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路径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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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DOI]10.13939/ki.zgsc.2016.38.060

1 前 言

城市道路是城市实现内外部人流与物流的重要保障，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道路的发展日新月异，交通出行方式日益多样化，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出行的需求。然而，与此同时，城市道路拥堵的问题也越发严重，并且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我国所有的城市中，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道路拥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是关键的因素之一。据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79亿辆，其中44%是私家车，共计1.24亿辆。我国每百户人家的私家车拥有量达到31辆。山东省汽车保有量为1504.2万辆，是全国汽车保有量最多的省份，在全国十大“堵城”的排名中，济南和青岛分别占据第二位和第九位。

2 城市道路交通拥挤收费的可行性分析

交通拥堵是世界性难题。目前，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采用收取交通拥堵费的措施，来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但成功的范例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难以获得公众的理解和配合。在我国更是如此，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收取交通拥堵费是否合理时，有超过90%的公众表示反对。在公众的眼里，道路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本身就应该免费使用。而且公众在购置车辆和加油等消费过程中，已经缴纳了数额不菲的各种税费，如果再来收取拥堵费，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道路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特征包括生产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适当分离性和存在的“享受”性消费。对于道路使用者而言，其在制订出行计划时，往往是根据个人边际成本来选择道路需求，只要感觉出行所获收益大于感知的成本，公众就会选择驾驶机动车出行。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忽略了自己的加入而使道路拥挤给其他出行者增加的费用，从而使得边际个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不符，最终出行者之间互相干扰，车速下降，产生拥堵问题，增加了出行者的出行时间成本，严重的更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发展水平。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因为交通拥堵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410亿美元，北京市每年道路拥堵给公共汽车乘客带来的时间损失也高达792亿元。除此之外，交通拥堵给出行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时间的拥堵过程造成出行者情绪暴躁不安，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些都是道路拥堵带来的无法预测的社会成本。因此，从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角度分析，尽管交通拥堵收费在短期内增加了个人的出行成本，但从长期看，其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道路交通的出行成本，进而也会节约每一个出行者的出行时间。因此，交通拥堵收费是缓解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

3 交通拥挤收费基本问题研究

3.1 收费区域的合理划定

城市交通拥堵收费并不是在城市所有拥堵的道路上都收费，这样不仅增加了巨大的行政成本，而且也会招致公众强烈的反对。事实上也是不必要的。从交通拥堵收费成功的几个城市来看，都是选取几条最拥堵的道路来进行收费，主要是市中心和繁华商业区。面积一般控制在30km2之内，例如英国伦敦的交通收费区域为21km2，通过收费促使车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有效的转移，极大地缓解了本来拥堵的地区交通。

3.2 收费对象的确定

收费对象选择是否合理关乎到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是否能够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城市交通车辆主要包括私家车、公务用车、出租车、公交车、货车、特殊车辆以及其他车辆等。交通拥堵收费的目的是降低车辆的使用频率，以此达到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从目前来看，我国城市出租车实行牌照制，总数严格控制在一定规模，因此不需要对其进行收费；至于货车之类的车辆，我国大多数城市对大货车进城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制，通常白天不允许进入市区，因此对其是否进行收费要根据不同城市交通拥堵具体情形来制定；公交车是城市重要的交通工具，运行效率高，也是我们倡导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对其也不能收费；真正需要收费的是占绝大比例的私家车，当然在收费时也需要考虑收费区域内居民拥有的车辆，适当给予一定的减免和优惠，保证收费政策的公平性。

3.3 收费费率的合理确定

城市交通拥堵收费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收费金额的最大化，而是通过收费的方式来引导居民合理出行，缓解交通压力。如果收费费率制定得太高，给居民带来较大的出行成本，招致居民的反对，引起一些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如果费率制定得过低，则起不到引导和缓解交通的目的，交通拥堵收费将成为鸡肋。因此交通拥堵收费率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交通拥堵程度、车辆类型、不同时段、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居民的接受程度等。例如，对一些大型车辆对道路破坏性大且易造成拥堵则收费相对高一些；在交通拥堵高峰期收费费率也应该高一些；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应该适当提高收费费率，根据上海市交通规划研究所的调研，如果上海交通拥堵收费为5～7元/次，可以减少15%的交通量，也减少了超过一亿元的出行成本。当然，在制定具体收费费率时还要采取公众听证的方式，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

