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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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

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

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

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

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

篇2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3.3刑事程序法的修善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但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地追究环境犯罪行为，致使环境刑法有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诸多方面加以完善。例如，为避免因立法标准过严导致犯罪逃避制裁的现象发生，可以针对环境犯罪适当放宽立案的标准，把主观标准改为客观标准；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应该对环境犯罪制定一套特殊的追诉时效等。

本文仅是在对环境犯罪相关基础理论和学说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环境犯罪的成功作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就现阶段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议，相信以后随着众多学者对环境犯罪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国的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会不断完善。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theenvironmentalproblemsgetsoutstandinggradually.Theenvironmentalcrimeproblemisincreasinglyseriousandithascomeintotheviewoftheworld.Countriesputitintotreatmentbypolitics、economy、technique，andlawincludingcriminallawatthesametime.Ontheangleofdevelopment，revisingenvironmentalcriminallawandperfectittoadapttothespecialneedthatenvironmentalcrimerequest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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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春冼，向泽远.论环境与刑法[J].法律科学.1996.(1)：15-16．

[4]赵赤，田信桥.论西方环境刑法的发展形态及其启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27)：5-6．

[5]刘润发.论我国环境刑法的路径选择-基于环境权的刑法保护[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0(95)：47-58．

篇3

近年来，桂林市检察机关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期待，立足检察职能，坚持“打、防、治”相结合，按照加强生态检察.服务桂林发展思路，不断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在服务和保障桂林旅游绿色发展上展现检察新作为。

一、认真谋划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措施

该院印发了《的工作职能分配》落实各分管领导和科室的任务和责任，明确工作内容，即严厉打击破坏绿色产业发展、滥伐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污染水资源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刑事犯罪；严格查处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负有监管职责和侦查职责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机制；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的立案监督和审判监督加强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收集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如灵川县检察院针对漓江上游灵川县河段非法采挖河沙行为猖獗，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这份检察建议引起灵川县领导的高度重视，今年2月底，该县组成联合执法组对河段采砂进行整治，炸毁了非法采砂船只，并下拨400万元修复河道，有效地保护了漓江流域生态。

二、加大惩治和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力度

一是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多发性犯罪。认真履行批捕、职能，坚决依法打击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破坏环境、危害生态的刑事犯罪，严格把握好证据审查关、事实认定关、法律适用关、定罪量刑关，提升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保持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高压态势。2014年以来，共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14件37人，其中涉嫌滥伐林木罪12件31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2件6人；追加逮捕3人、追加4人。二是依法查处生态环境领域中的职务犯罪。依法查办发生在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审批、环境保护监管执法过程中的贪污贿赂、不作为、乱作为的职务犯罪案件，依法查处行政执法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案件，及时介入重大环境责任事故调查，依法查办事故背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犯罪依法立案调查涉及环境生态领域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9件10人，其中副处级干部3件3人，贪污案件3件4人，贿赂案件6件6人，为桂林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了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对重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资金拨付、招标投标等关键环节进行介入预防、跟踪监督。全市结合执法办案，向发案单位或主管单位提出检察建议5件，均获得有关部门采纳回函。依托“送法进机关”“职务犯罪预防五进”活动，组织预防干警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林业局、环保局、国土局等部门为500多余名机关工作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增强其规范履职、廉洁正派、拒腐防变的理念，筑牢思想和行为防线。借助“举报宣传周”等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展板、发放资料等方式，向群众宣讲与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知识，不断提升群众认识和举报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违法行为的意识和能力。

三、完善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工作机制

一是强化“两法”衔接常态机制。制定并实施《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的实施意见》，与环保、林业等8个部门分别召开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座谈会，就如何完善“两法”衔接配合工作机制、共同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题，对案件移送、证据收集、检验鉴定、涉案物品处置等方面的认识分歧和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共享、适时介入、咨询会商等制度，理顺衔接和监督关系，努力形成推动两法衔接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三是健全立案监督机制。将检察监督关口前移，对行政执法机关开展的整治群众反应强烈、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专项活动，适时派干警介入参与、及时跟进，深入到执法一线，依法监督纠正农业、水利、林业、国土、环保等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等问题。同时，督促相关部门对梳理出来的案件线索中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确保破坏生态环境刑事犯罪行为得到及时有力查处。如龙胜县作为全国7个森林旅游示范县之一，境内楠木、红豆杉等国家保护的珍贵树木较多，为有效保护县内的古树名木，龙胜县检察院向县林业局发出加大宣传力度，设立珍贵植物保护警示牌和加大执法力度等检察建议。该建议得到林业部门的采纳，对县境内的古树名木进行测量、定位、挂牌和建档跟踪保护，共对3570株古树名木进行了挂牌保护。此外还与当地林农签订管护协议，发放宣传手册3.2万份。

四、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范化

一是加强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坚持区别对待、分化处理、教育感化的思路，既严厉打击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刑事犯罪，又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坚持从轻从宽处理。二是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破坏生态资源刑事案件。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促进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为群众讲解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宣传林政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鼓励群众举报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提高群众依法保护生态意识。在宣传形式方面，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日、综治宣传月等主题活动，开展法制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单位活动。

参考文献

[1] 杨晓蓉；从“兰州自来水苯污染案”谈公益诉讼中的公民主体[J].法制博览.2016年16期

[2] 王冰；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J].法制博览.2016年15期

篇4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  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  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  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  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  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  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  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  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  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  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  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  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  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  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  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  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  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  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  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  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  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  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  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  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  ：《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  ，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  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  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  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  。(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  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  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  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  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  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  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  、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  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  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  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能够  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  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  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  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  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  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  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  ，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  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  。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  。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  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  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  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  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  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  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  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  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  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  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  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  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  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  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  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  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  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  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  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  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  ，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  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  。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  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  “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  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  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  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  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  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  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  Umwelt-Rechtsgueter  )、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  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  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  von  oekologischen  und  anthropozentrische  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  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  、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  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  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  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  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  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  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  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  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  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  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  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  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  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  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  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  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  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  ，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  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  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  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  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  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  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  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  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  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  ，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  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  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  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  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  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  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  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  ”。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  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  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  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篇5

