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化交融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各民族文化交融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11-111-1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保存至今的文化也很光辉灿烂，对世界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的传承、演变出了许多艺术形式。其中，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为中华民族众多艺术形式的组成之一，对丰富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高校声乐教育在传授发声基本原理和技巧等知识的同时，应吸收少数民族声乐文化的精华，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声乐教育中的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外发达国家的思想和艺术形式的传入，我国高校声乐教育出现美声唱法主导教学的现象，本土声乐被搁置在一旁无人问津。很多教师以教授美声为荣，学生以学习美声为潮流，本民族很多优秀的声乐艺术受到冷落。声乐学习上“崇洋”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说的就是要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只有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特点才能为世界接受。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声唱法也是国外某个民族的艺术形式，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及综合国力方面的优势，造成经济落后民族在文化上的妥协。高校的教师、学生一直接受本土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形式深入到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应该把精力放在对本民族的声乐学习上，在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感染学习声乐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味眼光向外看，学习美声未必适合每个学生，对国外文化的生疏和民族特色的陌生，强行学习美声不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对比之下，从本民族声乐精华出发是声乐学习的坦途，汲取少数民族的声乐特色，博采众长，能够大大提高学生声乐学习的综合能力。

二、在高校声乐教学中引入少数民族声乐的意义

（一）提供丰富的声乐教学资源。少数民族音乐主要有民歌、器乐、歌舞、戏曲和说唱五种类型。民歌构成少数民族音乐的主体。少数民族声乐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表现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很多民族歌唱家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如蒙古族的腾格尔、苗族的宋祖英、藏族的才旦卓玛等。可以说除了汉族，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声乐文化同样光辉灿烂，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声乐资源。高校声乐教育不应该忽视少数民族声乐这个丰富宝贵的资源。

（二）架起民族文化传承的桥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文学文化、历史文化、军事文化、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等，音乐文化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与其他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成为世界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迅速成熟的阶段，是中华民族的精英群体。从事声乐学习的大学生更应该肩负起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声乐文化的传承的重任。学习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能够健全大学生的知识体系，让身心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

（三）提供更多个性选择的渠道。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资源十分丰富，为大学生提供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多种选择。目前，有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结合本地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进行教学的重要性，吸纳各民族音乐的精髓，在课堂上展示不同民族的音乐特色和艺术风格。大学生在各少数民族音乐的感染下，拓展了音乐视野，提高了学习声乐的兴趣，更加容易发掘自身未来音乐发展的优势，有助于大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少数民族音乐融入高校声乐教学的方法

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融入高校声乐教学中，受到高校教师、家长、学生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在教学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将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融入声乐教学

有些少数民族的民歌音乐中包含多个声部，如苗族、壮族、瑶族、侗族等。多声部民歌的艺术表现力强大、表现手法多样，流传的历史十分悠久，表现内容丰富，高校声乐教学可以大量借鉴和吸收少数民族的演唱艺术。

（二）将少数民族的器乐文化融入声乐教学

器乐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对声乐的理解和艺术欣赏水平，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少数民族乐器种类非常丰富，制作方便，容易演奏，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通过少数民族的器乐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对声乐艺术的理解能力，培养高尚的艺术情操，传承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

总之，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融入高校声乐教学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艺术水平，需要广大师生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翁葵，韦家燕.论构建少数民族地区艺术院校民族声乐教学的特色――以壮族原生态民歌融入为例[J].音乐创作，2012，（11）.

篇2

一、弘扬中华文化，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包括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在长期的民族交往和融合中，中华民族文化深入人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理念、价值规范、审美追求等深刻地融入到了各民族的血液中，并形成了能体现各民族文化气质、为各民族认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整体价值追求与信仰，是中华民族整体意志、整体思想和整体精神的高度整合。弘扬中华文化、培植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各民族群众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兵团在文化宣传中要更多地强调中华文化认同，更多地凸显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要和兵团教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整体规划，确保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宣传。要和各族职工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增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亲和力，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兵团弘扬中华文化、培植中华民族精神要采取多种渠道，探索有效方式和方法。第一，利用传统教育手段，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在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中国历史》、《新疆地方史》、《宗教文化史》等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华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中文增强中华文化的普及，增强学生的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第二，采取综合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党报、党刊等媒体，采取专题、专栏、评论、访谈等多种形式弘扬中华文化。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化宣传，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传播中华文化的强大合力。第四，保护、发掘兵团各种形式的中华文化遗存，通过建设中华文化遗址公园、开展中华文化展和专题展览等形式弘扬中华文化。第五，通过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使各民族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如集市和各民族民间传统节日等。第六，充分利用兵团屯垦文化、军旅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源，在历史教育中、文化旅游中、文化交流中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二、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培养文化的“共同性”，建设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文化，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途径。打造“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要求兵团必须加强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共有精神家园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是各民族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属，形成共有的价值信念、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和理想追求等。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是形成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途径。

解决文化认同的根本途径在于建设共同的文化，在发展兵团文化进程中需要更多地培养共同性，要充分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思想，使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要充分吸收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使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培育共同理想信念，最终建立起一个能充分体现各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华文化。

篇3

1969年，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出版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首次明确提出了族群边界理论，并由此开创了西方族群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边界论”。巴斯认为，族群是由其本身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边界；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包含着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的“社会边界”。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族群往往会通过强调自身特定的文化特征，来强化“族群边界”以排除其他族群成员的介入。而现实中，民族间不仅有发展历史、民族语言、习俗文化、心理认同的边界，即民族性边界；在资源匮乏的特殊复杂环境下，即便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也会有政治、经济、社会等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边界，即说明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民族内部关系更加紧密，即区域性规定的边界有时会比民族性的边界更清晰。

自古至今，文化的共存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交互的或是多向交融的。在新疆生活的各民族虽有各自民族特点，但一定区域内的长期交流相处，不同民族、语言、跨界国际交往方面也呈现出区域性融合特点，即多元融合的同一性，这是民族文化“本土化”发展历史趋势的体现。1981年2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悠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欧美，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新疆，再没有第二个了”。新疆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环境，使的各文化体系汇集交融中显示出极强的多元融合性，整体反映除各民族文化在传承交流中包容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特点。

一、以宗教文化为纽带的多民族生活Y俗

新疆宗教文化是多元融合性是新疆区域文化重要特点之一，同一宗教文化对各民族的生活礼俗影响较大。自9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对新疆各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都产生重大影响。到近代以来，世居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的主体大多已发展成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这些民族除了本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外，也重视肉孜节、古尔邦节、圣纪等宗教意义的节日。如在民族交往礼俗中，都有见面时互道“塞俩目”（“祝福”之意）习俗，饮食习俗都会讲究吃清真饮食；在节日庆典或其他婚丧礼仪聚餐活动时，有双手摸脸做“都瓦”（祝福仪式）；结婚讲究请阿訇念尼卡证婚的婚俗；有给刚出生3至7天的小孩子起经名习俗；以及实行土葬和为悼念亡人念“苏热”或过“乃孜尔”的丧葬习俗。而这些风俗或由宗教文化演变而来，或是与宗教文化渗入各民族文化生活直接相关，或许因旧中国新疆历史上战乱频繁，各民族渴望远离横行杀戮的生活，便希望到宗教中能需求解脱，久而久之也演变成因各民族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深省，从珍爱生命的愿望出发到重视从出生到死亡过程的人生礼仪，宗教文化则成为传承和维系这一相同的文化传统的强劲纽带。

二、外来宗教文化遗风影响下的多元融合

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各民族的习俗文化都会发生地域多元融合性的变化，尤其是对外来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都进行了“本土化” 的“改造”。如历史上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世居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道教，至今这些宗教遗存或民间信仰至今在这些民族文化中有遗迹。在新疆的阿勒泰青河县境内、布尔津县、喀纳斯风景区、伊犁昭苏县草原等地，以及塔城、昌吉、乌鲁木齐等地区，都发现有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的神态各异的草原石人、鹿石，而这些文化遗迹都与新疆古代草原游牧民族信仰萨满教和萨满祭祀的仪式有关。即便后来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在改信伊斯兰教后，其民族文化中依然留存其原有宗教文化印记。

