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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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过去几百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超额利用，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退化。随着对未来爆发气候危机的意识日益提高，人们更加意识到不能再将资源、环境与经济分开考虑。此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失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愈演愈烈。作为一项将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公平连接在一起，旨在打破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发展四者相结合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概念。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绿色增长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得出一个具有运用一致性的绿色增长的概念。

二、经济增长范式的发展

“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有“共同观点”的意思。在某种范式的指导下，不断的积累知识形成了常规科学，虽然可能出现“反常”现象，但此时的范式可保障反常的调整。一旦“反常”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所有调整的方法归于无效，已有的范式将不足以应对新问题的挑战，此时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范式来替代旧的范式。

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不同的范式。同样，经济增长的范式也会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绿色增长范式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

对经济增长范式的研究要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那时生产力主要是由人力和畜力来拉动。18世纪之后，蒸汽机等工业革命的产物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人力和畜力的依赖，而改用煤炭、石油等新能源，全球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产生了空前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范式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越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极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大批的工人失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环境的危机，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之前成功的模型现在已不适用。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又提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循环经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和基于生态系统理念的生态经济。

三、绿色浪潮的兴起

1、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的崛起，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一词，意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生产投入资源最少、排放的废弃物最少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然而，当时循环经济的思想还是一种超前性理念，人们并没积极地将此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仍是污染产生后的末端治理方式。直到70年代末，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人们才意识到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循环经济的思想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2、绿色经济的兴起

能源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经济学家皮尔斯于《绿色经济蓝皮书》上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意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高效、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在绿色经济中，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驱动于那些能减轻污染，增强资源效率，并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公共及私人投资。需要通过有针对性地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和法规变革来促进和支持这些投资。

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范式而言，绿色经济要求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自然资本消耗来实现经济发展。

3、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绿色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即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现象。这对自然环境、生态体系和居民健康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对农、林、牧、渔等经济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英国最先意识到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在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上，提出了“低碳经济”一词，意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这些概念都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但相似的是都在描述一种发展状态，而不是发展路径。

四、“绿色增长”的内涵

随着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研究的继续深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逐步加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绿色增长”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所指的不仅仅是GDP中低碳的部分增长，还要聚焦于气候改变的减缓、环境的可持续和减轻贫困及社会公平的提升。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绿色增长的内涵并没有准确的界定，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最广为接受的是OECD组织2011年提出的概念：“绿色增长指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促进投资和创新，以便为持续增长提供支持。”作为首个将“绿色增长”战略纳入国家政策的国家，韩国将之定义为：“最小化使用资源，减少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通过绿色技术开发，确保增长动力，创造工作岗位，实现经济环境和谐相融的增长方式。”国内学者王金南等认为：“绿色增长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胡鞍钢提出：“绿色增长的核心就是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开始脱钩。”中国环境发展合作委员会对绿色增长的定义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也是推动低碳、惠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而采取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过程。”

从上述的一系列概念中可以看出，绿色增长是将资源、环境、社会、与经济四者结合在一起，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三个因素。OECD的概念中侧重的是人类福祉，而韩国的概念则是环境的改善和绿色岗位的创造；国内学者王金南注重将环境作为一种内在生产力，胡鞍钢更看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相同的是，所有的观点都是以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事业的投资作为驱动力，保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促进绿色岗位的发展。

在“里约+20”会议上，乐施会的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在会议上提出了“甜甜圈”理论，认为如果说地球有一个资源利用的最大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导致环境退化，同样有一个资源利用的社会基线，低于这一基线人类就无法生存。所谓的“甜甜圈”就是指这两个界限之间的空间，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但人类整体又生活在地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如图1所示。

绿色增长就是使人类的生活空间在“甜甜圈”之内，要做到这一点，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的投资是一个必要的驱动因素，即通过投资和技术创新，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达到资源效率的提升和污染排放的减少，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通过创造新的绿色岗位，促进就业、减轻贫困并促进社会公平，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而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的改善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图2所示。

我们将绿色增长定义为：通过在资源有效利用和环保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提升，达到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小的污染和最大的产出，同时促进就业，使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经济增长模式。

五、结论与意义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绿色”的理念就开始兴起，从“循环经济”到“绿色经济”再到“低碳经济”，环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绿色增长”的概念从经济、资源、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和谐发展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增长的范式。本文在总结前人对绿色增长所进行研究的前提下，重新诠释了绿色增长内涵，希望有助于实现相关研究在沟通上的有效性。

绿色增长概念的提出及其在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地位的确定，为学术界未来经济增长范式的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也为以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绿色增长的提出并不是对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否定，而是对这几个概念的总结和升华。

参考文献

[1] 王有捐、林卫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绿色增长[J].经济研究参考，2011（1）.

[2] 张东明：浅析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J].当代韩国，2011（2）.

[3] 王国印：论循环经济的本质与政策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2（1）.

[4] Bowen Alex，Fankhauser Samuel：The green growth narrative：Paradigm shift or just spin[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2011（21）.

