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态环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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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金融生态组织结构中国有银行一家独大，其它相关机构和组织很少介入。按照金融学理论，通常一个地区的存款余额可以作为地区金融可利用存量的重要指标，同样货款余额也可以反映该地资金的利用能力。最新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显示金昌市外银行贷款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增幅达48.94%。在金昌市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市外银行贷款已经超越本地金融机构贷款规模，成为金昌社会融资的最大来源。整体上看，2011年，金昌市社会融资总量422.08亿元，同比增长28.73%，呈现较好的增长势头。根据循环经济产业项目建设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及广泛性，中长期贷款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金昌金融机构信贷供给循环经济产业项目建设的程度。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007—2009年，金昌市中长期贷款供给增长明显，但是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国家整体稳健货币政策出台的影响，自2010年以来中长期贷款整体增速下降非常厉害。金昌市金融机构信贷显然无法实现有效地供给，以金川集团为首的大型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外部地区的银行信贷申请及时补充资金缺口。2011年以来，以循环经济产业为主体发展的金川公司由于处于循环经济项目密集建设期初期，继续大量建设资金，为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只能通过债券融资来决解燃眉之急。通过对市内企事业单位的调查，该市在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供给不足。在产业项目规划中，该市共需要建设和科研资金900多亿元，而通过现有的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金融供给渠道仍有较大的资金缺口，这就需要加强金融生态外部调节作用，尤其是社会信用环境和地方行政环境的鼎力支持。

二、金昌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金融生态问题

首先，通过对近五年来各项贷款余额的统计，金昌市用于发展循环经济产业的贷款80%以上的主要是工、农、建、中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其它金融机构比例很小，这不管是对产业的长远规划还是对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来说，都不是好现象；其次，上述四家商业银行都有其相对固定的经营对象和稳健的信贷政策，如果他们将资金大量投入到利润相对较高但回收期限较长的循环经济项目，那么，借贷成本和管理费用较高的其他项目就会很少得到资金的支持；最后，我国的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自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了实行总分行制，这样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大规模的资金调动只有总行、省级分行才有权利，而市级分行则没有调配、使用的能力，这就使得地方产业资金投入极其不稳定，相对来说，金融支持的路径模式也比较单一。相对东部沿海地区，甘肃地处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除金融机构通过大量授信、放贷来支持金昌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以外，就是当地省市级政府及小部分企业自有资金的投入。目前，在国外市场已经运用的非常广泛的债券、股票融资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在金昌市出现，也只是处于摸索阶段，这种主流的国际市场融资方式，并没有像吸引外资和技术一样得到相关政策支持；与此同时，金昌市目前还存在缺少如信托、租赁、风投、P2P、基金等各种各样的现代金融工具。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资金则以地方省、市级政府财政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为主，这样就算是满足基础的土建等工作，后期的大量资金投入从何而来？应该引入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Build-Own-Operate(建设-拥有-经营)等新的融资模式。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特征与金融生态自我调节矛盾突出。循环经济产业其根本与其他产业一样，通过将传统的工业、农业等产业整体升级为新型的产业模式，要通过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就必须贯穿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该环节应该包含了所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首先，在资金支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中，商业银行出于盈利性原则，对管理成本较高和相对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明显区别对待；其次，资金供给者面对循环经济产业相对较高的流动性风险和科技转化成果风险，出于资金安全性的要求，更偏向于提供中、短期流动性贷款，长期贷款的积极性严重缺乏。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体系是金融生态环境优良标准评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中金融支持体系建立的基础保证。金昌循环经济产业金融支持的方向应更多有的放矢于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不完善已经暴露，并逐步成为循环经济产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近年来，虽然人行金昌市中心支行实施了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实验区建设工程———针对金昌经济开发区，利用企业征信平台在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建设和信息共享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中小企业其他信用信息采集难度较大，应该由当地政府出面，协调相关部门，促进信用体系进一步深化。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务机构无法满足本地发展。租赁公司、投资咨询、信托基金、会计事务所、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用评级等金融中介和金融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及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支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效率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拿到“全牌照”的金融中介机构是金融生态环境构成的重要要素之一，但金昌市目前的金融中介机构和组织不仅数量少、规模小、服务体系也相对滞后、这就造成了风险识别能力较低的现象。

篇2

内蒙古莫尔道嘎森工局是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的国家大型二档森林工业企业，行政隶属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市，年木材生产能力为27．2万m3商品材。莫尔道嘎林业局地区属于大兴安岭山地寒温湿润林业气候区，并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某些特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寒冷干燥，夏季湿热短促，温暖湿润。地理位置东经120°00′20″～121°19′20″，北纬51°03′15″～52°08′08″，东西宽92km，西北长120km。北与奇乾林业局毗邻，东靠满归、阿龙山、金河林业局，南与得耳布尔林业局接壤，西与吉拉林林业局相连，西北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俄罗斯隔河相望。在莫局施业区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施业区植物区系以东西伯利亚植物区系为主，资源为蒙古植物区系，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莫尔道嘎林业局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机械化作业，达到采、集、装、运、贮、供销相互配套的格局，商品材年产量达到27．2万m3。全局营林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年生产能力更新造林达0．13万hm2；天然幼、中林抚育达1．33万hm2。林产工业，先后开发了板方材、地板砖、单板、抽屉板、卫生筷子、木棒、细木工板、指接集成材、本笔文具、雪糕把、装饰条等多种产品。

莫尔道嘎林业局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主伐局中的一个开发较晚、资源较好的大型森工企业，也是林区上缴利润大户。从建局开始每年需大量采伐森林，而且随着森林采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生产木材能力不断增强，这就使得人类对森林资源索取速度加快，这种单纯适应增长的技术体系，并由此产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一方面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是资源消耗加快，消耗结构不合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负影响加剧，而恢复生态平衡技术却严重滞后，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而且随着莫尔道嘎地区人口增长呈上升的趋势，造成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压力有增无减，资源稀缺度将增大。与此同时，由于森林资源的日渐减少，莫尔道嘎地区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在莫尔道嘎地区从未出现的沙尘暴已开始光顾此地区，莫尔道嘎河和激流河的鱼类数量明显减少，近几年，水灾和旱灾现象明显增加。综上所述，如不及时调整产品产业结构和经营发展战略，二三十年后势必重蹈“两危”之覆辙。所以，对莫尔道嘎地区乃至整个林区必须实现生态平衡和经济平衡的良好统一。而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首要条件是较好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逐步减缓人口增长对生态经济系统的巨大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观念，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本质就是要把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确定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其次，充分认识资源的稀缺性，把保护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资源集体化利用，集体利用方式主要是高度重视科技资源、信息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并科学合理地进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以及科学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就形成了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体化利用。从而不断提高产出投入水平，降低资源消耗，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创造必要的条件。最后，应充分认识环境容量及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必须加大控制环境污染的力度，不断提高环境质量。

2客观生态环境平衡应遵循的原则

2．1双重目标原则

生态环境平衡必须坚持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的原则，这是由生态经济平衡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生态平衡这一有机统一体中，生态平衡是基础，经济平衡是主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生态平衡，而忽略经济平衡，引起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失衡，生态经济平衡不可能实现；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平衡，特别是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扩张的情况下，就会因资源稀缺性、环境容量及净化能力有限的影响，降低生态目标，基至导致生态系统恶性化循环，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与生态平衡这一必要的客观基础和生态经济平衡也不能实现，所以，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才能在提高生态质量的同时，满足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

2．2综合效益原则

就是指生态经济平衡必须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长期以来，我们便重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短视作为，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任何强调效益单一性的做法都会对生态经济平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只有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平衡。

2．3优化结构原则

生态经济结构是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复杂机构，由生态要素和经济要素复合而成，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相互统一的整体，即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在一定结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结构优化是功能正常和高效发挥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生态经济要素，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生态经济结构优化对实现生态经济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4强化管理原则

生态经济管理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从经济上、法律上、行政上约束人的行为，充分发挥管理在维护、建设生态经济平衡中作用，从而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保证生态经济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实现生态平衡。