        1 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 体系更科学 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 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 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 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 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 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 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 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 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 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 立法体例上的缺陷 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 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 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 “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 刑罚上的缺陷 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 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 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 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篇6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　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p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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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能够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进行详细的法则性的证明，但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认为其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大zhǒng@①仁认为，既然在社会观念上已经认识到某事实与某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联系，就不妨肯定其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认为，占通说地位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无非是按照人类的社会经验所认识到的在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实施某种行为就会由它产生某种结果这种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疫学的因果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针对疫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学界对之持否定态度。(注：参见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日本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既然没有从医学、药理学的角度严密地确认存在科学的条件关系，就不能以它为基础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德国学者Armin　Kaufmann等人认为，既然没有确定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就不能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参见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对于环境犯罪所呈现出来的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台湾学者柯泽东甚至认为，为避免因果关系所产生对刑法适用上的阻力，其努力的方向应为：“环境之犯罪应以处罚其行为之危险为基础，将行为独立于其损害结果之外。亦即将行为与结果分开，不问行为之是否必然有效导致对第三者之损害，只要其行为构成危险，即应制裁之，而不必然须有损失之发生始予制裁。”(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　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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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提升环保监督意识

1．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活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也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成为一纸空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对大气、水源等涉及民生的污染有所认识，但对于哪些情况涉及到犯罪还不清楚或是比较模糊。因此，检察机关要结合自身职责，与有关单位配合，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深入到企业、社区、乡镇等宣传和引导了解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相关问题，通过以案说法、发放宣传资料，判决书上网、典型案件报道宣传，定期公布一些生态环境资源案例等形式，进行有关法规及有关环境保护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树立环境保护司法意识。每一名检察人员要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责任和环境保护法制观念，并贯穿整个司法实践活动中。检察机关应会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部门，深入环境保护一线执法部门，宣传环境保护中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教育和引导环境保护监管人员严格、公正、高效、廉洁地适用法律，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观念，提高环境保护监管人员的司法意识。

3．拓宽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环节、多领域，贯穿于整个社会。要实现全民治理，参与环境保护人人有责，这个责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环境保护监管方面，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积极工作，加强环境保护监管，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环境整体状况令人担忧，如水源、大气污染等等，这就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保护我们的环境。检察机关应密切与人大、政协、环境保护等部门配合，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畅通公众参与举报、揭发环境资源犯罪的渠道，让环境违法犯罪付出巨大成本，以提高全社会的法制、环境保护意识。

(二)建立机制，提升环境保护监督水平

1．建立环境保护监督机构。目前，检察机关针对环境保护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应结合司法改革和各地实际，考虑建立与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对接的机构。在环境保护问题突出及案件量大的地区，检察机关内部应成立专门环境保护的监督机构，全程负责此类案件。其他地区检察机关成立非常设机构，建立一套涉及环境保护案件近似于“绿色通道”的制度和工作流程，每个部门都确定专人具体负责，以提高处理环境保护犯罪行为的工作效率。

2．强化环境保护监督责任制。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检察机关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将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机制建设、人财物投入、犯罪案件办理情况及管辖地区的环境状况等指标予以量化，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进行奖惩和作为晋升提拔的依据之一，对违反相关规定造成一定后果的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环境保护工作一票否决制”，取消其年度的评先评优资格，并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以提高环境保护实绩考核制度的权威性。

3．落实环境保护监督公开性。环境保护监督的公开性就是保证其合法、公正，增强环境保护监督的透明度，把工作置于阳光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增强全体工作人员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全面推行环境保护监督的政务公开，向公众公开环境保护监督的依据、政策界限、具体程序等，建立环境保护案件的回访制度，多方面、多渠道征求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见和建议，以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监督的知情权、参与权。

4．加强环境保护监督队伍建设。加大环境保护监督投入力度，在人财物的投入上向环境保护监督工作倾斜，改变环境保护监督工作能力弱，装备差，侦查监控手段落后的现状，增强环境保护监督队伍的执法能力。加大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注重招录环境保护法学专业人才，积极开展专题培训，努力培养一批精通环境案件办理的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在人民监督员中选任具有专业知识或业务背景的人员参与检察机关办案。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家、技术人员组成专家委员会，帮助解决检察工作中遇到的专业性、技术性难题。同时，要加强检察队伍的业务素质建设和廉政建设，严把“人情关”、“金钱关”和“权力关”，杜绝环境保护监督人员与环境违法企业有金钱来往或在执法过程中的现象，将环境保护监督队伍打造成一支敢作敢为、敢打硬仗、善打困难仗的强兵。

(三)发挥职能，加大环境保护司法监督

1．依法打击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活动。在查处环境保护领域违法行为过程中，单凭某个部门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公安、环境保护、国土、林业、农业、交通、工商等职能部门应整合执法资源，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健全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配合、共同预防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制度，形成合力。作为国家赋予检察职能的检察机关，其检察职能几乎贯穿于查处违法犯罪整个过程。如何有效地发挥自身职能，是打击环境保护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掌握本地基本情况，围绕项目建设审批、环境保护监管等方面，排查案源。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损失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环境污染及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要积极履行批捕、职能，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对于督办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引导侦查，提出取证意见。同时，准确把握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在案件移送标准、证据收集审查、犯罪数额认定、法律适用、管辖设置等方面达成共识，统一执法尺度和证据标准，形成打击合力，提高执法效果。