篇2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篇3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sv。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gy=YtYt=ItIt=σs。可见，哈罗德增长模型和多马增长模型本质上是一致的，故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y是由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率v共同决定的，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

3、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讨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比较大的修正：将时间因素引入储蓄—投资分析中，用增长率的概念代替凯恩斯的水平分析，实现了动态分析；从“加速原理”出发，强调投资增长决定于收入增长率的“引致”作用，而非收入水平的绝对变化；认为投资行为不仅能增加投资的需求效应，更重要的是投资能提高供给能力。实际上，哈罗德和多马说明了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是要提高储蓄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增长条件有如“刀刃一样脆弱”。而整个经济系统内部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作用机制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该均衡是极不稳定的。

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和斯旺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进行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典型模型，即索洛—斯旺增长模型。

1、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方程：k觶=s（fk）-（n+δ）k。该模型表明储蓄一方面可促使资本广化，另一方面也可促进资本的深化。

2、增长过程的稳态。当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时，人均资本停止变化而成为常数，从而得到使人均消费最大的储蓄率，即黄金律储蓄率。当储蓄率大于黄金律储蓄率、人均最优资本存量也高于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水平时，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人均消费水而下降，即经济增长中的过度储蓄是无效率的。

3、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表明，经济的长期均衡是稳定的，并总是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短期内，产出的增长率可能因储蓄率的提高而上升，但长期内，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增长率，与储蓄率无关，并且过度储蓄对经济有不利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投资对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负影响。不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考察的主要是静态最优资本积累。另外，新古典模型关于均衡收敛的预测并未实现。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因此把经济的长期增长仍归因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实际上，经济的稳定增长更重要的在于系统内生变量，内生经济变量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于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此时的增长理论扩展了资本概念，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知识等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篇4

一、知识溢出概念界定

知识的再造则衍生出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知识递阶扩散的一种形式。知识溢出概念的提出最早由Mac・Dougall（1960）在研究东道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社会收益时，首次把知识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提出来[1]。Arrow（1962）最早的解释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将“干中学”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知识溢出概念”[2]。Griliches（1979）把知识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即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3]。更加凸显了知识溢出作为经济外部性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跳过市场交易的平台与其它组织进行信息交换，在不组织和行业之间被动的、无意识的、非主动的扩散、渗透、吸收和创新，而创新主体并没有给知识创造者以补偿或补偿小与知识创造的价值，造成知识创造者的边际知识收益小于边际知识成本的一种经济外部性现象。

二、经济学解释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空间贸易理论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贸易总量，而且能够加快科技，而收敛与否则很好的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知识溢出的有效度。知识和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使贸易国双方的科技。知识和资本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了解对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国进行战略部署，对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

由Arrow、Romer、Lucas等[3]开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资本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知识的积累，创造知识的边际成本会下降，从而进一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就提高了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那么由于会产生知识溢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不断降低，造成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均衡。他们提出的模型的共同点则是：经济增长不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而主要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而决定的，这种决定使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自增长机制。

（二）新空间贸易理论

90年代Grossman和Helpman提出的与“内生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动态贸易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1世纪随着空间经济学和世界技术边界的缩小，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应该更多的倾向于空间，因此，新空间贸易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特别是在国与国贸易之间，充分的通过知识解释了国际贸易，以及知识溢出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知识视为内生增长变量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溢出的获取途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经济活动，Arrow则将“干中学”引入增长理论，提出私人资本的积累会引起公共知识资本的增加，进而获取了知识，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知识，即对知识的挖掘和再造。

（三）收敛性

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置关系，在经济学上，可以用知识溢出效应解释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而这种收敛与否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重要的联系。知识与人才层次和数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是越高越好，越多越好，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不高，产业结构的低端性，知识溢出造成人才浪费现象严重，所以说经济发展具有收敛性。即知识与经济的相关性不是直线相关，是一条收敛曲线。对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后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知识人才驱动阶段，这时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恰恰给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所以说不具有收敛性。因此，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收敛性可以很好的诠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切合度及发展状况。

三、结论

理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它们是一对内生的过程。这种内生性现阶段还没有真正实现知识溢出或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这可以在经济学中的经验曲线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Mac・Dougall，Gda，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

ment from Aboard：A Theory Approach[J]，Economic

Record，1960.

[2]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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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1-02

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早是由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的,但研究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七大报告之后才正式开始。因此,专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还很少见。如:曾培炎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中系统全面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 “三个转变”[1]。周叔莲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中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给出了定义及其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定义以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作了阐述,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范畴的辩证关系未作具体论述[2]。本文拟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涵进行论述,并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对应范畴进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发展的内涵及其与增长关系的辨析

发展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但对发展内涵的表述并不统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的文件中则指出:“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3]可见,发展比增长的内涵更为广泛和丰富。因此,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从统计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即仅仅从二者的数量计算关系上来测定“发展”与“增长”。有以绝对量表示的“发展水平”与“增长量”,“发展水平”是计算“增长量”基础性指标;还有以相对量表示的“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不是简单的观察二者的数量关系,即不是把“发展”与“增长”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关系来表达。即“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则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见,增长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研究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进化。因此,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增长只需回答“涨多少”,而发展既要回答“涨多少”,还要回答“涨得有多好”,这正是我们十七大指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则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有的场合还可以互相替换,但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发展是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以至文化结构的变化[3] 。

