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经济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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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民族环境习惯法 传统法文化 法律信仰 价值理性

【英文关键词】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Legal faith; Valuable reason

【正文】

在广大民族区域的不同历史分期，民族环境习惯法总是异彩纷呈，生长繁茂，彰显着民族环境习惯法所独有的人文魅力和丰富的法文化内涵。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已被推向深入的今天，国家制定法层面的环境法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获得了强势“话语权”，而与此同时，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诚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习惯法与制定法在各个国度、各个历史阶段，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状态之中：习惯法越是强大的古代社会，制定法越是微弱；制定法越是壮大的现代社会，习惯法越是衰弱，民族环境习惯法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边缘地带。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这种生存状态源自迅速发展的国家制定法的挤压和侵噬，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法律对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的背弃。试想一下，人类在一套背弃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的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而仅靠科学逻辑、世俗功利追求和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控制而获有生命的法律规则体系的指引下，将会面临一个多么离奇和不可想象的前途，若不及时还回法律应有的精神灵光，等待人类的便是一个罪恶的万丈深渊！现代法律必须迷途知返，找回已远去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理性。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民族环境习惯法作为传统法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所承载的诸多价值和可能贡献并不会因其被边缘化的命运而遮蔽，相反，在相关理论的反思和追问中，民族环境习惯法所蕴含的内在机理及对法律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将逐步显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指日可待。然而，民族环境习惯法之“进”必然造成国家制定法之“退”。因此，当国家制定法方兴未艾之时，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仅仅在粗浅层面的认识和论说不仅无法为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提供充分理由，而且将会加剧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对抗和挤压。同样，若不探究国家制定法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任其一路高歌，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态仍然不会有所改变。这就必然要求不但对国家制定法的弊病进行深度和全面剖析，同时也需对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贡献进行深掘。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重回法律精神的信仰和还原法律的价值理性等三方面的思考，反思和批判现代国家制定法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精粹，以实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进而建构一个更为真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环境法。

一、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一

西方法文化发展至今，作为主导形态的法律实证主义忠贞不渝于这样一个信条：虽然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可能反映道德和政治选择，但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或者概念上的联系；有效的法律并不需要具有道德性。[1] 不仅西方法律实证主义创始人奥斯丁阐述了“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优缺点是另一回事”这一基本观点。哈特的思想更是达到极致，认为“对法律概念或涵义的研究不同于对法律产生的原因或起源的历史研究，不同于对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于用道德、社会目标、功能或其他标准对法律所作的评判或评价”[2]，因而，法律体系更似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其自足性无需摄取体系外因素的养分。不仅如此，在这一自足法律制度体系的“权威下”，习惯被认为从属于立法，因而习惯法可能被法规剥夺其法的资格。[3]缺乏社会道德考量的法律实证主义乐此不疲于其自足的王国，但在面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时，却日渐力不从心。法律实证主义只关注经济立法与规制的自足而无视经济立法与规则的外在因素，只关注技术入法的自足性而无视技术的负面之害。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继而成为现代文明辉煌的统治与核心。而事实却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功利”性自足规则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类引入与自然、社会伦理相决裂的冰火时期。于是，西方后现代话语开始怀疑并逐渐反思“为什么在我们时代给出一种有关社会进步以及我们制度意义的连贯叙得如此艰难？”[4]这种怀疑和反思的结论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法律不能作为独立自足之物而置身度外。在一个崇尚经济之快与科学技术癖嗜的时代，法律不能是经济、政策、功利、技术的奴仆，而更应坚守其道德之根本性。在倡导逻辑和科学的实证主义那里，“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讲话”[5]，因而，对道德和传统的忽视注定实证主义“是天真而狭隘的”[6]。“实证主义单纯重视认识对象而无视认识主体、单纯强调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作用而抹杀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功能、单纯推崇事实而忽视价值”，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7]

在中国，外源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使现有法律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几乎完全决裂。工业文明的兴起是西方法律实证主义渗入我国的重要条件。因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法虽自成体系且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在工业文明日盛的现代社会，以“形式的或者经济的‘期待’来衡量，它却是不尽合理的”[8]。而“更重要的是，一向决定着中国法律发展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中国古代法发展趋向本身，都是与形式法律的发展背道而驰的”[9]。受以形式、自足为特征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直接影响，通过国家立法产生并标榜经济、科技、效率等价值的法律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中获得了绝对权威，而中国古代法因其无法承受助益工业文明之大任而只能被迫退居幕后，直至销声匿迹。结果，悲剧发生。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上演了人与自然、社会道德伦理冲突的中国版本：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加剧、功用主义盛行、技术统治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与对抗有增无减等等。实证主义自身弊端暴露无遗。而要克服中国版本的实证主义在法制领域里的先天不足，只有两种途径可循，即，要么全盘摒弃，重拾作为自然秩序和谐手段的中国法文化；要么通过发掘中国法文化的合理部分来抵制、消弭其漏弊，达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而第一种途径显然在我国现今社会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全盘性解构必然面临解构之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制度依赖的空乏，且为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不许。这样，只有第二条途径可供选择。而选择第二条途径必将引起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和挤压。在这种意义上，“法律改革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法律问题最终变成为文化问题”。[10]法律变革的当务之急便是法律的文化识别和选择，无论这种识别和选择的进程如何艰难，扼杀法律实证主义的梦魇而重释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本质及籍以指导我们当如何行为的机制的本质显然十分必要和紧迫。

在识别和选择中，中西文化形态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就中国传统法文化言，悠长的历史轨迹勾勒出了一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秩序和睦为轴心的画卷。中国文化关于社会、人生、自然、宇宙等事物都有自己的独到认知。这种认知的核心就是“和”。“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11] 如，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思想；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思想；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的思想；等等。“和”的思想与西方文化旨趣迥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和立场，也直接影响并形成中国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自然秩序的和谐。而就西方法文化来说，一方面主客二分的主导范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另一方面，强调利益分配、形式正义以及资本主义之后对经济和技术的热衷“追随”使法律飘摇游离，迷失了方向。显而易见，抵制西方法文化的弊端，回归以维护自然秩序的和谐为目标的中国法文化传统是我国法律发展和变革的主要方向。只有如此，才可实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然而，传统法文化的回归需要我们置身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田地之中。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籍以生长传统法文化的两块沃土——历代国家制定法和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中，历代国家制定法已全然让位于西方法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制定法，因而丧失了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空间。找寻官方颁布的法律中的法文化传统只能寄希望于“死去”的古文本典籍。但令我们欣慰的是，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依然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再生、延续的沃土。作为民间习惯法的重要形态之一，民族环境习惯法[12]同样在现代制定法疯长和蔓延的缝隙中顽强生存了下来，为我们找寻传统法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仅如此，民族环境习惯法所承载的传统法文化源于各民族地区先民们对自然的体验、认识和情感，直接体现先民对自然万物自有秩序的认知，因而也最为深刻地表达了自然秩序和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因此，找寻民族环境习惯法中传统法文化的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说，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进而建构中国传统法文化主导下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制度形态，民族环境习惯的重生不可或缺。

二、重塑法律信仰的精神品格——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二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人类步入法制文明社会之后，信仰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支撑人类对精神和价值王国的虔诚追奉。在西方，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就已开始对伫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上的真理王国的发现之旅。在柏拉图那里，法律的合法性正是建立于对终极真理矢志不渝的信仰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是对宇宙万物的目的性和终极性——善的渴望，因而，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应将人类引向普遍的善，即法律的目的必须服从对善的道德性选择，否则将是不正义的恶法。自奥古斯丁开始，神学与世俗权力的结盟引导法律忘我于对彼岸世界的朝圣之途，“信仰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在不同的目标中进行正确的选择，用崇高神圣的目标取代世俗的目标”[13]，因而世俗法律必须符合源自上帝理性的自然法。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中，真正的法律是上帝给人类的恩典，必须是铭刻在人的心灵和意愿之中。这样，上帝洒向人性的神光指引人类战胜痛苦和恐惧，并达到最终的完满。自托马斯·霍布斯始，上帝之爱因法律的世俗化而被消解，对产生宇宙的能力的敬畏和困惑的情感——自然主义宗教又是利维坦世界中信仰的目标。信仰的自然主义倾向瓦解了上帝的本体论，人类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进而转变为一种对自然功能的认识和态度，但这种权威的转变丝毫没有影响到利维坦世界中世俗法律信仰自然法则、理性力量的信心。因此，法律尽管是主权者的命令，但必须在符合自然法则——生命、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才是可靠的。在康德那里，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一种方式或工具，必须要服从于自然界普遍的道德法则这一“绝对命令”。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走出“他治”而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也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从强制性法律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走向世界范围的人类伦理共同体。[14]黑格尔也同样论述了信仰和理想之于法律合理性的绝对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法律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信仰理性的存在与认识的原则，这是法律的“伦理生命之所在”。只有法律拒绝成为单纯的意义浅显的事实问题，拒绝成为展示强者混乱而武断的意志的空洞工具时，它才能成为合理的法律。[15]在法律发展的这一历史脉络中，信仰始终伴随左右。虽然信仰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但不管是纯粹理性、善，还是上帝、自然理性，抑或是道德法则、法之伦理，都为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关切指明了皈依和献身的目标。因此，法律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产物，而是被深深烙上有关终极意义的各种价值印迹。不乏信仰的法律不仅能凸显其解决纷争、分配权利的工具性价值，也能确保其工具理性不会逾越人类终极关怀所设定的实质理性的边界。

