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投资逻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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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mage quality between automatic tracking and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in head and neck 64-slice spiral CT angiography.Method：100 patients underwent CT head and neck angiograph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 and the group B，50 cases in each group.Group A：when the mean CT value of region of interest（ROI） determin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reached the threshold preset value（threshold 90 HU），the computer started a scanning automatically.Group B：after contrast injection，when the contrast appeared in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 the scan was started manually.Analyzed the image quality，recorded the time from contrast injection to scan，excluding the unsuccessful and poor display of images.The mean CT value of the top of the aortic arch，the C5 segment of the carotid bifurcation，the C1 segment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middle cerebral artery were measured.Result：The image quality of group B was better tha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字2=6.205，P=0.044）.The monitoring time in group B was （13.32±1.63）s，it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14.24±1.73）s in group A，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07）.The average CT value of aortic ar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roup A（P0.05）.Conclusion：The satisfactory images can easier obtain using the manually trigger technology than automatic tracking，and save time.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Automatic tracking； Manual trigger technology； Computer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irst-author’s address：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ihai City，Beihai 536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4.25.009

随着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技术的发展，使头颈联合CTA成为现实，可一次完成从主动脉弓到头部的扫描，完整地显示从主动脉弓至头顶的血管图像，为临床诊断颈部动脉起始部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及脑血管硬化、狭窄、闭塞、动脉瘤、动静脉畸形等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研究主要是探讨在64排螺旋CT中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与手动触发技术两种启动方式在头颈联合CTA中的应用价值，为满足诊断需求提供满意的图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8月-2014年2月临床拟诊为头颈血管疾病行64排CT头颈联合CTA成像的患者1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A、B组各50例，A组为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阈值设为90 HU），B组为手动触发组。A组50例患者中，男31例，女19例，年龄36～79岁，平均（61.62±11.64）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2.12±6.39）kg。B组50例患者中，男33例，女17例，年龄37～79岁，平均（64.64±10.43）岁，体重50～70 kg，平均体重（60.22±5.61）kg。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扫描设备 （1）飞利浦Brilliance 64排CT机（PHILIPS 64 Brilliance）；（2）双筒高压注射器（MEDRAAD STELLANT）。

1.3 扫描参数 管电压为120 kV，管电流为200 mA，球管旋转1周的时间为0.5 s，探测器准直宽度为64 mm×0.625 mm，螺距为0.891。经右肘静脉以5.0 mL/s速率注入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普罗胺（370 mgI/mL），对比剂注射总量=[体重（kg）×0.7]mL[1]，随后以相同的速率“无缝隙”注射0.9%生理盐水30～40 mL。

1.4 成像方法 扫描头颈部dual像（冠状、矢状双定位像）；选主动脉弓层为监控层面，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FOV为5.0，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A组）阈值设定为90 HU，达阈值后自动触发，触发后使用自动最小延迟时间（Automatic minimum delay，多数为3.6 s）启动扫描程序。手动触发组（B组）根据监控层面主动脉弓层对比剂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从支气管分叉起，由足侧向头侧扫描至顶骨内板下2 cm；经右肘静脉以速率5.0 mL/s注入对比剂。（在头颈CTA中，右臂注射对比剂比左臂注射可提供更高的图像质量[2]。）

重建层厚为0.9 mm，重建间隔为0.45 mm。将数据传入后处理工作站，进行3D容积重建（volume reconstruction，VR）和曲面重建（cured planar reformation，CPR），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MIP）显示血管，进行分析。

1.5 数据采集 观察时间-密度曲线，记录监控时间（Time since injection）即从注射对比剂到触发扫描前所用的时间。图像质量判断标准：将头颈联合CTA图像质量分为3级：1级为血管显示良好，边界清晰，无运动及对比剂伪影，可明确诊断；2级为血管边缘模糊，对比剂欠佳或有轻度对比剂伪影（如颈静脉和大脑静脉窦回流静脉污染等），但可以诊断；3级为血管模糊，对比剂充盈不良，运动伪影或对比剂伪影严重，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剔除不成功及显示欠佳的图像，分别测量主动脉弓层、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大脑中动脉的平均CT值。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两组图像质量比较及各部的CT值的分析进行t检验；对监控时间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监控时间的比较 B组的平均监控时间（13.32±1.63）s明显少于A组的（14.24±1.73）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见表1。

2.2 两组图像质量的比较 手动触发组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6.205，P=0.044），见表2。

3 讨论

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和SCTA（螺旋CT血管造影）是检查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重要方法。DSA为金标准，但其为创伤性检查，费用相对较高，一般不作为首选。SCTA安全性好、费用低、定位准确、可靠性高、检查时间短，可作为确诊头颈血管疾病的首选方式[3-5]。而且头颈CTA在提供血管形态学资料的同时，能清楚地显示钙化斑块和软斑块，为临床诊断头颈部血管疾病提供有力的依据，故SCTA这项技术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6]。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技术（Bolus）是目前CTA检查的主流，但该技术易受ROI标记的误差、触发阈值的不确定性、对比剂注射速率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阈值、注射速率确定的情况下ROI的精确标记是自动跟踪智能触发成功的关键[7]。本研究A组中有3例的图像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其中1例是由于患者在监控过程中头部偏移，致使ROI大部分面积移出监控层面，导致触发延后；另1例是由于技术员把ROI错标在监控层面夹层动脉瘤的假腔内，导致触发失败；还有1例是由于ROI标记的部位疑似钙化，导致触发过于提前，扫描失败。触发过于提前或过于延后会导致自动跟踪触发成像的失败。手动触发技术则无需标记ROI，不受是否达阈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只需在对比剂开始注射后观察监控层主动脉弓层对比剂的增强程度，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此技术有效避免了提前或延后触发。从表1、2可以得出手动触发组的成功率及图像质量明显优于自动跟踪智能触发组，而且缩短了监控时间，减少不必要的辐射。但此技术要求技术员对成像过程熟练，操作过程中注意力高度集中，触发应对及时。

文献[8-9]报道，血管成像中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对比剂浓度的CT值约为370 HU。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导致缺血性脑血管病的主要病因之一。CTA检查对血管壁斑块的敏感度很高，可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造成邻近管腔狭窄的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估[10]。CTA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血管管腔内造影剂浓度高低，这主要由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决定[11]。本研究是在造影剂浓度、剂量、注射速率及扫描延迟时间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表3说明两组颈总动脉分叉下C5段、颈内动脉C1段的平均CT值非常接近370 HU，适合显示血管内斑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实践证明，在头颈联合CTA成像中，自动跟踪与手动触发技术均能获得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见图②、④），但手动触发技术获取图像成功率更高，50例无一例失败，而且监控时间更短，可减少不必要的辐射。没有经验的技术员可采用手动触发与自动跟踪相结合的方法，先按自动跟踪方法设计好程序，注射对比剂时，当观察到对比剂开始进入监控层而ROI的CT值尚未达阈值时按下手动按钮触发扫描（图③）；如判断失误，未能手动触发也可等ROI的CT值达阈值时自动跟踪触发扫描（图①）。

参考文献

[1]叶佳国，方华盛.64排螺旋CT头颈联合CTA扫描方案的优化[J].淮海医药，2013，31（6）：484-485.

[2]臧晨宏.左臂和右臂静脉注射对比剂对头颈部CTA图像质量的影响[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0，16（4）：667-668.

[3]张丽君，王金勇.颅脑血管病变的SCTA与DSA诊断价值对比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8（33）：93-95.

[4]方传刚，武红斌，许成岗.64层螺旋CTA与DSA在颈内动脉狭窄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创新，2011，8（25）：108-109.

[5]梁长虹，赵振军.多层螺旋CT血管成像[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137.

[6]周康荣.螺旋CT CUJ[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257-258.

[7]陈平，吴发银，郑庆生，等.64层螺旋CT在头颈部CTA扫描方案中的优化设计[J].安徽医学，2011，32（4）：504-506.

[8]费晓璐，李坤成，严汉民.冠状动脉CTA成像中高对比剂增强效果对狭窄成像准确度影响的量化评价研究[J].中国医疗设备，2008，23（10）：144-147.

