析时不能离开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去分析，必须考虑整个系统各环节之间、系统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能源系统与环境、技术水平和生态系统有密切关系，在当前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承载着经济增长、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研究系统时必须统筹考虑能源与社会经济、技术、环境等诸多因素，不仅研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且要将其形成的有机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处于运动变化中的大系统。

三、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因果关系分析

本文引入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简称“SD”）来描述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各子系统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系统动力学方法建模的基础，是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要素与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

（一）因果关系的总体描述

整个系统中，经济驱动子系统对整个系统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能源支持子系统起支持作用，环境承载子系统起缓冲作用，社会发展子系统起能动作用，政策调控子系统起引导、管理和监督的作用。整个系统协调、有序的运行，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配置使系统实现最优。这就要求首先必须要建立可靠、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能源发展必须和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相适应，相协调。其中，资源开发利用主要包括资源的进一步勘探开发、资源利用技术的进步、利用效率的提高、发展和利用替代能源、利用进口资源等。能源增长必须维持在资源承载能力内，在能源发展的同时，自然资源基础得到维持和加强，对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前提是不破坏其再生机制。能源发展对环境改变要在环境承载极限内同步进行能源建设与环境保护，恢复并维护好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通过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等有效调控，弱化甚至消除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消极影响，充分利用和促进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积极关系，实现系统的良性循环。根据以上描述，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各子系统关系如图1所示。

（二）因果关系涉及的宏观变量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型的建立涉及的因素很多，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将成为构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型的基础。在建立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因果关系模型的过程中，可分别以各子系统的发展为主线来确定系统模型涉及的变量。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驱动子系统涉及的变量。经济驱动子系统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GDP、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资本形成总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财政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外商直接投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等。

2. 能源支持子系统涉及的变量。能源支持子系统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能源生产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煤炭生产量、煤炭消费量、石油生产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生产量、天然气消费量、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储采比、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等。

3. 环境承载子系统涉及的变量。环境承载子系统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等。

4.社会发展子系统涉及的变量。社会发展子系统技术模块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技术市场成交额、人才密度指数、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等；人口模块主要包括：人口总量、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人口增加数、人口减少数、迁出人口、迁入人口、就业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等。

5. 政策调控子系统涉及的变量。政策调控子系统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一些政策性参数：环保投资、科技投资、科技投资比例、环保投资比例、第一产业投资比例、第二产业投资比例、第三产业投资比例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等。

（三）因果反馈回路分析

系统的行为模式与特性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动态结构与反馈机制[7]。本文在系统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系统的结构层次，结合整个系统自身的结构特点，在确定了各子系统的层次结构之后，建立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因果反馈回路，如图2所示。

四、系统仿真与预测

（一）系统仿真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进行仿真和预测。系统动力学是处理信息反馈系统的动态行为的方法论。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实际系统一般都是高阶次、非线性、多重反馈的复杂系统。它把研究对象划分为若干子系统，并且建立起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网络，立足于整体以及整体之间的关系研究。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计算机仿真模型——流图和构造方程式，进行仿真试验，由此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从而为战略与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被称为“政策实验室”。本文即运用系统动力学将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划分为五大子系统，分析系统结构与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以采取相应的策略调整系统结构，起到干预和控制系统，改善系统行为模式的作用。

本文以河北省为例对能源—经济—环境系统SD模型的检验，选取了模型回路中重要指标，GDP、能源消费量、人口数量和污染物排放量等进行仿真值和实际值的比较，来检验模型与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实际运行的拟合程度。在仿真过程中，取DT=1年，初始时间为2000年，仿真的完成时间为2009年，共计10年。通过VENSIM PLE软件编写仿真程序，模拟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运行情况，得到2000—2009年河北省GDP、人口总量、能源消费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指标的仿真值、实际值及误差值如图3所示。

（二）参数检验与灵敏性分析

根据前文选定的系统输出和响应指标，对所建立的能源—经济—环境仿真模型进行了检验，变量仿真值误差率基本控制在-10%～10%。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与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运行实际的拟合程度较高，因数据选取时间区间仅为10年，个别变量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波动，所以出现个别变量模拟结果误差超过10%的情况，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本身就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有时由于国家政策、自然灾害或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有些变量的统计数据在某一时点上波动较大；在用线性回归的方法确定变量关系时，表现在模型中就会出现个别误差较大的情况。可以说，系统仿真结果能够达到理想状态，数据结果有效可信，说明本文所建立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仿真模型成立。

灵敏性分析是指当系统中某个影响因素发生较小变化时，某效果指标发生较大变化，这时我们说该效果指标对此因素敏感；反之，当系统中影响因素发生大变化时，其效果指标发生较小变化，这时我们称某效果指标对此因素不敏感。那么，当影响因素发生同样变化时，效果指标变化大的方案就是敏感性强的方案，效果指标变化小的方案为敏感性弱的方案。本文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型建立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调试寻找模型中较为灵敏的参数，从而帮助我们找到政策作用点，为制定最佳政策提供参数依据。为测试系统的灵敏度，通过改变模型中计划生育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GDP增长率等常数参数-5%～5%的变化幅度显示：模型的行为曲线在振幅大小上有所改变，但模型的行为变化趋势并未出现大的变动，对GDP、能源消费量、人口总量、污染物排放量的灵敏度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其中人口总量对于各指标的灵敏度较低，其他因素变化不会对人口数量产生较大影响。三次产业能源消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三次产业万元单位增加值对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灵敏度较高。能源消费相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总量较灵敏，这是由于能源消费量和污染排放量会随着GDP的变化而发生较大调整，环境污染治理量则与每万元投资污染治理系数密切相关，敏感度值较高。而人口数量对于各项指标的灵敏度均极低，接近于0，人口模型相对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因此灵敏度会偏小。

（三）系统分析与预测

通过参数检验与灵敏性检验后，可以运用该模型对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未来运行情况进行预测，从而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根据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型的仿真，预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河北省“十二五”及2020年河北省GDP、人口总量、能源消费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将会不断提高，其结果如图4所示。

五、情景分析与政策模拟

系统动力学作为一种仿真结构模型，可以测试各种虚拟假设条件的变更对系统行为产生的影响，它既能预测出主要变量的发展趋势，还可以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它能很好地展示在各种不同政策下，模型所代表的真实系统将产生何种行为模式。在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导致对能源需求的增加，高耗能产业的扩张又会加剧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政府的政策调控在一定程度则会对经济、能源、环境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使整个系统良性运行，系统内部不断优化和完善，子系统有序平衡发展，使整个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

（一）情景分析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很多因素会使整个系统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在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分析方面，传统的趋势外推的预测方法只能预测当影响因素按过去的轨迹变化时的需求，无法考察过去发生过或将来要发生的情况，预测结果往往具有片面性。而情景分析法与一般的趋势外推的预测方法的不同在于：它并不是要预测未来，而是设想哪些类型的未来是可能的，通过描述在不同的发展路线下各种“可能的未来”，可以考虑影响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动态变化的各驱动因素的不确定性。本文设置四种情景：

1. 基准情景。此情景是用来作为仿真实验的对照。该情景是指对系统当前的发展模式不作干涉，系统中的所有模型、参数都不改变，在计算机上运行仿真实验并以此来设计调控参数。

2. 高速发展情景。经济发展速度在基础情景之上加速增长3%，2009年增速为15%，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增长至8%，原煤占比增加95%。在此情景下讨论能源消费量、经济发展速度对能源消费的变化影响。

3. 缓慢发展情景。经济发展速度在基础情景之上减速3%，2009年降至8%，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降低0.1，降至0.6，原煤占比降至80%。在此情景下讨论能源消费量，经济发展速度对能源消费的变化影响。

4. 可持续发展情景。此情景下2020年GDP比照2000 年翻两番，能源生产及消费按照规划发展进程发展。在此情景下将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统等指标设定为：GDP增速9%，原煤占比80%，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65。

针对以上四种情景，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河北省GDP、能源消费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等参数进行模拟研究，讨论经济发展速度对能源效率、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的变化影响。经过系统在计算机上进行反复的调试和运行后，得到在不同方案下的系统运行情况，如图5所示。

（二）政策模拟

在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中，政策是由系统的结构与参数组成，而政策的变化通常情况下只改变信息影响与行动的程度。政策发生变更，这时系统中大多数状态变量的值只发生微小变化，这时如果对系统中的政策作用点施加影响其结果并没有什么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对大多数参数的变化都不敏感，就意味着系统对政策变动不敏感。但是，通常情况下，在任何系统中，我们总能找到少数参数或政策作用点，这些参数的变化对系统的行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旦作用于这些作用点之一的政策发生变化，那么其作用将会在系统中进行放射性传播。

本文设定河北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保持9%的增速，因为自2003年以来，河北省GDP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0%～12%，变化幅度不大。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河北省GDP增长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从长远来看，由于经济惯性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这个速率仍将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符合经济系统实际运行情况的。在四种情景设定下，可以看出：污染物在环境中的积累量以指数形式增长而非线性增长，这说明每年环境污染治理量的增速小于排放量的增速。现实中，由于生产不断扩大、治理不完善、政策存在漏洞等原因，虽然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但治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污染排放量始终大于污染治理量。可以说，我们每年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污染物投放到自然中。如果环境污染积累量不断增长，能源的开发不顾资源的承载力，这种发展是不科学、不协调的。

