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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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中心治理”管理模式的优势

（一）时效性。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大量飞速生产、碎片化传播、集中爆发、聚合效应等特征日趋明显，信息数据的筛选、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多中心治理”架构如同有多个信息获取平台，以及快速应对中心，每个中心都能够分担一元中心的负担，在增加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减少信息传导、处理流程，缩短应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二）专业性。网络信息与航空公司相关较常见的有航班信息、地面保障、机票营销等，在海量信息中辨别有效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效引导信息发展趋势，需要有相对专业的知识背景作支撑。对行、机务维修、客舱服务、运行控制等领域，专业的业务交流、问题讲解更容易引起社会外界的共鸣，也更容易得到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三）多样性。多中心治理的架构能够丰富公司与社会的接触面，不论是业务领域、专业技术，还是地域范围，都可以提供更多能够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资讯需求，它们一方面能够发挥出舆论宣传、树立品牌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成为员工建言献策的新平台、沟通交流的新途径，也能为员工舒缓压力和宣泄情绪增加新的渠道。

二、企业网络自媒体“多中心治理”的实现路径

规模越大的企业，尤其是跨区域发展的大型企业，其管理职能细分的越充分，与外界接触的点和面也更多更细，这导致对企业现代网络自媒体的管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根据行业的不同、组织结构的不同、企业内部管理流程的不同等情况，“多中心治理”也会有多种模式。

以笔者供职的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为例，在新浪微博上，有官方微博@东航官网（粉丝数756万），也有众多以个人名义注册的用户，分布广泛，当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大V用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多中心治理”是个不错的管理尝试。

（一）以组织机构为分中心建设。以东航上海总部及各分子公司的自然地域划分作为基础，每个地域建立一个官方认证的网络自媒体，成立相对独立的项目组进行运营管理。目前，南航在官方媒体基础上，已经按此模式建立了各分子公司官方认证网络自媒体。此方案优势在于组织结构明晰，初期易于操作；劣势在于仅仅是在规模上实现多中心，功能上依然是一元中心的缩微版或加强版。

（二）以业务模块为分中心建设。按照航空公司内部各业务模块或者功能模块进行分类，每个模块建立一个官方认证网络自媒体，成立相对独立的项目组进行运营管理。比如@东航假期、@东航蓝盾、@东航95530 。此方案优势在于每个自媒体都能够吸引一类人，在功能性上可以实现专业纵深突破，建立较为牢固的受众群体；劣势在于受众群体容易受限，没有实行业务一体化管控的业务模块较难推行。

（三）以特色微博为分中心建设。以公司目前已有的、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特色微博作为基础，不断创建、培育新的特色微博，各特色微博之间互相支持、呼应、互动，形成东航特色微博矩阵，发挥规模效应。比如@青春东航、@东航凌燕、@东航机务茶社 等。此方案优势在于基础好、运营管理经验丰富，一旦形成规模将会持续发挥影响；劣势在于覆盖面有限，建设周期较长，新的特色不易选定。

（四）以混合管理模式建设分中心。以上各种单一模式的分中心建设方案都或多或少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而混合管理模式可以结合各方所长，最大限度的扬长避短。具体说来，可以在统一的公司官网之下，围绕航空公司运营的三大领域：安全、效益、服务，分别建设分中心，形成各自矩阵，各分中心由各分子公司、生产单位、职能部门联合管理。各分子公司相应单位、部门可对应加入分中心管理团队参与管理。如此，一能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管理体系；二能通过分中心之间的协作，集公司之力实现各个点的突破；三能充分利用现有平台，盘活整体资源；四能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保持公司对整体的控制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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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从边缘媒体的角色，已经发展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6.88亿网民，6.20亿手机网民，使网络成为各个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汇聚平台，成为最喧哗、最庞杂的舆论场。在互联网媒体化、社交化的态势下，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也在日趋紧密，社会的运转方式以及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准确掌握和及时研判舆情走势，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下，政府如何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舆情治理机制便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一、当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难点

网络舆情治理是指政府机构在掌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网络舆情的发展、扩散和消解进行干预与引导，发挥舆情对于政府管理的积极作用，降低和消除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网络舆情由网民、政府、媒介等相关主体产生和推动。其发生过程是，与政府相关的舆情通过网络媒介产生、扩散，引发政府关注，政府根据舆情发展动态，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引导舆情，实现与网民的政治沟通。舆情治理需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配合，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网络舆情产生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党的宣传阵地的传统媒体从不同角度推动引领着舆情的走向。然而，各个相关主体对于舆情的认识和应对方式由于体制、机制、资源以及意识等问题，使政府的舆情治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部门：新媒体平台作用甚微，被动应对成常态

目前政府对舆情的治理主要依托各职能部门的宣传部门和信息监管部门进行，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开通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方式建立专属的新媒体信息渠道。这类新媒体平台在日常运营中担任政策政绩宣传和规章制度公示的角色，信息以单向传播为主，未能对的热点及时回应，度较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人员尚未正确认识网络民意对于政府工作以及对政府形象的影响，未能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及时化解社会负面情绪和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通常采取“事后救火”的方式被动应对，表明出政府部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也说明政府部门缺少对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规律和传播手段的科学认识。

（二）传统媒体：话语权消解，用户关注度有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有大量专业和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内容生产方面有着绝对优势。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媒体精心打造的正面宣传话语在互联网中迅速被消解，网络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加剧了受众对于传统媒体宣传话语的不信任和抗拒。在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受众流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媒体的“受众”一跃成为新媒体的“用户”。受众流失，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下降，虽然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已经做过多种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十分有限。纵观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尝试，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众多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究其根本来讲，仍是乏善可陈，尚未出现平台级的新媒体应用产品，其影响力的实现依赖于商业型互联网企业搭建的超大规模用户平台。

（三）网络媒体平台：缺少行业自律，删帖行为推动舆情发酵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崛起，今日头条、网易新闻、腾讯新闻等移动新闻客户端强势发展，自媒体也随之迎来了新的巅峰。社交平台和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发展极大地释放了公众话语权，公众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众声喧哗”成为民间舆论场的代名词，网络谣言泛滥，网络水军肆虐，加之社交网络去中心化、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等特性，各种新媒体平台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出口，极易出现舆论难以控制的局面。网络媒体平台在内容制作、、转载等环节较为随意、缺乏监管，在内容违规后采取删帖等简单的处理方式，使得舆情不断发酵，甚至出现难以挽回的后果。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平台视商业利益为唯一追逐点，放任甚至炒作渲染网络谣言等违法违规信息，缺乏行业自律，有的利用法律监管的空白，通过技术手段营销不法和不实的信息，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置于不顾，给舆情的社会治理埋下各种隐患。

二、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建议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常态化舆情预警机制

在技术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作用下，各级政府部门基本建立了专属的信息渠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正有序推进。政府通过门户网站以及政务微博、微信平台的信息成为民众获取政务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舆情是民意的重要体现，舆论引导工作事关整个决策体系，不能单单依赖各级宣传部、网信办等主管部门，各个职能部门、各个岗位都应该具备舆情预警意识，将网络舆情作为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现阶段从新媒体平台上进行舆情采集、监控、研判、预警等工作已经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建立完善的分行业、分部门的舆情监督预警机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全员参与，并进行常态化运行。

此外，为了建立更有效的舆情治理机制，可以从信息源头着手，考虑把舆论引导工作纳入公务员培训科目，依托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行政机关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有关舆情应对工作的培训，了解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规律，自觉树立舆论引导的意识，强化舆情预警思维。

（二）信息安全管理部门应扩大对媒体的监管范围

新形势下，“媒体”这一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之前报社、电视台、杂志社等传媒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享有绝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进入“万众皆媒”的时代，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级应用崛起，自媒体野蛮生长，各类微信公众号、大V的传播力、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某些传媒组织。因此舆论监管范围应该延伸，凡是参与时政新闻和评论的各类组织及个人都应该纳入管理对象的范畴。

与传统媒体相比，商业性互联网公司搭建的新媒体平台起步早、发展快、用户基数大，网络新闻客户端随即也成为用户接受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无论是门户网站搭建的Apps，如新浪、网易、腾讯等新闻客户端，还是具有媒体属性的技术公司，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都应该成为舆论监管的重点。

（三）传统媒体应利用技术手段和资本手段建立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机制

传统媒体一直承担着舆论引导工作的重任。新形势下，传统媒体可以创新方式方法，继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舆情治理工作承载于新闻内容之中，而作为专业的新闻内容生产机构，传统媒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的革新，注重宣传方式的创新，当下流行的H5技术、VR技术、短视频等形式都可以成为借助的手段。传统媒体应一改长篇累牍的通稿式宣传模式，化繁为简，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碎片化、移动化、重社交、重互动的媒介消费习惯。在分众化传播的趋势下，传统媒体必须针对用户的不同属性，建立更具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传播机制，宣传信息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地方传媒集团运用资本手段收购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具备一定用户规模的社交平台、游戏平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以浙报传媒收购游戏平台边锋浩方为例，交易完成后，浙报传媒可以直接获取大量用户，在自家的平台上进行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更游刃有余，同时又为传统媒体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谓一举两得。