然而，法律功利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思想的盛行不仅宣告了尼采之后上帝在法律王国的彻底“死亡”，而且使实质理性、道德法则等上帝之子被绞杀于须臾之间。代之而兴盛的“现代法律纯是世俗的、合理（即合功利性目标之理——笔者注）的，是用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而与生活终极意义一类观念无涉”。[16]法律只关心自己的工具、程序性事务，而上帝、道德、理性均为虚无之物，统统不予关注。法律没了信仰，唯“利”是图。主体与客体、实然与应然对立的二元模式随之产生并主导西方社会人们的认知模式，法律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如此一来，仅凭工具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爱戴？”[17]缺乏灵魂的纯粹功利性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无能日渐凸现。各种严重犯罪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人们大多急功近利、忽视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法律的这般修为，我们怎能有勇气说人类社会尚处不断超越和进步的过程之中呢？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对人们心灵的洗涤和行为的引导使儒家思想的伦理精神沉淀为华夏民族社会生活所遵循的普遍性道德律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离不开儒家精神的包裹，儒家精神就是道德化的法律，而法律就是儒家精神的道德律令，二者在很广泛的意义上共生共存。就社会个体而言，对法律的道德信仰和对道德的律令服从也同样融为一体。信仰儒家道德精神的中国古代法律在王朝更迭的历史沧桑中始终没有迷失方向，因为它在解决纠纷、分配利益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追求。儒家思想培养了中国人较为持久的信仰品格。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反思信仰。可是，不久前西方法文化的植入割断了我们赖以信仰的一切基础。在我们今天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多少我们的传统体现出来，“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18]于是，我们必须穷自己之力以获取信仰的重生，并以重生的信仰改造舶来的法律，使法律始终面向信仰所指的方向。而如何才能获取信仰的重生呢？我们发现，在现有法律体系的边缘，若隐若现的各类民间习惯法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传统伦理精神的信仰。首先，民间习惯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生活和法文化思想的现代延伸，是重获基于我们固有文化价值信仰的“活化石”；其次，民间习惯法本身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国家制定法辐射不到的广大乡土社会之中。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19]乡土居民的世代定居和不变是其主要特点，因此，生长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习惯法历经世代沧桑，仍保有其最原初的文化价值和信仰意蕴。再次，已被抛入历史尘嚣之中的各代法律文本典籍尽管最为逼真地承载了传统文化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为本土信仰的重生提供了真实资料，但与民间习惯法这一本土信仰的“活”的承载体相比较，过分依赖法律文本典籍来追寻本土法文化信仰，往往极易转移追寻者的视线而变为对典籍中法律制度本身的狂热，这势必将引起中西法律制度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语境下的巨大冲突，从而，对本土法文化信仰的追寻却被遗忘或遮挡在狂热和冲突之外。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民间习惯法在没有中断的历史生活中始终承载本土法文化信仰并获得永生，足以鉴证民间习惯法在西方法文化已经植入的现代社会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沉寂多年的文本典籍曾经承载的本土价值信仰能否在法律范式西化的今天复活则是一件未知之事。毋庸置疑，对民间习惯法的挖掘和整理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本土法文化信仰得以重生的最重要的渊源。在论述本文主题的意义上，生长在广大民族地区的环境习惯法凝结着民族地区的历代先民们对自然环境和宇宙万物的顶礼膜拜和对自然力量的虔诚信仰，无疑是本土文化信仰重生的重要而鲜活的“制度”依赖，对它们的深掘和梳理过程也必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发现和重建之旅。

三、祛技术癖嗜之魅，还法律的价值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三

与17世纪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相伴，科学技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获得了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逐渐成为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角，并受到人们狂热的追随。科学技术以战胜自然、聚集财富，甚至解构传统、无所不为的勇气和能力捍卫了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当今时代全球统治力量的地位。技术癖嗜取代人文精神，标榜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压倒性的评判标准。时至今日，“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20]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已使其完全意识形态化。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明显具有掩盖意识形态本质、影响更为深远而难以抗拒以及代替政治手段而成为纯技术操作规则等特征，并且更加凸显出宰制大众意识、诱导大众行为的操纵功能和抹杀目的行为合理性、压制人性的压抑功能。[21]同时，韦伯还认为，现代社会因拒绝宗教，拒绝对世界的形而上学或者迷信的解释（即缺乏信仰），而唯独偏爱经验的解释，即对实证主义的痴狂，由此把世界简约为“因果机器”。那么，社会就是以“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驱动着现代世界。理性过程的继续前行，就助长了“铁笼”的建造。生活本身变得并不比运动更为严肃，在整个技术运动的过程中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22]工具理性颠覆了人类传承至今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在工具理性的横眉冷对中遭受彻底性的现代祛魅，继而要么被划为神秘的形而上学范畴（如伦理、道德和宗教）而被束之高阁，要么在发挥有限作用之时（如法律）皈依科学技术门下，并假工具理性之名而大行其道。

毋庸讳言，法律最普遍、最直接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因此工具理性理当为法律所推崇。但同时，法律应当在解决纠纷、分配权利的同时关切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并以对这一终极目的的持久信仰而铸就自己的伦理、道德和宗教生命，即法律的工具理性不应代替、侵噬法律的价值理性。[23]考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把社会生活中的人看作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的时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事实和价值的张力在逐渐消退，呈相互包容和交叉之势，故二者之间的分野更似理论视域的“理想类型”，[24]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侧重点却相去甚远。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既定的法律制度中仍然清晰可辨。因此，当代社会好的法律应当是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既顺应技术发展潮流，吸纳技术发展成果，适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怀，关注人的发展的长远利益的法律。[25]然而，现代法律以机器般的精妙设计而在任何时代的法律文明中独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现实化等“推论自动化”系统的发展已“为法律领域卓有成效地开辟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和收效显著的研究方向”[26]我们已被技术唯理性驱使得太远，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化是技术唯理性的一部分，以至于忘记了人类和人类的基本关怀。[27]法律不再具有人文精神的气息，更不用说是人文精神的使者。将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28]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将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追本溯源，在国家制定法意义上，现代环境法的兴起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引起的环境迅速恶化不无关系。也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现代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已经具有先天的适应科技并适时反箝科技的技术性本能。这一技术性本能要求现代环境法优先彰显工具理性，成本效益方法、经济模型的指导和套用、环境保护的技术手段、环境科学技术支持环境修复等构成了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的绝大部分内容。工具理性导向使现代环境法在价值关切方面与传统法律部门严重决裂，现代环境法的灵魂也被形形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经济策略模型所填充，而应当倡导的人文精神却被排挤于千里之外。不仅如此，环境制定法的技术本能以无所不为的勇气拓展技术统治的疆域，唯一仅存的彰显自然主义宗教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与共思想的民族环境习惯法在环境制定法的浩大声势下几乎无容身之处，只在环境制定法的边缘地带——遥远的民族乡土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就像其被排挤和驱逐的命运一样，民族环境习惯法所尊崇和传承的价值理性同样受到排挤和驱逐，而无法传播到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能辐射到的范围。在环境制定法的强势话语下，民族环境习惯法只有在很少有人问津的角落默默品尝孤芳自赏的凄美。在一个热衷法律工具理性、压抑法律价值理性的技术王国里，我们是否曾想到矫正二者之间严重的失衡关系而还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兼备并更加凸显价值理性的法律之原貌呢？

于此情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辨的启示是：首先，民族环境习惯法本身即是人们生活的过程，是人们对自然万物最真实情感的表达，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民族环境习惯法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其所传递出的自然主义宗教思想和对自然的道德认知是民族地区人们行为的最高价值准则。因此，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不能侵扰和试探民族环境习惯法的最高价值准则，否则，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将在民族环境习惯法生存的有限范围内遭致被彻底驱逐的命运。其次，民族环境习惯法崇尚自然、对自然道德关怀以及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性能在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不能及的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环境制定法没有理由忽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再次，环境制定法不仅要正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而且应当主动为释放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许多功能和价值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广泛吸纳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理性和多种功能以补充和完善自身工具性价值和功能的诸多不足。最后，通过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之间的充分沟通和选择，消解环境制定法工具理性的鬼魅，拓展民族环境习惯法价值理性的功能空间，从而达到现代环境法的“进化性理性”和“建构性理性”[29] 的最佳平衡。

【注释】

[1]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

[2] H.L.A.H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P102.

[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4.

[5] Habermas，J.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M].Boston:Beacon Press，1970.

[6]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465.

[7] 陈学明，罗富尊：《评“西方”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批判》，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P81.

[8] Max Weber，，PP，264--265.

[9]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0.

[10]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2.

[11] 叶小文，《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载《理论前沿》，2005年第6期。P12.

