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是于都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动该县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需要。于都县民政局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把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聚焦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制定了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定期调度，大力推动，确保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一、注重三个结合，强化主动担当

一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更加自觉地把做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将各项具体责任细化落实到班子成员，把各项具体任务逐一分解到相关股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民政主责主业相结合。结合民政主责主业，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在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志愿服务、关爱困难儿童等方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推动民政系统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联创共建相结合。积极加强与县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为工作开展献计出力。

二、突出三个重点，聚焦关键环节

篇2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的创新优化发展。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的丰富，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众望所归。基于此背景，区域经济管理实现现代化建设是区域经济管理可持续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的重要体现。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从新模式的特点入手，分析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的基本要素，从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组织关系等多方面建设科学的管理模式。

一、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区域经济管理作为经济领域重要的一个分支，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由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决定，还由区域经济管理的现状中出发。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管理模式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但同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较，管理模式的建设仍需加倍努力。

1.区域经济管理的传统方式变革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理学进入到经济发展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都是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的界限和标准，但事实上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治理手段也对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效果，因而“滥用”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使区域经济管理呈现出落后、传统化。如在温州治理模式常常被使用到福建晋江，但事实上，温州和晋江的文化传统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同一治理模式将众多企业逼上绝路。采用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和发展，要求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可以跟上国际潮流，实现面向世界；也希望各个领域的发展能够具有前瞻性，即能够面向未来发展，基于此，要求区域经济领域能够摈弃传统模式，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治理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如何在风云巨变的市场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发展的重点。因而发展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是国际形势所要求，第二，追随社会的发展企业才能把握正确的机遇，发展自身规模，而当我国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发展时，要求区域经济也能够建立其现代化管理模式，从企业自身出发，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建立是自身发展的基本所在。另外，经济管理也在不断的实践经验中得出新的管理思想。在此环境背景下，区域经济实现了现代化管理模式，主要是立足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从区域发展的根本目的出发，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人性化、柔性化。现代化的管理思想能够从区域经济的管理组织、管理文化、管理结构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其现代化建设。

二、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所呈现的特点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由各个区域盲目建设而成的，需要依托于当前时展的需求，立足于我国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针对于当期我国的发展形式，要求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必须拥有以下特点：

1.人性化特点

人性化特点是由科学发展观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从古至今对于经济发展都拥有片面的看法，如在商言商、重利轻义等等，而随着以人为本观念的提出和倡导，要求区域经济在发展中、管理过程中都能实现这一准则，采用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更为柔性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管理思想正是从人性化作为出发点的，将管理文化、人本管理思想纳入到管理模式的构建中，所以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兼顾人性化的特点。

2.信息化特点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地位显著提升，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智能化的管理方式能够避免出现一些伦理失误，从而提高生产管理的科学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只有抛弃传统中的人力管理，利用信息技术，展开管理才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信息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基础设备的信息化，如设立智能监控，提高监管能力，运用“互联网+”的产业形式增加产能。

3.民主化特点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民主化特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实现民主化管理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增加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个企业组成人员对于本职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全身心投入到区域经济发展中。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的流失，如出现北漂一族等，这些人才的流失导致该地教育成本的浪费，经济的不起色。因而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的民主性特点，能够构建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增加企业文化，留住人才，发挥集体智慧，从根本上提高区域经济管理水平。

三、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因素

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法律政策等形势的改变下，要求达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标准和特点，并不是简单可得的，要求依托于资金、人才、政策平台等的支持。

1.资金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维护手段，类似于柔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有资金的支持。第一，充足的资金支持说明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正确和科学的，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由此根据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整体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第二，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对区域经济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结构创新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从而实现留住人才、创新技术等目的；第三，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后期的维护、完善，这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从而拖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信息化的建设顺利展开。

2.人才

当今社会，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模式需要拥有先进的管理思想的作为指路明灯，而管理思想是依托于人才呈现出来的。所以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中人才是必要因素之一。另外，人才所提供的作用不仅于此，第一，优秀的人才能够带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第二，优秀的人才能够在区域经济管理中呈现出前瞻性的优势，如在我国城市经济规划中，对于未来经济缺少前瞻性思想，导致当前众多的基础设施、现有的发展模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技术也是依托于人才存在的，技术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建设的保证，只有强大的技术才能充分构建信息平台，维护信息共享，推动管理呈现智能化、人性化发展。

3.政策

我国经济制度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政府加于宏观调控，这种经济制度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可以看出，政策是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又一必备因素。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针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提出相适应的管理保护法规，能够保证区域经济发展不受到大环境发展的侵害；第二，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模式加快建设的步伐；第三，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不仅能够为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建设带来财政支持，还能够留住人才，创新技术等。

四、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在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从其必要性、建设特点和必要条件都展开了论述，但最为重要的是提供具体的建设措施，从实践上指导其发展。

1.正确认识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找好切入点

对于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认清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对症下药，从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优化现代化管理模式。要找好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必须做好：第一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平台，聘请专业的经济管理双重人才，从而能够从数据中证明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如对于温州模式而言，小商品生产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具有生产规模小，各自为政等缺陷，因而以其不足作为切入点，展开现代化管理模式的构建；第二，要求正确认知每个区域中的文化特点，总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影响，所以了解掌握区域文化，能够以此作为载体，构建经济管理模式。

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现代化经济管理平台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中，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因而在具体操作中，希望能够充分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过程中，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模式中，区域经济发展维护中都能够利用到信息技术。如在区域经济发展前期，能够构建信息平台，将企业的基础设备建设情况、招商情况、经营情况都通过数据的方式展现，同时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区域进行预测，并制定风险措施，从而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向国内外学习优秀的现代化管理方式，创新优化本区域经济管理

我国区域经济管理发展的起步较晚，且后天发展较慢，因而要求其能够向国内外学习优秀的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方式。首先，要求各个区域能够展开管理方式的交谈学习会议，通过互动，学习优秀的管理方式，了解到自身的不足；其次，要求各个区域能够派遣相关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思想，并根据本区域经济真实的发展情况做出更改创新；最后要求能够加强校企合作，加强学校对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以期带动区域经济管理实践运作。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温州模式、长三角模式等区域经济管理模式的概述，可以看出，在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而区域经济管理模式也具有繁杂的特点，另外还可以看出，从国际经济背景、国内经济政策、区域企业自身发展等方面都急需建立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前瞻性的管理模式，因而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迫在眉睫。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主要的要求是具有人性化特点、信息化特点、民主化和和谐化特点的，要想以这些特点为建设标准必不可少的是资金、政策、技术、人才等的支持，如此才能从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信息平台、构建和谐的管理结构等来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最终达到区域经济管理建设，推动区域经济驱动发展，从而先创新带动后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营造良好的经济创新环境。

参考文献：

[1]梁吉义，梁枫.区域经济现代管理发展过程与要素系统分析[J].系统科学学报，2008，02：65-70.

[2]楚芳芳.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管理创新浅析[J].中国城市经济，2011，29：37-38.