2．查办和预防环境保护领域的职务犯罪。当前，检察机关在查办环境保护领域职务犯罪时，要结合本地实际，重点查处和严惩国土、水利、环境保护等重点部门、、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在查办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应当研究危害生态环境职务犯罪发生的重点领域、部位、环节、人群、案发特点和规律，查找相关政策、规定和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监督管理存在的漏洞，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此外，环境检察工作也要坚持“惩防并重、综合治理”方针，发挥预防犯罪的先期屏障作用，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重点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在预防环境污染和破坏方面，环境检察预防工作应当密切关注有关开发行为的行政规划和审批环节，开展专题调研，找准此类环境问题症结，提出预防对策，督促落实检察建议。

3．开展对环境保护领域犯罪案件的诉讼监督。检察机关查办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需要内部反污、反渎、侦监、公诉等多个部门紧密配合，依法运用立案监督、检察建议、查办职务犯罪等手段，督促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加强对涉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犯罪案件、妨碍环境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同时，充分发挥追捕、追诉职能，切实解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加强对审判活动和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监督，依法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涉及环境领域侵权案件的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依法支持人民法院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执行工作，规范执行行为，促进判决裁定的有效执行。

(四)完善法规，健全环境司法保障

1．在刑法中扩大行为犯，增设危险犯、过失犯的刑法责任追究。由于有的危害环境行为与其危害结果之间有空间与时间距离，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则无法挽回。如果刑法只是惩治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的行为而不惩治危险犯，则会削弱刑法在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方面的作用。为了有效地预防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在环境刑事立法中，对一些诸如污染环境罪、破坏自然资源罪等罪名，以行为犯来追究刑事责任，只要发生了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行为，不论是否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只要危害行为属实，达到一定的持续时间、数量或程度，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便更加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不仅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并已造成严重结果的行为进行制裁，还要规定处罚危害环境的危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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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3.3刑事程序法的修善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但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地追究环境犯罪行为，致使环境刑法有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诸多方面加以完善。例如，为避免因立法标准过严导致犯罪逃避制裁的现象发生，可以针对环境犯罪适当放宽立案的标准，把主观标准改为客观标准；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应该对环境犯罪制定一套特殊的追诉时效等。

本文仅是在对环境犯罪相关基础理论和学说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环境犯罪的成功作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就现阶段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议，相信以后随着众多学者对环境犯罪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国的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会不断完善。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theenvironmentalproblemsgetsoutstandinggradually.Theenvironmentalcrimeproblemisincreasinglyseriousandithascomeintotheviewoftheworld.Countriesputitintotreatmentbypolitics、economy、technique，andlawincludingcriminallawatthesametime.Ontheangleofdevelopment，revisingenvironmentalcriminallawandperfectittoadapttothespecialneedthatenvironmentalcrimerequests.

参考文献：

[1]郑昆山.论我国环境犯罪防制之道[J].东海法学研究.1995.(20)：20-21.

[2]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J].河北法学.1996.(1)：20-22．

[3]杨春冼，向泽远.论环境与刑法[J].法律科学.1996.(1)：15-16．

[4]赵赤，田信桥.论西方环境刑法的发展形态及其启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27)：5-6．

[5]刘润发.论我国环境刑法的路径选择-基于环境权的刑法保护[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0(95)：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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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50-02

近年来，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然而让人痛心的是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一直以来，刑事救济成为捍卫生态法益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但其所取得的效果不容乐观。笔者在分析广西生态环境污染面临的刑事司法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对生态广西、美丽广西建设有所裨益。

一、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困境

1.环境司法专门化并未落到实处。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简称“环资庭”）后，地方各级法院先后成立这一审判组织。环资庭在成立初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资庭的职责规定，主要负责审判第一审、第二审有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民事侵权案件，地矿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有关权属争议的民事案件，森林、草原保护、开发、利用过程中发生的自然资源民事纠纷案件[1]。由此可见，环资庭仍然既没有从刑事审判中剥离出来，也没有涉及环境行政违法案件的专门化审理[2]。2015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环资庭，但其他各地市都没有设立环资庭。而且，广西高院的环资庭还负责交通事故和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并非仅仅承担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2.行政权过于强势，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干预司法，导致刑事责任难以实现。由于涉案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因而在对其实施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最后大多以经济制裁或行政处罚手段进行处理，真正进行刑事处罚的不多。更有甚者，刑事判决犹如一纸空文，得不到有效执行或是根本不执行。久而久之，就让人觉得只要事后缴纳罚款即可了事，不必过于担心。如此之下，犯罪成本不高，使得犯罪分子肆无忌惮，再次实施犯罪的时候完全没有心理压力。此外，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环境司法机关在工作上没有良好的衔接，常常各行其是，执法上的空白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刑事判决有失偏颇。根据我国《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那么当犯罪人故意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时应该如何认定呢？实践中，司法机关在万般无奈之下，通常只能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这两罪之间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在犯罪客体以及主^方面的具体内容上仍然是有很大区别的，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判断标准不同，最终会导致同案不同判，大大损害了司法权威。

4.民众的环保意识偏弱，导致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势单力薄。由于大多数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工作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因而对于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收集案件线索、寻找犯罪嫌疑人、审理案件以及执行判决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困境。

5.环境公益诉讼难以推进。第一，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不仅要面对当地政府施加的压力，还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面临着资金、技术和律师等问题。第二，环境污染公益损害追偿机制缺失，法官在处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通常只是对犯罪人判处罚金和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忽视该犯罪行为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因而在环境的后期治理和长久损害方面没有要求犯罪人承担补偿责任。第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可复制性难度大。同样的案件，有些地区会进行审理，有些地区立案后被驳回，有些根本没有立案。案件审结后，一些企业常常以亏损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导致大量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处罚，刑事判决犹如一纸空文。