3经营模式转变途径

目前，莫尔道嘎地区林业生产还未脱离传统林业经营模式，如何把现有林业经营转向生态林业生产，其基本途径如下：

3．1正确把握生态与经济二者的关系

把现有经营建立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在生态平衡基础上经营现有林，必须正确处理保持生态平衡与开发自然资源的关系，关键在于科学地采伐与更新方式以及相应的营林措施。莫尔道嘎局在对现有森林资源管理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本着生态优先的原则，重点保护林业局的现有天然林资源，通过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积极开发利用林下资源，妥善安置富余人员，逐步提高林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林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选择合理的采伐作业方式，主要以低强度的择伐为主，逐年减少高强度的皆伐作业面积。在生产中严格按规程要求作业，做到不超计划、不超采伐限额、不超强度的三不超原则。三是加快更新造林步伐，林业局已成立了30个专业营林队，配备了营林设备，全力开展更新造林和中幼林抚育。四是在防治森林病虫害中，不断强化森林病防站职能，采用国内先进方式灭虫、灭鼠，认真贯彻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有效地保护了森林。五是在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计划时，优先考虑制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措施，做到开发与保护同步进行。#p#分页标题#e#

3．2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森林资源增长

篇3

［关键词］经济转轨；管理机制；生态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经济转轨也叫“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过渡”，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胡德宝，2010）[1]；经济转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转轨经济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来意义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张仁德，2006）[4]。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将经济转轨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内涵非常丰富，不应仅仅指对资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体制的转变，还应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选择。

目前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例如市场化转轨过程的描述和分析[3]、转轨经济比较方法论[4]、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及绩效差异[5]、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构[6]、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7]、转轨路径、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范式研究[8]、经济结构对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9]等。然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社会经济效应，它还改变了企业的运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和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但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三、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

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四、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　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　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　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

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

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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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虽然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含义上十分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自然环境的外延比较广，各种天然因素的总体都可以说是自然环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态关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才能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种，二者具有被包含关系。将生态环境这一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与金融这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相结合，便产生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金融生态环境这个概念。

从理论上讲，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进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广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宏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狭义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诚信状况、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某一个区域内的金融生态环境，即某一区域范围内金融运行所涉及的所有影响因素，其状况的演化与变革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优化的前提和基础。由此，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生成的环境。与通常的金融市场的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看金融发展问题，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观念的体现。

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良好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地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的要求。

（一）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本身基础差，起点低，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下遗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尚远不能满足该地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有些企业利用破产法的不完善，以破产逃避还债，导致银行内大量坏账的产生；由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系统，银行在通过借款人信用对贷款风险作合理评估方面还有很多困难；由于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标准不高，“骗贷”现象依旧屡禁不止；相关的中介行业的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买通作假。所以，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达到金融与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适应新形势下对内、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各地区吸引外资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过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个方面）鼓励外资到本地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这种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内资、外资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的继续存在将对本国以及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税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国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因此，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应该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扩大对内开放，逐步实现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而建设公平竞争的软环境的关键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能促进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对区域金融的发展，从而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正反馈机制。因此，应该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吸引资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资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加强和改善本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加快本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区的市场经济氛围，不断改善经济运行环境。加快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和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强和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使地区经济真正实现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积极深化本地区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完善公司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务报表行为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二）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

健全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各级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体系，提高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重塑“诚实守信”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加强全民信用教育，强化道德约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质。

（三）加快地区金融市场建设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自身行业和企业制度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认识到资金按市场原则流动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形势下的客观必然性，高度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对增加信贷投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把争取金融支持的重点放在主动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上。地方政府应重视商业银行在内部评级中对本地区的看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评级等级，以此争取商业银行在资金调度、信贷授权等方面对自己给予支持。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务公开，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政府服务收费，取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合并或取消重复设置的收费项目，进一步简化抵押、评估费用和手续，降低企业经营和信贷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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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生态环境是一个公共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即不承担生产、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生态环境带来的好处。如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如何区分污染者与受益者，有关政策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达到目标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急待解决的。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的公共品特性出发，通过分析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制订生态环境政策的公平与效率的目标选择，从而实现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公平为主、效率为辅的生态环境发展思想构架。

生态环境的公共品特性

公共品是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生态环境具有公共品的特性，现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一）公共需要

说生态环境具有公共品的特性，是由于生态环境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是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无差别地共同享用，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一个或一些社会成员享用并不排斥其他社会成员享用，具有这种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生态环境，如优质的空气、良好的自然环境等。

（二）外部性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品的另一个特征是外部性，成本和效益对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成本与效益无法对等，如上游植被造林、净化水质给下游居民带来效益，这是正的外部性，当出现正的外部性时，上游保护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得不到应有的效益补偿；而钢厂对河流造成污染，则是负的外部性，当出现负的外部性时，生产者的成本小于收益，受损者得不到损失补偿。

外部性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即代际之间的外部性，即期对生态环境的消费会对后代的人有负的外部性，使其无法享受到与这一代人等质等量的生态环境。

（三）公有产权

较多的生态产品以公有产权的形式出现，产权无法得到合适的界定而产生外部性。“公共地悲剧”表明，只要多人共同使用稀缺性的资源，环境就会恶化。企业在开采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过程中，因为生产外部性给社会福利带来损失，使经济体系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要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需要适度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制定合理的税率、改进计税方法和明确资源产权标准，引入市场机制等方法来解决。

生态环境同其他公共品一样具有层次性，即按受益范围的大小，有全国性公共品、跨区域性公共品和地方性公共品。清洁的空气属于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公共品，跨几个省份或辖区间的河流则属于跨区域性公共品，而某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则属于地方性公共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生态环境都如空气一样是纯公共品，更多的生态环境产品则是准公共品，提供方式也就有所差别。

生态环境的提供方式：政府与市场

虽然生态环境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但并不一定就说明市场机制在其中就不能发挥作用，生态环境就应由政府供给。虽然面对公共品，市场机制会存在着失灵的情况，但政府机制在起作用时，也会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因此，在生态环境供给上，应对比分析市场与政府在该类生态环境产品上作用的效果。

对于具有不可分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生态环境产品，如优质的空气、良好的自然环境等，为维持生态产品的生态功能，需要一定的成本进行弥补，但由于生态产品的特性使得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等价交换显得尤其困难，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政府的职责，故通过政府征税筹集资金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这类公共品的不可分割性，如何精确地计量某一个消费者愿意消费的生态环境的数量和愿意承受的税收大小是困难的。虽然林达尔均衡尝试找出税收负担与公共品供给量的均衡条件，但仍不免受限于偏好信息的充分表达与否。在生态环境方面典型的税收是庇古税或污染税（环境税），但如何估计边际损害函数是困难的，导致如何找出一个准确的税率也是困难的。当然，问题不在于庇古税是否是处理这类生态环境产品的十全十美的办法，而在于它是否优于其他办法。

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性，科斯定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但这一条件是交易费用为零，如前所述，无论是上游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之间的谈判，还是钢厂与周围居民或下游居民的谈判，都存在着一定的交易费用，有时这种交易费用还是巨大的，市场机制无法很好地起作用，这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因此，政府通过征税、收费、补贴等方式筹集资金，弥补保护者或对受损者进行补偿是必要的。

生态环境的产权问题的解决手段有两种，一是私人产权，如科斯指出，清洁空气、安静的权利或产生有害的活动是一种产权，与其他财产所有权（如耕种土地或砍伐树木）完全类似，这类权利一样可以给予或出售给另外一方。但这种交易的前提是交易费用为零，并能明确界定完全的产权。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就是界定这些生态产品的产权，如水权、林权等，如果私有产权一旦确立，政府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干预的必要；但当交易费用大于零，公共产权可能是较佳的选择。显然，由于空气污染涉及到无数人（包括污染者和被污染者），他们之间的讨价还价很难没有交易费用，无法将空气的产权清晰地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第二种手段，即管制。虽然无法对空气污染进行谈判，但限制对大气的排放物或排放量却是可能的，如不允许随意向空中排放某些化学物质，即实行进入限制，或每个污染者被限定应把污染降低到一定数量，否则就会受到法律制裁。这种是典型的法律管制，如何有效找到每一个污染者并对每个污染者规定具体的污染标准是一个难点。另一种管制则是通过拍卖污染许可证得以实现，拍卖污染许可证与庇古税一样也存在一定问题，如何掌握谁在污染，污染程度如何，如何明确知道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曲线是困难的。