六、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随着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增长也在急剧加大，能源的瓶颈制约矛盾越来越突出，能源长期稳定地供给成为敏感问题和政府制定能源政策的基点。但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对人类来说是稀缺的、有限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经济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河北省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对能源利用不合理，造成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工业烟尘、粉尘的排放，全省范围内的资源开发和污染物排放已经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战略，使有限的能源发挥最大的效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支持和保障。

1. 优化经济驱动子系统。应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造传统产业，促进节能环保，同时加速整合高耗能产业，构建淘汰落后产能的长效机制。

2. 深化能源支持子系统。降低煤炭消费量，增加清洁能源消费，同时优化调整能源结构，积极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和太阳能。

3. 改善环境承载子系统。应不断强化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同时拓宽融资渠道，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

4. 改进社会发展子系统。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加大科技开发，进一步改善能源消费的品种构成。

5. 强化政策调控子系统。强化能源、环境的规划约束和管理机制，建立资源使用权的交易机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果。

总之，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是实现低碳背景下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的重要保证，也是河北省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能源生产利用效率则是实现节能降耗的直接途径。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激励和制约两方面的调控作用，为实现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邓玉勇，杜铭华，等.基于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的模型方法研究综述[J].甘肃社会科学，2006，（3）.

[2]曾嵘，魏一鸣，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12）.

[3]Carla Oliveira，Carlos Henggeler Antunes.A multiple objective model to deal with economy-energy-environment interac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4，Volume 153，Issue 2：370-385.

[4]万红飞，周德群，等，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环境、经济（3E）关联模型[J].连云港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5]王俊峰.中国能源、经济、环境 3E 协调发展的研究与政策选择[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0.

[6]迟春洁.基于3E 系统的中国能源安全监测预警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4.

[7]王其藩.高级系统动力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8]王其藩.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应用[J].国外自动化，1986，（4）.

[9]陈柳钦.国内外新能源产业发展动态[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5）.

[10]温志军.如何解决我国低碳发展的新能源问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4）.

[11]石晶莹，等.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动态缕析[J].现代财经，2011，（1）.

[12]王俊岭，赵瑞芬，等.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和谐度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经济与管理，2012，（9）：94-96.

篇3

1.前言

世界能源发展正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战略，能源新技术成为竞相争占的新的战略制高点，我国需要在国际新的能源环境中寻求最优的能源发展战略和路线。本文从总体的数据出发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节能的关联性，揭示出三者的时间因果关系，明确了目前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现状。在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各地区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同，需要因地制宜的制定科学的能源策略。

2.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关于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早在1978年，Kraft J和Kraft A利用美国1947-1974年间的数据，得出美国GNP和能源消费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即GNP决定能源的消耗水平。Masih、Ugur和Ramazan 研究了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的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韩志勇和魏一鸣利用EG两步法分析了1978-200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与经济的协整关系与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二者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采取一系列时间序列数据，验证全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又验证了节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选取三个地区的数据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根据得到的结论，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此外本文样本的选取跨度相对较大，提高了样本待估参数的准确性。

3.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能源消费总量（单位：百万吨标准煤）及节能量作为研究变量，分别记为GDP、EC和ES序列，样本为1992-2010年间的19组年度数据，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的计算和分析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实现。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不平稳性，需要对样本数据取对数处理，得到LOGGDP、LOGEC和LOGES序列。

4.实证分析过程

4.1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用来衡量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时间序列来说，当一个变量x的滞后值在另一个变量y的解释方程中是显著的，那么可以认为X就是Y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为了确定全国的经济增长、节能与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关系，需要对GDP与EC以及ES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观测因果关系的变化特征。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 GDP与能源消耗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为1）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Date：11/18/11 Time：19:41

Sample：1992 2010

Lags：1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E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 18 35.7454 2.5E-05

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EC 0.02896 0.86714

表2 GDP与节能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为2）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Date：11/29/11 Time：20:43

Sample：1992 2010

Lags：2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E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 17 5.36895 0.02161

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ES 1.92536 0.18828

表1的结果表明，当滞后期为1时，在至少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EC是GDP的Granger成因，即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表2的结果表明，当滞后期为2时，在至少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ES是GDP的Granger成因，即节能和GDP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节能并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4.2 实证分析

作为能源消耗大国，我国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关于单位GDP能耗的数字约束指标，根据我国1995-2010年的数据计算，单位GDP综合能耗从1.27吨标煤/万元降到0.82吨标煤/万元，基本达到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为了进一步研究全国各地区能源使用效率以及节能减排工作的成果，本文选取代表性的地区做实证研究。

4.2.1 产能指数分析

为了衡量全国不同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产能系数指标来测度。

这里用、以及分别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能源消耗指数以及产能指数。

（1）

其中是第i个地区的生产总值，是第i个地区的人口数量，

是全国各个地区的生产总值之和，是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

（2）

其中是第i个地区的能源消耗量，是第i个地区的人口数量，是全国各个地区的能源消耗总量，是全国各个地区的

人口总数。，其中为第i个地区的产能指数。

图1 各地区能源消耗指数、经济增长指数和产能指数比较

本文选取上海市、河北省和三个地区的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具体来看，上海市的能源消耗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都显著高于河北省和，而且经济增长指数均高于能源消耗指数，产能指数大于1，反映了上海市能源消耗的效益比较好，能源利用率高于其他两省。河北省的产能系数略小于1，各年的能源消耗指数均小于，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以来河北省的经济增长指数低于，反映了近几年内蒙古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作为能源大省，内蒙古地区的产能系数均小于0.7，能源利用率低，效益不太理想，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

4.2.2 单位产值能耗分析

单位产值能耗是衡量一个地区能耗水平的综合指标，其实质是一个效率指标，通过能耗增长速度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较，反映地区节能工作的完成水平。

单位产值能耗=综合能源消耗量（吨标煤）/工业总产值（万元）

由表3可以看出通过横向比较“十一五”期间内蒙古地区的单位产值能耗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省在“十一五”初期单位产值能耗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后期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的单位产值能耗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能源的利用水平很高。通过纵向比较内蒙古地区在2010年实现单位产值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57%。能源使用效率逐步得到提升，缩短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河北省作为能源大省承担起了国家“十一五”节能减排的重任，2010年实现单位产值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68%。拥有良好能源消费结构的上海市，在“十一五”期末的单位产值能耗较“十五”期末环比下降了27%。通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本完成了单位产值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阶段性节能减排目标。但是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要想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加快抢占低碳经济的制高点，还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

5.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的模型分析检验可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存在着能源消耗到GDP的单项因果关系，节能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说明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要有源源不断扩大的能源供应来保障，但是能源供应的短缺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因此需要对能源供应可能出现的短缺或者波动问题，做好充足的准备，增强能源经济的动员性。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节能减排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要保持长期的能源供应，必须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低碳经济。

第一，要优化产业机构。合理调整第二产业，降低第二产业中高能耗的比重，大力发展低能耗高效益的第三产业，逐步提高第三产业所占的份额。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集中，提高产业加工的深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能源结构的调整相结合，有效减轻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向节能型转变。

第二，推进科技创新，降低能源的消耗量，开发推广节能的新技术、新设备。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资金协助来引导环境产业主体的投资规模，加快环境产业的发展，实现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的排放量，对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做到严格控制。

积极同科研院所与高校合作，增强产业的科技竞争力。改善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提高员工的素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增加效益。

第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将节能减排的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标准，实行严格的考核奖励，对于节能减排数据不属实、发生重大的环境责任事故和重大的违约违规事件，严格执行处理，引导地方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节能项目的投资周期一般比较强，需要金融（银行贷款）长期贷款的大力支持，对节能型的产品提供抵押贷款服务，通过对此类产品提供优惠的低息贷款来鼓励节能产品的开发。

参考文献：

[1]林伯强.中国能源需求的经济计量分析[J].统计研究,2001(10):35-43.

[2]赵进文.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内在依存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7(8):34-41.

[3]李影.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基于能源结构约束的视角[J].技术经济学,2010,29(2):74-80.

[4]张朝阳,陶建格,薛慧峰.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的协调分析模型[J].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09.

[5]尚红云,蒋萍.中国能源消耗变动影响因素分解[J].资源科学,2009.

[6]内蒙古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7]李伟.中国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5.

[8]Kraft J.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DP[J].Energy Development,1978,(3).

[9]Cheng B.S.An investigation of cioo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Energy Development,1995.

[10]Granger C W J.Investigation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J].Econnometrca,1969,37:424-438.