[3]任彤.基于区域经济管理体系下的经济治理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5，16：194.

[4]王君.浅议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趋势[J].科技经济市场，2015，09：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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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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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效和存在问题

江阴市无论是率先实现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还是现代农业建设、水生态修复、人居环境改善，市、镇、村都把水利摆到了重要位置，上上下下都关心水利、支持水利。水利建设力求做到河道疏浚与新农村新市镇建设相结合、农田水利与农业结构调整相配套，注重解决水利民生问题，使人民群众普遍受益。市政府对河道达标、家河清洁、农田水利先后出台了专门文件，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任务目标、验收标准和奖惩办法，纪委监察部门定期督查、考核绩效，力度大、投入多、工作实、效果好。小康河道达标清淤工程，经验收后市里补助5元/m3；驳岸、泵站、农桥等配套工程市里补助一半；清洁家河工程，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实行以奖代补，按验收合格的“家河”水面积每亩奖励800～1000元，其余由镇村承担；对圩堤加固、防洪闸改造等工程，市里补助投资30%。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参与设施农业、河道整治建设。在长效管理上，一是全面实行“河长制”，市、镇、村领导分别担任市级、镇级、村级河道河长，同时强化考核；二是健全河道管理网络，各镇成立镇村河道管理领导小组，镇领导任组长，水利科长任办公室主任，各村河道管理由村主任负责；三是落实管理制度，一支管理队伍、一本管理台帐、一套考核办法、一笔管理资金；四是推进基层水利站达标，完善服务标准，提升管理水平。江阴市从2006年起就编制了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水生态水景观规划、农田水利建设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从而使大规模水利建设有条不紊地实施。为了推进水利现代化，又编制了水利现代化规划纲要和水利现代化建设方案。但从水利发展现状来看，大的布局有了，具体工程实施还缺少详细规划。为提高规划的深度及可操作性，江阴市着手按片加强专项规划编制，月城镇、霞客镇较为典型，两镇先后编制了月城西部水利整治规划、徐霞客生态湿地水系沟通规划，并按规划实施了一期工程，但其余大部分片区、镇村专项规划工作都还尚未启动。展上存在一些不平衡一是涉水管理要进一步加强。沿江高速、新长铁路等工程以及新城镇建设打乱水系，有的堵断了河道，有的过水涵洞过小，有的没有考虑河道整治余地。“道路畅通了，河道切断了”情况普遍，不但引发内涝，也影响了水环境。二是水域保护的实施难度较大。近年来，江阴市镇村水面率有所下降，如：青阳镇建义村，上世纪80年代初期水域面积有7.2hm2，现状只有2.6•hm2多，主要是开发建设占用水域。在土地出让中，虽然要求河道“填一还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填不还或补足不够。三是局部地区防洪排涝标准不高。一些万亩大圩圩堤未全面达标；地面沉降使不设防地区成了洪涝受灾区；青祝河以南水系原南排太湖、北排长江，太湖蓝藻事件后只能外排长江，减小了排涝能力；部分圩内和圩外河道整治配套跟不上，“动力提高了，水流不畅了”，加大了防洪压力等等。四是多元投入机制尚需推进。江阴市水利建设基本以政府投资为主，市场融资渠道少，虽然镇村水利投入中有部分企业投资，农业开发项目排灌工程也有企业投资，但总体上水利多元投入的量不多、面不广。

思考和建议

2011年，江阴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率先实现水利现代化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实现与江阴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利现代化。从江阴市水利发展改革现状来看，水利建设虽然有较好的基础，但任务仍然较重。由于水利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即使像江阴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也要分阶段地达到目标。3年实现水利基本现代化，要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难点、加强薄弱环节、着力强化短板，从而尽快提升总体水平。从这方面考虑，提出一些建议如下：从实践情况看，江阴市水利规划还需要深化细化，要按照《江阴市水利现代化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指标，制定或完善详细规划或专项规划。一是要围绕市域发展总体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水利治理布局；二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区域防洪排涝规划，认真研究区域河道系统治理，在此基础上完善镇村水系规划，做好规划衔接；三是细化3年实施方案，做一片成一片，并利用新沟河建设及锡澄运河外移的机会，调整理顺沿线水系。江阴市的经济总量决定任何地方都淹不起，加强防洪排涝薄弱环节建设刻不容缓。为此，针对青祝河、环山河、白屈港等骨干河道存在的薄弱环节，要一条河编制一个可研报告进行系统整治，分别列入中小河流治理等项目加快实施。内部河道整治、水系沟通建设应加大投入、分批组织实施，并积极争取全国农村河道综合整治试点，通过大中小河道系统治理和农田联片治理，发挥整体效益，推进水利现代化。为适应水利现代化建设，除继续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外，还需要拓宽投入渠道。一是要尽快出台土地出让收益10%用于农田水利的相关政策。可参照溧阳等地做法，按土地出让金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水利经费。二是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水利建设。对“家河”建设及管理、农村水环境整治、高效农业水利配套等，建议做好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出资。三是拓展市场融资的途径和方式。可搭建政府融资平台，研究发行水利建设债券，争取银行增加贷款，并进一步完善财政贴息政策。加强水利管理是水利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建议江阴市在加强管理上做出表率。一是针对建设项目切断水系影响防洪排涝问题，要加强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及行政许可。二是对开发项目占用水域，要严格实行“填一还一”，确保水面率。三是进一步落实三条红线，要重视区域发展和产业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水资源评价制度，严格取水许可；继续严格执行禁采管理，研究地下水回灌，避免部分地区持续沉降。

本文作者：赵一晗工作单位：江苏省水利厅规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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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28（5）

新型城镇化是链接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环节。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培育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创新精神、公益理念、健全人格的高素质市民。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这里所称的人的现代化，是指置于现代化系统中的人的现代化，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代化这一重要范畴加以界定。现代化，即如人们所言，它是受人们的价值观念指导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到文化各个层面的人类文化的进步运动，也是一个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大子系统在内的庞大系统工程。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导向工业革命，提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动力，同时使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载体的社会主体即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分化与整合，从而促进作为经济和社会集中体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民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大众参与。相应地，人们在文化方面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从教育水平到知识心理结构，也会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1]这样的理解，超越了过去人们对现代化的狭隘认识，即现代化不只是纯经济、纯物质层面的，它内含着人的现代。现代化的一切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Inkelex）就曾提出，人的现代化是指“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同时，英格尔斯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结出“现代人”的12个特征：现代人应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意见；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与信息；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都趋向于计划性；基于对理性的依赖而对周围人给予依赖；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望；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不应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2]

国际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列举了现代青年和现代劳动者的特征：

青年对长者不那么顺从，对消费不那么计较，对享受不那么耽溺；劳动者敢于负责，懂得自己工作怎样与别人配合，能承担更多的任务，能迅速适应变化的情况，以及敏感地与周围人协调一致；乐于探索工作的意义，敢于怀疑权威，持有独立见解，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工作，办事灵活，行动敏捷；以自己与众不同而自豪。[3]

