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手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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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基于国家至上和国家权力无限的观念，奉行国家本位模式。其最大特点是行政机关在犯罪治理中居于垄断地位，政府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导力量。犯罪治理的政策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和方针，治理策略也会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而政策往往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就导致治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政府本位的治理模式中，依附于政府政策的法律制定、执行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不能得到保障，同样的犯罪行为随着政策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的后果。由于治理政策经常变化，导致治理的效果大大降低。另外，国家本位治理模式认为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理是国家的事情，政府是犯罪治理的直接责任人。在环境形势恶化期间，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树立公信力，政府往往会违背犯罪治理的基本规律，采取专项整治或治理等方式，集中投入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对环境污染犯罪进行整治，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更多滥用和浪费。

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涉及诸多因素，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治理环境污染犯罪必须注意观察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有密切联系的各种社会关系，重视对环境污染犯罪原因的控制。由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所涉技的因素众多，单靠政府无法应对环境污染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因此，治理环境污染犯罪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力量。不论是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还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体。当然，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并不是否定国家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而是在强调国家的引导作用、明确政府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动性。在现代社会，国家并不会主动介入社会生活，传统行政法手段或刑罚手段往往只在发生了危害社会秩序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之时才对污染行为加以规制，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控制。但是，环境污染具有破坏范围广治理恢复困难的特点，这就要求必须在污染之前就进行主动控制。可以说，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客观上促使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革新，这种革新反映了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模式应该是一种以预防为前提的治理模式，转变集中表现在社会公众与政府协同合作。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协作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和运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既重视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又注重事先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犯罪。

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对环境污染进行非政府的控制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发展趋势，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合作应该成为新时期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方式。我国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培育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识与热情。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在司法实践中，经过参与个案经验的积累，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正逐步提高，但是，从整体上看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识和热情还是难以满足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要求。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一方面可以发挥媒体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网络化时代，媒体不仅可以提供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宣传环境污染犯罪的严重后果，从而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也可以为公众参与提供良好的途径和平台;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例如，可以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

第二，建立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只有在知情的前提下才能参与，知情权是公众有效地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前提与基础。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必须建立和完善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使公众了解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律、特点，从而提高犯罪治理的有效性。犯罪信息公开也可以引起公众对环境污染犯罪问题的关注，激起强烈的社会舆论，提高公众参与犯罪预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因此，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建立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三，完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在环境刑事诉讼中，可以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在我国是公诉案件，只有检察机关才有权提起刑事诉讼，对犯罪人进行起诉。但是，环境污染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性质显著不同，其侵害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涉及的区域广，危害程度极大，且难以回复。因此，可以赋予被害人在环境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权。同时，环境刑事诉讼过程要符合司法民主与公开的要求，将社会公众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既确保社会公众分享到司法权，又有助于把公众的良知引入刑事司法，使得刑事司法更加接近公众情感，从而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热情。

治理体制: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但危害程度的不同就导致了法律后果和处理机制的迥异。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在处理机制上具有绝对的区别:环境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处理，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由司法机关处理。这种治理体制貌似明确，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自形成封闭的体系，没有形成顺畅的衔接渠道，直接导致对环境领域犯罪行为的追究受阻。

在环境治理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顺畅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治理的权力分配不合理，行政权过大，制约了司法权。在司法实践中，公安部门虽然可以独立地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但是，由于环境污染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对环境污染行为、危害结果的调查，还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都不同于其他的刑事案件。由于公安机关对环境污染缺乏专业知识和收集证据的能力，导致公安机关事实上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材料的来源主要依赖于环保部门的移送。根据《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发现有符合移送条件的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部门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决定批准的，向同级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手续;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按照这一规定，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案件是否移交司法机关具有重要影响，他可以根据自身的判断来决定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是否移送给司法机关。从程序看，行政机关对环境污染案件具有较强的筛选功能，完全有可能过滤一些案件，从而导致一些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难以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事实上，在我国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环境污染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很多都是由于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所造成的。

在现有的治理体制中，由于行政执法不严，导致刑事司法承担着很大的压力。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促使社会推动刑事司法强势介入到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修改，降低了成罪标准，扩大了法网。刑事司法的强势介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的半年内，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超过近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办247起此类案件，相当于过去10年立案总量。通过刑事司法倒逼环境行政严格执法的方式，尽管在短期内具有一定效果，但是，过分使用刑罚手段也会过度透支司法信用，从而助长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从而推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性。

协调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专业的环保警察，即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环境污染犯罪追诉机关。目前，国内一些省份已经开始了设置环保警察的尝试，例如河北省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了全国首支环境安全保卫总队。环境警察机构的建立既是用刑事手段保障环境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效能，又避免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因为立场、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第二，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一体化的信息平台。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借助电子化办公系统设置联合执法系统，由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将各类环境污染案件信息录入系统，在案件线索、行政处罚结果、法律文件、数据规定及案件处理程序上，逐步实现环保部门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信息联网共享。环境违法信息平台建设既可以强化司法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也可以提高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公开与效率，从而更好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

第三，加强检察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对环境行政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可以包括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日常监督是根据信息平台对录入系统的环境污染案件的执法情况进行全程监管，促进环境执法人员严格履行环境监管的职责;专项监督是检察机关定期对环境执法机构的案卷进行抽查、评查，以考虑案件办理是否合法、有效，有无存在该移送而不移送的案件。

治理手段:刑罚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协调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犯罪治理应当是合理使用多种手段的系统性治理策略，单纯依靠某一因素或某一手段无法达到犯罪控制的预期目的。在我国，政府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直接责任人，由于行政手段和刑罚手段具有猛药的作用，短时期内效果比较明显，因此，刑罚手段与行政手段是治理的惯常手段，而其他手段基本不受重视。同时，在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顺畅的法律制度背景下，行政处罚方法与刑罚方法相互脱节，各自为战，未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形成应有的合力。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谦抑性，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予以调整;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予以处罚。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规定模式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由刑罚制裁。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由于污染行为轻重有别，所以处罚也应该有区别。环境行政法对一般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处罚，而刑法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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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能化相比，智慧化侧重于以人为核心和目的，力求通过各种智能技术手段和信息集成等技术能力，对海量城市社会治理信息进行要素整合、主动感知、全面采集、数据积累、综合分析、快速反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主动发现和思考社会治理精细化需求，进而提供更符合人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治理综合性解决方案。

这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树立起智慧化和全周期管理意识，用好科技支撑的新钥匙和科技驱动的新动能，保障城市生命有机体运转过程的信息顺畅流通、动态全面掌握、预警预测精准、危机快速应对、经验及时总结，使制度和技术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使城市变得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智慧化是市（县）域社会治理手段革新的必然举措。智慧化意味着社会治理从低效率、粗放式、传统式向高效化、精准化、现代化迭代转型。为此，应当充分运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用最领先理念、最先进技术、最前沿标准和最经济成本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打造会思考的智慧大脑，搭建触感灵敏、互联智能、开放共享的城市细胞神经和毛细血管。

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市（县）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内容、核心环节的全面统筹和精细设计，推动数据收集、管理、存储、共享、分析、挖掘、预测、决策手段和能力升级，健全融合市政、交通、卫生、教育、环境、应急、就业、社保、养老等重点领域的综合型社会治理数据库，完善城市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综合平台，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真正用智慧化手段把准城市脉搏、激发城市潜力、推动城市善治，构建起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智慧治理的五维社会治理模式。

智慧化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智慧化作为基于新技术的治理模式，可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具体载体和实现路径。