篇4

1研究背景

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GDP从1978年的3678.70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990865.10亿元，30年间增长约269倍，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尖锐，究其根源就是我国经济增长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为基础，致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张玉林（2014）指出我国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天气主要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造成的环境问题。杜晓丛（2018）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对于能源的依赖也是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提高国民对于环境问题的深刻认识。所以，应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及其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本文以雾霾为例引出因能源消耗而导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使公众认识到环境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

2我国能源消耗的现状

当前，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就是该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一个国家发展工业不仅需要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能源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品，其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决定经济是否增长的直接因素。当前我国的工业化仍然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属于粗放式的能源消耗结构，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能源的高投入，从而对环境造成巨大冲击，生态环境承载力日益下降，产生了一系列能源环境问题。目前，我国是第二大能源消耗国，表1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消耗情况。从1980-2019年的能源消耗表可以看出，能源消耗总量一直以来都是持续增长的，而且表中明显反映出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炭资源为主，到2019年煤炭消耗比重还占据62.80%的高位。我国是产煤大国，煤炭资源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不需要从别的国家进口，但大量燃烧导致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相反，我国的石油资源主要依赖进口，近几年的消费占能源消耗总量的18%左右，而天然气和其他清洁能源的消费总量不到10%。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天然气、风能和水电等能源没有很好的利用。从图1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我国的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虽然有增有减，但一直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2008年以后增速有所放缓，2013年以来的能源消耗总量增速一直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为稳定经济增长，前期能源的大量投入以及后续各种的持续投入导致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例如，近几年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持续的雾霾天气。自2012年冬季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相关报道持续出现在新闻上面。2013年1月北京雾霾天气持续达25天，而一直到6月份雾霾天气持续达18天。其实不只是经济发展较好的一线城市雾霾较为严重，新一线城市西安多年来的雾霾一直较严重，2017年西安的雾霾全国第三。造成雾霾严重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发展经济大量投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造成大量有害气体排放。

3我国能源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能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条件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把我国一直以来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方式转变为对于各种清洁能源的依赖，这样既可以使不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已经在新能源产品市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于新能源的探索并没有及时抑制各种环境问题的产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依旧存在诸多问题。

3.1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可再生资源

我国目前能源的开发技术水平不是很高，而在GDP中占比较大的产业又严重依赖能源的大量投入，能源的开发产生严重浪费再加上排污严重而废弃物的处理利用率又比较低，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生态平衡破坏严重。

3.2传统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依然占主体

我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主要依靠能源的大量消耗，由于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造成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我国每年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和技术人员处理这些废气物以及废水等问题，但是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处理结果也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这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应该怎样转变去适应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然后还可以缓解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3.3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技术水平不高

我国对新能源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但是目前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大幅度地替代不可再生能源投入生产领域。就风力发电而言，虽然风力发电装置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是由于没有达到规模化经营水平，行业普及率不是很高。另外，国家高度重视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例如，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以及优惠政策来开展太阳能产业，但是由于技术水平还不是很成熟，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4对环境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4.1完善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从源头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完善环境法律体系，提高执法力度，是保护环境的最实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依然存在严重的漏洞，如环境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环境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我国的环境税一方面由于起步较晚，另一方面重费轻税，二者混合征收，造成环境税形同虚设。所以我们不仅要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环境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的现状来制定可实际操作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4.2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改变传统的能源消费结构

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能源，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燃气等其他一次性能源为辅，这些能源大多都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危害。所以我们应该转换传统能源的消费方式，转而提高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我们要将清洁能源投入相关企业以减少排污量，还应该大力提倡全民使用此类清洁能源，减少生活废气、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另外，应该继续投入人力、物力及财力继续探索对新能源的开采和利用，既兼顾源头治理，又不放弃对目前环境问题的治理。

篇5

    我国人口众多,而可利用土地面积却在急速的下降。在一些地区因为沙化、建房用地、土地荒芜等,我国平均下来每年都要减少将近五百万亩的可用地。可耕地逐渐减少,但是所需要的粮食还要增加,所以就出现了在耕地中出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过分使用,不仅破坏了土壤特有的微生物结构,使耕地土壤的质量急剧下降,还给环境带来的很大影响。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步入小康阶段,并且在教育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但是还会有整体知识水平不高的一些农村乡镇。由于发展急迫,而且专业性的技术不到位、设备不完善、环境保护意识也不强,在乡镇建立工厂的同时,造成了地方性的环境严重破坏问题。例如,一个造纸厂污水排放污染了一条河;皮革厂的建立严重污染了地方的空气;个别地区还会出现冶炼把大片空地搞得寸草不生的现象。由于我国的监督制度目前还不能每个地方都会做到位,就造成了这些地方环境一直处于严重污染状态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能源还是以煤为主的,在工业中和民用中的煤的用量都是很大的。在短期内把煤改为其他燃料还不是很现实,燃煤对我们环境造成的污染还是要持续。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偏远地方还砍伐树木作为燃料,不仅仅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还对我国生态循环造成了很大破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是我国目前对污水处理的体系建立的还不够完备,国家还不能提供对我国污水完全处理的资金用量。我国工业生产污水加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污水,据相关专家估计每年要拿出几十亿才能对这些污水做到较为合理的处理,目前我国还没有这个实力。

    二、目前我国能源利用状况与我国经济现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有能源含量很丰富,但是平均到个人的量却是少得可怜,而且还有各地能源分布不均匀、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受污染相当严重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技术的不够完备,还可能是因为管理体制的不科学以及我国经济体系不够完备等等原因。在专业技术方面对新资源的开发还没用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制度,如此一来就对新能源的开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目前我国能源的利用对外的依存含量日渐增高已经成为了一个公认的事实,最近海关公布的相关数据有一次提醒了我国市场,随着当下我国从海外进口能源的含量逐渐地增加,从而使我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含量也迅速升高。相关科研专家认为,伴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产量和人均耗能量已经十分不对称,日后煤、油、天然气从海外进口的趋势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国能源对外依存量的上升也在继续着。这样的能源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以及国防各方面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就目前世界能源逐渐减少的趋势来看,这些生活能源终有一天会用完,所以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珍惜这些可利用的能源,做到合理科学的利用,不浪费。最重要的还是努力开发新的可利用能源,代替目前逐渐减少的能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问题。

    三、对新能源开发与我国综合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建议

    在对“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在新能源的开发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也暴露了很多不容易发现的问题。为了从本质上加强我国新能源开发的发展力度和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变革,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环保、经济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能源发展新体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希望会对我国的新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有所帮助。

    (一)对新能源开发的发展规划要加强

    目前,由于政府的职能变换不是很到位,重视相关项目的发展,从而忽略了相对应的规划问题。能源发展规划和现实中能源的开发相差太大,规划不仅落后而且还没有相关的约束管理,致使能源开发过程中发展无序化、资源浪费现状很严重。新能源的开发面临难并网、难调峰、难消纳等现实问题。所装设备多但是发电量却很少、运转速度很快但是产生效益却不容乐观,有些地区没有资源开发的条件,但是也盲目的跟随别的地区构建能源开发基地。因此我们在对新能源的来发进行发展规划时,要从战略全局的统一、科学、长远的的角度出发,对战略决策的约束力度和严肃性要加以强化。

    在进行规划时首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电源和相关的电网配套的问题,要对相关项目发展的有效性做到保障,必须送的出去。其次,要对新能源的发展和传统能源的科学环保的利用之间的关系做到合理的处理。同时要把新能源的开发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到合理调整,对发展的分布形式、和新能源的就地消纳给予鼓励。最后我们要学会因地制宜,对新能源开发产地要做到科学有效的利用,对于一些偏远地区交通不发达不利用运输,无法进行就地消纳的,我们要做到合理的缓解,从而避免对新能源的开发带来不必要的浪费。还有就是地方性的能源发展规划也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划要求进行。

    (二)节能排减是新能源开发的基础

    针对我们开发所要利用的资源和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按照节能排减的开发原则,加强对一些耗能高、排放高、效率低的能源开发技术的有效改造力度。同时我们还要加强能源发展合同化的管理理念,从而对通过拉闸限电这类的行政方式推行节能减排的方式做到有效的避免。我们还要结合东西方的科学寂静发展水平与环境容纳量,对节能减排的指标做到有效安排,坚决避免一刀切的方式。

    (三)掌握新能源开发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篇6

关键词 能源；经济；环境；耦合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060-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和环境状况也发生了巨变，粗放发展模式所依赖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造成了持续的能源紧缺与严重的环境退化。一方面，长期高强度的能源投入为粗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支撑，但长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低效的能源利用效率引致了自然环境的快速退化；反过来，其又对经济和能源发展形成制约，一些地区甚至陷入“环境贫困陷阱”，由此形成的不良循环模式不断加剧着能源、经济与环境三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基础、发展模式和自然资源分布差异明显，从而使得上述矛盾显现出区域间的显著差异。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1 文献综述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成型，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在理论与实践当中有机地将能源、经济与环境三大系统（下文简称3E）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考量3E关系的标准出发点。目前，有关3E的研究目标非常明确，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分支在于揭示三大系统及其各自子系统内部众多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进而由此全面评判三大系统之间的综合平衡水平。