3.4 收费时段合理确定

交通拥挤收费时段应根据各城市出行者的出行特性来合理决定。城市道路拥挤一般发生在上、下班高峰期及旅游季节，此时出行人数急剧上涨，尤其是私人车辆出行频率大幅度提高，造成严重的城市道路拥挤，收费时段可以安排在此时间段，从而促使出行者向高承载率出行方式转移。国外许多交通拥挤收费方案的实施时间设定为整个白天，但由于我国城市交通拥挤高峰期主要出现在早晚，不同城市道路网络特征也使早晚高峰时间段不尽相同，建议中心区拥挤收费时间为：工作日周一至周五7：30―9：30和16：30―19：30时段内，共6个小时。当然，具体收费时段的确定还需要通过准确的交通调查来得出结论。

3.5 拥挤收入的合理分配

拥挤收入的合理分配关系到交通拥挤收费实施的成败。交通拥挤收费所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只是治理拥堵措施的副产品，但却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关乎到广大市民对这项政策的支持程度。最合理的分配方式是将这部分财政收入重新投入到交通系统中来。一方面用来改善交通状况，完善道路设施，让那些选择付费的出行者享受出行的便利和节约出行时间；另一方面用来增加公共交通设施、改善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让那些放弃乘坐私家车出行的市民受益。这样使得所有的出行者都能得到一定的合理补偿，使整个城市的路网系统趋于完善。

总之，城市交通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城市治理的经验表明，城市道路交通拥挤收费是提高城市交通效率、降低出行成本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当然，这项政策的出台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全社会不断地论证、实践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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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255-04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出版的一部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重要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SCI收录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3 500种。ISI通过它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从而做到SCI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SCI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比较客观、定量和易操作的指标,它在衡量国家、科研机构或大学的科研实力,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检索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为例,采用Web 0f Science的“分析检索结果(Analyze Results)”对2007―2009年北京交通大学发表的1 215篇论文(其中:2007年358篇,2008年405篇,2009年452篇)进行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讨论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科研究发展现状与趋势。

二、统计分析

1.论文被SCIE收录作者分析。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发表的论文被SCIE收录数量在20篇以上的作者一共有24位,具体收录篇数及所占比例(见表1和图1)。

由图1及表1可以看出,其中只有四位作者的论文收录量逐年增加,四位作者分别是JIAN,SS、NING,TG、WANG,YS、LiJ。三年论文收录量持续下滑的作者七位,而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是逐年递增的。这说明,虽然前二十四位作者的论文收录量中有29.2%作者的论文量呈下滑走势,但是被SCIE收录的论文作者范围在扩大,也就是说更多的老师积极投稿,并且被SCIE收录。这表明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校提倡的科技创新、激励教师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举措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2.论文被SCIE收录合作国家/地区。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论文被SCIE 收录合作国家/地区分析(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所发表的被SCIE收录的文章中,与国外作者合作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少,但趋势是上升的,与国外合作者的国别逐年增加,合作文章数目逐年增加。从2007年的358篇文章作者反映出,与美国、新加坡、德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等15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67篇文章;2008年的405篇文章,其中与美国、新加坡、台湾、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加拿大、英国、北爱尔兰等22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文章88篇;2009年在被SCIE收录的452篇论文中,分别与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台湾、新加坡、葡萄牙、苏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喀麦隆、斯洛文尼亚等24个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表文章119篇。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的统计,近些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中,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一直占中国SCI总数的20%左右。表2表明北京交通大学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逐年增多,但并未达到平均水平,有进一步开发、提高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学校整体科研能力、提高科研人员国际合作意识。

3.论文被SCIE收录语种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论文语种分析(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语种平均90%以上为英语,这是因为SCIE检索工具是美国研制的,编辑语言为英语,收录文献时,英文文献被首先考虑。

4.论文被SCIE收录主题内容分析。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论文的主题内容分析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每年超过20篇的学科主题有6个,分别是光学、多学科物理学、多学科材料科学、电力与电子工程学、应用物理学、应用数学,其中属于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学科有5个。可以看出SCIE侧重收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工程技术领域收录的数量不多。北京交通大学被收录的论文大多数由本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学科产出,说明学校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的建设正稳步、健康地向前推进。