中国学者参考国外现代化问题专家的意见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标准：（1）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2）具有高度的法治精神；（3）具有开放的头脑；（4）具有合作精神和竞争观念；（5）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6）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4]在此基础，我们也可将人的现代基本素质特征及其构成进一步概括为：其一，有现代化的理想与进取精神。其二，有社会公德和现代人格。其三，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其四，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化时空观念。而如果把这些特征加以高度概括，现代化的意识、现代化的素质和现代化的能力实际上就可成为衡量人的现代化的几条客观标准。[5]

新型城镇化要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现有格局下，考察新型城镇化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从人口的现代观念、市民的休闲生活、教育条件、公共服务、社会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等层面积极推动，以夯实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并最终逐步实现人口的现代化水平。

1 淮安人口结构与城镇化的人口结构

2004年淮安市辖4区4县，包括92个镇和24个乡，总面积1.01万km2，总人口524.06万。自2000年以来淮安的城市化进程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2004年末淮安全市城镇人口达到 190.4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6.35%，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

表1为淮安市城镇规模等级结构，可以看出，淮安市46.2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1.12%的中心城市淮安，30.8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占城镇个数93.26%的83个人口少于2万人的小城镇中，只有22.92%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5.62%的5个小城市中。城镇规模等级体系发育不全，无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0～20万人的城镇虽有2个，但人口也刚刚超过10万人，5～10万人的城镇只有2个，2～5万人的城镇只有1个，1万人以下的城镇多达80个。由此分析，淮安市域城镇规模结构可以归纳出下列特征：城市化水平不高；城镇人口分布表现为“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型。[6]

2 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

理论上，对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体系。[7]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分析边界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生活方式的内容去界定。对广义的生活方式的分析应该涵盖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广阔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边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家庭生活方式；本文主要从狭义的方面分析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即对淮安市城镇人口休闲、消费、日常生活等基本的生活方式进行分析。

在休闲生活方式上，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经逐步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居民，特别是进城打工者终日为生计奔波，谈不上闲暇时间；即便是在茶余饭后，也大多聚在一起家长里短，或靠打牌、饮酒来消磨时间。近年来，城镇居民的闲暇时间在增多，闲暇时间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活动方式日益文明化。读报、看电视、上网、旅行等已经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每个月用于娱乐和其它文化消费的比例在明显增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推广，城镇居民在闲暇生活方式的内容选择上还会逐渐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

城市家庭消费模式中的不同开支反映着城市消费结构。在我国消费环境的影响下，城市消费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些高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住房、车驾、奢侈品、娱乐上的费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旅游、居住、交通、通讯上的费用开始增加；而低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食品、衣着、文教、医疗占据消费的绝大部分。

食品的基本消费支出为1514.249元，占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62.89%。食品类的基本消费需求占该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居各类之首，这反映了食品类消费的弹性较其它类小，其基本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的差距与其它类相比最小。从供应保障的角度来说，是最需要关注的类别。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类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分居二、三位，分别为59.75%和50.19%。一方面，这与近年来医疗、教育费用持续上涨有关，老百姓不得不用更多的钱来支付基本的医疗、教育等费用。

交通和通讯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最小，25.04%，说明交通和通讯类属于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没有地理优势，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等因素，导致淮安对外的交往和联系相对较少。说明居民对该类别的消费具有较高的承受能力，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3类的消费数据显示，全省数据都低于淮安的，说明淮安在这3个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8]总体而言，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由温饱型的农产品消费过渡到了小康型的工业品消费，并正在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演进，理性与享受型消费正在形成。居民消费结构将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非物质消费为主；生存资料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享受和发展资料消费比重上升，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和质量要求意识大大提高。

3 淮安城镇人口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缺陷

3.1 缺少创新，发展视野局限

传统的民族文化宣扬恪守古训，以古人是非为是非，求稳怕变。这种心态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那种因袭传统、害怕变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接受崭新的思想观念，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因循守旧、变通意识差仍然是中国人思维的一大局限。[9]淮安作为苏中落后的地级市，同样面临着创新不足，思维固化的局限。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要靠自身的经济积累，最终达到一个相对发达的发展水平几乎是难以实现的。淮安市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时期，与周边地区交流不足，与苏南苏中合作不够，致使淮安各方面一直处于江苏各市的落后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淮安人需要转变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适应新时代，接受新观念，从思想观念上适应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代社会竞争更趋激烈，变化和更新更加迅速。如果说继承与模仿是传统社会的特征，并借以延续社会，那么，创造与变革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以此推动社会飞速前进。

3.2 转变对待知识和开放的态度

与先进地区相比，淮安教育还存在着诸多困难、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还未得到完全落实。教育规划相对滞后，教育投入不足、财政性保障水平不高。二是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和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三是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还需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未能完全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教育发展理念、管理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四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待增强。职业学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不相适应。五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科学研究重大成果缺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进一步改进，等等。与落后的教育相对，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城镇居民急功近利，忽视在培养人才上的物质投入。许多居民对知识、科技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源于直观的感受，而非对科技、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中的深刻认识。

3.3 固步自封，流动渠道不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镇居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都市文明和大众传播媒介，城镇居民的成就动机和进取精神被大大调动起来。然而，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依赖等待、不思进取等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清除。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城乡居民的思维方式，改变知足常乐和故步自封的态度，增强成就动机与进取精神，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方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不断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目前，淮安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高达110万人左右， 而且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占总数的比重高达85.77%，同时， 劳动力仍以本地就业为主。实践证明，资金、劳动力的流通是促进欠发达地区逐步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有力手段。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涌进广东的民工达650万以上，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这些外出的民工回乡后带回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振兴欠发达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淮安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3.4 缺乏效率，时间意识淡薄

淮安作为苏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城市规模小，工业服务业欠发达。总体来说生活在城镇居民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同时亦无法与苏锡常等二线城市相比。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导致居民的时效意识不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俨然成了大都市人的观念，小城市的居民不受此规则的规范。目前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变，但是还有的人乐于打牌、下棋、搓麻将、拉家常、聊天、闲逛，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消磨掉。费时间，不讲效率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中的人的现代化，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必须增强居民的时效观念。

4 新型城镇化的“人的现代化”战略路径

4.1 发展现代化教育事业

21世纪是科技人才竞争的世纪，无论哪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观念都应由偏重资本推动转移到依赖科技和创新上来。在这个大环境下，淮安市必须继续以“科教兴市”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教育实施的体系大略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类。[10]从淮安市城镇化的需要来分析，第一，我们应通过各种宣传、培训等教育活动，提高家长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与了解，将终身学习的基本观念根植于每位乡村居民心中，培养家庭成员终身学习的态度与习惯。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应以终身教育作为指导原则，改进学校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教法及评价标准，以奠定终身学习的必需知识，并掌握终身学习必需的方法和技巧。鼓励成人重回学校就读，实现学校教育资源向社区民众开放。第三，建立、健全专门性成人教育机构，为成人提供各种学习、进修的机会，鼓励非正规教育机构及大众传媒加入终身教育的行列。