生态环境中有一大类是公共资源，如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消费，如自由放牧的草地。政府只有将其收归国有，对使用者征收资源税或收取类似的费用，才能避免出现“公共地悲剧”。对资源征收资源税或资源使用费，其重点是如何设计一个恰当的税率，能够实现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防止资源的无效损耗。在资源税费的设计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当代人使用资源的需求，还应考虑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使得下一代或几代人也能够享受到相同或相似的资源收益。

通过以上分析知道，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市场机制也有着不可替代性，在某些情况下，则是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

生态环境政策目标：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历来是经济活动的目标，生态环境政策目标如何？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决策需要的充分的信息？执行与监督的力度有多大？公正性如何（谁多承受成本，谁少承受成本；谁多享受好处，谁少享受好处）？这些都是在生态环境政策制订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归纳起来，其实也脱离不开公平与效率两大目标。

公平关注点有三个方面：起点公平、规则公平、结果公平，由于起点的追溯较难，起点公平的衡量更不容易，因而这里不再加以论述；规则公平则是要求在有关生态环境活动中的规则对于任何人、任何集团都是一致的，而不是区别对待。这一点就如生态环境活动中规定的“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只有这个原则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得以实现，才能真正体现出最后的结果公平，使得生态环境通过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使用者付费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然，正如前面所述，公平不仅要考虑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还应考虑到代际之间的公平，故而为达到代际之间的公平，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时应当考虑代际间的外部影响。

效率是指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一定的成本下的收益的多少或一定的收益下成本的大小。但对于生态环境而言，如何对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进行计量是较难的。投入相对容易衡量，可以用人力、物力、时间的投入加以计量，当然由于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品特性，不易分割性、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其单位成本的核算、边际成本的核算等也是不易获得的；生态环境的产出或收益更难以衡量，如何将空气质量、水源质量、人们的舒适感等用价格单位来计量是困难的。当然，部分产出或收益也是能衡量的，如提供了多少树木、开采了多少矿产。于是，多数生态环境的产出或收益就只能进行合理的转化，如人的寿命提高了多少岁，某一类疾病发生率降低了多少等。

正是由于生态环境中效率难以衡量，因而在多数人的目标衡量时，认为将资源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是不值的，是低效或是无效的，因为其看重的是有形的、直接的、可用价格衡量的产出或收益，而对于生态环境提供的无形的、不可用价格衡量的产出或收益则缺乏恰当的判断，故出现低估生态环境产出或收益，出现低估生态环境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的比例，从而出现不重视甚至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

当然，在公平与效率这两个目标上，是公平为主还是效率为主，两者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转换的，为了公平是否会损失效率等问题仍是困扰经济活动的目标抉择，生态环境政策目标也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作为在生态环境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机制，能够对公平状况做出主动调整，如采取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使得下游受益地区对上游保护地区进行生态补偿。当然，这一调整也会引发效率方面的某些变化，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效率就有所提高，而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投入则会加大等。

从生态环境来看，公平目标是前提、是大的原则框架，只有确定了公平的目标，效率目标才能在公平的框架下得以实现，缺乏公平指导下的效率将会是无效的考量。

结论

由于生态环境具有满足公共需要、外部性的公共品特性，且较多以公有产权的形式出现，从而决定了其供给主要由政府进行提供，或者说在生态环境的供给上应由政府作为主导地位，其他方式作为补充。而判断究竟由政府还是市场提供的标准，应考核对比分析市场与政府在该类生态环境产品上作用的效果，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更多考虑生态环境的社会效益。

同样，生态环境的公共品特性也决定了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应将公平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而规则公平是制定生态环境政策时尤为关注的，只有确保规则公平，才能真正确保生态环境活动中的“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这一原则。只有这个原则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得以实现，才能真正体现出最后的结果公平。使得生态环境通过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使用者付费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反之，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则必然会导致开发者由于得不到资金支持而缺乏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破坏者出于利益考虑而不愿意修复环境，使用者付费的可能性也会受到影响。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应采取恰当的方式评估生态环境的成本和收益，提高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效率。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高小萍.我国生态补偿的财政制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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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8-0079-02

1 生态系统面临危机

1.1 生态系统现状持续恶化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生态保护，环保意识增强。世界自然基金会通过多年的数据追踪，发现地球物种健康程度和数量一直在下降，四十年间下降了3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出现极端异常气候，土地沙漠化和极端旱涝、酷热、严寒。比如，北极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孤岛，这一情况在125000年内还是首次出现。生态系统恶化的原因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污染、无休止的破坏环境和各种由此引发的灾害。

1.2 过度地开采和使用资源

地球的资源经过千万年的积累，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人注重对环境的爱护，但在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年，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已经接近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支撑极限。照目前的开采规模，石油天然气最多可消耗50年，煤炭最多可消耗100年；到2020年，地球上的大多数矿产资源包括铜、铝、锡、锌、金、银等都将被开采完毕。人类在以消耗资源为中心的飞速发展中，持续发展的条件却在不断丧失。

1.3 过分关注人类自身利益

生态系统与所有物种息息相关，既是所有物种共同的生存环境，也供给生存资源，人类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人类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人类在消耗自然资源时，只考虑到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并未考虑到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需求，这种短视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系统，没有给自然界其他物种留出生存空间。

2 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出了绿色经济的定义，即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现有的各个经济部门、各个行业，在发展中要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绿色经济需要建立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服务业为纽带的经济系统，达到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恶化脱钩。

2.1 经济发展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为基础

发展绿色经济首先就要尊重自然，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为基础，以自然资源的可再生速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手段。改变以往把环境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的狭隘认识，不能局限在自然系统支持人类社会发展，而应重新认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限与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不是人类予取予夺的生产资料，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无休止、过度地使用自然资源必将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和崩盘；保护环境、绿色发展，适度使用自然资源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出路。我们要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自然资源，发展绿色经济。

2.2 绿色经济是生态系统可承载的经济发展模式

高速消耗自然资源获得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形同于杀鸡取卵，世界人口已逾70亿，人口激增首先意味对自然资源需求激增，粮食、水资源、宜居土地的供给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人类的未来发展之路必然越走越艰难。绿色经济要实现的是人对自然影响的可持续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在脆弱的地球范围内，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保证人类有足够的食物、水和能源安全以及基础空间的需求。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要引导社会资本对绿色经济的投资，用于改善环境、保护生态、提高能效和一些相关的环境基础设施上；要加大对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推广环保健康的消费模式，政府、企业、个人分别承担在绿色消费中的责任和义务，使绿色消费深入人心；要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投入损耗并且降低废弃物排放；要鼓励绿色经济创新，改变能源消费模式；要保护自然资源，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限制房地产对生物栖息地的过度扩张和侵占，加速自然保护区建设；要推进工业污染治理，衡量环境和社会成本，对工业排污与制造企业收取环境治理费，支持其绿色创新以减小对环境的损害。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追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幸福感的提高，用绿色经济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2.3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己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无休止地开采和使用资源、污染物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人类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自然灾害使人类自食苦果。与其说是拯救自然生态环境，不如说是拯救人类自己。如果人类还按照现有的方式生活，不断地过度索取资源而不回馈，人类的生存必将受到自然生态的严厉报复。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发展的出路，人类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发展绿色经济的关键问题

3.1 转变观念

保护环境是一项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事业。推进经济绿色发展除了加强政府政策法规的约束和激励，还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因此，必须重视对绿色理念的教育，重视对消费者和企业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我国多年来强调市场经济，强调提高效率，追求财富，导致现在的整个社会物质化倾向非常严重，从个人到团体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必然导致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长期以来社会资本投资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增长，无节制地满足人类对物质消费的欲望，大量的资本涌入房地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金融衍生品，但却很少投入到改善环境、保护生态、提高能效的有益领域和相关的基础设施，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的经济增长理念只能从文化、精神、意识形态来转变，需要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借鉴西方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抑制当前这种物质化的趋势和潮流。