首先，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空间有效推动智慧互联、重心下沉、资源融合、全民参与、一体协作，使每个群众都能成为治理数据提供者、治理议题发起者、治理问题监督者、治理决策建议者、治理过程参与者。党wzf可以通过高效便捷的方式了解基层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依法参与城市治理，有助于形成以新技术为支撑、以协商为基调、以融合参与为特色的党群互动、政社共治、政企联动的自贸港市域社会治理新生态。

其次，智慧化治理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手段将社区管理者、社会组织、居民等自治主体组织动员起来，将物业管理、疾病防控、环境监测、风险排查、矛盾化解等信息融合进入社区智慧平台，建立集线上政务、线上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引导社区居民通过智慧平台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夯实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等治理优势，构建智慧社区新模式。

智慧化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自贸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立场。应当把人民需求作为智慧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度作为检验智慧化成效的核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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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b）-0203-02

“综合治理”主要指对于依靠单一力量、使用单一方法难以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采取整合多方面力量和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综合性”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突出表现。高校作为社会公共组织，承担社会公共服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本文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从治理主体的综合性、治理对象的综合性、治理手段的综合性和治理效果的综合性四个方面，对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梳理。

1 治理主体的综合性

高校保卫部门是学校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导力量，但高校治安“综合治理”不是保卫部门“独家治理”。我国现代社会一直盛行“小治安”观念，在高校，有些部门及师生认为维护校园治安秩序与稳定仅仅是保卫部门的职责，忽视了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使得个别情形下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好的措施难以深入落实。

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主体广泛。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做好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管理要求，该校成立了“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会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主任委员，分管安保工作的副校长担任副主任委员。“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督察办公室，挂靠保卫部，由保卫部部长任办公室主任，各相关部门科级干部兼职工作人员，开展具体工作。在高校，保卫部门是开展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导力量；党政职能部门、教学单位、群团组织和广大师生员工是开展工作的基础力量。明确参与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主体的综合性，既有利于增强学校各部门和全体师生员工参与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感，又有利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充分地发挥职能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

2 治理对象的综合性

对高校“治安”进行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首先，高校治安综合治理中的“治安”渊源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广义“治安”指国家治理有序，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社会治安问题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存在于迄今所有的社会形态之中，是任何政府或执政党都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是政府维护执政地位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内容。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党的执政手段在高校的延伸和落实[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治安”是一个“大治安”的概念，治理对象具有综合性，因此，高校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单一的，同样涉及到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它既包括通常理解的狭义的高校内部治安管理活动，如：校园秩序维护、治安案件查处、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信息安全管理、实验室安全管理、灾害事故预防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又包括高校为维护治安秩序和政治稳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如师生思想政治教育、法制安全教育及舆情研判等工作。

其次，随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逐步深入，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将会更为丰富。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责和任务在逐步扩大——从最初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到社会整体治安问题治理，目前已经扩展到禁毒、、反腐败、人口与计划生育、打拐、网络安全等方方面面。2011年8月21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综合治理的职责和任务进一步调整，成员单位也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工作内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工作。

3 治理手段的综合性

治理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治理的手段不能是单一的。要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多策并举，综合施治。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轻，知识层次较高，充满活力，思维活跃，承载着家庭、社会与国家对他们的希望。但是，因为生活经验有限、缺少对社会生活复杂化的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往往较为理想化。由此，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开展高校治安综合治理。

广州中医药大学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采取制度先行，责任落实到人，注重队伍建设，加强日常治安、交通、消防、网络信息及实验室安全管理，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考核考评的一系列措施。一是治安综合治理责任落实到人。学校与各二级单位（部门）分别签订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各二级单位（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第一责任人，各二级单位（部门）又把责任和任务分解与细化，成立部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小组，把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与工作任务层层量化分解，具体落实到人。二是实现学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化。制定有《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关于建立紧急重大情况报告机制的通知》、《广州中医药大学本、专科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广州中医药大学学生安全防范教育要点》等一批管理规定，将学校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全面贯穿于制度之中，使工作有章可循。三是提升保卫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保卫队伍建设，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体能训练，坚持“按章护校，服务师生”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增强队伍的团队精神，提高保卫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四是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如治安管理方面，各校区均设置安保工作指挥中心，建有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对校区路面和重点部位实行治安视频监控与24h巡逻相结合的安保巡查制度。校内产业方面，强化合作相对人的治安责任，督促其落实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消防管理方面，健全消防档案，明确防火责任，加大安全防火监督检查力度，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消防设施，组织消防知识和技能培训。交通管理方面，规范校园路道管理和停车场管理，教育师生安全文明出行。信息管理方面，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保障校园网络运行安全及信息安全。实验室管理方面，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进行严格管理，对要害部位进行重点巡查。五是有特色地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教育。学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保卫部等部门及各学院，通过课内课外多种方式，结合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利用高校教书育人的优势，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安全宣传教育。指导学生会、学生党团组织及学生社团组织，每年开展校园安全文化节系列活动，倡导安全理念，普及法律及安全知识。发挥大学生的热情与创造力，动员和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到学校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六是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年初有安排部署，年中有检查督促整改，年终有考核考评。每年年初召开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新1年的工作任务。由校领导带队进行1年3～4次的全校安全大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问题，发出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部门）立即整改解决。年终召开由学校党委书记主持，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治安综合治理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出色的单位（部门）给予表彰奖励。七是做好调查研究，维护好学校的政治稳定。坚持信息的搜集、分析和研究，严格隐患排查。

4 治理效果的综合性

治理效果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首先，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大为改善。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中医药大学受校园周边环境的影响，校园及周边治安形势一度十分严峻。自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工作20年来，学校重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降低，近几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其次，维护了学校的政治稳定。学校治安综合治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的局面有效地保证了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有力地保障了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既要维护校园安全，又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良好的育人环境对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够为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高校开展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发挥教育的引导作用，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责任意识和正确的思想观念；通过法制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能力。第四，高校治安综合治理能够汇聚多方力量，推进高校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综合治理是一种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管理模式。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综合治理模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多方获取信息，促进各方协作，全面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现有经验说明，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是改善高校治安环境，维护校园稳定的有效途径。“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不仅适用于高校治安管理方面，也可应用于高校管理的其他方面。凡是需要调动多个部门的力量，需要多个部门有效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都可考虑应用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

5 结语

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是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理论所要关注的内容。高校是师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学生的健康成长，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既是对学生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的体现。理清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综合性”，有利于充分认识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与工作任务，增强高校综治干部和全体师生做好治安综合治理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推进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深入落实，发挥好高校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读本[M].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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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当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人类生产和生活而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源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不停的增加。在我国工业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手段应用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社会生产生活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有效降低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产生的污染危害，已经成为目前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和中心。如何全面优化相关治理工作开展的效率和质量，就成为了相关人员的工作研究关键。

一、固体废弃物对水体产生的危害

固体废弃物对社会水体资源造成的污染现象最为常见，其污染的规模和力度也最大、最强烈。在我国当今社会相关环境保护的专家学者研究理论之中，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的污染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界定类型。点染污染以及面污染，都是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的主要类型。每一种分类下的污染类型，都有着不同的污染现象，以及与之相对应不同的污染治理方法。

所谓点污染，其具体指的就是能够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的固体废弃物，从一个集中的切入地点进入到水体资源之中，从而发生污染的现象。而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的面污染，则主要指的就是固体废弃物来自于整个水体资源的地表或者地下。但无论是哪一种存在形式的污染，都需要相关技术工作人员及时采用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加以治理。否则固体废弃物通过水资源的流动性传输，将流入到其他地区的水循环系统之中，甚至还会对农作物的种植田地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不堪设想[1]。