[9]崔燕海，黄美萍，梁长虹，等.64层螺旋CT冠状动脉CTA对比剂浓度选择优化[J].临床放射学杂志，2008，27（12）：1753-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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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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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的下降，一方面的确反映现在经济的波动远远低于过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越来越多股票的周期性在消失。其背后是对大量产业中长期看法的固化，这些固化的看法，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基本面的改善，并且这些改善的逻辑需要不同于以往的“老路”才行。

上面偏中期的看法与短期的市场判断有不小的关系。

站在当前这个位置，上行空间需要靠什么打开？有些人认为是货币政策，事实上不是这样。在四月中旬，市场对货币政策看法的改变就已经完成并迅速“超调”，之前一段时间全面降准降息预期甚嚣尘上，货币政策的表现实际上是低于预期的。

我们认同不少同行的看法，即当前是观察政策效果的时候。与香港市场不同，A股投资者本来就更关注中观数字，而现在高频数据比以往得到更多的重视：发电量、商品房销售、钢铁产量，大宗产品价格等。但是，市场其实想要的不止于此。由于政府财力、杠杆以及企业杠杆上已经有明显的压力，政策托底，尤其是类财政的政策托底，其持续性市场是很没信心的。如果是经济的稳定能更多来自“内生”的动力，信心会更足一些。

但当前的数字显示经济的改善很大程度还是来自类财政措施的支持。从PMI和金融数字上看，有充足理由认为经济情况好于一季度的一段时间。但从央行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调查看，银行的信贷审核条件没有放松、企业信贷需求趋弱、销售回款持续变慢。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更快，基础设施建设独撑投资大局，伴随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增加、城投债发行加速和财政资金投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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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央行召开的“住房金融服务专题座谈会”，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央层面对房地产开始救市的最明确信号。在这个座谈会上，央行要求商业银行要“优先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及时审批和发放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贷款”。在此之前，包括南宁等城市，已经尝试松绑限购等救市的“自选动作”。

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好，还是一些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跑路的消息也好，都明白无误地证明房地产市场的确不妙的事实。和以往不同，这次房价的下跌是在没有任何政策打压的情况下，由市场做出的自发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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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专业,它可以细分为很多方向,这些方向有偏向实际应用的,也有偏向理论研究的。理论方向主要是做诸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类的研究。比如那些制定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预测未来经济走向的人,他们就是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如果选择了理论方向,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起码要读到博士才可能有“出头之日”。而应用方向有金融、财政(含税收学)、证券、保险、统计经济学等不同的模块,都是适应具体行业需求的。大部分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应用方向,方便毕业以后找工作。事实上,选理论还是选应用,就体现了对机会成本的一种把握。

经济学不只是“钱经”

在人们的日常观念里,总是不自觉地把“钱”和“经济”画上等号,谈到经济总是大侃“钱经”,其实货币只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春燕说,学经济的学生对“钱”有不一样的理解。比如一般人总是关心手里有100元还是200元,焦点在数字上;而学经济的人并不太关注数字,而是看重这100元或者200元的购买力,就是说在乎的是钱要怎么花,能买多少东西。

春燕觉得大学四年里比较重要而且实用的课程有营销学、商业银行学、证券投资学、西方经济学等,因为这些课程以后都会在工作当中得到运用。比如春燕马上就要去银行工作了,“商业银行实验操作”这门课就显得尤其实用。这门课程基本上涉及了银行的主要业务,如对私业务里的储蓄、转账,对公业务里的支票、电汇、汇票等。春燕说,学了这门课,她到银行实习的时候上手就很快,适应期缩短了很多。

现在炒股、投资基金的人很多,看到他们的课程里还有“证券投资”这门课,不禁让人猜想,是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个个都是炒股高手呢?春燕说,这门课其实只教大家一些投资的基本知识,并不是教学生怎样在股市里赚大钱的。投资总是有风险的,只是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有些人比较谨小慎微,他们就会选择稳妥型的投资,收益小,风险也低;而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偏好激进型的投资,风险高,但收益也大。证券投资课最多也只能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前路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经济危机对经济学专业最明显的冲击就是在就业上了。地球人都知道,今年大学生找工作特别难,虽说受冲击最大的是国际贸易、金融之类的专业,但是经济专业毕业生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春燕说,他们的就业去向范围较广,公务员算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其他就视每个人的具体专业方向而定了。比如学证券的可以去做个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之类的。今年的就业形势不好,她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去了中小企业,从事业务、销售之类和本专业没有太大联系的工作。前几年,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还可以去做会计,而现在,更多的公司倾向于聘用会计学专业的毕业生来从事会计工作,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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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它的实施对象为建筑物及土地、机器、设备等实物。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以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现象为统计对象，包括从建设准备到建成投产的全过程。按照北京市统计局规定的方法制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执行四种定期报表制度，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why――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意义何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其适度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基础，也是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进行宏观管理的依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who――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由谁来填

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向当地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简单地说，如果您是法人单位且发生了计划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您单位就需要填报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了。

when――什么时间来填报

当您已经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了解并且知道您的单位需要填报这张报表时，那就需要进一步知道何时开始填报这张报表。在这里，笔者将固定资产投资报表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报表，另一类是除房地产开发以外的城镇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两类报表的具体填报时间如下图所示：

how――注意把握两个填报原则

固定资产投资月报目前种类较多，表间关系复杂多样，下面笔者将以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来源表（206表）为例，在数据指标解释的基础上总结一些日常工作经验，希望对大家更好地填报固定资产投资类报表有所帮助。

明确指标含义，数据来源是关键

固定资产投资报表指标较多，一张206表，从头到尾涵盖了企业投资额、新增固定资产、房屋施（竣）工面积、项目个数和投资资金来源等多项指标。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不像工业、商业等有连续的会计报表等资料，所以明确取数来源就成为指标填报正确的关键所在。

1.投资额部分。206表中的“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是投资指标的核心，它是指从本年1月1日起至报告期末止累计完成的投资（不能出现负数）。所谓完成投资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其分类构成共有四个方面，具体情况如图所示：

在填报这四项指标时，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1）“建筑工程”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又称建筑工作量。其数据应来源于施工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以监理公司根据工程形象进度确认的投资额为准，没有监理部门的工程，数据应直接取自施工方工程部门。在日常报表中，经常出现统计人员按照财务账面的支付数填报的情况，这是与实际工程量不相符的，所以是错误的。（2）“安装工程”与“设备工器具购置”是一对配套指标，数据应以建设单位和安装设备单位的报量单为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安装工程中不含设备价值，只用在需要安装的设备开始安装时，才能填报这项指标。（3）“其他费用”是指除建安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以外的费用（按照会计制度应计入项目建设成本核算的费用），不指经营中财务上的“其他费用”，填报时数据取自于财务账上的实际发生额。

由此可见，“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数据应分别从监理施工方以及财务账目上取数。同时应注意的是没用到的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设备等，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

2.房屋面积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中涉及的面积指标主要有施工面积、竣工面积、规划用地面积、土地购置面积及成交价款几个方面。“房屋施工面积”数据取自施工许可证，房屋施工面积以房屋单位工程为核算对象，一栋房屋开始施工即按整栋房屋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施工面积；“房屋竣工面积”数据取自项目的甲方、乙方、监理、设计四方竣工验收记录单或竣工验收备案表；“规划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规划委员会颁发的《规划用地许可证》；“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指报告期内通过征用等各种方式（无偿和有偿）获得使用权的土地面积，只填第一次从土地局购置的土地面积，要填相应的土地成交价款和土地购置费。

3.资金来源部分。在填报资金指标时，要注意三点：（1）资金填报只计来源不计去向，即：资金来源均按项目投资的实际发生数累计，而不考虑会计核算的转出；（2）本表填报的资金是为建设项目而使用的资金，不是企业财务账上的全部资金；（3）资金来源是累计数，所有指标不能为负数。

关注数据变动，数字之间合逻辑

在填报固定资产投资报表时，由于各个企业自身情况不一，建筑工程复杂，在明确了各项指标来源后，仍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关注数据间的变动，填报的数字应符合日常逻辑。笔者结合企业日常报表中经常出现的逻辑问题总结一些审核要点，希望引起您的足够重视。

（1）房屋施工面积一般应大于规划用地面积，尤其是办公楼、大厦等高层建筑物；（2）安装工程一般应小于设备工器具购置；（3）建筑工程量每月一般不应超过一亿元；（4）有银行贷款一般应注意填写贷款利息；（5）有建筑工程发生时，应注意核查是否漏填房屋施工面积和规划用地面积。