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出发,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将发展的内涵表述为:是改变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其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转化为多层次发展目标,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政策调整为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需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对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经济发展是经济运行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健康运转,只强调某一个环节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生产的发展,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应该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安定局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经济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4]。早期发展经济学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后来,发展经济学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结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经济发展主要反映经济活动质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仍有明确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故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不应当相互矛盾。但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程度不同,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的指导下,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陈旧;发展目标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不平衡(结构、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质量不高等。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主要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更新;发展目标多层次(经济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模式创新――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平衡、协调高质量的发展等。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转变传统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跛脚的发展(即 “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另一条腿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现“三个转变”外(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应包括五大转变: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目标的转变――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发展环境的转变――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政策的转变――从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曾培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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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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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1

[3] 蔡.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6

[4]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人口与经济，2011；3

[5]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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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润龙.“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现代经济探讨，2009；8

[10] 李魁、钟水映.劳动力抚养负担与居民消费率――基于人口红利期的动态面板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0；6

[11] 李蕾、郑长德.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区域经济理论，2008；5

[12]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2009；1

[13] 穆光宗.话说“人口红利”，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8月23日

[14]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2008；3

[15] 王德文、蔡、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研究，2004；5

[16] 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7；1

[17] 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6；3

[18]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2010；5

[19] 王学义、徐宏.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天府新论，2009；2

[20]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1

[21]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中国人口科学，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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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但是，面临当前外部需求的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型中，下行压力明显。在此背景下讨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察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另外一些观点，如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则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上述观点分别从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层面研究了二者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总量层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73个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在低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扩大出口都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Moschos的研究假设国家间发展阶段不同，其扩大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通过从总量方面分析国家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该研究探讨了扩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显示存在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低于或高于这个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不同。Baldwin基于资本的形成过程，通过将比较优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认为贸易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并且这种效应的获得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贸易发生，资本积累就会发生，比较优势效应就会最终转化为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佟家栋较早探讨了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林毅夫认为，出口增长除了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全面考察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尹敬东针对对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这一问题，澄清了传统测算方法中对总量核算和贡献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处，认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从而得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结论。

总的来看，从总量层面分析可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层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资本积累理论扩张了Baldwin的结论，认为只有当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即强调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贸易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则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后的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总量分析转为结构分析，不仅通过构建具体的贸易结构测度指标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小，同时也有利于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二、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计量经济学的日益成熟，为学者们实证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Lewer检验了Mazumdar的假设，利用SITC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数据，构建了贸易结构变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扩张的VAR模型估计了选定的一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Mazumdar的假设，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显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对28个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表明，与出口资本品的国家相比，主要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这也验证了Mazumdar的假设。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贸易结构的五个不同变量，在多国视角下检验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被贸易结构解释，并且H-O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的数量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这种关系尤其显著；对所有国家而言，贸易伙伴间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关系尤为显著。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实证分析。杨全发、舒元，沈程祥，孙焱林，赵陵、宋少华、宋泓明，石传玉、王亚菲、王可、吕惠娟、许小平，徐光耀都从贸易总量的角度统计分析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蓝庆新在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中设计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贸易结构指标，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王永齐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点构建了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总量增长上。易力、李世美、刘冰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VEC模型，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认为长期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有稳定的促进作用，但短期表现不明显，并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光耀选择在我国进口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国为样本国，分析了在不同的进口贸易结构下，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丁雯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运用协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着1期滞后效应。苏振东、周炜庆基于产品附加值分布贸易结构分析法构造了出口贸易结构指数，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大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额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卓、王旭刚基于OECD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对国际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冯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增长也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只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从长期看，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的长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究竟是表现在贸易总量增长还是贸易结构或方向上，还未达成共识；第二，有关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还需进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发展或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进行了贸易对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探讨，他们借鉴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国家地理特点拟合出一个贸易工具变量，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认为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路径可以用动态Rybczynski定理、产品差异化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贸易结构通过资源禀赋变化和提高内生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

杨全发、舒元从闲置资源、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四个方面概括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沈坤荣、李剑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对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潘向东等将制度安排引入到对经济增长机理的探讨中，认为一国产权保护程度在所有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对该国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唐保庆、黄繁华则认为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综述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文献，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从贸易结构入手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

2.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导致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

3.学者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一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主要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证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4.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时间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单一，还有待完善。

5.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可以进行国家比较，综合考察不同国家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哪些不同影响，进而提出借鉴性建议。

参考文献：

[1]Baldwin R.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01）.

[2]Mazun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06）.

[3]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6（05）.