4.2 开展农村教育活动

根据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要重点加强以下教育活动。第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科技知识，重点要传授一些适宜当地农村推广的种植、养殖及一些三产服务性技能；还要深入开展“扫盲”活动，特别要提高中老年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封建迷信等在农村没有生存土壤。第二，加强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严厉遏制农村、聚众赌博现象。第三，采取适合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接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以教育、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双管齐下，开展普法宣传，增强村民法律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环保意识。第四，要发动相关部门及有关志愿者，开展对乡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卫生水平，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

4.3 优化经济、政治环境

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稳固和完善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当前乡村城镇化，需要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促使人民生活的富裕化。而优化经济环境的过程中人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人的综合素质得到充分提高，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促进政治环境民主化。传统乡村居民由于封建意识影响较深，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政治知识严重匮乏，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低。而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角度分析，乡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培养乡村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锻炼其政治能力，提高其政治素质，使其成为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型合格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为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努力创设条件，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乡村居民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依法诉讼、妇女参政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并通过村民自治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4.4 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要求由原来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过渡到具有较强参与性、

依靠开放的民主程序的模式。[11]国家与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各担其责，共同努力。城市治理必须调动各级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才能实现成熟的城市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城市治理还要求市民和企业都参与进来，作为负责的伙伴，互相协作，共同改善生活环境。目前我国公众在参与城市治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说参与的深度不够，参与的范围不广，公众参与的机制不健全，公众本身的参与意识很淡薄等。[12]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公众的参与。在未来的城市治理中，城市政府应该有意识的下放城市治理的权限，让更多的有意愿的公众成为城市的治理者。其次为了方便公众的参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的经验，设置相应的参与治理的机构。例如地方社区组织。结合中国的国情，“地方社区组织”以社区为依托。与居民委员会结合参与城市规划。居民委员可以作为“地方社区组织”的强大的支撑点，因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最健全、最具活力的基层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的权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如果这一构想能实现的话，此种由下而上的城市管理手段比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将更奏效。最后，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与其说公众参与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和制度。如想顺利推动公众参与，那么最重要的是培养参与意识。一方需要将城市规划公开、透明、允许并鼓励公众讨论、评判；另一方面需要普及城市治理的知识，使公众能够用基本知识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城镇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一切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也是21世纪中叶实现基本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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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官卫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08，（8）.

篇6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篇7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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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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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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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治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文化及其物质载体具有极强的社会价值，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

一、文化治理的概念梳理

2002年由欧洲文化政策和艺术比较研究所提交的《创造性欧洲》报告对文化治理进行了详细的界定，认为文化治理指的是为文化发展确定方向的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非营利团体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来自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非营利团体等各种性质的机构和个人，涵盖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政策领域，涉及跨国、民族国家、地区、地方等不同地理和行政运作层面。治理也指公民不仅作为投票者和利益集团的成员，而且作为消费者、专业工作者、文化工人、企业家、志愿者以及非营利组织的成员，拥有了更为多样化的渠道影响文化的发展。

治理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不尽相同的。管理是一种利用政治、经济等权力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协调与控制，在管理过程中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强制性的规章制度，以及违反该制度的惩戒性条款。在执行过程中，有赖于专业化的分工与严格的服从。而治理则是一种柔性的运行机制，它强调底层社会群众的参与协商合作，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执政者的顶层设计。在治理的运行过程中，有赖于大众的主动性与认同感，具有一种信任的伙伴关系，是一种自发进行的活动。对于管理而言，治理的主体更为广泛，涵盖了非营利团体等社会组织。但是，管理和治理在最终目标上有一致性，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实行文化治理的阻滞因素

（一）文化治理的主体缺失

政府是文化治理的主导者，但不是唯一主体。我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发展过程中，人民形成的逆来顺受、盲目服从的“奴性”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化治理概念中的公民参与。公民认为自身只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没有意识到自身对政府政策内容和形式的影响，没有形成主人翁意识。

文化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和公民外，还有第三方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它们为了特定公众共同的利益和诉求，活跃于社会治理中。它处于“公”与“私”之间，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因而成为特定公众的“喉舌”。长期处于政府的全面管理中，这些团体和组织缺乏其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二）文化治理的体制落后

政府管理体制是相对落后于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以来，政府和群众关于公共领域形成的都是政府包办思想。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中，政府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公共领域的管理者，经营者等职责。过于宽泛的职责易造成政府管理的不到位。同时，政府的文化职能与其他职能的界限不明，造成部门机构职能重叠，大大降低政府文化治理的效率。

（三）文化治理的内容不足

文化治理的具体内容是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与分配。我国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差异性较大，导致文化产品的分配状况存在马太效应，优势地区更加具备优势，弱势地区发展更为不足。其次，我国公民文化权利的保护不被重视，文创者和公众的文化权利都没有得到妥善保护。

三、西方文化治理的经验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将公告开支的一定比例用以支持民间高雅艺术以及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此建立起了艺术理事会制度，对相关文化活动经费进行管理。艺术理事会由一批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研究者以及社会名流组成，制定文艺领域补贴资金的申请与使用规范。它转变了以往国家直接干预文艺发展的局面，以精英阶层、社会公众、政府力量三者共同作用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在文化领域内的作用，保证了相关经费由具备专业资质的团体进行公平分配。

许多发达国家鼓励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建设。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组织运营目标，广泛的参与公共事务，支持个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或社会事件。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可以很好地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共事务的健康均衡发展。简而言之，西方文化治理秉承的原则就是减少政府干涉，引入多方的社会力量，使政府、专业人士、社会公众三种力量抗衡、博弈与协调，提高文化管理的社会参与度和决策的民主化程度。

四、实行文化治理的路径初探

（一）立足优秀传统文化

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便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治理的意味，强调以道德的柔性力量统治人民而非严苛的法律和刚性的权利，并且希望人民可以在道德的教化中形成文化自觉，主动克制自己的欲念以达到礼的标准。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凝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治理中的理论基础，亦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认同。这有利于形成文化治理中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精神，完善文化治理的主体。

（二）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通过研究西方相关政策，其主体导向就是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力度，引入市场机制。我国文化市场种种弊病的症结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干涉过多。在国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通过转企改制，我国培养了一批具有活力的市场主体，这是完善文化市场体系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近年来，很多文化类小微企业活跃在文化市场中，激发了文化创造的活力，政府应该鼓励支持其发展，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如加强知识版权保护，建立文化产业园区促进资源整合，以促进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

（三）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关乎社会大众的文化权利的体系，是政府或公共部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出，即是由管理向文化治理的重要跨步，意味着政府角色的转变，由掌舵人向服务者转变。