二、固体废弃物水体资源污染的治理方法

随着社会现代化科学信息技术手段应用水平的不断提升，有效缓解和降低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危害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增多。目前被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广泛应用的应对方式，主要可以根据其应用性质的不同，而进一步划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式以及生物手段三种不同的处理途径。

（一）固体废弃物的物理处理方式

固体废弃物的物理处理方式，是我国环境保护以及水资源治理工作人员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治理方法。所谓固体废弃物的物理处理方式，其具体指的就是当相关工作人员，发现能够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危害的固体废弃物时，通过采用破碎、碾压的方式将废物无拆卸分解的处理手段。通过应用现代化机械设备或者人力破碎的工作途径，改变固体废弃物内部物理分子的构成方式，从而降低其对水体资源造成的污染危害力度。相比现代化的化学治理方式和生物治理手段，物理处理方式所消耗的财力较少。对相应破碎分解工作的开展，提出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要求较低。在物理方式治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之中，相关工作人员能否准确判断出相应固体是否会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危害，就显得尤为重要[2]。

（二）固体废弃物的化学治理手段

固体废弃物的化学治理手段，是在物理治理方式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治理途径。固体废弃物的化学热分解以及降解的处理方式，都是化学处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应用化学热分解等各种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形式，相固体废弃物的一部分经过处理后还可以形成一定形式的自然生产能源。在我国当今社会的工业生产阶段之中，固体废弃物的化学治理手段，在热电厂的固体废弃物分解之中的应用最为常见。需要环境治理人员尤为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固体废弃物水体污染的化学治理手段可以和物理治理方式相结合应用。比如在建筑施工工作开展过程之中，保暖建设材料的降解和硅酸盐的化学分解作用等，都是通过应用化学治理手段处理固体废弃物的实例。

（三）固体废弃物的生物应对措施

固体废弃物的生物应付措施可以根据其生物种类划分领域的不同而分为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厌氧发酵以及好氧堆肥化处理都是生物应对的主要方式。厌氧发酵经常被应用在固体废弃物的微生物处理过程之中，而好氧堆肥化的处理手段则经常应用在将固体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营养原液的工作环节之内。通过利用推动生物分子的有基分解，实现固体废弃物向无机污染物的转化和发展，最终达到有效治理固体废弃物造成水体资源污染的消极生产现象。无论是哪一种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方式的应用，都需要相关技术工作人员能够采取对症下药的处理手段，才能实现治理保护工作质量的完善和提升[3]。

结论：总而言之，在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局可持续发展基本生态治理理念的影响下，有效缓解和水体资源的环境污染现象，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话题。在水体资源的污染类型当中，由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废弃物造成的污染力度最大。相关环保技术工作人员要深入了解各种固体废弃物在水体资源方面能够产生的实际危害，制定与之相对应的因对措施，才能实现环保治理工作的优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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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战略下社会的新变化

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升级：“互联网+”战略下，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发展生态。目前，“互联网+”正在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极大改变了一些行业的运行和发展模式，许多企业在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后发挥出了以往不具备的功能，从而使企业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成功转型，脱颖而出。首先，“互联网+”能够直接创造出新兴产业，促进了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其次，“互联网+”带动了传统产业变革。无论是工业制造还是农业生产，只要传统产业创新运用互联网技术，都能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总之，“互联网+”促进了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业等的融合创新，打造出了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

二、“互联网+”战略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因此成为必然要求。同时，互联网本身具有的诸多特征也为多元主体协同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从当前中国网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43.8%的网民表示喜欢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可见，网络空间已成为中国网民平等发表言论的重要场所。[2]网络平台的平等性使来自社会底层草根群体的声音，能够突破传统媒体时代的限制因素，更直接、更显著地被社会倾听并引发关注。这种来自网络的声音也正是普通民众要求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而网络的发展显然给予了他们满足参与社会治理需求的平台。

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共享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自由、自主地从网上获取、分享信息，发表意见，进行个性化选择。这内在地推动了社会治理开放性的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使更大数量、更广范围、更多类型的社会个体有了加强联系和互动的可能，大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协同。马克・格兰诺维特曾说：“互联网使我们对世界的情况了解更多，我们有了更多的弱连接，我们意识到了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观点。动员大众参加政治或其他活动更加容易。”如果将社会看作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那么形成多元主体整合性的社会协同治理，在互联网时代将成为可能。

三、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一）运用信息化工具，建立“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的社会协同治理信息系统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还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各个社会治理协同主体之间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信息的获取、分析、整合及利用。实现了治理信息的有效整合及全面覆盖。互联网搭建的信息协同技术平台就是要建立社会治理大信息系统，这一系统在硬件上要依托现有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相关通信企业，构筑信息协同大平台。同时，网络管理信息系统所具备的数据收集、分类筛选、计算和存储等功能，实现了对社会治理信息的锁定、跟踪、分析、整合、存储，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利用网络监督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监督机制

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权”与“利”，扩大公共监督，保障治理的公平与公正。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过程中，除了存在主体单一、效率低下的问题外，还存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果不公等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社会治理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首先，政府作为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常常对于社会问题反应迟缓、该管的事情不管，不该管的事情却大加干预。其次，其他治理主体，诸如企业、公民、社团组织等，又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性的参与社会治理，在参与治理过程中也不免存在各种非理性的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监督各治理主体及其治理行为成为了发挥社会协同治理功能的一大难题。然而，今天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曝光，似乎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不可否认，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高效、应用广泛的监督手段。尽管网络信息鱼龙混杂，但互联网时代，各治理主体通过网络形成的虚拟连接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决定其治理态度与治理行为。因此，网络平台既是合作协商平台，也是相互监督的平台。利用网络监督，有利于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监督机制。

四、实现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协同治理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2015年，“互联网+”无疑是最热的词汇，互联网技术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已然成为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在社会治理领域，实现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结合，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协同治理的效率、创新社会协同治理的手段、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另外，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中国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要坚持创新驱动。而这里的“创新”显然也包括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制度、模式和手段的创新。因此，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有利于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推动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革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推行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的社会协同治理，既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延伸，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需要。当然，从实践的角度看，对“互联网+”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推进过程应保持应有的理性。毕竟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而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如何使“互联网+”社会协同治理发挥正效应，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总之，“互联网+”战略下，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还需要结合互联网时代我国社会的特征和现实情况，进一步的细化和具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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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分析

1. 1 畜禽养殖业污染量计算

畜禽粪便量计算采用的方法是在不考虑饲养周期的前提下，将猪和家禽的存栏量看作当年中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饲养量，而这个稳定的饲养量由猪和家禽的出栏量与其增补量相抵消来维持，畜禽粪便量 =存栏量 日排泄系数 365。本文整理了主要畜禽养殖品种的排泄系数及污染物含量。

1.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畜禽粪便堆放及冲洗过程中极易流入水体: 一方面在饲养过程中直接排入水环境; 另一方面在堆放储存过程中因降雨和其他原因进入水体。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一般在 30% ～ 40% 左右。按30% 计算，2011 年河北畜禽粪便流失进入水体的COD 达到 81. 57 万 t，超过 2011 年河北排放工业废水中 COD 排放量 19. 4 万 t 和排放生活污水中 COD排放量 24. 6 万 t，甚至超过两者之和。畜禽粪便流失已成为一些河段最大的有机污染源。

2011 年河北省环境公报公布全省水环境状况: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氨氮、TP 和 BOD。其中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所占比例为 37. 3%，全省水体污染较为严重。畜禽粪便对水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如果合理控制畜禽养殖业污染，将有助于改善水体环境

