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行业的工匠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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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c）-0187-02

2016年全国“两会”中，“工匠精神”首次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国务院总理提出，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软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培养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的“工匠精神”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旋律，这是一种精益求精的业精神，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在建设过程中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确定符合当前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1 “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一种精神理念。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好的工匠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工匠精神的理念就是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摒弃浮躁、宁静致远；精致精细，执着专一。

在世界各国，工匠精神无一不在，奔驰、西门子等德国老牌工业家族享誉世界，这些百年老店的成功有着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能够做到精益求精，他们重视手工业，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所以当代职业教育就是要培养认真、敬业的匠人，树匠心，成匠人。

以“工匠精神”为指导培养学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认真精神、敬业精神。树立起对职业敬畏、对工作执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极度注重细节，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给客户无可挑剔的体验。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节，做出打动人心的一流产品。

2 中职物流专业引领“工匠精神”明确人才培养方向

职业教育确定人才培养方向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岗位能力的要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同时要注重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号，以下简称《意见》），提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应定位如下。

（1）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物流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物流教育教学全过程，关注物流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帮助物流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提高物流学生综合素养，全面发展。

（2）坚持明确目标，搭建通道。坚持明确物流人才培养目标，以物流专业课程为核心，拓宽物流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桥梁。

（3）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积极推动学校与企业的沟通和合作，加强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实现产、教融合，为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4）坚持以赛促教、知行合一。发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指导作用，积极组织、协调中职 物流技能大赛，用大赛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同时，职业教育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

（5）坚持用“工匠精神”为引领。作为制造大国的中国，必须坚持用工匠精神指引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物流职业人要从事物流行业的相关岗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职业素养和工匠品质。

3 体制保证将“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始终

弘扬“工匠精神”不能是一句空话，必须要落实到实处。把“工匠精神”融入到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改革，用精神引领，用行动证明，用心去做人才培养工作。

3.1 精神引领，将“工匠精神”融入物流专业建设理念之中

在人才培养目标确立过程中，要体现“工匠精神”的实质，中等职业院校培养的物流人才定位在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工匠精神就是物流职业素养的体现，要完整地描述在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3.2 课程建设要融入工匠意识

在以往的课程建设中，我们往往只注重课程，而忽略了课程与素养的联系，职业院校的课程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却依然很多课程未能在情感目标上得以落实。工匠精神不仅仅是口号，更是素养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专业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将物流职业人的职业素养融入课程中，融入岗位中，每个物流岗位均有相应的岗位需求和对应的素质要求，以优秀的物流工匠为范本，在课程建设中就要融入人才培养规范，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3.3 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辅助作用

第一课堂是职业教育的主战场，第二课堂是最有效的支撑。在第二课堂，要充分组织职业活动，利用有效活动促动学生积极性的提升。教学、实训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还要通过系列活动促进学生培养。

3.4 要充分利用早、晚自习

早晚自习是职业院校学生的大好时光，要充分安排任务要学生完成。比如，阅读、朗诵、诗歌、练字、写作等等，充分结合工匠要求，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3.5 以赛促教，让工匠精神融入大赛

技能比赛是鉴定职业教育成功的重要部分，技能比赛中融入工匠精神，以工匠为要求评判学生将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技能不仅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比素养，让知识、技能、素养齐头并进才能真正实现人才培养。

3.6 加强人文教育、德育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将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交汇融通，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一流的工匠大国，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人文教育有深刻的内涵，我们用“金斧头”、“寿司之神”等故事感染学生，我们用《大国工匠》等节目激励学生。通过人文教育、德育教育提高学生对工匠的深刻认识。

4 结语

“工匠精神”点燃职业教育的灵魂，这是一种坚定理想信念、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报国成才的方向，是支撑“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的精神之源。职业教育人应该勇担重任，用工匠精神引领教学，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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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只提供了“工匠精神”流行的部分原因。事实上，在“2016年十大流行语”中，“工匠精神”是少有的兼具官方和民间两大语境的热词。

从官方而言，总理大力倡导“工匠精神”，旨在推动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让“中国制造”进行一场“品质革命”。在美国制造、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的高维度吊打下，中国制造的升级换代刻不容缓。虽然有董小姐亲自为“中国制造”代言，有华为这样的企业为“中国制造”站台，中国制造在整体上依然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耀玻璃在美购厂，加改造费共用了3000万美元，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提供补贴也是3000多万美元。在同样给力的招商背景下，“江南化纤”也赴美投资办厂，因为在银行借款成本、物流成本、土地成本等等方面，中国是美国的2-9倍，只有厂房建设成本和人工成本比美国有优势。从奥巴马到特朗普，让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信号益发显著。所以有机构预测，2018年，美国制造成本将比中国制造便宜2%～3%。

在人口红利不再威武的今天，这样的预测的确令人恐慌。价廉低质的中国货若是只剩下了“低质”二字，整个实体经济必将经历史上极寒气候。这是哪一届政府也不愿意看到的。而摆脱“低质”标签的最好药方就是“工匠精神”。所以总理在整个2016年颇有点言必称“工匠精神”的意思，这是真正的庙堂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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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党建促工建，传导压力抓组建。区总与区委组织部主动衔接，将乡镇（街道）基层工会组建纳入全区党建考核内容，大力加强了组建工作的权威性及推进能力。同时与区“两新办”资源共享、紧密配合、互助支持，共同推进“两新组织”工会组建工作。

2、加强管理促工建，巧借合力抓组建。为解决企业工会组建难的问题，区总主动与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等相关单位搞好沟通，形成齐抓共管机制，强力推进企业工会组织建设。通过对符合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征收工会组建筹备金的方式，引导企业自觉建立工会组织，解决了三个街道办事处所辖企业工会组建难的问题。

3、明确架构促工建，精准发力抓组建。针对乡镇工会组建难的问题，区总工会研究抓住乡镇工会组建这个重点，出台了《XXX区乡镇（街道）工会考核细则》，明确乡镇工会职责定位为区域性工会联合会，建立了以乡镇、村（社区）、企业“小三级”的工作架构。

二、革新套路，创新组建工作机制。

1、实行基层工会组建及规范化建设奖励试点机制。每年XXX区总工会都会对乡镇（街道）、园区的企业人数、入会情况、未入会原因以及未建会原因进行全面摸底，做到未建会企业数量清、人数清、所处区位清、未建会原因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下发第二年度的《XXX区总工会年度组建工会和发展会员实施方案》。对乡镇（街道）、园区所有企业凡组建一家奖励经费2000元，规范化建设合格一家奖励3000元。

2、实行基层工会组织 、工会主席经济补助机制。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在创新协商协调机制建设，创新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创新开展群众性劳动竞赛，创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创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创新职工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得好的基层工会给予3至5万元的经济补助。对非公企业基层工会主席出台了《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岗位津贴管理办法》，经考核后2019年发放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岗位津贴6.34万元。同时与区财政衔接，将乡镇基层工会的2万元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3、推进会员普惠机制。为了让职工认识到建会的好处，积极要求建会，从而倒逼企业搞好工会组建。我们与区内知名企业、商家达成工会会员普惠服务合作意向，为工会会员提供食、住、行、游、购等五项服务优惠，在会员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会员纷纷点赞。一碗粉便宜了2-5元钱，一升汽油节省了1.1元，一套商品房至多可节省10多万元……工会会员可以从这点点滴滴的日常支出中感受到工会组织带来的温暖。现在加入我们普惠机制的企业有21家，为会员节省开支1000多万元，大大提高了职工入会的积极性。我区XX镇天地农耕集团原来死活不肯建立工会组织，在推行普惠制工作后，他们看中了职工会员群体大的特点，为挤进区总工会普惠制的“圈子”，主动要求组建了工会。还有一些原来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的农民工、劳务派遣人员，纷纷打电话咨询是否可以加入工会组织、如何加入工会组织，表达入会意愿。

三、延长链路，创新组建活动特色。

1、关心职工文化生活，举办读书活动。2020年5月份，区总工会响应省总工会举办“湘阅读.工力量”活动号召，举办了XXX区第一届职工主题阅读活动，各级工会组织、广大会员积极响应，区湖湘文化研究会、赵必振研究会、读书协会等也成立了工会组织，积极参与、引领主题阅读活动。截止目前共收到103个好书荐读作品，26个城市读书快闪作品，主题阅读月活动正在全区火热进行中。区委、区政府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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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改革对服装中职教育的影响

为加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适应当地产业发展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层次提升的需要。

随着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中职教育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高质量就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建设、学生的成长、家长的期盼，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山市沙溪镇教育局与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经过研究、论证，提出了开展五年制贯通培养试点工作。

市教育局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在专业点设置、招生计划、招生政策等方面积极争取广东省教育厅支持，及时帮助试点单位解决遇到的问题。同时，积极支持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及其应用技术学院在师资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经费保障、校企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建。希望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能够充分发挥高职引领作用，科学制定中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提高试点人才培养质量，以适应学生渐进式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需要。

加挂应用技术学院牌子的中职学校要进一步提高试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用感，充分认识五年制贯通培养试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主要精力和资源配置聚焦于内涵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力争通过三年的时间，培养和建设一支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专业教师队伍，为全市职业教育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二、供给侧改革对服装行业的发展

1.供给侧产品和消费者需求的矛盾。国内较国外尚有差距，不能满足品质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二是国外某些产品质量可信度较高；三是价格差，国外的产品可能在价格上有优势。简言之，大家是去“买品牌、买服务、买体验、买放心”。