首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公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与时俱进的。针对公共文化服务物的层面，注意区别差异性，根据区域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水平及特点提供特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应当供需对应，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其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利用现代的传播工具，如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等，拓宽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提升公共文化产品提供与接收的速度。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减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阻力。

（四）培养和保护公民的文化权利

重视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是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文化权利除了保障公民公平地接受基础教育外，仍需要保障公民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满足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享受各项文化成果。并且通过文化权利的实现，激发社会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动。

首先，应当实现法律许可下的文化自由。我国法律承诺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同时，治理者要注重文化公平。公平地接受义务教育、公平地享受文化资源与成果。例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公平享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项资源会不可避免地趋于集中于优势环节，造成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这需要用有形的手进行调控，尽可能为公民创造公平的文化环境。

（五）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构建法律信仰，重点在于构建一种法律精神。精神层面的法律是骨肉层的法律条文的灵魂，是整个社会氛围的反映。我国现代社会重视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完善，而欠缺对精神的追求和塑造。具有法律信仰的公民应该是将法律视作内化的自我提升的工具，而非是外在的力量束缚自身的行为。精神层面的构建，是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或是惩罚措施所无法达到的，借由文化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利用大众传播进行法治观念的宣传，通过曝光效应提升公众对法律的理解和支持。大众传媒通过塑造鲜明的形象，使公众了解到通过法律可以实现现世的幸福，把握塑造公众法律信仰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李少惠.转型期中国政府公共文化治理研究[J].学术论坛，2013（1）：34-38+43.

[2] 郭灵凤.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J].欧洲研究，2007（2）：64-76+157.

[3] 祁述裕.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与善治的转变[J].人民论坛，2014（11）：172-17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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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佳容.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现代化[J].律师世界，2002（10）：37-39.

篇10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33-04

[基金项目] 2016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Z03），2016年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姚毅（1982 ― ），四川阆中人，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城市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同时城市空间治理必须充分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规律，推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多中心、网络化”的转变；必须坚持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市民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机制共同作用。

一、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

发展形势和基础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功能定位的升级，成都城市空间布局进入了深度调整期，逐渐呈现出向“双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同时，中央、省委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深入实施，成都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上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需要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十三五”时期，国家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板块”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最终形成“4+3”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同时，四川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提出“坚持把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作为总揽，在加快区域竞相发展中提升全省整体实力”，并进一步指出“首位城市要对标高端、辐射带动”。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四川“多点多极支撑”战略的“首位城市”，成都城市空间治理需要以中央、省委的区域发展战略为导向，在推进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互联互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空间载体支撑

国务院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获批，表明成都由区域中心城市正式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也将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更加注重多层次的区域交流与合作，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努力为内陆其他城市转型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探索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这需要改变成都“单中心、圈层式”的城市空间格局，着力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格局，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三）天府新区建设的加快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

2010年天府新区成立以来，尤其是2014年天府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以后，新区发展迅速，为成都空间格局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双核、哑铃型转变提供重要的战略机遇。国务院批复明确提出“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四川“三大新兴经济增长极”的首位增长极，天府新区“四化同步、四态合一”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新区，经过5年多的积淀，逐步形成了符合内陆区域经济发展要求、顺应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趋势、具有经济高地典型特征的发展趋势。

（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成都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特色亮点，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市）县GDP已经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50%以上。同时，成都各区（市）县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态势明显。中心城区正逐渐成为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工业的重点区域；近郊区域以产业和城市互动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远郊区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特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成都中心、成都科学城、成都医学城和成都城市音乐厅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增强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功能升级的载体支撑。

二是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成都中小城市人口和产业承载力。近年来，成都市立足“全域成都”的发展思维，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建设，加快推进 “覆盖全域”、“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连片推进“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型”的新农村建设。成都市域的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实现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的城乡全覆盖；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实施标准化建设；“全域成都”范围内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城乡户籍一体化进程基本完成，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市域各地区之间的网络化联接。市域轨道交通水平大幅提升，地铁运营总里程108公里、在建205公里，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式获批，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完成。“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按照“中心城区加密成网，天府新区核心成网，两核互动加强，全域基本覆盖”的要求及构建市域和市区两个“30分钟轨道交通圈”的目标，强化“双核”之间轨道交通联系，形成“3快3普”共6条轨道交通线路的便捷联系，强化“双核”与城市副中心、卫星城之间点到点的轨道交通联系。

同时，成都城市空间治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在城市快速扩张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逐次递减的问题；中心城区功能疏解不够和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市域“承担、分担、共担”的城市功能布局体系尚未有效形成；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加大，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

成都城市空间战略指引

在成都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157”总体思路中，明确了“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战略。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从“市域、区域、国际”三个层次协同推进，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功能支撑。

（一）市域层面：推进城市功能的整合与提升

从城市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塔尖”，需要在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形成示范，而市域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结构优化是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先行策略。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市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阶段，需要顺应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圈层式”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快形成城市中心、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等不同层次的市域空间在城市功能上的“承担、分担、共担”的良性关系；另一方面，从国外城市空间治理的经验来看，需要注重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城市用地的再开发、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以及各个功能组团交通的网络化联接。

（二）区域层面：加强多层次高水平的区域交流与合作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升级版，需要切实贯彻落实上位区域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区域的引领、辐射、集聚作用。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按照国家“4+3”的区域发展战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以融入发展为基本路径，主动对接国家相关区域发展战略，更好地承担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国家使命；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与区域的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立足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实际，找准在不同区域层次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主体作用，促进多层次区域空间互为支撑和协调发展。

（三）国际层面：增强与全球的互联互通

从世界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重要节点，是国家推进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功能载体。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确立的“五通”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国际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不断提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水平和能级；另一方面，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统筹推进“五通”的协调互动发展，建强作为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的功能。

三、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策略

成都城市空间治理要立足成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规律，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城市空间战略为基本指引，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有重点地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功能的升级。

（一）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制建设。加快城市空间治理的立法进程，统筹市政设施建设、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发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公共安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城市建设管理，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法制保障。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引领。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四中心一枢纽”功能定位，抓紧各类城市规划修编，注重市域和区域的统筹，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以“多规合一”确保“三生”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三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的政策体系。重新梳理成都已有的城市空间政策体系，加大对于环高校成果转化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等城市空间治理新兴领域的政策指引。

（二）促进城市空间治理的多元协商合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的运用。建立健全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重点推进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环保、旅游、医疗卫生及教育等多个领域的PPP项目试点，增进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效率。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社会参与和规划参与。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民互动桥梁的作用，拓展民意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完善民意表达的规则和信息指引，搭建多层次的多方利益协商平台，建立健全及时回馈、共同决策的良性互动模式，强化公共参与的社会监督，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和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三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决策咨询。探索建立由党政职能部门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各界精英组成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咨询委员会”，采取“官助民办”的运行模式，对涉及城市空间治理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为政府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三）推进多层次区域空间治理的协调互动

一是注重不同区域层次的空间治理的协同推进。在市域层面，要注重城市功能的整合和升级，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优化；在区域层面，要加强成都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区域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在国际层面，要强化与全球的互联互通，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二是注重城市内部“双中心”和卫星城的网络化联接。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双中心”的核心功能，合理疏解城市中心的非核心功能；各卫星城要按照“独立城市”发展理念，建强各自主体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并注重引导形成多样化非主体功能，增强卫星城的对于产业、人口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计划，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加快建立市域铁路、地铁、有轨电车、轻轨多制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综合轨道交通系统。三是注重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人文关怀、功能复合、有机组合”。要注重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城市枢纽站点区域等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治理，增强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强化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城市建筑功能复合性开发以及城市枢纽站点地下空间的使用，强化各种功能之间的系统组合和高效的网络化联接。

[参考文献]

[1] 刘卫东.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J].地理学报，2014（8）.