3.2 制度建设

一个人的行动不完全取决于他的认识和观念，还取决于外部压力和现实的利益。现实利益要靠制度来约束。好的制度可以将个人利益导向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向，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所以，制度建设非常重要，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的根本。我们需要建设一套制度能够把国家的意志跟各省现实状况和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贯彻落实，而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指标来加以考核、加以衡量、加以比较，把发展绿色经济跟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联系起来，才能给地方以很大的压力，才能把国家绿色发展的意志得以贯彻。反之，地方政府会迫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而忽视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3.3 绿色技术

重视科技创新已成为共识，但科技创新不应笼统地谈，现在应该提倡绿色技术创新。现在的技术研发方向应该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为衡量这个技术是否先进最重要的指标。政府要在绿色技术的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致力推广的一切新技术都应该将资源效率、环境影响作为指标。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经济最重要的环节，应当把绿色技术创新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循环回收环节来综合衡量技术的绿色水平，例如电动车在城市中使用安静、方便、零排放，可是在生产过程中电池的污染也要慎重考量。

3.4 法律保障

发展绿色经济必然会受到现实利益的干扰和诱惑，现实利益的约束要靠法规、制度、标准规范，要依靠健全法律制度建设来加以保证。一个好的法律制度，能够引导这个社会向着有利于环境和公共利益的发展。健全法律法规保障绿色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研究有利于环境和资源节约的财税和金融政策，还要完善涉及各项标准、技术规范的法律法规，形成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李琳.向绿色经济转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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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区域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已基本完成从农业区域向工业区域的演变过程。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是区域未来实现经济与环境较快地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1.2工业化对环境威胁是不可避免的工业化过程不仅要消耗自然资源，而且，也必须以一定的环境为基础；同时，工业化过程也会改变环境，即污染破坏环境，所以，环境也是工业生产必须“消耗”的一种资源，在一些情况下，或者超过一定的限度，环境甚至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一定的工业发展阶段，人们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来换取工业成就；而到了工业发展的较高阶段，环境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资源消耗的工业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需要很大的努力从在第一发展阶段主要行业发展到在第二阶段（污染）行业。作为欠发达地区现在正进入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许多环境学家也指出工业化过程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矛盾。欠发达地区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势必加快工业化进程，这就造成一场环境噩梦。

2区域环境问题及成因分析

2.1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功能退化；水、大气、土壤环境污染。

2.2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成因一是自然因素：区域地质构造单元位于绍兴—江山大断裂带东南侧，属华南地槽褶皱系，浙东南华夏褶皱，断层密布，岩体破碎，极易发生崩塌、滑坡。区域气候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容易出现集中降雨，这就造成区域地表流水侵蚀，并给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导致区域土地肥分流失，土地肥力下降。区域水资源丰富，但山区性河流特征突出，枯水期水量较少，地面水环境容量也小；城市(镇)均建于几至几十平方公里的河谷、小盆地，相对封闭的地形，气流运行不畅，扩散条件差，大气环境容量小，人口及生产要素集聚，极易造成局部气候条件的改变和空气环境的污染。二是人为因素：由于历史上人们对生态环境脆弱性认识不足，片面强调发展经济，森林砍伐过度，毁林垦荒种粮情况严重，致使植被大面积破坏，土地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各种自然灾害加剧，导致自然生态恶化；随着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人工生态系统逐渐代替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农村村落和农田等半自然生态系统，以及林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比例相应减少。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山区，林区发展对森林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森林资源增长缓慢与经济发展对森林资源的需求矛盾比较突出。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发展经济首先考虑的是木材加工业，其技术含量低、产品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粗放型经营是这类企业的特点。因此，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对森林资源依赖程度过大，森林蓄积量下降，林分质量明显降低，致使生态环境退化。总之，区域的经济发展或多或少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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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农业经济；农村生态环境；关系影响；存在问题；改进措施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立国之本。农村不仅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人们食物的来源之地，是保证国家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我国居民提供了良好、可靠的食物来源保障。但与此同时，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生态环境却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人口增长、环境污染、森林破坏、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使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走生态农业经济发展之路，才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生态农业经济的内涵

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生态农业经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概念的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其主要是指合理利用经济学原理，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建设，将传统农业、现代科技和绿色发展理念有机结合，将农业向合理生态转化，农业回归自然，实现农业高产高效与可持续发展兼顾的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而生态农业经济就是以发展生态农业，使农村经济、农业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相协调为基本原则，以不超出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为基本前提，以因地制宜、使区域自然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得到合理利用、充分发挥为基本方向，在确保农业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过程和资源利用高效化，确保开发产品优质化、无公害化，促使生产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由生态经济的内涵我们可以总结出生态农业经济的特点，主要包括：协调性，生态农业经济讲求的是农业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适宜性，生态农业经济是通过多种技术装备，使农业发展适应区域环境条件、自然资源条件以及当地发展实际情况，从而使区域各项资源合理配置、合理利用，使农业经济发展能够扬长避短，优势尽显；持续性，生态农业经济重视的是现代化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讲求的是农业生态和农业经济的长期整体效益，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技术装备和发展策略进行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因此生态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持续性。

二、农村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经济的关系研究

1.农村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基础。

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生态环境的支持，农村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耕地、水等资源，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农业生态环境中每一个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对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产生各种影响，如果耕地和水土资源等被破坏、被污染，必定会影响农业生产的产量和农产品的质量；同样，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也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因此，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农村经济的基础和前提。

2.农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在农业生态资源有限和农业生产技术有待提高的前提下，短期内，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存在矛盾的，但从长期来看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更好的资源条件，从而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农业在发展的同时，又会为农村生态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促使农村生态环境的逐渐改善，因此两者是互为支持，互为促进的。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时候，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视农村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坚定不移地走生态农业经济发展之路，才能使农村与农业长期健康发展。

三、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

1.耕地资源紧张，耕地质量不断恶化。

耕地资源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保护耕地也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当前却面临着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不断恶化的问题。据统计，我国现有耕地1.26亿公顷，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的一半，且其中的13.3％属于坡耕地，耕地资源较为有限，并且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粗放的开发、过度地侵占滥用和各种污染问题，使得可用的高质量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仍然在不断地减少。

2.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主要包括外部污染和自身污染两方面。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垃圾和废弃物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没有固定的垃圾倾倒区域和专门的垃圾处理措施，很多生活垃圾随意乱扔，生活废水不经处理就随意进行排放；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的大量工业废水也通过各种流通渠道对农村水体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和各种形式的污染，这些都属于外部污染的范畴。而自身污染则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自身污染的情况也日益突出。自身污染一是滥用农药、化肥而造成的重金属、农药残留等污染；二是农业生产残留，如秸秆、畜禽类粪便处理不当而造成的污染。我国本身农业用水就非常紧张，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农村有5000万人口和3000万牲畜面临着饮水不足的威胁，受旱农田达到了3亿亩，而各种污染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活动。

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措施

1.提高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提高人们生态环保意识是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关键。农业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类社会的物质需求，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并且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造成了农业资源的透支利用和破坏式的开发，使农业生产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虽然我国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但治标不治本，建设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因此，必须设法从提高环保意识入手，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做好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为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2.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虽然我国近几年来陆续颁布了一些涉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整体而言，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十分健全，主要体现在监管制度不完善、操作性不强等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难以及时跟进，使得一些方面还存在着法律空白。因此，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加强法律法规执行力度，才能从法律制度上有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3.加强生态农业建设相关投入。

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农村生态建设。兴修农业水利工程，促进水资源合理保护利用；加强垃圾回收处理和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改造，以及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装备投入，促进环保技术装备升级改造，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提供有力支持。五、结语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多、制约条件多。因此，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充分调动各种有利条件共同发挥作用，牢固树立起“既要农业经济发展，又要农村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才能真正搞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促进生态农业经济发展。