既有研究从多视角对3E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做出了基本陈述与判断。部分研究以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讨论了能源与经济的二元关系。各国学者对二者的相互作用具有较为统一的认识，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稳定的长期双向因果关系，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1-5]。就能源与环境系统而言，有学者研究认为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已成为导致环境质量退变的重要原因[6-9]。关于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则大多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入手，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一方面，支持论者从经济增长、贸易和政策等方面研究EKC形成的内在动因[10-12]，并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先退化后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EKC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曲线存在多种形态，包括U型、N型、同步型等[13-15]。

另有研究展开了对3E系统的综合讨论，但研究时序和方法选择有所不同，主要包括3E系统协调度的测算与评析[16-20]，应用动态CGE模型[21]和内生增长模型[22]，以及使用计量模型分析和阐述能源、经济与环境的投入产出关系以及相关关系[23-25]等。现有文献中涉及3E系统协调性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大都认为中国3E协调水平仍处于较低等级。此外，魏一鸣、范英等将人口系统纳入研究范围，组成动态开放复杂系统，构建多目标规划和集成模型反映子系统协调发展的制衡关系[26]，这一研究具有较为新颖的分析视角。

深入考查现有研究可知，目前仍有以下方面有待深化与完善：一是在两系统关系研究基础上，需要3E综合于系统耦合分析框架下，从多系统协调和发展视角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二是从时空两个维度测度3E耦合演化规律，并从省域层面展开比较分析；三是加深对耦合边界与层次的确定。解决上述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3E系统的变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2 系统耦合机制的理论解析

2.1 二元系统耦合

本文的两系统耦合度模型源于廖重斌[27]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的计算过程由如下方程构成：

其中，X、Y为两系统各自的综合指数；C 表示协调度，可由两系统的偏离差系数推导得到；T 表示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由等产量线推得；D 为耦合度。α、β 为表示两系统重要程度的权重，以能源、环境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二者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α=β=1/2。

2.2 三元系统耦合

首先，三系统协调度的离差系数可设定为[28]：

2.3 三元系统耦合的理论解析

假设三系统的耦合跃迁演化路径满足S形周期波动变动机制，且系统发展呈周期性变化，则可将图1中三个发展圈看作三个依次提升的耦合发展层次。这里可以假定，图1中VC和VT为协调水平和发展水平在受自身和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每一个发展周期内，整个系统经历四个发展阶段：Ⅰ区为协调共生阶段，X、Y、Z三系统之间不存在相互约束和限制，VT和VC随子系统发展而增加。Ⅱ区为协调发展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对能源环境显现出胁迫作用，进而资源环境退化开始制约经济发展，系统间矛盾日渐显露但并不突出，VT继续增加而VC下降。Ⅲ区为极限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子系统间形成负反馈关系，能源和环境问题日趋严峻，同时对经济发展产生副作用，导致VT和VC均下降。Ⅳ区为螺旋式上升阶段，依靠资本和技术积累，将有力推动环保、资源开采与利用的技术创新，从而促使能源产业向清洁高效转变；同时源于经验积累而引致的3E政策调整亦出现优化与升级，从而三系统由相互制衡转为相互促进并实现跃迁。

从I至III，3E系统的协调与发展水平经历了逐渐衰退的过程。假设处于III区域的耦合水平为图1中的M，则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演化路径将极有可能演变为曲线MQ，这意味着实际耦合水平将偏离最佳演化路径的程度越来越大。而如果进行资金、技术投入或政策干预，演化路径将可能变为曲线MA，则三元耦合关系将向正反馈方向发展，最终实现整个系统向更优质的耦合水平跃迁的态势，M点移至A点，进入下一个演化周期。

3 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3.1 指标体系

分别对能源、经济和环境领域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6-20]，遵循科学性、动态性、数据可得性和层次性原则[29]，本文从总量、结构、效益三个方面考察能源和经济系统，同时将环境系统分解为环境污染程度、环境治理与环境质量三个方面。这一指标体系较为全面的展现3E系统的综合内涵。指标分类见表1。

3.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时序为1995―2014，以我国30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失未纳入研究对象。文中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等。部分缺失数据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而得。

3.3 实证

（1）指标值的标准化处理。3E指标具体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可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差值公式进行处理。

正向指标：Xij′=Xij-minXijmaxXij-minXij，负向指标：Xij′=maxXij-XijmaxXij-minXij

（2）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值。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3）综合指数和耦合度的测算。综合指数可测度各子系统发展水平与状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Wj、Wk分e表示能源、经济与环境指标的权重；Xn、Yn、Zn分别为能源、经济与环境综合指数；Iin、Ijn、Ikn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即可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4）耦合发展类型的判断。具体划分类型如表2所示[29]。

4 实证分析

4.1 综合指数

依据（9）式可得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值，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观察指数计算结果可知，一方面，从全国整体看，能源综合指数的总体均值在0.47左右波动，表明1995―2014年间我国能源整体发展水平较为稳定；经济综合指数的总体均值从0.1上升至0.33，呈缓慢上升态势；环境综合指数的总体均值从0.3变动至0.61，总体上保持良好态势。

另一方面，综合来看，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2000―2008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快速上升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发展趋势明显，四大区域能源综合指数均出现过不同程度下降；但2008年后，能源综合指数保持平稳，说明伴随经济开始转型和经济增速的回落，能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一定程度上得以落实。其次，经济与环境系统二者间总体呈同向

变动趋势，虽然环境综合指数在个别年份出现下降，但从长期趋势看，存在环境质量缓慢改善的趋势，这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趋稳，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有关，与此相伴随，无论是积极的推进，还是倒逼机制的作用，污染治理强度逐年提升，均与生态环境改善密切相关。

4.2 系统耦合分析

4.2.1 二元系统耦合

由（1）、（2）、（3）式可得三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度值，限于篇幅，计算结果未列出。依据计算结果，并结合图2ac可得如下规律：

（1）近20年来，从全国均值看，能源与经济的耦合水平较低，仅从严重失调转变为轻度失调，且耦合度的提升主要由经济增长带动。从四大区域看，上述特征也较为明显。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分别从0.17、0.16、0.16、0.15变动至0.46、0.36、0.37、0.34，均未实现由失调向协调发展的跨越，且与经济增长时序变动规律基本一致，耦合度由东至西依次递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与经济耦合水平越高。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之前，四大区域均在0.15―0.2区间内微幅上升；2001―2008年，东部地区率先实现跃迁，耦合优势逐步突显，与其他区域耦合水平差异呈扩大态势；2008年后耦合度继续稳步上升，区域间差距保持在一定水平不再扩大。

（2）能源与环境的耦合变动较为平稳，二者耦合水平持续递增，总体均值从0.39上升至0.57，增幅较小，仅由轻度失调转变为勉强协调，但整体上呈趋向于耦合优化的态势。从各区域看，耦合度亦持续提升。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分别从0.45、0.43、0.37、0.34变动至0.6、0.55、0.54、0.55，增幅分别为33%、28%、46%、62%，增幅由西向东逐次降低。具体来看，1995年四大区域均为轻度失调状态，且东部和东北部相对较高；2001年东部率先实现向勉强协调发展的跃迁，同时西部耦合值加速提升并超越中部和东北。目前，除东部外三大区域间耦合差距正逐步缩小，未来可能呈现趋同态势。

（3）从全国均值看，经济与环境耦合水平在2000年之后保持上升的良好态势，1995―2014年耦合度从轻度失调的0.39变动至勉强协调的0.56。分区域看，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均值分别从0.45、0.43、0.37、0.33变动至0.6、0.55、0.54、0.54，东部在2005年之后与其他区域间的一直保持较为明显的差距，而西部增速较快，截止2014年，其耦合水平与东北部和中部基本持平。

4.2.2 3E系统耦合

表3给出了1995―2014年各省区耦合度的计算结果，图2d描绘了3E耦合时序变动的动态演化趋势，可以发现：

（1）从各年度全国均值看，耦合总体呈缓慢上升态势，从0.26上升至0.48，增幅为85%，由中度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耦合绝对水平较低，截止2014年仍未实现由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跨越。

（2）从四大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耦合度分别从0.3、0.28、0.25、0.23变动至0.56、0.46、0.46、0.44，增幅分别为87%、64%、84%、91%，各区域耦合水平均保持逐步上升且呈“U”型状态，其中东北增幅最低，而中部和西部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幅较大。此外，除东部外三大区域耦合差距逐年缩小，目前均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东部地区在2014年率先实现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跃迁，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

（3）从省域层面看，各省耦合度均呈上升趋势，省域间耦合水平差异明显。东部的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进入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但耦合水平较低，其余各省均属于濒临失调衰退区间。东北三省差异较大，辽宁省最高，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状态，吉林和黑龙江属于轻度失调衰退类。中部地区各省的差异最小，各省均在处于濒临失调衰退状态。中部和东北部能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较大，有待突破发展瓶颈。西部地区耦合态势不容乐观，仅内蒙古为勉强协调，其余省份均属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状态。

（4）从起止两个年度看，所有省区3E的耦合协调性水平都有绝对提升，但相对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动，从东至西依次减弱的态势依旧明显。由此可以明确，除个别省份外，三大区域之间的相对差异没有根本性改观。