[2] 方维慰.城市空间结构政府治理的优化[J].学海，2014（6）.

篇11

［关键词］饮食小摊贩；高校；城市管理；访谈法；观察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0．151

［作者简介］赵仕杰（1992—），男，汉族，河北秦皇岛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近年来，饮食小摊贩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重大问题。良性解决高校附近区域小摊贩问题，是保持校园环境整洁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规范公共秩序，推进城市管理的必然选择； 汤慧．高校周边“流动摊贩”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以湖南大学周边流动摊贩为例［J］.中外建筑，2012(10):36-38．而在保障弱势小摊贩群体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规划良好的公共秩序是保障社会公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本研究问题，国内学者从政策研究、治理原因分析、对策研究等方面出发进行了一定的深入研究。然而，研究中尚有一些不足：首先，对于历史借鉴程度有待提高。其次，定量分析有待加强。再次，关于摊贩管理特定区域的专门性研究有待深入。最后，对于摊贩管理背后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以城市管理的视角出发，对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的饮食小摊贩进行研究，以求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与创新。

1 变量收集与研究方法

（1）观察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对北航、北林、央财、首师、农大、清华、北语等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进行观察。主要观察以下问题并进行研究：第一，随着时间变化，摊贩数量的变化情况，这是本研究的首要问题，据此问题进行简单定量分析；第二，在特定时间段内，购买饮食小摊贩人数的数量及购买额；第三，特定事件（如城管、公安执法等）的影响。

（2）访谈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开放式访谈的方法，对北航、北林、央财、首师、农大、清华等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进行访谈，主要对饮食小摊贩访谈以下问题并进行研究：第一，从哪里来北京，来京几年；第二，每月收入多少；第三，家庭情况与子女教育情况；第四，受特定因素（城管、公安）影响状况；第五，固定出摊时间；第六，是否有其他工作。

（3）定量分析法：在观察法和访谈法基础上，对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的饮食小摊贩出摊数量与时间关系进行简单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4）文献法：本研究对摊贩管理相关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中有益成分进行吸收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研究分析

2．1数据收集情况

本研究收集了北京市北航、央财、首师、清华、北林、农大等高校101家饮食小摊贩的出摊时间与数量变动情况，并对收入及家庭情况进行了调查，符合样本标准要求。

2．2研究变量

本研究设置自变量为时间；因变量为饮食小摊贩（下文中均以摊贩指代）人数；中间变量为区域流动人口数量；控制变量为地域（北京市高校周边200米内以高校学生群体为主要目标人群的固定区域）、样本规模（脚踏车）和时间长度。

2．3研究分析

在访谈法和观察法基础上，对数据收集情况在spss中进行分析，制作出时间与摊贩数量关系的序列图，并对变量间关系进行探究。

从图1、图2可看出，摊贩数量随时间总的变化规律为在17:30-22:00间，摊贩数量与时间呈正相关，在21:00-22:00时达到峰值，在22:00以后，摊贩数量随着时间发展呈现负相关。

从图2可看出，北航、央财、清华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数量较多，而北林、农大、首师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数量相对较少，摊贩数量出现明显的地域分野情况。

因此，可得出在17:30-22:00，摊贩数量与时间发展呈正相关，在21:00-22:00时达到峰值，在22:00以后，摊贩数量随着时间发展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在研究结论基础上在SPSS中进行相关性检验，显著性远高于相关标准，因此时间与摊贩数量之间相关性得到证明。

2．4现象、原因及社会问题探究

2．4．1原因分析

（1）摊贩数量随时间变化趋势与区域流动人口数量变化基本一致。在17:30之后，区域流动人口增加，市场潜力扩大，因此摊贩开始出摊。在21:00-22:00期间，随着学生下课、自习结束，区域流动人口剧增，摊贩出摊数量达到峰值。在22:00之后，随着学生回宿舍休息，区域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减少，摊贩数量也随之减少。

（2）城管与公安监管导致出摊时间与部分高校摊贩数量限制。诸多摊贩告知笔者曾有被罚款或拘留经历。如北林小南门外某摊贩最多一年被公安拘留6次，罚款从500元到1000元不等；北航大运村外某摊贩告知笔者，公安在大运村每个月有4个拘留名额，当名额不够时就会抓摊贩凑数。北语原有10余家小摊贩，在严格监管下只剩下两家，因此未将北语列入调查高校。并且，城管与公安的监管使得摊贩在规定时间外出摊要冒巨大的经济风险。北航大运村外摊贩在白天因为管制问题在其他地方售卖；北林小南门外摊贩因管制问题许多白天迁移到他处；在晚上21:00-22:00后，管制放松，摊贩在高校附近集聚。

（3）有些摊贩在白天有其他工作，因此晚上收摊时间较早或出摊时间较晚。北航某摊贩告知笔者，除卖小吃摊之外，其在上午10:00~中午2:00还有送外卖的工作。另有北航某摊贩告知笔者，其上午11:00-中午1:00在其他地域售卖炒饭，因此晚上收摊较早。

（4）摊贩收入较低导致摆摊时间长。笔者调查得知，因生计所迫，即使在寒冷的冬日。绝大部分摊贩也坚持摆摊售卖。记得一日下大雪后笔者24:00下自习回北航大运村宿舍，寒冷冬夜仍有5家小摊贩在售卖。据调查了解，大部分摊贩月收入在6千元左右，除去租房、生活开支，还要补贴家用，利润十分有限。有的摊贩收入在7000~8000元，但需要辛苦劳动，且收入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5）出摊时间较长的原因还有子女因素。据笔者调查得知，北航大运村外近30家小摊贩有19家摊贩子女在老家上初中及以上教育，其余摊贩子女要么在读小学及以下，要么已经毕业。摊贩需要将大量劳动所得补贴家用，以供子女教育所需。北航大运村外某摊贩告知笔者，她的女儿今年本应初三，跑步成绩已经准入北京队，只因为户籍问题，不得已只能回老家郑州。北林某摊贩告知笔者，夫妻二人均在京，两个孩子在老家上小学，由爷爷奶奶看护，每月寄去生活费。