二、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对策

1.将环境司法专门化落到实处。2016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要求中级人民法院应在高级人民法院的统筹指导下合理设置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个别案件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考虑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据此，广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增设环资庭或环境资源合议庭，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和水资源集中的区域优先设立，从而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环资庭统一审理，提高审判资源的利用率，实现环境资源案件审判的专业化。同时，吸收环保专业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工作，以便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增加判决的权威性。以广西高院为试点，逐步构建起包含审判机构、审判机制、审判规则、审判理论和审判团队在内“五位一体”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

2.加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恰当处理地方利益保护与环境司法保护之间的冲突。首先，2015年广西高院与自治区公安厅、检察院、环保厅共同签订了《关于办理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衔接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环保行政机关之间的协作。2016年5月27日，广西高院又与自治区国土厅、环保厅签订了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配合备忘录，建立完善环境保护部门和司法机关环境执法联动机制。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均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为促进司法机关与各行政机关的通力合作，建议由各级人大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来领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3]，具体做法是：一是由法工委牵头，从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抽调骨干成员成立联合执法领导小组，搭建一个“两法”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解决“两法”工作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减少执法空白；二是主持每个季度的联席会议，听取该季度的环境监督和环保执法工作报告，总结工作经验，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执法工作改进意见；三是督办大案要案，及时跟踪案件的查处进度和处理结果。

其次，要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无缝对接。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环保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于一般的污染行为，符合《环保法》规定的处罚情形的，要及时进行处罚和监督教育；对于污染环境构成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送给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确定被告人有罪并需承担刑事责任的，应当判处刑罚，不能用行政处罚来代替。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每一个环节，人民检察院均要认真行使法律监督权，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紧急情况时，环境保护、公安、检察机关要迅速启动联合调查程序，防止证据灭失。

再次，转变地方官员崇尚的“GDP第一”的片面政绩观，坚决杜绝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当干预司法机关工作的行为，否则要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干预行为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没有构成犯罪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行政处分。

最后，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及时地介入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对环境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认真行使法律监督权，并严查环境污染现象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索贿受贿、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3.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在审理生态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过程中，首先区分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对于环境刑事案件，又要进一步区分是构成污染环境罪还是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及是否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根据案件证据认定污染事实，运用想象竞合理论进行充分说理，适用恰当罪名，以真正保护生态环境。

4.鼓励、引导民众参与环境监管，走群众路线。首先，加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开展送法到乡村、到社区、到学校、到企业活动，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其次，建立健全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公民举报任何环境违法行为。最后，利用各种渠道通报环境违法案件及其处理结果，邀请民众参与执法监督。

5.推进公益诉讼的发展。首先，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成立专项基金、邀请环保专I人士加入，从制度上、资金上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减免诉讼费用。其次，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追偿机制。要求法官在处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不仅要计算污染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要评估该行为给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和对环境进行治理的费用，要求犯罪人统统买单。如此算来，应该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起码能让犯罪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再次，判决、裁定生效后，要及时敦促违法企业执行判决、裁定中的内容，有能力履行义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时候，会同水务、电力、工商、税务、房产部门及金融机构对违法企业采取停水停电、吊销营业执照，冻结账户、查封房产等强制措施。

6.创制典型案例。地方各级法院可以充分发挥智慧能动，在审理生态污染犯罪案件时，通过弘扬司法理念、论证法学理论观点甚至填补法律空白等方式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做出一批有特色的刑事判决，比如，只要污染了环境，即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凸显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在对生态环境污染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同时，判处非刑罚措施，如处以植树、清污等生态修复性责任方式，实现被污染的生态环境的全面修复；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办案标准，要求各级法院对不同地区发生的相同类型的案件要做出基本相同的处理决定，实现生态污染犯罪量刑规范化；对于证明生态污染犯罪的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极为困难的情形，可通过推定因果和推定过错的方式，降低证明难度以追究刑事责任等等。地方各级法院适时对创制的典型案例进行选编，首先在各自辖区内发挥一般性指导作用，进而对典型案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探讨和挖掘，力争将其上升为指导性案例，以发挥其强制性指导作用，实现典型案例与指导性案例的良性互动[4]。

参考文献：

[1]安克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N].人民法院报，2014-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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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立法理性在工业文明的扩张对生存环境产生威胁的时候开始慢慢觉醒。刑法作为法益保护的最后屏障，对惩治与预防环境犯罪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人类经济行为对自然界恣意侵夺的日益加剧，以及灾难性后果的频繁发生，侵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人类及其后代的生存安全，其道德的非难性也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同，于是各国才开始将其作为犯罪行为纳入刑法的惩治范围。在中国，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侵害的类型和危害性亦不断扩大，现行刑法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一、各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一）法典化的德国模式

联邦德国在1980年第18部刑法修改法之前，惩治环境的犯罪主要由单行行政法规定。1980年第18部刑法修改法将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中刑罚内容集中纳入刑法典，即所谓的危害环境犯罪。1994年的《第二部环境犯罪防治法》，不仅扩大了环境刑法的范围，而且还加重了环境犯罪处罚的力度。立法者采取这种立法模式是为了强化公众对环境犯罪危害社会的认识，并希望由此强化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追究。《德国刑法典》规定了9个环境犯罪的罪名，包括以下罪名：污染水域的犯罪；第污染土地的犯罪；污染空气的犯罪；制造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的犯罪；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的犯罪；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的犯罪；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的犯罪；侵害保护区的犯罪；释放毒物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等。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立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刑法典加附属刑法的模式，刑法典成为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依据，附属环境刑法则处于补充地位。