4.2.3 2E与3E系统耦合关联性分析

由于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耦合水平的变化趋势与每个二元系统的耦合度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比较上述四类耦合值，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图3给出了四大区域三类二系统耦合度和三系统耦合度的时序拟合线及函数。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1）东部和东北的能源-环境线性M合的斜率为正但数值较小，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同时2014年耦合值的下降表明二者耦合水平可能呈逐步衰减趋势，进而拉低3E耦合。这一趋势可能主要与两地区能源综合指数递减趋势相关。两地区能源的供求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能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能力令人堪忧。

（2）东北、中部和西部经济-环境拟合曲线在2002年之后由平稳转为上升趋势，但增幅均落后于东部。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东部原本就具有自然环境的优势用以承载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考虑到东部在“率先发展战略引导下”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先试先行，其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要明显优于其它三个地区。这两个方面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性保障。而中西部经济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且在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存在明显劣势，因此这一现象当属正常。

（3）东北和中部两地区能源―经济耦合变动趋势具有相似性，1995―2002年历经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停滞不前，在2002年后开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两区域各省区的资源与能源型城市较多，但长期依靠高开采、高能耗、高污染支撑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并未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反而加重了环境破坏与众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衰退，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由此严重阻碍环境与经济以及3E系统的良性协调发展态势。

5 结 论

各省区经济和环境综合指数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良好态势，而能源综合指数在小幅波动中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此外三类指数的变动具有正或负向的相关性。虽然三系统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且三者的发展并不总能保持一致，但提升各自的发展水平却是它们的共同导向，而这一点将有助于保持三者之间的协调共进。

各大区域3E系统耦合交互作用中经济系统均表现出主导作用，为此，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十分必要。考察期内，2E与3E系统耦合度均保持不断递增的演化趋势，但绝对耦合水平较低，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无论是三类综合指数、还是几类系统耦合度，在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两类耦合优势突出，但内部省际差异比中西部更为明显，而中西部多数地区的3E耦合仍处于失调状态，耦合水平和增幅均远落后于东部。这表明近年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仍旧明显。

在系统耦合演化过程中，3E系统耦合水平的变化趋势与三类二元系统的耦合水平密切相关。这一点表现出新的现实信号是，各省区在探索耦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时，还需重点关注三系统打破原有束缚组成的综合有机体将如何通过有秩序的相互配合产生单个系统所不具备的功能，实现和谐统一、繁荣共生。长久以来，社会各界大都关注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殊不知，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效率、环境破坏与保护的博弈、以及3E协调共进与否，都已成为区域之间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差异表现。关注于此，将会更为有效地检测与制定区域发展政策。

3E系统耦合演化进程中，系统耦合值的持续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这表明未来3E系统将趋于向更优质的耦合层次跃迁，据此可知，系统耦合的增长趋势与波动规律，耦合值极限的到来以及由极限突破引致的跃迁方式，将为“环境负载”、“增长极限”、“瓶颈突破”等问题的解决提供明确而新颖的审视视角和与政策引导。

依据上述结论，笔者认为，为有效提升我国3E系统耦合水平并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各省区在探索3E良性耦合发展路径时，需结合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本着因地制宜与科学规划的思路制定相关政策。具体选择时，东部应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技术创新以带动能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东北和中部地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将有助于两地区切实摆脱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低附加值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西部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导向，特别是、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环境与生态脆弱省区，为有效防范环境与生态风险，不应片面强调GDP、投资等生产性指标。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增长和能源分布存在严重的空间错位现象，故应利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展开区域间有效的经济协作和资源整合。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张明慧，李永峰. 论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J]. 工业技术经济， 2004，23（4）： 77-80. [ZHANG Minghui， LI Yongfe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nerg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Industrial technology & economy， 2004，23（4）： 77-80.]

[2]赵湘莲，李岩岩，陆敏. 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J]. 软科学， 2012，26（3）：33-38. [ZHAO Xianglian， LI Yanyan， LU Min.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Soft science， 2012，26（3）：33-38.]

[3]. 能源消费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管理， 2013（1）： 1-10. [LI Pe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hina 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ynamic data [J].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1）：1-10.]

[4]ASAFUADJAYE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consumption， energy pr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Energy economics， 2000，22： 615-625.

[5]HONDROYIANNIS G， LOLOS S， PAPAPETROU 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ssessing the evidence from Greece [J]. Energy economics， 2002，24： 319-336.

[6]国涓. 我国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分析[J]. 商业经济， 2008（11）： 8-9. [GUO Ju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J]. Business economy， 2008（11）：8-9.]

[7]李从欣，李国柱. 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J]. 煤炭济研究， 2009（1）： 37-38. [LI Congxin， LI Guozhu.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 Coal economic research， 2009（1）： 37-38.]

[8]王姗姗，徐吉辉，邱长溶. 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的边限协整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20（4）： 69-73. [WANG Shanshan， XU Jihui， QIU Changrong. Bounds testing for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20（4）： 69-73.]

[9]李国璋，江金荣，周彩云.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4）： 50-56. [LI Guozhang， JIANG Jinrong， ZHOU Caiyun. Relation between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4）： 50-56.]

[10]LOPEZ R. The environment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994， 27：163-184.

[11]GRAINGER A. The forest transiti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J]. Area， 1998（3）：242-251.

[12]MUHAMMAD S， NACEUR K， GAZI 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an open economy： a bounds testing and causality analysis for Tunisia [J].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4， 34：325-336.

[13]ANDREONI J， LEVINSON A.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 80：269-282.

[14]MAGNANI E.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development path or policy result [J].Environmental model & software， 2001， 16：157-165.

[15]BELLO A K， ABIMBOLA O M. Dose the level of economic growth influenc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Nigeria： a tes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J]. Pakist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0，7： 325-329.

[16]赵芳. 中国能源-经济-环境（3E）协调发展状态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2009，12（12）： 35-41. [ZHAO Fang.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3E） [J]. Economist， 2009，12（12）： 35-41.]

[17]王燕军，宗跃光，孙燕红. 陕西省能源、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J]. 河南科学， 2010，28（7）： 880-884. [WANG Yanjun， ZONG Yueguang， SUN Yanho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Shanxi province [J]. Henan science， 2010，28（7）： 880-884.]

[18]周荣敏，张燕. 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实证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1（22）： 130-131. [ZHOU Rongmin， ZHANG Ya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nergy，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ystem [J]. 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 2011（22）： 130-131.]

[19]曾鸣，王亚娟.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我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6. [ZENG Ming， WANG Yajuan.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hina’s energ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ystems：based on PCA method [J]. Journal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13（3）：1-6.]

[20]⒊辛迹段德忠，余瑞林，等. 武汉城市圈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作用的时空结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24（5）： 145-152. [LIU Chengliang， DUAN Dezhong， YU Ruilin， et al.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 of coupling of the economyresourcesenvironment system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24（5）： 145-152.]

[21]郭正权，郑宇花，张兴平. 基于CGE模型的我国能源-环境-经济系统分析[J]. 系统工程学报， 2014，29（5）： 581-591. [GUO Zhengquan， ZHENG Yuhua， ZHANG Xingping. Analysis of the energyenvironmenteconomy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dynamic CGE model [J]. Journal of systems engineering， 2014，29（5）： 581-591.]

[22]郑丽琳，朱启贵. 能源环境约束下垂直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可持续增长[J]. 财经研究， 2013（7）： 49-60. [ZHENG Lilin， ZHU Qigui. Vertic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unde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7）： 49-60.]

[23]薛静静，沈镭，彭保发，等. 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和环境绩效――基于14个能源输入和输出大省的实证研究[J]. 地理学报， 2014，69（10）： 1414-1424. [XUE Jingjing，SHEN Lei， PENG Baofa， et al.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reg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14 major energy output and input provinces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69（10）： 1414-1424.]

[24]张阿玲，李继峰. 构建中国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评价模型[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47（9）： 1537-1540. [ZHANG Aling， LI Jifeng. Chinese integrated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assessment model [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47（9）： 1537-1540.]

[25]子龙，薛冰，陈兴鹏，等. 基于哈肯模型的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演化机制[J]. 生态经济（中文版）， 2015，31（1）：14-17. [ZHANG Zilong， XUE Bing， CHEN Xingpeng， et al. Evolutionary mechanism analysis of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Haken model[J]. Ecological economy（Chinese version）， 2015，31（1）： 14-17.]

[26]魏一鸣，曾嵘，范英，等. 北京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多目标集成模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2，22（2）： 74-83 [WEI Yiming， ZENG Rong， FAN Ying， et al. A multiobjective goal programming model for Beijing’s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nomy[J]. System engineeringtheory and practice， 2002，22（2）： 74-83.]