作者：张彩霞 冯俊霞 王尚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邯郸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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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毋庸置疑，生态资源环境都是人类享有的公共资源，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性。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人类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无偿汲取与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导致资源携带者环境这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严重匮乏。

出现了一系列诸如：自然资源短缺和耗竭、生态系统圈污染与破坏等危害人类社会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问题。面对日益凸显的严峻局面，人类必须摒弃以往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两高一低)为特征的线性经济模式，放弃使用高成本为代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建立以“3R”甚至“5R”为原则、拟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绿色生态产业网络循环型经济形态。对于环境与资源的产权问题，早在1980年末，美国生物学家G·哈丁就以此为研究起点，考察人类的资源环境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的命题。该命题简要表述为：每个人都陷入一个迫使其无限扩大畜群的系统中。在一个坚信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抢先行动，追求自己的最佳利润，毁灭是最终目标。公地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毁灭。正是因为公地是公众的共同资源，在使用上具有很强的非排他性，导致公众内部的每个成员寄希望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约而同将采取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牲畜数量的行为，致使公共牧场的环境和资源受到极大的破坏。

生态退化现象也愈演愈烈，牧场面临枯竭并惨遭遗弃，最终形成公地悲剧。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悲剧的出发点来自个人的贪欲，欲望的无限是罪恶的开端和最根本的因素，但倘若制度预先已界定清楚，或是财产被私有化，盖上“不可被侵犯”标志，那么悲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公共财产的产权分配制度的失效与难以合理界定必将造成社会资源配置失灵，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利用又离不开产权的合理分配，主体利益的博弈终究偏向占优一方，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将影响经济、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规则，乃至偏离均衡状态发展。

二、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赋予的经济内涵与特征

法律领域对产权的研究要早于经济学界，认为产权(Propertyright)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的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从中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环境领域一直也没有明确地提出产权概念，比较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则站在经济范式的立场上给出产权的定义：“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并进一步地把产权种类划分为私有产权、政府产权、非存在产权、共有产权等。而“公共产权”一词，来自西方产权经济学家对资源稀缺和交易成本定性研究的领域范畴。美国经济学家A·阿尔奇安认为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是相对立的，认为：公共产权是公共体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分享同样的权利，都可以使用某一资源来为自己服务，可以排除公共体外的任何成员对公共体内的任何成员行使这些权利的干扰，但每个人都无权声明这个资源就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公共产权在公共体内部不具有排他性。作为特殊公共物品的生态资源环境，其产权的内涵表现在每个社会成员(包括繁衍的子孙后代)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所有和使用都有同等的权利，公众和社会共同享有对环境资源的使用。

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的特殊性内涵，充分蕴育了其多样性的特征。综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

1．典型的非排他性

生态资源环境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向每个使用者开放，允许其自由进入、平等地分享，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该资源为自己服务，并获得相应的收益。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就会造成实际增加的总价值低于增加的成本，社会产品的边际收益低于每个资源使用者的平均收益。因而，公共产权的非排他性给自然资源的利用带来了巨大的外部效应。

2．代际共享性

生态资源环境的产权不仅是当代人拥有的，与后代人关系也甚为紧密。这也是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与其他公共产权在使用范围的不同之处。当代人对此拥有完全所有权，任意的占有、使用、处置，必然会导致资源当期的过度利用。因而，当代人在使用资源时必须考虑后代人的生存基础和福利，实现资源环境的代际公平分配。

3．国际传导性

生态资源环境的产权具有一定的国际地理融合性，跨越国界甚至覆盖全球。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公共物品，个体的行为必定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某企业大量排放尾气和废气造成大气层的严重污染，致使当地气候骤变，乃至影响全球环境恶化，其后果的严重．陛难以想象。

4．系统网络性生态资源环境产权作为一张布局错落有致的产权网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综合系统是由不同子系统和元素联网组成的，每个子系统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对一个系统的生态环境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系统的生态资源开发和利用环节，它们的产权关系具有生态联系性和系统整体性。

三、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及主体界定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及其主体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对象，也是众学者热议的话题。就我国而言，虽然是资源禀赋丰裕及拥有地理优势的大国，但对环境和生态资源的主体界定依旧存在多方的纷争。与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实施较好的发达国家一样，我国的生态资源环境也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属性。而且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由此可见，国家和集体是生态资源环境的所有者，国家和集体统一行使生态资源环境的所有权。主体利益如何维护及产权缺失该怎样弥补?这些都是法律、规章中没有重点解释或明文标注的。文章以经济学中行为主体利益为出发点，形成独特的分析视角，来首先分析制约产权清晰界定的经济屏障。

首先，必须承认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界定本身就具有模糊性与复杂性。以我国为例，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禀赋，但人口增加及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断上升，无疑加重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度，导致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的稀缺程度急剧恶化。当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远低于社会成本，甚至私人收益远大于社会收益时，环境与资源作为我们共有的财产在货币形式呈贬值趋势。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者使用行政权利支配着资源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其他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既是资源与环境的使用者也是破坏者，外部不经济给某些经济主体带来收益的同时又以其他经济主体付出的成本为代价。受损害的经济主体因没有清晰明确的产权界定而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和支付，施害的经济主体借着“搭便车”的行为对资源环境无偿使用，而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正如科斯在其经典著作《弛会成本问题》中提到“问题的交互性质”一样。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初始产权界定清晰了，那么市场机制在最初由法定权利界定下的产权分配之后，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达到所谓的“在不使一个人情况变化的条件下，也不能使另一个人的情况变好”的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可是现实生活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对自然资源与环境产权体系需求的多元化与公共产权的供给呈不均衡状态，使得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清晰界定的难度较大。

其次，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界定存在着制度层面上的缺陷。尽管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引进循环经济的思想理念，也相继运用了适当的制度安排支持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公共产权，可效果甚微。实践中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界定的困难、交易成本过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环境治理方面，政府、环保机构、中介组织等经济主体尝试做过不懈的努力，例如《环境保护法》中对企业这类经济主体的排污标准进行了规定，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监测与评估制度。但出于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地实施，相应的产权制度只是形同虚设。在生态资源的使用和开发方面，政府集所有权、管理权于一体，而作为经营者的经济主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生态资源实行肆意掠夺开采，严重扭曲了资源与环境在区域或区际之间的优化配置和分工布局。

如上所述，正是基于经济体系内部的利益、技术、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内生性或外生性因素，使生态资源环境产权不能分割或无法确定其具体范同。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主体界定的模糊不清造成了其公共产权的失灵，体现公共产权在制度界定方面存在的种种缺陷与约束。深层次地分析影响环境与资源公共产权失灵的原因及内部机理，需要在经济领域范围内从微观、宏观、市场(中观)、制度这四个层面人手。

1．微观主体层面

微观主体在经济系统里具体为单个企业和居民。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具有典型而理性的经济人格，单纯追求目标利润最大化。尽量降低生产成本和各项制造费用，从原材料的生产到产成品都未主动自发做好清洁生产、无污染排放和废品回收这三个环节，甚至部分企业基于主体利益而免除责任，超标排放废水、废气，扩大对环境和生态资源的污染，并以无成本或低成本为代价享有生态资源环境的使用权，缺乏有效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意识。诸如我国在2003年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里也还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生态资源环境无偿使用使企业获得巨大的收益，而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的破坏。从公民的角度来看，生态资源环境产权是公共的，因而我同个人拥有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单位产权基本上可以忽略。虽然个人平均下来只是拥有一些零散的自然资源，但不能无视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现象。我国在自2008年6月初实施“限塑令”以来，提倡用环保型购物袋，但具体到公民个人还未引起重视，并缺乏足够的生态保护意识，放弃使用对环境污染极大的塑料袋。微观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是生态资源公共产权主体的基本单元。主体的经济人格化，必将影响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的合理运行。