（四）社交媒体平台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

目前国内的社交应用市场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各类信息汇聚的综合类应用，如QQ空间、微博等；另一类是细分、专业、小众的垂直类社交应用，如职场社交、社区社交、视频社交等。现阶段这两类社交应用都聚集了大规模的用户。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应用更易出现“失控”状态。因此，这类平台应该成为舆情治理的重点。因此，舆情治理需要将社交平台纳入管理体系，将其作为舆论引导和管理的主要途径，督促社交平台履行职能，自觉建立舆情采集、研判的机制，可以设置关键词，实时进行动态监测，并将之常态化、日常化；重视排查有害信息、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并报备主管部门；强化网络平台的责任意识，督促企业将网络信息安全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企业的考核指标体系，以期能间接加强对内容服务提供者的引导，确保互联网上的良性生态。

三、结束语

作为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政府以及舆情传播的媒介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舆情的走向，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网络舆情治理的无效化。为此，有必要在新媒体环境下研究媒介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借助新媒体平台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破解网络舆情治理的难题，增加网络舆情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持续性，使网络舆情对政府管理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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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的唆使推动了电视媒介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是出现低俗化的原因之一。为了获取利润，传媒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较广泛受众的需求。电视台为争夺“收视率”而低俗，也归根于当前我国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第一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媒体之间的竞争。如国家或中央媒体与地方各级党政媒体之间的竞争。第二，转型而来的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竞争，而转型媒体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政治优势。第三，政党政府媒体与私营或合营媒体之间的竞争。前者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多为政党或政府机关，因此，其信息具有先天优势，经常被授权重要的政治新闻或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占有绝对的受众群体。第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传统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后者主要是网络媒体等。电视媒介激烈竞争，拼收视率，我认为深层根源也在于经济利益。例如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比较有人气的娱乐节目上动脑筋。

一、媒体要提高认识，提倡电视作品的原创性

根据传播学原理，媒体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权和信息权，从信息的收集、筛选到信息的过滤、公开，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这种权利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权利就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电视媒介在拥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电视媒介应更多地强调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非这种权利，并接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媒介从业人员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低俗之风。

二、管理部门建章立制，加强监管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大众传播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单靠电视媒介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而制度的建设更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治理低俗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目前，很多低俗化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制度监管，或者说有的制度责任不到位，把关不到位，疏忽大意，或者是管得不严管得不细。制度管理才是加强管理的核心，粗放式管理带来的是制度的滞后，也是出现低俗的原因之一。此外，所有卫星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备案制，包括电视剧、新闻节目、选秀节目、谈话节目以及晚会等等。

三、迅速而有效的建立全天候监看制度

电视节目播出后，效果如何，是否违法违规，是否低俗，采用监看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反馈。监看制度的前身是新闻评议制度，新闻评议组织较早由英国先行发起，收到成效后广为西方国家仿效。我国也较早系统性地开展了新闻评议制度，但对电视媒介的监看制度则于上世纪末才逐步推广。实践证明，全天候监看，及时发现问题，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有效手段。因为目前很多电视节目的种种问题，都是监看机构发现的。监看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最前沿的一个机构。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充分发挥监看机构的作用，加大对多发问题时段和类别的监看力度。同时，监看和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想有成效，快速反应机制非常关键，监看的管理者一定要及时向监看人员传达有关要求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当前监看的重点，才能够做到要重点反馈。

四、对从业人员开展主观认识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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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实效性的必然要求。本文将主要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的问题、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意义以及创新的路径展开探讨。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分析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高校领导对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视不足，缺乏对该课的正确认识和足够重视，普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选修课或公共课，不能与专业课放于同等位置，认为学生要将主要精力放在专业课学习上。同时，高校关于该教学的资金及人员投入很少。这种情况下，学生更加对其学习不重视，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获得学分的途径，难以取得预期的实践成效。以我校为例，理工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较薄弱、思想认识上有所偏差、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等，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部分理工类大学生还固守工科思维模式，崇尚理化，轻视人文，重视专业知识学习，淡化理论素质培养，也直接影响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式和方法过于单一。教学采用传统低效的教学方法，单一而乏味，不能对学生的积极性进行有效调动。目前大班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形式，而实践教学则主要以专题讨论或实践论文为主要形式。这些教学方式和实践方法十分单一，而且学生较少有机会进行踊跃的发言和激烈的讨论。实践教学，学生大多走形式，而非真正深入实践。此外，实践教学缺乏完整的教学体系，尤其体现在教学目标、教学计划以及教学大纲的非具体化，实践教学的随意性等。教学难以得到有序、有效地开展。

3.实践教学资源缺乏，学生参与率不高。目前，高校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专业课程和实习基地建设上，较少关注思想政治课实践基地建设，造成实践教学资源缺乏，学生参与率不高等问题。一方面是由于领导的关注度不高，另一方面则由于该课教学经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更加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参与率很低，无法实现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的重要意义

实践教学基本内涵包括以人为本、立足发展的教育理念，多元的教育教学目标，开放的教学环境和多维的教学设计，科学的教学组织管理。针对理工类高校学生主体的知识结构、思维特点、个性特征，结合现阶段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环境，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新鲜活泼的方式开展教学，更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把思政课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从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中接受正思维、正能量的塑造、影响，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外化为实践行动，从而实现把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教学目标。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策略

1.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同等重要，高校必须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在社会迫切需要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的背景下，高校必须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强调教学内容在实践环节的渗透和内化，强调学生借助先进的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踏实肯干，学以致用。

2.采用多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法。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借助多媒体教学，融合各类新媒体，以主题式实践教学活动为主要形式建立起“多媒体+网络+专题”的教学体系。多媒体教学环节要运用集文、图、音、像为一体的生动形象画面，网络环节应广泛借助社交工具QQ、微博、微信等，也可以通过QQ群等开展网络专题讨论。通过“多媒体+网络+专题”教学方式，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随时随地交流，可以及时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升，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亲和力。

3.建立多渠道的保障机制。高校应结合自身条件，保证该实践教学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支持。首先，构建形式各异的实践基地。具体可以包括就业基地、实训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志愿者服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以实践基地为基础，合理安排学生的教学实践活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其次，拓宽教学经费来源。一方面，积极争取教学专项经费。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及学生社会活动经费、科研经费、实习实训经费等弥补其教学经费不足的问题，保障实践教学的经费支持。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是高校学生的重要任务。对此体系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当前高校实践教学存在问题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必须充分结合高校的具体实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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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12（b）-0209-02

在现代社会，电子信息技术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和生活，逐渐成为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同时电子信息技术也深深影响着政府与公民的联系，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方式，甚至对政治过程的每个小细节都产生巨大地影响。在技术不断进步，政府主导和社会的推动下，互联网时代为地方治理开启了不同的公共空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单向度的政府管理模式收到严重的威胁。新媒体技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没有局限性，面对新媒体技术崛起的形势，政府要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是政府必须进行反思和探讨的问题。

1 新技术与地方治理创新

关于地方治理，应该关注的是治理模式，影响公共策略的网络等，但是这些问题经常会被忽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技术对地方治理的重要性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要维持一个参与的、复杂的网路进行运行，不仅要依靠相应的制度，还依靠着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沟通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成为地方治理实现价值观和理念转化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些都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技术也影响着地方治理的各个细节，一些在治理过程中认为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被重视起来[1]。

新媒体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地方治理的每个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了地方公民民主化的热情，因此，新媒体信息技术很大程度对过去的政府互动方式进行了创新和改革，由原来的政府垄断性媒体方式转变为公民民主化方式，进行了社会权利的转移，建立了更加透明的，具有公民参与意义的政治体系。新媒体创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创造了一种更加民主的讨论氛围，增加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加上微博和手机的促进，的议题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回复，形成了随时随地参与决策的形式[2]。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很多地区就进行过电子镇民大会，北欧很多国家也开创了电子论坛，方便公民更快更便捷的参与到各项议题中，克服了路途遥远的地理障碍等问题，这样的方式不仅方便投票环节，同时还出现了多元化的讨论模式，最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扮演者催化剂的角色，能够最大程度的扩大政治参与，鼓励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政治问题中，此外，新媒体技术还推动了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地方政府要在复杂的地方治理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要及时、准确、有效地了解公民的偏好和需求，获得与自身相关的地方、国家的信息。新媒体信息技术能够为政府提供专业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地方官员更好地对当今社会环境和经济进行准确的理解和判断，做出正确有效的应对。地方政府要在地方治理中担任关键作用，那么就必须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必须建立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信息分析工具，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从而能够准确进行预判，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计划。

2 目前地方治理创新的技术新倾向

地方治理的技术倾向，实际上就是把地方治理简化成一种技术过程，把地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归纳成技术，通过技术的革新来达到对地方治理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地方治理的技术新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认知上的技术决定主义。第二地方治理实践中的技术建设[3]。

2.1 认知上的技术决定主义

在大部分人看来，信息技术改变了过去陈旧技术在对地方治理细微末节的事情上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在如今地方治理的整个过程中，新媒体信息技术成为地方治理的关键，电子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地方治理的互动方式，还能推动治理结构的优化。