比如，国人买日本的电饭煲，一些人认为这是过分迷信外国产品的表现，可殊不知，日本的电饭煲用了电子加热技术，整个内胆环绕式加热，一句话“让米粒在电饭煲里跳舞”就打动了消费者，这就是产品生产理念的不同，日本的理念是把米饭做好，而我们的理念还是把米饭做熟。

国内零售寒冬的表面原因是经济下行导致消费者需求不足，但是实质上是供需错配造成的，一边是消费者的品牌意识逐渐苏醒，开始追求中高端品质有保障的产品；而另一边的国内生产商一味追求产能，不热衷于研发创新，生产的产品大多集中在中低端。国内中高端产品供应缺乏，这也难怪消费者不买账，而海外代购以及跨境电商应声而起。

近几年纺织服装业由于同质化竞争激烈、生产规模增长过快等因素导致整个行业普遍出现库存过高、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有公司老板跑路或破产的情况。而如何控制库存过高并促进消费，成为纺织服装行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服装行业加强原创设计破解同质化。过去几年，国内纺织服装行业发展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一方面是整体经济环境影响下的内需低迷，另一方面是同质化竞争激烈、生产规模增长过快等因素导致整个行业普遍出现库存过高、资金周转困难。

而加强原创设计会让服装从最初形象设计到物质结构的设计，再上升到材料组成的设计，每个步骤都注重原创和创意，从而打造一批批“小而美”的服装品牌。

3.产品更接近顾客才能引领消费回流。据统计，从去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约1.5万亿元，占67.7万亿GDP的2.2%，证明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依然强劲。服装作为国内消费者海外消费的热门品类，这与国内服装市场需求不振形成鲜明对比。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消费外流与内需低迷矛盾的背后是本土品牌未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本质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着力点在供给端，但着眼点应该在需求端。消费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和归宿，是实现经济转型的源泉和动力。一定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实现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研究和调研用户群体，进一步细分市场，做到与消费者的实时互动，真正了解客户的心声，产品要更美、更接近顾客，引领消费回流。

4.柔性化与精益化生产并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供给侧改革，中央明确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报告里的新词汇为正在寻求转型的服装企业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地摊经济”已经退出时代潮流，“价格越低购买力越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商家现在应该去满足的是一群高收入、高教育、高品味的消费者需求。拥抱“轻奢时代”需要“匠心”，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竞争和消费者对更优质产品的需求，将推动更多的企业必须依靠更具工匠精神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专注于打造服装柔性供应链平台的辛巴达是柔性化与精益化生产并济的典型案例。柔性供应链作为一种新模式，可以解决服装品牌最头疼的库存问题。辛巴达的柔性供应链具有足够弹性，产能可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做出反应，帮助服装卖家/品牌商从过去的提前1年到6个月下单提前至10天，多款式小批量100件起订，3天大批量翻单，无论大单小单均可以保证品质统一可控，及时交货，将供应链对市场的柔性快速响应发挥到极致。帮助品牌商/卖家抓住流行趋势增加销售机会，并消灭库存积压风险。

辛巴达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服装供应链的改造及创新，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链接面料商/工厂/工人/服装品牌/设备商/仓储物流等服装行业相关角色，并助其升级，建立数据透明、自由交易、高效协同的智能化柔性生产大网，服务服装产业，创造服装产业的良性生态环境。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互联网时代，辛巴达释放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催生了新的销售模式和生产方式，坚持精益生产的匠心精神，获得了行业的认可。

5.服装新供给催生新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外部动力来自于市场消费升级和政府的决策部署，而内部动力则来自于企业的转型升级、深化变革和创新实践，让消费者从消费升级的红利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提升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和支持。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命题，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民间也有俗语这样说，即有个卖什么的，总会有个买什么的。所以，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在于，以新供给催生新需求，而非原来的单纯刺激需求。iPhone在出现之前，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手机，一旦出现，消费者被它的品质所打动，所以再贵，连夜排队也要买。

r代在进步，人们的穿着需求也在变化。买衣服除了追求个性化，还讲究功能性。消费者的购买方式也在改变，各大网络运营平台的出现，如：天猫、京东等，实体店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要做的，就是踩准这个节奏进行创新，做好产品。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不断地创新，才会永远有市场。

供给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扩大增加中高端供给的“加减法”，将保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平衡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系统发力，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实施“标准化+”战略，提高产品标准与国际接轨，通过“对路”供给引导消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篇5

47岁的约翰-米勒(JohnMiller)舒心地和老伴用完早餐后，穿上工作服，精神奕奕地向离家一公里以外的Clarks总部办公室走去。他每天都这样散着步上班，办公室距离他的家，不过几个街区的路程。

那是一栋有着灰色石砖外墙的英式建筑，白色的窗棂上攀爬着碧绿的爬山虎。约翰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0多年，但他笑称：“相比这栋再熟悉不过的建筑物，我仍是年轻的。它已经在这里屹立了一个半世纪。”1825年，英国制鞋品牌Clarks诞生于此，创始人塞若斯・克拉克(Cyrus Clark)最初在这里开设了属于自己的羊皮地毯作坊。总部办公室的走道里置放着黑色的几部制革和制鞋机械，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这总是让约翰想起那股熟悉的皮革夹杂着机油的气味，那是他从幼年时便已开始熟悉的味道。

其实，英格兰南部萨默塞特郡记载着许多传奇故事。5世纪，英格兰历史上最传奇的国王――亚瑟王便归隐于萨默塞特郡的格兰斯顿堡(Glanstonbury)。由此，萨默塞特郡不仅成为了亚瑟王与中世纪圆桌武士浪漫传奇的历史舞台，其格兰斯顿堡(Glanstonbury Tor)也成为了萨默塞特郡著名的地标与精神堡垒。而静谧的小村镇斯特瑞特便依偎在格兰斯顿堡膝下，躺在伦敦和埃克塞特(当时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主要城市)的主干道上。

从英格兰乡村到国际化小镇

“那时候的斯特瑞特并不是英国的制鞋业基地，但和当时的其他英国南部乡村一样，她拥有丰富的衣牧业和羊皮资源。所以本地人塞若斯、Clarks的创始人选择将羊皮地毯作为他事业的起点。”梅丽莎-波特(Melissa Porter)，Clarks的全球CEO对记者说。当时，Clarks家族是斯特瑞特最大的农场主。大儿子继承农场之后，小儿子塞若斯・克拉克(CyrusClark)不得不到其他地方谋求出路。于是他开办了一家鞣制皮革、出售地毯羊皮的作坊。随后其弟詹姆斯-克拉克(JamesClark)加入企业并想出了用羊皮制作拖鞋的点子。于是他们在此作坊制作出了第一双羊皮拖鞋，名为“布朗・比德尔斯堡(Brown Petersburg)”。

26年后，这对兄弟在由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博特王子于1851年主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即“世博会”)展示了“成功将羊皮和小羊皮毯染色加工制成一系列有价值的物品”和“既实用又新颖的长筒橡胶女士套鞋”，并获得两个大奖。

“小时候，我常听父辈们提起，正是当年世博会上颁布的两个大奖，让许多英国人不仅知道了Clarks，还第一次听说了我们的小镇，并记住了斯特瑞特这个名字。”约翰说。

而直到1860年，Clarks才在斯特瑞特(Street)修建那栋三层楼的制鞋工厂。如今这栋建筑已是这家跨国集团的总部办公室。小楼一侧有着尖顶的钟楼上，安放着一个巨大的壁钟。从零开始，白色钟盘上的黑色时针已经转动160万圈。

“这个钟楼在过去的150多年里，一直鸟瞰着小镇的变迁，同时也记录着Clarks的成长。事实上，斯特瑞特小镇和Clarks的发展一衣带水，密不可分。”约翰这样说。“斯特瑞特曾经只是一个乡村，村里的居民大多世代务农。而由于Clarks家族产业的发展，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务工者，并使得本地农民开始拥有了新的身份一‘工人’。伴随着这些变化，这个乡村也逐渐转变为一个乡间城镇。”约翰告诉记者。

1825年，快速的业务扩张使得塞若斯雇佣其弟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作为学徒工。不久之后，詹姆斯在跟塞若斯出差时，为了满足订单需求，又雇佣了八到十个工人。1828年，塞若斯又雇佣了六到八个人生产地毯。到1853年时，他手下有约四十名员工。

之后，鞋类制造从辅助业务变成了主营业务。由于斯特瑞特地处农村且没有相关行业，技术工人几乎来自其他地方。1829年建立工厂之后，一个爱尔兰剪裁师从1930年代开始常驻工厂。1841年，工厂里又来了一位爱尔兰人，十年之后剪裁师增加到四人。

“工厂里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很可能由斯特瑞特当地人完成。材料分类和粗剪(剪裁鞋底材料)都交给公司之外的工人完成。”梅丽莎说，“这些非正式工分为装订工和制鞋工两类，按男女分配工作。他们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居民。”

Clarks家族的制鞋事业，使得斯特瑞特小镇也逐渐变为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制鞋基地。