篇7

尽管中国一直致力于能源多元化、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不断研发及推广能源节约技术等，但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却是越来越高，原油对外依存度在2011年更是达到55%的新高。因此，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将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归于能源价格———即市场机制，是可以理解的。不容置疑，我国目前优先目标仍然是经济发展，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碳排放空间和相关政策。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亦是中国乃至世界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人口唯一超过13亿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和世界第一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大国，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压力会与日俱增，关注“公共物品”性质的气候变化将是中国能源安全领域持续关注的焦点。

2从强调能源数量到强调能源结构

中国的能源安全一直都是强调数量多于结构，煤炭储量丰富就充分利用;石油、天然气、铀矿等储量相对不足，与之相对应的是石油、天然气和核能比例一直都是远低于煤炭;水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受限于环保、资金、技术、市场等制约，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现实的表现就是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强调能源结构意味着增加石油、天然气、核能等的比重，尤其是提高生物能、风能、太阳能、水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风险成本是可控的，减少的煤炭开采量也可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种储备。通过开发新能源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增加清洁能源供应，降低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逐渐形成能源供应和消费的低碳化是能源结构优化的终极目标。

3提高能效和推广节能技术

提高能效和推广节能技术可以在既定的能源消耗甚至是更少的能源消耗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向集约转型的表现，也是产业高级化、合理化升级换代的一种表现，更是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根本体现。只要能源消耗降低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也将相应减少，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未来类似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低碳经济背景下能源安全战略选择

低碳经济背景下能源安全战略是兼顾经济发展和降低碳排放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它将集约型经济发展与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将能源利用低碳化和高效化作为能源安全的既低碳又经济的最佳选择。

1提高能效

将提高能效置于发展低碳经济和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位置。能源高效利用不但对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更是应对能源储备不足和能源利用高碳排放的根本性举措之一。低碳经济要求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低碳产业的茁壮成长，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减少经济运行中化石能源消耗。

2优化能源结构

我国经济在2012年处于低位运行，但也高于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属发展速度最快之列;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率的快车道，产生了旺盛的能源需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给低碳排放和无碳排放能源提供了良机。

(1)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在广大农村为秸秆、牲畜粪便等能源化利用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每年农户大量焚烧秸秆不但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影响交通出行，而且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农户购买煤炭作为燃料，却将牲畜粪便等有机物随意排入河流沟渠等;许多偏僻的山区经济落后与太阳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能源中的一种与数种较为丰富并存。因此，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水能、风能、生物质发电、沼气等，可以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篇8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系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正确认识能源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深入把握当前我国能源供给现状、科学规划能源发展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数据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就宏观经济运行与能源产量、各类能源产量以及能源缺口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评价。所涉及数据为：①国内生产总值（LGDP1）、能源生产总量（LE），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2005年；②国内生产总值（LGDP2）、煤炭产量（LC）、石油产量（LO）、天然气产量（LN）、水电产量（LH），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2004年；③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LRGDP）、能源缺口量占能源总产量比重（LEG），时间跨度为1992年至2005年。（以上数据均选取对数值）。

1.ADF检验

根据数据处理需要，采用ADF检验，对所涉及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做相应处理，以消除虚假回归。经检验（见表1），所有数据均满足协整分析要求。

表1 ADF检验结果

数据说明：***代表1％的显著水平，**代表5％的显著水平，下表同。

2.Granger检验

根据数据处理需要，采用Granger检验，对以上三类变量内部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根据检验结果（见表2），LGDP1变动会引起LE变动，LGDP2变动会分别引起LC、LO、LN变动，LRGDP变动会引起LEG变动，但LGDP2却与LH之间不存在这一关系。

表2 Granger检验结果

3.协整检验

在ADF检验、Granger检验的基础上，采用EG检验进行协整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长期稳定性（见表3）。

表3 协整方程系数估计结果

同时，再次采用ADF检验，对协整方程（1）至（5）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经检验（见表4），除方程（4）外，其余4个方程均为平稳序列。即，LGDP1与LE，LGDP2分别与LC、LO，以及LRGDP与LEG之间的因果关系，具备长期稳定性。

表4 协整方程系数估计结果

分析表3中的DW值可以发现，协整方程（1）至（3）的误差项存在正自相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能源产业经济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致使协整方程中部分重要解释变量有所忽略造成的。这里引入广义最小二乘法，在协整方程中加入自回归项AR（1）、AR（2），对这一影响进行滤除。表5表明，通过添加自回归项，协整方程误差项的自相关问题得以解决，同时，经调整后的协整方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标准误差有所下降。

表5 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二、基本分析结论

依据协整分析结果，我国能源供给的宏观经济影响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从长期看，国内生产总值变化会引发能源生产总量,以及各类能源产量的变化，且其变化方向是一致的。同时，受我国能源结构比例影响，GDP对于煤炭产量的影响要高于对石油的影响。

其次，从短期看，能源生产总量、煤炭产量、石油产量均会受到自回归项影响，其中滞后一期的AR（1）对能源生产存在正向影响，而滞后二期的AR（2）则对能源生产存在反向影响，且滞后二期系数的绝对值小于滞后一期的系数，这说明我国能源生产具有很大的惯性。因此，在经济增长和能源生产惯性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年能源生产总量、煤炭产量和石油产量都将会持续增加。

再次，我国现阶段能源生产缺口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升，缺口会逐渐缩小。通过能源进口，可以弥补由于能源生产不足造成的缺口。

200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能源需求呈现出大幅攀升态势，能源缺口量不断提升（见表6）。造成这一现实情况与以上协整分析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文仅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能源供求情况，而未涉及价格因素，但在现实中，由于我国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能实现完全市场化配置，扭曲的能源价格不能直接反映能源供求情况，致使能够被经济增长弱化的能源缺口不降反升，从而抑制了能源供给的提升，造成现实数据与协整分析的不一致。以石油价格为例，目前我国原油价格已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而国内成品油价格却仍由国家发改委调控，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的价格自主调控范围很小。因此当国际油价上涨时，国内原油价格随之调整，但成品油价格却滞后于这一调整，造成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严重影响了国内企业成品油的生产能力。

表6 2005年至2006年我国主要一次能源缺口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7》有关数据整理，省略。

三、主要政策建议

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对能源供给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加大，能源消费需求将不断提高。为此，迫切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能源供给的关系，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的能源供求保障机制。

1.完善能源供给结构

只有充分利用各种可以规模利用的能源资源，才能优化能源结构，满足未来能源需求。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化石能源的优质化，现在又开始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向更高层次的能源优质化推进。我国能源也需要走多元发展的道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增加石油供应，显著提高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努力做到新增能源供应以高效能源、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或无碳优质能源为主。

2.理顺能源价格机制

各种常规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大都是不可再生资源。能源价格应当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反映市场供需状况，反映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成本，这样才能向各类市场主体传递正确信号，从根本上促进能源节约和合理利用。应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逐步与国际能源市场互接互补；还应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体现资源所有者、使用者和公共环境保护者的权利与义务，促进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弥补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

篇9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0－2010年份中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新能源(水电、核电、风电)消费数据和传统矿物能源消费量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数据如表1所示:

三、新能源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篇10

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Q=AF(K,L,R)式中:Q表示总产出;K表示投入的资本;L表示投入的劳动;R表示投入的自然资源;A表示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表示生产函数关系。但在以往的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通常将R要么视为常量忽略不计,要么将R合并在资本K中,没有将能源单独作为一个变量来研究其与增长的关系。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强调的是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由于能源的稀缺性因为生产力低下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关注。大多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源在生产中占有相对较不重要的地位,它是由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一个中间变量。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能源的紧缺才因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表现出来,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才被经济学家们充分关注。能源问题在理论上的研究可以追索到上世界70年代早期“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研究。

在其最具代表的《增长的极限》中,他们着重强调了能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后,是Rashe和Tatom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他们力图寻求能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过程的基本规律,定量地描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精确的作用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互补关系;另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能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源供给约束及价格刚性等问题,使得研究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没有现实意义。不同的研究都说明虽然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必须依赖于四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但各国的发展途径是不同的,即各种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ObasJohnEbohondui对坦桑尼亚和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能源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学者赵丽霞、魏巍贤将能源作为新的变量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的结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能源存在依赖性,即大量的能源投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首先,经济增长促成了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的开采、加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发展能源提供了资金保证。其次,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耗竭及能源生产、利用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却也严重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有双层含义,一方面,经济增长意味着大量生产,而越大量的生产需要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的投入,因而也就有更大量的废弃物排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还意味着高附加值技术的引入,通过技术的引入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促成产业的升级转换,使产业向污染较少,技术集约程度高的产业转变,这一切将减少单位产值的投入量和废弃物的排出量,从而缓解以至解决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与无限的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缓解以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能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得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然后,进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的计量分析,测度能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探求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深层关系,提出发展我国能源经济的战略性措施建议。