2.2 地方治理实践中的技术建设

在地方治理中，政府对技术建设情有独钟，包括技术的基础设施投入、运行、管理维护等，从而忽视组织结构和相关制度的建设，新媒体技术的地方治理与过去的地方治理中的组织和制度都不同，加大了技术建设的力度，成为近几年来地方治理改革中最关键的特点[4]。

3 地方治理技术化遇到的难题

如今，地方治理需要完善的网络，从而把各地的参与主体集中起来，在公共的决策环境中实现权力共享，这就需要通畅的信息传递技术，还需要相互依赖的公共参与，因此，地方治理需要更多的信任和认同。新媒体技术对地方治理网络具有巨大的完善作用，但是自身不会引导出地方治理的核心关键，将地方治理简化成一种技术过程在一部分人心中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因为技术知识一种手段和工具，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技术和地方治理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本身带来了以前陈旧技术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地方治理具有负面的影响，让地方治理陷入了新的难题中。

信息的有效性难题，地方治理建立在信息的便捷基础上，同时也要建立在有效性中，有效性代表地方治理的公民能够及时地获取最新的议题信息，并且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5]。

信息的不平等难题。在当今嘻嘻社会中，地方治理必须建立在公民信息平等的基础上，只有技术娴熟，硬件设施优良，鉴于程度高的人才才能发挥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社会中，不平等的情况比比皆是，不仅是公民之间，城乡之间，地方区域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4 结语

现在政治生活中，很多环节和细节都收到新技术的影响，政治生活收到技术的影响从而会迷失政治生活的目的。地方治理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体技术，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我国地方治理的革新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态度进行处理，首先技术的引入和引入程度都要因地制宜，不可盲目。其次，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就是对地方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应对。只有牢牢把握这三点要求，才能保证信息技术更好的服务地方治理工作，在技术不断进步，政府主导和社会的推动下，才能使互联网时代为地方治理开启了不同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星平.新媒体时代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技术化倾向[J].行政论坛，2014（2）：56-59.

[2]朱健刚.国际NGO与中国地方治理创新――以珠三角为例[J].杭州（我们），2011（6）：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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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艺术类学生的思想状况及特点

 

高校艺术学生相对于其他普通专业的学生来说，有着个性张扬、不拘一格的特点，对于高校来说，做好艺术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理论课教学工作，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只有正确把握他们的性格特点，才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1]

 

高校艺术类学生思维活跃，自我意识较强，但普遍缺乏政治理论素养。由于高校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都有别于其他专业，高校艺术类专业大学生大多强调个性化发展，集体观念意识淡薄，在个人行为上多以自我为中心，且差异性较大，由于专业学习等因素，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对欠缺，他们热衷于自我发展，重视专业技能训练，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并不感兴趣。

 

高校艺术类专业学生，实践活动能力强但理论基础薄弱。由于艺术类专业学习的特点，有很多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开始独立学习和生活，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也更具有独立意识。艺术类大学生大部分是源于从小就喜爱艺术并开始专业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花费较多的时间在专业学习上，忽略了文化基础课程的学习，文化课基础薄弱，这就导致了艺术类大学生文化修养较低的状况。

 

二、高校艺术生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现状

 

艺术生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专业性不突出。艺术专业学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对学生进行艺术培养、文化知识教育的同事，要关注其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提高艺术生思想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对艺术生授课中，却没有为他们设置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2]教师在位艺术生授课时，仍是采用同样的教学方式，一个教案，一个教法，无法满足艺术生的学习需求，导致部分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不高。

 

忽略对艺术生个性特点的分析。艺术类学生在追求艺术自由的同时，自我意识强，更强调个人的自由，不愿受规章、制度和纪律的约束。他们情感细腻、敏感、丰富而冲动，稳定性差，自控能力弱，容易感情用事，易出现迟到、早退、旷课现象。他们普遍重视专业课的学习，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不高，有一些学生政治追求不高，不十分关注时事政治和国家大事。

 

三、艺术生思政课教学方法创新途径

 

多媒体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是以多媒体计算机、多媒体制作软件、投影仪和音响为主体教学工具，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学设计，运用多媒体计算机处理文本、图形、动画、视频和音频等多种教学信息，把教学内容有机整合起来的一种现代化教育方法。[3]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图文并茂，多角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缓解学生由于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听课疲劳。多媒体教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尽可能多的有用资源，拓展教学空间，丰富教学内容，扩大知识领域，使一些传统教学手段下很难表达的教学内容，通过计算机更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示出来，从而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提高其学习积极性。

 

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法。[4]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掌握教学艺术，教学艺术一般是指教师富有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唤起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愉快、主动地获得知识，并得到深刻印象的教学方式。尤其是艺术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要根据艺术生活泼、爱动、感性、纯真的特点，开展与艺术生专业相关的实践活动，提高他们对课程的兴趣。艺术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完全和艺术隔离，教师应该找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艺术专业知识的结合点，把我好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以此作为提高艺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积极性的有效切入点。[5]

 

案例分析教学法。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着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进行阅读、分析、评判和讨论，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对知识点的认识和掌握。案例教学法，通过一个或几个独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让学生在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中，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完整而又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提高学生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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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属的中国政府网主编的系列丛书《悦读政策》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进行政策解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现代社会，政府进行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权力作为后盾使决策得到强直贯彻落实，不能再依靠威权体现自身的权威，不能再把公众作为管理的客体、使其被动地接受管理，而是需要与公众开展有序沟通和良性合作。为了提升治理效果，政府需要公众配合，也需要公众的理解，还需要公众的参与，为此，政府必须要让公众知道那些可能对其权益造成影响的政策都规定了什么。只有公众真正了解并充分理解了相关政策，才能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才能有助于政策的贯彻实施。所以，国家近年来也十分注意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对重大政策法规的出台配发解读性信息。

政策法规的特点是，体系较为严密，文字较为精练，语言较为专业，不长的文字可能蕴含着复杂的规则与道理。政策解读的目的就是把政策法规中浓缩的含义稀释出来，把专业化的文字转换为公众听得懂、看得明的语言，把严格刻板、乏味无趣的内容转换为吸引人的信息。近年来各级政府机关解读政策采取了多种方式，如通过新闻会进行宣传，或者通过门户网站、新媒体解读内容，或者邀请专家进行解读。而《悦读政策》系列丛书则是政策解读的一种新方式和新载体。

这套丛书所收录的内容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的重大议题中社会关注度高、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政策，包含了决策内容、决策背景、媒体报道与相关评论，有助于全面理解政策内容。它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解决了政策信息通过各种渠道造成的碎片化问题，让公众可以集中了解某项政策法规的详细信息与解读内容。这套丛书观点、材料权威，对于每一个政策的解读包括了制定的基本背景、主要的制度设计理念以及专家媒体对它的评述解说。它普遍附有详细的图文解释，变呆板的文字为生动的图画。它注重使用媒体语言，对重要政策的制度设计及其关键词语进行通俗诠释，如把“行政审批”解释为盖公章，就非常形象易懂。毫无疑问，出版这套丛书，有助于让广大公众慢慢研究、了解完整的政策法规信息，避免政策的执行走样、变味。可以说，这套丛书是政策解读的新载体和新方法，也是体现政府信息公开更高水准的新形式。

（供稿 吕艳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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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治理方面，福建省目前所采取的仍然是传统上“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该模式中，政府作为单一的行为主体，以行政手段为主实行强制性的环境治理政策，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和企业方面的技术革新。实践经验表明，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出现了越治理而环境污染

却越严重的环境治理困境。目前复杂的环境困局，已非政府或市场等少数几个治理主体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或技术手段可以解决。鉴于此，引入公共治理理念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应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公共治理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1]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就是把公共治理的理念、原则、机制、方法运用于环境治理实践，从而创新环境治理模式，以期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持续利用中，环境福祉的利益相关者们进行环境决策，行使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达到一定的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力求绩效的最大化和可持续性的治理过程。环境公共治理主张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应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同时让公民社会密切参与。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可概括为：（1）主体多元化。环境公共治理除了政府外，还有市场和公众，它注重吸纳企业、民间环保组织、大众传媒、社区或市民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并发挥其作用；（2）结构网络化。打破传统两分法的思维方式，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强调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联与协作，在环境治理中形成紧密联系的网状结构，淡化传统环境治理公私机构界限分明和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责任孤立化状态；（3）过程互动化。在环境公共治理过程中，处于网状结构中的各相关主体通过相互了解，在互动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4）方式协调化。环境公共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发生联系时不是隶属、服从的关系而是沟通、交流、平等协商的关系，不同的治理主体虽各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与手段，但它们不是相互分离与孤立的，而是要求相互协调。概括起来，环境公共治理的根本特征就是强调网络、互动、协调。

鉴于中国的行政传统，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治理应以政府权威力量为主导，以市场运行为基础，以公众广泛参与为辅助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调由单一的政府行政强制转变为各主体的互动、协调、配合。这是一种“参与―回应”型的关系模式。政府在公民社会及市场参与其行政管理过程的基础之上，通过多样化渠道及时准确地了解社会的环境诉求，并通过制度供给、具体行政行为等方式在问题或事件的初始时期及时做出回应，以求高效、公平地实现环境友好目标。该关系模式并不急于改变政府的主导地位，只是在原有的封闭型政府“命令―控制”型治理模式中加入市场参与和公众参与要素，政府以制度方式确立市场参与和公众参与的合法性，使市场参与和公众参与成为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环节，市场以绿色生产、合作外包、签订合同等形式参与政府治理，公众以提供信息、表达利益、社会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意支持等各种方式参与政府治理，以弥补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矫正政府自利性，从而应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危机性、复杂性、动态性局势。