篇7

部分学者指出，失衡的财务会计报告将不同数字加总起来既缺乏理论的基础，也不符合逻辑，加总的数字更是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信息的使用者报表的数字既不是股东所投资的历史成本，也不是企业掌握的现时市场价值，更不是企业掌握经济资源未来收益的折现的现值。加总后的数字没有理论支撑，加总后的报表资产负债表难以体现企业掌握的经济资源的现状，再者不同计量方式所生成的综合收益数字也无法体现企业利用经济资源创造利润的情况。仿佛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多种计量属性使得报表已经逐渐失衡，报表的有用性和逻辑严密性遭受到了质疑。令人疑惑的是，会计报表发展到今日，已经不可逆转，过去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报表已经不适合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多变的环境。而报表全部采用公允价值也同样遭到了学者以及实务界的反对，公允价值难以确认、具有很强的随意性都成为了公允价值作为基本计量属性的缺陷。

随着企业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趋于不确定，以及实体经济的虚拟化，尤其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被逐渐应用到财务报告中。而且，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只能唯一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所以“公允价值将是未来企业财务报告中唯一的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必将走出历史的尽头”的推断便悄然而生。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公允价值成为众矢之的。美国的银行家甚至认为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财务报告中的使用，并且强烈要求停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但财务报告中全部使用历史成本，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现阶段，国际各准则体系包括IASB，GAAP等推崇多种计量属性为基础的报表，实证也证明以多种计量属性下的资产负债表以及综合收益表比传统的以历史成本单一计量属性为基础的报表更具有信息含量。在信息有用观下，多种计量方式共存使信息使用者能了解各资产或负债项目在不同的经济用途下各自的价值或者成本，换句话说，多种计量方式为主体的报表中各项目以经济用途为导向分别体现着自身的价值，随着财务信息使用者素质的提高，财务报表内涵更容易体现。所以，信息有用观下，多种计量方式共存的现代财务报告体系并没有完全失衡，反而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历史也证明，没有更利好的经济信息来刺激的资本市场很难具有活力。公允价值能走入历史舞台，很大程度来源于资本市场对于利好消息的巨大需求。而公允价值现阶段也并没有完全取代历史成本，而是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补充。财务报告中使用哪种或者哪些计量属性，取决于财务报告的目标以及成本收益原则，尤其是以财务报告目标为主要决定因素。

二、多种计量属性共存实质是经济属性的共存

会计报表不同的科目其经济实质是不相同的，不同的科目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其价值，通过不同的计量属性就是为了使不同的科目反映其背后的经济价值。经济属性决定价值属性。报表内资产项目是为未来取得经济收益的资源，也就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有控制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负债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股东权益又称净资产，是指公司总资产中扣除负债所余下的部分，是指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之和，代表了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反映了股东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资产是正的价值，负债是负的价值，资产是未来的经济流入，负债是未来的经济流出。但是不同性质的资产以及不同性质的负债带来经济资源的流入与流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各项资产持有的终极目的是利润，但是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方式完全不同。现金是为了满足企业营运、投资、分红等各项活动的最具流动性的资产。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依托于换入或者换出其他资产，或者支付负债项目等项目实现，其本身的数量就是最基础的货币符号，其账面价值就是其持有的数量，二者高度统一。存货是企业经营性资产中生产利润最重要的资产，存货的市场价值一般决定了存货的最终价值，但是存货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存货的取得或者生产成本，只有当存货的价格低于成本的时候，资产负债表上才体现存货的价格。而在损益表上，通过存货的价值既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又体现在主营业务成本中，前者是以实际发生额入账，后者是以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推算得出。金融资产一般以公允价值计量，也可以以成本计量。固定资产既可以用成本计量，也可以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公允价值包括了重置成本，以及未来现金流折现等价值。无形资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公允价值计量。长期股权投资一般采用成本计量。而负债项目中，流动负债是未来流出金额总额， 非流动负债是未来流出金额的现值。正是不同的计量方式体现了不同的科目的实现其自身经济价值的方式。

三、基于信息有用观下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历史信息存在一定的反馈价值和预测功能。历史成本不仅仅是反映企业过去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等信息，正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所写到的，“编写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主要是反映已发生的业务和事项的财务结果。信息主要是事后的，但它的使用者可借以预测未来，或用以证实或否定以前的预见。”而且，从权益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财务报告的目标应该能够最大程度的有助于投资者估计企业的整体经济价值，从而将估计值与市场价相比较后做出买卖决策。这样，估计企业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

现代的估值模型均以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为基础。而在该模型中，财务报告中所提供的会计盈余经常被用于替代现金流量，原因是配比原则的应用使得会计盈余更能体现企业未来的预期经营成果。在以历史成本计量的传统会计体系中，资产负债表并不是以反映资产和负债的现行经济价值为目的。相反，资产负债表金额与传统会计体系侧重于企业净收益的计量紧密相关。人们以历史成本计量交易，同时运用折旧、摊销等方法，其目的就是找到一个系统、合理分摊成本的方法。所以说，资产负债表中的金额与市价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并不能构成批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按照现行的财务会计模式产生的财务报表不可能直接提供企业价值的信息。当前的财务报表中并不能反映这种价值。现金流量表反映的是企业过去发生的而不是未来的现金流量变化，资产负债表中的净资产是对资产运用各种计量属性予以计量汇总后减去负债的净额，也没有反映企业的价值。即使采用单一的公允价值计量，且忽略对不存在活跃市场交易的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上的技术性难题，就单项资产的公允价值也不能反映企业的整体价值。正因为如此，就连公允价值财务报告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Mary Barth也告诫说“不要期待一个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等于其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之差”。就上市公司而言，以企业发行在外的全部普通股乘以每股市价，得出的才是企业的价值，而这也并不是以会计信息提供的，主要是通过运用市场信息，只不过也以每股收益等会计信息为基础。而市场信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每天股市的开盘价和收盘价都在变化，所以说很难找到能够描述企业价值的指标。所以说财务报告的目标也不企图、也不可能向使用者提供企业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信息。

历史成本计量下的净收益满足配比原则，符合财务报告目标中反映企业在会计期间内的经营状况的要求。公允价值实际上不是“价值”，而是价格，是对价值的点估计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其价值的变动，不反映企业真正价值的变化。

四、现代财务报告中采用多种计量属性是对历史成本的修正与改良

现代会计的发展史就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广泛使用和不断修正史。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以其客观、可靠、可验证、不易纵等特征，一直以来都是提供财务报告主角。虽然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历史成本计量以货币稳定为前提），以及面对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和资产的虚拟化的无能为力等，但这也不能改变历史成本计量在财务报告中的地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经营状况越来越趋于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特别有可能存在损失的可能性，即风险，谨慎性原则的运用使得资产减值会计最终形成。资产减值会计将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减值损失或费用，以反映客观存在的资产价值的减少，全面、公允的反映企业当前价值状况，揭示潜在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否定历史成本，而是对其进行局部修正，最终的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资产是以购置成本为基础，但又不高于其当现时价格。资产减值会计是对历史成本的一次修正，这种修正正是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这种修正严格来说是一种非对称的修正，重点关注的是资产的减值，而对资产价值的增加却“熟视无睹”。

随着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经济的虚拟化，使得价值会计最终出现。各种虚拟资产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更多的取决于虚拟资产持有者和参与的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产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预期取决于经济环境、行业竞争状况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这样就要求计量属性能够反映资产对称性变化，即高于和低于账面价值均予以揭示。公允价值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虚拟资产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对于大多数实体资产来说，在未发生系统性变化之前，受到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小，仍然采用历史成本计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公允价值不是抛弃而是修正历史成本。

五、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双重计量模式和谐于财务报告中

篇8

一、绪言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和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稳定性是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短期平衡性。这种稳定关系体现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上，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动，反过来，这种变动又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当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彼此不再变化时，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也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均衡点是最优的，那么其过程并不重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化，近几年世界各地频发的经济危机也说明抽象的理性假设很不真实。在金融市场中，其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备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而是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其清醒的状态下，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在部分情况下也会出现失常。做为宏观调控的政府，理应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负责。应是先把醉酒的人使其清醒，然后帮其找到回家的路。因此，按照笔者所接触的案例来谈一下宏观经济管理所涉及的一些实用的逻辑思维方法。

二、建立数字概念

数字概念是一个人从小就建立起来对数学的初步了解与认识，从小商小贩到金融专家，只要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会有自己的小九九，都会对数字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我们所谈的是一个经济师所应具备的数字概念。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一）大数定律记心中

大数定律又称弱大数理论，它是概率论历史上第一个极限定理，也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是指概率论中讨论随机变量序列的算术平均值向常数收敛的定律。大数定律是概率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痛则思变，想通过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了储备起见，又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但是在世界金融市场内，缺乏适用的高流动性资产，因此大规模的美元储备抬高了美国国债价格，也降低了长期利率。尽管各国央行出于对本国的保护，其做法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差异，使得各国的央行与投资者的逻辑思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说，由于这种差异，大数定律就不成立，各国的央行行为也不能代表全体投资者的偏好。因此对经济师来讲，从逻辑思维上讲很简单，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想达到理性的预期，就必须按大数定律来做，即必须存有大量的独立决策的主体。否则将违背经济规律，会事与愿违。