（二）以单行刑法为主的日本模式

日本最早的关于公害的法律规定是1949年东京都制定的《工厂公害防止条例》；大阪府和神奈川相继制定了《企业场所公害防止条例》；195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水质保护法》和《工厂排水控制法》，1962年制定了防止大气污染的《煤烟排放规制法》。随着日本四大公害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1967年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在该法中规定了六种损害环境的形态以及相应的处罚措施，《公海对策基本法》成为日本政府综合防治公害的基础。1970年底，日本召开了国会，立法以特别刑法的形式制定颁布了《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公害犯罪制裁法》开创了制订公害刑法单独立法的先例。日本环境刑事立法以《公害罪法》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的刑事手段，并辅之以防止污染、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单行行政法规中的刑事条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立法模式主要是以单行刑法为主，根据现实的需要，出台相应的单行刑法以应对环境犯罪的新兴形式。单行刑法成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依据。

（三）以附属环境刑法为主的英美模式

第一，英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

英国是没有成文法的传统的国家，故英国有关环境犯罪的刑罚方面的规定都均散见于各个环境行政法当中。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为《公众卫生法》。1865年、1866年和1874年，英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地下水利用法》、《环境卫生法》、《河川污染预防法》等的法律。现在英国环境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大气污染方面，主要有《清洁空气法》、《制碱等工厂法》、《放射性物质法》以及《汽车使用条例》等。关于水质污染方面，两度颁布《河流防污法》，主要集中了过去关于工业及住户废水管理的相关规定；《海洋倾倒法》对未持有倾倒许可证，以及未按倾倒许可证的要求向英国及英国以外的海域倾倒物质或物品的行为制定了刑事罚则。关于固体废物污染方面，《垃圾法》则规定不许随意倾倒废物。

第二，美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

美国的刑事立法与英国一样也没有统一的刑法典，因此，美国的环境刑法也是附属于相关的环境行政法的。基于成文宪法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州）分权的原则，美国的环境立法分为联邦法、州法、地方条例三个部分。美国关于公害治理的联邦的法律主要有：《水污染法》，《固体废物处置法》，后经多次修订改称为《资源回收法》；此外，还有《清洁空气法》、《有毒物质管制法》、《国家环境政策法》等一系列的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中都具体规定了各种环境管理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

总之，英美国家的环境犯罪立法特点有以下两点：一是，环境刑法以环境行政法中的附属刑罚条款为主，有关环境犯罪的刑罚都以大量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规的规定为准。二是，环境刑法处于辅助的地位。

（四）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之现状

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颁布过两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两部刑法中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环境犯罪。前者只规定了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三个罪名，并且是零散地规定在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中。而1997年刑法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我国现行刑法则将环境犯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且用专节进行规定。

从比较法学的角度看，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诸多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立法模式的问题。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存在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境犯罪被规定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个亚类罪。按照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环境犯罪的同类客体应当是环境资源保护制度，因此，环境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环境本身。这实际上极大的降低了环境犯罪在整个刑法典中的地位，也与环境犯罪应当保护的环境生态安全相去甚远。

第二，定罪标准过高，不能体现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诸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设置成结果犯，加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只有在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之后才能进行处罚，这时，事后的刑罚则异变成裸的报复与威吓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应当予以完善。

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的完善应当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确立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第二，确立独立一章规定环境犯罪。基于上述各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的比较和分析，德国刑法典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可资参照。我国刑法可设立“危害环境生态安全罪”一章，在分则中的排列顺序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

二、罪名体系的完善

在环境犯罪分类上坚持以法益为标准进行分类是传统刑法理论一致认同的做法。问题是在环境犯罪作为类罪名之下的具体的个罪如何分类？我们认为，对环境犯罪进行分类应当以体现环境生态安全的具体的环境要素为基础，坚持环境行政法与环境刑法的统一。“由于各国过去对环境法的分类是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即按环境问题的两大表现形式（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及其对策进行分类，一般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保护法。”

因此，可以将我国的环境犯罪分为两大类：“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环境的犯罪”，其中“破坏环境的犯罪”又可以分为“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和“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前者体现的是自然资源的经济性，刑法对环境保护的间接性；后者体现的是自然资源的生态性，刑法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性。按照这种分类方法将我国现行环境犯罪进行归类：第一类“污染环境的犯罪”，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二类“破坏环境的犯罪”，其中“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其中“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包括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

其次，我国环境犯罪罪名的覆盖面不足。

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确立的罪名相对较窄，刑法中环境犯罪确立的罪名还无法覆盖环境概念所包含的环境要素。因此，应重新修订或增加如下环境犯罪的罪名：在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将现行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分解为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增加噪音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核污染罪等罪名；另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中的“固体废物”修订为“废物”。在破坏环境的犯罪中，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破坏风景名胜区罪、破坏草原罪、破坏性使用土地罪、破坏湿地罪等罪名。

再次，我国环境犯罪罪状表述也不尽完善。

罪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基本构成特征的描述。根据分则条文对基本罪状的描述方式，可分为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罪状的分类，我国环境犯罪的罪状大多数都属于混合罪状，一般是空白罪状和叙明罪状的混合。

例如，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法条的罪状明确表述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可以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视为传统刑法上典型的结果犯；而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非法狩猎罪”，前两个罪属于行为犯，而“非法狩猎罪”的规定中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规定，可以视为结果犯的规定。

由此可见，正如我国有的刑法学者所说，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多属于结果犯，少部分属于行为犯，没有规定危险犯的内容。因此，应对那些使环境资源或者人类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危险环境犯罪行为加以处罚，才能实现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愿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对环境犯罪罪状表述的研究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提出我国环境犯罪应当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二是环境犯罪的既遂模式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在现有的结果犯、行为犯的基础上应当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