2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各主体的治理措施

“参与―回应”型关系模式是现阶段一种可行的、渐进的制度改进路径，可以在现有条件下有效地整合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政府管制的核心是命令，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交易，公民社会的核心是合作，三者各有长短，如能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互补达成良好的治理效果。政府机制的比较优势在于供给垄断性公共物品，市场机制的比较优势在于供给私人物品，而公民社会的比较优势在于供给非垄断性公共物品，“参与―回应”型关系模式形成的过程就是三者有机整合、互动合作的过程。

2.1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政策选择

政府在现代环境公共治理结构中仍旧承担领导作用，是最终的责任者，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目标和政策，成为回应社会的战略制定者；在政策和目标面前，动员各方参与，协商和合作，以便共同获益。[2]

在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政策取向不再是以直接控制和干预为主，转而以制定宏观战略和行政督察为主。一方面，政府建立适应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经济、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为“两高型”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并逐步向生态型企业的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在环境经济、财政、税收、融资、信贷、政府采购等方面对节约能源、无污染或少污染的生态型企业及其所生产的生态型产品实行优惠、扶持政策；尽早制定推动生态型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通过政策引导、法律法规约束、制度管理等推动生态型企业的发展，如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开征环境税、推行生态标志认证、实行绿色GDP核算制等；针对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粗放型、高耗能生产模式，尽快转变目前免费或低成本使用资源的状况，制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开征资源税。

另一方面，政府运用强制力，对污染者的行为进行管制，包括管制投入品的性质和数量、规定生产技术、管制产出、设定污染物排放标准、设定排放配额、规定选址等。政府对“两高型”企业应该实行强有力的环保督察措施，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制、环境目标责任追究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企业的绿色采购制度、环境准入制度、废物循环利用制度；依法开展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等专项行动，把专项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结合起来，依法关闭一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加强部门联合执法，完善环境犯罪案件的移送程序，依法办理各类环境案件；严格执行强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行政区域河流断面水质考核制度。

此外，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供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和博弈的制度平台，以克服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下条块分割的弊病，条块分割造成各种具有特定环境保护职能的政府部门各行其政，互不协调，甚至推诿扯皮，同时，还导致问责无门，监督失效的困境。可以考虑建立强有力的区域环境公共治理管理机构，即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在特定领域，尤其是跨行政区域设立管理机构，加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宏观管理。主要是加强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间、民间环保组织、“两高型”企业间的协作。例如在闽江流域治理中，配合“大部制”改革，就可尝试由环保局牵头负责，建立由农业厅、发改委、水利厅、林业厅、渔业部门、航运部门等多部门参加，以及企业、新闻媒体、民间环保部门、社区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了统一规划、分部门实施、执法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管理体系。

2.2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企业的行为转变

在“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下，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监管和公众埋怨的对象，失去了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被动而非主动地承担起环境责任。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强调激发企业内在的社会责任感，在兼顾利润与环境的前提下，在内在责任约束和社会监督的氛围中，参与环境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主动地进行节能减排。

在环境公共治理过程中，“两高型”企业可以尝试环境监事制度，即在企业内部设立一个环境保护监督部门或参照企业监事会制度专门设立一名环境监事，负责环境监察。在环境监事的人选方面，应由企业聘用专业的外部环保人士（主要是社会环保人士），但该人选则应从第三方环保机构（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拟定并定期公布的符合环境监事资格的人员名单中产生。同时，应当赋予环境监事相应的职权。环境监事制度以企业可以接受并且熟悉的方式，巧妙地将政府与社会的监督有效地延伸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源头―生产过程和企业内部，是企业、社会、政府三者合作互动的一种有益探索。

在技术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下，“两高型”企业应积极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体系。ISO14000系列标准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环境管理基本制度；环境审计；环境标准；环境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分析；对产品的环境要求标准。其特点体现在国际通用的权威性、实施非法律强制的自愿性、普适性、可操作性、动态开放性。[3]同以往强调末端治理的环保标准不同，ISO14000将环保的理念贯彻到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中，为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提供了一套预防为主，减少和消除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管理体系，有助于工业企业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排放，最终实现对末端治理型的外部治理模式的超越。

2.3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的公众参与

现代公民社会（主要包括新闻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与公众）中人们自发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并参与公共事务，此即为自组织网络，它是公共治理的基础。公民是生态环境的最终消费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环境恶化的最敏感者，生存理性是公民社会参与环境治理的最深厚、最持久动力。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崛起正是现代环境治理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救治市场和政府相继在环境问题上失灵的希望所在。

2.3.1公众

一方面，公众可以监督、引导企业的生产方式。主要通过以消费引导企业生产、监督企业排污等方式对“两高型”企业的环境治理施以监督。企业经营方针的核心就是行销产品，凡是有利于产品销售的途径都将受到企业的重视。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会促使企业通过强化环境管理，改善环境形象，实施绿色战略。[4]公众可以通过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环境素养和环境意识，倡导绿色、文明、简约消费，从而引导“两高型”企业走清洁生产之路。

另一方面，公众以督促政府环境治理、辅助政府政策、协助政府行为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勿庸讳言，当前我国“两高型”企业环境治理困局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政企不分）和政企利益的过多关联有关，在政企利益关联体中，单纯地从政府、企业或者政企联手的角度来节能减排，无疑是困难的，必须有第三方外力介入，这就是公众的力量。

2.3.2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对福建省“两高型”企业的环境公共治理起着促进社会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的作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通过其传播活动制定着社会的“议事日程”，预期中的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媒体的关注，才能上升为社会问题，引起讨论，带来改变。比如厦门PX项目的选址、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怒江水电开发都是经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公众中引起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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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5 ；D630

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正逐步由政府单中心管理向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为主体的多中心治理发展。理论和实践证明，公共危机多元治理是危机管理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在多元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各种障碍，如何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优势、达到最佳效果，需要对这些障碍进行认真分析，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达到消除障碍、提高危机治理效果的目的。

一、公共危机多元治理及其优势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危机已经成为社会环境的常态，据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估算，2012年自然灾害共造成1600亿美元的损失。除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公共危机，还有人为的各类危机，因此危机无时不在，甚至于社会学家认为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已经到来，“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随着公共危机的日益增多，以及在公共危机中对传统政府单中心管理提出的新挑战，催生了公共危机多元治理。“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2]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个公共机构和参与者之间应当在特定的领域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通过更好的方法和技术来对公共事务进行引导。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相结合，从理论、制度和方法上促进传统公共危机管理范式的转换。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作为主导和核心，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社会公众等主体，在公共危机的各个阶段相互合作，有效地预防、舒缓和消弭危机，从而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失，形成公共危机多元治理的网状结构。

从无数公共危机应对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单中心行动、单纯的行政手段和政治动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不断暴露其缺陷。而有效的多元治理模式在危机的预防、舒缓与恢复阶段都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例如，我国2010年青海玉树的抗震救灾中，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玉树特殊的自然环境和高原缺氧状况，使得长期扎根于此的非政府组织无论在人员身体素质还是在与受灾群众的沟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提供应急的棉袜、内衣、太阳能灯和性价比更高更适用的药品等。同样，企业由于在日常运营中使用、储备着大量的人员和物资，甚至掌握着一定的特殊技能和专用资源，比如工程、救援等专业人员及必须的救援物品、车辆等，可以给予受害者比较实际、直接的救助，这在危机救援中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危机中发挥社会公众积极组织自救互助的作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如在美国 “9·11”事件的救援现场中，“现场的每个人都非常乐意提供帮助，不管朝哪个方向走出50码，你都能发现热腾腾的食物——由那些纽约最有名餐厅的厨师们提供的美食——你可以边吃边跨过世贸中心废墟旁的街道。我们出现在任何地方都能适时得到补给，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护膝、袜子或手套。” [3]

二、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中的障碍

公共危机多元治理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在公共危机多元治理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阻滞因素，如果这些阻滞因素未能消除，则难以实现最优的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一）多元主体的职责不清

首先，从治理理论本身我们可以看出，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正在把原先由自己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到公民社会手中，社会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因此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责任界限便不那么清晰。这一现象在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中也同样体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如果没有更好地明晰自身的责任，那么在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中就会出现许多的障碍，对于危机的应对会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不同部门责任不清晰会对危机治理造成严重障碍。目前的危机管理更多地表现为领导现场决策，以部门为龙头的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机制，各单位、各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个体在危机救援的过程中存在职责不清、行动各自为阵等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突发事件面前往往会分割运行，缺乏有效配合，这在2008年中国南方冻雨雪灾害中得到充分的暴露。