（二）关注二阶变量这一细节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宏观经济管理和工程技术在这方面是互通的。越专业越关注细节，在宏观经济管理专业中，二阶变量就是关键的细节。如船舶工程设计师，除了对船的总长、载重、型深等一阶变量熟悉外，还要对吃水、方形系数等二阶变量细节的设计十分了解。可以说细节的完美是整体工作的点睛之笔。具体到宏观经济管理上来，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二阶变量的重要性。善于投资的组织和个人都非常明白利率的重要性，因为它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收益。做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利率的认知更是毋庸置疑，这位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却在更体现其专业性的二阶变量上有所含糊，自始至终听之任之。从2001年起，美国经济衰退停止。到2004年6月，利率又从1%调至5%，而当时的十年其国债收益率在5%左右，但格林斯潘对这个二阶变量的利率期限并没有在意，他觉得并不重要，使得美国的房价一直攀升，事过之后，可以看出长短期利率差就是造成房价泡沫的关键变量，但美联储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细节并不能让人恭维，可谓极不专业。

（三）注重奇点效应

奇点是一个数学概念，即分母极限为0的情况，通常来说就是产生无穷大解的表达式，这种情况数学计算实效。在数学教学中，老师一再告知学生们应用除法时除数不可为零。同样，做为一名经济师，如果除数小到一定程度，其结果就意味着不可靠。下面通过一个典型的房价估值实例来对奇点作一分析。我们知道，地产价格由未来租金流的净现值之和的条件数学期望所决定的。其公式如下：

系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一个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必须要把握系统思想的重点，即通过确定合理的系统参数防止正反馈回路从而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同样，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恶性正反馈回路。比如在金融市场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为产生的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对所在的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资产价格与其背后的基本面密不可分，如果基本面呈现随机游走状态，那么价格变化会呈现正态分布形式。这种假设理论证实了金融系统存在负反馈回路的自我修复机制，从金融实践看，价格变化比正态分布的概率大得多，这也确实证明金融市场存在某些正反馈回路。

这种正反馈的产生有其原因：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现象。当金融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金融机构和交易交易对手所掌握的金融信息不对称，因此金融机构不能全面了解对手财务情况，使得对整个市场的正反馈产生恐慌。其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参与者通过逐个试错找到最终均衡。有效的市场假设就是比较正确的猜想，但这一预期是事后估计，如果这个关键变量随时产生变动，造成正反馈回路信息受阻，因此不能随机试错。其三是由于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时间评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价过低，影响了收益。因此要想完善和体现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形，应把有关宏观经济短期动态特性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来阐述宏观经济管理的系统思想。

系统动力学最初称为工业动态学，是福瑞斯特教授在分析生产与库存管理等实际问题时所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它是一门交叉综合学科，是专门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从动态系统观点看，如果调整正反馈回路，系统参数会发生变化，这时的均衡概念已失去了意义。如果认定长期是最重要的，那么短期维稳则是实现长期最优均衡的重要一环。因此说宏观经济学者只着眼于系统的边际意义，忽视系统本身，那么其构成的逻辑则是荒谬的。

四、政府与宏观经济管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程逻辑不是为政府的干预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充当消防员去“救火”。政府的愿望是无为而治，既通过适时恰当的机会给予一定的干预，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就短期而言，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以适应性预期为主，这时的政府对这一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一些微观上的调整。因为系统本身在遇到正向或负各冲击时，它会进行自动修复，不需要外界进行干预。

篇9

过去几年中，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喷薄而出，以此“四新”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已经从技术变革层面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如今，它正在展现出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也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共享里的新经济逻辑

近日，摩拜单车公布最新数据，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共享单车骑行热度环比提升17.2%。在济南，3万人次外地游客骑着橙色的单车畅游老城，曲水亭街、省府东街、鞭指巷等老街在共享单车的带动下人流量明显增多。过去一百天，共享单车风头颇劲，有人骑着橙色摩拜上班打卡，有人骑着黄色的ofo校园赏花，还有人骑着市政绿色单车在城中闲逛。

扫码，骑走，这一使用共享单车的简单步骤和动作，却蕴含着共享和数字经济的红利。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峰说，“摩拜就是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去整合价值链条中不同的参与方，让每一方都受益，然后创造出比传统产业更大更快的收益。”这也是共享经济的特征之一。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而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研报告称，目前中国共享经济已涵盖共享出行、共享空间、共享技能、共享金融等多个领域，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分时租赁、公寓短租等多个细分领域发展较快。

事实上，单车的故事只是近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的冰山一角。在以互联网和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浪潮之下，无论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逻辑还是产业更迭的密码，抑或是微观个体衣食住行的习惯都在悄然改变。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正在培育新的消费模式，令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愈发明显。今年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了77.2%。O2O（线上到线下）、电子支付、互联网+等语汇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或者商业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资本、创新和市场的结合催生了新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能。

中国的新经济不仅在本国掀起“新浪潮”，而且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新经济释放的红利意味着“共享”与“共赢”。摩拜和ofo在中国异军突起，被美国创业者复制模式引进硅谷；各国知名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入中国市场。在印度，在手机下载Paytm就可充值、有线电视付费、实时转账、扫码消费和电影购票，其高市场占有率得益于蚂蚁金服的投资与技术支持。

“四新”驱动生活畅想

输入目的地，即便没有向导，也能安全抵达；哪怕不会外语，语音识别和在线翻译也能让你畅游世界各地；手机遥控即可发出指令，控制家里的各个电器……过去一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从概念走向应用，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翻译等方面形成产品并融入各行各业，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有机构预测，未来10年几乎每个应用和服务都将包含一定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将在生产、制造乃至设计、思维等多个环节发挥作用，产生巨变。

改变你我生活，当然不只是人工智能这一项技术。

前不久出炉的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上，一些数字格外引人注目：201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8%，全国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6.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

抽象的数字在生活中得到充分印证。移动通信技术让人们与世界连接的方式更多，速度更快；虚拟现实技术解决了网购不能“触摸”和“品尝”的尴尬；北斗定位技术让出行、物流、测绘甚至救援更加高效；人工智能“走近”你我身边，个性定制遍布各行各业，互联网“+”起衣食住行……

过去的一年，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喷薄而出。“四新”具有不同的内涵侧重点：新技术是指技术方面的不断革新，比如空间物理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产业则指通过运用新技术，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衍生出的新产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新业态是指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带动下，从现有领域中衍生或叠加出的新环节、新活动；新模式则指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打破原先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重新实现要素的高效组合。

总体来说，以“四新”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已从技术变革层面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正在展现它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其不断改变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也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新经济”生态的智慧大考

日前，2017新财富500富人榜。分析榜单，能够发现其中蕴含的中国经济密码：房地产风光不再，制造业韧性十足，新经济富豪则强势崛起。十年前，中国前十大富豪中有7人来自地产界，如今前十大富豪中至少有6位来自于新经济。无论是马云的阿里巴巴，还是王卫的顺丰、马化腾的腾讯、丁磊的网易、雷军的小米、李┖甑陌俣龋都是时展和变革的典型符号。不仅如此，就连王健林父子的万达也不只是一个（商业）地产公司，而是超级体量的文旅集团，这实际上应该算作新经济的一部分了。

“新经济是新动能的源泉，新经济闪亮登场，新动能才会澎湃前行，新旧动能才能顺利交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表示。

近两年来，“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不断落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悄然崛起，成为对冲下行压力、护盘兜底的重要力量，更带动我们迈进一个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新旧动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智能制造、大数据、高端装备与材料、精准医疗、数字创意等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新经济概念正在崛起，传统产业则不断引入创新要素，提升竞争力。

篇10

尽管新旧利益冲突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反映在法律上是存在大量的侵权行为和诉讼），但仍然很少有文献从这个角度解释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现有研究更愿意采用“国家与市民社会”这样传统的框架对中国互联网进行观察，一方面强调国家在塑造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打造一个可管可控、拥有的网络空间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强调普通民众如何利用互联网建设一个在线公共领域，推动信息自由流通、公开和民主化进程。在这一二元结构下，追寻经济利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被有意无意忽视。

