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投资逻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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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mage quality between automatic tracking and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in head and neck 64-slice spiral CT angiography.Method：100 patients underwent CT head and neck angiograp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and the group B，50 cases in each group.Group A：when the mean CT value of region of interest（ROI） determin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reached the threshold preset value（threshold 90 HU），the computer started a scanning automatically.Group B：after contrast injection，when the contrast appear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the scan was started manually.Analyzed the image quality，recorded the time from contrast injection to scan，excluding the unsuccessful and poor display of images.The mean CT value of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the C5 segment of the carotid bifurcation，the C1 segment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ere measured.Result：The image quality of group B was better tha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6.205，P=0.044）.The monitoring time in group B was （13.32±1.63）s，it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14.24±1.73）s i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7）.The average CT value of aortic ar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A（P0.05）.Conclusion：The satisfactory images can easier obtain using the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than automatic tracking，and save time.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Automatic tracking； Manual trigger technology；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ihai City，Beihai 536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4.25.009

随着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技术的发展，使头颈联合CTA成为现实，可一次完成从主动脉弓到头部的扫描，完整地显示从主动脉弓至头顶的血管图像，为临床诊断颈部动脉起始部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及脑血管硬化、狭窄、闭塞、动脉瘤、动静脉畸形等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研究主要是探讨在64排螺旋CT中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与手动触发技术两种启动方式在头颈联合CTA中的应用价值，为满足诊断需求提供满意的图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8月-2014年2月临床拟诊为头颈血管疾病行64排CT头颈联合CTA成像的患者1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A、B组各50例，A组为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阈值设为90 HU），B组为手动触发组。A组50例患者中，男31例，女19例，年龄36～79岁，平均（61.62±11.64）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2.12±6.39）kg。B组50例患者中，男33例，女17例，年龄37～79岁，平均（64.64±10.43）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0.22±5.61）kg。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扫描设备 （1）飞利浦Brilliance 64排CT机（PHILIPS 64 Brilliance）；（2）双筒高压注射器（MEDRAAD STELLANT）。

1.3 扫描参数 管电压为120 kV，管电流为200 mA，球管旋转1周的时间为0.5 s，探测器准直宽度为64 mm×0.625 mm，螺距为0.891。经右肘静脉以5.0 mL/s速率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普罗胺（370 mgI/mL），对比剂注射总量=[体重（kg）×0.7]mL[1]，随后以相同的速率“无缝隙”注射0.9%生理盐水30～40 mL。

1.4 成像方法 扫描头颈部dual像（冠状、矢状双定位像）；选主动脉弓层为监控层面，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FOV为5.0，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A组）阈值设定为90 HU，达阈值后自动触发，触发后使用自动最小延迟时间（Automatic minimum delay，多数为3.6 s）启动扫描程序。手动触发组（B组）根据监控层面主动脉弓层对比剂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从支气管分叉起，由足侧向头侧扫描至顶骨内板下2 cm；经右肘静脉以速率5.0 mL/s注入对比剂。（在头颈CTA中，右臂注射对比剂比左臂注射可提供更高的图像质量[2]。）

重建层厚为0.9 mm，重建间隔为0.45 mm。将数据传入后处理工作站，进行3D容积重建（volume reconstruction，VR）和曲面重建（cured planar reformation，CPR），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显示血管，进行分析。

1.5 数据采集 观察时间-密度曲线，记录监控时间（Time since injection）即从注射对比剂到触发扫描前所用的时间。图像质量判断标准：将头颈联合CTA图像质量分为3级：1级为血管显示良好，边界清晰，无运动及对比剂伪影，可明确诊断；2级为血管边缘模糊，对比剂欠佳或有轻度对比剂伪影（如颈静脉和大脑静脉窦回流静脉污染等），但可以诊断；3级为血管模糊，对比剂充盈不良，运动伪影或对比剂伪影严重，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剔除不成功及显示欠佳的图像，分别测量主动脉弓层、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大脑中动脉的平均CT值。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两组图像质量比较及各部的CT值的分析进行t检验；对监控时间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监控时间的比较 B组的平均监控时间（13.32±1.63）s明显少于A组的（14.24±1.73）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见表1。