二、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1.能源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当前,能源短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理清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制定有效的能源管理战略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在格兰杰模型中,检验的程序是决定因变量的加入是否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它仅采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滞后值。为检验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运用下面的两组回归方程:ΔYt=∑mi=1α1iΔYt-i+∑mi=1α2iΔEt-i+Ut(1)ΔEt=∑mi=1β1iΔYt-i+∑mi=1β2iΔEt-i+Vt(2)其中Yt=Yt-Yt-1;Et=Et-Et-1;Yt为国民生产总值;Et为能源消耗。则方程(1)和(2)提供了以下四种可能的因果关系:a.如果∑mi=1α2i≠0且∑mi=1β1i=0,Et对Yt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b.如果∑mi=1β1i≠0且∑mi=1α2i=0,Yt对Et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c.如果∑mi=1α2i≠0且∑mi=1β1i≠0,Et与Yt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d.如果∑mi=1α2i=0且∑mi=1β1i=0,Et与Yt间没有因果关系;我们运用1961———200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于1994年和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在滞后3、4、5期内均以格兰杰方式引致能源消耗E,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能源经济建设的步伐落后于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的实际国情相一致。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1992世界能源资源调查》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我国的能源经济建设长期以来都在受能源供应的制约。尤其是80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急增,能源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这在我国的主要能源部门煤炭行业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明显。以至于国家作出了大力发展乡镇煤矿,尽快解决我国煤炭能源短缺问题的决策。大力发展乡镇煤矿一定的时期内确实是解决了煤炭短缺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乡镇煤矿、个体煤矿的乱采、乱掘,煤炭回采率非常低,一般仅能达到10%左右,有的更低,甚至越界、越层开采,严重地破坏了有限的煤炭资源。虽然从市场上来看,煤炭存量不少,但煤炭资源的有限性和开采的有效性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乡镇煤矿的开采技术往往比较落后,而且机械化程度低,安全设施简陋,再加上不考虑煤炭的回收率,因而成本较低。这对国有大中型矿井的冲击很大,不合理的竞争使国有煤矿企业在90年代后期举步维艰。再加上煤炭行业本身的一些特点,一时间,煤炭企业的发展成了经济建设中的一件重要大事。我国的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长期来看,对能源的需求是必然的。但如果解决不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迟早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协调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能源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分析在此,我们依据已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解释变量来对能源与经济增长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我们从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开始:Y=AKαLβRγ(3)两边取自然对数,我们得到:lnY=lnA+αlnK+βlnL+γlnR(4)方程(4)对时间进行求导,得dYdt1Y=αdKdt1K+βdLdt1L+γdRdt1R(5)增加满足标准假设的常数项和误差项,方程(5)可以写成如下形式:YT=c+αKT+βLT+γRT+Ut(6)其中,dYdt1Y=YT,dKdt1K=KT,dLdt1L=LT,dRdt1R=RT方程(6)中的四项表达式分别代表经济增长率,资本、劳动、及能源。因为方程为对数形式,所以系数“α”、“β”、“γ”分别为资本、劳动及能源对产出的弹性,常数“c”用来反应Hicks中性技术进步可能的生产率。

由于资本存量的数据不能获得,因此我们运用可获得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下面就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及能源消费总量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如表2。表中:Y:基于1990年价格的实际GNPK: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就业人数R:能源消费总量根据方程(6)运行SPSS得结果如下:YTt=0•068-0•068LTt+0•232KTt+1•437RTt(2•894)(-0•199)(2•544)(3•515)R2=0•785F=12•552从R2值判断建立的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系数为正,并且统计显著。但是,劳动力系数为负值且其统计显著性较低,这可能暗示,我国实际劳动力的统计数据可能有较大偏差。但对我们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能源的回归系数具有预期效果且统计显著。能源的弹性系数为1•437,即能源供给增加1%将导致经济增长1•43%。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发展能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能源与经济的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严格的双向因果关系。能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但并不是说发展能源就一定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发展能源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发展能源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协调发展。

1.努力改变观念,防止顾此失彼发展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在宏观上要处理好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能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全面考虑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发展经济不可忽视能源的影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应实事求是,制定经济增长政策要充分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发展水平。注意对关键影响因素的积极扶持,防止薄弱环节对整体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大体协调,略有不足但还不至影响大局。

不过,若从长期来看,能源问题就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处理好能源的结构问题,在大力改造传统能源产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各种新能源,提高能源产业的科技含量;其次要处理好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坚决制止各种短期行为。其二,发展能源不可脱离经济增长实际。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一方面,经济增长可以为能源的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还是能源的最终消费源。因此,发展能源既不能滞后于经济增长,也不能过分超前于经济增长。这些在我国都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只有保证能源既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又不相对过剩,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篇1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全面迅猛的发展。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能源的大量消耗。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0.3%，超过了美国19%的全球比重。能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从而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国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一系列措施。本文通过对基于行业下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提出相应的行业发展及能源有效利用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相对较多，但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倾向于它们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国外，J.R.Moroney①探讨GNP与能源消耗的关系时发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人均能源消耗的增加不会带来人均经济产出的同比增长；Yang、Glasure和Chang②③等也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在国内，郭怡④通过对福建省1978—2007年能源消耗总量EC和GDP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者是单向因果关系；徐小斌、李传昭、徐锦绣、徐小凤⑤基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1986—2005年）分析，得出了中国东部地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较之西部地区更为密切的结论；肖涛、张宗益⑥以我国1990—2008年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得出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都存在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认为，存在着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六个主要行业1996—2009年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得出各个行业单位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不同的拉动作用，这对于我国合理调整行业结构，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的选择

面板数据模型分为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为了确定采用哪种模型，常用协变分析进行检验，即主要检验两个假设。

假设1：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

H1∶yit=α+xitβ+μit （1）

假设2：斜率在不同的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

H2∶yit=αi+xitβ+μit （2）

检验假设1的统计量为：

■ （3）

检验假设2的统计量为：

■ （4）

其中S1为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2为变截距模型残差平方和，S3为无个体影响模型残差平方和。若接受假设1，则采用混合模型；若拒绝，则需要检验假设2，若接受假设2，则采用变截距模型，若再拒绝，则采用变系数模型。

情形2和情形3又分为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两种，这时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采用哪种形式。豪斯曼检验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是：

H3：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H4：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如果接受H3，则需建立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反之，则需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考虑到对数化不仅不会改变变量间的固有关系，而且还能消除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结合面板数据的一般形式，本文建立GDP与能源消耗量（EC）之间的双对数模型：

lnGDPit=α+αi*+βiln（ECit）+uit （5）

式（5）中，GDPit代表第i个行业第t年的生产总值；ECit代表第i个行业第t年的能源消耗量。α为六个行业的平均自发GDP，αi*为第i个行业自发GDP对平均自发GDP的偏离，βi代表线性趋势项的系数，即第i个行业单位能耗的GDP，uit代表随机干扰项。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我国六大行业1996—2009年的数据为研究数据，其中六大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批发与零售贸易与餐饮业、其他行业，其中其他行业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为了研究的方便，依次用代码：NLMY、GY、JZ、JY、PLC、QT代替。行业的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所采用的单位是亿元；行业的能源消耗量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年鉴—2010》，所采用的单位是万吨标准煤，用字母EC表示。

为了提高模型的有效性，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对六大行业1996—2009年GDP与EC分别取对数、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后的检验结果如下表1。

由表1知六大行业的GDP、能源消耗取对数的数据及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均不平稳，而二阶差分后的数据均平稳，因此LN（GDP）、LN（EC）均为二阶单整，满足协整研究的前提条件。然后还需要对LN（GDP）与LN（EC）进行协整关系检验，以确定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Kao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如下表2。

检验结果拒绝了非协整的原假设，说明GDP与能源消耗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实证结果

运用EVIEWS 7.0软件，对模型（5）进行估计，得出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1=0.9000，S2=1.1576，S3=36.4314，再由式（3）、（4）可得出统计量F1=284.2512，F2=4.1216，且F2>F0.05（10，72），F1>F0.05（5，72），因此应建立变系数模型。而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36.600607，对应的概率为0.0000，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综上，本文应建立固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下如表3：

由表3可知，各个行业的截距项和单位能耗GDP均不相同，本文主要考虑单位能耗GDP。单位能耗GDP不相同，说明了各个行业单位能耗对GDP的拉动作用不同。其中单位能耗GDP较高的是其它行业和建筑业，其它行业一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可以产生1.926218亿元的GDP，建筑业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可以产生1.749906亿元的GDP；单位能耗GDP较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农林牧渔业一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只能产生1.274422亿元的GDP，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一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也只能产生1.482499亿元的GDP。由于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对能源的需求量相对较低，而利润相对较大，因此单位能耗的GDP相对较高；而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电、石油、煤炭等能源，且GDP的产出相对较低，因此单位能耗的GDP相对较低，这与现实是相符合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由表2可以清楚看到，我国六大行业每个行业的单位能耗GDP都为正数，且都大于1。这说明一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消耗量必然会推动一亿元以上GDP的增长，表明我国能源对GDP具有很明显的拉动作用。

第二， 其它行业和建筑业单位能耗的GDP较大，而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单位能耗的GDP较小。这说明金融业、 房地产业、 建筑业在同样的能源消耗下对GDP的拉动作用大，而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同样的能源消耗下对GDP的拉动作用小。