按照传统框架，网络法是自上而下施加给新经济的，体现了者的单方意志，是一种外在的基于政治逻辑对网络行为的管控;但本文将侧重内生性的商业逻辑探讨互联网及其法律的生成和演进，认为这一逻辑真正奠定了信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同时，大量关于互联网法律问题的部门法研究都对利益冲突提出了非常细致的解决思路，但缺乏一个总体性的框架认识，将看似不同的新型法律问题在抽象层面上统和起来，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笔者试图提出的基本框架是，互联网经济的实质是通过信息分析将各类生产要素更加精确地匹配，在一个超越传统生产组织的更大范围内调配和使用生产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利用组织外资源产生价值。这不可避免地和传统生产组织发生冲突，产生了种种法律上的新问题。鉴于既有法律和政府规制和传统工业经济相适应，新经济要求新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首先承认其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即承认其未经许可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优先性和创造力。互联网法律就是在新旧利益冲突妥协的基础上出台的。随着互联网不断从虚拟的比特世界向现实的原子世界扩张，冲击更多的市场，越来越多的现有规则将受到挑战。本文将这一过程称之为“非法兴起”，[1]并认为这一过程并非只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存在，而是伴随着整个互联网创新的不断出现而更加激烈。

互联网“非法兴起”的过程与实质

互联网在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作为新经济基本要素的内容被广泛实践和接受，例如，免费+广告+增值的模式牢固树立;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资料和企业资产的地位被发现和发掘;伴随着平台型企业崛起，“连接一切”（或互联网+）成为互联网发展主要目标;“云--网--端”框架作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得到推广;“分享经济”和“双创”更成为人人都在谈论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如何，纷繁复杂的创新背后都难以掩盖一条明显的互联网企业赖以发展的逻辑：以低成本获取免费内容或劳动力。

在早期阶段，互联网从一个所谓的“赛博空间”发展起来，由于它侧重于信息传播，脱离物理世界，以至于引发政府是否该对这一空间监管的争论。中国引入互联网之初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理论反思，相反，互联网兴起更多由商业力量推动，一开始就和传统行业发生了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企业不仅没有拒斥国家法律，反而希望法律对其经济模式进行确认和保护。

这一冲突不难理解：早期互联网为吸引用户，需要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免费内容，这不仅是资本扩张的需要，也是创业者逐渐达成的共识。这一阶段的互联网看上去和传统媒体模式类似，都采用了免费内容加广告的营利模式。免费内容大多来自未经许可使用传统渠道发行出版的图书、音乐和影视作品，将其数字化供用户免费使用。这种显而易见的侵权和风险投资一起帮助实现新经济的原始积累，吸引大批忠实的用户。它至少有两个功能：首先，投入大量成本将非数字化的作品数字化，为后续用户直接生产数字化作品奠定了基础和标准;其次，一次性地在用户心中造成互联网基础服务即免费的印象，为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模式确定基调。[2]

随着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获取免费内容需要更多的正版投入，为节约成本，互联网企业转向了大量用户，鼓励他们为互联网生产。将用户转变为免费的劳动力是互联网行业的一大创举，它的深远意义在于：首先，将用户紧密捆绑在信息技术设备上，将其身份转变成“产消者”，既可以生产独创作品，也可以被鼓励提供盗版作品或者成为网络推手;其次，一条不同于传统出版渠道的新型生产方式逐渐得到探索，在线作品打破传统图书、音乐的物理限制，变得更加碎裂，便利了大众生产;第三，传统经济学理论着重分析的传统生产组织――企业――的边界不断消融，其生产活动被大量外包给大众，价值上形成一条长尾链条，带来了经济理论的创新;[3]最后，个体化生产成为当下炒得火热的“分享经济”的前身，为互联网迅速向线下实体服务业扩展提供了借鉴模式。[4]

在第三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取代台式机时代的网络，互联网地位牢固确立，开始从信息分享平台转向金融、人力、实物的连接和分享。传统的金钱、劳动力和实物资源要么控制在传统经济组织手中，没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匹配，要么游离于生产组织之外，因信息成本高昂而无法有效使用。通过信息技术平台，这些生产要素被抽离出来，在超越传统生产组织的更大范围内加以利用，提升了使用效率。同时，平台也逐渐成为由算法驱动资源流动的新渠道和新组织，或者将旧组织整体纳入平台链条。在生产资源从既有组织流向新平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既有法律规则的约束，进而引发新旧生产组织的冲突，需要法律重新确认利益边界。

通过上述对新经济发展阶段的描述可以看出，互联网在本质上是以低成本利用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积累其使用和匹配的数据（方式包括未经许可使用、提供增值服务、通过信息平台调动、盗版与不正当竞争）。由于平台并不对这些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行使所有权，更愿意主张其并不承担传统组织的责任（雇主、中间人），而是一种“连接器”，尽量降低调动资源的成本，使其尽可能自由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反对一切阻碍从比特到原子自由流动的法律和制度（包括国界），其逻辑一直是商业的而非政治的。晚近的分享经济不过是互联网发展到更大规模协作阶段的产物，云端储存能力、精确的算法能力和对分散资源的控制力都极大地增强了。[5]

互联网需要首先以优质内容吸引用户使用，这是为什么信息经济革命会首先发生在大众传媒领域，从自行提供内容到动员用户生产到未来的机器生产，互联网逐渐探索出独特的商业模式，贯穿其中的始终是盗版侵权等非法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有必要区分早期零星的个别盗版行为和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大规模支配调用行为，尽管后者在传统权利人看来是更严重的行为。从新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信息精确匹配的资产调用是更具有创造性的价值生产方式，提供了广泛的合作机会，提升了总体经济效率。[6]互联网的“非法兴起”更多是生产方式上的一场变革，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提出了如何在法律上确认新生产方式的合法性以及利益分配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凸显出新经济内部自我颠覆的关键问题。

浮现中的法律问题与后果

从表面上看，互联网是一次增量变革，它把原来政府和传统经济组织顾及不到的资源（既包括体制内也包括体制外）统和起来加以利用，由于这一转变发生的太快，不仅传统的工业化经济思维跟不上，监管者的管理思维也跟不上。新的法律问题表面上看是对现有社会秩序和管理方式造成冲击，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现有规则背后反映的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例如，传统企业是标准的生产组织，占有大量生产性资源;要使用某些资源必须以合同形式获得权利人事先同意;这种使用还需要获得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如许可、年检等。相反，平台企业要求快速调动更多更广泛的生产要素，摆脱既有规则束缚，从而间接地影响那些尚未采用信息技术获利的传统组织，后者则有动力游说政府加强对新经济的监管，维护既得经济利益和经济形态。在版权、信息财产、隐私、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劳动法、安全监管等诸多法律领域都出现了新问题。

从一开始，新经济并非试图改变传统规则的性质，而是希望自己成为这一规则的例外，减轻侵权责任和安全保障责任，从而确保新商业模式能够存活。其核心主张在于，互联网平台并不拥有对任何资产的所有权，只是调动和匹配的信息中介，希望形成平台上生产要素自治的生态系统，尽可能减少传统所有者或雇主责任。“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一逻辑一贯地体现在互联网兴起的各个阶段：早期对其他网站信息内容的复制可以说是一种使用（由此出现盗版和不正当竞争），晚近调动私人拥有的交通工具和房屋仍然可以说是一种使用（由此出现违反现行监管规则）。下面以两类最常见的非法行为――版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例说明法律如何回应互联网带来的利益冲突，揭示其遵循的复杂商业逻辑和政治经济背景。

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代码》一书中提出，作为网络空间中的规则，代码可以和现实世界中的法律与社会规范一道保护知识产权，甚至比法律更有效。[7]特别是在法律已经提供和物理空间同等保护的前提下，代码能起到双重保护功能，兴极一时的“数字权利保护系统”（DRM）就是此类代表。受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影响》（DMCA）影响，很多国家的数字版权法都加入了不得破解技术保护措施的内容。在极端情况下，DRM可能由拥有大量版权的公司用于大规模生产难于被合理使用的受限的数字作品，侵蚀公共领域。但这一论断是否在中国互联网市场语境下成立仍有疑问。