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民族有信仰萨满教的历史，萨满教文化遗存仍体现在一些民族文化习俗中。至今，这些民族在民间依然有请“萨满”（巫师）来治疑难杂症的习俗。喀什、和田等地维吾尔族民间有朝拜麻扎（坟墓）的习俗，而在麻扎上插一些挂有羊头和布条的木棍，并且跳萨满舞等。此外，新疆很多民族都有信仰祆教的历史，祆教拜火的习俗至今在很多现代民族文化中都有遗存，如塔吉克族有巴罗提节，即点灯节；而在哈萨克婚礼中，伴娘陪同新娘先进入父母毡房，要举行一个“拜火”的仪式，即新娘站在火堆前，伴娘先伸出双手在火上烤热，在自己脸上摸几下，然后再擦新娘的脸。在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民族婚礼中，新娘都有跨火堆、绕火堆或用火把新娘头上绕三圈再进门的习俗。这些都是与宗教文化有关的新疆民族文化多元融合性的表现。

三、宗教文化发展中的多元融合与包容性

与新疆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宗教文化，在多元文化发展历史中也体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婚俗拜火习俗的遗风，这虽然与伊斯兰教一神教反对多神崇拜相冲突，但并不影响各民族对历史上信仰多宗教文化的民间信仰的传承，反而在传承这些早期宗教文化遗风时显示出极大的融合性特点。如现在新疆伊斯兰教建筑风格方面很多造型和绘画风格都继承了佛教宗教文化的元素。不仅如此，兵团民族聚居单位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的穹顶、绘画、装饰等关键构造也大多由汉族工匠完成，体现出处理多元宗教文化关系方面的包容性。

四、饮食习俗方面的多元融合性

在饮食习俗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边疆民族地区，新疆地方民族饮食整体都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如新疆各民族以麻、辣、咸、孜然、奶油等味为主，尤其米面食物均有地方民族饮食特色，如拉面，俗称拉条子，汤饭、抓饭、奶茶、馕、烤包子、烤肉等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喜爱的日常美食。另外，新疆地方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例已达62%，地方汉族长期与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在饮食上也难免受到少数民族饮食禁忌影响，如一些久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生活的汉族爱吃牛羊肉，有的人甚至已不习惯吃猪肉。

同时，新疆民族文化多元融合性还呈现出一定区域特色，如饮食中，南疆维吾尔族、回族普遍都很喜爱吃桃豆（鹰嘴豆），不论在凉皮、馄饨（读曲曲音）、霍尔达克（羊肉、土豆、胡萝卜汇制的肉汤）中，都放这种桃豆；而土豆、胡萝卜、恰玛古和干薄荷叶尤其是南疆、东疆维吾尔族汇制汤食必备的食材和佐料。即便同一民族，日常夏季特色饮品、避暑的小吃也有区域性差异，如南疆和伊犁地区回族受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影响，都喜爱喝黑茶或花茶，吃手工冰激凌或酸奶冰激凌，而北疆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玛纳斯、沙湾等地回族则喜爱喝红枣冰糖绿茶，更喜欢吃西北回族、东乡族的特色小吃 “甜麦子”或浆水面解暑。

同时，疆内多民族聚居地区的饮食文化都有区域性融合晕染特点。如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回族、锡伯族等民族在饮食方面既保留了其传统的民族饮食习惯，又都选择性的吸收了当地其他各民族的饮食文化，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民族饮食文化特点。即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生活，饮食、服饰习俗因受到当地文化环境影响也会不同。新疆伊犁地区锡伯族食肉，习惯上喜欢吃猪肉，但西迁伊犁后，由于长期与新疆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也逐渐习惯于吃牛、羊肉。

当前，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多元融合性，尤其表现为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其饮食习俗变迁中出现了差异。这种双向归属性是民族文化交流中包容多样的变迁的反映，使民族习俗文化变迁有民族内部、区域性和代际差异。具体表现为：

其一，同一民族不同地区饮食习惯出现差异。如与新疆其他地区回族不同，伊犁地区一些回族吃马肉、熏马肠，这也与伊犁地区回族长期与哈萨克族等民族生活在一起，受哈萨克族饮食文化的影响有关，而其他地方回族则认为马、驴都是人类生产的重要助手；另外，吃马肉并不符合伊斯兰教关于清真食品的定义，尽管如此，各民族并没有强烈的区隔意识，很多人认为这些现象可以理解，与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有关，同样认同伊犁哈萨克族、回族的穆斯林属性。

其二，同一民族南北疆区域性差异特点突出。南疆民族聚居地区，除维吾尔族外，一些地区回族是分布广泛且人口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南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新和县、拜城县等地的回族不仅大多会说流利的维吾尔语，饮食习惯也和维吾尔族相同，日常爱吃馕、拌面、抓饭、馄饨、汤饭、烤肉、薄皮包子等，喜爱喝自制酸、冰激凌和茯茶等热性茶；连炸馓子的风格也与维吾尔族一样，是炸成半尺长的一小把落成盘旋状，再摆放到专门的馓子盘中，这种风格不像北疆一些地区回族妇女炸的馓子，北疆回族馓子与内地回族做的馓子一样，石河子、玛纳斯、呼图壁等地的回族馓子多是一尺多长的大把馓子，对折的弯度不大又呈直线型摆落在盘中。现在，随着各民族人口在南北疆频繁流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回族馓子形式各样，有大把、小把馓子，还有宽边形的花馓子、甜馓子，以及东乡族特色的有长又扁且厚的油酥馓等。

其三，同民族代际认同方面的明显差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交往和区域间大流动，内地回族的饮食习俗也传入新疆，如吃海鲜，但有些老一辈维吾尔族、回族人并不认同，认为虾蟹等相貌丑陋，而且主吃淤泥、腐肉等，认为不适宜作为清真食品食用，但一些年轻的新疆维吾尔族和回族则认为虾蟹等事补钙的佳品，尤其对孩子长身体有好处，也是内地沿海穆斯林常年食用的美食，因此也可以食用。但虽认同不同，但代际间彼此能相互理解和尊重。这些对清真食品的含义的地域性多元认同，是民族文化区域融合性双向归属的重要表现。

五、民族传统服饰的区域融合性特点

现在，新疆各民族传统的服饰在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中悄然发生变迁，并呈现出地域性民族服饰特点。如即便在基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东乡族等各民族中青年妇女都以戴各色头巾、纱网帽为主，只有部分老年哈萨克族、回族、东乡族妇女还戴盖头，过去的民族传统服饰往往在舞台中和节日庆典表演中才能看到。在北疆石河子地区，改革开放初期来新疆的回族和东乡族妇女的服饰都有很明显的原籍民族服特点，如来自宁夏、青海等地的回族妇女戴高筒帽，来自甘肃、青海等地的东乡族妇女戴黑色、白色或绿色的丝绒盖头，成年女性不穿裙子。但随着在新疆生活工作，现在，回族、东乡族女性服饰都发生了区域性文化交融中的变迁，特别是中青年妇女都开始戴头巾、丝巾，穿丝袜长裙的也不在少数，她们和其他民族妇女一样，喜欢穿各式流行的时装服装。在南疆，回族服饰与维吾尔族也十分相似，一些中老年回族妇女不戴回族帽和盖头，而戴各色花头巾、丝巾，喜欢穿丝袜和长裙；南疆城市回族男性服装与维吾尔族男性服装也大体相同，都戴鸭舌帽，穿夹克，长裤，戴白号帽。只是在节日里维吾尔族男子会戴四愣花帽。

六、节庆礼俗的变迁中的融合性

在节庆方面，新疆汉族、满族、蒙古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都有过春节的传统习俗，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旅游文化产业的推动，很多年俗从简，但节庆中除夕夜吃饺子、大年初一拜大年、正月十五吃元宵、社火表演，五月端午吃粽子等习俗等基本习俗不变，但也出现了新时代的年节习俗变迁，各民族以更多新的方式欢度春节。如照全家福、全家外出旅游过春节等，尤其春节期间北方气候寒冷，很多人开始去南方过春节。此外，现在春节成为新疆各民族共同庆祝的节日，不论春节文艺演，还是正月十五社火表演，出生活在同一地区或工作在同一单位的各民族都会参加，在节日里相互祝贺、拜年，出现各民族共同欢庆节日的新气象。2015年6月，新疆喀纳斯景区在端午节期间举办首届划龙舟比赛活动，参赛队员多是当地的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图瓦人；2016年7月，北屯玉带河新疆首届龙舟赛擂鼓比赛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等民族教练员、员占到三分之一。这些活动的举办为各民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搭建更高的平台。此外，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每年三月都有过“诺鲁孜节”的习俗，即各民族传统节日“春节”，虽各民族节日庆典活动开始的时间、持续时长略有差异，但都会吃用头一年剩余的粮食和食品熬制的肉粥，称作“诺鲁孜饭”，以及开展赛歌、摔跤、赛马、拔河等文体活动，节庆期间，同一单位或地区的汉族、回族、蒙古族朋友也会受邀参加庆祝活动。