2.2 两组图像质量的比较 手动触发组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6.205，P=0.044），见表2。

3 讨论

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和SCTA（螺旋CT血管造影）是检查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重要方法。DSA为金标准，但其为创伤性检查，费用相对较高，一般不作为首选。SCTA安全性好、费用低、定位准确、可靠性高、检查时间短，可作为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首选方式[3-5]。而且头颈CTA在提供血管形态学资料的同时，能清楚地显示钙化斑块和软斑块，为临床诊断头颈部血管疾病提供有力的依据，故SCTA这项技术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6]。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Bolus）是目前CTA检查的主流，但该技术易受ROI标记的误差、触发阈值的不确定性、对比剂注射速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阈值、注射速率确定的情况下ROI的精确标记是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成功的关键[7]。本研究A组中有3例的图像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其中1例是由于患者在监控过程中头部偏移，致使ROI大部分面积移出监控层面，导致触发延后；另1例是由于技术员把ROI错标在监控层面夹层动脉瘤的假腔内，导致触发失败；还有1例是由于ROI标记的部位疑似钙化，导致触发过于提前，扫描失败。触发过于提前或过于延后会导致自动跟踪触发成像的失败。手动触发技术则无需标记ROI，不受是否达阈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只需在对比剂开始注射后观察监控层主动脉弓层对比剂的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此技术有效避免了提前或延后触发。从表1、2可以得出手动触发组的成功率及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而且缩短了监控时间，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但此技术要求技术员对成像过程熟练，操作过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触发应对及时。

文献[8-9]报道，血管成像中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对比剂浓度的CT值约为370 HU。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导致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之一。CTA检查对血管壁斑块的敏感度很高，可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造成邻近管腔狭窄的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估[10]。CTA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血管管腔内造影剂浓度高低，这主要由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决定[11]。本研究是在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表3说明两组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的平均CT值非常接近370 HU，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实践证明，在头颈联合CTA成像中，自动跟踪与手动触发技术均能获得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见图②、④），但手动触发技术获取图像成功率更高，50例无一例失败，而且监控时间更短，可减少不必要的辐射。没有经验的技术员可采用手动触发与自动跟踪相结合的方法，先按自动跟踪方法设计好程序，注射对比剂时，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而ROI的CT值尚未达阈值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图③）；如判断失误，未能手动触发也可等ROI的CT值达阈值时自动跟踪触发扫描（图①）。

参考文献

[1]叶佳国，方华盛.64排螺旋CT头颈联合CTA扫描方案的优化[J].淮海医药，2013，31（6）：484-485.

[2]臧晨宏.左臂和右臂静脉注射对比剂对头颈部CTA图像质量的影响[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0，16（4）：667-668.

[3]张丽君，王金勇.颅脑血管病变的SCTA与DSA诊断价值对比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8（33）：93-95.

[4]方传刚，武红斌，许成岗.64层螺旋CTA与DSA在颈内动脉狭窄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创新，2011，8（25）：108-109.

[5]梁长虹，赵振军.多层螺旋CT血管成像[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137.

[6]周康荣.螺旋CT CUJ[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257-258.

[7]陈平，吴发银，郑庆生，等.64层螺旋CT在头颈部CTA扫描方案中的优化设计[J].安徽医学，2011，32（4）：504-506.

[8]费晓璐，李坤成，严汉民.冠状动脉CTA成像中高对比剂增强效果对狭窄成像准确度影响的量化评价研究[J].中国医疗设备，2008，23（10）：144-147.