三、提高北京交通大学论文被SCIE收录的措施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数逐年递增,但增长幅度与排名靠前大学收录论文的增长率相比有较大差距,为了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研究水平,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力争在SCIE收录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上有较大突破。

1.学科带头人的传、帮、带。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发表的论文被SCIE收录数量在20篇以上的作者一共有24位,这些作者都是学科带头人,因此在鼓励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向这些知名度高的专家和教授请教的同时,学科带头人应以自身的经验和学识带动一些教师和学生,提高撰写科研论文的水平,进一步提升北京交通大学的科研水平和知名度。通过分析,虽然近三年来收录论文达到20篇的作者有下滑趋势,但因为在学校鼓励、学科带头人示范作用下,其他老师也在不断提高质量,增加论文被收录机会,因此,论文收录数不降反增。

2.制定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的政策。北京交通大学近三年被SCIE收录的论文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较少,因此,学校的相关部门应该制定一系列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的政策,鼓励优秀人才去著名学术机构学习进修,参加国际著名学术机构的科研活动和学术团队,扩大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和跟踪国际科技前沿动态的能力,增强国际合作意识。

3.投稿时尽量用英文。SCI本身的期刊源多数来自于英美,占总数的60%以上。而我国科技人员撰写的被SCI收录论文中英语语种达90%以上。从北京交通大学2007―2009年的统计结果看,1 215篇论文中只有115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其余1 100篇是国内的英文期刊或外刊,占总数的90.6%。由此可见,用英文撰写是进入SCIE的一个重要优势。

4.确切了解SCIE的收录范围。SCIE侧重收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工程技术领域的内容收录较少。所以,准备发表文章的作者应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科学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以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李珏,方国辉.基于Web of Science的中南大学科研论文定量分析[J].图书馆,2008,(2).

[2]韩洁.SCI功能及局限性探讨[J].图书情报论坛,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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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Infection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racrani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

ZHENG Chan-xin，WANG Da-cheng，WANG Zhu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Neurology，The nin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Beihai People's Hospital，Beihai 536000，Guangx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infectious diseases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To understand the propor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ns with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Methods All the 60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n our hospital with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CNS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analyzed from Oct.2012 to Mar.2015 retrospectively.Results ①the main sources of CNS infectious diseases：47 cases of viral encephalitis/meningitis，6 purulent meningitis，5 tuberculous meningitis and 2 fungal meningitis.②The ratio of male and female was 2：1 and the mean onset age was（42.15±16.83）years，14 to 60 years old accounted 86.7%.3.CSF glucose，chlorine differences in viral and non-viral CNS infectious cas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4.The MRV showed total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CVST）positive cases were 5/60 cases（8.3%）.Conclusion Virus were the main causes of CNS infectious diseases.Male patients were more vulnerabl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than female S infectious disease tend to occur in people under the age of 60.The differences of CSF glucose and chlorine between viral and non-viral CNS infections are significant.We need pay attention that a small number of CNS infectious cases may cause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

Key words：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fectious diseases；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CVST）

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感染是最为严重的感染之一，病死率极高。概括而言可分为细菌性感染、结核性感染、真菌性感染及病毒性感染。部分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容易继发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加重颅高压，导致病情恶化[1]。真菌性颅内感染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依赖病原菌的检出[2]。目前CNS感染性疾病的病原诊断率仍很低，因此国内大部分病例仍为临床诊断[3]。如何在尚无病原学依据的情况下，能根据临床特点、脑脊液结果，影像学检查等作出正确诊断以便及时治疗、改善预后是临床工作者的首要任务[6]。本研究探讨了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病例合并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比例及特点，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10月～2015年3月在北海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诊断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包括细菌性脑膜炎、病毒性脑炎/脑膜炎、结核性脑膜炎、真菌性脑膜炎等）的患者60例。

1.2方法 根据诊断标准，对病历进行回顾性再诊断，对符合诊断标准的病历进行列表调查，对病例的临床表现、脑脊液改变和头颅MRI，头颅MRV检查结果进行比较，数据录入SPSS 13.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示。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方差不齐时用校正t检验。以P=0.05为检验标准。