过去，汉族、回族、维吾尔族、满族等民族结婚时新娘都有一个伴娘送亲的习俗，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婚庆服务业的营销拓展，很多民族婚礼上会请“伴娘团”，伴娘的数量一班为3到9个人不等，可根据情况而定。过去，哈萨克族的婚庆传统习惯中，主要在歌唱中完成婚礼的程序，一直有“礼仪歌”的婚庆礼仪，现在随着各民族婚庆文化的交流，现在哈萨克族婚庆习俗的内容相对从简，也逐渐演变出现了原先不存在的“伴娘团”。

总之，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表现，更是民族生存发展的象征和标志。因历史发展渊源和各自生存的地理环境差异，新疆各民族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历使其文化特点各异，新疆地域文化中有鲜明的、多元迥异的民族性；因长期共同居住于广袤边疆，各民族始终毗邻交往、杂居相处或交融新生，乃至同一区域文化相互影响、交染、包容，都使民族文化间又有着基于长期生活的共同地域和相似的文化环境而产生的区域文化同质性。

篇4

“茶马古道”的概念源于唐代的茶马互换交易的史实，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向西南地区进行茶叶运输、茶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将滇、川、青、藏四个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化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川藏道的开通时间最早，且运输量最大，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历史作用最大的古道。2002年云南剑川县沙溪镇寺登街作为茶马古道上的古集市被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因此茶马古道重新映入人们眼帘，并得到新的关注，目前已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旅游胜地，成为民族文化研究以及西部开发的新起点，增加了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渠道。

1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概述

茶马古道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一条完全用人、马踩踏出来的，无数血肉之躯铺成的古道。几千年来古道途经多个民族，包括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通过古道彼此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强化了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进而使沿线的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目前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再次被人们所重视，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提供了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新途径，现阶段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已经与旅游业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的格局。“茶马古道”这一概念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经查阅大量文献可知，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说，茶马古道是指人们进行生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遍布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原始古道，经过长期踩踏产生的道路，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进行人类交流开始。茶马古道的兴起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原始状态，即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时期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以及马帮古道。正因为其经历了这些原始状态，才有了茶马古道的兴起，换句话说，这些形态是茶马古道兴起的必要条件。狭义上的茶马古道主要是指唐朝以来内地与西南地区进行交易的通道，因其主要是进行茶叶与马匹交换而被称为茶马古道。据考证，茶马古道是根据唐朝的茶马互市的史实而命名。茶马古道的兴起促进了各民族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凝练。虽然茶马古道经历历史变迁在清朝开始衰败，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对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茶马古道对于茶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加速了茶文化传播与交融，促使各民族茶文化升华，进而扩充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2茶马古道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据六朝以前的史料记载，巴蜀是茶叶最初兴起的地方，可以说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起初，茶是作为一种药材被人们所熟知，到西汉时期开始成为人们饮用品，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成为人们普遍的习惯。饮茶真正形成一种风气始于唐朝后期，逐渐出现茶馆，种茶、制茶初具规模。茶文化的普及为茶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朝时期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茶叶，制定了茶叶贸易政策。主要的政策有三个：一是推出了“茶马互市”政策，并在唐玄宗时期允许茶马互市“在赤岭实行；二是加收茶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收取茶税的时期；三是实行榷茶制度，即茶叶专卖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茶马贸易，当时的贸易经营和管理制度还不健全，“贡赐”是其主要的贸易形式，形式单一。由于西南地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不断扩大，茶马贸易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贸易地区逐渐涵盖了西部大部分地区，致使唐朝后期初步形成茶马古道，为宋朝时期茶马古道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时期政府对茶马贸易的重视程度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得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古道也随之兴起。茶马贸易扩展为两种形式：一是延用唐朝的“贡赐”形式；二是宋朝政府铺设茶马司，在茶马古道沿边各地进行“招募蕃商，广收良马”的贸易。宋朝通过茶马司对茶马贸易进行管理，且严格实行榷茶制度，用以保证茶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宋朝政府出台了“茶引”制度，即茶商缴纳茶税后由官厅发放的茶叶专卖凭证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施行极大促进了茶马贸易向成熟时期迈进。元朝政府颁布了健全了马政制度，在茶马贸易带来巨大的税收刺激下，促使元朝政府提高对茶叶向藏区销售的重视程度。元朝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古道的开拓，还在古道沿途建立了驿站，扩展了滇西北、川西与的茶马古道。明朝时期是茶马古道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贸易形式上有所创新，主要的形式是：政府贸易、朝贡贸易、私茶贸易。在制度的建设方面则铺设大量的茶马司，且制定茶法和茶课。茶马古道因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远超过其他时期。清朝时期，是茶马古道发展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清初，国内局势动荡，战火纷飞，清政府需要大量的战马，这一需求促使云南茶马互市大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滇地区的茶马古道的发展。川藏道形成了南北两路茶道，两条古道的交汇点是昌都，同时昌都也是滇藏和青藏的交通中枢，因此昌都成为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贸易中心。清朝末期至时期茶马贸易的发展逐渐衰落。时期由于日寇封锁了部分交通要道，导致中华民族大后方物资紧缺，这时茶马古道肩负起运输物资的重任，支撑起整个抗日物资的运输。茶马古道也因此成为大陆上现存的还在运转的、唯一的文明古道。

3茶马古道的社会文化功能

3.1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高、最壮观、最险峻以及环境最为恶劣的古道。茶马古道纵横交错地在滇、川、藏三个地区之间。因而古道沿线的地势差异较大，地质结构复杂，途经之地大部分都是高山峡谷和急流险滩，再加上变化多端的气候，使得茶马古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其中高海拔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茶马古道沿线海拔多处于2000～5000米之间。茶马古道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其通行的难度之高在世界上各文明古道中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古道也不为过。险峻也是茶马古道上的显著特征之一。且不说茶马古道的恶劣天气，其自然的险峻也足够给茶马贸易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古道是穿梭在各山脉和跨地域的道路，致使大部分的古道都是狭窄的，一般只有两尺多宽，有的甚至更窄。且随处可见断崖绝壁，鸟道湍流，各种新式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在茶马古道上施展。因此，在茶马古道上运输商品对于马帮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再加上气候的变化莫测的影响也使得茶马古道的险峻成倍增加。由此可见，茶马古道的发展是艰辛的，广大的劳动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茶马古道的存在不仅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而且还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3.2多元宗教的交融与共生随着茶马贸易的迅速发展，茶马古道随之不断地扩张、延伸。各民族的文明与随茶马古道的发展得到广泛传播，如藏传佛教就是沿着这条古道在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进行广泛传播的。宗教文化的传播是双向性的，佛教是从中国内地地区传入，并逐渐在发扬光大，形成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而后又向中国内地地区进行传播。佛教的传播方向是以大理为中心的，西行经丽江、中甸、福贡，横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进入等地。其主要的传播路线基本上与茶马古道的沿线相重合，也就是说茶马古道的发展推动了宗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在茶马古道的沿线仍存在很多寺庙，这就是茶马古道传播宗教文化的有力证据。茶马古道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宗教的融合，比如在纳西族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中就存在大量的大乘教的措辞，从中可看出藏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纳西东巴教三者可以说是通过茶马古道的传播互相进行交融、渗透，最终达到共生。茶马古道的不断延伸，加速了宗教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互相交融。也就是说，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随着茶马古道的发展而得到广泛的传播，茶马古道不仅是商品贸易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宗教文化传播的大道。3.3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茶马古道的概念来源于茶叶与马匹的互市，因而茶马古道成为世界上茶的起源中心，茶文化也随着茶马古道的发展而得到广泛传播，茶马古道将生产茶叶的地区与需要茶叶的民族紧紧连结在一起，沉淀出极其深厚的茶文化，在中国茶文化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茶马古道沿途经过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居住区，贯穿滇、藏、青、川四大区域。正因如此，茶马古道被称为民族迁徙的大走廊、民族文化的大观园，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友谊的“见证者”。茶马古道不仅是藏区茶叶补给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沿线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是茶文化的传播与交融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文化传播地势最高的古道。在这条古道上附着着各族文化，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藏族的雪域文化等等，各族文化通过这条古道进行融合、发展。此外，茶马古道还是一条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连通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一座桥梁，其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今仍产生深远的影响。因其别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而成为开辟沟通汉藏经济文明的纽带。茶马古道现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研究、探险与旅游的黄金线路，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

4结语

“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正如这句话所说，茶马古道在我国的历史上的作用与丝绸之路一样，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茶马古道是当前世界地势最高的经济文化通道，同时也是现如今唯一一条仍在运转的文明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内地地区、东亚以及南亚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虽然茶马古道逐渐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茶马古道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加强了祖国各民族的团结，为巩固祖国疆土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以研究茶马古道为基点，能够扩大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视角，多角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促进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升华，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迈向世界。

参考文献

[1]王丽萍,秦树才.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J].学术探索,2010(4):92-96.