2 畜禽养殖业污染经济分析

2. 1 畜禽养殖业污染的经济根源

2. 1. 1 畜禽养殖业外部性分析

畜禽养殖污染主要来自于畜禽粪污，如果养殖场投资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必将增加养殖场的生产成本，但是如果大多数养殖场为了获得高的经济利益，对畜禽粪污只做简单处理或不做处理就直接排到环境中，会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从而导致居民生活环境恶劣、疾病传播等

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的出现，表明外部性对经济效率带来了损害。以数学模型来说明。对养殖户而言，其养殖费用包括两部分: 一是养殖成本，设为 C1;二是治理污染成本，设为 C2。

若养殖户不治理污染，则社会付出成本，设为 C3，并假定养殖数量为 Q，畜禽产品价格为 P。若养殖户不治理污染，养殖户的盈利 R1为:R1= P Q - C1( 1)此时社会总福利 F1= R1- C3= P Q - C1- C3( 2)养殖户对畜禽粪污进行治理，将增加治理污染成本 C2，此时养殖户的盈利 R2( 假定养殖量不变) 为: R2= P Q - C1- C2( 3)社会总福利 F2= R2- C3( 4)由于养殖户治理了污染，也就没有了社会成本，即 C3= 0，则 ( 4) 式变为:F2= R2= P Q - C1- C2( 5)( 1) - ( 3) 得: R1- R2= C2( 6)( 5) - ( 2) 得: F2- F1= C3- C2( 7)

所以私人成本社会化使养殖户获得超额利润C2，这一利润是以社会付出超额社会成本 C3- C2为代价的。养殖户不关心河流和空气污染，更关心养殖厂的收益，追求超额利润，减少了治理污染的私人成本，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2. 1. 2 公共资源产权界定模糊

产权指法人主体或 个人对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对于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资源而言，其产权明确，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保护。然而公共资源不具有排他性，其使用不受限制。对于养殖业来说，养殖户无偿地使用河流、水库等公共资源，随意将畜禽粪污排入水体，结果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随意堆放造成空气污染、病菌滋生，影响居民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然而作为集体所有的公共资源，其产权难以分割，导致资源低效配置和过度使用，必然加剧环境恶化。

2. 1. 3 政府失灵

政策失灵。主要是政府制定政策没有充分考虑环保问题，过分追求经济的增长，导致环境的污染状况的恶化。比如政府出台鼓励发展畜禽养殖业的相关政策，如果没有关于控制畜禽养殖污染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环境污染。

管理失灵。主要指政府管理部门在实施政策方针时，一方面可能出现部门协调不足，导致政策不能有效实施; 另一方面是环境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污染者通过向政府部门行贿，逃避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或者降低环境标准，少交或免交排污费，出现政府管理失灵。

2. 2 畜禽养殖业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

2. 2. 1 庇古手段

( 1) 征税手段

征税手段是政府通过征税迫使生产者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对于养殖户来说，当政府征收排污费时，养殖户有三种选择: 缴纳排污税费、减少养殖量或者投资购买治理污染物的设备和设施。由于养殖户可以通过建设污染处理设施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因而粪污的排放量不再随养殖规模的变化而同比例变化。MEC 代表边际成本，MN-PB 代表养殖户没有处理设施，其污染如排放量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同比例增加的条件下，养殖户的边际私人纯收益曲线，MAC 代表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曲线。当存在养殖户自身治理污染的可能性时，最优污染水平以及排污税费的征收标准，应根据 MNPB 和 MEC 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可以看出，当污染物排放量低于 W 时，养殖户支付的边际治理成本高于社会付出的边际外部成本，此时对社会来说，不治理比治理有利，因为养殖户所支付的治理成本也是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当污染量高于 W 时，养殖户支付的边际治理成本低于社会付出的边际外部成本，此时对社会，治理比不治理有利，养殖户为追求最大利润而将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到超过 W的程度，从而损害社会利益。由此可根据 W 的边际外部成本来确定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将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在 W 水平上。

( 2) 补贴手段

对正外部性进行补贴。对于产生正外部性的养殖场，因其生产过程中产生了环境效益及社会外部收益，而这部分收益未被养殖户纳入自身生产决策，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养殖户的最佳养殖规模和产量对于社会来说还不是最优。从社会效益最大原则出发，政府给予养殖户适当补贴，从而扩大养殖规模，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佳，补贴额度正好等于外部效益。对负外部性减少补贴。畜禽养殖不可避免地产生污染，很难完全消除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所以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外部性。对负外部性减少的补贴措施主要有补助金、低息贷款和减免税三种形式。当养殖户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可从政府那里得到补助金; 当养殖户采取一定的污染治理措施及建设设施，政府可以提供给他们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贷款; 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快折旧、免税或者回扣税金或费用形式对采取污染治理的养殖户予以支持。

2. 2. 2 科斯手段

科斯手段中重要的手段是排污权交易。该手段是建立合法的排污权，并允许该权利买入与卖出，以此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对于畜禽养殖业，政府可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分成若干排污权，通过拍卖等手段，有偿分配给养殖户，养殖户根据自身的利益，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排污权交易用于畜禽养殖业污染控制，最重要的是首先应该明确界定产权，若养殖户拥有产权，可以不负担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居民是外部损害的直接承担者; 若受污染的居民拥有产权，养殖场无权污染环境，如果造成环境损害，应承担相应责任。按照 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应明确受污染的居民拥有产权，养殖场为了避免承担污染环境的责任，可以进行排污权交易。

2. 2. 3 庇古手段与科斯手段的比较

庇古手段较多依靠政府干预，而科斯手段更多依赖市场机制; 庇古手段既能适应计划经济环境，又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而科斯手段只能适应市场经济; 在面临 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庇古手段更加有效，而面临 政府失灵时，科斯手段可能更有效; 庇古手段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而科斯手段对技术水平要求较低; 庇古手段的实行与产权界定关系较小，而科斯手段实行前需界定产权。二者各有利弊。实际应用这两个手段时，应考虑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使二者达到完美结合。

3 污染治理方案

3. 1 农村散养户

据统计，2011 年河北省猪年存栏 100 头以下养殖户占 95%; 鸡年存栏数 2000 只以下占 96%;肉牛饲养规模 50 头以下占 99%; 奶牛存栏数 5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 95%。可见河北省小规模养殖户和分散养殖户占多数，具有养殖标准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不高、污染严重的特点。所以对于农村散养户以及小型养殖场，可通过农村连片整治规划，按照 源头削减、清洁生产、资源化综合利用、防止二次污染的要求，推广生物发酵床、干湿分离堆肥及厌氧发酵等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基本流程如下: 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沼气池或厌氧反应器 ( 生化池) 氧化塘人工湿地农田灌溉或达标排放。

3. 2 大中型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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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定义

固体废弃物治理是指在政府主导下政府与社会参与者管理固体废弃物事务的所有方式方法与行动的总和，包括固体废弃物处理、管理和政府与社会参与者及社会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等方式方法与行动，向社会提供物质资源、能量资源、环境容量等资源性产品和固体废弃物处理服务、资源环境保护的教育及相关投诉的处理服务等服务性产品。

固体废弃物治理的环境容量与服务性产品是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竞用性的“公共物品”。固体废弃物治理的研究对象是政府与社会及社会各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的方式方法，其目标是均衡消费者利益与社会成本、效率与公平，遏制市场失灵，促进固体废弃物处理产业化与产业发展，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及社会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门社会技术，需要综合应用行为分析、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研究、制定社会组成的“个体”对“他人”跨界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响应方式、方法与途径，研究政府、社会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与固体废弃物处理和管理不同。