篇8

经济学总是致力于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解释经济繁荣的机制。詹姆斯・托宾曾说过："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者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已经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见解，形成我们今天研究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许多理论。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先后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式的制度安排也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为什么一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数量相当而且制度相似的国家会经济绩效会截然不同呢？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缺乏物质资本却能够飞速崛起呢？可能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还存在这一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因素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就油然而生。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但其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困扰着经济学家的问题，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呢？

一什么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最早是由海尼凡提出，但这些均未引起学术界的较大注意。直到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后，此概念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作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更为流行，引来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将社会资本量化进入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社会资本》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性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的语境下，它可以被看做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关注的是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在解释有着广泛内涵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时，他考虑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组织理论、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能力， 是一系列社会品德的统称， 如诚实、守信、对他人的责任感、善于合作等等。它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而非个人美德。信任、组织、规范、信息是它的主要构成因素。

二社会资本对经济的作用

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因素，但社会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想要探寻的话题。本文通过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来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积极作用

（1）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任和社会规范，进而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能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有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和集中， 形成规模经济，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高信任度的社会容易聚集大量的中小资本， 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大型企业组织， 从而提高生产率， 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取得规模经济。而且在一个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监督的难度较低，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实施制裁的投入较少，从而大大节约了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

（2）根据卢卡斯模型的假设， 人力资本对产出有重要影响， 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人均资本的平均水平。对教育事业的共同努力， 会极大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培育出高素质水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往往会在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的信任，获取"公共资源"的支持，并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建立口碑，树立起一种无声的威望，从而产生一种精神激励，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表现出对人力资本的凝聚、导向、约束和激励作用，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3）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技术的创新。人们的很多知识和技能是通过与别人的交往和交流获得的，从而能够带来收益。高社会资本的社会中，普遍的互惠规范和密集而良好的人际网络有利于个体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创新以及知识的共享、发展与扩散。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建立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社会资本使不同企业之间的网络更方便，技术创新更容易实现，从而引致经济增长。例如，硅谷的成功就在于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 技术创新的基础来自于人们之间通过互相交流而产生的思想碰撞。

（4）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而不应该将它们放在对立的层面。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成员彼此关爱的社群更愿意参与投票，社会资本的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及公民参与可有效促进政府效率，减少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社会资本有利于"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高一致性的集体行动可有效遏制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2消极方面

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增强组织团体之间的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增加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例如寻租等行为。如果一个人或者组织利用他人对其的信任来谋取私利最终却损害了更集体的利益，而且一些利益集团彼此互相勾结，为了孤立狭隘的目的而不是生存性的服务，如卡特尔，这些组织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经济秩序，阻碍了经济增长，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正式制度的存在，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来维持和促进其繁荣，而且国家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有效了经济运行环境，维护了经济发展的秩序，保证经济资源合理利用，从而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结束语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极力寻找通过增加社会资本来促进经济增加的方法。文中所提到的社会资本在通过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正式制度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显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我们无可厚非，但是社会资本如果运用不当势必会带来许多负面效益，如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利结合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常常会因为个人利益而损害更大团体的利益等等，这些因素均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不稳定。因此，我们要应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时警惕并避免社会资本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的发挥社会资源带给我们的巨大收益。

参考文献：

[1]刘国亮，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z1，产业经济评论，2004年第2辑

[2]郭少新，何炼成，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A]财贸研究，2004（2）

[4]郭晓宇，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分析，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12月

篇9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3-0114-05

当前在我国倡导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已经成为前沿性研究领域。本文正是基于这个目的，试图揭示在经济保持增长而又能降低资源消费时，资源生产率及其增长速度、节能率、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费弹性之间的关系。进而为遏止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的发展任务提供理论支撑。

1 资源消费弹性系数

1.1 基本定义

弹性是指当变量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时，一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动的相对反应程度， 弹性值就是两个变量变化率之比。弹性作为一种数量分析方法，与数学中的导数密切相联。 例如对于一元函数y＝f(x)，其导数的意义是：dy[]dx[SX）]=lim[]Δx0Δy[]Δx。则y对自变量x的弧弹性为：E=Δy/y[]Δx/x=Δy[]Δxx[]y；y对自变量x点的弹性为：E=lim[]Δx 0Δy/y[]Δx/x=x[]y dy[]dx。由于弹性概念揭示了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可在相关分析中分析期间动态变 化的规律性，因此弹性的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比如常用的价格弹性、投资弹性、收入 弹性、税收弹性、电力消费弹性、能源消费弹性等。

根据弹性定义的基本理念，其本文提出资源弹性的概念，其基本定义为资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度之比。这里资源弹性系数是研究资源消费与 宏观经济发展指标（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关系的数值。利用 弧弹性的概念（以下简称弹性），公式表达如下：

e=ΔR/RΔY/Y=αβ=ΔRΔY×YR（1）

其中：e为资源消费弹性系数；α为资源消费增长率；β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R为资源消费量；ΔR为资源消费增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ΔY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量。

对于资源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这里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公式如下：

Rt=R0(1+α)t-t0（2）

Yt=Y0(1+β)t-t0（3）

其中：Rt和R0为t年与t0年的资源消费量；Yt和Y0为t年与t0年的国内 生产总值；α为t0～t年的资源消费年均增长率；β为t0～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由（2）式和（3）式，可计算：