1、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

在现行环境犯罪立法的条件下，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只有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如果说环境犯罪是结果犯的话，认为只要出现了法律规定的重大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后果的，不问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就将造成的后果归责于行为人，此时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个归责的问题，这种立场似有可取之处。但是，可能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环境犯罪的法益是环境生态安全，则重大公私财产损失、人身重大伤害和伤亡就变成了环境犯罪的加重情节，对于这种加重的情节归责于行为人，就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在此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没有探讨的余地。

2、环境犯罪的危险犯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环境犯罪确立为行为犯，那么刑法介入的点就大大的提前了。于法益的角度看，行为犯的成立应当在具体的危险出现之前即已成立，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具体的危险犯存在的空间。至于抽象的危险犯，其本身具有含混性，事实上抽象的危险犯是从法益一端所作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以抽象的危险犯对行为犯来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我国环境犯罪在确立了环境生态安全作为保护法益的基础上，罪状表述应当以行为犯为既遂的模式，但对于可能出现的重大公私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应作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的罪状表述，并规定相应的相对严重的法定刑。

结语

以比较法观之，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无法凸显刑法的环境犯罪的生态保护功能，因此，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改革。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的罪名着眼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而自然资源保护的价值基础是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从这一点来说，现行环境犯罪立法体现了刑法对生态保护的价值不足，体现在环境犯罪的罪名上就是我国环境犯罪的确立的罪名的范围过窄，很多环境要素得不到刑法保护，因此有必要增设环境犯罪的罪名。

参考文献：

[1]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吴献萍.关于中日环境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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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93-03

一、法益的理论发展

19世纪上半期，法益概念产生于有关犯罪的概念和实质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在宾丁的“法益”说中，其在定义“规范”的概念时指出，“所有这些不应受任何排挤的状态，对于法律而言都具有重要价值。它们可以被称为法益。”因此，宾丁被视为是法益概念的真正缔造者。宾丁强调只有立法者选择给予特定的“益”以法律保护的决定才是重要的，由此将法益的外延扩展到立法者认为对于共同生活有重要意义而需要通过制定规范防止其受到损害或威胁的所有客体。就此，宾丁将“法益“的概念引入现代刑法学。这是法益的由来。

而对于法益的定义，出现了分歧与不同理解的定义。粗略定义法益是指法所保护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为法益概念做出了许多定义。但在定义时也存在许多分歧，主要分歧与理解不同点在于：法益是否之前就存在？保护的对象是一般法还是所有法？其内容是状态还是利益？因此，通过分解法，逐一定义“法益”这个复合概念。将法益拆分解释是“法”和“益”。法，应与法相关，受法保护。“益”，应是指利益，利益是法所规律的目的，正义是法所规律的最高标准。法益应该与人相关的利益，或者上升至全人类，且利益本身的内容应是在实定法之前就已然存在，法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将其确认，给予其名，使其上升为法益。对此，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曾说：“刑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更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统治社会全体的手段，法益是指应当由刑法来保护的利益。”

法益的理论逐渐被国内的学者学习。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所说的法益。所谓“人的生活利益”，既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还包括建立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基础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并将法益认定为传统刑法理论上的所言之犯罪客体。虽然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认为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但有些类罪，用法益表述更为贴切。例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法益更为合理、贴切。

二、法益的作用与意义

（一）刑事立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

根据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可知：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刑法具有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机能。犯罪是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刑法禁止和惩罚犯罪，是为了并保护法益。法益概念在德国刑法学中地位独特，处于核心基础地位。尽管理论界对其内涵和功能理解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一直肯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以法益为基础的犯罪的实质概念能够限制刑事立法。

通过法益确定犯罪的性质、范围与种类。将严重侵犯法益或侵犯重大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增设新的犯罪类型。通过将法益侵犯行为类型化，规定相应的法定刑。

法益概念在犯罪构成要件解释中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其表现之一是，尽管刑法分则并没有直接规定各罪所侵犯的法益，但我们都会对各具体罪名侵犯的法益进行分析和解释。刑法将侵犯法益的行为类型化为犯罪构成要件，并针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规定法律后果，从而形成了刑法规范。

（二）刑事司法需要贯彻保护法益的目的

司法活动是实现立法内容的活动，因而其目的与立法目的相一致。刑法的目的会要求司法人员考虑自身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刑法目的，并将刑法的目的贯穿于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首先，要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必须明确某种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使符合某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的该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从而实现设立该条文的目的。既不能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也不能将符合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三、法益的判断和寻找方法

为了遵循法益保护的立法目的，与司法裁判中贯彻保护法益的理念，我们需要明确某种罪的保护法益所在，才可以更好保o法益。而如何才能寻找到某罪的法益，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通过研读某罪的立法由来，包括立法文件，关于某罪在裁判中的判断标准，以及目前关于某罪的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裁判文书中，某罪是如何认定的，某罪的认定过程体现该罪的法益选择。并通过已经明确的某些罪名的认定方式，来借鉴寻找其他罪名的保护法益。

首先，刑法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是由分则的章名和有关规定体现的，如刑法分则第四章的诬告陷害罪。第四章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利，但诬告陷害罪的保护法益是复杂的，应该既包括公民的人身、民利也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中的自我诬告即有意虚假告发自己犯罪的诬告行为，因为该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民利，因而不成立上述罪名。但假若在“妨害司法活动罪”中单独成立一节，自我诬告的行为因为妨害司法活动，可以成立罪名。这也是当前在该罪名法益保护的缺失点。

其次，通过刑法第2条与第13条的相关规定可以明确刑法保护的法益的总体内容，了解刑事立法的整体构想；通过刑法分则各章所保护的法益内容、各章的章名等，确定刑法分则各章的目的，确定该章罪名的范围；通过各小节的节名，确立各章中各小节的目的，尤其体现在刑法的第三章与第六章。确立了具体条文的目的，确定各种犯罪的本质及构成要件。从而理解刑法文字的指南，知晓刑法条文的内在要义。