[2]李刚,李薇.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13-117.

[3]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J].大学学报(汉文版),2006(2):34-40.

[4]任新建.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J].中华文化论坛,2008(S2):53-55.

篇5

A. ①② B. ②④ C. ③④ D. ①④

2. 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建于公元前256年，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都江堰工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

①注重实际运用，具有实用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②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 ③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的生动体现 ④对展示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独特的作用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④ D. ③④

2012年2月4日，中国戏曲学院公布的招生简章中新增了黄梅戏等七个本科教育剧种，引发了社会及广大考生的极大关注。据此回答3～4题。

3. 黄梅戏被誉为“中国乡村音乐”，是中国五大剧种之一，旧称“黄梅调”，18世纪后期在皖鄂赣地区形成的采茶调基础上，吸收青阳腔、徽剧和当地民歌精华，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发展繁荣。这体现了（ ）

①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 ②文化创新的实质是文化发展 ③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④黄梅戏既借鉴、吸收其它文化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A. ①④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4. 黄梅戏优秀剧目《天仙配》《牛郎织女》《蓝桥会》等使人津津乐道，百看不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剧本写得质朴细致，雅俗共赏，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建立家庭的美好精神向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梅戏剧本这种文学艺术（ ）

①对于反映人们的精神生活、展示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独特的作用 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③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 ④能够展现人们的精神向往和美好追求

A. ③④ B. ①③ C. ②④ D. ①④

5. 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除了有自己民族的特性外，也存在相互交融的特点：如在汉文学精品中，也渗透着少数民族的贡献，汉化蒙古人蒲松龄著《聊斋志异》、旗人曹雪芹著《红楼梦》便是明例。又如医学方面，汉族医术渊深博大，藏医、蒙古医也别具异彩，且与汉医相互启迪、补充，这些文化成果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这表明（ ）

①中华文化带有区域性的特点 ②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 ③各民族文化的差异逐步消失 ④坚持文化的包容性是形成和保持中华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④ D. ③④

6. 依据上题的表述，下列对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论述正确的有（ ）

①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华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性 ②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宝库中的瑰宝 ③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熔铸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A. 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②④ D. ②③④

7. 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世界总能从中国人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这告诉我们（ ）

①中华民族精神彰显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 ②中华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 ③中华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④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A. ③④ B. ②④ C. ②③ D. ①②

8. 下面对民族精神理解不正确的是（ ）

①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②民族精神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③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火炬 ④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A. ②③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2012年2月3日晚8时，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我国“奋力挺起民族脊梁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榜上名。据此回答9～10题。

9. 朱光亚称“我这辈子主要就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这体现了一种浓厚的爱国情感，当今时代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因为它是（ ）

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重要原因 ②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③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 ④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精神支柱

A. ①② B. ②③ C. ③④ D. ②④

10. 对有“纵览全局心系祖国，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之称的朱光亚，推选委员阎肃说：肃然起敬，卓越功勋，他代表的群英，使我们的民族――自强，自信，自力，自尊！这充分体现了（ ）

A. 自强不息精神逐步成为鞭策中华儿女不断开拓进取的永恒的精神力量。

B. 整体意识得到全民族每个人的普遍认同

篇6

“dragon”的翻译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比如这次北京奥运吉祥物的选定，起初“龙”的呼声很高，但因为“由于中西方意象差异大”而在最后一轮落选，平心而论，实际上不是“差异”，而是“阴差阳错”，是历史的局限。但不管怎么说，如今人们不得不为“龙”正名。可见，翻译是跨文化的重要手段，然而处理不当，翻译也会造成新的隔阂，造成新的文化障碍。

这涉及到不同文化处理的理念。

文化（Culture），就一般认识而言，是一个民族或一种特定人群普遍自觉认同的观念和规律系统，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艺术、结构、符号、风俗、习惯、信息、价值和理念，一个民族文化中显露的、蕴藏着的内涵决定着自己本民族的生存方式，而这一生存方式是牢固的，也有别于其他民族。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墨西哥宣言》中说：“……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定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性的特征的完整的复合体”，“每一种文化代表自成一体的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因为每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表达形式是证明其世界上的存在的最有效手段”。

如今，“全球化”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它将打破任何封闭式的、与世隔绝的体系，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但是，文化“全球化”的走向如何？

俄罗斯学者对借“全球化”推行“西方化”、“美国化”的做法颇为担心，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库兹涅佐夫所长不久前说过：“假如‘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科学技术文明的共享，意味着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交流，尊重各民族的文明传统和价值观念，那就非常好，我们非常欢迎。但事实上，现在的‘全球化’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即完全一元化的‘美国化’……”

其实，文化领域要搞哪一国化，并不那么容易。蕴藏着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化具有神奇的力量，民族文化根深蒂固，蒙古族统治俄罗斯200多年，亚洲的文化对俄罗斯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满清统治了多少年，汉文化没有被吞噬，日本非法半个世纪，但是台湾占统治地位还是中华文化，曾几何时，西方用洋枪洋炮打开东方的大门，大搞文化渗透，文化上兜售他们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结果也并没有如愿……

民族文化具有强有力的生命力，世界文化的丰富，其表现就在于多民族文化的色彩斑斓，千姿百态，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其中包括别具一格的思维。比如，对同一种天文现象――天空中的星辰，印第安人认为，它们源于一头丛林狼精灵从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那里偷了面包，一不小心把面包屑撒遍天空；萨摩亚族僧侣以为，天上的星系乃是巨鳗的腹部；美洲部落有一个共通的特定传说，流星是众星的排泄物；对于天空中云状光带，希腊神话中描写的是一条洒满神后赫拉乳汁的“奶路”（“Milky Way”）：奥林匹克诸神之王的王后将她中的奶汁喷洒天空，而东方的传统文化则认为是拆散牛郎与织女的银河……

翻译就是使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汇在一起，就是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这其中包括先进的思想，包含不同的思维，甚至包括优秀表达方式。像“dragon”这样有丰富文化背景词汇的翻译，应当淋漓尽致地展现其真实的内涵。

当然，不同的民族文化碰到一起，会发生冲突，有的甚至产生强烈的火花。但不同民族文化会交织在一起，可以共存、融会，各国文化的交融将使世界的文化变得更为灿烂。

文化上的“全球化”，决不是“一体化”、“一国化”，不是统一到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地区的文化上去，文化“全球化”是指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社会。

篇7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就构建了文化的多样性，各民族不论人数的多寡，都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少数民族文化以共自身的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其鲜明的民族性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群体共有而与其它民族群体相区别的民族文化特征。这种民族文化特征作为一种传统，也代代影响这个民族群体，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而且资源丰富，呈现出一种神秘、古老、奇特的文化魅力。

我们从一个民族群体的发展中可以看到，有的风俗习惯甚至历经许多世纪而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有的民族后代甚至迁徙到新的地方，虽与其它民族杂处群居，其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仍然保存下来。