固体废弃物处理的研究对象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技术，属于工程技术领域，目的是妥善处理废弃物，强调的是固体废弃物减量、排放控制、分流分类、收集、转运、处理处置等处理作业及其协调推进。固体废弃物管理的研究对象是政府对固体废弃物处理行业的管理，属于管理学范畴，目的是保证固体废弃物处理行业有序发展，强调的是政府的行业管理作用。

2、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基本任务

固体废弃物治理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遏制市场失灵，共同推动固体废弃物处理产业发展，根本目的是确保固体废弃物妥善处理。为完成固体废弃物治理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必须做好源头需求侧管理、固体废弃物处理体系的建设与管理、固体废弃物治理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固体废弃物治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等工作，这是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基本任务。

2.1 完善源头需求侧管理

理清产品生产者、废弃物排放者和处理者的责权利，将源头需求侧管理资本化，切实落实污染者负责原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通过减少资源消耗和产品废弃物产量、推动可持续消费、促进废弃物分流分类储存与排放、提高再生资源回收率与鼓励源头自处理等措施，减少固体废弃物产量和排放量，为后续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创造有利条件。重点做好分流分类、源头减量与回收工作。

2.2 建立协调的固体废弃物分类处理体系

建立收运体系，建立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足够能力的处理设施，建设足够库容的满足炉渣处置和应急所需的填埋场，促进固体废弃物处理链的源头减量、排放（控制）、收集、转运、处理（回收利用）、处置等作业环节形成产业链。落实“谁治理谁获利”原则，综合利用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和行政手段，确保固体废弃物处理产业发展，形成以资源回收利用为核心的固体废弃物分类处理循环经济体系，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和能量资源，减少后续环节的废弃物处理量和进入填埋场的处置量。重视乡镇农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提高乡镇农村垃圾处理水平。

2.3 建立健全固体废弃物治理的供求关系

在研究固体废弃物治理的需求与供给的基础上，研究与建立健全固体废弃物治理的供求关系，均衡固体废弃物处理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并动用政府管制工具，尤其是经济工具，协调社会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与社会福利。

一是根据上游排放的固体废弃物的“质”与“量”，确定下游固体废弃物分类处理的方式与规模，确保已排放的废弃物得到及时且妥善的处理，同时，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应留有一定余量，以备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增大和发生突发事件时应急之需。

二是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准入与退出机制，建立健全经济调节平台，创新投融资模式，建立健全以服务效果为重点的考核考评机制，确保固体废弃物治理服务的供给满足社会需求。

三是“划片而治”与社会自治，整合固体废弃物排放者与处理者，即让废弃物处理者与排放者直接“交易”或二者融合，让固体废弃物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与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外部经济性“内部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四是协调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或废弃物排放者）之间的利益，促进产品生产者减少资源消耗和产品废弃物产量，减少消费者的利益损失。

2.4 兼顾效率与公平

加强固体废弃物治理的投入与产出分析，制定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排放费收支机制与治理产品的价格机制，增加信息透明度，打破垄断或垄断性竞争，消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不合理差别，制定与落实惠民政策，促进政府与社会共治，兼顾效率与公平。

3、固体废弃物的综合治理

3.1 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准则与方法

固体废弃物治理准则是确定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的依据，也是开发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时必须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具体要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无害化，循环型社会系统建设要求资源化和减量化，资源节约与保护及经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节约土地、节约资金以及资源化和减量化，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居民满意。由此可见，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准则主要包括：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节约土地、节约资金和居民满意。治理方法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理方法及维持治理意义上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和程序，呈现 3个层次，一是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为最重要的治理方法，二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分流分类为应该优先选用的方法，三是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为垃圾消纳的硬方法。固体废弃物治理应善用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优先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推进固体废弃物分流分类，因地制宜地推进物质回收利用、生物转换、热转换和填埋处置，多措并举，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

3.2 固体废弃物治理的综合方案

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是指根据固体废弃物的成分或特性，结合当地产业、经济、科技、地理和人文条件，优化组合多种治理方法，回收物质和能量，以废治废，实现垃圾处理集约化、资源化、专业化和无害化。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可以采用综合处理基地方式集中处理，也可以通过构建信息交互系统，采用虚拟生态工业园方式分散各处理单元或单位紧密关联的处理。遵循以下4个原理。

3.2.1 共生性原理

通过不同企业或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为企业和流程各环节产生的废物寻找下游的“分解者”，建立工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有效削减固体废物产生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固体废物的处理负荷。此外，固体废物设施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

3.2.2 地域性原理

固体废物处理设施的配置以及各种设施之间的配置顺序，因所在区域的固体废物（原料）特性，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具有区域的特殊性。

3.2.3 环境安全原理

应避免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在运行过程中对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如应避免填埋场产生的渗沥液对土壤和水体的影响，避免垃圾焚烧排放的有害气体对大气的污染等。

3.2.4 循环再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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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积极推进城市文化治理工作进展是当前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何塑造、保护、开发城市文化既是城市问题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也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

当今世界，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和公共管理者的公认，重视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一座城市是否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关系到这座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城市文化治理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值得欣慰之处，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提出，对新的治理方式的摸索，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的不断增加，市民素质的提升等。这些进步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看到城市文化治理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城市文化治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主体等多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1.2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1.2.1治理主体单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根本要义，现实情况中，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治理主体依旧只是政府一元，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效果不明显。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城市文化多元治理主体中极为重要的一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治理力量得到壮大。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社会组织依旧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独立性不足、人才不足、协作能力不足等方面。1.2.2治理方式落后受传统行政模式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管理方法缺乏民主理念和服务精神。多数情况下，政府管理方法属于专制型方法，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把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官”，把管理对象看作是普普通通的“民”，极大降低了城市文化治理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专制型的政府管理方法使得政府只注重统一性，忽视了差异性，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掩盖了人们的个性，他们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出来，致使行政工作单调乏味，缺乏灵活性，降低工作效率。②治理方式缺乏引导性。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然而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多空白，治理工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不理解，从而产生各类矛盾。③治理技术手段更新滞后。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府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不足，技术手段更新滞后，电子政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1.2.3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传统的城市文化管理领域政出多门，城市文化治理在资金投入方面存在资金投入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效益低下等问题，从而导致城市文化治理资金投入不足，无法满足治理要求。1.2.4治理队伍建设滞后人是一切工作的实践主体，队伍建设关系到城市文化治理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队伍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治理队伍规模较小，队伍积极性不高以及队伍专业性不强等三个方面。

1.3各类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①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政府过度集权，宣传效果不佳。②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文化治理体系。③教育类城市文化治理：经费投入不足，服务质量较差。④生活类城市文化治理：不能充分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

2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2.1政府在治理理念上缺乏服务意识和系统规划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发展压力渐大，政府培养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势在必行。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管制的色彩大于公共服务的色彩，官本位思想横行，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效率低下，政府短视等问题层出不穷。

2.2政府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确

治理理论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去中心化，即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原来的绝对核心角色转变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政府在公共管理总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向市场分权、向社会甚至公众分权是治理理论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自身准确的角色定位是城市文化治理有序进行的关键。

2.3市场组织、市民等治理主体参与意识淡薄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题中之义，城市中的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市民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然而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市民等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不足，从而使的城市文化治理未能取得一定进展。

3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对策建议

3.1完善城市文化治理主体

①充分释放市场潜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类城市文化和生活类城市文化的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市场参与，实现市场经济组织与政府对城市文化的共同治理。②充分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既需要政府鼓励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组织自身谋求变革，追求创新，从而加速自身发展。③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城市文化的治理当中。公众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一方面需要政府要赋予公众一定的权利，包括政策制定前期举行市民听证会，通过网络渠道倾听市民政策建议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提高自身素养，养成城市主人翁意识，提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3.2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手段