[12] 一般认为，民间习惯法包含民族习惯法，包括行业习惯法、团体和社群习惯法、宗教习惯法和地缘习惯法等一切与官方法律相对的民间法律文化现象，而民族习惯法更接近于其中的地缘习惯法，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特点，所以民族环境习惯法仅仅是民间习惯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语和，《民间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3.

[1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9.

[15]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2-183.

[16]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6-287.

[17]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8.

[18]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95.

[19] ，《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P2.

[20]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P134-135。

[21] 崔永杰，《“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P72.

[22] 周书俊，《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施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载《新视野》，2007年第6期，P85.

[23]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一种相关意义上的概念。工具理性又称为技术理性，或形式理性，是关于事实的判断，表现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强调客观合理性；价值理性又称为实质理性，是关于抽象价值和因果关系的判断，表现为目的和后果的终极性，因而强调主观合理性。

[24] [徳]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61.

[25] 范在峰，李辉凤，《论技术理性与当代中国科技立法》，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P53.

[26] [徳]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556.

篇2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图书发行中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存在的问题

在图书的发行过程中，强调文化价值固然是好事，而忽视了经济价值到头来也丢掉了文化价值，目前存在两种观念，一是过于强调图书发行的文化价值，二是过于强调图书发行的经济价值。

（一）图书发行文化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担当着承载文化、传递知识、推进文明发展等社会功能，所以，图书的文化价值是第一位的，出版社是文化产业部门，文化建设是其首要任务，文化品位是其立足的基点，文化产品是其生存的条件，强调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固然是好事，但是出版社改制后，绝大多数出版社是要自负盈亏的，如果没有经济价值，出版社将难以为继。

图书发行只强调文化价值，是对自己的定位不清，认识模糊，还是老观念。出版社已经迈进了企业的门槛，脑袋还留在事业的观念中，这样是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的。图书发行成功的最好标准就是要实现图书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佳结合。在当前的经济大潮中，一些出版社和发行商，只是为了利益而出书，大肆宣扬负面的内容，夸大其词，就是为了博得读者的好感，吸引读者的注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像在书名上标新立异，制造噱头，以博眼球，内容上更是不敢苟同。特别是一些明星出书热，文笔一般，甚至他人捉刀，字数不够，用图片、相片凑数。

（二）图书发行经济价值高于文化价值

出版社转企改制后，要“自负盈亏”，要积极地适应市场、融入市场。在图书发行中一些出版社就过于关注经济价值，重视发行利润。但过于重视经济价值往往会忽视了文化价值，有些少儿图书过于注重经济价值，就忽视了少儿书籍应该给孩子传递知识和智慧，应该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审美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应该培养孩子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在文学类图书中，书名夸张、噱头惊人、内容低级，这种书卖得火，利润可观，却忽视了对青少年的毒害；一些书宣扬封建迷信、看相、算命，却打着科普类图书的噱头，一些政治类图书歪曲正确的伦理观、世界观、价值观，过于宣传西方的自由思潮。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冲着“一切向钱看”的经济效益而来的，而忽视了文化价值，从而给社会的安定，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是过于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文化价值的结果。

二、正确认识图书发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图书虽然也是商品，但是它不同于一般商品，图书发行要以取得经济价值为目的，但万万不可忽视了文化价值，忘记了图书所承载的文化使命。经济价值是出版社生存的基础，立足的前提，没有实现经济价值的图书发行是失败的发行，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双丰收，才是图书发行的成功。

（一）文化价值是图书的“安身立命”所在

出版社是文化产业部门，文化建设是其首要任务，文化品位是其立足的基点，文化产品是其生存的条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书籍的功劳，如果只注重经济利益，书籍的铜臭味太重，对文化，对人类危害巨大。

在图书的发行中，一定要重视文化价值，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不是好图书，不管你制造多大的噱头搞宣传，最终是很难实现经济利润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就没了内涵，没了灵气，干巴巴的，读起来味同嚼蜡，没滋没味。文化价值是图书的“安身立命”所在，在图书发行中，首先要确定其文化价值，书籍有了灵魂，有了血肉，读者才愿意看，愿意买，在具有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图书发行中，必须把文化价值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需求。提高图书发行的社会价值，向广大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优秀图书，是摆在每一个图书发行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经济价值是出版社生存的基础

出版社编写、出版图书，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图书销售不出去，出版社将无法生存，所以追求经济利益是出版社出版、发行图书的目的。当前出版社改企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取得经济利润是其存在的基础，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满足员工的需求，这一切都需要有资金。出版社也只有在资金充盈的前提下，才能出更多的书，出更好的书，才能给社会创造更大的文化价值。一本好书不仅仅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只有实现了经济价值，才实现了书籍的双重价值，两者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到头来什么价值都无法实现。

三、图书发行应追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

当前图书不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产品，而是特殊的商品，出版业不能单纯讲求经济价值，图书发行也要兼具文化价值。只注重经济价值而忽视文化价值，图书就失去了其本质所在，只注重文化价值而不顾经济价值，出版社就可能会亏损，库存积压，读者看不到，也就失去了其经济价值，所以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统一的。在两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是图书发行的前提，经济价值是图书发行的基础，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经济价值要以文化价值为前提，它不能离开更不能违背这个前提，而文化价值在总体上要以经济价值为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经济价值就难以实现。

一些好的图书，往往是两者兼具的，颓废的、消极的图书可能一时畅销，但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有的图书可能暂时没有好的经济价值，但其文化价值会使他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经受得时间的检验，具有很好的发行前景，时间的长河会使他流传久远，也实现了其经济价值。图书发行应追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为读者提供方便，为自己创造了利润，这样既能取得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图书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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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设计中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的构成关系

在现阶段，我国的水利工程设计中，研究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的构成关系这一课题，是一项新型的社会和技术课题。设计人员首先要对工程项目周边环境加以综合考查，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水利工程项目的生态景观和文化元素，以便最终能起到展现区域景观特色并同时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时代作用。

1.1 形象关系

我国的水利工程项目通常所处的区域环境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诸如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等等，因此，设计人员需要对区域的景观和文化特色加以综合考虑，借助设计方案来将区域的整体形象展现出来，所以，设计方案要做到科学、合理。在水利工程设计中，在对区域自然环境特色进行展现时，基础便是生态景观，另外通过构建生态景观，而文化元素也将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于对区域的风貌特色、文物古迹等形象关系进行展现。

1.2 主从关系

水利工程设计中，对于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构的主从关系，设计人员也务必要加以重点考虑。生态景观是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其形成是以水利工程设计特色为前提和基础的；而文化元素的展现则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生态景观，其展现还需要借助项目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所以说，水利工程品牌效应的实现是要以生态景观为基础的，突出生态景观的文化底蕴的则需要文化元素这一重要条件，由此可见二者的主从关系。

1.3 平衡关系

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发展迅速，因而从整体上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由此也开始对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水利工程设计中，也日益凸显了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所构成的物质与精神平衡关系。在水利工程设计中进行生态景观建设，既要能够确保区域的生态与环境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要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行为和心理需求进行全面协调。在水利工程设计中展现区域整体形象，文化因素也是重要的内容，并且还使现代社会中工程项目建设的两大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平衡。所以，在水利工程设计中，不可以忽视了生态景观和文化元素，更需要重视的是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2 协调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的措施研究

2.1 坚持与时俱进，争取创新发展

在水利工程设计中，要想协调好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的关系，还需要设计人员具备与时俱进的进步精神，在不懈的研究和摸索进程中，通过创新的方式促其发展。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的协调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水利工程设计理念的发展，其与其他行业的设计理念在很多方面存在相通之处，当然其也具备自己较为显著的特点。具体将涉及到生物、水利、园林等很多技术种类，因此其创新发展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而不能是片面的。

2.2 针对设计人员，不断提升其技术水平

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的设计人员普遍素质不高，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更不用说掌握一定的高新技术，所以，随着现代水利工程设计理念的发展和科学化，设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就无法满足要求。因此务必要不断加强针对设计人员的岗位培训，同时做好专业知识教育，以便促使设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使其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大大增强。设计人员对于具体的管理和操作，需要严格按照预定相关施工方案、组织计划来进行，进而使水利工程的整体效果得到全面的保证。

2.3 水利工程的生态景观现代化治理

城市具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因而土地、空间等都面临着高负荷，水资源对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外水利工程建设已经发展为生态景观型水利建设这一主要趋势，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就需要紧紧跟随这一发展趋势。我们的社会坚持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要将其中心理念“师从自然，恢复水利生态系统――实现水利工程的自我修复”紧紧把握住。就现代水利工程的重点来看，需要重点把握下述几点内容：水利施工要做到流畅、舒展，并根据一定条件促使自然蓄水区的形成，整治上则坚持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以及遵循河水涨落的客观规律。对河流空间加以科学利用，在设计中能够采用的形式主要有复式或不规则的断面等，这多种形式主要是为了使人们的休闲、亲自然等需求得到满足。对于护岸设计要尽量做到生态化，还要具有一定的景观特色，另外对于一些单纯的硬质护岸应尽量避免使用，尽力做到因地制宜，生态型护岸材料为最佳选择。