最后，往往刑法分则具体条文所保护的法益内容，一般没有明确规定，需要进一步确定。具体犯罪的法益指导刑事司法活动，唯有确定了具体犯罪的具体的、含有实际意义的法益，才能充分发挥法益的机能。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在解释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时，必须先明确刑法规定的该罪是为了保护何种法益。即确定具体罪刑规范所保护的法益。

四、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

刑法作为生态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下，现代刑法保护客体的观念的不断更新，时刻冲击着传统刑法理念。不可否认，在环境违法中存在法益概念，但对“什么是环境犯罪的法益”模糊不明晰，然而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保持土地、空气和水等公共之物的洁净，使之免受使环境承受负担的有害物质的侵害”应成为环境刑法的主要内容。法益在环境刑法中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笔者将其称为“环境法益”。刑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是经历的逐步发展的过程，起初，救济的对象是因为对环境的危害而造成的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损失、管理制度的破坏。所谓具有刑法上的意义更多地是指人本身的利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仅应当通过环境保护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权利，使之免受危险的威胁，而且也要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和一个完整的自然。当前的环境刑法中产生了生态性――人类中心的法益概念。

当前，随着“生态中心主义”法律保护观的逐渐接受，明确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法益的损害，生态价值才是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出发点。刑法出面干预保护的是生态环境、生态权益，环境刑事需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现代环境立法尤其是环境保护特别重要的刑法来说，应该实现思维上的突破，将由单纯的受损害的人向自然物权利主体的转换，对环境法益重新界定。保护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所有权，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环境，体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的重视与决心，生态法益的保护是各国立法的首要目标。

五、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缺失及刑法的完善

刑法作为环境犯罪的最后保护手段，当前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缺失主要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刑法分则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规定15项罪名，共计9条16款。但并没有将环境犯罪作为独立的一章。从条文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环境刑法保护以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为主，兼顾环境保护的法益，可是具体侵犯的法益的范围并不明确。但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以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规定，则表明我国刑法既保护因环境资源破坏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造成的损害，同时又保护自然生态资源，不允许对其进行严重的破坏。因此，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客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公民的环境权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法益是多重的，既包括传统法益，也包括环境法益。但更侧重于保护管理秩序和管理制度的把控。环境法益只是间接地受保护，这就会削弱了刑法在与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犯罪斗争中的震慑力。其次，环境刑法法益未发挥应有的导向作用。

第二，行政从属性明显与结果犯的诟病。以第338条污染环境罪为例。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环境资源的保护管理制度。环境犯罪多为结果犯。对于结果犯而言，犯罪行为本身并不能反映刑法保护的法益，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反映了犯罪所侵害或威胁的法益。结果犯的本质特征是，行为侵害法益的客观表现是结果，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具有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性质，是行为可罚的根本原因，如果行为不能产生威胁或侵害法益的结果，那么它就不构成犯罪。

第三，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即环境生态利益。环境刑法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生态利益，即环境法益。而在在当前模糊了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资源的目的。刑法的生态环境法益没有单独分离开来，仍然包含在社会法益中，不利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应将环境法益作为保护的重点，将环境法益受损害作为判断环境犯罪的裁量标准，扩大生态环境法益的犯罪的范围和种类。只有将环境生态公益的损害作为衡量环境犯罪的基本标准来重构现行环境刑法的相关规定，方能体现对环境保护的真正关注，也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第四，从1997年《刑法》实施至《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期间，衡量环境是否受到损害的关键在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环境本身不是法益，因而仅仅对环境损害不被认为是犯罪。环境犯罪中的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是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从《刑法修正案（八）》实施至2013年《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从逻辑上看虽然是环境法益，但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还是通过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得以体现。只是2013 年该解释的颁布，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侵害的法益之外，还包括其他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污染环境罪危险犯情节的增设，提前保护了传统生活利益，既能够强化法益保护、有效治理环境犯罪，也符合刑法，实现了对环境利益的提前保护，加强了刑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力度，更加突出了环境法益的地位，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向生态整体主义法益观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保护环境法益的一大进步，但对其他环境犯罪来说，进一步被重视与修正，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

结语

环境犯罪问题已然成为人类的生存威胁。借助刑法手段的权威性和严苛性，引起人们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关注和重视，从而提高公众对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充分发挥刑法手段在惩治犯罪和预防上的作用。削弱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将环境利益作为具有独立保护价值的对象引入刑法的保护范畴，改良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并制定体系完备的环境刑法法规，从而实现绿水青山的生态建设目标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22.

[2]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7.

[4] 何美成，吴满元，江正栓，等.福建省征占用林地管理的调查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2004，（5）.

[5] 冯军，李永伟，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51-165.

[6] 吴江.论法益在刑法分则中的解释论功能[J].江海学刊，2011，（6）.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e

JIN Hai，HU Man-man

篇12

从国内学者就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研究和表述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比较典型观点：

（1）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 [2] 诸如此类的表述还有：环境刑事责任是指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已经构成犯罪所要受到的刑事制裁。 [3]

（2）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4]

（3）认为环境刑事法律责任是指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严重破坏了法律上的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对人、单位、国家、社会和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5]

应当承认，上述种种定义，都从某一个侧面对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或外延进行了揭示，有助于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环境刑事责任的科学定义。但另一方面，这些定义又都分别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加以评述和指正。但在评述和指正这些定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方法问题谈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应当采取“就简弃繁”的原则，尽可能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准确表述出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及外延，就是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尤其切忌将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表达得过于抽象和复杂，否则，将只会给人们理解环境刑事责任的准确含义带来困难。其次，任何定义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企望一个定义里揭示事物的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一真正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所以，我们界定一项事物时，没有必要追求一个绝对适合该事物的“恰当”定义。以此为基点，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我们只需要揭示该定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其能够与其他法律责任（如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军事犯罪刑事责任、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等）区别开来即可，而没有必要将其界定得过细、过精。立足于上述两点看法，我们来评述一下上引三种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表述。