第三，由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各个行业的能源对经济增长的截距项各不相同。这与我国六大行业起步条件、基础状况以及国家的行业、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二）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能源的过量消耗会造成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从而反过来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了在减少能源消耗同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行业结构， 加快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行业的发展，适当放松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行业的发展。从以上分析可知， 单位能耗的GDP， 其它行业、建筑业较高， 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仓库和邮电通信业较低， 这样的调整有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在减少能源消耗的同时， 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体系， 引导地方政府将经济发展由总量扩张为主转向质量提高为主，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为主转向集约型增长为主， 工业化从规模扩大为主转向结构升级为主。

第三， 提高科技水平， 改善能源利用率， 增加单位能耗的GDP。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 但是不能过度的消耗能源， 我们可以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来减少能源的消耗。坚持依靠科技进步降低单位能耗， 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保持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 大力发展新型能源。根据我国的实际， 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新型能源， 这些能源不仅比较干净， 还可以克服煤、油、气常规能源具有的污染环境和不可再生的缺点。

参考文献：

①Moroney J R. Output and energy：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J]. Energy，1989（10）：118

②Yang H Y. A Note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DP in Taiwan[J]. Energy Economics， 2000（22）：309—317

③Cheng B S， LaiTW. An Investigation of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aiwan[J]. Energy Economics，1997（19）：435—444

④郭怡.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基于福建省的实证分析[J].实证分析，2008（8）：141—142

⑤徐小斌，李传昭，徐锦绣，徐小凤. 中国东西部省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5）：132—134

⑥肖涛，张宗益. 基于协整与VECM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1990—2008年[J].软科学，2011（2）：7—10

⑦易丹辉.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与应用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50—251

篇12

一、引言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正如罗森伯格（Nanthan. Rosenberg）所说：“回顾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居于首位且最重要的可能是日益扩大的能源使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自石油危机以来，研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究竟是经济发展领先于能源消费还是能源消费促进着经济的增长，一直是经济家和政策分析家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政府能源政策的制定。然而关于能源消费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性方向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最早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研究的是Kraft，他（1978）使用美国1947—1974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美国存在GDP到能源消费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然而，Akarca and Long（1980）利用原来的数据，只是增加两年的样本，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GDP与能源消费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Yu和Choi（1985）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能源经济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发现韩国存在 GDP 对能源消费方向的因果关系，而菲律宾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美国、英国、波兰 GDP 与能源消费不存在因果关系。Yu 和 Jin（1992） 对美国研究发现能源与经济二者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Stern（1993）使用 4 变量（GDP、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美国 1947—1990 年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因果关系检验。Stern 发现虽然不存在总能源消费到 GDP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但若对最终能源消费测量根据燃料构成进行调整，就会发现能源消费和 GDP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Stern（2000）进一步使用单方程静态协整分析和多方程动态协整分析法扩展了自己 1993 年的因果关系分析，发现能源在解释 GDP 中具有显著效果。Ghali 和 El—Sakka（2004）使用新古典生产C—D函数，考虑资本、劳动力、能源的三要素投入，分析加拿大能源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发现存在能源到经济产出的双向因果关系。Wei（2007）同样利用C—D形式的生产函数分析了能源效率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07 年，Mehrara利用了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技术检验了 11 个石油输出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存在着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单向强格来杰因关系。

我国内地主要研究文献有：赵丽霞、魏巍贤（1998）在C—D生产函数引入了新的变量能源消费，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林伯强（2001）以劳动力、资本、能源消费三要素为生产函数，应用协整分析和VCEM模型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对其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卢万青（2002）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过程中几个实物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能源消费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杨冠琼（2006）以山东省为样本，通过对能源消费变量和产出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两者互为因果的结论。吴玉鸣和李建霞（2008）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2002—2005年中国省域的能源消费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对省域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正。王锋等（2010）利用“脱钩理论”论证了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当前所存在的关系。为构建实现红过能源消费脱钩管理模式、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由以上的研究成果可知，各国就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不同模型的建立和样本时间段的选取都会验证出不同的结果。本文将采用生产模型，对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在经济学中，生产函数是表示生产投入与生产产出之间技术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传统地，一个地区的生产函数关系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齐次方程式表示：

Y=AKαLβ（4-1）

式（4-1）中α，β是资本份额与劳工份额的弹性系数；A为技术进步，包括结合性和非结合性的技术进步。上述C—D生产函数在解释生产过程中只考虑了两个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但是在当今社会，由于能源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日渐增大，在研究生产过程中忽略能源的影响将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所以有必要对C—D生产函数加以改进。

首先分析总量模型在此将C—D生产函数进行扩展，以GDP作为产出量，即被解释变量，将以下参数作为解释变量：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量，以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以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量。则扩展的C—D生产函数为：

GDP=AKαLβEγeμ（4-2）

其中，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为就业人数，E为能源消费总量，A，α，β，γ为未知参数，根据C—D函数的假定，一般情形是0

由于C—D函数是非线性的，通过对数变换可以使之线性化。因此对（4-2）式两边取对数，则有：

LnGDP=lnA+αlnK+αlnK+βlnL+γlnE+μ（4-3）

令Y=lnGDP，■=lnA，■=lnK，■=lnL，■=lnE，则有：

Y=■+α■+β■+γ■+μ（4-4）

其中α、β、γ分别为资金、劳动投入和能源消费对GDP的增长弹性。

其次分析增量模型：对（4-3）式求时间t的导数，则：

■

（4-5）

增加满足标准假设的常数项和误差项，（4-5）式变为：

Yt=C+αKt+βLt+γEt+Ut（4-6）

其中， ■ = Yt， ■ =Kt，■=Lt，■=Et。式（4-6）中Yt、Kt、Lt、Et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值率、劳动增值率及能源增长率，常数C用来反映Hicks中性技术进步可能的生产率。

根据1991—2011年期间我国的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人数以及能源消费量的相关数据，利用EViews6.0计量分析软件，用OLS方法对（4-4）式进行分析，结果表示如下：

Y=-8.121415+0.583204■+0.17811■+1.04298■

从R2=0.997455可以判断建立的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劳动力投入系数和能源消费系数为正，符合实际情况，DW=1.324235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果：我国的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能源消费与经济的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能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但并不是说增加能源投入就一定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增长。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能源供给或能源消费之间的协调发展。

1、确保能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虽然大体协调，能源供给略有不足，但还是出现了阶段性、地区性、结构性的能源供给“短缺”，从而限制了能源消费。出现这种情况，有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不准、能源管理体制不顺、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在大力改造传统能源产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各种新能源，提高能源产业的科技含量；同时要处理好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坚决制止各种短期行为。

2、确定合理的能源发展战略

正如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所指出的：“必须坚持把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经济、清洁、可靠、安全的能源保障，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支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Barbier.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 [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1994

[2]Boyce. Scarcity Resource Price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Growth[J]. Land Economics，1996 （72）

[3]Valente. S.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Renewable Resources a-

nd Technological.

[4]Progress [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05（1）

[5]Solow， R， M. Intergenerat-

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

[6]赵丽霞，魏巍贤. 能源与经济增长模型研究[J]. 预测，1998（6）

[7]黄飞. 能源消费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J]. 能源研究与利用，2000（3）

[8]林伯强. 中国能源需求的计量经济分析[J]. 统计研究，2001（10）

[9]林伯强.结构变化效率改进与能源需求预测—以中国电力行业为例[J].经济研究，2003（5）

[10]林伯强. 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 2003（11）

篇13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046-0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地雾霾危害的加剧，国家对相关环境污染现象的严防厉惩，给能源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可以说，能源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指标。如今，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能源消费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所以，本文以广西2000―2014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广西能源消费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目前，有很多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全国和省域范围上的区别。例如，陈书通（1996）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增长必然会引起能源消费的变化[1]。陈榕（1998）以福建省为例，指出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经济增长对其能源消费有很强的依赖性，能源消费支持着经济增长[2]。崔明欣、刘超（2016）通过选取中国东北三省1990―2013年的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

二、实证分析

1.数据的来源及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2000―2013年，频率为年度，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采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衡量指标。本文分别用lnGDP和lnE代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

2.序列平稳性检验。其实，平稳性检验方法有很多种，而单位根检验是检验序列是否平稳的一种最为常用的方法。在单位根检验中如果有单位根的存在，则认为序列是不平稳的。本文所有的检验都是在Eviews7.2条件下进行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原变量都是不平稳的，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后所得的变量同样也是不平稳的，而对它们进行二阶差分后所得的变量都是平稳的。

3.协整检验。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知，两个变量是二阶单整的，它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所以，本文运用EG两步法来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EG两步法的思想可知，如果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则认为它是平稳的，也就是它们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lnGDP和lnE的二阶差分存在协整关系。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它们两者之间到底是谁先变化谁后变化并不知道，所以为了弄清楚这种先后关系，需要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能源消费是广西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政策建议

如果想要让广西经济持续迅速地发展，就需要充足的供应能源。因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影响，但是也要注意利用先进技术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减少对能源的过度浪费，促使能源的合理消费。在短时间里，加大能源投入会刺激广西经济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反而会对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能源消费要适度，超过一定的水平可能会不利于广西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