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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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思想的提出极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新时期，我国全面推进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的全新改革理念和改革发展思路，能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的现实基础，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背景下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为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得到进一步增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设定涉及到多方面的任务，即对经济增长潜力和活力的有效释放，促进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实现多元化供给的目标，从而促使资本、创新、劳动力等资源逐步达到充分发展状态，实现对生产要素价值的层层转化，在释放经济活力的前提下保障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场主体的发展动能，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综合盈利能力。与此同时，重点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发展高效性和共享性能得到显著的增强，促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在供给和需求得到有效匹配的情况下，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在此基础上，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生产结构实施科学化的调整，保障能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借助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效率和水平得到进一步增强，加快经济、生态等的整体性发展水平，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进入到全新的发展状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创新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不是对原有的制度和秩序进行完全的摒弃，而是在对原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的前提下，针对一些在改革发展方面形成的经济问题或者经济危机等实现关键性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按照需求侧管理需求的变化对现有制度结构进行优化和创新，保障管理效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要坚持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有效推动多种改革要素的有机协同，从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效能。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发挥需求侧管理方面的积极影响作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需求侧管理要求的变化制定全新的管理方案，从而形成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动作用。在拉动消费升级、促进供给创新的情况下，逐渐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遇到的问题，促进投资效率得到显著的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短板性问题实施科学化的处理，從而为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增强改革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生变量

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应将要素供给作为内生变量，并以此为基础使经济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寻求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在具体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从生产、分配等环节践行所有制思想、竞争体系建设，并从全局着眼，全面分析涉及到的问题，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的优化开展，从供给侧内生变量角度制定建设措施，彰显内生变量的作用，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综合发展效能。在工作实践中，要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结合劳动力资源要素、技术资源要素和资本资源要素的提升需求，夯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并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开展各项工作，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社会生产方面劳动力的参与度、技术支持度以及资本的协调度都能有所提升，实现产业高端迈进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工作，改善传统资源配置情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在工作实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对资源的利用潜能进行充分的挖掘，实现对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效释放，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动力。在组织实践中，要将促进生产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作为重要的措施，倒逼产能过剩企业改组和创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实现企业经营自主化，促进企业发展竞争力得到不断的提升，为新时期企业建设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机制

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将主要工作机制定位于寻求经济运行效率的高效化发展。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要重点结合制度保障和机制的运行进行分析，形成结构供给、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的全新发展模式，在资源要素供给充分和市场配置优化发展的前提下，使经济运行效率保持持续稳定提升的发展态势。

1.结构供给。借助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对体制矛盾问题的合理化处理。结构的优化和创新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工作的科学化发展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全新的发展空间，消解经济发展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矛盾，避免资源要素市场割裂、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进程缓慢、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实现对资源要素价值的进一步释放，从而有效推动资产供给和配置效率得到不断的提升。

2.制度供给。即发挥制度作用促进政府职能的合理化转变，突破市场束缚促进制度安排的贯彻落实。在工作中，要将资源要素有效供给市场制度以及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市场制度进行完善，发挥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撑作用，提高市场经济发展成效。

篇2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篇3

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周晓虹，2002：1）关系的探寻是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个不变的主题。其中，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和“共同体”形式，也成为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理论巨擘求解“人性和社会秩序”关系之谜的钥匙。从圣西门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揭示，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理性经济行动关系的比较宗教研究，这些都为宗教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构建了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实证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对理解、理性类型、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出色论述也对其后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晓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会学研究也是韦伯社会理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904年，韦伯发表了其后对宗教社会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1987）一书。和涂尔干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并通过对原始宗教基本特点来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韦伯关注的却是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欧社会以外的其他文明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理性资本主义这一“韦伯命题”，韦伯将目光转向对“最能把为数极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围的那五种宗教或受宗教制约的生活准则”的比较宗教研究。它们包括儒教（中国）、印度教与佛教（印度）、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文章统统采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方法”（韦伯，2008：6）。

一、宗教的“经济伦理”

纵观韦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论著，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就像韦伯自己认为的那样，一切重要的共同体形式都与经济有关，从家庭与家务共同体到企业、家族、民族共同体，包括宗教。那么，在韦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种宗教的“经济伦理”？“我们要研究的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的神学大纲式的伦理理论，而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和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马克思·韦伯，2008：3），这表明了韦伯研究的宗教伦理和涂尔干视域中的宗教伦理有着巨大的不同，在韦伯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伦理的系统性本身，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理性经济行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的建构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所谓宗教的经济伦理，简化来说，也许就是当初韦伯在西方社会新教伦理中找寻到的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赚钱的欲望、勤劳和节俭的品质、最效率的重视以及可计算性等等。正是这种新教伦理刺激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后者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

然而，经济伦理并不只取决于宗教，还受到种种其他社会经济地理因素所谓影响。“经济伦理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东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经济伦理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与历史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伦理的诸因子之一，但是这种定规本身，在现有的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的界限内自然又受到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韦伯，2008：3）也正是因为此，对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孕育出这些宗教文明的社会背景的诸方面的历史考察。

他尝试解释的是对这些世界宗教的实际伦理影响最大、并且形成了这门宗教独特性质（区别于其他宗教，又与经济伦理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佛教是背井离乡、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的宗教；伊斯兰教最初是武夫们的宗教，后来发展出了小市民阶级的修道团体；而仅仅在西方城市，才出现了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基督教……无论是对幸福还是对苦难进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各阶级进行利益较量的产物，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伦理的重要特征。“一种宗教预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仅仅是支配性的，它不过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传声筒，这种阶级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内部的。”但是，韦伯也认识到，“那些大的宗教伦理系统的特点，与其说是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那裸的对立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大大个人化了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韦伯，2008：13）