1841年，在斯特瑞特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制鞋匠有二十四名，还有十四名在格兰斯顿堡(Glanstonbury)。精明的制鞋匠有效地把拥有多位房客的家庭组织起来，指定了诸如“助手”、“制鞋匠”或“学徒”等工种。而1851年人口普查则显示，在斯特瑞特周边的格兰斯顿堡和沃尔顿(Walton)地区有219名制鞋匠，另有382名制鞋工人。据一家健康报告委员会估计，C.&.J.Clark公司1852年从斯特瑞特、格兰斯顿堡及周边地区共雇佣600名制鞋工人。到1855年，詹姆斯宣称工厂总人数达到了800人。2年后，工人数目超过1000人。

“从1853年开始，公司开始由于人手短缺而导致产品供不应求。这种状况也成为这个时代中英国南部制鞋业的突出特点。Clarks档案室一份文件中记录的‘1855年起工资开始上涨’也反映出这一点。”梅丽莎说。

第一次工业化革命的进程也同样被映射到制鞋业中。1840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厂手工业生产，使之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

“即使是在斯特瑞特，工业革命的脚步也没有停下。当地的制鞋技术本可以快速发展，但是此时的美国已经率先在制造工艺中引入了全新惯例和流程，使其制造效率很高，产品价格更实惠。这种情形让过去一直以纯手工制作的Clarks及其他传统制鞋品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于Clarks来讲，由于在保证足够的劳动力、培训及维持稳定的质量等方面存在困难，借助机械化制造进行改进变得势在必行。1855年到1863年，为了在合理的价位上制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接受制造标准，从而开始在制造流程方面的技术改进。”梅丽莎认为。

在威廉姆-史蒂芬斯-克拉克(William sIephens aark)的倡议下，C．&J．Clark公司开始积极进行机械化生产革

新。首批缝纫机由美国的Singer & Co公司推出，英国于1856年首次采用。C．&J．Clark公司在1856年，由威廉姆・史蒂芬斯-克拉克针对一台缝纫机进行了三个月的试用后，又以30英镑每台的价格购入两台。1863年，由Clarks第二代掌门人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开发的辛格(Crispin)缝纫机诞生，意味着Clarks的鞋业制造由外包工作体系走向工厂体系。在早期的制鞋岁月里，Clarks的每道制鞋工序都是由同一个人手工完成的。而在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引进了工厂系统后，工人们得以集中精力钻研制鞋的某一道工序，从而成为这道工序的专家。

“制鞋机械的引入、专业化的分工和系统化运作，使得Clarks的制革工厂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工厂。而与此同时，斯特瑞特也正式由一个乡村，转变为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城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就业者前来安家落户。”约翰认为。

在很多个工作日里，梅丽莎要往返于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办公楼与现代化的物流中心之间。天气好的时候，物流中心漂亮的玻璃幕墙就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耀眼的光。

“过去，斯特瑞特上的居民以本地人和英格兰西南部移民居多。而如今，周末的小餐馆里总能听到带有世界各地口音的英语。”约翰说，他们的邻居正是德国人的后裔。20世纪30年代，正值全球经济萧条，Clarks却于逆境中在总部斯特瑞特(Street)投资建立了实验室，超过二十三项Clarks专利科技就在这里诞生。这个实验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

20年前，总部依然设在斯特瑞特的Clarks，又在当地修建了一流的物流配送中心，使之成为当地最具现代化的建筑。这个物流中心不仅为当地居民制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者，使得小镇上的居民和生活变得更加国际化。

古老教义与前卫音乐会

约翰是米勒家庭中为Clarks集团服务的第二代，他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课余时光都是在Clarks最早的这家制鞋工厂度过的。“工厂里的人总是忙碌着，皮革匠忙着鞣制皮革，染色工匠忙着为牛皮、羊皮上色，而另一些人一那些制鞋匠的手里总是拿着鞋楦。”和大部分当地人及自己的父辈一样，约翰也是一位典型的Quakers(贵格会)教徒。这是英国基督教中的一个非主流教派，他们重视努力工作、要求与时俱进：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

直到现在，Clarks仍然保留着邀请本地居民试鞋的传统，并倾听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及时对新鞋的样式和技术作出修改。斯特瑞特镇上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至少一双Clarks鞋。

“我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跳槽。”约翰说，“我的父亲直到退休后还一直参加Clarks的圣诞聚会。每年12月，所有新旧员工都聚集在公司的圣诞聚会上，使它看起来像是全小镇的聚会。人们欢快地彼此打招呼、聊天和玩游戏，如同一个大家庭。”

斯特瑞特的很多居民都是Clarks公司的员工，有的家里几代人都为Clarks工作。而与此同时，Clarks也在为本地居民投资和修建更多的公共设施和住宅，以创造更好的社区环境。

不用出差的时候，梅丽莎每天都要驱车经过美丽的门迪普丘陵(Mendip Hills)，然后到萨默塞特郡(SomerseD。一路上，她总是会路过Cdspin Hall(名字源于鞋匠的一个守护神)、Wilfred及坐落在Grange路上的房屋。这些有着“工艺美术”建筑风格的建筑，其实是Clarks为员工修建的住所，它们离总部办公室只有数步之遥。

“过去这些年，越来越多与Clarks相关的公共设施也出现在斯特瑞特。例如，鞋类博物馆、青年旅社，还有ClarksOutlet和米尔菲尔德学校(Mulberry andMillfield Sch001)。Clarks OuUet虽然由Clarks建造，现在却不归Clarks所有，而是由专业的管理公司运营。它拥有90多家店铺，每年吸引400万游客。”梅丽莎说。而对于本地居民来说，“这间Outlet也是闲暇时与家人共度周末的好去处。”

1935年，Clarks家族将“米尔菲尔德屋”出租给英国教育家和米尔菲尔德学校创始人Jack Meyer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国际知名的私立学校现在学生能超过1000名，占地140英亩。它成为当地居民引以为傲的教育机构，为小镇上的几代居民培养了后代。

除了为本地居民投资和修建公共设施和员工住宅，Clarks还支持着当地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对于现代音乐爱好者来说，他们也许不知道Clarks的诞生地何在，但却不会没有听说过Slrummerville的萤火会，以及会后的乐队曲目集锦唱片。它几乎是指向未来流行乐队的风向标，许多新锐乐队在经历过了S[rummerville的萤火会而逐渐成为知名乐队。

在斯特瑞特，Slrummerville每年都会在那里举办一年一度的萤火会。Strummerville是由英国标志性的朋克乐队“The Clash”主唱兼创始人Joe Strummer的亲朋好友在2002年创立的一家基金会，旨在支持音乐新秀，为他们提供排练场所、巡回演出巴士，组织小型音乐节，赞助顶级音乐会中的新秀音乐流派，例如英国的格兰斯登堡音乐节。这些对于新生代歌手和乐队都意义非凡。

“今年，Claks Originals品牌在其三款最具标志性的鞋款一沙漠靴(DesertBoot)、袋鼠鞋(WaIlabee)和纳塔利(Nalalie)――设计了针对此次夏季音乐节的特别版。”梅丽莎说，“每卖出一双鞋，Clarks捐赠2英镑给Strmmerville，以帮助其继续支持新生音乐。”

梅丽莎的丈夫也出生于斯特瑞特，尽管他们如今并不居住在镇上，周末闲暇时他们依然会回到这里，享受温暖家庭时光。梅丽莎在采访结束时对记者说：“我喜欢斯特瑞特，不仅景色优美，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更懂得如何创造快乐和幸福。”

BT：为何选择在斯特瑞特开创Clarks?其地缘优势是?

梅丽莎：首先，我们的创始人是生于并生活在斯特瑞特，他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而在180多年前，位于农村地区的斯特瑞特也为公司最初的主营业务一鞣制皮革、出售地毯羊皮一特提供了原材料和所需要的工匠。

BT：我们相信一个品牌的成长与其所在地的成长是互相影响的。你认为斯特瑞特赋予了贵品牌哪些特性?

梅丽莎：斯特瑞特小镇上的居民都信奉基督教中的贵格会教派，Clarks家族本身也是贵格会教徒，该教派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如兄弟般相处。这使得雇

主和员工双方有很强的社区意识。良好的商业意识、靠近当地资源和与社区建立的牢固关系在早期共同孕育了Clarks品牌，这些特点也一直保持至今。

BT：在品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曾有哪些决策或转折提升了辨识度和竞争力?

梅丽莎：19世纪60年代后期，威廉接手了家族的事业。威廉意识到当前的制鞋工艺已经落后，从而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司设计了自己拥有专利的Crispin缝纫机，并且从在当时颇为典型的家庭作坊模式，改为在工厂集中生产。工厂批量生产和机械化的引入使得员工的福利和生产效率可以兼顾，Clarks借此生产出了优质产品并实现了发展。虽然也有其他制造商由于工人反对机械化而遇到了麻烦。

1883年公司推出了第一双按人脚形状线条设计的“健康鞋”，确立了设计的重点，并缔造了公司后来的成功。采用各种宽度尺寸和符合足部曲线的一系列鞋楦后，Clarks所生产的鞋不仅时尚，而且舒适、健康。直到现在，“舒适”仍然是Clarks面临制鞋业激烈竞争的“法宝”。随后，Clarks与理想主义风格摄影师HelmEtNewlon和天才时尚插画家Rene Gruau等全球知名人士的合作，使其设计更加时尚，从而提升了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BT：当地人与品牌及其工厂的日常关系有多紧密?