2．4．2社会问题探究

（1）夫妻分居问题。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101家小摊贩中，有37家小摊贩男方在京打拼，女方在家带孩子陪老人。共同生活是家庭得以维系的感情基础，夫妻长期分居不利于家庭和睦，影响子女教育，甚至会产生诸如、行婚等深层次的社会伦理问题。

（2）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问题。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101家小摊贩中，有52家小摊贩为男女俱在京，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孩子，每个月寄生活费。另有毕业的孩子及在京读小学的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老人独自在家生活，这造成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使得成长中的孩子缺乏足够的家庭教育，容易形成各种坏习惯，甚至导致青少年犯罪；空巢老人问题是社会伦理道德缺失的重要体现，无人陪伴老人衰老使得老人自杀等不良社会现象出现。

（3）异地中考门槛。流动人口子女所属地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可以说异地中考门槛是形成留守儿童问题与夫妻分居问题的重要原因，推进子女所属地教育，破除异地中考门槛，是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应有之义。

（4）城管与摊贩矛盾。愈演愈烈的城管与摊贩矛盾已经成为摊贩管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参与调查的摊贩告知笔者，政府对摊贩实行严格管控，而缺乏软性治理。作为自收自支的城管部门，城管团队的财政开支完全依赖于罚款所得，形成越罚摊贩违约越少，越少摊贩可罚罚钱越多的怪圈。北林某摊贩告知笔者，曾经在城管追逐中，从机动车道路穿行过去，横亘在两辆机动车中间，这在严重影响交通秩序的同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同时更加激化城管与摊贩的群体矛盾。

3 城市管理视角下摊贩管理政策建议

（1）政策设计更多地体现包容色彩，逐渐改善现存重治理轻包容造成的摊贩管理社会基础薄弱现状。将公众参与、人性化执法、透明执法等包容性因素引入摊贩管理过程中，以摊贩为本位，推进摊贩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

（2）吸收借鉴历史中摊贩治理的成功经验。首先，以协商对话形式而不是管制形式以求摊贩管理良好开端，与摊贩开展合作；其次，逐渐努力形成摊贩纳税，政府给予其合理经营空间的理性管理情况，重视摊贩生存发展权利。

（3）加强对城管队伍的监管。先有暴力执法，后有暴力抗法，城管队伍素质的缺失导致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怪圈不断循环，一方面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影响摊贩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应重视培育富有人文主义精神与公民本位精神的城管人员，以推进摊贩良性治理。

（4）在有条件的区域集中建设夜市等适宜摊贩入驻的场所，实现渐进式摊贩合法化。目前，摊贩管理的政策执行成本远远大于政策收益，最理想的状态是通过渐进式摊贩合法化，逐渐降低管理成本，实现摊贩管理效益最大化。

（5）从根本上说，摊贩管理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公共管理有所缺失。应重视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进行协同提高，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北京为例，2011年调查数据显示，流动摊贩近三十万人，推进这三十万人的良性治理，关键在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流动摊贩实现“住有所居，贩有其地，儿有学上，亲有人养”的理想状态。

4 问题与讨论

在对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对此进行讨论，以求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1）缺乏对饮食小摊贩群体支持的政策规划。现如今政府对摊贩实行“强政策、强措施”的政策规划，政策执行以暴力执法为主，很少顾及摊贩的合法权益，为了城市卫生及财政开支忽视摊贩诉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推进政府管理包容性建设，关注摊贩诉求，以摊贩回应作为政策执行的价值取向是摊贩管理的应有之义。

（2）北京市不同高校之间饮食小商贩存在小范围流动现象。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政府管控的加强，诸如北航大运村、清华东门。央财东区等区域聚集现象强，而北林小南门摊贩有减少倾向，在调查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结果中加以修正。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到各高校间的聚集现象并进行详细分析。

（3）饮食小摊贩社会问题的背后是流动人口治理的困境。在进一步研究中，可从流动人口治理的大框架下着手分析摊贩管理群体的特征，将共性和个性相结合，以促进摊贩管理的针对性开展。

5 研究结论

至此，本文以北京市高校附近区域饮食小摊贩为调查对象，对饮食小摊贩数量与出摊时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验证了摊贩数量随时间总的变化规律为在17:30-22:00间，摊贩数量随着时间顺时发展呈正相关，在21:00-22:00时达到峰值，在22:00以后，摊贩数量随着时间发展呈现负相关的研究假设，同时构建了简易研究框架并进行证明。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饮食小摊贩存在现象的原因及背后深刻的社会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有利于摊贩管理的发展。但是，本文研究尚显稚嫩，诸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形势下，如何推进摊贩治理的包容性、科学化论述尚有不足，后续研究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以求对摊贩管理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汤慧．高校周边“流动摊贩”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以湖南大学周边流动摊贩为例［J］.中外建筑，2012(10):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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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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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梅休.牛津地理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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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管辖蓬江区、高新区（江海区）、新会区、开平市、台山市、鹤山市、台山市七个市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着各市区教育现代化推进的进程。但是由于侨乡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政府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政府与民众、社会、企业、学校等多元教育治理主体和谐地协同共治，形成了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乡贤广泛参与捐资助学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新路子。

恩平市拥有众多海外华侨和热心家乡教育的社会贤达。这些海外侨胞非常支持教育现代化的建设，捐资助学时纷纷慷慨解囊。于是，一个个奖教奖学基金陆续成立，一笔笔捐款接连到账，一座座教W大楼拔地而起，一批批现代化教育教学设备逐渐投入使用……漂亮而又现代化的学校吸引着莘莘学子，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到外求学；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座无虚席，孩子们尽情地在书海里徜徉。自开启“创强争先”以来，恩平市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6.5亿元，其中侨捐项目达1400多宗，捐出善款达2.3亿元。

在创新办学体制上，鹤山市有着丰富的经验：一是创新民办教育办学模式，由市资产办融资，鹤山一中输出品牌和管理，成功开办优质民办学校――鹤山市昆仑学校；利用闲置厂房和闲置校舍创办普惠性民办学校――雅瑶镇振华学校和共和镇黎明学校；二是探索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径，实施鹤山职校与雅图仕职校合作办学项目，推进鹤山市职业教育实训中心建设；三是实施鹤山一中与碧桂园学校师资交流项目，实现“1+1>2”的效应；四是实施沙坪街道联盟办学模式，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一体化发展。

县域教育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从管理走向治理，以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动县域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实践探索，更要注重教育治理主体的责任担当，进而形成自身独有的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态。

2013年，新会区在江门市率先全面启动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机制。2014年，新会建立督导经费保障机制，每年将督导责任区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且逐年提高，切实解决督学工作经费和培训经费问题。2014年2月，新会实现督导“三全”战略（即全面实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覆盖全部中小学和幼儿园、挂牌督导涉及学校服务全过程）。全区有中小学校107所、幼儿园137所，共划分为13个责任区（其中，中小学校8个，学前教育5个），平均每名督学负责学校3.67间。各责任督学率先应用“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平台”，对规定的八项主要事项实施经常性督导，挂牌督导工作走向规范化、公开化、现代化。