2.4 水利工程绿化以及景观设计

水利工程的绿化与景观设计，重点需要做好的是与景观配置，同时将大众休闲、亲水的空间营造出来，设计上应该重视挖掘自然景观，要努力使人造景观可以实现与自然景观的相融。对工程管理、气候等多方面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可以在工程两侧的绿化主要种植乡土树种，工程绿化带主要可以进行杨树、柳树的种植，滩地和护坡可以选择主要种植长绿小乔木和花灌木。景观设计位于工程的两侧，实现与人文环境的有效结合，可在整个工程中设计景观广场。针对原有河道治理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生态型水利工程建设将促使其得到有效地改善。

3 结语

总而言之，现代化水利工程设计工作，需要进行一项长期的任务，那就是研究生态景观与文化元素的构成关系。设计人员在不断创新发展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对于全面规划设计工作不断加强，同时做到统筹兼顾，还要将“人水和谐”的理念突出表现出来，进而提升水利工程设计工作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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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球化经济时代面对千变万化的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逐步认识到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它们所拥有的知识,知识地位的变化凸显了知识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快速变化的战略环境下,对知识资源开发、管理、运用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目前,知识管理已成为企业界最热门的管理变革之一,但是很多企业的知识管理绩效却不尽如人意。据有关资料表明,只有6%的企业认为自己从知识管理活动中获得巨大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认识含糊不清,已有的知识管理理论更多地偏重对技术解决方案、企业知识特征及知识创新的研究,缺乏对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构建企业的核心能力的研究。为此,本文将以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知识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有关问题。

二、知识管理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多年以来,对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表明,企业核心能力的本质是企业特有的知识资源,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是企业掌握的知识。Prahalad和Hamell早在1990年就已经明确指出:“核心能力是组织的积累性的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集成的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无论是“生产技能”、“技术流派”、还是“积累性学识”,都是“知识”的一种。Teece等人(1997)则认为:“企业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等不断培养新的核心能力的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一个动态的知识系统,企业知识的竞争力和对知识管理的能力是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长久保持的关键。本文将从最能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特征的企业文化力、学习力与创新力等方面来探讨知识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互动关系。

1.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文化力的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静态看是一种实力、一种结果;从动态看是一种行动、一种过程,是企业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水融、相辅相承发挥作用的过程。文化是以价值标准、行为习惯为核心的概念,是人类能力高度发展的标志。文化以其独特性为人类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竞争资源。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惯例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华,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几乎所有推行知识管理的企业都认为知识管理不只是简单的信息技术的应用,而是建立在全组织范围内、渗透于组织每一方面的学习型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与塑造的实践证明,没有知识的获取——处理——传递——应用过程,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而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也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2.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形成持续的学习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要求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和知识型组织,在不断修炼中增加企业的专用性资产、隐性的不可模仿性知识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认为:“当世界更息息相关、复杂多变时,学习的能力也更要增强”。他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引用壳牌石油公司企划主任德格的话说:“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有的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更快的能力。”因此,组织学习,创建学习型组织,通过不断学习、团队学习和系统学习,使企业的运行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对活化企业的内部资源,适应环境的变化,培育核心能力,创造持续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企业学习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开发与共享,通过知识管理可以使企业形成持续的学习能力。

3.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创新力的提升。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和灵魂在于创新,创新是企业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知识总量,实现企业目标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通过知识管理可以构建企业的知识库,为创新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在知识共享,特别是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交流思想,引发创意;鼓励和培育新思想、新方法,最大限度地把企业员工聚集到献计献策和通力合作的活动中来,共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培养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强化知识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知识管理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发展有着深刻和积极的作用,但从国内外众多企业的实践运作来看,分散、盲目、零乱的知识管理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企业只有以核心竞争力为中心进行知识管理,才能真正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1.依靠知识管理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只有适应、满足顾客对价值的需求,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比竞争对手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创造竞争优势,这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核心内容。实践中大多数企业一般通过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或通过差异产品和服务来创造价值,而忽视依靠知识管理为企业创造价值。那么知识管理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或为企业增加收入?企业可以通过加快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共享和流动为企业创造价值。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的好处是通过降低知识获取的成本来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因而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收入。企业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被编码的知识,其特点是容易交流和转移。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是直觉性的和不能被明确表述出来的知识,如企业员工的技术专长、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层的领导能力和洞察能力等。在没有知识携带者(认知主体)参与的情况下,这类知识很难被交流、理解和共享。所以,企业要通过各种方法,加快企业成员之间知识的交流与共享,成功实现知识的转化,不断将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将个人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进而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竞争优势。

2.注重稀有性知识的识别与创造。许多企业都善于积累和创造知识,但如果许多相互竞争的企业拥有同样的知识,则这样的知识不能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相互竞争的企业拥有同质的、有价值的知识,最多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所以,如果企业拥有的知识能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则这样的知识必须是企业特有的、独特的、有价值的知识。许多企业已经发展出了获取知识的文化,但没有发展出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文化和制度保证,由于知识通常被视为权力的象征,员工所掌握的知识不能在企业扩散和转移,企业不能利用知识的独特价值。如果企业要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发展出具有独特的、企业所特有的知识,并且能够利用这些独特的知识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必须能够识别出对自己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真正稀有的知识。

3.塑造难以模仿的知识共享型企业文化。成功的知识管理需要企业塑造一个知识共享型的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在企业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积累形成的,深深印上企业特殊组成、特殊经历的烙印,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因此,有价值的、特有的知识在短期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但如果其它企业可以模仿这些知识,那么这些稀有的知识不再能够为企业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发展和培育出难以模仿的资源,即独特的知识共享型企业文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个企业文化是其它竞争者难以模仿的,因此,可以为企业提供持续竞争优势。

4.实施以企业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管理战略。实施知识管理并将之纳入企业战略管理,企业需要系统的、有机的知识观,其中实施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管理战略,如企业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将为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提供可靠的保障。技术创新能力是核心能力的基础,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其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许许多多因素对企业创新的过程、机制、模式、政策和绩效有影响。因此,在技术和市场剧烈动荡的环境下,企业只有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着力发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全面创新管理,才能快速稳健地提升核心能力。

5.重视知识型团队和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核心能力的人才载体主要是高素质企业家、技术顶尖人才、管理顶尖人才、营销顶尖人才、工程技术骨干。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个体智力资本、团队智力资本、组织资本的竞争,因此企业要制定并执行一系列吸引、培育、发展和凝聚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的策略。特别是要制定和执行环境战略、成长战略、支持战略、关系战略、补偿战略、并通过文化整合,以留住优秀人才。同时,企业要建立有效的组织学习机制,加强知识型团队和知识型员工的管理,以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竞争力和增强组织资本。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已日益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最大限度地掌握、利用、整合和创新知识是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研究表明,将企业管理的重点转向知识管理,就是要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通过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很好地促进企业内部知识的流通,增加企业内部知识的存量与价值,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潜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企业个体成员与整个组织的能力,从而达到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毛武兴，闫同柱等．我国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与提高：战略、路径与案例．科研管理，2004（2）．

2．余光胜．企业知识理论导向下的知识管理研究新进展．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3）．

3．喻金田．企业的知识构成、测评及管理探讨．研究与发展管理，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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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财务公司的特殊属性，公司服务的客户对象存在局限性，开展的业务也具有特定性。上述特性决定了公司面临的合规风险具有内生性、隔离性和相对封闭性的特点。在金融这个经营风险获取收益的领域，合规风险被视为核心风险，某种程度上也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重要风险的主要诱因，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是对金融机构持续正向经营活动的保护。只有合规与经营的深度融合发展，合理平衡发展和创新边界，才能真正实现资本保值增值。

2、合规建设的重点不仅在实体的风险控制、业务流程、经营指标上，而且也体现在职能边界的界定，经营考核的导向上。财务公司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贷、投资、票据、结算等业务领域，都高悬着合规风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合规管理制度先行

1、搭建合规管理体系框架。按照监管要求和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建立健全由董事会及其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组成的多层次、相互衔接、有效制衡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构建形成“风险为导向、制度为基础、流程为纽带、系统为抓手”的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够通过建设、检查、评价、完善的工作循环，保持体系的持续完善、执行有效。

公司所有业务必须遵守审贷分离的原则，因此，公司在经营层下设审贷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分别负责审议公司信贷业务、资金业务以及投资业务等；同时为保证决策效果，两个决策机构的人员由风险管理部门、资金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

2、加强合规制度体系建设。根据关于风险、合规、法律的管理要求以及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对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再次进行全面梳理，建成以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为主线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基本覆盖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面临的主要风险，能够较好地指导公司的合规、稳健开展。

3、筑牢合规管理三道防线。

公司业务部门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人，业务部门通过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和流程，并予以严格执行，最大程度降低业务开展中的主要风险。

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二道防线，履行业务风险审核的职能，提出独立的风控意见；随着对风控工作不断提出更高要求，风控管理部门工作不断前移，不仅包括具体业务审核的前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业务制度与流程的优化和再造，持续提升业务管理的合规水平。

内部审计部门作为风险防范的第三道防线，从独立、客观的角度检查风险疏漏和控制缺陷，对前两道防线的管理措施和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督，提出更多管理建议，促进公司提升管理水平。