α=(RtR0)1t-t0-1（4）

β=(YtY0)1t-t0-1（5）

1.2 资源生产率

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率概念是指资源利用效率，即生产过程中投入转变为产出的效率，资源生产率可以用当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与自然资源的投入来计算自然资源生产率。本文认为可以用国民经济总产出（GDP）与当年的生态足迹来计算资源生产率，因为生态足迹是一种很好的自然资源使用的度量指标。计算公式为：

RP=YR（6）

根据公式（2）（3），类似的有：

RPt=RP0(1+δ)t-t0

δ=(RPtRP0)1t-t0-1

甚至我们还可以定义资源的边际产出：

MPr=ΔY[]ΔR其中：RPt和RP0表示t年与t0年的资源生产率；δ 为t0～t年的资源生产率年均增长率；RP为资源生产率，MPr是资源的边际产出；Y表示 国内生产总值，R是基于生态足迹的自然资源要素投入；ΔR为资源消费增量，ΔY为国内生 产总值增量。 孟维华等：资源消费弹性系数与降低经济增长中的资源消耗 2008年 第3期因此，在定义了资源生产率和资源边际产出之后，就可以把资源消费弹性系数写成资源生产率和资源边际产出的函数表达式。即：

e=ΔRΔY×YR=ΔRΔY×RP=RPMPr（7）

即资源消费弹性系数不仅与资源生产率成正比，而且和资源的边际产出成反比。由此可见，资源生产率是关系到资源消费弹性系数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它与其他相关指标的关系。

2 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与降低资源消费的关系

2.1 资源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资源消费总量增长率

的关系由公式（2）（3）可得出下面的推导：

Rt=R0(1+α)t-t0=Y0RP0(1+α)t-t0（8）

Rt=YtRPt=Y0RPt(1+ β)t-t0（9）

可得出：

RPtRP0=(1+β)t-t0(1+α)t-t0=(1+β1+α)t-t0=(1-δ)t-t0（10）

δ=1+β1+α-1=β-α1+α（11）

RPtRP0表示t年与t0年的资源生产率的比值，它等于此期间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值与资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值之比。δ为资源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β与资源消费增长率α之差跟（1＋α）的比值。因此可以说，资源生产率的增长率与资源消费增长率、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可以借助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资源利用的效率。根据公式（11）可知资源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速度、资源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3种可能：

（1）β＞α，δ＞0；即资源生产率逐年增大，表明经济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是提高的，也说明社会发展是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β＜α，δ＜0；即资源生产率逐年变小，表明经济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是降低的，说明社会发展不是可持续的。

（3）β＝α，δ＝0；即资源生产率恒定，表明经济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保持不变，此时经济系统可能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起点。

2.2 资源生产率与降低资源消费的关系

为简化分析，假定t－t0＝1，那么由公式（11）得：

（1＋α）RPt＝（1＋β）RPt-1

α=(1+β)RPt-1RPt-1

假设：资源的消费总量下降，即α＜ 0，则有：

(1+β)RPt-1RPt-1＜ 0，又因为RP大于0，因此可推导出：

RPtRPt-1＞ 1＋β（12）

公式（12）表明，若当年与上一年的资源生产率之比RPtRPt-1大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1＋β）倍数时，则会在保持经济以β增长率增长的同时可以减少资源消费，即资源消费负增长也就是资源消费弹性小于0。又因为RPtRPt-1=1+β1+α，所以在经济增长速度β值一定时，RPt/ RPt-1值越大则α值越小，即资源消费降低的越多。

2.3 经济增长速度与降低资源消费的关系

基于资源消费总量下降的假设下，（12）式还可以写作：β＜RPt-RPt-1RPt-1；设ΔRP＝RPt－RPt-1，则有：

β＜ΔRPRPt-1（13）

这样可以进一步反映出资源生产率变化情况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资源消费量增减趋势的影响。ΔRP越大说明资源生产率的变化程度越大，当ΔRP与t－1年资源生产率的比值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资源消费量才会出现负增长。

3 资源生产率增长率、节能率和资源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

3.1 资源生产率增长率和节能率的关系

节能率的定义是指经济系统产值能耗的年均相对降低速率，则从初始时间t0 年到t年的年均节能率γ满足：

γ=1-(DtD0)1t-t0（14）

其中：D＝R/Y，为能耗系数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资源（能源）量。D t和D0为t年与t0年的能耗系数。

因为能耗系数D＝R/Y，而资源生产率RP＝Y/R，因此有D＝1/RP。（14）式也可写成：

RPtRP0=1(1-γ)t-t0（15）

根据公式（10）和（15）可知，δ=γ1-γ或γ=δ1+δ（16）

公式（16）表明节能率和资源生产率增长率成正比关系。即资源生产率增加意味着节能，资源生产率降低代表能源浪费。存在以下的关系：

（1）当γ＞0时，δ＞0；资源生产率增加，经济系统处于节能型经济发展阶段。

（2）当γ＝0时，δ＝0；资源生产率不变，经济系统既不节约资源也不浪费资源。

（3）当γ＜0时，δ＜0；资源生产率下降，经济系统的节能效果较差。

3.2 资源生产率增长率、节能率与资源消费弹性的关系

资源弹性系数：

e=(Rt-R0)/R0(Yt-Y0)/Y0=(YtY0×RP0RPt-1)/(YtY0-1)