二、对以上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评述

首先，就定义（1）而言，该定义是当前国内法学界尤其是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刑事责任最常见的表述，但事实上，这种定义方式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依据该定义，我们不难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只有在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可以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我们不仅要产生疑问，假如行为人所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没有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是否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呢？假如从该定义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答案似乎只能是肯定的。然而，事实上，刑法在规定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并没有以“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作为要件，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也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废物罪”、[6]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7]“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等，都没有以“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为犯罪构成要件。从这一点上来说，该表述对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界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不宜以此来理解和把握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其次，就定义（2）而言，该定义尽管看似较为全面，但却容易给人以混乱的感觉，导致人们对环境刑事责任产生错误的认识。因为该定义中内含了五个限定条件，即：“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但该定义却并没有明确这五个限定条件的关系如何，是递进关系呢？还是并列关系？而从法理上来说，这五个限定条件关系如何将直接导致环境刑事责任内涵的不同。例如，假如是并列关系，则环境刑事责任显然就是指包括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严重破坏环境资源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等在内的法律责任。而假如是递进关系，则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致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显然，在并列关系与递进关系的不同情况下，人们根据该定义会对环境刑事责任有不同的理解。基于此，我们认为，定义（2）有画蛇添足之嫌，也没有对环境刑事责任作出相对科学的界定。

篇13

关键词：环境刑法　行政从属性　刑事立法　影响 

 

环境刑事立法模式是环境刑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环境刑法的立法思想、立法技术等是通过不同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体现出来的。同样，环境刑法对环境行政法的依赖性是环境刑事立法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各国刑事立法模式中的体现也各有不同。 

 

一、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对国外环境刑事立法之影响 

各国大规模的环境立法具有相同的立法背景，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行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在大量的环境行政立法及其刑事罚则仍然没有控制住因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带来环境质量恶化势头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存环境，有效遏制污染，建立环境污染综合管制体系的需要，通过环境刑事立法，突出以刑罚手段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模式、科技实力状况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各国的立法习惯、立法技术等有诸多不同。根据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方式的不同，可将立法模式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由刑法典加以规定，这几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采用的立法方式，即在刑法典中以专章或专节的形式，或者至少设置几个条款对环境犯罪及其刑罚做出专门的规定。 

第二种形式，创制特别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及其刑罚做出规定。例如，1970年日本第64届国会通过的《公害罪法》，是具有刑法附属法规性质的特别刑法，从立法上确认了危害环境的犯罪性质，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第三种形式，普通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判例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判例法和环境行政法中的环境刑事法规来惩治环境犯罪，英国判例法作用较大，美国成文法作用较大。 

 

二、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对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之影响 

在我国目前环境刑法的渊源，有两种：其一，我国刑法典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这是环境刑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罪名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整节的规定之中。其他一些派生性罪名散见于各章节中。如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固体废物罪”。第八节中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九章渎职罪中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等。其二，附属环境刑法。附属环境刑法即规定于环境行政法当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3条有关追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1条对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这是狭义的环境刑法，广义的环境刑法还应该包括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但是从学理上分析，我国的环境刑法还应包括一些新的罪名如拒不执行环保命令罪，以及经过改造的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律条款。

应该说这样的环境刑事立法对污染破坏环境者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而且确实有一些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受到刑事制裁。但是就总体而言,《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每年都会发生数起特大和重大污染事故，但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极为少见，大多数案件都由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以罚（行政罚款）代刑（刑事制裁）的方式解决。这与我国环境刑法体系在设置之初就具有的行政从属性密不可分。如何完善环境刑法中必要的行政从属性，防止过多的行政从属性，以便于环境刑法有效的发挥刑罚功能？这是对我国目前环境刑法体系设置的重要挑战。 

 

三、环境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 

笔者认为，“环境刑法”作为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刑法”为主语，在主语之前添加“环境”这一定语，将“刑法”涵盖缩小到特定的范围，一方面表明了环境刑法与刑法之间存在的种属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种概念，环境刑法与刑法的概念有所剥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环境

犯罪有别于传统犯罪的特点所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并不是传统刑法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刑法其所保护法益的独特性与以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这样的价值理念下建立起来现行环境刑法体系是不适应的。所以鉴于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必须将环境犯罪与一般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相区分。 

鉴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建议现阶段我国应该采取修订刑法的模式，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设为一章，将分散在《刑法》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以增加刑法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同时，增加、修改、具体化现行环保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的内容，在条件具备时，可以考虑采取特别环境刑法的模式。 

现阶段，我国不能仿照日本采取特别刑法模式（程序和实体相结合），是因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对于危害环境罪的规定。虽然环境犯罪有其特殊性，但是如果单独设立一部《危害环境罪法》，一方面与我国现有的立法水平不相适应，不利于维护刑法的完整性，加之我国已有刑事诉讼法。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能通过特别环境刑法规定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 

综上所述，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有不利的一面。过分的行政从属性，将使环境刑法在环境行政法立法缺失或者环保行政行为基础违法时，处于尴尬的境地，从而削弱了刑法在处理环境犯罪问题上的权威性和刑罚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上也有待加强，要求各部门恪尽己职。所以在环境刑法的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泛滥的问题。 

笔者认为研究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不是简单地将行政法从环境刑法中剥离，而是在环境刑法对行政法的依赖性与行政法的执行效能直接影响刑罚的适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发挥环境刑法的刑罚功能。这有利于我们在环境犯罪控制中，既能够合理地利用环境行政法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罪状构成功能，又能够进一步发挥环境刑法独立的刑罚制裁与预防控制作用，有利于保护我国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