三、加强合规文化建设，深入人心

面对错综复杂、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财务公司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剧。作为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基础性风险，公司自上而下要高度重视合规风险防控，将合规风险防控作为主动规避违规事件，主动发现并采取适当措施纠正已发生违约事件的内部控制活动。

要重点结合监管要求和业务需求，分层级、针对性地开展了合规教育培训工作：

1、开展全员培训，针对监管政策重点，系统介绍内部控制方面的监管政策，梳理贷款、投资等重点业务的监管要求，揭示潜在合规风险，增强全员合规意识；

2、定期对新员工进行合规管理的普及教育，树立新员工的基本合规理念，降低新员工的合规风险；

3、通过办公系统、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及时对最新监管要求进行解读和宣贯，深入传递合规理念，推动落实监管要求；四是印发员工手册，明确公司基本管理要求，为员工提供行为规范指南。

四、解析案由、对照检查相应业务。

1、信贷业务方面，做实贷款“三查”，严格资金用途审核，规范发放，推进信贷资金“脱虚向实”；针对票据业务要特别加强贸易背景审核，推进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业务开展的同时严格审查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加强风险管理；

2、投资业务方面，对于投资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要严格执行对底层资产的穿透管理，加强对同业交易对手的动态管理，包括名单制管理和授信管理等；

3、审慎经营方面，不冒进经营，加强内部控制，杜绝内控严重违规事件，持续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资产流动性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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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关于经济与文化及其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分成三大结构，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那么文化处于哪一层结构中呢？而对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有不同答案。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文化，即文化史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观念形态的东西。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属物，而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是人的外化、对象化和具体化，从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本文侧重于文化狭义的理解，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示。首先，经济决定文化的性质、状态及发展；不仅如此，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精动力和智力支持，还为其提供文化资源和整合量。因此，和谐文化的建设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次，经济的转型势必带动文化的转型。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等滞后，势必影响甚至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更何况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只有成为群众的行为才有生命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语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冷战的结束，两德的统一，苏联的解体，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东西方之间，不同体制的国家之间，都加速了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为主要标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中的经济穿透力不断提高，文化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逐步深化，越来越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达到部分重合，即经济文化、文化经济、经济与文化一体化。

何谓经济文化?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学者们对文化的界定因各自的学术背景等原因而无法统一一样,人们在什么是经济文化的问题上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药师寺泰藏认为,经济文化就是为使经济得到发展,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总和。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然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定义,而是关于经济文化的某种基本共识。首先,应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界定经济文化。这是符合经济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和历史逻辑的。经济文化的这个特点表明,只有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文化,才属于经济文化范畴；其次,只有尽可能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独立出来,才能确定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文化的这个特点表明,只有那些其影响能够相对独立地加以测量或考察的文化,才属于经济文化范畴；第三,构成经济文化的各个要素是一个整体,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以整体或系统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对各个经济文化要素实际影响的考察,必须以经济文化的整体为基础,重点是考察那些核心要素的影响。因此,应将经济文化主要限定在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这些核心方面；第四,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文化既可以作为一个直接因素,也可以作为一个渗透性因素:前者就是文化产业,它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后者则是通过与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

根据经济文化的这几个特点,我们认为所谓经济文化就是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不同的经济文化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因为经济文化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够阻碍经济发展。当经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时,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而当经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时,就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正是基于对经济文化的认识，现存的经济实体表现出重视创建企业文化。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商品意识和营销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营销文化,发展各种营销艺术、橱窗艺术、牌匾艺术、广告艺术、柜台艺术,促销艺术不断发展。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产品和服务日益具有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文化生产和管理中越来越多地渗透各种经济要素，文化进入市场，不断增加经济成分，运用市场手段，增强自身实力，将商品属性解放出来，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良性循环。这些发展现象就是理论界提出的文化经济。文化经济的涵义主要包括：一是文化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不仅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重要的消费内容，而且文化也成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要素，精神文化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二是文化和经济加快融合，呈现一体化趋势，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产品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文化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迅速扩张，生产力在文化的支撑下获得质的提高；三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文化的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实现精神要素与技术要素，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四是文化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且发展势头迅猛，潜力巨大，成为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加速了知识、技术之外的文化要素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五是文化在政治运行中的作用愈加突出，政治理念融入大众文化之中，政治内容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形式来表达，一些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文化经济的内容构成不仅包含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而且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它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有效地把弘扬科学理念和倡导人文精神统一起来，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的能动作用。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所创造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理念作用与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与创新推动和引导着经济、政治的发展。经济发展领域中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文化经济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精神为先导，以科学为依托，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形态与经济形态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经济与文化互相融合，逐渐融为一体，形成新兴的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化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包括教育产业、高新产业、传媒产业、艺术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等等，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加快融合，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一体化趋势。

三、新语境的时代要求

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并形成具有广泛效应的发展模式。步入21世纪，知识经济推动的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世界各国都看到了经济与文化互动的新发展，并将文化竞争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领域，采取相应政策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同步。

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发展要求人们，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从事经济活动，以文化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方式自主选择适合的精神文化消费，满足文化需求。在价值取向上，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功能和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促进物质、精神产品的丰富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物质和文化对人们的极大满足又反过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因而这一切充分体现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立足于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全面、更科学、高质量地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在强调物质增长的同时突出人的价值，在GDP的构成中突出文化因素。

由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文化也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文化的差异就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国已经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受制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受制于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在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模式过程中，必须使之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相融合,进而发展出一套新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先进的东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消化,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哈里森主编,2002年，《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

［2］药师寺泰藏,2004年，《要重视经济文化》。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4］郝立新主编，2002年，《哲学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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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基础是财务关系文化

财务关系是由财务活动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人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如何处理财务关系，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财务关系是否和谐成为和谐财务的重要标志。财务关系文化的好坏极大地影响和谐财务的基础。试想财务关系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和谐财务文化就根本无从谈起。

三、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核心是诚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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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是以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基础，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作为支撑，将文化创意和经济产业全面结合的产业类型，其在拥有文化属性和精神价值的同时，能够为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支持，在兼具知识密集属性和价值导向的同时为经济增长贡献着一份力量。要想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明确两者关系之后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多个产业复兴发展，逐步由孱弱发展壮大，为国家财政总收入创造着巨大价值。其中，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代表，逐步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新的亮点，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由以出口导向、生产制造为核心向倚重内需导向和消费服务的转型，加速了消费结构由基础物质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的转变。文化产业满足了百姓对于文化创意产品的巨大需求，也在精神价值方面获得了相对的满足[1]。2000年，我国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2005—2014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1.3%；201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2394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比同期GDP增速高3.9%，占GDP的比重为3.76%，比上年提高0.13%[2]。核算数据表明，文化及相关产业在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中国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一）文化产业在

GDP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从我国文化产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其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文化创意产品无论是在设计水平、生产品质乃至经销层面均取得了较大进步，文化创意能够真正融入到产业发展当中，由精神理念渗透到产品设计制作，并由生产销售体系实现经济转化，创造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自2005年起，我国的文化产业真正起步腾飞，到2014年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在不断增加（见图），不仅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自身产业规模的扩大，还在夯实基础、实现持续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3]。文化产业当中的影视产品发展最为显著，电影行业的生产价值在进一步提升，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从文化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变化情况可知，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

（二）文化产业持续且较长地影响经济增长

从我国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看，近十年其产值无退减的表现，经济效益在不断提高，创造的财富相较于其他产业增速更为明显。从文化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同样可以看出，文化产业的产值由不到5000亿元上升到25000亿元，短短十年左右的发展推动着总体经济的发展，其在经济增长上的影响为持续的，且时间较长[4]。通过对社会发展的观察体验也可明确，文化产业在社会和市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文化产品渗透到各个行政区域，上至大中型城市小至县乡地区。文化产品的消费更加便捷，且在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的情况下能够将不同地区间的信息隔阂逐步消除，文化产品不再是城市居民的独享品。文化产业的发展辐射面更广，其产值的增长在不断延续，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不断持续。

三、中国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为研究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特选取我国自2005—2014年的相关数据，以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对比两者之间的数据信息，通过相应的数据处理办法得出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从数据处理的研究方法来看，由于现实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物价因素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因此，本文把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和人均GDP的实际数以200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数据存在异方差，分别对平减后的数据再取自然对数，表示为Ln（CCI）和Ln（PGDP），相应的差分序列分别为ΔLn（CCI）和ΔLn（PGDP）[5]。

（二）实证分析

利用上述的数据处理方法，在实证分析中分别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式，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比文化产业增加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的相应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脉冲响应呈持续正响应，并逐步向着正向稳定效应收敛；文化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同样为持续正向响应，也有着正向稳定性收敛趋势。分析可知，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紧密，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幅度范围，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样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有着相应影响，但影响的关联性不是彻底和完全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相应不受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一）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可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突出，基于关联度的分析结果也能够明确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从产业上的对比分析结果来看，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其在第三产业中创造的经济价值占比巨大，对比第一产业的产业类型创造的经济价值来看，不仅在影响度上出现超过的情况，在影响的持续性上也十分显著。同时可知，在三大产业当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第三产业的影响巨大，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影响力稍逊，而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又超过第二产业。总结来说，文化产业突出于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均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此外，就文化产业的自身发展而言，要想实现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还应注重创意创新的力量，只有将文化创新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高速稳定。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笔者认为，要想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应当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文化产业对于三大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文化产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巨大渗透压作用，应当在今后的产业发展当中注重产业间的结合，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属性，努力实现产品创意元素的丰富以及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同时，还应当注重文化产业相关层的发展，将核心层和层的同步发展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适时进行产业的调整和升级[6]。另外，关注并重视文化创新的必要性，拓宽文化创意的提升空间，充分结合现代科技的力量，将文化创意的转化能力和影响能力扩大，进一步推动产业的升级发展。结语我国文化产业在近年来的表现抢眼，不仅在第三产业中起到了领头作用，还影响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明显，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健康可持续，保持当前的发展水平并力争突破，就需要充分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加强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产业间的结合，使得总体经济发展在文化产业的带动下获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1]成学真，李玉.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3，（3）：114-117.