2．宏观主体层面

各级政府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在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管理中处于主体地位。作为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机构，政府的目标定位必须是多重性的。既要强调经济增长，又要注重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若“一只手长，一只手短”，就会出现失衡状态，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政策具和决策的选择失误、运用行政性手段不当、政府干预行为的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等。当然政府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可能利用手中的行政垄断权利，在招标过程中以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处理具体问题，促使寻租和官僚机会主义行为的滋生。此外，环保机构作为辅助政府执行监督、管理自然资源和行使环境公共产权的机构，也将成为宏观主体的组成部分之一。例如，我国的环保机构无强制执行权，法律赋予环保部门执行权偏软。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权责不清，甚至引起职责上的冲突。环保部门较低的能力建设影响了监管效果，其中存在监察执法地位不明确、环境执法能力低、人才队伍素质不高、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环境应急能力薄弱。生态资源环境产权被层层委托，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环保机构，每一层的委托与利益目标都存在着差异，无法实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的最优配置。

3．市场体系层面

市场是提权交易的场所，有效的环境资源产权结构必须在市场交易选择中产生。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调节，自发运行，对社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完全自由的竞争体制已不存在。作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在生态资源环境领域里，由于多方的干预因素影响，形成“市场失灵”的局面。表现在：市场不能自发界定经济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配，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和稳定协调；外部不经济冲击价格杠杆机制，导致环境与资源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扭曲，使市场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生态资源环境的真实价值；在环境和资源产权的交易方面，环境资源的经营者不能通过市场提供合理的竞争机制来作价和出售资源的使用权，进而无法实现其经营权。

4．制度协调层面

制度不等于法律条文，它是一种非正式的规范，诺斯曾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此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以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为主，非正式规则包括规范和习俗两大类。他进一步强调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作为资源环境产权这类特殊的公共物品，其制度层面主要是指对公共产权体系的各种权利归属作明确的界定和制度安排，包括资源环境归属的主体、份额，或是对生态资源环境产权体系的各种权利进行分割或分配。在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交易制度里必须要明确产权的所有人要以合法的产权运作程序来获得产权交易收益。建立良好的交易制度不仅能够解决无法用价值衡量的资源和环境公共产权价格问题，还将平衡市场中这类特殊公共产权交易的供求与竞争问题，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对于我国而言，还没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出台，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地探索之中。目前，排污交易权制度作为公共产权制度的～个子系统备受国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完善。从环境的外部性和资源的交易成本来看，建立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协调运作各利益主体关系的自然生态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应是所有国家的题中之义。

四、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规制模式的建构

全面改变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公共产权失灵的局面，实现人类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生态的永久保护，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全新设计，强化产权的功能效应。除了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子系统完善以外，更重要的是亟待构建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环境与资源公共产权模式。

1．政府公共产权与企业交易产权的双重模式

鉴于生态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不清晰，市场机制的自发配置难以有效实现，那么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理应介入到与企业共同设计产权交易中。对降低无法分配的生态资源环境产权的交易和转让费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将通过对资源和环境的主体进行层级划分，把产权交易较为明晰的主体的所有权通过市场运作拍卖给企业法人单位或个体，充分扩大对这类生态资源环境所有权的主体范围，使生态资源所有权细化并被主体分享。明确产权界定才能有效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减少个体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生态资源环境绝大部分产权边界比较模糊，诸如空气、河流、海洋等生态型资源，系统性联系很强，若能够把这些公共产权逐步分散，具体分割到区域行政单位，使政府成为类共同产权的虚拟主体，而企业或个体拥有公共产权经济涵义上的所有权，那么“上游污染上游治理”的局面就能迅速扩散。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谁污染谁治理”的良好局面。具体实施的企业或个体可以实现多元化的形式，通过市场交易行为来提高对生态资源环境的使用与有效配置，积极引入多元主体，允许不同形式的企业参与平等竞争。在界定主体责任与权限时，不单只有生产领域的行为责任，在消费领域中也应承担回收利用的义务。

改变企业微观主体的被动地位，并迅速转变为主动。政府可制定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监管措施，使企业转化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环境生态保护的观念。在衡量企业内部生产的成本和社会成本之中，避免过多涉及目标利益，把外部成本尽量内部分解，并适当缩小企业治理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差距。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和支持企业的生态资源环境产权意识，开展节约型活动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2．市场化公共产权规制模式

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任何商品的交易都离不开市场这个中介，包括无形商品——产权。市场化产权规制模式的提出是基于我国政府已将生态资源和环境公共产权有效的分配给各个产权主体的假设之上的。处理好产权市场的两个层级，建立较为良好运作状态的一级产权市场。公共产权市场化必须具备一个先验条件：交易的产权价格是基于合理而科学的基础上，并能真实反应生态资源环境的自身价值。在一级市场上，生态资源公共产权的合理作价能够保证其顺利发行，并到二级市场上进行流通。通过在二级产权交易市场主体行为的集体谈判行动和协商结果，决定生态资源环境货币价值的正真体现，实现价值流通自发反应生态资源稀缺的程度。不仅如此，生态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还可利用多重方式反应产权的流动性，例如租赁、承包、股份合作等把非动态的产权改造为动态性的产权交易，充实在二级市场上公共产权交易形式。

此外，合理建立一套企业排污权市场合法交易是市场化公共产权规制模式的有效探索路径之一。企业的排污权交易是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资源环境领域里设计的一套遏制污染的模式。该交易权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科斯的理论进行外部设置。政府可设计一系列关联企业生产污染的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发放许可证的方式来实现企业对生态资源环境破坏程度的补偿，在公开市场上采取拍卖、股份分享等方式进行排污权交易。一方面有利于那些治理污染成本高的企业，在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放弃采用夜间排放等方式来规避对生态资源环境的间接污染。另一方面，治理污染所付代价低的企业也将受益匪浅。企业可像存款储蓄一样把减排获得的排污权在没有交易对象时存放在交易市场里，可以在某个时候取出来出售或使用。市场化的生态资源公共产权规制模式的优点还表现在可使企业在公开市场上进入排污治理设施建设和经营领域，为企业单独或集中处理污染排放物，从而间接获得排污权的所有权，并把其在市场上自由出售给企业或返卖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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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势态，但是在当前我国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块由于种种原因致使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系统也出现了失衡。在国内，周小川（2004）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金融生态”这个概念，他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随后在2005年李扬等发表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是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报告主要从经济基础、法治环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文化、金融部门独立性等方面，将金融生态环境分为5个等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一个地区金融生态良好，当地的经济就会获得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这个地区的经济也就越有发展潜力。

虽然从之前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积极的探索了对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在理论上研究二者的关系，较少的运用计量经济学对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基于四川省的相关数据，进行二者的实证分析，如果能更好的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经济增长都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本文是以金融生态环境理论为指导，以四川省为例，通过分析金融生态环境，揭示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针对它的不足之处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通过这一分析研究，可以对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起到借鉴作用，从而更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金融生态环境概况

2011年6月出版的《金融蓝皮书》（即《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1）》）对2010年度全国各省份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后发现：上海综合评分最高，为0.743，浙江第二，为0.724，北京第三，为0.715。在评分最高的前十个地区中，除了排在第七位的重庆之外，其余全都为东部沿海省份。与之对应，综合得分最低的十个省份中，西部占了七席，东北、东部和中部各一席。其中，综合得分最低的山西、青海、贵州、甘肃，低于0.350。

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东部沿海地区金融生态综合评分最高（0.602），显著高于内陆地区。中部（0.424）、东北（0.423）和西部（0.402）综合评分相差并不大，然而西部各省份综合评分最低，经济总量小，经济较为落后。

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在我国不同区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显然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已经比较完善，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完善。

三、金融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基本判断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会对金融生态环境形成反作用，来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第十一届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根据《GN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成都4250.889分排行16名。根据《GN中国城市成长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成都6.643903分排行20名。根据《GN中国国际化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成都79.79分排行14名。根据《GN国际友好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成都80.28分排行21名等等。由此可见，四川省成都市的城市竞争力在全国来看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从全国来看（见表1），四川省综合发展指数和全面小康指数在34个省中处于中间位置，而人均GDP、HDI指数则处于中下水平位置，因此要是四川经济走向一个新的台阶则需要不断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采取相关措施统筹规划好四川经济的发展。