（二）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

在现实的危机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来自于不同领域，因此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也有所不同。作为企业来说，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但其最根本的目标依然不会改变。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以及由于所挂靠单位的不同，会存在与其他组织不积极配合的行为。作为媒体来说，当前建立了较强的危机反应机制，能够通过自己先进的交通设施和报道设备，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公众。但是媒体也会在此过程中追求自身的收视率、点击率，通过报道扩大自身的读者群和观众群，因此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会有自身的侧重点。即使是政府部门内部，由于应急工作领导和机构是临时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 实际工作的开展通常需要对各个职能部门进行协调，应急小组的成员彼此之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互相了解才能够彼此熟悉和更好配合。小组成员由于各自都背负着自己部门的利益， 因此就很难保证在具体的工作中能够完全从危机治理的公共利益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

（三）多元主体间缺乏有效的合作

目前在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中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危机治理过程的渠道和平台较为有限，导致一些非营利组织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渠道也需要进一步畅通。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社会公众个体等众多的社会力量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参与往往缺乏专门的组织渠道、正式的制度体系和常设的项目平台，导致临时性、随机性较强，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很难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作用。

非营利组织相互之间的联合、协调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面临公共危机时，我国非营利组织联合行动组织的规模较小，数量也很少，协调能力非常有限。许多非营利组织不相信其他非营利组织，不太愿意主动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开展合作，宁愿单独行动或者与政府部门合作，而不希望把资源转移给其它组织。许多非政府组织倾向于和受助者直接接触，而不希望通过其他组织建立合作。[4]“5·12”汶川大地震，民间捐赠超过700亿元，主要集中在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几家专业型公募基金会。一方面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公益组织募集了巨额善款和大量的救灾物资，形成善款和慈善物资的“堰塞湖”； 另一方面，许多从事专业服务的草根组织无法获得社会捐款的支持。官方公益组织宁愿跟官方合作使用这些善款和物资，也不愿意跟资源严重不足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更不能把自己的救灾或灾后重建项目委托给非政府组织。[5]

由于平时的有效合作不足，导致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政府部门与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的参与不能形成有效合作，行动相互脱节，不能形成有效合力，在危机治理中形成一定障碍，达不到最佳效果。

（四）多元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

公共危机治理中各主体对危机信息有着迫切的需求，各主体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存在双重困惑：一方面难以把握公共危机发展的势态，另一方面对于其他主体的反应也难以预测，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于公共危机治理极为不利。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由于对危机信息的不了解或受某些小道消息的影响， 就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导致某些非理智行为的发生。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中存在各种类型的组织，由于各类组织在组织性质、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危机中的信息在组织间传播会产生障碍。例如，在雅安地震救援过程中，对于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救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在救援过程中出现道路严重拥堵，通往灾区的交通生命线被阻塞。而与此同时，媒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将危机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传递给社会公众，与密切配合政府的舆论引导使其朝着有利于化解危机的方向发展这两者的平衡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加重了危机治理中多元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传播障碍，在危机救援过程中会贻误时机，对公众利益造成危害。在雅安地震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和物资的协调调度存在信息不对称，救灾物资在有些地方堆积如山，而在有些地方却没有发放到，造成救灾物资严重短缺。

（五）参与主体危机治理能力的不足

随着公共危机发生的领域和发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化，对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的能力提出了较大的挑战。作为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亟待提升。目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新的形势下虽然有较快发展，但总体发展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使得其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当前非营利组织在资金筹措方面，管理制度的健全方面，信息透明度方面，以及人才管理制度和志愿者队伍的稳定性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加上近期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公众信任度方面存在的危机，更加剧了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局限性，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发挥，表现为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较低，专业救援队伍和专业救援设施比较有限。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也不具备救灾应有的专业能力，如物流管理、仓储管理等，没有相关应急培训和应急案例库的建设。

面对危机来临，各参与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需要各种应对危机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而由于相关的培训体系尚未建立，使得各主体系统的专业救援知识较为匮乏。平时演练的缺乏也使得各主体在危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从而降低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三、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中阻滞因素的消除

消除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中的阻滞因素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多元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职责、通过制度安排化解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领导和执行机制、加强治理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与共享平台、提高各主体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等来进行。

（一）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多元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职责

首先，通过相关法规将各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职责进一步明晰。目前相关法规中对于企业、非营利组织、媒体和社会公众如何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以及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权责利等没有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人民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工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同时规定“国家鼓励、扶持具备相应条件的教学科研机构培养应急管理专门人才，鼓励、扶持教学科研机构和有关企业研究开发用于突发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对于企业、非营利组织、媒体和公民个人的职责没有明确界定，没有对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的安排，因此应当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法制。美国的经验是灾害救助体系非常完善，在法制上除了国会制定的《灾害救济与紧急援助法案》以外，还有联邦政府的《联邦应变计划》与《灾害救助方案》等。在组织设计方面，秉承“治理分享”的理念，设有“标准化紧急管理体系”作为中央与地方合作执行灾害防救的联系架构，并且还设有连接中央与地方以及其他公私组织的“灾害防救组织体系”，由联邦急难管理署、地方政府及其他公私组织等三个次级体系组成，由联邦急难管理署整合。[6]

其次，从应急管理预案中将各责任主体的职责进一步明晰。应急预案中的各主体职责的明确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国应急预案虽然数量较多，约有360多万件。[7]但是这些数量庞大的预案缺少风险评估，由于预案编制主体较为繁杂，没有考虑各主体的实际能力，同时缺少足够资源进行持续性维护更新和必要的演练，使得危机发生时出现主体职责不清晰。[8]甚至许多地方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习惯照搬照抄中央政府的规定，而不因地制宜，在危机袭来时，各主体的责权利就会难以界定。今后在应急预案的制定中应该进一步明确各主体的职责，相关的法规中对于各主体在公共危机中的权责利应进一步明晰。同时建立标准化紧急管理体系，使得各级政府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灾害环境中，有标准作业程序可依，不致于慌乱失措。

（二）通过制度安排化解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

通过合理的制定安排，明确多元主体的各自利益，使得各方利益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同时，建立相关的监督制度，政府和其他主体在公共危机中的行为应当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一方面防止政府，防止政府危机治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监督各主体滥用信任，损害公共利益。“通过制度安排，各方才能明确各自的利益范围，妥善解决应急管理中的利益冲突，形成多元行动的合力，快速解决应急管理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9]通过制度中的一系列规则，对于多元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利益加以保护，为彼此间的相互信任提供保障。通过制度建设，组织创新，进一步细化多元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参与和协作的方式，确保各主体有序参与，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减少危机治理中的盲区，充分保证各参与主体的利益。

（三）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领导和执行机制

西方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中，都有专门处理公共危机事务的机构以及相关的危机管理执行机制，例如美国的危机管理体系就是在国土安全部带领下形成的分工明确、运转协调的综合应急管理系统。而在我国目前仍然缺乏统一的国家公共危机事务管理机构，仍未将公共危机的控制过程纳入到政府日常规划和管理中。因此，在我国国家层面上需要建立一个公共危机管理常设机构，用以制定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明确相关的战略。通过建立一个各项灾害的抢救工作完全由某一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的危机治理机制，这样才能责权分明，提高危机治理的效率，不会出现多头分管的现象。在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各危机管理主体形成一个总的公共危机组织体系，使得危机管理体系更加合理、高效和优化。在危机管理组织体系中，各主体要明确各自职责，相互沟通协调，保障各主体顺利运行。

（四）加强治理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中的组织应该彼此经常互动，将各组织的应急计划与战略相互交流，不断检验、测试与调整。在此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在平常的协助过程中应当不断强化灾害防救能力。政府相关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与非营利组织、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建立相应联系，平时加强训练，有效分组，使救灾工作系统化，从而有助于迅速完成救灾任务。美国的经验是联邦急难管理署的准备训练司常举办各项防灾训练与演习，州政府的“紧急服务办公室”则提供地方政府或其他志愿团体进行各项救灾演练。因此，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在平常的协助过程中不断强化灾害防救能力。联邦应变计划涵盖红十字会等27个组织的任务，并成立12个“紧急救援任务小组”，使救灾工作系统化，有助于迅速完成救灾任务。在英国，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签署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COMPACT），具体指导政府各部门及各级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10]德国的经验是加强对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和建设。德国志愿者人数超过170万，占德国人口总数的2%还多，占到德国有劳动能力人口的50%。在遇到危机时，德国的技术救援和心理干预救助等几乎都要依靠志愿者体系完成。面对这么庞大的志愿者体系，德国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培训、购买设备以及公民文化的培育来使得这一体系得到保障和发展。联邦政府对志愿者提供设备和培训，而对于志愿者在此过程中所需工作经费则绝大部分来自于政府拨款，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社会捐赠。以北莱因州为例，志愿者的培训经费和救援费用中，联邦和州政府各自负担1/3，其余1/3来自捐赠。志愿者经过培训后，危机发生时，接到通知后的两小时内可以赶到集合地点集结出发，成为应急救援体系的主力军。不仅如此，每个救援工作小组都有后备力量，每个地区都有后备人员。[11]

（五）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与共享平台

在危机治理中，各国都重视各主体的协调和信息共享，危机中信息的闭塞随时会阻碍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重视危机治理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并致力于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设立专门的危机管理部门来负责协调各主体在危机中的运作。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目前要加强危机初期危害评估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危害初期危害评估信息及时。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资源和信息的共享需要进一步完善，这在四川雅安地震中有了良好的先例，但仍需进一步发展。非营利组织间的横向合作可以避免资源分配不均，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困境，同时通过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危机参与能力。