梅丽莎：斯特瑞特在1801年居民只有540名，现在仅在Clsrks工作的人就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村庄在规模和繁荣上都与公司并肩发展。斯特瑞特小镇上的很多居民都是Clsfks公司的员工，有的家里几代人都在Clarks工作。除了员工外，还有很多当地居民一直帮助Clarks试穿新鞋。近两个世纪过去，Clarks公司现在仍是斯特瑞特最大的雇主。小镇和Clarks品牌仍然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我们在仓库旧址上建造了获得奖项认可的房屋，作为员工宿舍或公共建筑。公司里很多员工毕业于当地学校，还有很多员工在退休后继续为社区义务服务。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对当地发展起主导作用，应该由他们来负责学校和公共娱乐设施的创建和管理，但在斯特瑞特，Clarks是当地许多教育机构的支持者与合作者。在这类，你会看到很多Clarks的员工在指导和参加当地在校儿童的活动。很多组织在举办各类社区活动时都会得到Clarks的捐助，无论是以现金还是以提供运动套装的方式。

篇6

很少人意识到，在大众消费品和顶级奢侈品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市场空白。

“当进入一个物质丰盛的时代，人们可以拥有的东西很多。开始希望拥有每一样东西都是来源于专业的设计，符合自己的个性，彰显品味。”在麦肯锡零售领域工作多年的胡蓉蓉对这种细腻的消费心理变化洞察已久。

在服装行业，以快时尚著称的国际品牌如ZARA和H&M等正是因为符合这类消费潮流，让更多消费者能以中高档价格购买到富有设计感的潮流服饰而受到全球消费者的热烈“拥抱”。

但在消费需求同样很大的家居领域，中国市场依然是宜家、特力屋等零售商的天下，“他们的产品具有一定的设计感，但缺乏个性，易于百搭，选材上品质也不高，讲求标准化。”胡蓉蓉表示，宜家的风靡一时，说明中国消费者对家居用品的需求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蓉蓉将自己的家居品牌实验平台放在了互联网上。

可负担的奢侈

2009年，胡蓉蓉离开麦肯锡创立长物志时，希望为中国市场增添一种新的选择：富有设计感的高品质家居用品。

品牌名“长物志”取自明代才子文震亨的著作《长物志》。文震亨对诗文书画俱有造诣，他将“长物”视作生活中投射和沉积了个人的选择和品格意志之物。

从这一角度，“长物”虽非生活必需品，甚至是一些奢侈的物，却建立起了所有者全部的精神生活。胡蓉蓉认同这一概念，“长物志”的目标在于“点亮生活”，通过这些提升生活品质的“长物”见微知著，在日常生活中映射出使用者的情趣和品位。

在网站上，“长物”被分为五大类：餐饮器具、厨房餐厅、装饰摆设以及书房储物和小件配饰。设计风格以温馨淡雅，讲求生活情调为主。

胡蓉蓉告诉记者，长物志针对的用户群是中国社会日益成长起来的小康家庭、中产阶级，购买者70％以上是25岁~35岁的女性。这些目标客户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不错的工作，“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西方文化和消费习惯”，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注重生活品质，孜孜以求于生活格调，“都希望自己使用的东西是不平常而有特色的”。

在定价上，长物志采取与咖啡连锁星巴克类似的策略，介于大众消费品和奢侈品之间的“Affordable Luxury”(可负担的奢侈品)。比如一套手绘骨瓷茶具组定价约在300～1000元人民币之间，对于消费者来说，其价格远远高于普通茶具，却也并非无力承担。

这家打着“小资家居设计先锋”的网站所有的产品生产商都是欧美高端市场的出口供应商。“当公司把供应商定位在出口供应商上，就已经决定了其产品质量、交付能力、资质、检验标准、诚信度等标准已经很高”。胡蓉蓉表示。

长期来看，这对长物志的发展十分有利。家居行业品类繁多，供应链涉及到陶瓷、玻璃、金属、木头甚至纺织品，在采购上的复杂性上，门槛较高。对创业型企业来说，尤其如此。在提高供应商标准后，长物志无需将精力分散在确保产品质量、检验标准等基本问题上。

电商?还是品牌零售?

创业之初，胡蓉蓉曾十分纠结于长物志的公司定位，究竟是电子商务，还是品牌零售。

对于熟悉零售业务的她来说，两者存在经营模式上的本质区别。走电子商务就意味着，公司侧重于搭建一个“一站式”购物的网络平台，不断引入各种品牌商品，通过耗费巨大的市场营销资金，尽可能吸引消费人流在平台驻留，其所赚的利润就是商品差价。胡蓉蓉认为，平台模式从本质上并不是自己所熟悉的零售模式。“我们是做品牌的概念。任何一个品牌都有特有的客户群，无法覆盖过于广泛的群体，我们只要满足这个客户群的需要。”

长物志并没有打算开设门店，也就无法为用户提供类似的零售体验。消费者如果不能感受到长物志推崇的生活方式，也就无从对这个品牌的产品产生认同感。胡蓉蓉坦诚，“对零售来说，很大一部分是体验。我们的弱势是顾客看不到我们产品精致的程度，想象和产品本身永远会有落差。”

这给“卖生活方式，兼卖产品”的长物志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互联网上营造出零售体验?

胡蓉蓉的办法是，从文字着手。文字和图片是网络产品销售必备的要素。除了将产品图片拍得很有情调之外，长物志在产品描述上放弃了功能、规格等常规化描述的模式，转而采用故事性描述。“我们描述时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美的瓷器，瓷器的渊源故事是什么?工匠是怎样制作它的?设计师为什么采用黑白配色?放在家里可以配哪种颜色的家具?”这种软性的描述，将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对产品设计的感觉。

长物志的产品描述者团队最多阅读的书是张爱玲、亦舒、三毛等等，“要写出符合客户群体认可度，更为质感的文字。”她说。

文字本身是相当主观的东西，为了避免质量参差，长物志在筹办前，花了大量时间建立了标准的文字库，涵盖了所有产品的材质、工艺和渊源，规定产品描述必须分成三段，分别描写设计、材质和产品用途。

长物志尽量将文字“标准化”，比如每一段的第一句，要说出产品规格，第二句说的是设计师设计目的，分为图案、颜色、形状的特点。第三句则是产品材质的工艺和工艺步骤。“我们的文档库里有客厅家具如何描述，小资的风格如何表现等等。”胡蓉蓉表示，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文字库获得素材。

此外，长物志的网站页面也被设计成家居杂志的风格。胡蓉蓉希望，用户在浏览网站时，仿佛是在阅读—本当季的家居杂志，“让用户感觉不是在买商品，而是首先得到感官上的享受，然后脑海里形成一个场景想象，在这个场景中，产生要购买的欲望”。页面上还有资讯板块，当季流行哪种颜色、款式的产品，以及这类产品的链接，通过整体场景和文字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必须是标准化下的轻公司

尽管从事的是工作琐碎、人力需求巨大的零售业务，胡蓉蓉的理念却是把长物志打造成一家轻公司。“对我们来说，只要抓住最核心的两端，一个是针对消费者的市场推广，一个是商品的采购、设计，这是价值最高的两个环节。”她说。

目前，长物志的客服和仓储物流均外包给专业公司。而即便是市场和采购工作，长物志的团队也只有6～7人在操作。

如何化繁为简，对于出身麦肯锡的胡蓉蓉来说，秘诀依然在于标准化。“虽然我们是做感觉，做设计，但一定要把人为因素降到最低。”

由于供应商有很强的工业设计能力，长物志的产品设计工作基本都交给供应商完成，团队只需把握流行的设计方向。

在长物志正式成立之前，胡蓉蓉的团队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寻找到大约1D0家合格的供应商，并一一谈妥产品、设计、价格等问题。然后建立起供应商、产品、设计、报价等数据库。在这个基础上，每次采购产品，长物志只需要在数据库中寻找合适的供应商。相应的产品、设计、报价都一目了然，流程效率得以提高不少。

长物志每季度上一次新品。在选品方面态度谨慎。“我们不会积压很多库存。我们通常会上5个款式，然后让市场告诉我们，哪个是最好的。”在3个月内，长物志根据销售数据淘汰不受欢迎的产品，留下1～2款畅销品，并进行定量采购。

篇7

一、前言

全球零售业的企业销量在逐年下滑，经营很艰难，被称为凛冬来了。据统计，2011年到2015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的增幅从22.6%下降到负0.1%。因经营不善而关店的零售企业，从2012年的32家到2015年的789家，呈24.6倍的增长。这些数据都显示了近年来零售行业的形式越来越严峻，然而在这零售业的冬天，名创优品却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全球开了1400多家店面，并且也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战略合作。预计到2020年能实现营业收入600亿，全球开店6000家的目标。名创优品以其优秀的表现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优秀特许品牌，2016中国零售商业琅琊榜最具竞争力专业连锁企业。

名创优品是由日本设计师三宅顺也和中国青年企业家叶国富先生共同创办的日本快时尚设计品牌，总部位于日本。2013年由广州财团引进，开始正式进驻中国。在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传统百货零售业的颓势越发的明显的现状下，名创优品作为实体百货业中的一员，却不畏惧互联网的冲击，逆电商大潮而上。名创优品因为其快速的市场占领和业绩增长，成为零售界一颗闪耀的明星，为很多的企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思维方式。