以贵州省为例，经过千百年的多次迁徙和演化，目前有17个少数民族的1400万人世居在这片土地上，各个民族又在其中形成若干个分支。由于地处偏远，山水相隔，与外界及相互间交往较少，这些少数民族以及各个分支都长期按照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生产、生活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历史，形成了人类学上极为独特的“文化千岛”现象。传统节日舞蹈、歌唱、戏曲、服饰以及传说、故事、风俗习惯、娱乐竞技等，加上众多的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等，丰富多彩，以及特有的内涵，从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着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心理、伦理道德和审美意识。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的多样性，它的最主要价值是体现了民族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我们充分尊重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特别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信仰，也理所当然地尊重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生活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信仰等因素，都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族制宜，讲求实效。

民族文化具有民族性同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一个统一体。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它既具有历史性，是经过长时间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又因其生命力而具有时代性，在现实生活中被继承，同时它又在深层次上普遍影响着民族成员，具有大众性，因此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的发展实践，同样需要文化的创新，需要民族文化与时展同步。民族文化是建设现代文化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大众性，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坚实基础。民族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也在不断的创新重构，但作为其中最精辟部分的文化遗产，则需要保护、传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必须坚持传承、保护、弘扬与改革、创新、发展的有机统一和紧密结合。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只有开放才有希望。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都要注重并且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断为民族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进民族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综上所述，我认为发展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注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二、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活力源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素。因此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必须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做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增加中华文化的活力，促进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是贯彻“双百”方针和“两为”方向、发展社会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相依共存的国家，各民族文化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又相互吸纳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凝聚力、熔铸力、生命力极强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提供科学文化和智力的支持。各民族文化对充实和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形成一个奋发向上，安宁祥和的社会文化氛围，实现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又都保留着独立的个性，同时又相互交融，推动着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和交流，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56个民族统一的国家，团结就是力量，团就是生命，团结就是胜利。

历史至今，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域外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和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认同，成为各民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这些作用不是哪一种单一的文化可以替代的。

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能推动人民文化生活的进步，更能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素质，铸就时代风尚，打造国家“软实力”。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这当然包括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否则谈不上整体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三、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取得长足发展，同时社会发展也要求加快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使之更好地与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与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不断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制订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划，加大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大力培养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积极扶持民族文化事业，努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典要全力保护，要扶持到位，要加大投入，给足政策支持，不断开创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新局面。

发展民族文化，人才培养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对培养民族文化人才要加强指导，提供服务，为文化人才成长创造条件。方法要灵活，形式要多样，做到因地制宜，富有特色。人才的培养可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与节庆和民间文化活动相结合。对在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突出文化人才，需进行跟踪培养宣传推介，促进他们的成材和发展。

要注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值得保护的非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保护其原形态。民族文化遗产关系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传统文化，与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特色的坚持有着重要关系。

要多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活动。注重调研、总结，让民族的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中。让少数民族文化转化为人们易学易懂、喜闻乐见的内容，通过广泛传播，内化为人们的精神动力和内在素质。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新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依法每五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就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篇8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51－08

在我国中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存在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圈，即与古老的巴、楚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从远古时代开始，其地域范围就是属于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先秦时属巴国和楚国的一部分；秦汉时分属其巴郡、南郡、黔中郡、武陵郡和洞庭郡，主要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以东长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湘西武陵山地区和黔东北地区。这个区域迄今仍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混居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现今行政区划上，分属于重庆市黔江区及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四个自治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五峰二个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石门县，贵州省铜仁地区(辖有玉屏、印江、沿河、松桃等自治县)。

巴楚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是在这个特别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时期民族融汇和文化交流生成的。它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迄今仍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区域传承。区域文化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在这～地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将以武陵山区为中心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作为一个整体，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利用其实物遗存、文化事象等资源，探讨巴楚民族文化圈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当前本区域各民族聚居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及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中，有关传统文化、法律意识、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以致于整个中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独特的地域性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在地理上处于北纬30度，中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其地貌以丘陵、山地、溪谷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区域文化的领域看，都是我国东、西、南、北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区域。“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地老天荒，东汉马援称之为‘鸟不飞度，兽不敢临’，唐代李吉甫谓‘溪山阻绝，非人迹所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土著政权拥兵割据。在文化上，武陵山区处于洞庭湖区与四川盆地两个文化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从上古一直持续至今。它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逻辑。…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这一地区很长时间内处于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历代‘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这块土地与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岛。”尽管“这种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国大历史的机遇而一度打破。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间，除了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酉水成为‘自巴蜀瞰荆楚’的出奇制胜之道。”但这个地区依托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始终被视为“蛮夷”之地，是一个完全处于华夏族“包围”的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圈。

这就是我国唯一位于中部内陆腹地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它与北方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南方百越文明，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异。独特的山地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

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传统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展的。文化古今沿革，有其时代性；文化因环境之别，又有地域性。《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先民们，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在人们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地域性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固定，而人们按照自己的素质去创造生活，又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在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文化发展、经济状况、历史传统的差异，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而成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与华夏族文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别。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受到源远流长的华夏儒家文化的冲击和融汇，但仍然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领地，成为特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在一些区域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诸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西域民族文化圈、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圈、南方百越民族文化圈等。

这种文化的地域性，集中表现为该区域的民风民俗，即今人所谓“民俗区”、“民俗圈”，汉时则称为“地分”或“域分”。史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礁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对于民风民俗的地域性，西汉人已认识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且 因其关乎各地区的有效治理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民俗”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不仅是因地域形成的区别，因人所致的差异，也是构成文化地域性的元素。因为，如果将民族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相对的地区特定性作为人文地理的一项特征。则“因人而异”未尝不可视为“因地而异”。特定地区的稳定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为“民族”)，同样也构成“地理”的组成部分，所以地域就不仅包括政治地缘的范畴，而且也应包括民族地理的概念。只是有些区域文化圈的形成，自然环境的因素相对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的巴楚民族文化即是如此。如史籍所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u，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　‘有教亡类’。又“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觚赢蛤。食物常足。故[此日]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祀。而汉中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可见，巴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性早在汉代就为统治者所认识。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具有同源性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通常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民族进化过程，由若干个古老部族的分子，基于各种原因先后组合而成。早在远古时代，“巴楚民族文化圈”就是“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苗蛮”部落集团在向民族形态演进过程中，出现多元化的分流运动，一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汉族的祖源之一；一部分成为后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的祖先。现散居在“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各少数民族作为“苗蛮”的后裔，其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巴楚文化烙印，都具有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程不尽相同，但他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不断迁徙、分化聚合、相互融合混血的直接后裔。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一源多流”格局，具有鲜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就区域文化而言，“一源”是指本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具有同源性。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的关系。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主要民族，迄今在传统意识、生活习俗、生产方式诸方面，仍保持着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即是明证。“多流”则是指各民族各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各自向着单一的民族发展，渐次形成同源异流、各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各自的民族意识，形成现今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民族。这与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相适应的。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主要族源：巴人

巴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古老部落联盟。与其他众多民族的起源一样，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山海经》，也将巴人的来源与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西南有巴国，大白皋生成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夏后启之臣曰盂涂，是司神于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曾提及巴人氏族部落后期一次贵族争夺酋长位置的斗争：“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睥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至迟在殷商时，巴人及其建立的国家已见称于世。殷卜辞称之为“巴方”，并有巴方与殷商屡次发生争战的记载。表明巴国已成为具有一定实力方国。此后，巴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逐步向南扩张，成为镇抚周朝南土的诸侯国之首。《华阳国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迫于强邻楚国的军事压力，逐步南迁。《华阳国志・巴志》称秦举巴以前，巴地“东至鱼复，西到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一区域大致指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汉中，南迄渝东南及黔东、湘西等地区。尽管巴地自古以来居住着濮、{、苴、共、奴、犷K夷、蛋等若干部族，广而言之，凡居住于巴国境内的属民均可泛称为巴人。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将巴人视为“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共同的主要族源，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民族学、考古学对“巴楚民族文化圈”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早期历史及其形成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历史文献中被冠以“蛮夷”、“南蛮”、“苗蛮”、“巴郡南郡蛮”、“板J蛮”、“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等蔑称的族群，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中的主要成分正是源于古老的巴人部族。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共同的祖源传说和图腾崇拜：盘瓠

盘瓠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创造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南蛮”诸族多有盘瓠图腾崇拜及盘瓠神话的广泛流传。在《搜神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风俗通义》等诸多古籍中有盘瓠神话记载。