随着理性化世界观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对宗教伦理的影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理性主义”：宗教这种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进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这似乎很难理解，韦伯以音乐理性化过程中的毕达哥拉斯的“小音程”对音响物理倾向的理性化的彻底抗拒为例，说明“前后一贯的理性主义的计算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韦伯，2008：17），那些几大理性类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主要是由他们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来的。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会轻易被消除，相反，却为种种神秘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合法性。在这里，韦伯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仅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阐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社会条件具体是什么样的？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差异背后的“物质性结构”又是怎样的？韦伯在本书“社会学基础”四个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传统中国的社会图像”。

二、传统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的“物质性结构”

韦伯关注的是那些对于经济伦理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们与理性经济主义的关系，理性主义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义，但韦伯更感兴趣的的是那种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

韦伯首先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与西欧社会的物质性结构进行了比较，分别是：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这些比较涉及货币制度、城市和行会、官僚体系、农业政策、财政政策、宗族血缘体系、法律制度等各个层面。以货币制度为例，虽然早在《周礼》中就有“造币局长”的记载，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治动乱和战争频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遍的传统主义的作用，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造成商业发展的滞后；而且，任何异常严肃的旨在推动货币制度理性化发展的改革措施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战争需要、财政动机的推动下的对金属商品生产的垄断，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惧怕，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不断调整货币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的政策。传统主义不容置疑地强化，“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而中国的城市，不是拥有固定政治资本的“共同体”；中国的行会私占了对其成员的审判权，“缺乏一种互助式地调节自由工商业的受到公认的、正规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础”（韦伯，2008：60）。如此种种，根本无法促进中世纪手工业中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传统主义的特征。古代中国人的神明观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国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袭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权从神秘的卡里斯马中产生出来，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为一身。中央大君主拥有分封制的世袭卡里斯马特征，但是，由于不发达的交通技术条件，中国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对一个巨大的胥吏阶层的过分依赖，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对地方性知识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国官员的俸禄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税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关联，整个官僚等级常常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干预，团结一致，怀着切肤之恨迫害每一个倡导‘改革’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韦伯，2008：105）。中央政府无法采取彻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确运转的国家机器，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之魂——的动力不断被削弱，传统主义的束缚越来越难被打破。

“传统主义”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有论述。韦伯的传统主义指的是“对不可更动的行动规范的日常习惯的精神适应与信仰”（韦伯，2008：31），家长制就是建立在传统主义权威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统治形式：“它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使人们相信，这些规范不能被触碰，否则会招致巫术和宗教的迫害。这种传统主义不止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和政治官僚系统中，实际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已经内化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宗族组织的利益，都构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传统力量在束缚着理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三、比较宗教社会学：儒教和道教的经济伦理

“士”等级的存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响这个决定国家大政和统治阶层精神等级的正统伦理是实质性内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伦理精神。宗教伦理通过实践伦理或阶层伦理制约和影响经济伦理，对社会秩序领域进行着深刻程度极为不同的干预。所以，韦伯接下来要论述的便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作为代表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儒教伦理和近代西欧社会的伦理相比，儒教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外在性”的伦理，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作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义和巫术传统，无力扭转儒教对民众的传统主义影响和束缚。通过对比中国儒教、道教与修基督教的核心伦理观，韦伯进一步坚定了他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论断。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中没有一个预言一切的先知，也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自己的救世说，没有自己的伦理，因此没有通过自治的宗教势力进行自己的教育。所谓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过“基本上是专门的巫术与英雄崇拜的毫无系统的大杂烩”（韦伯，2008：183）。“因为从前没有任何转世论、救世说，根本没有对超验的价值和命运的任何追求，所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始终处于十分简单的形态：部分是祭祀活动国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开业的术士，因为他们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对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韦伯，2008：185）这种神圣的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不仅限制了法律彻底理性化的尝试，抑制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发展，同样也阻碍了中国社会任何一次试图向理性经济发展的努力。

发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经对中国社会民众产生过较大影响。道教产生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教价值和信仰体系不能满足人民尤其是统治阶级长生不老和对金钱无节制的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严格的教阶组织，道士们声称自己有镇魔的本事，这种力量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基础。由于儒士阶层的自然神魔力与巫术总是畏惧“鬼灵”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权力角斗中勉强生长，发展成神圣的治疗术、炼丹术、长寿术和不死之术。道教是隐居道观的术士们的宗教，教导人以“隐匿于世的方式”离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灵万物与自在。它的这种神秘巫术气息形态无法将人影响那种积极的理性主义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二者的伦理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行的”（韦伯，2008：234）。这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精于计算的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的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儒教与清教：对“韦伯命题”的进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适应世界，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通过对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几个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考察，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预定论”的教义引出的“禁欲说”和“天职观”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一种亲和性，并最终导致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

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础和分析框架内的，就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是系统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历史的研究。韦伯所谓的“类型学的”是指：“它注意的是，从宗教伦理的历史现实来看，对于同经济信念的巨大对立的联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东西，忽视其他东西。他不主张提供所阐释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图像，但必须把每一种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时对于我们的比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独到之处弄个水落石出。”（韦伯，2008：28）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韦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间进行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教的经济理性优势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进论的基础上的，因此，韦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儒教的评价不能说不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著，王蓉芬译.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广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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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着《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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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