=(1+β)t-t0/(1+δ)t-t0-1(1+β)t-t0-1

假设t－t0＝1，则上式可写为：e=(1+β)/(1+δ)-1β=1-δ/β1+δ（17）

由公式（17）可以得出资源生产率增长率δ和资源消费弹性系数е之间的关系：

上式说明只有当节能率γ大于β1+β时，资源消费量可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

4 实证分析

以上分析说明，资源生产率RP、节能率γ、经济增长速度β应该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出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降低资源的消费。对此，我们可以1978－2003年数据进行检验。

(1)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速度与降低资源消费的关系，RPtRPt-1＞ 1＋β或 ΔRPRPt-1＞β。

由表2可知，1981、1999年的资源生产率之比RPtRPt-1要大于 1＋β或ΔRPRPt-1大于β的数值，因此符合资源消费负增长的条件。再由表1可知，以生态足迹表示的资源消费总量的增长率在这两个年份确实为负值，从而验证了资源生产率与降低资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2)节能率、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消费的关系，γ＞β1+β。

表2显示1981、1999年的节能率γ大于β1+β的数值，因此符合资源消费负增长的条件。再由表1可知，以生态足迹表示的资源消费总量的增长率在这两个年份确实为负值，从而验证了节能率、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5 结 论

（1）遵照弹性定义的资源消费弹性概念是一个分析资源消费变化的有用指标。进而又在资源生产率和资源的边际产出与资源消费弹性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为用资源生产率来判断资源消费增量变化提供了依据。即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RPtRPt-1＞ 1＋β或 ΔRPRPt-1＞ β的关系时，可以降低经济系统的资源消费。

（2）δ=γ1-γ，即节能率γ和资源生产率的增长率δ成正比关系。即资源生产率增加意味着节能，资源生产率降低代表能源浪费。

（3）当节能率γ和经济增长速度β之间存在γ＞β1+β关系时，资源消费将负增长。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史丹. 结构变动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J］.中国工业经济，2000，2：38～43.［Shi Dan. Changes in Structure Mostly Impact Power Consumption in Our Country［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2000，2：38～43.］

［2］隗斌贤.弹性统计及其应用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1996，15（2）：28～34.［Kui Binxian. Elastic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Its Applied Research［J］.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1996，15（2）：28～34.］

［3］戴建国.节能效果对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影响分析［J］.中国能源，1996，10：23～25.［Dai Jianguo. The Analysis of Impact on the Elasticity Ratio of Energy Consumption For Energy Saving［J］.Energy of China，1996，10：23～25.］

［4］陈书通，耿志成，董路影.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J］.中国能源，1996，12：24～30.［Chen Shutong，Geng Zhicheng，Dong Luying. Energy in Our Country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Beginning 90's［J］.Energy of China，1996，12：24～30.］

［5］张宗成，周猛.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异常关系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4，4：41～46. ［Zhang Zongcheng，Zhou Meng. The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bnormality［J］.Shanghai Economic Review，2004，4：41～46.］

［6］杨敏英.解析负值的能源弹性系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55～58. ［Yang Minying. The Analysis on the Minus Elasticity Ratio of Energy［J］.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 Economics，2003，4：55～58.］

［7］史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J］.经济研究，2002，9：49～57.［Shi Dan.The Improv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Efficiency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2，9：49～57.］

［8］诸大建，臧漫丹，朱远. C 模式: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J］. , 2005 , 15 (6) :8～12. ［ Zhu Dajian, Zang Mandan, Zhu Yuan. Model C: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ses and Environment, 2005 ,15 (6):8～12. ］

Elasticity Ratio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Reducing the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Growth

MENG Weihua1 ZHU Dajian1 ZHOU Xinh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篇10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就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并针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数》中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观点，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并在1976年将作战中的武器和其他军械的损失与人类生命的损失进行比较，这是首次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最早的思想萌芽。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不仅分析了劳动、土地和资本三个要素对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还论述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实际上是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1]。另外，亚当·斯密还对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进行过相应的论述，“学习是一种才能，需要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成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2]。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知识创造生产力的重要性，但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只是用定性的方法来表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在数量上反映出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对此，舒尔茨说：“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在著作中看到了人力的现实意义，但是人力资本很少被纳入经济学的正规核心内容之中”[3]。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其理论可以根据时间顺序进行划分，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开始，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再到新剑桥增长理论，最后到新增长理论。

哈-多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这在他们说明劳动、技术不变时，增加物质资本能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正确的。哈-多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用通常的短期分析工具来分析长期问题，从而造成了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根本对立。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理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其经济增长理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认为新古典模型各个要素很难均衡地变动，因此其内在不稳定；二是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M.Romer）、卢卡斯（R.E.Lucass）和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M.F.G.Scott）等人，在对索洛等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批评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化、微观化的新方法，分别建立了具有各自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形成了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作用的研究大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力资本拓展了资本的内涵，但人力资本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区别是什么，如何界定它们的不同；第二，许多经济学家在人力资本测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定量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不少，但定量分析仍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人力资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它属非物质财富，需要依靠人和物质来承载，不能作为直接的投入要素，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自身承载的智慧作用于创新、劳动工具承载的智慧作用于生产来实现的。在人力资本与一般资本的概念界定清楚之后，人力资本的计量问题和实证研究方法选择是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未来的研究是要开发出一套衡量人力资本大小的指标和计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新方法。另外，还要注重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人力资本与生产结构的匹配，以及激励人力资本发挥影响的制度安排等。