[2]李增福，刘万琪.我国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产经评论，2011，（5）：5-13.

[3]李春影.中国文化产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2016，（15）：30，33.

[4]王长寿，李国强，李会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研究[J].现代商业，2010，（2）.

篇9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陈立旭.2005.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

陈志武.2006.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J］.国际融资（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张志鹏.2004.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J］.江海学刊（1）.

郭宏之.2000.文化金融［J］.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顾肃.1999.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3）.

卢燕平.2005.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

曼格尔.200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M］//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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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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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性

文化传播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每个民族都有属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形式和途径。例如，东方各民族普遍较为含蓄内敛，在文化传播中大多较为婉转。而西方大多数民族都较为外向和开放，文化传播的形式也较为直截了当。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也都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播特点。

（二）地域性

不同的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俗等，文化传播也往往会因为具体地域特色的不同而受到较大的影响，有一些风俗习惯等甚至会对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内蒙古地区具有十分独特的民族风情，有著名的那达幕大会和安代舞等娱乐活动，并且还有祭敖包等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的传统宗教活动。所以，如果与这些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在进行贸易洽谈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和风俗文化，积极调整谈判方式和方法 以取得最好的贸易协定结果。再如，我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人民性格较为直爽，说话言简意赅，所以与当地人民进行经济交往，一定要落落大方，以免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洽谈的最终效果。

（三）多样性与渗透性

文化传播是多样化的，并与社会其他的一切活动关系密切。所以，达到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小到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易，都可以借助于文化传播的多样化来进行顺利的开展。而文化传播还会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并逐步渗透与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文化传播的渗透作用可以促进各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从而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良好的文化保障。

二、文化传播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经济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关系密切。

（一）文化传播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经济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和物流传递等，更多的是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交流。所以，文化传播对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只有仅有深入全面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才能更好的实现经济的发展。以我国国内各省份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例，近些年来，国内各省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但是，在实际的贸易往来中，常常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一些看似简单的贸易交易行为，却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最终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最终取消了交易。究其原因，可能确实受到了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质量问题、市场问题等，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文化上的显著差异。例如，在我国与西方一些国家进行贸易洽谈的时候，西方的代表常常会十分强调人权的问题，并对我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待遇和权力问题表示很难理解和接受。而目前我国对人权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并将人权当做一个发展中的概念。这样一来，在实际的贸易往来过程中，我国便与西方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些文化认识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我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而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国内个民族之间进行经济往来的时候，也极易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导致各种问题的出现。所以，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十分注重加强与各国之间，以及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从而打破与国与国、省与省之间的文化壁垒，为正常的贸易往来扫清障碍。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传播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和作用。例如，内蒙古地区的蒙古包和那达慕大会闻名于世，并成为内蒙古地区的形象代表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传播着，并极大的促进了当地旅游业行业和服装行业等行业的发展，从而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的发展对文化传播的催化作用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传播的技术和手段也就越先进，传播水平也就越高。例如，内蒙古人民豪爽大方、热情好客，给全国其他地区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人们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于是，在与其他地区或者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便十分顺利。而传播当地文化和人文精神等的过程中利用到的各种媒体及相关技术的完善发展也体现出当地的经济实力。所以，经济发展对文化传播具有较强的催化作用，可以极大的促进文化的传播。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失去了经济这个基础，文化传播也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来讲，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也十分具体的体现于文化传播的竞争上。在文化传播的竞技场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传媒水平。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些国家都十分重视文化传播工作，尤其是对外的文化传播。不少西方国家都选择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将自己国家的文化、思想等传播到东方各国，并得到大家的接受和认可，在建立了一定的文化认可基础之后，便开始利用人们的心理大规模的开展各种经济行为。

（三）文化传播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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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61

一、博物馆的内涵及其功能

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语MOUSEION，指供奉缪斯（MUSE）及其研究的处所。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向公众展示，为他们提供受教育和欣赏的机会”（严建强和梁晓艳，2001）。我国《博物馆条例》将博物馆定义为“指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科技馆、陈列馆等”。

尽管博物馆是非盈利性的社会机构，但事实上，博物馆经营，或者说依托博物馆开发相关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具备充分的可行性，并且可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杨玲，1998）。因此，博物馆具有双重功能，即事业功能和经济功能。其中事业功能又包括四个方面：馆藏功能，即收集、保藏文物和标本的功能；教育功能，即举办各种陈列、展览、讲解的功能；研究功能，即依托馆藏，进行科学研究的功能；休闲功能，即提供娱乐，充实国民人生的功能。经济功能可以通过实现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来实现，直接经济效益包括门票收入、纪念品收入等；间接经济效益则通过博物馆的“引擎”作用来实现，即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的载体通过向相关行业、产业、领域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来实现对经济的贡献，这种辐射、带动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博物馆对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上。

博物馆事业功能与经济功能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区别，二者的关系类似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上，“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同样，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事业功能和经济功能也必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首先，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其首要功能是其事业功能，尤其是公共博物馆必须坚持公益性。其次，博物馆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市场空间十分广阔，博物馆应当开发其资源优势，发挥其经济效益。最后，二者应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博物馆事业功能是经济功能的前提和基础，博物馆经济功能的发展是其发挥事业功能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博物馆经济功能可以反哺其事业功能。

传统上，人们对博物馆的事业功能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对其经济功能的认识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事实上，博物馆经济功能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博物馆经济功能有助于博物馆事业功能的实现。博物馆本身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其本身的门票收入往往无法满足其自身的运营需求，据统计，美国公共博物馆按参观人数计算，人均成本为20美元，但人均门票收入只有1.47美元。按公共物品理论，如果外部经济得不到足够的回报，则会导致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发展博物馆经济可以使馆藏资源的文化意义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播和知识教育等功能。其二，博物馆经济功能可以将其外部效益内部化，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博物馆资源丰富，发展博物馆经济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还可以拉动社会经济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三，博物馆经济功能能够带来综合社会效益。博物馆是一个文化特色的集中展示，其发展博物馆经济有利于塑造城市文化形象，打造地区名片，进而将博物馆带来的巨大人流、形成的文化艺术氛围都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博物馆经济的含义及其特征

如今，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经济功能，大力发展博物馆经济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博物馆的经营和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田艳萍，2009）。所谓博物馆经济是以博物馆或博物馆群为依托，通过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特有优势和经济价值，将博物馆与旅游、文化等产业的有机融合的一种经济形态，也是能带动区域软实力提升和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博物馆事业功能发挥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博物馆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包含并融合了文化艺术、旅游等产业。另一方面，博物馆经济是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博物馆经济效益的扩散，带动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与其它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博物馆经济具有一些独有的特性。

一是互补性。博物馆经济与博物馆事业良性互动、功能互补，博物馆经济的壮大有利于博物馆事业功能的发挥。事业性与产业性紧密结合。公共博物馆普遍是公益事业性质的单位，经济性与博物馆主体没有直接关系，但二者关系紧密，不可分割。

二是间接性。博物馆本身的经济贡献不是主要方面，博物馆经济更主要的体现在其间接经济价值。具体而言，博物馆可以通过四个层面来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博物馆内以公益性事业功能为主，发挥一定的直接经济功能，是博物馆旅游的目的地和文化艺术活动的举办地。在博物馆所在区域内，可以发展服务业，为博物馆旅游提供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还可以发展文化艺术产业，同时为文化事业活动服务。博物馆直接辐射区域为博物馆经济提供住宿、交通等直接配套服务，以及文化艺术产业的内容制作服务。博物馆间接辐射区域为博物馆经济提供间接配套服务，如博物馆旅游纪念品加工、文化艺术品批量生产等。

三是融合性。博物馆可以作为区域发展的灵魂、凝聚力和粘合剂。博物馆决定了“博物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特性，聚集了人气，形成文化氛围，是博物馆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前提条件。博物馆经济更多体现在区域经济的融合，包括促进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内容的多元化、复合化，提高地区软实力。