2 结果

2.1 CNS感染性疾病主要病原构成 回顾性调查60例CNS感染病例中病毒性脑炎/脑膜炎47例（占78.3%），细菌性脑膜炎6例（占10%），结核性脑膜炎5例（占8.3%），真菌性脑膜炎2例（这2例均为脑脊液培养出新型隐球菌）（占3.3%）。

2.2性别及年龄分布：60例CNS感染病例中男性占40例（66.7%），女性占20例（33.3%），男女比例为2∶1。患者平均发病年龄（42.15±16.83）岁，14～80岁，其中14～60岁人数占86.7%，>60岁颅内感染病例仅占13.3%。

2.3脑脊液检测结果 分析60例CNS感染病例脑脊液常规、生化结果显示47例病毒性脑炎/脑膜炎患者脑脊液糖均值为（3.62±0.87）mmol/L，氯均值为（123.71±8.00）mmol/L，11例非病毒性中枢神经性感染患者的脑脊液糖均值为（1.76±0.87）mmol/L，氯均值为，（111.22±7.87）mmol/L，病毒性和非病毒性CNS病例的脑脊液糖、氯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见表1。

2.4头颅MRV检查结果 60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病例中有5例头颅MRV提示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CVST），比例为8.3%。这5例CVST中有3例是病毒性脑炎/脑膜炎，1例是细菌性脑膜炎，1例是结核性脑膜炎。

3 讨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病毒性感染多见，占78.3%，居首位，与既往的报道相近[5]。我们的调查提示CNS感染易感病人以14～60岁居多，占86.7%，因为14岁以下儿童在当地医院儿科诊治，故

参考文献：

[1]史丽娜，张娜，成江，等.颅内感染并发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临床分析[J].宁夏医学杂志，2013；35：930-931.

[2]郭爱华，胡学强.新型隐球菌颅内感染101例临床特点及诊断[J].中华神经科杂志，2005，38：445-447.

[3]董静静，彭晓音，朱汝南，等.儿童病毒性脑炎的临床特征研究[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4，17：1-3.

[4]孔忠顺，陈希琛，马丽萍，等.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与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鉴别[J].中国防痨杂志，2011；33：145-148.

[5]杨丽萍，王立文.首都儿科研究所1997―2006年住院患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9，24：924-926.

[6]郑慧娟，裘云庆，朱佩琼.中枢神经系统感染431例临床分析[J].中华传染病杂志，2006，24：190-191.

[7]严波，张家堂，赵威等.病毒性脑炎124例脑脊液分析[J].医学院学报，2014，35：43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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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将离职意愿(turnoverintention)定义为：离开目前工作与找寻其他工作机会倾向的总体表现或态度。多数研究者认为离职的最佳预测因素是离职意愿。护士离职率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男护士更甚。影响护士离职意愿的因素较多，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护士个人因素、工作环境及外界因素3大类，但是哪些因素对护士离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尚无定论。本科护生是我国今后护理队伍的重要力量，而男护士也正在成为这支队伍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其离职意愿将直接影响我国护理队伍的稳定。目前，对本科男护生离职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少见。笔者调查本科护生的离职意愿现状，并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为临床实习和教学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1对象

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即2004年卫生部将我国卫生职业人群划分的3个地域)，每个地域随机抽取3个设有护理本科院系的医学院校，包括海南医学院、广东药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南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咸宁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以上院校符合纳入标准的男护生共120人，自愿参加调查105人，收回有效问卷96份，有效回收率91．4％。为了进一步研究男女差异，抽取对应学校女实习护生共100人。纳入标准：愿意参加并完成测试；年龄大于l6岁；身体状况能够配合完成问卷；意识清楚，无精神性疾病；参加实习至少8个月。

2方法

2．1调查工具

2．1．1一般资料问卷：包括人口学资料和3个条目，测评工作满意度、对未来工作信心和有否缺勤及频率。对护理工作的总体满意程度评价，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1～5分)，是否有成为一个好的护理工作者的信心，从“非常没有信心”到“很有信心”(1—5分)，实习期间是否有缺勤(1为否，2为是)。

2．1．2离职意愿量表(TurnoverIntentionScale，TIS)：共6个条目，为l～5分计分法，如第1题：您是否考虑要辞去目前的工作?选项为：从不、甚少、偶尔、经常、总是，相应赋值1～5分。总分1～2分(含2分)为离职意愿轻度，2~3分(含3分)为中度，3~5分为离职意愿严重，即分数越高，离职意愿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0系数为0．723。