参考文献：

[1]杨依山.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J].理论与学习，2007（10）：55-56.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篇11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飞速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山东经济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笔者对影响山东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做一浅析，以期更好地运用各个因素来发展山东经济。

一、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定义。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这一产量既可以表示为经济的总产量，也可以表示为人均产量。经济学家们通常是通过GDP（或GNP）和人均GDP（或人均GNP）来测量经济增长的。所以，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反映为GDP（或GNP）或其人均值的持续上升。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频繁出现的两个词语。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某经济总产出（如GDP）的扩张。而发展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个哲学的问题。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它追求的是通过物质现实和精神状态的改善，过上美好的生活。增长虽然是发展的手段和核心内容，但不等同于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过“无发展的增长”，GDP虽然增长了，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改善，分配不均、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既有“软”因素，如区域文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价值观、道德观、创新与守旧意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也有“硬”因素，如区位优势、历史沉淀、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因此，要完全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主要就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可靠量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因素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模型估计

（一）建立模型。我们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确定产出和资本、劳动投入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只有确定了这些指标和测算方法，才能得出所需的数据资料，然后才能利用模型对现实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本文以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为基础，A表示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α、β分别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GY=GA+αGK+βGL。此式说明经济增长率GY取决于资本增长率GK、劳动增长率GL、产出中的资本份额α、产出中的劳动份额β及技术增长率GA。表1是1991～2006年山东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的历史数据。（表1）

运用EVIEWS软件，利用表1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二）模型检验。该模型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符合经济意义。拟合优度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修正可决系数为0.991670，故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度很好。F检验：由表2可得F=893.8237，由于F=893.8237＞Fα（2，13）=3.81，故回归方程显著。T检验：由表2中的数据可得GA^、α^、β^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4.973288、11.38509、6.032217，其绝对值均大于t0.025（13）=2.160，这说明回归系数不为零。

从得到的经济增长函数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和产出的劳动弹性都是比较大的。资本弹性α=0.506201，劳动弹性β=2.248511，说明1991～2006年山东GDP的增长主要是靠加大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并且可以看出α+β远大于1，说明山东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因此加大资本和劳动投入，加快了经济的增长。

三、测算结果

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序时平均数，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在较长的时期内速度变化的平均程度。平均发展速度与平均增长速度指标的数量关系是：

平均增长速度=平均发展速度-1

本文中平均发展速度是各个时期环比发展速度的平均数，山东产出、资金和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按平均法计算，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

Y=｛［Yt÷Yo］^（1/t）－1｝×100%

Yt：计算期t年的产出；Yo：基期的产出。

测算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根据以上公式得：

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22077.36÷1810.54）^0.0625－1｝×100%=16.9%

山东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1136.06÷439.82）^0.0625－1｝×100%=22.38%

山东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5960.0÷4219.3）^0.0625－1｝×100%=2.18%

由表1可计算得到1991～2006年山东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Y=16.9%、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K=22.38%和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GL=2.18%。由公式GY=GA+αGK+βGL可得，资本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αGK＝11.32%，劳动力投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βGL＝4.90%，技术进步对山东GDP增长的贡献GA＝GY－（αGK+βGL）＝0.68%。如果用贡献率表示，则在山东1991～2006年年平均16.9%的GDP增长率中有66.98%来自资本的投入，29.0%来自劳动的投入，只有4.02%是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综合要素的贡献。

四、政策建议

第一，由结果看出，山东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素质低下的劳动力造成就业的困难，也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要重视劳动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不仅仅是劳动者数量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劳动者质量的投入，这就要求重视对劳动者的高等教育，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培养高技术人员；另一方面要重视公民的保健及饮食，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对提高生产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篇12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13

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模式来实现经济建设目标，而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求落实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在落实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的同时，确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能够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获得优势。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展开研究，能够在明确定位二者之间关系的同时，为实现产业结构的迅速优化升级探索出路，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健发展。

一、 相关概念综述

（一） 产业结构优化概念综述

产业结构优化指的是基于一国经济与资源现状之下，以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为基础，为了进一步满足现有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与要求，便通过一系列措施的落实来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层次，进而便实现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推进一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奠定基础，这一经济活动落实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在发达国家开展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其各产业同时表现出相近的变化规律，也就是农业所占比重下降，而工业与服务业所占比重各有不同的上升；第二，在工业产业中，其逐渐实现了向高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生产模式的转变，进而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二） 经济增长概念综述