应当打破公共危机传播过程中的条块分割，实行信息报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信息采集和分析系统，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和准确率。重视多元主体对于政府传播的意见反馈和利益表达，政府通过媒体监督，舆情调查等方式尽可能地了解其他主体的反映和动态，为今后的危机治理提供经验和借鉴。

（六）提高各主体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进一步增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危机参与能力，要从政府政策引导和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提升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给予更多机遇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自身要从各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提高资金筹措能力，加强自身管理制度的建设，增强财务管理的透明度，重新恢复公众的信任度。通过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短缺的瓶颈，解决目前非营利组织成员工资少、待遇低、办公条件差、职业发展前景不确定的难题，通过自身的吸引力吸纳更多高素质志愿者参与到危机治理中来，并且通过不断培训，提高志愿者的公共危机救援技术。

企业也应当完善应急措施，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在英国，一些大型公司都有相应的应急措施，英国石油公司旗下的一些子公司召集职员充当志愿者，在工作之余进行适当培训，一旦危机发生立即组建应急小组，第一时间应对突发事件。[12]

要通过对公众进行危机教育、危机动员以及危机训练来达到公众危机预防和应对能力的提升。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项目，对社会公众进行当地可能发生的各类灾害的应急准备训练，例如消防安全、医疗急救、小规模营救等，当危机发生时，在救援队伍到来之前，经过培训的社会公众可以运用培训的知识和技能来及时进行自救和互救，从而提高危机救援的效率和效果。在日常的危机救援培训中，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都可以提供相应资金和技术，这也是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非常重要的形式。在大学中加强相关学科领域的建设。以美国为例，关于应急管理和国土安全的大学课程，学位和认证项目从1983年的1个增加到2007年的142个，此外还有更多的教育项目正在发展中，从副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每个学位级别都有应急管理专业。随着网络教育技术的发展，采取灵活的教学计划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应急管理的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普及。[13]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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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永光.迎接基金会与草根NGO合作时代的到来——NGO5·12救灾重建行动的启示[EB/OL].（2009-11-05）.htp：///article/gyzx/200911/200911000414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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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孔新峰.英国减灾救灾社会参与机制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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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教融合，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要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化，作为高职传统专业的市场营销必须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适应新时代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一、产教融合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协同育人必要性分析

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进行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适应“互联网+”新时代进行改革创新、提高高职专业人才技术技能的必然要求。新的商业模式的变革，对职业教育营销专业人才培养带来机遇和挑战，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改革传统营销育人方式，加入新媒体营销元素，多方参与、协同育人，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提升市场营销专业课程建设水平

在“互联网+”影响下，推动传统营销专业向新媒体营销专业的改革转型。需要从最基本的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置布局。新媒体方向的市场营销专业课程建设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技能的要求进行设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升专业人才培养针对性，满足区域产业链对专业人才需求。

2.有利于推动市场营销专业生产性实训实习基地建设

引企入校加快了校企协同育人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在校企混合治理体制下，给专业建设及发展带来充足资源，引导协同育人企业参与营销专业实践课程调整和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加快了新媒体营销专业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等载体平台建设。

3.有利于强化产教融合营销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产教融合下实现市场营销专业师资和行业企业营销技术技能双向流动，营销专业师资到行业企业营销类岗位参加实践锻炼，提升专业师资实操技能；聘请行业企业兼职教师到校合属办公，为专业师资团队建设注入新鲜血液，激发师资团队建设活力，实现校内外师资资源优化配置。混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打造将极大地强化实践教学，推动高职院校营销专业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4.有利于增强市场营销专业社会服务功能

产教协同育人是为了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高素质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市场营销专业与行业企业合作，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对接地方对网络营销人才需求，搭建良好的网络营销环境，抓实、抓细协同育人各项工作，推动协同创新和成果的转化，增强市场营销专业社会服务功能，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产教融合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协同育人调查分析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深化协同育人改革，对家长认可及学生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看，大部分家长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认可产教融合新媒体营销协同育人。

（一）家长和学生对市场营销专业协同育人认可度分析

家长和学生认可度是指家长和学生对市场营销专业产教协同育人或对市场营销专业校企等多方育人的评价和接受程度。家长和学生认可度的分析采用调查问卷方式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本次调查随机抽取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家长和学生进行填写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34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318份，家长调查有效回收问卷121份、营销专业学生问卷有效回收197份，有效率为93.53%，符合研究需要。

1.家长及学生参与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家长中，女性家长占比为55.37%，男性家长占比为44.63%。从参与数据结果看女性家长更加关注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学习及成长。对学生的调查是从2019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中随机抽取了4个自然班级学生、2018级市场营销专业中随机抽取了3个班级学生，其中2019级市场营销专业共138人、2018级共59人参与。调查班级中涵盖校企合作订单班和非校企合作普通班。从两个年级的参与情况分析，2019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参与度高于2018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2.家长和学生对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协同育人认可度分析

从调查数据分析看，61.16%的家长非常赞同并认可营销专业协同育人，25.62%的家长比较赞同，持中立看法的家长为13.22%。大部分家长认为市场营销专业应该与行业或企业进行合作育人，过半的家长赞同产教融合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多方协同育人。75.2%的家长支持学生进入校企合作订单班和协议班进行学习。

学生方面，对于本身选择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对高职营销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认可，从数据分析看出，40.16%的学生非常赞同多方协同育人、32.49%的学生比较赞同、24.87%的学生持中立看法。72.65%的学生是比较认可高职市场营销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只有2.03%的学生是不认可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协同育人。

（二）“互联网+”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分析

“互联网+”下，对接产业或行业对营销人才需求，实施地区、产业或行业、学校、企业等多方协同育人，深化市场营销向新媒体营销发展成为必要。

1.家长对新媒体营销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认可分析

互联网时代，87.61%的市场营销专业家长认为传统营销应该向新媒体营销或网络营销方向发展，83.47%的家长对市场营销专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对接乡村振兴项目或农产品营销持赞同的看法。同时，持赞同看法的家长对营销专业学生网上参与农产品销售或营销也是支持的。82.65%的家长认为市场营销专业对接乡村振兴项目或产品有利于提升学生专业实践技能。

2.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对新媒体营销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认可分析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对“互联网+市场营销”改革的看法中，84.78%的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认为传统营销应该向新媒体营销或网络营销方向发展。对于充分利用营销专业知识服务乡村振兴项目或产品的支持情况为84.26%，其中有80.71%的學生愿意参与农产品网络营销实训项目，通过实训提升自己的专业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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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022-04

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对于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参与度，增强体育专业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课题组成员从2014年开始积极探索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并于2015―2016年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各个班级中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运用到教学之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一、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多维互动教学模式指的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课堂和课外延伸为平台的互动教学模式。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是各种教学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需要教师从多方面进行精心设计。为了达到预定的教学效果，在本课题中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运用与实施分为五个环节。

（一）结合学生特点，挖掘互动主题。在多维互动教学实施之前，教师必须结合本门课程特点及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设计。首先，教师要熟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在把握好课程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的基础上，寻找挖掘互动教学的主题。其次，要通过与学生进行交流和进行问卷调查摸底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及认知水平，切实了解学生对本门课程教学的期望及学生关注的话题。再次，要针对学生的特点来设计互动教学环节，从而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积极性。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教师在认真钻研本门课程教材的基础之上，将课程的内容分为三大模块：一是入学适应教育模块（绪论章节）；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块（第一章至第三章）；三是道德法制模块（第四章至第七章）。在不同的模块，课题组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及专业特点设计了不同的互动主题，同时通过对各模块中的内容进行有效融合，以实现各模块的教育目标，让课程内容形成一个既井然有序又有机联系的整体。如在第一模块设计了体育专业大学生生活规划互动主题，在第二模块设计了奥运冠军的成长之路互动主题，第三模块设计了“小悦悦事件”的道德与法律之争等互动主题。这些互动主题结合学生特点及实际，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参与互动的积极性非常高。