二、名创优品的设计哲学

（一）回归自然，还原产品本真

三宅顺也先生作为日本“自然の生活”派的新领军人物，以其简约、自然的设计风格闻名。而他作为名创优品首席设计师的，所以名创优品也奉行简约无华的设计风格，不强调流行时尚的奢华设计，回归产品之所以生产出来，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的生活这一本质。三宅顺也认为：“设计要倡导消费者对大自然的尊重和对生活的向往的生活哲学，要用简约但不枯燥乏味的设计美学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来摒弃那些浮夸的设计和流于表面的虚浮追求。”

（二）真正了解消费者需求

在商品生产之前，名创优品就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市场调研和设计。只要是当下的热销产品，不管是线上线下还是国内国外，研发团队都会通过精细的调查，分析其热销的原因，对其设计、包装，产品的用料和细节等反复进行论证，真正做到产品的外形美观兼具功能性和实用性。例如一个杯子，它们会设计100个款式，从中挑选出1款。

名创优品的店铺装修借鉴优衣库、无印良品等，通过高成本的装修成本投入，以及简约大气的设计风格，营造良好的购物氛围。因为了解中国人讨厌过度服务的心理，名创优品强调自选式购物，店员只主动给顾客递购物篮，不会像其他连锁店一样进行推销，让顾客放松选购。名创优品商品的到店速度非常快，可能你才在网络上发现一款出现频率很高的产品，第二天你就能在名创优品见到它，颠覆了实体店滞后的市场反应，充分利用消费者的好奇心将其转化为购买行为。

三、名创优品的品牌哲学

（一）坚持“三高三低”

三高：高品质、高科技、高效率。高品质，名创优品找到每个品类中一流的供应商进行合作，这些供应商绝大多数只做外贸。名创优品在每个省建立物流中心，快速送货调货，保证高效运作。高科技技术再配以信息化的大数据分析名创优品的每一个店铺，做到标准化，良好的把控每个店铺的信息。

三低：低成本，低毛利，带来低价格。低成本如何来？其中产品的采购规模一定要大，从供应链上开刀，整合供应商。名创优品的所有产品都是自己设计的，毛利都维持在8%-10%左右，通过高销量来制造利润。有了低成本和低毛利，才会减低产品的价格，这两者缺一不可。

（二）进驻核心的高端商圈

打造“精品低价”的品牌定位，进驻核心高端商圈。名创优品的最初品牌定位的目标群体是中低收入的人，然而在实际销售时却发现设置在高端购物广场的门店销售额远远大于位于小型商业街的门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因为对产品的品质和时尚设计，小资一族更加在意也更懂得欣赏。相对而言，普通的消费者更加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物”，所以他们在挑选相同的产品时更加喜爱出名的品牌。

现在名创优品的店铺大多开在各大著名的商圈步行街、购物中心等地方。以宁波为例，宁波市有10家名创优品的店面，分别在鼓楼步行街、天一广场、来福士广场、鄞州万达广场等人流量旺盛，中高收入人群出没的核心商圈。

四、名创优品的经营哲学

（一）低价、优质的新型经营模式

规模采购，以量制价。传统的零售业一般都是采用代销的方式，通过层层的费用收取，最终消费者购买到的产品都无低价可言。一方面名创优品采用的是大规模采购降低成本，给供应商下的订单都是以万作为单位，同时买断制供货，不压供应商的货款，所以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名创优品的产品都是直接到店面，而且公司的毛利一般都收取8%-10%左右，放弃一般企业的价格虚高造成的巨大利润。名创优品约有80%的商品都是从800多家中国工厂直接采购，除去了层层加价，因此能在价格上保持优势。

精选供应商，以质取胜。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产品的质量，所以供应商的选择非常重要。名创优品的多数供应商都是叶国富先生亲自从广交会淘回来的外贸供应商，以往这些供应商只聚焦于欧美、日本等几个国外市场，长期以外国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它们的制造标准往往高于中国的内销工厂。同时在产品设计完毕进厂生产时，名创优品派人专门在生产环节进行现场的跟踪管理，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把关。

整合供应链，开发自有产品。名创优品为了做到低价，产品直接从工厂到店，把分销环节全部砍掉，挤掉了中间的佣金部分。其强大的供应链把控是名创优品产品“优质低价”的有力保障。名创优品的所有的产品都是自己设计的，自有品牌的开发不仅可以成功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甚至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二）做到四好：产品好、价格好、环境好、服务好

第一产品好。只有性价比高的产品消费者才会反复购买，并且向身边的人去推荐。名创优品之所有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其根本是产品的推动。名创优品以时尚生活百货为主，囊括创意家居、食品系列、办公用品等十大品类，超过10000种产品，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都涵盖，消费者都能在一家门店购齐，节省了顾客的时间和精力。每一件产品设计都以日本简约大方的风格吸引目标顾客。

第二价格好。对于消费者来说，同种质量的产品价格当然越低越好。名创优品就通过以量制价，实行买断制超大规模的采购等实现产品的低成本、低毛利，最终实现低价格的目标。

第三环境好。作为一个大部分商品定价为十元的品牌，购物环境是重要的，所以名创优品将店铺开在了各大购物中心、繁华步行街和SHOPPING MALL等注重环境的地方。名创优品每家店铺的装修费用都在30万以上，采用最好的装修材料和设计，例如货架的供应商与LV等奢侈品牌是同一个，可以保证10年不掉漆不变形。

第四服务好。相比于商品的标准化，服务的标准化更加困难，并且中国人讨厌过度服务，店员一直跟在身边会让顾客觉得很有压力放不开购买。名创优品深知这点，要求店员在顾客进行挑选时不要上前打扰，给客人充分的空间来自由挑选，即使没有选到符合心意的产品依旧可以体验到“零压力”购物环境下的购物乐趣。在名创优品店员不会向顾客推荐任何产品，只需要做三件事：做好陈列，保持店面整洁，保证货品安全。

（三）选择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现在小而美，小而精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从2015年零售业各业态销售额增幅图中，可以发现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网络零售以35.70%的增幅遥遥领先，位居第二的却是面积小但数量多的便利店，以15.70%增幅高于位居第三的超市11.60%，而百货业态则是呈现的负增长-0.80%。在电商的冲击和不景气的经济现状下，名创优品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商业模式，以摆脱整体百货业的颓势。

名创优品的商业模式是类Zara、类优衣库，寻找它们的特点再加上工匠精神。Zara的优点有全球独一无二的产业管理，加上更新速度快以及只卖畅销产品。优衣库的特点是产品色调和店面设计极其简单，注重品质。名创优品集合了它们的优点，价格比网购的还要便宜，营造了一种新型的体验式消费，让消费者充分享受到购物的乐趣。

（四）严格控制投资商模式

名创优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后，很多投资商通过调查发现它的发展前景，开始申请加盟。叶国富在之前的哎呀呀的模式教训上明白如果开放加盟，加盟商的一些行为，会让自己的品牌受到伤害。名创优品的畅销除了“优质、低价”以外还与整体的门店形象以及门店服务有关。所以如果名创优品的特许模式还是和普通加盟一样，把门店的经营管理权都交出去，那么在品牌发展的后期必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此叶国富提出了投资加盟的概念，名创优品的投资商只负责投资，租下店铺并装修，不参与门店的管理和经营，享受每天营业额38%的分成。从店长的指派、店员的服务标准到商品的供应，全部由名创优品提供，以此来保证名创优品整体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这种方法既能很好的打造品牌形象，又能让投资者省去很多烦恼。

（五）逆势而上，实现全球化

在传统百货业衰退，实体店纷纷关门的时候，名创优品却逆势而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名创优品在初始建立的时候就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发展思路，全球化发展，所以它注重日本简约的设计风格，采用无缝对接的全球采购战略，服务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除了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迅速发展，名创优品开始向中国香港、澳门、美国以及东南亚地区辐射全球，现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合作战略。名创优品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迎合国际市场，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统一由日本的总部进行，然后产品的生产由各个在售国家或地区的管理部门推荐的厂商生产，尽力争取本地化生产，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产品既有当地的本土特色，有用消费者喜爱的设计风格，名创优品在全球每个月有80-100家门店开业。

五、结束语

名创优品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共同发力而成的，优质低价的经营模式，不可复制的名称模式等。不管怎样，低价优质是未来的趋势，谁先做到谁就抢占了先机。零售企业要做到优质、低价必须在顶层设计上树立品牌形象，加上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和供应链掌控力。推动供应链扁平化，剪掉不必要的环节，发展买手体系以及联合采购以把控零售的本质。其次中国的企业家要运用各种模式，或是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生存下来，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陈曦.名创优品 冲出零售泥沼[J].商界，2015，12.