在抽象意义上，代码可以被用于版权保护。但未言明的问题常常是，保护谁的版权？谁更有能力使用代码保护？在互联网发展的最初阶段，互联网企业为了以免费内容吸引用户，常常通过盗版方式以低廉成本将发行于传统渠道的作品搬上互联网。鉴于传统渠道的资源整合能力和集体维权能力都比较弱，在全国范围内没能阻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渠道的非法兴起。互联网企业借助DMCA的东风，荫庇在避风港原则下逐渐壮大，在拥有众多用户的基础上获得与传统文化产业合作的机会，打造“连接一切”的平台。这一历史奠定了互联网产业的基础，代码被用来将发行于传统媒介的作品数字化，并通过免费商业模式加以充分利用，首先成为侵权工具。而法律被要求在与传统行业的对抗中保护新兴经济，确认其整体上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国家有志发展信息产业的大背景下业已成功。这并不是说国家没有采取措施打击网络盗版，例如对BT等P2P软件的专项整治，但这只能打击那些分享软件提供商和下载盗版作品的用户，无法撼动更多像百度那样的公司。这和当时很多用户习惯于将数字作品下载到电脑上的现实相呼应，在线浏览和观看尚未成为主流互联网模式。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还未成熟到依靠代码加强版权保护。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早期发生在传统文化产业和新经济之间较为普遍的诉讼，有趣的是，从2010年左右起，更多侵犯此种权利的诉讼纷纷以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这一转向和几个重要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这些诉讼较少发生在新旧经济体之间，而更多发生在新经济内部，原来的视频网站可能作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被告，现在则摇身一变成为原告。这主要是因为，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中央政府决意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像网络视频这样的资源密集型行业出现了大规模整合的趋势，投资人不惜重金购买国内外正版作品，也推升了正版版权价格。大型互联网企业成为新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和传统行业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进行维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盗版终结了，只是侵权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户下载盗版作品的习惯逐渐被在线免费观看和试听等商业模式改变，随着4G网络的逐渐普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接受流媒体服务，软件、游戏、歌曲、影视都以源源不断的服务形态出现，而非出售的商品，这也解释了同一时期来自用户的盗版行为逐渐减少。传统数字出版可能仍然会依靠数字副本，在零边际成本的信息服务中人为创设出稀缺性，从而利用DRM加以保护。然而流媒体服务则完全摆脱了这种思路。在新阶段有动力通过代码工具盗版的毋宁是那些初创企业，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挤进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法通过免费内容吸引用户，只能采取侵权方式将其他公司的内容免费加以利用。他们会抓取版权作品、UGC和用户数据，以成本最低的方式展开同类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法兴起”生生不息，现在轮到拥有海量资源的巨头们受到侵权挑战了。

法院对网络不正当竞争的扩张性解释也刺激了这类诉讼的爆炸式增长。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哪怕侵权者与权利人分属两个不同行业（例如内容和搜索引擎）。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足够宽泛，在互联网企业密集的大城市的法院中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权利人的律师们也愈加倾向于以不正当竞争案件（难于证明自己受到的实际损失及其因果关系，不便以单纯侵权），进一步强化了法院的认知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代码仍然没有被广泛运用到保护自身资源的用途上。

但是法律真的提供了有效保护吗？大部分案件的赔偿数额还不及侵权者一天的广告收入，也很难证明权利人的收入因此就一定减少了。可以说类似的官司更多是一个象征，权利人希望法院确认相关的权利和商业模式，例如享有财产权利的数据池和商业广告的重要作用。近期出现的不正当竞争模式是，通过浏览器或播放器拦截或剔除和免费视频内容相伴随的广告，变相利用和“截取”免费内容放置自己的广告。法院倾向于认定不正当竞争，这相当于赋予了权利人审查下游软件工具技术标准的权利，势必进一步导致权利人控制从播放器到浏览器甚至路由器的做法，防止拦截屏蔽广告。

由此可以进一步总结依靠法律而非代码进行保护的社会后果。[8]我们已经看到，和第一阶段不同，第二阶段的法院不遗余力地加强对网络侵权案件的保护，但效果不佳，无法在一个飞快变动的市场中树立规则和权威。法院的判决本意是减少不正当竞争，但弱保护可能会促使互联网企业开始加大投入，利用技术保护措施防止自身数据被抓取，同时打造更加垂直封闭的播放器、浏览器和移动终端APP，进一步导致互联网内容服务的割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阶段的代码保护出现在商业模式尚未成熟的年代，代码还主要被加在单个资源上面用来防止用户未经授权使用，减少流动性;到了第二阶段，代码更多的是在确保流动性的基础上对信息内容流动渠道和框架的设计，以便最大限度地在自己的服务体系内使用这些资源，并允许用户合理分享。

作为回应，传统经济体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这一挑战，最为直接行为是协商或，要求赔偿损失，一旦它们认清信息经济势不可挡，就会转而采取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或者自己进入互联网行业。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新生产方式被广泛接受，也成为政府推行“互联网+”政策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商业模式得到承认、漂白，也经历了从粗糙到精细的提炼升级，进一步通过算法提升竞争能力。[9]

框架的扩展适用

作为一个理论框架，“非法兴起”除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与解释，还需要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用以预测移动互联网甚至未来出现的可能问题。从历史上看，产业之间的整合程度与冲突程度、[10]国家政策扶持、[11]社会整体的市场化状况和行政管理方式、法院判决效果，甚至ICT的普及程度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互联网的扩散。如果说“非法兴起”主要是新经济不断侵蚀传统经济的过程性描述，那么不难发现，这一过程在新经济内部也在不停上演，从而使这一框架得以继续解释中国互联网市场的演化。

平台时代的互联网企业竞争主要集中在数据分析（云）、内容渠道（网）和终端硬件（端），为吸引用户，内容渠道仍然是初创企业最为看重的竞争优势。鉴于平台型企业占有大量正版内容资源和用户数据，中小开发者只能通过第三方开发合作或侵权来获取生产资料。[12]移动互联网保持着台式机时代互联网的商业逻辑，生产要素仍然被创造性地争夺，以搭便车的方式使用平台企业上的资源。[13]除了个人电脑终端之外，大量新型终端不断涌现，例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机顶盒、智能手表，以及未来的智能汽车和VR。迅速的变化使得很多拥有大量资源的互联网巨头将更多精力放在跨屏竞争上，将一个屏幕上展示的免费资源利用到其他屏幕上去。将旧终端渠道上的内容转移到新终端、取得竞争优势也就成了新兴企业的不二选择，其商业逻辑和早期互联网侵占传统文化产业的方式并无二致，甚至也和未经许可调用实物资源的分享经济逻辑并无二致。由于学术界没能提供一个统一的网络不正当竞争理论作为指导，无法指望法院的判决为未来侵权提供清晰的指引。

不同之处可能在于，早期获利的互联网平台巨头比昔日竞争对手们强化了对生产性资源的保护力度，并通过技术措施进行。可以预见，除了和更多传统行业的冲突外，未来的法律冲突仍将围绕着内容资源和数据展开。从过去二十年的经验看，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式创新的影响巨大，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都在为新经济的崛起铺路;然而，当平台巨头成为既得利益者，掌控互联网入口和作为创新基础的生产资料的时候，有必要观察立法者是否真的理解了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逻辑。创新的过程永远伴随着侵权和生产资料使用边界的重新塑造，平衡不正当竞争带来的市场秩序的破坏和创新带来的新价值将是重要的竞争政策和信息政策问题。

结语

从西方历史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碰撞，对互联网而言尤为如此，本文试图在中国语境下对类似的冲突展开讨论。在一个更加一般的意义上，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颠覆既有规则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法治”的形式上的统一性掩盖了背后不断出现的利益冲突，信息技术引发的新经济不过是其中一例。

和中国互联网治理的传统研究不同，本文回到更为基本的内生性思路，即新型经济组织和生产方式如何要求国家和法律承认其合法性，并保护其利益;这同时意味着将自身的特殊利益包装成普遍性利益加以游说，最终由国家推动传统经济竞争对手们支付更多成本向新经济转移，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内生性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对一些传统命题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例如，信息自由流动对维护一个健全的公共领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价值的最大支持者不是社会组织或普通公民，而是互联网企业，后者将信息看成一种资源，需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其价值，排除任何形式的针对生产资料流动的阻碍是互联网经济永不停息的引擎。又例如，在讨论线上规则与线下规则的关系时，将传统线下规则应用到互联网上不仅出于监管者管理便利和路径依赖，也是传统工业经济组织的内在要求，反过来新经济则要求打破线下规则，尊重新经济的运行规律，鼓励行业自治。有必要兼顾两种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为未来提供经验借鉴。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例如胡凌：《谁拥有互联网信息？从百度文库说起》，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胡凌：《连接一切：论互联网帝国意识形态与实践》，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期。

[2]这一模式扩展到线下，滴滴快的Uber需要大量补贴司机和乘客，以至于分析师们认为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其后果影响更加深远：在资本撮合下，在很多细分市场中形成两家或三家寡头垄断局面，并纷纷被BAT投资或收购。同时，基础服务和信息服务收费一直不被看好，免费成了击垮传统竞争对手的利器。

[3]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代表性研究文集见朱克力、张孝荣编著：《分享经济》，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5]例如通过信用评价和认证机制，平台企业可以对流动于其上的资源实现更加动态地管理，并辅以保险等机制。

[6]“分享经济”一词被过度滥用，以至于人们更多地关注现有生产性资源的配置问题（调动闲置资源），而非利益分配问题（生产者使用信息平台的利益分割）。姜奇平率先看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他的文章中一直强调后者的重要性，并使前者看上去更像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参见姜奇平：《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政策含义》，载《中国信息化》2016年第4期。

[7] Lawrence Lessig， Code， Basic Books， 1999.