所谓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产出能力，包括了人均产出能力与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还包括了这一时期内一国政治、经济等相应结构模式所发生的变化。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出发，经济增长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以及所产生的效益，进而才能逐渐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构建。而立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这一角度，经济增长的内涵也就随之变得丰富，其不单单是指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增加量，同时也要通过相应产业结构模式的构建来实现对能源资源的节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这是最终实现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所在。

二、 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从现代经济增长内容出发，产业结构优化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包括了两方面内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而经济增长则是经济增长速度、质量以及效益三者的结合体。产业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因而其就与经济增长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且相互作用影响，具体来讲为：基于产结构的不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就会不同，相应的经济增长的效益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而从经济增长出发，不同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是不同的，相应的其对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要求也就不同，因此，只有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才能够在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所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可以简单的阐述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则同样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能够为经济的增长注入强大的动力与活力。

（一） 作用机制与途径分析

1. 作用机制上

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来实现这一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第一，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作为经济主体需要实现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生产资源的重组，进而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来提升自身的经济效益，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下市场实际供需关系就会发生改变，而价格的变化就使得经济主体会转移生产资源到相应的生产部门，以解决供需间的矛盾，通过生产结构的优化来确保自身的经济增长效率。第二，计划机制。计划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实现社会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与此同时，政府也会对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进而引导经济主体实现合理的投资，以落实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而通过对作用机制的分析，不难看出，要想确保经济的稳健增长与产业结构合理优化，就需要正确把握好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需要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指导，以实现资源、资金等的合理配置，推进经济主体落实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以在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增长能力与水平。

2. 作用途径

首先，产业结构合理化下的作用途径。主要通过资源利用效率与外部经济效果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资源利用效率上，如果产业结构聚合质量越高的话，那么其相应的产出量也就越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资源利用效率高，其投入才能够加大，进而聚合能力才会提升，相应的经济产出量就会随之增长；而在外部经济效果上，只有产业结构质量高，外部经济效果好，那么相应的经济增长量才能够随之加大，这就意味着外部经济质量与产业结构下经济的总产量是成正比的。其次，产业结构高度化下的作用途径。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下，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途径。创新能够促使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进而通过生产力的提升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二） 相互影响关系分

1. 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当产业结构处于合理化的水平时，相应的资源便能够实现合理的配置，进而能够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对先进技术的合理应用，这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以及效益。而其中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一分为二的看，当资源丰富时，经济增长就会加快，但是如果一旦陷入“资源诅咒”，那么相应的产业结构模式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产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以及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影响是不同的，一旦创新下的技术等达到饱和的状态，就会致使相应技术下的产业结构失去优势，进而就会制约经济增长的步伐，而当创新处于发展阶段，那么自然而然的相应的技术就会促进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与速度。

2. 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影响

这一影响具体表现是：第一，立足于资源角度，经济增长就会使得相应的资源使用效率随之大幅度提高，这无形之中就使得相应的资源增加，相应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第二，立足于市场角度，经济增长下的市场需求逐渐增加，相应的供需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经济主体也就会随着市场的供需变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三，立足于效益角度，经济增长下经济主体就会根据相应的效应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以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来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第四，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看，落实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能够实现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确保实现产业结构的可持续发展。

三、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与对策

（一）当前国内在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

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自主创新能力与后劲不足。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与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得中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进而也就使得相应的技术不断被引进，但是，这也是当前国内在技术创新上的一大困境，即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人才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基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资金比例过低，这就使得技术创新缺乏后劲。以上问题的存在是当前我国实施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问题之一。第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对资源索取上的，这不仅致使能源资源出现危机，同时还严重的破坏了生态环境，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第三，技术引进受阻。当前，中国产业整体发展范围在不断扩大，各产业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拓展，相应的技术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甚至很多技术都是走在世界前沿的，在此背景下，要想通过技术引进来实现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变小，加上高科技领域相应技术的封锁与控制使得技术引进变得更加困难，自身的创新能力又有限，所以这就给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阻碍。

（二） 当前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

1. 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将其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中国整体经济虽然迅速发展，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未迈入发达的行列，同样的技术也未实现全方位的遥遥领先，而实现技术的引进与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而针对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只有将现有的技术融入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才能够逐渐提高第三产业在整体产业链中的份额，进而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在引进先进技术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先进的核心技术来实现自我的创新与突破，这样才能够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获得自主知识产权，赢得发展机遇。将成熟的技术融入于产业的发展之中，能够为实现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奠定扎实的基础。而面对当前我国技术引进空间逐渐缩小的问题，需要国内在技术研发上将目光定位在更高端的技术上，但是，高端技术本身在研发中不仅投资大、风险高，且很难基于现有企业来落实，所以这就要求了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力度，以加快技术研发的进度，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奠定扎实的基础。

2、 加快服务业发展

从当前国内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看，其产值逐年上升，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在实施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进服务业发展速度。与工业相比较而言，服务行业对资源能源的消耗量小，进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低，这就为落实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逐渐提高，这就为服务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岗位，进而解决就业问题，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服务行业是当前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佳途径，能够更好的落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是以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为作用机制，通过资源利用、外部经济效果以及创新等来实现自身的影响作用。面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明确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际背景，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相结合，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扎实的技术基础，并解决人口、经济以及资源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作者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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