篇8

当今时代背景下，新媒介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不论是突然爆火的短视频、直播，还是已经能够承载起创新绘画艺术形式的数字媒体、虚拟空间等，都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索与实践。笔者认为，依托新媒介生成的艺术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而改变，更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学科领域概念。同时，综合材料绘画带来了更多色彩搭配和创作的可能性，色彩构造更加大胆而自由、生动且形象也是当代艺术进步和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不仅仅是绘画与技术的结合，更是对于传统绘画精神的良好继承和全新挑战。

一、新媒介的基本概念

媒介是信息保存和传播的有机载体，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到如今移动通讯设备记录、数据资源库存储等，人类的集体智慧通过媒介得以跨越时间长河与空间限制，代代相传，且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化的变革与发展。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同时也揭开了信息化社会的序幕，移动传媒、人工智能技术等支持的数字文化更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新媒介时代。当然，这些也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从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庞大信息流就能够窥见一斑。因此笔者也十分认同新媒介为现代社会下的各类产业、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传播容量的不断扩增和传播速度不断加快，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文化、经济生活等迎来了传播和发展的新契机。具体来说，新媒介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以各种电子产品为载体，为普通大众带来信息服务的传播新形态。新媒介也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广泛等优点，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应用，并为大众带去了便利的信息服务。当然，新媒介不仅与大众生活、工作息息相关，还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不论是运用到生产与智能制造中，还是在艺术领域、科学领域发光发热，都对于现代化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推动着社会某些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从文艺创作角度来谈，新媒介无疑加速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对于部分文艺创作者来说，作品的创作方式被改变了，而艺术表达的方式和路径也更加多元化了；对于艺术作品赏析人和鉴赏者来说，对于工艺文化、艺术生活等的解读更加便利且快捷了，因此也就更容易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要。数字绘画作品、新媒介支持的绘画作品传播、新媒介支持的绘画作品形式变化等更是如此，不仅丰富了绘画艺术的形态，更能够满足大众多元化、多样化的审美需求，现实与虚拟之间界限渐渐消弭，新媒介也为各类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二、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优劣势分析

（一）优势：技术优势、传播和应用优势、艺术价值思辨

众所周知，绘画艺术属于古老的艺术门类，是美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传统绘画主要借助笔、刷、刀、手指等工具将颜料、墨汁、油彩等有色物质描绘在纸张、纺织物、木板等平面上，创作出可供鉴赏、点评的，并具有一定形状、体积、质感的艺术形象，如图1。也就是说，传统绘画艺术的创作过程是较为原始的，虽然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性特点，但同时也伴随着制作周期长、传播范围小、不易长期保存等显著劣势。数字绘画艺术的创作主要在计算机硬件和绘画软件的支持下完成，创作的主要工具是绘画板、数位笔和绘画软件等，不同压感指数和不同下笔力度等信息都能够传送到计算机终端，最终形成粗细不同的笔触效果，进而能够模拟出不同的画笔效果，最终可以人为地创作出具有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如油画、水彩、素描、聚丙烯画等等。此外，数字绘画也改变以往传统绘画的构图方式，像一些具体的平面空间分割等环节，都可以直接借助数字化工具来完成，这也在很大程度减少了创作者的复杂构图工序。可见，数字绘画不论在创作形式、风格、技巧、表现手段等方面都更胜一筹，对比传统绘画艺术来说也更具有技术优势。当然，通过这两种方式创作出的绘画作品还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艺术效果也承载着以上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由于数字绘画的储存载体是电子设备，因此传播途径也是新型媒介和数字媒体方式，更具有传播快速、便捷的特性。对比传统绘画形式需要打包、搬运等方式进行展览，数字绘画只需要一键便能够带给普通大众以艺术审美的冲击。与此同时，传统绘画作品还受到储存条件的限制，如果光照、气温、空气湿度等方面没有处理好，便可能出现颜色稳定性变差、材质受损的情况，甚至使作品消失不无可能。但数字绘画绝不会出现此类情况，它的储存方式是以数字形式存储在电子设备上，甚至是备份也极为便利。对比传统绘画作品就大大节省了运输包装、物流搬运等方面的用工成本，也为大众欣赏绘画作品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以上种种都显示出了数字绘画在传播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因此数字绘画作品也更加适合商业化、工业化发展。数字绘画的艺术价值方面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数字绘画缺少了传统绘画的质感，有的人认为数字绘画缺少了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当然这些也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的。比如，当我们在美术馆驻足欣赏一幅画作时，一定会被它的笔触、颜色、质感、构图、工艺感、表现力等所吸引，因此会花掉较长时间欣赏和品鉴该绘画作品。因此当我们看到超写实的油画作品时会发出感叹，看到精美的水彩画作时会沉浸在浪漫、优雅的氛围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绘画作品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就算请同一位画家再画一遍也无法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这是传统绘画的艺术价值体现，但并不意味着数字绘画就缺少艺术价值。恰恰相反，数字绘画也由创作者带着“工匠精神”绘制完成。同时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绘画色彩也将变得越发光鲜夺目，创作者不再需要像以往传统绘画那样进行复杂的调色，而是只需要选取合适的颜色便可以实现绘画创作，而其中的绘画便捷性与艺术性是不冲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提高绘画的艺术价值。

（二）劣势：模仿创作、消费群体小、仍然处于探索初期

通过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创作形式进行对比，可见数字绘画是模仿传统绘画生成方式而形成的专业化系统，相关理论更是借鉴了传统绘画中的创作步骤和方法、配色与色调把握、空间和透视表达、形象的表现、光影的体现等等。也就是说，数字绘画是模仿传统绘画过程形成的专业化系统，虽然相关作品中融入了人文情怀、创作思想等，但仍然通过模仿创作的形式自成一派。当然，也有一部分数字绘画创作者认为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形式存在工具和用材、传播媒介等方面的根本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绘画确实借鉴了传统绘画的核心思想，实为模仿创作生成的专业化系统。既然是模仿创作再进行表达的艺术形式，数字绘画作品当然也受到市场和消费群体的检验。不同于新兴数字出版产业，新媒介支持的数字绘画作品在消费市场上并没有热烈的反响，更没有对传统绘画艺术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数字绘画艺术目前还属于非主流艺术形式，虽然赢得了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但距离真正流行起来和凸显出巨大的艺术价值、社会性价值还具有较大的现实距离。笔者认为，数字绘画取代绘画艺术的主流地位不无可能，但现阶段对比传统绘画艺术市场来说消费群体较小，还有着很长的发展之路。数字绘画艺术是以计算机技术支持的新媒介，由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的发展，进而形成了数字绘画产业并逐渐发展和进步。当代绘画艺术作品通过数字输入设备采集元素，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修饰和改造，使其更具有艺术画作的美观性、艺术表现力等，作品也更便于传输和展示。尽管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已经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也改变了部分群众的审美观念和鉴赏价值观，但其在各方面的应用还处于探索初期，如动漫、游戏、广告、设计等产业。数字绘画艺术的发展来日可期，但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初期，更有待相关创作者继续探索与实践。

三、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具体应用分析

对比西方国家来说，我国新媒介支持的数字绘画艺术形式起步较晚，其发展历程更是可以分为新媒体艺术的混合时期、新媒体艺术的统一形态、新媒体艺术的分析形态、新媒体艺术的综合时期这四个阶段。就本文中研究和讨论的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具体应用，不仅体现在动漫ip设计、游戏ip设计等方面，还体现在瓷器画、个人创作等等，信息化发展有着助推作用。景德镇是著名的瓷器文化发源地，而南方瓷器画中的数字绘画应用更是充分体现了数字绘画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优势。据笔者了解到，瓷器烧制绘画制作已经具有数千年的历史，相关瓷器绘画更是包含诸多元素，尤其新的艺术理念、新的媒体技术流传开来，更丰富了景德镇瓷器画艺术效果。不仅有清新雅致的山水画、人文故事画、历史写实画，还有着颜色和线条都十分鲜明的野兽派画风绘画，这些瓷器绘画往往更加贴近现代年轻人的审美，更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现代青年对于生活、工作如火般的热情和丰富内心与情感世界。无独有偶，河南南阳又被称为玉雕之乡，那里不仅有许多传统手工艺雕刻匠人，还有着一批批工艺化生产的雕刻设备，通过软件设计、数字绘画等形成了专业化系统和操作流程，使得风格各异、形态各异的玉雕作品在市场上流传开来，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图2。可见，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具有深远影响，不论是景德镇瓷器画还是南阳玉雕画，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绘画艺术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发展，更为数字绘画取代传统绘画形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笔者认为，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具体应用还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艺术爱好者带来了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笔者本身十分热爱涂鸦艺术，并以此为爱好，绘画不仅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仅仅通过对现有设备的应用就可以生成数码绘画作品，同时相关作品还可以无限次地进行修改和再创作，软件支持的功能也有快速变形、变色、材质转换等，更为笔者创作涂鸦艺术作品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当然，利用新媒体平台随手分享或作品，也为笔者带来了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多次尝试，并与之前绘画作品进行对比，深刻感受到了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价值，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大增强了绘画效率和频率，也最终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新媒体技术在绘画艺术中的融入增加了诸多功能，但也同样带来了材质、机理、色调等完全不同的画面，一幅画作也不再局限在一个框架内，随着多次色调、明暗对比、颜色饱和度等的调整，也能够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些都是传统绘画无法比拟的。首先，新媒体技术的数码绘画丰富了传统绘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工具限制，为传统绘画技术的创新提供了较大发展和想象的空间，且催生出更富有时代性的艺术风格与艺术语言。例如，对同一软件中的不同工具进行具体应用，每个笔刷都能够带来不同效果，而图层的分层和叠加效果更是令人惊讶。对于绘画创作者来说，更提供了思考和尝试的空间，我们也只需要追寻着脑海中的画面进行创作，很快就能够选择到恰当笔触并绘制出理想中的绘画作品。其次，对于绘画作品风格的选择也更具有多样性特点，不仅可以直接选择铅笔画、油画等具体分类，还可以选择滤镜、艺术风格的加持，能够为绘画作品注入新鲜血液，进一步达到理想中的绘画效果。可见，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具有突破性与创新性，不仅带来了艺术创作的更多可能性，更为绘画创作者带来了灵感和被看见、被喜爱的全新机遇。无独有偶，新媒体技术和平台更为一群老奶奶带来了被看见和被喜爱的机会，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大理双廊、白族老奶奶脱贫致富等热词更开创了一个新的绘画时代，如图3。据笔者调查和总结，2008年，沈见华夫妇带着女儿辗转来到大理，与友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咖啡馆，名字叫做“双廊农民画社咖啡馆”，其定位是一家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的文创馆，笔者也更愿意称之为艺术馆。这里展览的绘画作品来自一群白族老奶奶，她们画自己的生活日常，更画山间美景、乡村文化、传统民俗等。从她们的作品开始走红后，她们就赢得了更多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更实现了从没有收入到脱贫致富的转变，也成为了当地一道有名的风景线。虽然他们的绘画作品不是借助新媒介创作的，但她们在互联网上、新媒体平台上的走红更代表了绘画艺术的更多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绘画艺术的足够包容的，而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更为绘画艺术带来了更多可能，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绘画艺术形式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包容。总结总而言之，基于新媒介生成的绘画艺术门类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正在逐渐发展成熟。无论是传承传统绘画、媒介转变，还是突破传统媒介限制生成新的绘画艺术形式，相关绘画艺术形式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和特色，值得我们运用正确的态度和恰当的思维理念去理解、去感受。只有这样，当代艺术形式才能够不断拓宽其边界，进一步带给大众全新的艺术体验感，使新媒介在绘画领域的应用才能够越发广泛，进而带来更高质量、更具艺术价值的绘画作品。