三、发展博物馆经济的实施路径

（一）完善基础设施，形成文化设施群落

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若缺少这些公共服务，其他商品与服务便难以生产或提供。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越高。博物馆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端形态，对其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一个地区发展博物馆经济，就必须具有完整的基础设施，涉及到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方方面面。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往往需较长时间和巨额投资，因此，要发展博物馆经济，必须对基础设施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基础设施已初步成型或初具规模时，“博物馆经济”的发展便具备了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使博物馆经济初步成型。博物馆经济的成型有赖于软硬件两方面的准备，既要加强本地区的博物馆建设，因为博物馆是博物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又要加强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力争招徕国内外知名企业，因为企业是发展博物馆经济最基本的市场主体。

在基础设施、博物馆建设和引进企业的基础上，还要着力培育市场，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既要加强不同企业之间的协同，使不同的企业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市场合力，提高整个地区的市场声誉，又要完善本地区的产业空间布局，解决区域市场协调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和多维性需求的矛盾，进而形成规模经济，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建立品牌，做强特色领域

在博物馆经济基本成型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产业的附加值，使本地区的博物馆经济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就必须推动经济向高端转型，做强特色领域。

产业链分析中的微笑曲线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中，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即研发和市场。也就是说，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要发展博物馆经济，就必须进入产业链的两端，促进产业向高端转型。

向高端转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建立本地区的文化品牌。品牌的形成有利于提高一家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的无形资产，提升企业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品牌的形成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获取上下游资源时的谈判能力，使企业以较小的投入创造较大的收益。品牌的形成还可以提高一家企业或一个地区的凝聚力，在内部产生驱动力。

向高端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做强特色领域。特色在市场领域的体现就是一个产品或服务显著区别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风格、形式，在某一细分市场中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就也能够给经营者带来更高的利润和收益。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就是要提高某一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势力，进而提高其制定价格的能力。就博物馆经济而言，某些具备条件的地区就可以重点做大文化艺术品交易，积极开拓文化旅游市场，使本地区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向高端转型。

（三）扩展产业链，形成产业生态系统

在博物馆经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高端产业形态的前提下，博物馆经济还可以通过丰富博物馆产业链，形成产业生态系统来实现进一步的提升。产业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组成的群落，它利用结构功能优化，并通过能源、水和材料的管理环境与资源问题的合作，以便协同提高环境质量和经济效益，实现比每家公司个体优化实现的效益总和更大的整体效益。博物馆经济本身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既有事业性，又有经济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能实现节能减排，这与产业生态系统的内涵是非常一致的。因此，要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经济就是要形成一个开放体系，不断吸引新的高端产业加入，做到良性循环，实现产业与环境的协同，进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四、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发展博物馆经济的对策

北京市有着丰富的博物馆资源，发展博物馆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奥林匹克中心区则是这一优势体现得最充分的地区。因此，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充分利用好现有奥运场馆设施，推进国家级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博物馆经济”。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发展博物馆经济有着政策、资源、人才和市场等方面的一系列优势，但博物馆经济在国内仍然是新鲜的事物，博物馆经济的发展和兴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在奥林匹克公园促进博物馆经济的蓬勃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找准定位，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从奥林匹克公园的发展定位来看，发展博物馆经济，要依托国家级博物馆的优势资源，营造发达的文化要素市场，培育并健全产业链，把奥林匹克公园建立成为国际艺术品展示交易中心；要充分发挥国家级博物馆的文化优势，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提升文化产业层次，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充实文化产业业态，把奥林匹克公园建立成引领北京、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十二五”规划对奥林匹克中心区的战略部署，勇于先行先试，积极研究博物馆经济理论，探索博物馆经济发展模式，总结博物馆经济发展经验，把奥林匹克建立成为北京博物馆经济先行示范区。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要大力推进奥林匹克中心区发展的现代化、协同化、高端化和国际化。第一，要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结合奥林匹克公园产业基础，综合考虑北京总部集聚区竞争状况，重点打造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着力推进文化艺术品交易的总部集聚，加快引进文博旅游、文化创意等总部企业；同时完善配套服务环境，吸引相关配套服务企业。第二，要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化。博物馆经济在奥林匹克功能区的空间布局。奥运功能区在空间上形成“一轴一核三极”的布局，一轴即奥运文化体育发展轴，一核即奥林匹克公园，三极即东南人文发展极、东北绿色发展极和西部科技发展极。第三，要实现重点项目高端化。奥林匹克公园博物馆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批符合发展定位要求、契合发展目标的亮点项目，以这些重点项目为 “引爆点”，带动整个博物馆经济的发展。这些项目也将共同构成一个“样板区”，代表着奥林匹克公园博物馆经济的未来面貌。着眼于奥林匹克公园博物馆经济的定位，其重点项目必须高端化。第四，要实现品牌形象国际化。通过“国际博物馆之城”、“中国博物馆修身游学之城”、“中国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等塑造北京博物馆经济的品牌形象；围绕“奥体中心博物馆经济”的概念，设计相应的宣传口号和Logo，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品牌推广力度，塑造园区品牌形象。主动承办国内外体育文化活动、文艺展演、艺术品展示及交易等活动，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策划和举办各种会展、文化艺术品鉴赏与交易、体育赛事、文艺演出、休闲旅游等活动，增加社会各界亲身体验奥体中心及场馆服务的渠道，树立奥林匹克园区的国际化形象。

同时，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采取多种保障措施为奥林匹克公园的“博物馆经济”保驾护航。首先，可以通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拓宽融资渠道。目前，维持奥林匹克中心区管理的经费比较单一，总量也比较有限，而奥体中心区博物馆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投入。资金短缺制约了奥林区克公园的发展，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加大投入，这是拉动和促进园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奥林匹克公园可以通过争取各级政府对奥体中心博物馆经济建设的公益性建设资金支持、建立奥林匹克中心区博物馆经济建设专项资金等方式从政府获取资金，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导和吸引国有资本、民间资本的投资，还可以通过发行基金、债券等融资方式解决奥林匹克中心博物馆经济建设资金需求。其次，要提升土地集约化使用水平，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要以产业集群式发展、实现公共平台和科技设施共享等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集约利用水平。要优化功能和空间布局，优先安排符合奥体中心博物馆经济总体定位的重大产业项目，优先支持具有带动效应的产业用地。要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各项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年度使用计划，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征地、拆迁和建设。再次，奥林匹克公园要统筹周边区域，服务北京发展大局。一方面要加强与亚运村、奥运村、金融街、CBD等周边区域的合作，积极发挥奥体中心博物馆群得区域辐射和产业带动作用，发展服务于亚运村、奥运村等周边区域的体育休闲文化产业，统筹区域资源，实现区域综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奥体中心文化产业同金融街、CBD的合作，实现功能衔接和互补，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及服务于北京城市发展，实现各区域共同发展。此外，奥林匹克公园还需要扩大对外招商范围，重点加强大项目招商力度。要积极争取市里在体育健身、旅游观光、文化产业等领域重点项目的布局和支持，实现体育、文化、观光旅游产业化；要与首都知名文艺院校以及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争取成为大型演出、书画展、体育赛事的举办场地；要与文化艺术品拍卖公司、大型演艺公司建立联系，争取拍卖会、展示会、文艺演出等活动定期在奥体中心区内的场馆举办。

五、小结

博物馆经济在我国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随着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日益蓬勃发展，发展博物馆经济逐渐成为共识。博物馆具有双重功能，与其它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相比，博物馆经济具有一些独有的特性，即互补性，间接性和融合性。因此，要发展博物馆经济，需要多策并举，逐步推进，分阶段完善基础设施服务与产业链；向高端转型，建立品牌，做强特色领域；扩展产业链，形成产业生态系统，进而建立完整的博物馆经济体系。奥林匹克中心区作为北京市的博物馆聚集区，发展博物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奥林匹克公园的有利条件，找准定位，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就一定能够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实现“博物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这成为“博物馆经济”发展的典范。

参考文献：

篇13

引言

群众文艺的发展，对于经济建设究竟能够有何作用，往往会被认为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甚至有些肤浅的话题，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无法融洽的问题。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它的发展能够促进国家与个人财富的极大积累，但是发展群众文艺却需要不断耗费大量的资金与人力，而且在群众文艺事业中的投入并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效[1]。这主要是因为文艺创作同其他的部门工作不一样，它需要较高的经济扶持力度，而且所产生的物质需要历经周折才能够取得经济利益。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文化部门而言，其运转经费必须由地方政府批准，一些纳税者眼中，发展群众文艺就是在浪费资金，他们没有认识到发展群众文艺对于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导致在文艺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寻找赞助商总是困难重重[2]。关于群众文艺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曾经做了明确论述，指出发展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不仅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建设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如果没有不断创新的文艺在社会经济极大发展的背景下，怎样发挥出群众文艺的社会效应，确保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相得益彰，需要我们去探讨。