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日盘 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骨禺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据《水经注・沅水》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椭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南梁《十道志》则称：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灭巴国后，并未挥师继续东进，在秦楚之间留下了一个巴人小政权。约20年后，楚顷襄王攻取巴枳地(今重庆涪陵)，巴国群公子继续南逃，流亡于黔中地巴故土。“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说明作为“盘瓠种落“的武陵蛮与巴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搜神记》：“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缔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另《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盘瓠”条中，引用了一条唐人所记关于盘瓠的神话：“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云：‘高辛时，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弃于道下，七日不死，禽兽乳之。其形继日而大，主人复收之。当初弃道上之时。以盘盛叶覆之，因以为瑞，遂献于帝，以盘瓠为名者。后立功，啮得戎寇吴将军头，帝妻以公主，封盘瓠为定边侯。公主分娩七块肉，割之有七男。长大各认一姓，今巴东七姓田、雷、再(冉?)、向、蒙、叔孙氏也。’亦盘瓠神话之异闻。”巴东向为巴人活动的地区。这个神话在无意间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盘瓠蛮部族与巴蛮部族有着同源的关系。

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显示，“巴楚民族文化圈”是盘瓠的始居地，也是盘瓠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民族文化与盘瓠文化是同源的。南朝盛宏《荆州记》：“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唐人张守节《史记・苏秦传》注：“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硬。”《九国志・楚志・彭师禺传》：五代时湘西地区“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长沙、黔中、五溪蛮皆盘瓠。“《舆地记胜》：“蛮则盘瓠之种。”宋人朱辅《溪蛮丛笑》序：“五溪盘瓠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宋史》卷四六一《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称：“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等等。

有关盘瓠的神话传说故事至今仍在苗族、瑶族、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以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或古老的图腾(犬)崇拜。如苗族神话古歌中有《歌》、《王制天地》、《盘王》等；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辰州沅陵壤杂苗獠，祖皆尊盘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徭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棰髻跣足，衣边斓布褐。名为徭，而实不供征役。”每年农历十月十六至今仍是瑶族盛大的“盘王节”。畲族的神话史诗有《歌》(也叫《高皇歌》、《盘瓠王歌》)。土家族有“跳丧”习俗：“初丧，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各地有众多盘瓠文化遗迹与事象遗存，如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盘瓠祠等。这些文化遗产，既有反映心理方面的，又有行为方面的；既有反映精神上的，又有物态化的。特别是，因盘瓠神话与盘瓠崇拜而产生的歌谣、舞蹈、绘画、雕刻、服饰、工艺等等，在民间至今仍有所遗存或有所反映。

值得提及的是盘瓠文化对华夏族的影响。华夏族将本为某一民族起源之推原神话，演绎为天地开辟之推原神话。盘瓠也音转为，成为能给人以光明与幸福的王。南朝时，梁人任日方在《述异记》中把盘瓠氏推崇为“天地万物之祖”。

三、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演变具有趋同性

在《辞海》中，“趋同”被列为生物学概念：“亲缘关系较远的异种生物，因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同，显现相似的形态特征。”其实，世间诸多事物的演化都存在趋同的现象。文化趋同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种渗透和影响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趋同是文化进步的主要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田野调查实例显示，少数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呈现出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并存的趋势。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在华夏文化的融合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逐步实现转型，民族观念转人隐性，文化趋同性演变普遍存在，涉及范围广泛，包罗了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祭礼仪式、神话传说、农耕起源、巫术占卜、婚嫁习俗、神像器皿等最重要的文化模式。

如前所述，巴楚民族文化圈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与我国边疆各民族文化圈有较大的差异。各民族主要经济模式都是以山地农耕为主，兼营林、猎、牧业。他们的分布区界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大分散中有集中，聚居中有散杂居，杂散居住区中又有小集中居住，绝对单一聚居区的构成始终从属于民族大杂居这一总体范畴之内。各民族世世代代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相互接触、交往和融合的混居格局。这都为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创造了外在条件。

因此，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在先秦时，苗蛮部族的分支荆楚部族创造了楚文化，另一分支巴人部族也创造了具有浓厚土著文化色彩的巴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后来的走向却是相互混融，成为地域性的巴楚文化，巴楚文化又不断吸纳其它文化因子。新发现的湘西里耶文化，即具有多类型文化交融的特点。现本区域各民族文化皆具有混融型的巴楚文化的“遗传基因”。

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圈相比较，巴楚民族文化圈位于中国腹地的地域特点，使其与周边华夏族紧密相连，交流频繁。经过长期的多向交融，致使该地区民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深重影响，其民族色彩相对淡薄，凸现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特征。尤其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种表层结构上的趋同远比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这种深层结构上的趋同要深刻得多。

篇9

“文化是指规约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人为的信息系统。”[1]文化产生于人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文化互动是指在相关民族文化调适的基础上，其作用与反馈交错出现且连续耦合运作的过程。”[2]无论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时期，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并立与调适在新疆地区都是十分活跃的。因此，我试从文化互动的视角探讨历史时期及当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

一、新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新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摇篮。新疆深居亚欧大陆的腹心，内部因天山横亘其间，自然形成了南疆和北疆两大地理单元。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结构一方面具有封闭性，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开放性。在国内方面，天山以北的牧业区与蒙古草原绵延千里，而天山以南的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农耕区结为一体。[3]在国际方面，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及其联结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更使得位于东、西方交往要冲的新疆成为除敦煌外唯一的世界上四大历史悠久而又影响深远的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体系汇流的广阔舞台。[4]如今，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特别倡导文化宽容，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兼容并蓄、共生共荣。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近现代时期，新疆都是一片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广阔天地。

二、新疆丰富多样的多元民族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结合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下文重点对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进行阐述。1、同层级文化互动民族文化间相互借鉴是同层级文化互动的首要表现。目前，在新疆生活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清代以后从内地来疆的迁移者及其后代。一代代新疆汉族人以北方汉族文化为基础，并吸收了随人口迁移而来的各地汉族风俗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及非传统性特点的地方汉族文化，体现在新疆汉语方言、饮食文化、双重地区观念、礼俗简洁等方面。[5]以“新疆汉语方言”为例，“新疆汉语方言”专指“老新疆话”[6]，其词汇系统由中原文化的基本词语，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基本词语，新疆本地的词语，大量的借词等构成，“反映了语言在其发展变化中具有的融合特点。”[7]其次是文化移入。“文化移入是指不同民族的文化持久接触而引发的双方文化的变迁”。[8]当强势民族的文化移入时，弱小民族的文化就不得不与之调和。公元6至15世纪，阿拉伯文化传播到新疆，并逐步使新疆地区在语言、人种和宗教方面发生了“西域文化史上世界罕见的三大巨变。”即：“当地的民族语言几乎从印欧语系全面突厥化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当地的原欧罗巴人种几乎全面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多种信仰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9]这一文化移入过程对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异层级文化互动复杂社会的文化具有多个层级，如“中心——边缘”或“中央与地方”或“主流文化——亚文化”或“大传统——小传统”等，不同层级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耦合，即为异层级文化互动。在我国古代时期，在中央和西域的异层级文化互动中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导。王尚达、杨恕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自公元前101年中原王朝第一次在西域设官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2012年的中原王朝和西域四类政治关系的存在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新疆地区有67.1%的时期全部或部分受中原王朝管辖，32.9%的时期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和一般联系。[10]从时间对比来看，在中央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中，西域接受中原王朝管辖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因此，二者的文化互动至少在此间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得以存续。两千多年间，中央王朝和西域之间设官置所、屯田、使臣商团往来、通婚，甚至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纽带，不仅发挥了建立与稳固中央与西域关系的政治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中央王朝与西域自然而然而又绵延不绝地发生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互动。这对于异层级文化互动的双方都是泽被深远的。少数民族学校中存在两种语言教学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但并未将其称为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目前新疆语境下的“双语教育”属于狭义范畴，是指在少数民族教育系统中以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汉语作为教学语言，使学生通过授课语言的运用，学习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同时学习学科知识的添加性教育。[11]即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基本的双语听说读写能力是手段和工具，是双语教育低一级的要求，而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两种文化的能力才是内容和目的，是更高一级的目标。通过同样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汉语，使学生透过语言的窗口，看到更为广阔的文化的世界。双语教育致力于培养通晓两种语言、适应两种文化的“双语双文化人才”[12]，他们既能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并对其充满感情，又能了解并借鉴、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乃至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成为当代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现代文化互动的一张张名片。3、传统与现实互动传统与现实的互动也是文化互动的重要类型之一，二者在接触的过程中，传统对现实起着约束和规范作用，然而现实变化又促使传统重塑。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不仅面临着与现代文化的交流、碰撞，更为严峻的是，传统文化有形的和无形的部分正在逐渐消失，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正随着老艺术家的逝去而面临着无法传承、无法重现的困境。在新疆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实的互动中，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积极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利用了新的有利条件，呈现出与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柯尔克孜族传统女红技艺是该民族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双重承继者。1980年代以来，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无论是在技艺的传承途径还是在产品的表现方式上都发生了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比较大的变化。[13]在传承方式上，在传统的单一的个体之间的代际传承方式之外，集体化、规范化、批量化的传承方式地位逐渐凸显。如今，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的传承方式包括家庭作坊式传承方式、商铺收徒式传承方式、兴趣小组式传承方式和佣工式传承方式等。在纹样图案的传播途径方面，由于传统的不借助复杂的固定用具，基本上不使用图纸，高度依靠传承者过目不忘心灵手巧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做到，加之生活节奏的加快，柯尔克孜族逐渐采用工具式传播方式，如：借助纸质镂版、图案描摹、复写纸记忆、微型模板和机械复制式传播方式以及其他传播方式传授和交流手工技艺和信息。在社会结构调整、生计方式多样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度渗透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在变化的环境中没有固守传统、止足不前，而是以迎合市场经济大潮的姿态，利用有利条件，赢得了新的发展，由以前的“养在深闺人未知”到走出大山，走向国内、外；由长期的自产自用到作为商品出现在各种各级市场。[14]新疆大学教授万雪玉在实地调查、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源远流长的生命源泉是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物质文化双重特性，长期为全民族热爱与追捧则和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本质有内在的关联。”[15]其成功的关键是恰当处理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堪称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互动的典型。