基于差距的存在，我们可以对四川省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四川省金融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很好的满足区域经济增长的需要，从金融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促进的角度而言，四川省金融生态环境还没有很好地将其优势发挥出来。

四、四川省金融生态环境对其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一）指标选取、数据来源

对金融生态的评价则要全面、系统、有效地反映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两大方面。因此在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中国西部金融发展报告》和《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等现有文献选取了金融生态环境中贡献弹性较大的三个要素——政府治理、信用环境、法治环境来分析验证四川省金融生态状况的指标，同时由于数据的可取性政府治理则选取政府财政支出（GOV）作为参考指标，信用环境则选取金融机构贷款额（CRE）为参数指标，法治环境则选取法律案件结案数（LAW）为参考指标。另一方面，选取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各指标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支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二）检验方法与检验模型

结合四川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对四川省2005年到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验证金融生态环境是否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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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的思想库罗马俱乐部指出,“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的。”[1]生态环境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为切实做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文特选取区位重要但生态脆弱的河北省为例,探讨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及途径。

一、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1.生态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的物质基础。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都是以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为原料或动力开始的。只有劳动与自然界结合,才能创造财富,才能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提供保证。

2.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精神享受。阳光、空气和水是生命的基本要素。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是工农业生产必备条件,也是人们健康愉快生活的基本需求。优美舒适的环境能够使人们神清气爽,增强体质,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环境舒适性的要求逐步升高[2]。

3.生态环境能够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是重要的资源和财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资源条件的制约,恶劣的生态环境将造成水源污染、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农业生态恶化等,危及工农业生产的基础,限制经济发展。相反,良好的环境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再生和增殖能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4.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承载平台。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社会,是一个倡导节约自然资源、更是一个科学开发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社会。因此,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3]。

河北省地处北纬36°05′～42°40′,东经113°27′～119°50′之间,位于华北平原,内环京津,东临渤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类型齐全。海岸线长487km2。全省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350~650mm,多集中分布于7—9月间。土地总面积为1876.93万hm2,其中,耕地589.36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31.40%,林地506.37万hm2,占26.98%,草地451.63万hm2,占24.06%。

河北省的生态环境不仅是该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且对保持京津冀地区生态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该省是以资源型产业为核心的内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虽然该省已采取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和建设措施,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资源紧张、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仍然严重,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摆脱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三、河北省生态环境问题

1.水土流失严重。河北省属于全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省份。2007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为630.07万hm2,轻度以上水蚀面积547.05万hm2,轻度以上风蚀面积83.0万hm2。主要分布在坝上高原和太行山、燕山山脉。其中,风蚀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承德的坝上,面积为82.04万hm2,以及秦皇岛沿海0.91万hm2,其他区域主要是水蚀。由于水土的大量流失,耕地遭受破坏,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减产。同时,水土流失产生的泥沙淤积水库、塘坝,降低了防洪、灌溉、发电等综合效益的发挥,缩短了水利设施使用年限[4]。

2.水资源短缺。河北省属于严重的资源型缺水省份,水资源极为短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204.69亿m3,仅为全国水资源总量的0.72%,人均水资源量为306.69m3,为全国同期人均水资源量的13.97%;亩均水资源量为211.04m3,为全国同期亩均水资源量的14.68%。且部分山区自产地表水资源量已专供北京、天津两市使用,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现状。

3.草场资源退化。河北省天然草原面积501.5万hm2,占全省总面积的26.8%。截至2007年,全省围栏封育草原面积53.7万hm2,基本草场10.6万hm2,草种基地0.96万hm2,人工草场累计保留面积89.1万hm2。近年来,由于干旱、鼠虫害等自然因素和各地区超载过牧,使草原生物种质资源遭到破坏,优质牧草种类和数量明显下降,有毒、有害杂草种类和数量上升。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保护建设项目的实施,工程区草原生态状况有所好转。但治理面积仅占全省草地总面积的16.2%,草原植被减少,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草场退化、沙化仍有蔓延趋势,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遏制。

4.森林资源匮乏。河北省森林资源匮乏,截至2007年底,郁闭度达到0.20以上的有林地为434.12万hm2,一般灌木林109.16万hm2;郁闭度为0.10～0.19的疏林地10.63万hm2。全省森林覆盖率为23.25%。然而人均占有量不足,人均有林地面积0.049hm2,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人均活立木蓄积1.28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森林资源结构以中幼龄林为主,占84.22%,可供采伐利用的成熟林面积和蓄积量很少,可利用比例偏低。目前,森林生态系统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较弱,无法有效改善全省生态环境。

5.水体污染严重。河北省水体污染急需高度重视。2007年,全省废水排放量22.29亿t,化学需氧量排放量66.74万t。七大水系污染程度各异,其中子牙河水系和黑龙港水系污染最为严重。河流五类和劣五类较差水质的断面比例达49.67%,湖库水质总体呈中营养—重度富营养化状态。

6.大气环境污染依然严峻。2007年,全省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49.25万t,烟尘排放量为62.31万t,工业粉尘排放量53.21万t。城市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其中有8个城市空气质量低于国家二级标准。此外,近年来全省机动车保有量保持高增长,城市机动车排放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7.自然灾害频仍。河北省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致使自然灾害频繁发生。2007年因气候异常导致的自然灾害造成232.86万hm2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0.50亿元。

四、生态环境与河北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提高全民生态意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全民充分认识生态建设的重大意义,明确生态建设的主要任务,树立牢固的生态环境理念,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营造大家支持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切实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环保责任感和紧迫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完善干部考核体系,重视生态承载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把资源节约量、环境清洁度、地表绿化率等纳入考核指标,制定奖罚标准。通过制度约束,加强领导者的环保职责,使其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既重视经济指标,又重视人文指标、环境指标、资源指标,确保领导在作决策上项目时,能够把经济增长指标同生态环境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3.依靠现代科技,发展环保产业。加大保护生态环境的科研投入,重视重大环境问题和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新的科研成果要尽快与环保实践结合起来,形成防污治污的新生产力。重视开发和引进高效低耗、无废少废、节水节能的新工艺、新技术,提高防污治污及生态恢复工程的技术水平。积极扶持环保产业,把环保产业列入优先发展的领域,重点开发科技含量高、优质廉价的防治污染设备。建立环保产业有序的生产流通渠道和合理的产品结构,积极发展绿色产品生产,注意提高环保产品的质量,搞好防污治污示范工程建设。

4.倡导生态经济,缓解资源压力。生态经济是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复合系统,谋求生态平衡、经济合理的生态和经济的最佳耦合点。为了推动区域内生态经济建设,首先,建立内部互动开发模式,从思想观念、城市规划、政策和协调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促进区域内部互动,使生态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整体[5]。第二,倡导“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式工业生产流程,将所有能源和原料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将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第三,重视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生态支付问题,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务必坚持利用者支付、破坏者补偿方针[6]。

5.重视农村环保,保护生态环境。农村和农业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主要纽带,必须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把农业生产活动纳入生态循环链内,参与生态系统的生物共生、轮流交换和物质循环[7]。首先,要在农民中广泛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村概念,使生态观念牢牢根植于每个农民头脑中,实现山青水绿。其次,要加强农村环保法规和制度建设,抬高农村环保准入门槛,设置“绿色壁垒”和“环境壁垒”,阻止城市转嫁污染。第三,要着力防治工农业生产污染,严格工矿企业环境准入和达标排放标准,强化节能减排,加强土壤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建设清洁田园。第四,要加快推广“果—牧—沼”、“草—牧—沼”立体式生态养殖,使养殖场粪便自行消化,降低有害物质排放量。

注: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2004—2008)和2007年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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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是一个协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内在性的聚合，它不是单个系统或要素的简单意义上的增长，而是多系统或要素良性循环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强调的是各个要素的综合全面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一含义中的发展侧重于动态意义上的发展。协调发展度是综合了系统或要素间的协调状况。

1.2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含义

旅游经济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尤其是作为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旅游经济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丰富，同时政策、整体经济以及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作用，对于衡量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经济作为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用单一的要素进行衡量，与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要素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意义。