参考文献：

[1]李菲,苏静.数字媒介语境下版画与影像的融合性教学探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9(06):157-160.

[2]徐萌萌.绘画与设计中的秩序感—兼谈界面设计的教与学[J].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4(03):18-20.

篇9

“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业时代“块状经济”就已出现，而且已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后，“块状经济”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的产生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人们所突然注意到的“块状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大工业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中国的浙江，珠三角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各类科技“园区”、“开发区”“工业小区”就是由此而来。意大利的人文历史底蕴十分深厚，但这个国家在工业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机器为标志的重型制造业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所谓“福特式工厂”并不占主导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区，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为主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近几十年来却不声不响地发展了起来，意大利西北和东北的许多小镇，成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诞生地和出口创汇基地。在中国浙江，除杭嘉湖宁绍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国家投资少，大企业少，人均耕地少，资源更少。尤其温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岛，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轻、小、私、加”起步，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浙江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浙江现象”除产权清晰的微观主体外，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块状经济”。在这一点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现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业学意大利，农业学荷兰”。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见《浙江经济》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快速成长的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浙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已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调查，浙江有56种特色产品产量全国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总数的63%。这，或许就是“浙江现象”最大的奥妙所在。今年7月，我们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时间里，对其“块状经济”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详者就不下数十种。如，温洲鹿城区的鞋、服、眼镜、打火机；永嘉桥头钮扣；瓯海泵阀、阀门；柳市低压电器；仓南金乡标牌、包装；钱库印刷；湖前塑料纺织；宜山再生纺织；虹口电子元件；萧山轴承、冥币；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上虞崧厦制伞；嘉善木条；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笔；绍兴柯桥的轻纺、化纤；永康小五金；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鄞县服装；奉化服饰、塑胶；慈溪鱼钩、长毛绒；嵊州领带；诸暨店口的铝塑复合管；大唐袜业；牌头蚊香；义乌小商品；东阳木雕；椒江精细化工；温岭摩托车配件；路桥日杂百货；玉环小农具；新昌胶囊；安吉转椅等等。

二、“块状经济”的起因

第二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和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体是什么产业，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为什么是此产业，而非彼产业，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观察“块状经济”的起因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二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

1、“企业-产业-市场”的角度，即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企业、产业和市场呈现出“块状”分布。斯密在《国富论》里反复阐明，分工和专业化（产业）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但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寻常的扩大，在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会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企业越做越多，产业越做越强，市场越做越大。大唐制袜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乡徽章则有12道工序。这时，新的技术设备、工匠们的技艺、产品的工艺和质量都能够得以及时发现并被准确定价。特定产品、特定产业和特定市场又不断滋生出只有在这一特定空间里才具备的特定生产要素，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根植在一块特定的土壤中。“块状经济”便由此而生。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起源与进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块状经济”的起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手工工场，完全可以依靠市场交换而存在，于是手工业主内部，分化出专业的包买商。在包买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场内部或各作坊之间开始了简单协作。那些效率较高，资本积累较快的手工业作坊主便率先引进先进动力和自动化机器生产，手工业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营企业主、小店主、帮工、产业工人等各个阶层，乃至随着私营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商人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渐次独立出来。所不同的是，“块状经济”的原始积累，一般是通过在外经商、务工，如台州金华一带的许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从修鞋、理发、修废利旧、做豆腐、卖豆芽、开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当然，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伪劣完成原始积累。

按照科斯的企业观，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其内部组织制度能够代替市场价格以降低资源配置中的交易费用。相反，因为信息流通快、竞争充分、资产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费用甚至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这时，众多同类或相关的企业则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而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块（群）状集聚和市场的点状集聚。选择企业群集聚，而非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企业内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费用的高下来决定。

2、经济学的分析，只能为我们给出必要条件。“块状经济”存在发展的充分条件需要要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因为市场扩张快慢、企业家的出现、交易费用高低以及企业集聚的形态等，主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地方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对认识中国的乡村工业十分有帮助。陈吉元、何梦笔主编的《当代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此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何梦笔等人对根植于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及制度变迁中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识，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状态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长期的社会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场，产生长期交流的信任与规则，可能会在社会上稳定知识的利用与创造，进而人们在得不到市场补偿的情况下，依靠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而相互得益。”（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块状经济”是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商圈。在这个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决定着商圈内技术持有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及产业氛围。这些“酵母”的渊源大多根植于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中。在温州，私人产权及其产权保护的概念历来比较牢固，民间金融源远流长，私人借贷十分频繁，而且有非常灵活的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过极大的作用；浙南一带的“盟兄弟”、“金兰会”等“抱团”组织十分流行，这种组织既强调互助互利，又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成为日后“商圈”的雏形。至于血缘、学缘、乡缘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则更是普遍；浙江民众一般都具备出门闯世界的意识和本领。乐清人依托同乡、亲戚关系的裂变来进行市场拓展，形成了十分发达而成熟的制。这种人文网络对经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类经济学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块状经济”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内生性。创新来源于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经济因素。集群的产业氛围可以培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对该种产业相关知识与创新的敏感性，尤其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计算机软件、高档时装业、工艺品制造业等，技、艺难以严格区分。产业集群内知识与技术通常以隐含类、非编码化的形式传播与扩散，技术创新通过在“干中学”而传承。大多数情况下，“块状经济”中关键性的知识表现为熟练工之间的隐性知识，就如同面包师的发面技术，面点师的拉面技术一样。行业内老资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诀、绝活，师徒之间使用特殊的隐语、行话、市语。我曾考察过一个生产祭祀用纸制“金元宝”的小企业群落。这些企业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们将一叠32开大小的锡片，用锤子敲成8开大小薄如蝉翼的锡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诉我，学成这样的技术需要三年才能出徒。

三、“块状经济”的发展类型

所谓“块状经济”只是一个统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块状经济”做出各种不同的分类。

1、从主导产品的类型上看，分为传统产业延续型、新兴产业型。一般来讲，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较为普遍，但由于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的运用，传统产业可以重新激发出活力；新兴产业多出现在大都市边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数具备外资背景。

2、从起源地和要素的来源上看，分为原生型和嵌入型。对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发展型，对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异地发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乐清虹口镇的居民构成，兰州的义乌市场主要是浙江义乌人。对虹口和义乌而言这都是一种异地发展型。

3、从城乡关系看，分为城郊辐射型和村落独立型。因为城市政府的多头管理及地价因素，大城市郊区往往成为异地嵌入者的选择，但那些原生性的“块状经济”多为村落独立型。

4、从区域范围看，分为县域集中型、镇域集中型和专业村庄型。县域集中型多以县城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镇域集中型则沿交通干线以带状分布居多，专业村庄型属典型的“块状经济”。

5、从发展主体看，分为能人发动型和政府推动型，或者也叫经济精英发动型和政治精英发动型。这种分野从浙南与苏南的比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当然，两种型式也会相互转化，而且也有能人发动和政府推动紧密结合的情况。

6、从市场导向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内销导向型。随着外贸自的扩大，出口导向型的“块状经济”在浙江得到快速发展。如浙江的打火机、眼镜、领带、万向轮等等。但多数仍以跨区域的国内市场拓展为主。

7、从运行机制上看，可分为市场循环型、技术创新推动型及来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当属义乌。绍兴的轻纺城、苏南的常熟服装招商城也属此类，其周围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纺织厂或服装加工厂；在“块状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技术竞争与创新获得优势，其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区内的技术创新推动；一些先发企业品牌做大之后，尝试发展“虚拟经济”，总公司只抓研发和销售，加工则采用来料、来样加工的方式，或者后发企业购买知名商标冠名权。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区“块状经济”的初始阶段。