三、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特点

在梳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历史、分析其类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具有以下特点：1、在开放的环境中多元民族文化共存。无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时期，新疆这片土地从来不乏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群来来往往，而人群的流动总是能为新疆的人文环境注入活力。新疆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三大宗教和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三大语系的荟萃之地，内部又有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兵团汉文化三者的交织互补，可以说，新疆的人文环境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尽管在某些时期，一种或几种文化处于强势，其它文化“万马齐喑”，但这并不能抹杀总体上在新疆这片开放的广阔大地上，多元民族文化的事实。在历史与现实中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经常的多元文化共存状态，使得处于其中的每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接触、交流、碰撞，在历史和自然的“双重振荡”中，每一种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新疆原生文化，在新疆的文化表现形式都已经是文化本身与其他文化交融的结果。在新疆没有纯粹的某一种文化，而某种文化作为个体的淡化或消失，只是在形式上而言，其实质因素仍然可以在新疆找到痕迹。长期文化互动中形成多维共性。新疆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大规模、长时期的民族迁徙促使各民族间的持久接触，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产生了新疆地区的近代民族，民族成分本就是多元交融的。公元6至15世纪，持续强劲的突厥化、回鹘化和伊斯兰化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整合，作为互动因子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又形成了一些共性。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使新疆各民族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南部绿洲农耕和北部草原游牧两种基本的经济文化类型，各民族也因生产方式相同而呈现出相近的文化形态和源流关系。“新疆各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多维、多向和多层次的。[16]新疆多元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多维共性，既与上述两个特点一样是新疆多元文化的特点之一，又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篇10

校园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它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为活动空间，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是全国各大高校教书育人和环境育人的集中体现，校园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对学生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民族院校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而各民族学生又个体得差异性，这就使民族院校的校园文化跟一般院校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对于增进民族学生团结、协调民族学生的差异、建设融洽和谐的民族校园有着积极的意义。

1 民族院校校园文化的特殊性

校园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主要由环境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部分构成，精神文化是核心，精神、制度、环境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对学生产生影响。民族院校各民族学生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文化、、宗教等相互交融，为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之民族特色奠定了基础，但其特殊性不容忽视。

（一）校园物质文化的特殊性

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它包括校园建筑、人文景观等等。民族院校的校园布局和校园建筑一般都会突出民族色彩，职业院校这种民族化的校园环境能让少数民族学生有一种家的感觉，自然能激发学生的归属感、民族自豪感和进取精神。

（二）校园精神文化的特殊性

少数民族学生有着不同思想文化背景，这对学生的生活、习惯、文化、宗教、价值观、思维方法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校园文化格局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些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提高各民族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民族校园精神文化的特殊性【1】。

（三）校园活动文化的特殊性

校园活动中积极昂扬的人文氛围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多民族活动文化聚在一起，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校园文化现象。汉族文化背景与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

2 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构建策略

基于民族院校校园文化的特殊性，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笔者认为校园文化的民族特色构建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构建少数民族建筑文化

学校校园是全校师生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所，校园中有特色的人性化的建筑环境，会对师生的理想情操人生境界等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每一个教育者都应当使学校的每一面墙壁会说话 ”说的就是建筑文化对校园人群的积极暗示。

构建少数民族建筑文化，应该根据民族院校的独特个性，建立一个符合民族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努力关注到校园民族建筑的各个细节，建立符合多民族学生的文化特点的校园建筑文化。只有将民族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策划好运用好，才能创造宜人的建筑环境，才能使校园处处发挥出育人的功能并且散发强盛的生命力。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同时也能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跨文化适应能力【2】。

湖南民族业学院在构建民族校园建筑文化策略上，主要是深入挖掘学校的文化内涵，精心提炼出学院的办学特色，从而形成独特的系列静态教育资源。在学院第一次飞跃时期的两个较富民族特色的建筑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即以蒙古包为主席台的学院田径运动场和藏族特色的学生宿舍，这两大建筑的建立在于它抓住了学院的根本特色，并且将民族教育资源进行相应的对应和整合，让学生有一种家的回归之感。

（二）构建少数民族社团文化

学校社团文化是校园文化重要的育人渠道，也是职业院校校园文化的基本特征。

1、丰富社团文化的内涵

丰富社团文化的内涵就是在学院民族特色的基础上，遵循社团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大胆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社团之中。例如，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对学校的传统优势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实行从专业设置延伸至社团组建，具有开拓性和特色性。学校的民族传统体育社团，应该说是起步较晚的社团，但是由于它很好地应和了学校的实际和学生的需求，社团规模发展较快。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武术队、篮球队、排球队等若干训练队的社团 。各社团积极组织队员参加各级各类运动会和省市级民族运动的比赛，学院武术队曾在2014和2015年连续取得了省级一等奖的好成绩，其他各队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省内外也产生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民族院校在校园民族特色文化内涵的创新上是大有可为之处的。还可以在民族音乐、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民族绘画等方面探寻社团的组建和发展。

2、促进学生参与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学生社团应该发挥参与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职业院校，制定校园社团文化应该让学生参与进来，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社团文化建设内容的认同性。

另外，职业院校社团文化的建设，还应该注重实施的同步性。要把校园社团文化建设的任务跟目标管理结合起来，与教学科研工作同时部署，一起落实，才能确保校园社团文化建设与学校其他工作同步开展。

（三）构建少数民族活动文化

校园活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血液，是校园文化动态的外在表现。它包括诸于社团活动、学术活动、体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等等富于活动育人和文化内涵的校园活动。民族院校除了开展这些非民族院校都类似的文化活动外，还应该经常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如藏历新年节、维吾尔族古尔邦节、“三月三”苗族、壮族对歌节、傣族“泼水节”等节庆文化活动，特别是民族歌舞、民族服饰等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校园活动文化能够使学生通过参与而发现自身的潜能，并且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就能促进学生自身更好地发展。对此，笔者认为，民族院校校园活动文化的建设，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对美的感受力和鉴赏力有着其他表现形式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还能增强各民族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创造意识，消除各民族学生因民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解和冲突。

总之，在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上，只有将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营造出既体现时代精神又极具民族特色的独特校园文化，才能够做到育人的合理性和针对性，并且助益于培育不辱时代和民族使命的学生。

参考文献

[1]王保生，田晓红，路奕.试论我国民族院校组织文化的构建[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6）