1.3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特点

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特征，都是从最初的初始协调阶段到不协调发展再逐渐协调发展的变化；旅游经济与城市环境协调发展在目标上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旅游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在二者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下都不是完全各自单纯意义上的最优目标，而是在特定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实现最适当的旅游经济发展目标以及城市生态环境发展目标；此外，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和持续性，这也表明二者之间发展上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特征。

2.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

2.1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旅游经济状况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外国游客人数、国内游客人数、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均消费、旅游收入占城市GDP的比例、星级酒店的数量、A级以上景区的数量等指标，都能够反映某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状况。生态环境发展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指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二氧化硫年日均值、二氧化氮年日均值、噪声平均值等。以上指标的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年鉴，在指标数据的查询和获得问题上，一定要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和的数据为准，要通过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数据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在各自的子系统及系统间指标的量化以及对系统的指向性存在差异，在进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水平的测度上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处理，一般是需要根据指标的正负向特征，对负向的指标采用与正向指标相反的处理办法。

2.2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

在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对于协调发展的衡量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衡量协调发展程度问题上必须依据相应的标准进行评价。笔者认为在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响应值上，可以比照国家生态市建设指标的响应值，而旅游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可以采用各个城市在旅游业发展目标值来衡量。对于城市而言，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城市整体发展而言，都具有同等意义。按照评价标准对选取的指标和数据进行分析，对旅游经济和城市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的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利用数学函数模型等进行协调发展的评价分析。

2.3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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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是双向的，经济增长促进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而环境退化同时也阻碍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环境变化，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惊人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但是，与高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应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出现一些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内蒙古经济增长成绩显著

位于我国北方，横跨我国“三北”地区，土地总面积达118.3万平方公里，有丰富的自然物产和矿藏资源。凭借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及资源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西部大开发使内蒙古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速度惊人。

数据显示，内蒙古连续几年GDP增速居全国前列。2003年，内蒙古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3个增速全国第一的“奇迹”。2005年，内蒙古GDP增长速度高达21. 6%，，增速持续实现全国第一。2006年，内蒙古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居全国第五，GDP增速全国第一，高达18. 2%。创造了被称为“内蒙古模式”的经济奇迹。

从2001年至2012年，内蒙古主要经济指标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速度进入全国的前列。2012年，内蒙古GDP由2001年的1713.81亿元增长至15880.58亿元，年均增长22.63%；人均GDP由2001年的7210元增长到63886元，年均增长22.13%；财政收入由1990年的904万元增长到68232万元，20年的过程中翻了75.48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001年的5535.9元增长至23150元，年均增长率为13.93%（如图1）。

以上数据表明，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经济增长只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整体数量的概念。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状况的改善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与人民生活状况紧密相关。

二、内蒙古生态环境变化情况

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污染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经济指标的增长与相关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步增加。内蒙古的情况特殊，在2005年之前，内蒙古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经济却未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从2006年开始，这种情况逐渐改善，其经济发展速度与污染物排放增加速度基本一致。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已得到大幅改善的生态环境又逐渐转向恶化，一些主要指标如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气排放量等都有明显上升。

从200—2012年统计数据看，内蒙古工业废水排放量明显增加，从2001年的20959.53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33617.85万吨，虽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12年的时间里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增长60.39%。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也一直呈上升趋势。截至2012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已达到28132.67亿标立方米，是2001年排放量4958.92亿标立方米的5.67倍。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1年的48.51万吨上升到2012年的124.15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0.22%。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2001年的2482.52万吨上升到了2012年的23624.45万吨，增长了近10倍之多。全区内污水排放量呈现有升有降、锯齿状、盘旋状态增加，由2001年的34614万吨增加至2012年的50488万吨，12年的时间里全区污水排放量增加了46%。水资源总量也呈现出螺旋式的减少趋势，从2005年的545.95亿立方米减少至2012年的510.25亿立方米，减少了7%（如图2）。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给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日益突显，已经引起了的高度重视，先后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数据表明，内蒙古境内草原总面积及草原可利用面积自2001年以来一直都得到良好的保护，森林面积由2001年的1866.7万公顷增至2012年的2366.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也由14.8%增加到了20%，活木蓄积量由11.7亿立方米增加到13.61亿立方米，增长率为16.32%。但企业在大量引进废水治理设备，提高废水处理能力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的治理费用也在不断增加，由统计数据显示污水治理投资完成额由2001年的26709.0万元增加至2012年的4920385.65万元，短短12年的时间里治理费用翻了184.2倍。上述数据表明，现阶段内蒙古地区治理费用投入与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未成正比，仍存在能源利用率低，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高的问题。

虽然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整体恶化的趋势仍在蔓延，局部地区形式严峻。全区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沙漠化面积还在不断扩大，草原开垦十分严重，森林覆盖率虽已增加但森林质量下降，湿地面积减少。影响内蒙古环境质量的主要是有机物污染，其中大部分污染物来自于化工、造纸、食品、制革、纺织等企业排放的高浓度有机废水。

三、内蒙古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变迁不协调现象凸显

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是肯定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内蒙古生态环境的的变迁与经济增长还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矛盾与问题。

（一）经济增长目标单一化造成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单一化，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唯一的经济衡量和政绩考核指标。大面积采伐森林，其产值将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然而其造成的环境破坏则不予考虑。随着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病毒泛滥等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产生，传统GDP的核算将不能得到掩饰。

（二）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不匹配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是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然而，内蒙古近年的发展过程中，这方面也存在不协调的现象。虽然生态环境保护经费由2001年的26709.0万元增加到2011年的311613.96万元，增长了11.67倍，但占GDP的比重却仅由2001年的0.16% ，增加到2011年的0.22% 。作为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怎样的制度、政策或指标数才算达到标准，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规模不断扩大，必定有利于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人们的实际生活环境。

（三）环境资源产权状况与经济发展要求不适应

明晰的产权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基础。环境和某些资源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们的产权关系界定起来很困难，有些是技术上难以操作，有些即使在技术上可行，但其交易成本却非常高。这些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造成的资源公共产权及其产生的外部性，都是导致市场失灵，引起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

（四）能源利用结构不合理导致内蒙古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变迁不协调

在内蒙古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90%以上，所以往往只考虑煤炭的消耗数量。其实内蒙古能源丰富，的天然气储量全国第一，2010年产出70.5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32.8%，但其在2007能源生产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还是仅有煤炭的3.7%，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仅是煤炭的2.7%。作为比煤清洁、比汽油价廉的优质资源，应该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综上，由于内蒙古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煤炭为主，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加剧，而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完全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改善环境质量。

四、对策措施

针对上述分析，内蒙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污染、建筑污染、生活污染都不同程度地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危害。内蒙古环境的污染已经威胁到当地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如何防治环境污染是内蒙古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改变观念，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过程末端对污染物治理的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既能保证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又能使生态环境不再恶化的基础上得到改善的要求，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的问题。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资源稀缺为前提所构建的生产过程末端治理的模式逐步被循环经济模式代替。内蒙古应抢抓新机遇、实现新跨越，只有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强化生态环境意识，才能加快内蒙古生态环境建设的进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立法，建立和完善立法评估机制

要紧紧围绕自治区政府的战略部署，立足内蒙古实际，重点做好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制的需求。此外，还要充分考虑内蒙古的经济结构，把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内容和措施融入经济发展规划中，以保障和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

（三）以经济发展带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为了生存需要，应优先发展经济，使人民摆脱贫困，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后才有能力和实力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内蒙古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较弱，一定要紧紧抓住大开发的机遇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从而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改善环境质量。

（四） 用循环经济助推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它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环境效益和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达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共赢。内蒙古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结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保证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通过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削减污染，走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

经济要发展，生态环境也要保护，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损害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走一条与自然资源和谐发展的正确道路。保证生态环境本身的净化能力，保证自然物种的多样性，从而使生态系统得以良性循环。近些年，随着内蒙古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环保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保护环境形势依旧非常严峻，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仍然是内蒙古现阶段的重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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