（二）布置互动主题，做好启动准备。教师制定出互动主题之后，要根据互动主题查阅相关资料，在充分掌握该主题的基础之上，制作出课堂上所使用的课件，准备好上课所需要用到的视频、音乐等多媒体文件及相关教具。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互动教学效果，必须给学生留有充足的准备时间，那就是要提前给学生布置好任务，让学生自主进行课前预习。在课前预习的环节中，学生要明确学习目标，通过自学课本相关内容、分析整理相关资料来达到对互动主题的认识，从而结合自身实际及社会热点来对问题进行分析。在此环节中，教师要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让学生知道应该怎样制订学习计划，怎样在网上及图书馆搜索查阅相关资料，怎样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怎样凝练自己的观点等。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在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的学习中，教师设计了关于“金钱是不是万能的”辩论。在进行辩论的前一周课上，课题组把全班同学分成了正方和反方，要正方和反方分别推选出5名同学来担任辩手，同时，将辩论主题、辩论程序、辩论时间告诉学生，还选出两名同学担任计时员。在任务布置下去之后，教师通过QQ、微信等方式跟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进程，解决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在辩论当天，参与辩论的学生表现出色，整个辩论过程精彩而激烈，时不时引发场下学生的阵阵掌声。通过布置互动主题，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本次辩论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实施互动教学，进行合作探究。这一阶段是多维互动教学的核心环节。教师经过酝酿环节及启动环节的准备，已经对课程进行了合理的互动教学设计，同时也把相关的任务交给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在这一环节，教师需要灵活采用情境体验互动、角色扮演互动、案例讨论互动、团队合作互动、问题探究互动、辩题争论互动、对话互动等互动方式，通过不同的互动方式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往能力、表达思辨能力等。这一环节中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上课特点及上课优势，在班级营造出良好的互动氛围。互动的形式可分为多种，包含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多媒体设备之间的互动。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在第一章“理论的两大成果”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能正确认识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从而进一步明确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课题组教师先给学生播放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介绍的视频。课堂上学生看得津津有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敬仰之情。但是仍有很多学生存在着困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产生于160多年前的呢？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针对学生存在的疑问，教师提出问题：“在当今坚持有没有其必要性？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学生开始进行讨论，他们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不一，各持己见，在讨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次次思想的碰撞。

（四）进行相互点评，实现反思提升。相互点评是教学反馈的重要阶段，要通过点评对课程的重点及难点进行总结归纳，对学生有疑义和争论的问题进行启发引导，对课程知识进行引申、迁移及拓展，强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识与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及科学思维方式。点评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教师点评学生、学生点评教师与学生相互点评。这三种点评方式都必须在平等的环境与氛围中进行，双方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进行点评，切不可轻易地进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尤其是教师点评学生是最有权威性的一种方式，教师必须掌握好点评的艺术，要多使用鼓励性的语言来肯定学生的表现，在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时必须以理服人，而非教师所说的一切就是真理的高高在上姿态。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在当今坚持有没有其必要性？”这一问题为例，学生在对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双方观点进行相互点评的过程。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请各组代表与同学们分享讨论的结果，最后教师拿出一本《资本论》的书，说道：“之所以能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因为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及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读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这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人在读，还包括很多外国人，其中有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在读这本书。这是由于，是深刻察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让大家在全球再一次看到马克思思想的光芒。我们应当把作为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指南，坚持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师通过点评，来对课堂讨论问题进行总结，既具有权威性，同时也具有说服力，从而加深了学生对的理解与认识，最终实现学生对思想及情感上的认同，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课本字面上的表述。

（五）课后交流联系，延续教学互动。课后的交流与互动是课堂教学向课外的延续与深入，是对所学课本知识的拓展与延伸，在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最为生动的实践环节。在此阶段，教师给学生布置拓展式的作业，让学生将课本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活之中去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去分析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设计了学生遵守公德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入党动机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对本校的总体评价及原因分析、优秀学生访谈录等实践作业，同时，还组织学生参与清明祭扫革命先烈、“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等。在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组织学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微信、QQ、电话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课堂外的交流，对学生进行拓展作业的指导，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加畅通、更加有效、更加深入。

二、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本课题以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2014级、2015级体育专业学生作为教学改革对象，涉及体育教育、运动训练、高尔夫运动技术与管理、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理及民族传统体育6个体育类专业。在教学改革实施过程中，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运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的教学之中。同时，在开学初及学期末对同班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60份，收回调查问卷352份，问卷有效率为97.8%。通过对教学改革前后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专业学生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一）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增强。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前，课题组成员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9.8%的学生认为在体育专业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有60.2%的学生认为体育专业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没必要（见表1）。由此可以看出，在体育专业学生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许多学生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拿到学分，并没有真正从心理上重视并认同这门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贴近体育生专业实际的教学设计，融入微课、慕课等新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让学生从“要我学”主动转变为“我要学”。教学改革实施之后，当再次问及这一问题时，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有了新的改观，学生开始重新审视这门课程，并对这门课程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如表1所示，82.4%的学生认识到在体育专业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必要性。同时，如表2所示，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感兴趣的从8.0%提升至32.4%，一般感兴趣的从35.2%提升至59.7%，表示反感的从56.8%降至7.9%。由此可见，教学改革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有了进一步增强。

表1 学生对于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统计表

您认为在体育专业大学生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没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有一点必要 完全没必要

教改前 9.7% 30.1% 60.2%

教改后 38.1% 44.3% 17.6%

表2 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统计表

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如何？ 非常感兴趣 一般感兴趣 反感

教改前 8.0% 35.2% 56.8%

教改后 32.4% 59.7% 7.9%

（二）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提高。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前，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参与度一直很低，学生迟到、旷课、早退的现象较为常见，在课上聊天、睡觉或玩手机的学生也大面积存在。学生对于老师的讲课并不关注，对于老师课堂上的提问或布置的作业也不关心。通过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发言情况及在课后与老师交流情况进行调查，课题组发现高达89.1%的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没有回答过问题或者进行发言（见表3），高达91.5%的学生在课后没有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见表4）。在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通过采用专题讨论教学、辩论式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尽可能地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让体育专业学生主动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课堂内外的积极性。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后，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回答问题或发言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如表3所示，在课堂上发言的学生由教改前的10.9%上升为59.7%。此外，在课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进行沟通的学生人数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课后与老师沟通交流的学生由教改前的8.5%上升为33.0%（见表4）。

表3 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发言情况统计表

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回答问题或发言的次数有多少？ 没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89.1% 8.0% 2.3% 0.6%

教改后 40.3% 46.6% 6.8% 6.3%

表4 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后与老师交流情况统计表

在课外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沟通的次数有多少？ 没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91.5% 7.4% 1.1% 0%

教改后 67.0% 23.4% 8.5% 1.1%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影响力扩大。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在教学改革之前，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十分差。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没有太大收获，学过就忘记或者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帮助。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在教学设计环节根据体育专业学生的特点加入了“弘扬奥运精神 做一名诚信的体育人”、“我为体育竞赛添光彩”等专题教学，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之中。社会实践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志愿服务活动、“三下乡”实践活动、参观企业、革命老区活动及社会调查等。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中的影响力得以逐步扩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有了新的体会，有61.4%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加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及法治观念，53.4%的学生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50.6%的学生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明确了奋斗目标，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没有太大收获的学生也从60%降至15.3%。此外，课外实践活动的丰富及多样性也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教改后，学生普遍认为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对自身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68.8%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长了见识，55.7%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服务了社会，49.4%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没什么用处的学生也从33.5%降至10.8%。由此可见，通过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得以发挥出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三、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反思

通过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增强，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影响力扩大。但课题组成员在调查中也发现教学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师对于新兴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有待进一步增强、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覆盖面仍不够广、课程考核评价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针对教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课题组成员从互动主体、互动管理、互动维度、互动空间、互动平台及互动评价等方面入手，提出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提升路径。

（一）注重互动主体的参与性及互动管理的严密性。多维互动教学实施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过程，教师和学生作为互动主体要主动积极参与到其中。一方面，要求教师在教学管理上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教师必须提前做好专题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要做到内容新颖、题材丰富、过程精密。要积极寻找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切入点，将学生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另一方面，要求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具有高度的严密性。课前的设计准备、课中的分工协调及课后的完善总结都必须严格进行管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各个环节之中。尤其在大班教学之中，教学活动组织开展的严密性更显得尤为重要。

（二）注重互动维度的创新性及互动空间的灵活性。多维互动教学是多种教学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教师、学生、课程、社会、媒体之间进行着多元的信息交流与活动交往。在多种教学因素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是影响互动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师应多采用辩论式、问题式、演讲式、案例式、情景模拟式等教育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多媒体来创设教学情境，加强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拓展课程内容知识，并通过QQ、微信、博客等工具来进行沟通交流。在教学内容的选取过程中，不能一成不变，必须紧跟时展的要求，结合“90后”大学生的性格特征，结合体育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加入一些新的教学案例。此外，教师还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课堂外的时间，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有效资源，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及配合，拓展课堂外的实践方式与途径。

（三）注重互动平台的时代性及互动评价的多元性。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课程的互动平台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微课及慕课的出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为了加强课堂教学的时效性，教师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的多媒体技术。此外，简单的课件制作、图片编辑、影像处理也是教师的一项基本功之一。实践表明，图文并茂、声像具备的课堂教学更为学生所喜爱，也更容易取得潜移默化的教学效果。在评价方面，必须引入多元评价机制，把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作为课程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不把考试成绩作为课程的主要评定依据，更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还有学生在价值观及情感态度方面的发展。通过调查显示，62.5%的学生认为平时成绩占50%、考试成绩占50%是比较合适的成绩评定方式，这也表明学生对课程考核的一个新的要求。在进行课程成绩评价的时候，必须充分借助评教评学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实行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及教师点评，力求做到考核过程科学，考核群体普及面广，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公开及公正，通过考核来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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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把好导向。导向是灵魂，是关键。我们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创意策划，延伸宣传半径，努力形成正面宣传的大合唱。二要改进创新。管住了不等于管好了，内容正确不等于效果就好。我们要下大力气创新栏目节目内容，改进表达方式，切实增强正面宣传的亲和力、感染力、说服力。三要建强阵地。阵地强才能传得出去、落得下去、深得进去。我们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努力打造一批具有旺盛活力和强大竞争力的传播主体。四要建好队伍。队伍强才能工作强。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管媒体原则和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的要求，确保各级各类媒体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五要健全制度。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我们要进一步健全互联网管理体制和工作联动机制、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和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工作机制等，加快形成互联网管理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各级各类媒体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庄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为什么必须用“看家”？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真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的价值理想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改变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为无产阶级政党站得高、行得远、走得稳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前进方向，也提供了看家本领。