蓬江区在办学模式上勇于改革创新，成立江门九中和潮连中心学校合作办学共同体、江华教育联盟、西区中小学协作办学联合体，推进合作办学模式改革，提高了区域均衡发展水平。

为推进优质资源共享，新会区尝试以名校带动弱校的形式，打通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共同发展通道。从2015年9月开始，新会区会城创新初级中学与河南初级中学结成首个合作办学共同体，共同实现了“三个优化”：教师作风优化、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质量优化。

从2013年开始，开平市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开展合作，启动和实施了“推进区域学校特色建设，促进内涵发展”项目，由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专家组采取全面引领与试点学校重点指导相结合的原则，重点开展“学校特色建设规划与指导”，帮助各学校因地制宜制定学校的特色目标和实现途径。

教育优质化总揽全局

当前，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优质教育既指学校校舍、教育设施、现代教育技术等“硬件”的高水平，又指教育理念、课程教材、教师队伍、教育管理等“软件”的高水平；既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又有优质教育内涵的开掘。

5年来，蓬江区中小学基建和校园改造工程总投资为4亿多元，其中新建扩建校舍的学校15所。2017年，全面启动江门教育“321工程”和区“十三五”期间新建学校任务，计划投入5.5亿元，通过PPP形式，扩建和新建6所学校，进一步扩大城区教育资源覆盖面。

高新区（江海区）近年投入1.3多亿元，新建了天鹅湾小学，新建、扩建了外海中心小学、礼乐中心小学、银泉小学、新民小学、蛲沸А⒗窭侄中、礼乐中学、麻园中学、华兴小学等9所学校的教学楼和体育馆、图书馆等。2015-2016年新增建筑面积35128.2平方米，新增学位3650个，学校的功能室、教学实验室仪器、现代化设备均按标准配置，达到标准化要求。

“十二五”期间，鹤山市教育经费总投入27亿元，年均增长17.7%，办学条件显著改善。2013-2015年，市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年增长率分别为38.29%、11.43%、12.97%。其中，投入超过4亿元，以超前的眼光，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沙坪实验中学和新沙坪中学。同时新建了沙坪六小，利用原城镇中学改建沙坪七小，扩建了沙坪楼冲小学、古劳龙溪小学、古劳连南小学等一批学校。此外，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仍旧在沙坪城区划拨24.3亩土地建设市特殊教育学校。

优质教育应追求全局的优化。教育发展要由数量增长、规模扩张转入质量提升、公平优质的新发展阶段，教育发展要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从“有书读、有学上”转向“读好书、上好学”。江门县域教育优质化不仅“硬实力”方面打得坚实，“软实力”也抓得厚实。

蓬江区的“名师工程”推进力度很大，全区已有19个名师工作室，其中，区级13个，省级6个，现在全区有106名教师参加学习培训。评为区级以上名师和学科带头人163人，骨干教师58人。高新区（江海区）积极探索教师交流改革模式，建立完善校长轮岗、教师交流机制，加大校长、教师交流力度。近年全区有367名教师进行了校际间交流，占教师总人数的34.27%；实施强师兴教工程，坚持外引内培，着力培养区域名校长名教师，建立了省、市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5个，培养了区级以上名校长、名教师和学科带头人62名。

2016年，新会区与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数学会基础教育委员会、中国外语研究中心中小学英语研究中心共建全国语数英名师发展基地（新会中心），发展基地聘请的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将深度介入新会课程安排、课堂教学、师资结构，凭借课程理论培训、课堂实践观摩对新会教学、科研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全面促进新会教师的专业发展，打造一批在江门乃至在全省有一席之位的教学专家。

台山市为了全面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制定了《台山市教师梯级培养计划实施意见》，启动实施了“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教育专家”四级培养计划。同时，市政府在财政资金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每年由财政预算600万教师专项培训经费，用于全市教师的学习培训。

教育信息化强力布局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教学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优化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形成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教育形态。教育信息化的特征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教育技术层面上看，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点是教育设备和教学手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二是从教育理念上看，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特征是_放性、交互性、协作性与共享性。

江门教育信息化追求的是一个多元动态的过程，倾力打造教材媒体化、资源共享化、教研网络化、学习自主化、活动合作化等特性。

随着南方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落户蓬江区，为蓬江区以教育信息化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提供了优势。该区确立了“网络共建，数据同构，资源共享，特色发展”的发展思路，充分整合南方教育装备创新产业城、南方教育装备创新研究院及学校资源，构建及完善教育信息化建设、应用、评价体系。为深化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蓬江区实现10个100%（100%学校有计算机室、 100%学校有校园网、 100%学校有网站、 100%实现“校校通”、100%实现“班班通”、100%教室配备多媒体教学平台、100%教师有办公电脑、100%学校与省市基教网互联、100%信息技术开课率、100%信息化办公）。电子白板班级覆盖率达92.5%，12所学校成为“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2012年，蓬江区也成为广东省首批“以信息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验区”。2016年，蓬江区完成500M教育专网的建设，全区各公办学校的网络带宽已达500M或以上，班均带宽接入在10M以上，超过省教育现代化的标准，也是目前江门地区最高的。这为蓬江区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了解，蓬江区还将进一步在教育大数据建设、教育资源共享及建设线上线下教育生态环境方面继续探索和完善。

“十二五”以来，新会区投入1.25亿元专项资金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成效显著。2015年，新会区有8所学校参加市智慧校园的试点工作，探索采取互联网+在线智慧教育技术，促进传统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与创新，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应用。目前，新会区正在高标准推进“校校通”工程，对新会区教育专网进行全面提速升级。新会区将继续推进智慧教育建设，力争在两三年内建设 2 所省级智慧校园、3 个未来教室和6个智慧教育示范项目；并继续促进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2017年2月，台山市新宁中学投入132万元把36个课室的投影式多媒体教学平台升级为86寸大屏的“交互智能化平板教学平台”，使学校在无纸化办公、资源共享、教育评价、教研分析和教育质量监控、家校互动和学生个性化学习、突出师生教学互动的智慧课堂等方面的应用提升了一个层次。

教育多样化谱写大局

教育的多样化是指教育思想、教育结构体系、办学模式、教学形式、评价标准等的多样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已经由单一走向多元，对教育服务的选择由被动走向主动，只有不断推进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才能真正呈现出县域教育现代化内涵的勃勃生机。

早在2012年，蓬江区创建“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时，就已确立了“本立道生，止于至善”的核心文化理念和“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终身幸福奠基”的教育理念。5年来，两个理念在全区教育系统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学校积极挖掘特色教育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特色学校创建活动，特色育人的意识增强，特色教育的目标更加清晰，特色学校的质量层次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全区累计评审认定“特色学校”23所、“特色项目学校”34所。特色教育从最初的以活动类课程为主，逐步扩展到了学科课程、环境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并提升到以办学理念为基础，把办学特色渗透到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教学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