篇11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41-02

一、贺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贺州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处，位于七百里贺江之要冲,扼楚粤之咽喉，秦代开辟的“潇贺古道”是古代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点之一。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官员、戍卒、商贾、流民带来各地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与岭南百越土著民族文化交汇融合。这里居住着汉、瑶、壮、苗、侗等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各民族、各族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族群、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形成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相互交融的和谐图景。

贺州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代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在此融合、留下了诸多颇具特色的原生态历史文化资源：有潇贺古道、桂岭古道、谢沐关、鹰扬关等古道；有封阳古城、临贺古城、庆坪古城、东坪古城、独柱山古堡、富川古明城等古城；分布着数百座古老的村庄，二十多座古风雨桥，十八座古戏台和部分石龙桥；保存有众多的寺、庙、祠、楼、馆、观、坛、塔、阁、宫、社、亭等宗教文化建筑物。现存古民居、古建筑存量丰富，这些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设计独特，颇具匠心，别具风格。考古方面，有孝穆皇太后先茔、国宝青铜麒麟樽、沙田古墓群、贺街古墓群、铺门古墓群、富川城北西汉墓群。自然风光方面，有姑婆山和大桂山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贺州玉石林、路花温泉、大汤温泉、钟山碧水岩、十里荷塘，还有昭平七村、南乡滑水冲等南方原始森林。

这里居住的十八个民族的二十多个族群，民俗文化多姿多采。各民族、族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崇拜，构成不同的文化特征。各族群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有多达二十种的方言土语。民族风情古老而多姿，如瑶族的盘王节、情人节；壮族的三月三、庙会、炮期和歌节；讲古梧州话的山歌、傩面舞、小龙舞（蛇舞）；瑶族的蝴蝶歌、长鼓舞；壮族的舞火猫、耍歌堂；土瑶的酒歌、情歌；苗族的芦笙、踏歌堂等等古朴奇异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此外，还有各族群的节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丧葬文化、婚庆文化、宗教文化等。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1.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人才。相应的文化主体是文化传承的根本力量，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措施就是要保护传承人和培养新的传承者。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承人保护制度，明确传承人的地位，除了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资助和扶持外，还可以赋予其一定的社会地位，给杰出的传承人创造适宜传承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合理可行的传承机制，帮助建立培训基地或师徒关系，通过授课、带徒授业等方式培养接班人，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自觉，使其技艺能够得到完好地传承。

2.投入资金，加强对传统文化进行物化载体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物化载体实行保护，使其发挥传承文化的功能。保护的途径多样，如：依靠科技，借助数字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对现有原生态文化的存在形式进行保存和保护；建立图文声像等相应数据库，完成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存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系统，实现对工艺流程的详细表达、工艺存在的文化状态、物品的选择展示、民间艺人档案、传播传承方式、民艺品原材料及当地各民族、族群生活方式等文化存在方式的再现交互功能；开发虚拟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数字化图案、工艺品辅助设计系统等，这些技术的运用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扬。

贺州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认识到这点，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现代化工具，长期深入到各民族各族群来了解、记录、宣传相应专业领域中的文化，为当地原生态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尽自己绵帛之力。

3.转变观念，加强宣传和教育。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也只有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宣传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篇12

一、东北区域概况及地域文化的形成

（一）东北区域的地理概况。东北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多样。在这当中，位于中部区域的松辽大平原则是我国最大的平原，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三大黑土地带之一。东北的气候特点类型多样，分别有暖温带气候特点、温带气候特点以及亚寒带的气候特点，其中，南部与北部所表现的气温相差也很大，尤其是北部地区，因其处在最高的纬度带，所以冬天相对漫长，常年冰雪覆盖。除此之外，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蕴含大量的铁、煤炭资源、石油资源、黄金资源等等，而且植被覆盖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蕴含着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例如：人参、鹿茸以及貂皮，被称为东北三宝。

（二）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依据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等因素，在相互作用之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特点。因此，也可以将这种文化看作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人们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活从而衍生的生活体系。在明朝之前，东北地区主要是被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不断角逐的区域，也曾经出现过东胡、肃慎、扶余等一些民族。关东一词的出现则表明了汉、蒙、满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明末的时候，满族不断崛起，从而将各族居民进行了统一，打破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逐渐迁入关内。清末以来，东北地区的文化受到来自俄罗斯以及日本文化的影响，从而与本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多民族的交融、外来文化的侵入，从而构建出多元化的东北地域文化特点。

二、东北地域在多民族下表现的文化特征

（一）具有复合型特点的民族性格。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共存的状态，在长期的发展进程当中，各族人民互相吸引、相互融合，从而构建出豪迈、豁达、互相包容的性格特点。尤其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闯关东”那一时期，迁移的浪潮，使得东北区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的频繁，在这当中不仅体现出当地民族那种豁达与包容的性格特点，同时还充分展现出北方民族那种阳刚和不断进取的性格特点。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封禁令”的解除，东北地区开始成为来自河北、山东以及山西居民不断迁入的重要场所，而在这些人当中大多都是一些生活疾苦的贫农或者是手工业者，也有许多商人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涌入，而这些人群同时也是一些勇于开拓新生活的伟大强者。他们跋山涉水、背井离乡，独自踏上陌生的地方去建造家园，从而练就了乐观、豁达、勇敢的性格特点。

（二）具有多元化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地区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等等，这些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创造着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1.从服装上来看，满族服装对于我国现代服装具有深刻的影响，旗袍、马褂以及坎肩等以独具特色的服装模式赢得了人们的喜爱；2.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东北的二人转作为最具特色的艺术表演形式，是具有非常浓郁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主要是源于地头文化，随便在一片空地之上，不用任何道具便可以畅快淋漓地进行表演；3.在饮食方面，满族人最喜爱的便是粘食，其中各种制作精巧的点心（如满族饽饽等）成为最具特点的食材，而朝鲜族的饮食文化则主要在于“精、净、敬”这三个字当中，最有名的则莫过于冷面和泡菜；在建筑表现上，满族作为东北区域的土著居民，早期居住的环境相对简陋，冬天主要在地窖中度过，夏天则是在马架子上居住，随着汉族的迁入，建筑逐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综合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段妍.民初东北区域社会风气的演变论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2]郭蕾.文化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作用概析——以岭南文化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例[J].兰州学刊,2007(11).

[3]王丽梅,牟芳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价值工程,2007(06).

[4]马兆俐,陈红兵.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文化反思及创新[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

篇13

第二代民族政策强调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推行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是全新的民族问题的思维方向和模式，也做到了与国际的接轨，为我国民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可行性的思路。然而，自从第二代民族政策发酵于理论形态至今，学术界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归结起来，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也必然引发各方的讨论甚至多样化情绪，这也实属正常。

首先，第二代民族政策实际推行的困难超过预期，理论变为实践的难度可想而知。数位民族研究方面的专家共同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从某些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事务的多元化变化，也从某些方面折射出民族融合、国家身份认同的紧迫性。但是，在当前我国的“多民族生态”链条下，强行推广第二代民族政策，在现实操作中必然会遇到多种困难和挑战。例如，第二代民族政策要求强制推广普通话，用社会主义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改造。这一点在理论研讨中尚存在争议，况且在实际推广中必然遭遇巨大的阻力。很多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经济落后、交通蔽塞、信息不畅，推广普通话难度十分之大。所以，诸如此类的困境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讨和分析，以找出更优化的解决方法。

其次，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正好处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间段，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给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推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此外，有学术界人士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忽视民族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也引人深思。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不肯正视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国民当成敌对势力，是撕毁和废除国家宪法条文。“诚然，类似的言论是学者的个人意见，但是其中的意味也为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推广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此外，第二代民族政策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思考甚至批判，这给该项政策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众所周知，第二代民族政策首先发端于学术界，最后形成特定的理论体系，然后才慢慢落实为实践行为。部分权威专家、学者的质疑甚至批评其实反映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多元性，这也给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有效推广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指导，是利于民族政策研究和实施的。比如中央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黄铸就曾经撰文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和国家认同，由此提出的一套政策是不可取的。当然，反对甚至批判的声音恰恰说明了整个社会对民族政策、民族发展问题的关注，其归根结底是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关注。

二、解决路径思考及相关启示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带来了学术界的震荡和争议，却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民族意识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关切。第二代民族政策为新时期我国民族政策的走向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也必然引发更多、更有益的思考。

首先，民族交融和国家繁荣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民族团结是我国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各民族团结、繁荣的基石。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某些“弊端”，走民族团结交融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