8、从地缘与产业的关系看，分为资源开发型、市场开发型。前者如青田石雕、东阳竹艺，都是就地取材，发展成一个自然垄断性的产业。而多数“块状经济”与当地自然资源关系不大，如海宁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龙。一些产业干脆是靠做市场做出来的。比如华东石材市场，在宜兴万石镇，但这个镇并没有石头资源，完全是当地人利用“万石”这个名字“做”出来的石头经济。

9、从主导优势来看，分为交通枢纽型和技术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谓“道口经济”的说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区，有较好的人居条件。

四、“块状经济”的基本特征

1、地域的集中性。块状经济首先表现为一种厂商的扎堆现象，企业密集，相距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统计标准，构成“块状经济”的企业个数至少要10家以上，且销售总收入超1亿元。“集中”和“扎堆”，这也是集群生成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了的。因为，只有近距离才能使大量信息通过非正式接触得以迅速传递和扩散，只有零距离才不需要库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库房，只有集中布局才会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的邻里效应和共享机制，技术外溢和创新才会发生连带效应。这种生产力要素的集中状态也叫“范围经济”。

2、要素的根植性。每个地方都蕴藏着一些潜在的生产力，机会恰当，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难向四周扩散。“块状经济”离开的特定的地脉、文脉和人脉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工厂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译成“本土产业群”）。

3、起源的自发性。在那些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不易产生“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极有可能产生于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或者是在夹缝中偷生下来。“块状经济”完全是凭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起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和民间力量，优胜劣汰，新陈代谢，乱中有致。不断的模仿跟进，不断的创新淘汰。没有“计划”，没有“战略”，歪打正着，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进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组织秩序”来不断试错、不断矫正、不断完善的。

4、企业的关联性。“块状经济”不是一麻袋马铃薯，而是有机关联，相互配套，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传递链。联而不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横向关联，如台州苏泊尔集团，向小企业下单，购买同类企业产品的优先供给权；也有纵向关联，如飞跃缝纫机有1700人，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为他们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20000多人。温州正泰、德力西也属此类。现在还有一些关联企业通过股权置换、参股甚至控股，进一步提高关联度，形成稳定的金字塔状企业群落结构。当然，“块状经济”的关联性不仅是指企业，还有为生产企业而存在的服务、中介、政府、金融、行会、学校等。

5、生产的专业性。由于专业市场发达，企业间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过交易获得专业化生存。虽然产品成本低，产业进入门槛低，属劳动密集型，但知识和技术、艺术的要求很高，属于低技术行业的高技术；虽然产品比较单一，但专门信息、专门渠道和高等级的工匠及年富力强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与普通工收入差距较大。

6、产品的差异性。企业群落中产品的差异性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即使各同类企业间都是高中低档，错位发展。温州各皮鞋厂经过较长时间的竞争与整合，其产品的定位差异十分清晰，分为西装皮鞋、休闲皮鞋、劳保及军用皮鞋等。差异就是创新，差异是制胜的法宝。差异打破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锁匠没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盗门的商人们狠赚了一笔。在永康五金城卖茶杯，每家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在绍兴轻纺城，很难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礼拜产品”，即“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使得其它地方难以拷贝，也难以竞争。

7、发展的阶段性。“块状经济”一般都经过萌芽、发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约，由模仿到创新，从工艺简单，利润微薄，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工业小区，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场体系，最后发展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营销网络。一般来讲，由于其低成本优势，都有快速扩张的特点。温州打火机刚开始自产自销，后来为日本韩国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来，自己创牌子，从而打败了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垄断了世界金属打火机市场。这一过程不过10左右的时间。因此，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换代像赶潮一般，永康人将此现象称为“浪潮经济”。

五、“块状经济”的优势

对于加工工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聚优势”。所谓“集聚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块状经济”产生之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集聚优势”和外部效益，但人们很快便可以发现并自觉培育它。“块状经济”的优势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群落规模越大，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水电供给、商业服务等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收益均衡点就越高，相同供给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

2、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又分别表现在内部专业市场建设和外部市场宣传拓广两个方面。群落集聚的企业越多，相应配套的专业市场的商品吐纳和信息汇聚的功能就越强，对外市场宣传传拓广相同成本花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高。

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对民营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交易成本的降低带来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技术、质量、价格、管理以及劳动力供给上，能及时准确地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

4、能够形成机械设备和原料的集中供应与配套服务优势以及为客户提供服务和配套能力的优势。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业灵活多变反应快捷的特点，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产品规模优势和原料、设备供给的规模效益。关联企业布局集中，便于客户的结算、运输、劳务、安装和维修，品种、档次上选择余地大，透明度高，为购买者节约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5、同类产业集聚能强化地方专业形象，有助于挖掘社会资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

6、由于同业集聚，一旦某企业需要转产，很容易转让自己原有的专业化设备，从而降低转产的沉淀成本和市场退出壁垒，极大的减轻了集群内企业的退出成本。

7、最为重要地是，同类产业集聚以后，由于同业竞争和信息交流，能进一步增强群落内各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形成技术管理和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一项技术管理创新在一个企业内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是有限的，但是，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对群落整体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却成几何级数放大。尤其是隐性知识由于其收敛作用，虽然扩散上存在困难，但隐性知识的增长却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离交流和非正式接触对隐性知识形成极为关键，而专业人才如果离开一定的氛围和交流平台，便会很快出现专业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废。集群企业的这种技术创新的优势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1）基于技术轨道的顺轨性创新，如产品特性、形式或技术工艺得到持续改进，由于近距离甚至面对面的竞争，这种改进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广；（2）基于技术平台的衍生性创新，即，企业群体在某一产品领域内，为追求产品差异化和避开模仿竞争而在设计、生产和制造系列产品所展开的创新；（3）向技术关联领域发展的渗透性创新，即，一旦有新的产品或工艺技术在集群内出现，很快就会在同类或相关企业内传播、溢出和渗透。（参见汪少华、王佳蕾《浙江企业集群成长的创新模式》，《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8期）正是这些优势，浙江“块状经济”的相当部分已成长为出口创汇基地，并逐渐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战略推进。

六：“块状经济”的理论意义

“浙江现象”被吴敬琏称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受“浙江现象”启发，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上的重大观点，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经济”，迟福林提出“人民市场经济”，董朝才提出“人民社会主义”。对浙江实践的深入研究，史晋川、金祥荣、陆立军、张仁寿等人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浙江学派”。“块状经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从教授开始首倡的。当时，更多的是从实践的层面或者社会学角度来讲的。随着浙江经济实践的发展，“块状经济”将会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泉。经济学家对“块状经济”一般性的定义是：介于市场和层级之间的空间组织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综合体”，“柔性生产体”，“企业群落”、“专业化产业区”、“特色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地方性产业集群”。从浙江的经验来看，“块状经济”中，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一个村甚至一个镇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厂”与、“户”、“村”、“镇”相互渗透。“块状经济”使集团化和联合生产获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与经济获得了新的一体化形式。“块状经济”丰富了企业组织理论。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各个城市在一组关联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与合作的氛围：“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特别地注意到了专业化产业的集群现象。M.波特认为，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构成，而竞争优势主要是由竞争的充分性和产业集聚程度所决定。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动态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2）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假定我国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那么，“块状经济”将可能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须知，先进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决问题，照样是先进生产力，而且组织、制度、文化等也是极重要的要素。传统产业，甚至于我们认为淘汰的产业照样能做出大市场。诸暨两个大集团“李字”和“黑猫神”，做的都是传统的盘香，而非电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效益。“块状经济”对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划”，“产业政策”，“要素布局”，“主导产业”等概念提出了挑战。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群落整体的竞争力，而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是浙江民营企业迎接市场竞争的一项非常有效的适应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对此，经济学家钟朋荣称之为“小狗经济”，一些人也称“百姓经济”，“杂草经济”，“人本经济”。恪守“经济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性。浙江温州等地区，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找不到发展的依据和教条，但就是在这里，依靠温洲人市场意识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且创造了所谓“零资源经济”。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产销基地，只有一个在市区。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胡宏伟、吴小波在《温州悬念》第三章中对全国最大的再生晴龙市场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观的描述：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

七、“块状经济”的实践意义版权所有

这几年，浙江省出现了整体发展的好局面。浙南属于先发地区，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转型（“从苏南模式中摆脱出来”）。现在，由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以金华、台州为代表的“浙中经济隆起带”。义乌甚至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延安”，其发展势头直追温州。也由于“块状经济”的自发性和人本性，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人均储蓄等“富民指标”连年居于全国前茅。

苏南也有很多特色经济乡镇，甚至苏南“块状经济”的历史比浙南还要悠久。如“丝绸之乡”、“服装之乡”、“羊毛衫之乡”、“小五金之乡”、“教具之乡”。但除个别例外，多数没有发展起来。浙江的“块状经济”都是当年“戴上红帽子”，“穿上防弹衣”才生存下来，这与苏南大不一样。

韩国和台湾是两种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韩国是受国家扶持（类似于我国“抓大”）的特大型企业为主，而台湾经济的支撑则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韩国和台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在这里。不仅如此，较之韩国，台湾还因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民主化进程，使全社会财富趋于平均，造就了台湾一批中产阶级，化解了城乡矛盾，促进了就业和社会稳定。

“块状经济”由于其基础设施规模效益和第三产业的连带发展，大大促进了城镇化和城市化进程。义乌市区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因为有近30万人在市区经商，近3000外国商人长年居住在这里。常熟在苏南的几个县级市中城市化进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义乌和常熟，都是“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市场化、民营化、工业化、城市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