[8]代码并非一开始就出场，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需要法律和外在者的保护，这取决于新经济战胜旧经济的策略。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是传统代码理论没有看到的。

[9]2016年魏则西事件导致了对百度竞价排名制度的声讨，实质上是对这一粗糙商业模式的否定。

[10]不同产业的整合程度和议价能力直接影响了互联网对该产业渗透的程度，此外，国家在平衡利益冲突时也会考虑到传统行业参与人的行为习惯，例如为避免出租车司机罢工，影响社会稳定，交通部在专车监管方案中采取了折中立场。

篇11

国际市场动态

东芝宣布将图像传感器业务出售给索尼；甲骨文推出云计算租赁业务：挑战亚马逊；思科4.53亿美元收购安全软件开发商Lancope；摩根大通推出移动支付服务Chase Pay对标苹果。

国内市场动态

IDC：联想华为平板电脑出货量逆势增长；乌云曝百度多款App存在漏洞官方已确认。

A股上市公司重要动态信息

南威软件：获得900万元大数据产业化专项补助资金；中科曙光：VMware公司签订《非约束性备忘录》发力云计算；高伟达：拟1.5亿元参与发起设立保险公司；银之杰：定增募资8亿元加码互联网金融业务；南威软件：拟出资3000万元设立互联网控股子公司；超图软件：入选中上协军工委国防军工板块名；赛为智能：中标6900万元合肥地铁监控系统项目；数字政通：中标四川省智慧兴文城乡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运营PPP项目；延华智能：拟定增募资10亿元加码智慧城市业务。

投资策略

上周，大盘震荡下行，全周缩量下跌。中小板及创业板同样出现下跌。计算机行业继续跑赢大盘，成交量基本与前周持平，硬件板块表现较好，软件板块表现欠佳，个股方面涨跌互现。题材方面，信息安全板块表现较好，其余板块则表现较为平稳。上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又一次提及互联网+，首次提及分享经济，显示出国家对互联网经济的肯定与认可，也显示出国家对利用互联网手段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与信心，未来政府数据的开放，政府资源的共享势必将是互联网顶层战略的核心之一，因此互联网板块长期投资逻辑仍未改变。

篇12

经济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经济现象、操作、。经济现象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见和体会得到的，比如鸡蛋多少钱一斤，上海股票多少点，某公司雇佣多少员工。操作则是我们需要思考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比如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它们为什么大多数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理论则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货币，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经济现象、操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经济理论是基础，经济现象则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操作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形成的。经济操作赖以存在的理论，既包括书面的理论，也包括实际中，但没有在书面上出现的理论。由于有一部分经济理论是在书本上找不到的，这就会使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没有理论依据。经济理论是以经济现象和经济操作为原料的一种逻辑思辩，它既包括书本上的经济理论，也包括非书本上的经济理论，如散落在普通人观念里的经济理论。

1、经济现象。

在经济现象这个层次，西方经济学是很有欺骗性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以西方微观经济学为例，它是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西方微观经济学开始构成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以供给为核心的理论是生产、成本、利润理论，以需求为核心的理论是效用理论、预算理论及收入理论，最后对市场的类型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从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结论。这些理论，表面上都有道理，因为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是单个的、割裂的、片面的经济现象，这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正好一致。

我们都熟悉需求曲线，它描述的是商品（或产品，下同）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同样的钱，如果价格越低，买到的东西越多。而需求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价格越高，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对该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为什么会随价格的高低发生变化，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解释，说是边际效用递减，比如吃一个苹果觉得很过瘾，吃10个苹果就难受，因为第10个苹果的效用是负效用。由于每个苹果的效用不一样，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由此，消费者可以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叫做消费者剩余。

我现在要问的是：消费者买商品的钱是那里来的？是赚来的？借来的还是其他人给的？我假定钱是赚来的，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就是商品形成的过程，钱和商品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存在在简单的数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设商品是M，钱是N，如果要让商品和货币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数就可以了。我要加的这个系数，在微观经济学里叫价格。至于价格的涨跌，是拥有商品的人和拥有货币的人斗争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利用逻辑分析的缺陷及人们熟视无睹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把需求仅仅看成是需求，而无视经济学的最基本，生产与分配的层次问题，更无视生产与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基础上，生产的过程也是分配的过程，消费者赚钱的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形成的过程。钱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分配产品的工具。

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交换来完成的。如果我们把交换的过程断章取义，那有什么意义呢？需求和价格的关系，在人们购买之前已经存在，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为给你钱的人生产出了产品，你去买产品的时候，只是你凭“钱”这个凭证去把你的东西取回来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产品的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数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看。从数学方面来看，一个平面上的两条直线有三种关系，它们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个坐标系里的供给曲线（直线，下同）和需求曲线，它们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画成相交。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任何数字都可以分解为一组数字的加、减、乘、除。西方经济学就是用这些数字和图形来证明均衡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货币和以货币表现的产品分开处理，所以才会有萨依“供给创造需求”、才会有重农、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其实，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只要你系数给得对，就可以相等。它们的实质是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至于市场均不均衡，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家的一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生产、成本和利润。日常生活中，生产、成本、利润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养鸡的成本、养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与之相对应的是养鸡的收入和利润、养牛的收入和利润。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它既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生产者之间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分配的一端是产品，另一端是货币，付出货币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货币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样的，它们之所以叫收入、成本，仅仅是因为分配的主体的差别而已。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它反映的是两次分配对分配主体的。

从经济学的现象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要解释的就是经济现象，按道理它在这个层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经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用分析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就有可能出问题。比如，某个自然现象受N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每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这样做就有问题。比如，我们分析价格的变动的时候，我们假定其他影响价格的因素不变，而只考虑需求的变化，最后的结论自然是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需求已经以货币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经济学将这个“二次分配”的闭路循环切割成一个个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确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 2、操作。

经济现象是在一定的经济操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说的生产、成本、利润一般来讲，指的是的生产、成本与利润。那么企业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专业分工的结果？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还是一系列契约的结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使用市场机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业由于内部没有交易，所以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取消市场机制，消灭资本主义，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吗？

其实，企业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从产品循环运动来看，环境要素转化为产品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基础，没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你怎么也不会有企业。当然，有产品的循环运动也不一定会有企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企业存在的条件，因为货币可以把不同的环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业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货币必须大于或等于它释放的货币。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设立的，人设立企业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期权”的特点，风险有限，收益可以无限。

在宏观经济方面，西方经济学有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现在在我国也开始使用.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松的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政府支出等，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进而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就减税而言，由于它是属于分配的，因此我们要判断的是经济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问题引起的，我们还要搞清楚是那个层面的分配问题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减税是不能刺激经济的，因为减税对穷人没有什么帮助，能够帮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会购买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也难与维持，因为政府支出的扩大，从产品的循环运动来看，是企业的存货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从货币的循环运动来看，政府要么增加债务，要么减少自己的货币结余，政府的债务最终成了企业的利润，富人手中增加的财富。为什么没有什么用的财政政策会被各个国家的政府采用呢？因为政府需要这么做。

财政政策没有用，那么货币政策呢？同样没有用。比如提高贴现率，货币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价格的方式，将提高了的利率转移出去。

3、经济理论。

篇13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报业曾经是传媒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改革开放后，一度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尖兵”。然而，近年来。报业体制改革却裹足不前，远远落后于广电业、网络业及出版业等领域改革的步伐，甚至成为传媒体制改革的“节点”。报业为何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数字化时代报业体制改革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

一、传统报业体制改革动力的缺失

如果以博弈论的视角来审视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一体制变迁的实质是一场博弈，是政府和传媒这两个主体不断博弈的结果。报业体制变革发端于1978年以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混合体制的确立。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传媒和政府作为博弈主体有着不同的动机：传媒希望进行市场运作。追逐经济利益；政府希望减轻财政压力，但又必须确保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二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做出适当的决策并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选择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最终达到某种利益均衡的状态。这一博弈的实质，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博弈。“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体制的确立便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