①更新文化治理部门的设施设备，提高文化治理部门治理效率。设施设备的更新是创新治理手段的物质基础，没有先进的设施设备，治理手段智能化、科技化都无从谈起。这既需要文化部门引进相关人才，以合理选取设施设备，操作维修设施设备；也需要有合理的资金配置机制，以满足设施设备更新的需求。②转变文化治理部门工作人员观念。设施设备的更新不是创新治理手段的全部，如果人的观念得不到及时更新，再先进的设施设备也无法起到提升治理效率的作用。文化治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充分学习相关技术知识的同时，转变传统行政观念，奉行效率至上、服务群众的理念，尽快掌握新的治理手段。

3.3创新城市文化治理体制机制

首先，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投融资机制，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多种投入主体的城市文化发展机制。一方面需要转变政府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合理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增进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改善社会力量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鼓励捐赠以吸引社会资金，转变传统的单一财政拨款形式，畅通社会资金投入渠道，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最后，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为科学的城市文化治理投资机制提供立法支持。

3.4提高城市文化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①改革文化部门聘任制度，区分文化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按照岗位要求择优聘用，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构建科学的社会评价机制；对管理人员实行直接聘任、推选聘任和委任等多种任用方式，建立竞聘上岗制度，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增强文化部门活力；对工勤人员实行合同聘任制，加强工勤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规范工勤人员的进管出环节。②完善文化部门聘后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辞退制度。对受聘人员的工作情况实行年度考核，坚持客观、公正的考核原则，努力形成科学的领导评价机制，把考核结果作为晋升、奖惩、辞退的主要依据。

3.5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各类社会问题、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实行以以人为本为根本理念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势在必行。改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现状，关键在于政府要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

3.6提高市民参与度

由于政治类城市文化特殊性（政治性、权威性、敏感性）的关系，本文认为该类城市文化的治理主体应该包含政府和市民，政府作为当前政治类城市文化的最重要主体自然不用多提，市民对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的参与不足是其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完善治理主体最为关键的就是增进市民的参与。

4结束语

城市文化治理的要义在于清楚地认识到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全面践行治理理念。因此，对“城市文化”和“治理”两个概念的认识深度直接影响城市文化治理的效果。论文以上述两个概念为重心，对城市文化治理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以期对当前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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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坚实后盾。但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个人利益，人类不惜以牺牲环境达到目的，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反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分析，环境污染问题就是人类长期从事生产、生活等社会经济行为所带来的，现在它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引起经济社会与自然、人与自然等关系失调，如不采取有效手段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后果将会极其严重。

一、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现状的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在环境污染治理上取得了斐然成绩。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表面现象背后的一些问题，在环境污染治理上，行政手段有余，经济和法律手段严重不足，即使政府付出了高额的管制成本，但是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面前依然束手无策。环境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经济、法律等方面考虑如何推进工作。从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来看，一系列不当的社会经济行为是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所以，经济手段的运用才是关键，行政手段才是保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等手段理顺分类资源产品的价格机制，促使市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导向主动选择最优方案，主动调控节能减排空间。

二、经济手段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实施情况

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经济手段源于经济学研究的“企业外部性”问题和“内部化”理论和实践，其结果是改变传统的企业投入―产出的本利分析模式，改变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仅对环境污染实施“末端”治理的一种经济调控方式。它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多种选择，刺激他们通过成本和效益比较选择最有效或最有利的治理方案，减少环境管制成本支出的同时，也能合理配置各项资源，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主要使用了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税等经济手段。每一种手段都有着自身的优势和作用，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效果差、效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第一，排污收费上，收费对象不全、收费标准过低、收费管理混乱，甚至存在“讨价还价”和非法使用不予付费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环境污染治理费用远远超过缴纳的排污费用，这就导致不少经济主体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自主进行污染治理，严重削弱了排污收费制度的作用。第二，由于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加之监管机制不完善，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形成一种良性关系，妨碍了这一手段的实施。第三，环境税实行以来，由于征收范围窄，缺乏多样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加之一些环境税协调性严重不足，以致环境税作用发挥有限。

在利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肯定它的功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隐藏在表象之下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难以保证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更为环境污染治理带来了新问题，对此，只有找原因、提新意，才能逐步消除问题、促发展，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经济措施分析

基于经济学研究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讨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切实发挥经济手段的功效。因而，针对经济手段实施中的问题提出了以下五点措施：

第一，健全排污收费管理机制。要想使排污收费制度切实起到效果，亟待组建一个具备高素质的执行主体，通过他们健全排污收费管理体系，深入挖掘隐藏在背后的问题，同时严格按照制度收取排污费用，做到管理严格，以提高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权威性。另外，还要优化管理制度，既要做到依法收费，又要强调管理效率的提升。当然，在管理效率提升上一定要加强收费人员业务素质建设。其次，将浓度与总量结合在一起，改变过去超标收费，向超标加倍收费形式转变，逐步提高收费标准。此外，对同一排污口含有的污染物质进行分别收费，使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转变。由于收费标准的转变，经济主体出于效益考虑就不会忽视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再次，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市场经济主体认识到依法缴纳排污费的必要性，以及不按规定缴纳的严重后果，使其自觉缴纳排污费用。最后，合理使用排污费，常言道“钱要花在刀刃上”，在排污费使用上更要做到如此。

第二，完善监管机制，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措施。对于排污交易权中存在的问题，要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从理论上讲，对市场上每一排污单位进行全天候的连续性监控是最理想的情况，但从技术上讲，这需要有充分的技术作为保证，可是我国环境监测系统技术水平并不高。对此，需要不断提高技术环境监测人员业务素质，引进先进的环境监测系统，对排污权交易进行高效而严格的管理。例如，某市发生自来水严重苯超标问题，调查结果是该市石化20世纪80年生泄漏事故后污染物渗入地下，现在渗入某水务集团水厂自流沟造成。这一事件完全揭示了我国水环境污染监测上的漏洞，如果监测得当、高效，自来水污染就有可能避免，足见环境污染监测的重要性，所以不能忽视这一项技术工作的推进与建设。

第三，在全国范围中推广使用排污许可证，逐步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刺激让市场主体采用低费用、少污染的排污措施，从而使污染源合理布局，控制环境污染问题。

第四，建立成熟且完善的税收机制。目前，我国生态税收还停留在准收税阶段，而美国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对此，我国要针对当前环境污染现状及其需求制定一套完善的、成熟的环境税体系，尤其要确保生态税的完整性，这一点上可借鉴西方国家。同时，还要建立科学的税收调控机制，以提高环境税的适用性。

第五，加强其他形式的经济手段的落实与实行。除了上文提到三种经济手段，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手段还有押金返还、政府补贴等。在押金返还上，可适当提高金额或提高污染物排放检验标准，以加强污染物回收、治理。政府补贴可以减少排污单位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为鼓励排污企业积极落实“治污”工作，政府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从财务上给予其多形式的优惠政策。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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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为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的直译，我国官方文件里一般称之为民间组织。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涵义，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提出的非政府组织定义，即非政府组织泛指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它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非政治制度不断趋向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义

（一）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性和社会代表性，在信息收集、传递和资源整合方面具有优势。危机通常产生于社会基层，非政府组织凭借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能够从民间的视角出发及时发现危机的根源和苗头，并将危机信息传达给政府和社会，从而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当公共危机爆发时，非政府组织则具有汇集各方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优势，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基础进行社会动员，凝聚和整合人、财、物等资源，从而有效降低政府危机治理的成本。