领导干部如何提升“看家”本领？作为执政的骨干力量，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的理论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做到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走群众路线，不断深化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学风，提高执政能力；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求主动、在创新中占先机，把“看家本领”落实在执政实践中。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当前，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主导权，关键是改进创新。

创新构建调控体系。把握媒体变化发展新趋势、舆论生成演变新特点，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强化新闻与政策解读，建立重要舆情沟通共享、效果评估通报等制度。

创新打造主流媒体。加快传统主流媒体在内容、技术、工作平台、传播终端、人才和管理上与新兴媒体全面融合，积极推进全媒体、一体化发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创新发展网络运用。转变传统媒体新闻信息上网传播的方式，实施政务微博微信全覆盖工程，探索建立网上党群组织，构建覆盖广泛的网络信息内容传播体系。

创新改进手段方法。树立现代传播理念，注重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传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提高引导艺术，善于“把远的拉近，把硬的说软，把虚的靠实”，在讲故事中感染人、打动人，让正面宣传有机融入日常工作生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征海：我们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和加强舆论引导工作，不断提高能力水平。

要围绕“两个巩固”加强舆论引导。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辨析引导，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

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舆论引导。着眼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党的建设各方面，聚焦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要围绕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加强舆论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宣传和专题宣传之中，利用一切宣传教育资源、一切传播手段和渠道，开展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宣传教育，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实践的生动局面。

要围绕提高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加强舆论引导。坚持党管媒体原则，牢牢掌控宣传思想阵地，把握时、度、效要求，切实改进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更好地内聚力量、外树形象。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的固本工程。河南省委作出推进文明河南建设的决策部署，把它作为实现“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列入河南省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

文明河南建设，主要内容包括道德建设、法治建设、诚信建设、服务型机关建设四个方面。工作措施是：抓宣传教育，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抓实践活动，丰富人们投身道德实践的载体平台；抓制度建设，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抓教育治理，解决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行业道德规范普遍建立，公民文明习惯广泛形成；法治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识，遵纪守法成为全省人民的自觉行为；诚信建设长足进步，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社会信用体系；机关工作人员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牢固树立，政风行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实现中原崛起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燕平：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着眼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强化三种思维。

一要强化战略思维。着力抓思想理论建设这个基石工程，夯实理论武装，深化研究阐释，排除杂音噪音。着力抓话语权提升这个基础工程，建强传播体系，改进话语体系，抢占时机、道义、表达制高点。着力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基业工程，确保“三个倡导”家喻户晓、人人践行。

二要强化创新思维。继承传统，深入推进各项工作体制机制、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吸收外来，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新思想、新经验，为我所用。紧跟时代，善于运用新科技、新载体，创造新的形式手段，解决好有想法没办法的问题。

三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确保正确导向这一生命线不出问题。实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做实文化惠民工程，确保服务民生这一根本点不出问题。建强队伍，管好阵地，善于发声，敢于亮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这一要害处不出问题。

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丽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地方宣传部门关键是要大胆的管好、有效的用好、科学的建好媒体。

大胆管好媒体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在管班子、管队伍、管导向上“三管”齐下。要在思想、理念、制度、机制上，确保建设一支敢担当、能担当、会担当，有理想、有专业、有追求的新闻编采队伍。导向问题是灵魂问题。要激励媒体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激发社会团结向上的力量。

有效用好媒体就是要务实创新地占领舆论制高点，通过媒体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主张，快速回应人民关切。随着人们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诉求逐渐分化，不断改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是我们的课题。因此用好媒体，不仅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还要在“好”字上有创新。

科学建好媒体就是要做强做大传统主流媒体、勇于进军占领新兴媒体。宣传部门要在政策、机制、技术等层面上引导、鼓励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搭建新平台、运用新形式，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媒体上的有效传播和广泛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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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 提升途径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2C-

0039-02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和阵地，尤其是在高职院校。学生入学时或许有些不如意，容易产生偏激思想，对他们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会有一定影响，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因此，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更加重视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并且教学效果应不断加强。经过多年教学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在师资力量、科研能力和教学效果方面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学校重视专业课而忽略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缺乏专业化，师生比较低，教学方法、方式过于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等。因此，应加大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力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高职生的教学吸引力，从根本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笔者结合个人教学经验和调查研究，认为可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方面寻求提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途径。

一、学校方面

（一）加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提高教师素质

首先，高职院校应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硬件设施和教学效果作为考核学校领导工作的重要指标，从根本上引起重视。其次，应逐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在教学经费上予以保障，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称评定给予平等机会等。再次，应尽可能多地指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去进修学习，督促其多与优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学习交流，特别是多参加学术会议、教学培训；还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供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让他们能深入社会，了解国情和民情，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实际。最后，应吸引和引进优秀的人才加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来源，从而逐步改善和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年龄层次和知识结构。

（二）加强学校学风建设，强化学生纪律管理

学风是一所学校灵魂的体现。面对目前部分高职学生学习自觉性差、主动性不高、学习态度不认真、学习兴趣不浓等问题，各高职院校应不断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学生纪律，促使学风建设系统科学化。在学生纪律方面，加强对学生的纪律约束，将奖励与惩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风建设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此外，要加强学校学风建设，还需要学校在制度上有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在人力上加以保证，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为教学效果的提升奠定基础。

（三）完善教师考评体系，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担任教学任务的同时，还有个人学历、学位、职称提升的重大压力。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承担课程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时，部分教师在课题申请及等科研方面的事情上花费大量精力，而对课程教学敷衍了事。教师的本职是教书育人，而职称对其个人提升十分重要，二者并不矛盾，且良好的教学是科研不竭的动力源泉。高职院校应扭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厚此薄彼的势头，尽快建立和完善教师考评体系，不仅重视教师职称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同时把教学质量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指标，以敦促教师端正教学态度，全身心投入教学，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二、教师方面

（一）加强师德建设，树立教书育人的典范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应仅仅为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用自己的思想、行为乃至灵魂作用于学生，以达到说服和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引导学生的活动行为、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的目的。因此，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任课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人格魅力，加强师德建设。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清醒地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教师提高自身素质，打造优秀教学团队对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尤为重要。近年来，很多高职院校在评估期间，引进了一大批年轻教师力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学历学位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与专业课任课教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培训、进修和学习，提高学历和学位，努力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

（三）改革教学手段，正确使用多媒体教学

随着科技发展和进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也应与时俱进，适应大学生的需求。目前，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使用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两个方面。正确使用多媒体教学，就是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促成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完美结合，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然而，很多教师仅仅是在形式上使用了多媒体教学，在内容上并没有与课程结合。恰当使用多媒体教学，应制作内容丰富、形式精美的教学课件，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主动性。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可提高教学说服力，完善传统教学方法语言表达的不足，进而提升教学效果。

（四）提高教学吸引力，创造轻松的学习氛围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门艺术，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努力提高教学吸引力，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首先，教学应言简意赅。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生看来是枯燥无味的，而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的教学语言比较啰嗦，这会更加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影响教学效果。教师在备课时，应在掌握教学内容的同时锤炼语言，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做到言简意赅。其次，教学应深入浅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很多方面都是要告诉学生道理，不能生搬硬套书本理论，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应深刻掌握理论内容，还应尽可能地用学生容易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学生轻松学习。再次，教学应诙谐幽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应在全面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适当使用有趣幽默的语言，活跃教学气氛，进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来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

（五）整合教学资源，开展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十分重要。高职院校在校学生越来越多，这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的大难题。因此，必须创新实践模式，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进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第一，组织学生参观所在地的博物馆、观看有教育意义的录像并撰写心得，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直观感知来认识社会、了解国情，进而更新观念。第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暑期“三下乡”活动，同时在寒假也参加类似的服务活动，如参加学校组织的慰问“五保户”活动、社区结对子活动等，将学生推向社会，亲身参加实践，在实践中促使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与当地人民法院联系，让法院审判走进校园，从而实现一种强有效的实践教学。当然，也不能一味地认为，实践教学仅仅是走出校园，开展与教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也是十分有效的实践教学模式，可通过讨论、模拟提高学生学而用之的能力。

三、学生方面

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很多学生来说仅仅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与专业课相比，他们认为没那么重要，因此许多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尤其是高职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经常迟到、早退、逃课，甚至不参加考试。大部分学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实用性比较强的专业课以及英语、计算机等课程上。学生思想上不重视，态度不端正，这是造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学生应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并在学校、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引导和规范下，端正态度，转变思维，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提升提供动力保障。

总之，面对新形势，集中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从主客观方面着手，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创新改革教学方法，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切实提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2]陈少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合班上课存在的困惑与对策[J].法治与经济，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