这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体制，正是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开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保持传媒意识形态属性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产业化的道路，第一次实现了体制的突破。

体制的突破和观念的改变直接催生和促进了传媒的产业化。混合体制使报业在产业化初期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其固有的二元结构矛盾使报业的市场化运作一直束缚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局限中，在报业产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时，给报业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阻碍。在完成初期市场要素的积累后，报业又进一步表现出对资本的渴求。但在这样的体制约束下，依靠报业自身的内部力量，难以实现彻底的产业释放。产业发展对利润的巨大渴求，打破了混合体制下暂时形成的制度均衡。促使报业产生了体制创新愿望。博弈主体如何通过体制改革重新使其收益最大化，便成为下一次报业体制改革的耳标。

在此背景下。集团，成为政府和报业新一轮体制变革的共同战略选择。

对于报业而言，报业希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升级，满足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在不束缚报业发展的前提下使其不背离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并保证资本的渗透不威胁国家传播安全，是政府首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于是，两个博弈主体的共同选择促成了报业的集团化改革。实践证明，集团化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时间内符合政府与报业的共同利益。实现了制度的有效性。

集团化报业体制的确立。其实质也是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博弈的结果。但随着集团化改革的深入，报业与政府渐渐由博奔走向了稳定结构性平衡，双方均通过集团化的制度安排获得了最大化收益。特别是报业集团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由于我国的报业集团仍属事业单位。报业主管部门与报业集团存在体制性的“情结”使二者的“合谋”成为可能。

在集团化制度安排下。报业集团渐渐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报业集团对政府产生了强依赖。数字化使传统报业集团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体制的束缚和体制对报业集团利益的庇护。我国报业集团还比较缺乏应对数字化挑战的勇气和经验。在此背景下，报业对行政力量的依赖性更强，希望行政力量能够对其加以保护和扶持，以对抗来自网络等新媒体的日益强烈的冲击。对行政力量的强依赖使报业集团逐渐丧失了博弈的动力，也就丧失了改革动力。

二、报业数字化一新挑起博弈

在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报业不可避免地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发行市场萎缩，读者大量流失，广告收入下滑……新媒体不仅分流着报业的受众和广告市场。更使得报业生产的利润中心外移。遭遇了网站、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的整合性分割，使报纸成为网络传播链条最底端的分散内容的提供商，使报业在这场数字化浪潮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由此，报业必须直面危机，进行数字化转型。

报业的数字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报纸产品数字化的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的“报纸”的概念将被彻底颠覆，“报纸”不再仅限于一种纸质形态，而将呈现为多种显示终端和传输介质。报业也不再是报纸产业，而是数字内容产业，产品形态和行业边界都将重塑。报业数字化是以“数字化”为引擎的在媒介定位、发展方向、组织结构、管理手段、经营方式、盈利模式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战略升级和产业再造。

技术是推动传媒业发展的革命力量。谁先拥有和使用新技术，谁就能掌握先机。引领市场，获得超常规发展。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放大，技术逻辑的影响将进一步彰显。“数字报业”发展需要数字化、网络化的内容显示介质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和运营模式。实现传统纸质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建构数字化、网络化、一体化的新型报纸出版形态和运营环境，加快平面媒体向“数字内容产业”的转型。凭借新媒体技术，报纸可进一步提高信息整合能力。将原来仅供报纸版面的新闻信息衍生为多种传播形态的内容产品，通过报纸、网站、手机、户外媒体、PDA(个人数字助理)等多种介质，从单一产品向多媒体产品延伸，以不同的终端对各个细分市场进行更加细密的覆盖，实现信息的反复增值。而这一系列新技术的研发和采用无不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

传统报业的价值链是围绕报纸展开的，主要包括出版――印刷――发行――广告这几个环节，相应地，印刷收入。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构成了报业主营业务的三大块。而随着数字战略的推进，报业和传媒产业的价值链应当是围绕内容生产与销售业务展开的，包括内容生产一内容一内容增值几个环节。其中信息生产不仅只是报纸出版，而是生产适合多种媒介形式的信息产品，信息也不仅通过纸质媒介，还通过数字媒介等多种媒介，信息增值更不仅限于广告、发行的收入，而是涵盖了传媒产业的所有盈利点。“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提出的数字报业的九大实验

方向，主要包括网站、手机报、电子商务、电子阅读器、手机二维码，多媒体数字报刊、报业数字化平台、户外数字媒体和移动采编系统等，对于传统报业而言都是全新的经营领域，每一个领域的运营都需要巨额资本的支撑。要建立新的产业价值链，报业必须转变经营战略，由内部管理型战略转向外部交易型战略转变。构建新的价值链的过程依靠传统报业自我积累的小作坊式运作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需要通过资本运营解决巨大资金缺口，通过资本运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金，为整合媒体资源提供资金保障。

新媒体的特征是“大投入、高成长”，而传统报业融资渠道及手段单一。仅靠母媒体的资金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资本成为制约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瓶颈。报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的巨额资本，仅依靠自身积累实现数字化是难以想象的。如杭报集团每年仅用于技术改造升级方面的投入就达1000万元到1500万元。在报业产业化改革一步步深入的情况下。报业如果再退回到改革前依赖政府财政支持的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向市场，向市场融资，才能解决巨大的资金缺口。

传统报业依赖政府力量给予的特殊利益生存，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下。丧失了博弈的动力。数字化冲击将传统报业推向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情境下，继续寻求政府力量的庇护也无法解决其深刻的生存危机，这时资本的力量将凸显，技术逻辑将再次对制度逻辑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资本的压力使传统报业产生对资本的强烈渴求，从而再次爆发博弈的动力，要求相应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力量将考虑重新寻求政府管理与报业产业化之间的平衡。

三、数字化将成为报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数字化冲击下，报业的产业价值链以及产业发展模式都面临着深刻的全方位变革，“高投入、高风险、高成长”的全新发展模式使报业出现了对大量资本的前所未有的渴求，报业必然要面向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其他媒体和行业的战略合作与联盟。强强合作，取长补短。战略联盟实质就是资本的联盟，这必将导致报业数字化转型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继而形成报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趋向。

根据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产权结构是指拥有财产权利的不同投资者(所有者)的经济关系及其组织形式。企业产权结构分两种模式：一种是一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只有一个，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多元化产权结构，即企业的投资主体不止一个，是多元的。产权多元化是指由诸多要素所有者将其产权分解组合之后形成的产权集合。从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产权清晰，使企业充满活力。我国传统报业由于体制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形成了投资主体一元化的产权结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本的巨大压力。这种传统的产权结构必将发生深刻变革。

传统报业实际扮演的是集成商的角色，即集内容生产与供应、发行渠道、接收终端于一体。然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是整个产业形态的变迁和产业链的重构，是建构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高度整合的内容产品采集、存储、编辑、制作、的信息架构。这一信息架构可以支撑多种媒介形态的内容产品的开发、组合和销售。在新的竞争格局中，产业链条上的内容与渠道发生割裂，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产业模式的变化使得专业的内容生产商和平台运营商逐渐浮出水面，各自以其专业的角色定位、紧密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数字产业的架构。“渠道为先。内容为-仍是恒定的法则。但任何人都很难独自掌控内容、渠道和终端而一家独大，战略联盟成为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带来了信息传播渠道与接收终端的多样化，报业的内容产品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和渠道(如光盘、互联网、广电网、电信网)进行传播及销售。而受众则可以通过多种终端(如计算机、数字电视机、数字收音机、eBook阅读器、PDA、手机等)进行接收和消费。媒介渠道极大丰富，内容与渠道分离。使得报纸不再是主流媒介渠道。传统报刊的渠道捆绑或垄断优势就没有了。报业为挽回自身颓势而尝试开拓网站，视频、手机报等新媒体业务，但发现这些领域的渠道已经很难被自己掌控。尽管报业拥有多年的内容优势。但也仍然要遵循新媒体领域先行者定下的“规矩”，比如在热得发烫的手机报领域。大量独家内容只能寻求移动运营商的支持。由于缺少数字化的发行渠道。报业目前的短信新闻、彩信、彩页手机报。都不是媒体人说了算，而是几乎成了移动运营商自己的业务，报业只能忍受移动运营商的指挥和“霸王条款”分成。

内容与渠道的割裂迫使报业必须改变传统的自我积累式的发展模式。转而寻求与其他媒体的合作与联盟。媒介之间的紧密合作、战略联盟乃至相互渗透必将使报业的资本来源与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吸收业外资本，投资主体趋向多元化，从而带来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