（二）有利于提供专业化帮助

非政府组织往往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为公共危机的治理提供专业化帮助。在危机爆发前，非政府组织能够从专业化角度判断公共危机的等级，协助政府制定危机预案；在危机爆发时，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专业救援和管理，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在危机爆发后的恢复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开展专业心理辅导，鼓励危机事件中受影响的群体树立生活和工作的信心，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促进公共危机治理理念的树立

传统的公共危机管理认为政府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随着公共危机事件日益呈现的突发性、公共性、多样性和紧迫性，公共危机处理的主体和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形成"多元主体论"的公共危机治理格局。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唯一主体，而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将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企业和媒体等社会力量纳入危机治理中，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网络。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保障不到位

目前我国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足，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法，并没有将非政府组织纳入危机治理主体中来，而且各级政府的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也都没有具体规定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权利和责任。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还没有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缺乏合法性地位，也导致其在危机治理中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善款的募集、管理和使用的不明确，难以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二）社会公信力不足

受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家长式"管理的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非政府组织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而且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完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也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因此当危机事件爆发时，公众还是过多依赖政府进行解决，而对非政府组织缺乏社会认同。

（三）协调机制紊乱

传统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是以全能型政府为单一主体，使公共危机的应对实际上成为了政府的内部事务，忽视了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处理中的重要作用。即使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处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也只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使非政府组织被动接受既定决策，二者之间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缺乏合理分工和沟通协调。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缺乏统一指挥和协调，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力量分散、效率低下并缺乏自主性。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扶持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1、保障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地位公共危机治理关系到公共利益，但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不健全，而且其参与危机治理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因此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在权责分明的基础上实现协同治理。一方面，应尽快出台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地位、权利、责任、工作程序、资金管理和监管，保障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增强其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法律，保障其参与治理的权利，畅通其参与的渠道，界定其与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关系，规范其在危机治理中的行为方式和运行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2、改革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存在双重管理体制，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相分离。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独立发展。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中，需要改革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一方面，要降低非政府组织的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引导非政府组织建立和运作的正规化；另一方面，要由政府直接监管向间接监管转变。即政府主要以经济手段、财政税务手段以及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监管模式，通过经济和法律杠杆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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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具有广泛性的公共特点的管理组织，而且在社会中不以经营利益为目的的事务组织活动都是公共管理模式范围内的，例如，广泛社会自治力量组织的活动、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它们都是由公共管理主体管理范畴内的，这些组织通过与政府一同进行合作，有效开展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并且以公共利益为直接管理目标进行相关公共管理工作。但是近几年，在公共管理工作中，有效人认为可以将公共事务交给私人自主进行公共管理，进而出现了将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包给私人组织管理工作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由于私人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与公共管理思想不符，所以不可以将公共事务交给私人组织，要严格按照相应要求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确保公共事务能够正常实施。

（二）公共管理的主要目标就是服务于公共事务，主要是通过提高社会治理活动效率来体现的，它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也确保我国共享社会的成就发展。公共管理目标体系是具有多层次特点的，它最终的目标是提高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和促进我国各个利益发展，所以在实施公共管理体制时定要注重社会公平，有效提高社会发展效率，并对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力给与不断的支持，保障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为社会发展带来帮助，良好提高整体服务质量。

（三）对于公共管理形式来说，其管理手段和管理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围绕的范围是政治、法律（政策）和管理几个方面构成的公共管理形式。现今我国社会治理过程由于过分追求专业化要求，已经脱离了政治、法律（政策）和管理的手段，而在工作是只运用其中一种手段进行工作管理，但是随着公共管理形式的崛起，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所以的公共事务都需要将政治、法律和管理的手段进行结合，这样才能有效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因此，公共管理的手段是法治基础之上，在通过公众参与而提供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形式，通过依法治理、民主行政、科学管理三个基本方面所形成的公共管理手段。

（四）公共管理體系是通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所形成的，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关系形成的纽带，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项目为主要目标，传统的社会治理活动多数有政府来管理，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民主也逐渐的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机构，但公民权利也受政治途径所局限，民主治理形势完全没有发挥其作用，依然是政府垄断社会治理形势。而公共管理形式属于非政府组织和不同类型的自治力组织的管理范围，这样使得政府垄断社会治理形式受到的不小的>中击，所以政府现今已经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治理体系中去了。这样公共管理系统就会表现出良好的结构体系，有效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良好增强多元治理体系的互动形式。

二、公共行政形式到公共管理形式的变革过程

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生存环境受到影响，这样才导致公共行政形成公共管理形式。我国的公共行政在工作中一直承受着社会治理的负担，并且在工作时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二十世纪末，发达的市场体系与先进的私有部门管理意识的衬托中，我国社会主流的公共部门出现管理效率逐渐下降，活力也渐渐匮乏等问题，而且因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财政危机事件、管理危机事件和信用危机事件，由于这些因素迫使人们对公共行政管理理念和管理发展进行从新审视。

我国的公共管理形式是直接通过公共行政形式中转变而形成的，公共管理还没有出现时，政府一直以公共行政为基本社会治理形式，可以说公共行政形式通过改革形成的公共管理形式，而公共管理形式的出现就意味着，以工业社会治理模式为代表的公共行政形式的终结，但这并不代表公共行政问题的完全消失，公共管理形式一定要根据公共行政形式存在的问题，有效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提高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公共管理形式是具有多元治理主体合作而成的形式，这样也使原有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和分离形式进行转变，逐渐向融合统一的形式发展。而且相关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要与私人管理部门的管理形式相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项目，有效确保我国公共管理形式的良好发展。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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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水平有待提高”等弊病，倡导从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向现代模式跨越。如果说传统环境治理是政府直控下的政府加市场的二元治理，那么现代环境治理则将是市场、政府、社会等的多元治理模式。对于农村环境治理来说，如何使农村社会中各环境利益相关者成为环境治理参与者，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这就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相同属性的“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关系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一种体制化的……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拥有这些资源”。②而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同物质和人力资本一样能产生社会价值。社会资本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人之间和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资源，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三个组成要素。社会资本理论提出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研究领域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这一理论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原因在于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软资本”，能够促进社会组织网络之中的良好共生关系，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绩效，提高社会运转效率，激发社会持续的发展活力。在社会、人群、组织之中如果缺少了这种黏合剂，则社会合作就会出现障碍，制度效能就会出现问题。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引入社会资本机制，可以弥补政府单向管理的不足，有效地解决人们在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利益冲突，减少摩擦，增进协调合作和参与，促使人们遵守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是更有效率、更人性化、更有灵活性的有效的环境治理手段。而相对于城市来说，我国农村的特殊社会状况也决定了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一，我国农村社会“村民自治”管理模式使政府难以在环境治理中直接发挥效力。我国自1983年实行乡镇体制以来，农村的治理方式演变为“乡政村治”模式。乡以下的村落不设政权建制，而代之以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村委会根据村民意见实行社会事务的自治管理，这种管理不具备国家强制力，而是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村民集体意志为基础，具有高度的自治色彩。而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并不是村民自治组织必尽的义务，农村环境保护任务对村民来说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农村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很容易发生“公用地悲剧”现象。

其二，我国农村社会蕴藏着大量的社会资本。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社会人口流动性加大，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疏远淡薄，但是我国大部分的农村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曾经描述过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血缘关系、熟人关系为基础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化进程中这种社会结构特点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农村社会仍然以家庭、家族、亲属、熟人等关系为纽带，而所谓“熟人社会”中蕴涵的信任、互惠、合作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要素仍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丰富的社会资本要素稍加利用，就能够在环境治理中发挥出良性作用。

二、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

社会资本包含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三个组成要素。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三者之和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弥补传统“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的不足，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1.规范机制