一、发展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的相关问题研究

（一）发展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只能齐头并进

曾经有人指出，发展文艺建设必须优于经济建设，这是由于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文艺建设在当今社会中将物质与文化消费融为一体。要想带动地方企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其产品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含量、品位及个性，除了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应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此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如果一个企业地处文艺发展较好的地区，其发展与管理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明显增多，明显提升了企业的文化品位，其综合素质与竞争力也相应提升[3]。对于那些忽视地方文艺发展的企业，虽然能够取得一时的利益，但是势必无法在经济建设中获得长远发展。而且如今我国无论是在知识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地区经济建设的优势逐渐开始向着文艺建设的方向转移，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正在越来越侧重于该地区的文化底蕴、氛围以及拥有文艺作品的多寡。该地区拥有越好的文艺发展软环境，其企业发展越顺利。某一国家或者地区拥有较高的群众文艺发展水平，其在经济竞争中才能够取胜。如果缺少了群众文艺事业的支持，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建设水平提升会异常困难，即使有了一时的提升，也无法获得长远的发展。总而言之，这些人的观点便是发展群众文艺事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有必要对现代世界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态势做好分析，认识到发展群众文艺对于经济的推动力量，加强推动文艺和经济二者的融合发展，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为经济发展做好保障。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文艺建设优于经济发展，多是基于以上分析。以上分析看似非常符合我们生活逻辑，如果我们对其展开深层次挖掘时，很容易发现以上观点有失偏颇，其认识过于肤浅。如果将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比作铁轨与火车，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显而易见了，二者相互依存，齐头并进，在相互包容中获得发展，如果认为一方优于另一方，那么二者就会失去平衡，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的出现，相信我们必定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二）发展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群众文艺作品为上层建筑，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4]。物质基础决定了群众的文艺创作属于上层建筑。通过这一辩证论，发展群众文艺创作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积极的、能动的而且效果巨大的反作用。通过社会发展的本质来看，群众文艺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基础，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得出如下结论：归根结底，经济建设是人的活动，必须要受到精神文化的支配，群众文化如何便会导致相应的经济行为产生。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结构是发展群众文艺创作。因此，从特定的环境关系中来看，群众文艺创作和经济建设的结合，属于一种最本质的发展结构。针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做了指示，认为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如今我们物质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坚持文艺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原则。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群众文艺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此，必须将群众文艺发展放在政治策略的高度对待，才能够确保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群众文艺作品。对待国家政治的敏感性必须始终做出准确的鉴别，才不会迷失政治的道路，坚持国家政府部门关于发展群众文艺与经济建设的方针，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应。

（三）群众文艺发展和经济建设发展的有机互动

如果摆脱了经济的有力扶持而单独去开展文艺创作，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势必没有生命力，而且内容空洞，只是枯燥无味的表面文学。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所谓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指的就是文艺创作过程中，必须与外界相联系，而不是闭门创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在生活中创造了艺术，这样我们的作品才具有激励、鼓舞的力量，才能够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实力。换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摆脱了文艺的支持，那么该经济建设体系将会变得不堪一击，纵使获得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也注定不能够长久发展[5]。一切物质发展的源泉都来源于精神动力，缺少了精神文化的支持，我们在日常的经济建设中势必毫无动力可言。通过大力推动文艺和经济建设发展，能够促使精神与物质文明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使得经济获得飞跃式发展。

二、发展群众文艺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一）找准群众文艺和经济相结合的切入点

一座城市、一个地区要想获得发展，需要经济建设的支持，同样也需要群众文艺的作用。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艺工作的有效性，主要是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是宣传教育功能，二是娱乐功能。群众文艺工作开展的主要宗旨之一便是注重宣传教育功能的发挥，将党的方针政策以群众文艺的形式宣传出去，体现群众文艺为党和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升，相应地，人们对于文化也产生了更深层次的需求。因此，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更高的要求，群众文艺的宣传力度必须增加，确保承担起宣传教育功能的前提下，发挥其娱乐功能。注意到我们所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要想做好群众文艺工作，解放与发展社会文化，首先就应该从转变思维开始做起，明确群众文化的多样化理念，寓教于乐[6]。充分注重群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不断迎合人们对文化更高要求的前提下，寻找群众文艺和经济结合的切入点，发动身边一切有利因素，积极发展群众文化，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群众文艺活动，保障群众文艺在经济建设中促进作用的发挥，使其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二）借助广场平台，促进经济发展

在发展群众文艺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对广场这一重要载体的应用。在广场这一平台的作用下，利用以点带面的形式，全面刺激出群众文艺活动的热情，在人口密集区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艺活动。从这一角度看，广场可以说是拓展群众文化的一个有力平台。将活跃群众文艺与构建和谐社会所演绎出来的新气象推广出去，将其作为反映地区文化与经济建设的窗口，将其作为开发地区旅游的新增长点。例如，在我国某市区某一广场舞台上，每年都会有七十多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充分表明了广场舞台已经发展成为群众文艺和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契机。群众文艺与经济建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对于广场舞台而言，应该丰富群众文艺表演的类型，充分展现群众文艺多样性特征[7]。如今，众多企业纷纷对广场舞台这一群众文艺活动模式提高重视度，通过形式多样的演出将自身产品推向舞台，以群众文化活动这一方式为切入点，借机打造与宣传自身的品牌效应，通过在广场舞台的演出环节中增加一些小活动环节，发放一些免费或者低价产品，以此形成广告效应，提高企业产品在群众中的知名度。我国一些地区群众文文艺活动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同群众文艺与经济的结合是密不可分的，通过二者的结合，有效吸引大量群众前来，通过群众的共同参与，推动地区的经济建设。总而言之，群众文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建设的步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对群众文艺的重视，也有效拓展了群众文艺的发展空间。不得不说，这是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

（三）全面运用群众文艺，拓展企业文化

在我国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表现得越来越强烈，这就使得群众文艺中一些潜在的活力得到充分挖掘。随之，一些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以及企业文化纷纷发展起来。就企业文化而言，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概念，但是仅仅停留在表面演出的形式，如果不加以发掘，那么势必无法起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群众文艺所蕴含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它还存在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不得不说是群众文艺在我国社会步入经济发展阶段所迎来的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企业+文化”阶段。曾经有人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中经常做一些歌舞表演，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总体而言，企业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如果一个企业缺少了优秀文化的支持，那么其很难取得长远发展。以上观点得到了全球比较成功公司的普遍认可。国外企业对于文化的开发、培养与利用过程中，与我国企业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必须对企业展开以及引导。众所周知，企业管理的基本措施通常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计划以及纲领的制定，二是使命感的导向。这两种方式以刚性与柔性并用的形式，带动着企业的发展。从管理学角度看，这两种方式缺一不可，但是通过组织发展的角度分析，往往认为具有柔性的使命感的导向难度更大，层次也更高。通过对众多企业的社会实践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如果到了关系企业存亡的时刻，企业文化的作用便凸现出来。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社会与工业文明的核心正在由以往的强制性管理向着文化转移。所以，群众文化必须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能仅停留在表面，通过对企业的深层次引导，带动企业的发展，从而来调动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出集体的力量，使员工体验到自身在企业中的存在感，使得企业充满凝聚力与团结性。例如，某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为了打造群众文艺中的企业文化这一品牌效应，选取了一家效益不错的公司进行合作排演，参加省级比赛，帮助企业在内部选择演员，并组织排练，公司方面被群众艺术馆的真诚性所打动[8]。通过这一节目排练，企业的生产不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其演员的工作积极性却大大提升了，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努力，这是典型的低投入高收益的手段。此外，由于这个节目在省级比赛中获取了二等奖，使得这家公司的名称被人所熟知，很多同行业竞争者也是对这一公司心服口服。综上，企业文化属于群众文艺的一股特殊力量，这种力量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有效挖掘，要想切实推动企业发展，就必须要使群众文艺渗透到企业之中。

（四）应该强化两个扶持，加速推进两个效益的实现

所谓两个扶持，指的是思想扶持以及政策扶持。对前者而言，主要是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探索等环节，应该予以充分的思想支持与引导，充分调动起领导与群众的积极性；后者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而言，给予其相应的政策扶持，帮助文化单位发挥出自身应有的功能，确保其能够为经济建设服务。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牵扯到多方利益，所以难度极大，只有注重对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强化两个扶持作用，在改革道路上达成共识，使得改革中拥有强大的推动力量，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逐渐形成和当前政治、经济相匹配的文化，激发出群众文化事业与产业中的巨大潜力，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两个效益”指的是社会与经济效益两方面。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文化产品不仅是精神产品，同时它还属于文化商品的范畴。在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不但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同时也能够形成经济效益，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并不是以往的对立关系。针对文化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予以认同，支持合理的利润追求，同时反对将其当作唯一标准的做法。我们不仅追求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更应该注重其经济效益，确保二者兼顾，统筹规划，这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印证。群众文艺同时具备教育和娱乐的双重功能，我国各地区群众文艺活动正在大力开展，每年都有大量的企业在广场舞台这一平台中积极宣传品牌，做到了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收获。

结语

对于发展群众文艺以及经济建设重要性的问题，认为二者同时属于矛盾尖锐而且利益包容的产物，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二者的重要性下定义。我们只能说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群众文艺的发展属于一种较强的人文精神，它无法直接在经济建设中得以体现。但是，经济建设离不开群众文艺的作用，这也是群众文艺的人文动力所在，并且正在为新一轮的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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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雨，王东维.浅析延安文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3)：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