[9]崔燕海，黄美萍，梁长虹，等.64层螺旋CT冠状动脉CTA对比剂浓度选择优化[J].临床放射学杂志，2008，27（12）：1753-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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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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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的下降，一方面的确反映现在经济的波动远远低于过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越来越多股票的周期性在消失。其背后是对大量产业中长期看法的固化，这些固化的看法，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基本面的改善，并且这些改善的逻辑需要不同于以往的“老路”才行。

上面偏中期的看法与短期的市场判断有不小的关系。

站在当前这个位置，上行空间需要靠什么打开？有些人认为是货币政策，事实上不是这样。在四月中旬，市场对货币政策看法的改变就已经完成并迅速“超调”，之前一段时间全面降准降息预期甚嚣尘上，货币政策的表现实际上是低于预期的。

我们认同不少同行的看法，即当前是观察政策效果的时候。与香港市场不同，A股投资者本来就更关注中观数字，而现在高频数据比以往得到更多的重视：发电量、商品房销售、钢铁产量，大宗产品价格等。但是，市场其实想要的不止于此。由于政府财力、杠杆以及企业杠杆上已经有明显的压力，政策托底，尤其是类财政的政策托底，其持续性市场是很没信心的。如果是经济的稳定能更多来自“内生”的动力，信心会更足一些。

但当前的数字显示经济的改善很大程度还是来自类财政措施的支持。从PMI和金融数字上看，有充足理由认为经济情况好于一季度的一段时间。但从央行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调查看，银行的信贷审核条件没有放松、企业信贷需求趋弱、销售回款持续变慢。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更快，基础设施建设独撑投资大局，伴随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增加、城投债发行加速和财政资金投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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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央行召开的“住房金融服务专题座谈会”，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央层面对房地产开始救市的最明确信号。在这个座谈会上，央行要求商业银行要“优先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及时审批和发放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贷款”。在此之前，包括南宁等城市，已经尝试松绑限购等救市的“自选动作”。

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好，还是一些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跑路的消息也好，都明白无误地证明房地产市场的确不妙的事实。和以往不同，这次房价的下跌是在没有任何政策打压的情况下，由市场做出的自发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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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它可以细分为很多方向,这些方向有偏向实际应用的,也有偏向理论研究的。理论方向主要是做诸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类的研究。比如那些制定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预测未来经济走向的人,他们就是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如果选择了理论方向,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起码要读到博士才可能有“出头之日”。而应用方向有金融、财政(含税收学)、证券、保险、统计经济学等不同的模块,都是适应具体行业需求的。大部分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应用方向,方便毕业以后找工作。事实上,选理论还是选应用,就体现了对机会成本的一种把握。

经济学不只是“钱经”

在人们的日常观念里,总是不自觉地把“钱”和“经济”画上等号,谈到经济总是大侃“钱经”,其实货币只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春燕说,学经济的学生对“钱”有不一样的理解。比如一般人总是关心手里有100元还是200元,焦点在数字上;而学经济的人并不太关注数字,而是看重这100元或者200元的购买力,就是说在乎的是钱要怎么花,能买多少东西。

春燕觉得大学四年里比较重要而且实用的课程有营销学、商业银行学、证券投资学、西方经济学等,因为这些课程以后都会在工作当中得到运用。比如春燕马上就要去银行工作了,“商业银行实验操作”这门课就显得尤其实用。这门课程基本上涉及了银行的主要业务,如对私业务里的储蓄、转账,对公业务里的支票、电汇、汇票等。春燕说,学了这门课,她到银行实习的时候上手就很快,适应期缩短了很多。

现在炒股、投资基金的人很多,看到他们的课程里还有“证券投资”这门课,不禁让人猜想,是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个个都是炒股高手呢?春燕说,这门课其实只教大家一些投资的基本知识,并不是教学生怎样在股市里赚大钱的。投资总是有风险的,只是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有些人比较谨小慎微,他们就会选择稳妥型的投资,收益小,风险也低;而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偏好激进型的投资,风险高,但收益也大。证券投资课最多也只能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前路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经济危机对经济学专业最明显的冲击就是在就业上了。地球人都知道,今年大学生找工作特别难,虽说受冲击最大的是国际贸易、金融之类的专业,但是经济专业毕业生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春燕说,他们的就业去向范围较广,公务员算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其他就视每个人的具体专业方向而定了。比如学证券的可以去做个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之类的。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好,她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去了中小企业,从事业务、销售之类和本专业没有太大联系的工作。前几年,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还可以去做会计,而现在,更多的公司倾向于聘用会计学专业的毕业生来从事会计工作,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就没什么竞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