规范是对人类相互行为的约束，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环境治理中的规范要素，即使是没有强制力为后盾的非正式规范，对人的行为都有一种软约束的作用或凝聚的作用。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足够的规范作为制约力量的话，则会导致社会的管理与监督成本增加。农村环境治理目标在于农村环境的最佳治理效果，这意味着每一个农村环境利益相关者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使每个个体在追寻自己的环境利益时不会损害他人和国家的环境利益，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规范这种社会资本的建设。目前我国农村环境的正式规范并不健全，没有专门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同时非正式规范对于农村社会的约束力也不强，“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很普遍。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村环境治理效果。

2.信任机制

环境治理是在一定区域内发生的，并且通常是以一个行政区域为单位。生活在这一区域中的人必然与这个“共同体”发生联系。在同一空间中长期共同生活是人群不仅仅在物质生活上会发生长久而紧密的联系，在其他的方面，如价值观念、组织结构、人际互动等各个方面都会形成一定的密集的联系，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构成社会资本的基本要件。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主要有政府、环保部门、企业、村民等几方面，形成或强或弱的关系网络。其中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构筑起良好的关系网络资本，对于农村环境治理效果有重要的影响。二者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意味着沟通机制的畅通、多方参与、伙伴关系和高信任水平。政府(包括环保部门和具有准政府职能的村委会)是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和治理行为的决策者、组织者和主要作为的实施者。政府在村民中的口碑与受信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状况和信任环境。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环境利益协调机制、环境信息沟通网络对于农村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网络关系的质量与分布状况，决定了人们达成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和效率。关系紧密、沟通顺畅，各主体之间信任度较高，则社会治理的效果就会较好;反之，各主体之间彼此不信任甚至敌对抵触，则环境治理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3.关系网络机制

一个共同体中关系网络的维持、规范约束作用的发挥需要以社会信任来保证。“没有互相之间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不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社会信任的缺失会直接导致社会危机的出现。良好的社会信任是一种风险规避机制。信任机制作为社会资本的内在机制之一，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是一种比行政和市场手段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治理手段，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治理效果。环境利益相关者彼此间信任的存在能使双方对未来有一个明确预期，并由此达成互惠合作，从而减少交易成本。规范和关系网络的构筑使社会产生良好的信任机制，三者之和等于良好的社会资本。良好的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正式与非正式规范的凝聚，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从而将农村社会各个分散的环境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利益诉求、环境权益等凝聚在一起，有效地解决人们在农村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有效地弥补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不足。反之，忽视社会资本因素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会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三、发挥社会资本效应，支持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作用与功能表明，良好的农村环境治理依赖于农村社会丰富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村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就强，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合作就更容易，环境治理的效果就更好。而社会资本的缺失必然会制约环境治理的效果。因此，培育和利用农村社会资本是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

第一，培育运用农村社会丰富的社会资本，组织农村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环境治理。我国农村社会成员基本上处于分散、无组织的状态，他们在环境利益的竞争中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这对农村环境治理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阶层，也应当有自己的环境利益组织，并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环境决策过程中反映自己的环境利益和诉求。将村民组织起来形成环境利益方面的协会来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能力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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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源应用率提高，环境问题逐渐成社会发展的关注焦点，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破坏了社会自然环境，土壤淋洗技术是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技术，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上环境污染全面治理的实施，结合我国环境治理的发展实际，对土壤淋洗技术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水平得到提高。

1 土壤淋洗技术概述

土壤淋洗技术是现代环境治理中经常应用的一种先进技术，从我国环境治理的技术应用实际来看，土壤淋洗技术能够从实现单一污染土壤、复合土壤等多种形式的污染土壤还原，为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重金属土壤污染带来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土壤淋洗技术在现代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可以对重金属污染中产生的多种污染进行还原处理，其中包括还原气体、固体、液体等形式的重金属污染源技术，为促进我国社会环境治理与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土壤淋洗技术是新技术手段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结合土壤淋洗技术在实际中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土壤淋洗技术的基本特点可以归结为清洁性高，污染小等特点，对我国社会环境的治理提供了完善的发展空间，土壤淋洗技术在我国社会环境治理中的应用，是我国社会发展实现绿色化、生态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2 土壤淋洗技术的应用流程

土壤淋洗技术在社会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实现环境治理的实际效果，对土壤淋洗技术的应用流程进行分析。其一，土壤淋洗技术的应用中原位复位清洗技术实行初步清洗，原位复位技术结合超分子技术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相关土壤进行初步清理，这一阶段结合淋洗液重力或在外力的作用下，对重金属造成的污染进行处理，从而达到保障环境清理的作用，土壤淋洗技术在初级清洗中应用的主要原料采用复原技术为技术的清洗液，实现了重金属土壤淋洗中，淋洗液对土壤的伤害性较低；其二，土壤淋洗技术应用中采取现场淋洗技术，现场淋洗技术的实际应用作用性较高，可以对重金属土壤污染中掩埋重金属土壤，受到重金属侵蚀的土壤进行金属处理，实现土壤淋洗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采用重金属土壤污泥脱水处理后，采用高分子技术吸附污染中的重金属原料，最终将经过处理的土壤进行土壤回收环境处理，完成土壤淋洗技术处理的过程。

3 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技术的应用

3.1 无水淋洗剂的应用

重金属污染是土壤污染的主要形式之一，土壤淋洗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从土壤污染源产生的原因，实现重金属土壤污染的合理性治理。土壤淋洗技术的应用中，无水淋洗剂的应用，是采用酸解或者络合离子交换的形式处理被污染的重金属土壤，这种淋洗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通过离子置换的将土壤污染源置换出来，同时又在发生置换反应的同时产生水和氧气，从而避免了土壤治理带来的副作用。应用无水淋洗剂进行重金属处理中，要注意控制酸解的应用比重，一般情况下，酸解溶液的配备比重为0.1%为最佳，避免强酸对土壤的营养成分造成破坏，实现土壤淋洗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科学应用。

3.2 表面活性技术

重金属污染土壤清洗技术的应用中，表面活性技术也是常见的一种污染治理技术，表面活性技术的应用是通过增加表面活性剂，提高土壤的层次之间的柔和性和亲水性，达到提高表面土壤的度扩张，而活性吸附技术可以在土壤表层技术的作用，将重金属污染土壤中包含的中金属离子实现离子之间的吸附作用，达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治理作用。表面活性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一方面可以吸附水污染中的污染金属，另一方面活性剂可以实现对土壤环境湿度调节，从而实现环境治理中，受到污染的土壤进行调节，大大提高了污染土壤的环境治理的作用，提高环境治理在实际中取得的成效性。

3.3 氧化剂

重金属土壤淋洗技术中，氧化剂应用也是常用的淋洗技术之一。氧化剂作用是结合自然光合作用，对自然环境中的中金属污染物进行污染处理，而氧化剂仅仅作为氧化作用实现的催化部分，主要利用自然光对重金属土壤淋洗进行处理，达到提高土壤中重金属处理作用。例如：氧化剂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应用，采用活性剂作为重金属土壤淋洗技术实施的主要催化技术，受到自然阳光的光合作用，实现重金属土壤中污染金属的光合分解，达到对污染土壤治理的作用。

4 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技术应用原则

4.1 整体性原则

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技术是解决环境污染的主要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地控制和调节土壤的污染程度，技术在实际实施中，要注重遵守整体性原则，土壤净化处理的技术应用必须从环境治理的整体出发，积极进行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技术的应用与实际土壤情况相适应；另一方面，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技术的开展不能以破坏其他自然资源为前提，例如：水资源，植物资源等，善于分析整体重金属污染土壤淋洗技术的效果，把握环境治理大方向，采取合理的治理措施。

4.2 可持续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