2．1．3护士工作应激源量表：由61个条目6个分量表组成，包括与护理工作性质有关的应激源、与工作负荷有关的应激源、与护士期望有关的应激源、与接触濒死患者有关的应激源、与工作一家庭矛盾有关及与护理工作中人际关系有关的应激源，有很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所面对的工作应激强度越高。为了适用于护生群体，本研究修改了其中的2个条目(将第52题“护理工作的负面感受影响家庭气氛”改成“影响寝室气氛”；第59题“因家务琐事消耗精力而影响工作”改成“因找工作、考研等消耗精力而影响工作”)。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系数为0．852。

2．1，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Suppo~Rating Scale，SSRS)：为肖水源编制，包括10个条目3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

2．1．5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CopingStylesQuestionnaire，SCSQ)：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0～3级评分I。

2．1．6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eficacyScale，GSES)：共1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分数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

2．1．7艾森克人格问卷简版(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分为4个量表，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在本问卷中除精神质的信度在0．51～0．60，其余量表的信度均大于0．70。

2．1．8护士工作倦怠量表：采用李小妹改编的中文版工作倦怠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工作倦怠是指个体长期处于工作压力状态下所出现的一种负性的、个体化的认知与情感反应，包括情感耗竭、非人性化和工作无成就。情感耗竭和非人性化得分越高、工作成就感得分越低，表示护士的工作倦怠越严重。

2．1．9总体健康问卷(GenerM HealthQuestionnaireGHQ)：GHQ一28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Chan教授于1985年编制，具有理想的信效度…。共28个条目4个维度，躯体症状、焦虑／失眠、社交障碍、严重抑郁。分数越高，健康问题越严重。

2．2调查方法

征得被调查学院、医院护理领导的同意后，将所有问卷及调查方法有关说明用快递寄去，由对方派人组织，在实习末期进行集中调查当场发卷并收回问卷，然后再回寄给研究者。

2．3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a=0．05，P值均为双侧概率。

3结果

3．1一般情况和各调查量表得分情况

调查男护生共96人，年龄20-26(22．7+0．9)岁，在三级甲等及以上的医院实习者占95％，满意度较好者29％，有缺勤情况者47％，对成为合格护理工作者没有信心者46％，要读研者48％，独生子女28％，经济自评较好者9％，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者41％。与女护生相比，满意度、缺勤情况、工作信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本科男护生的离职意愿得分为(3．30±0．89)分，高于女护生(P

3．2离职意愿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离职意愿与应激源(r=0．25)、总体健康(r=0．35工作倦怠(r=0．29)呈正相关(P

3．3本科护生离职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总体健康、工作倦怠、工作信心和工作满意度，父母受教育程度、读研和工作应激源被剔出方程，方程的决定系数为32．9％，见表2。

3．4各变量关系的路径分析采用路径分析研究

各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发现工作应激源通过其他变量影响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是重要而核心的中介因素。经多次多元线性分析回归，进入路径图的变量及路径系数(P

4讨论

4．1实习期间本科男护生的离职意愿及面对的应激

本研究本科实习男护生离职意愿得分(3．30±0．89)分，与女护生的得分相比，离职意愿更强，这说明男护生的专业思想与女护生相比更不稳定，离职情绪更浓，这与许多研究的结果类似。这可能与多方面因素有关。首先家人、患者及部分医务人员认为护士本应由女性承担，对男性做护士不理解，影响其对自身职业的认可，一些患者甚至拒绝男护生为其服务。其次，据统计，大多数男护生报读护理专业是无奈的选择，并不是报读的理想专业，导致其职业心态不稳定。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要稳定其专业思想，让其充分了解其在护理岗位上的优势及已经取得成绩的范例，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并清楚地看到在护理岗位中男护士所展现的决策果断、影响力强、精力充沛等优势，在教学中增设一些针对男生的专业课程、邀请在临床工作中取得卓越成就的男护士来校讲学。其次，认真为男护生培养和挑选带教老师，避免传递负面思想，针对男护生在临床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和男护生的心理特点，制订适宜男护生特点的临床带教计划。

有研究表明，离职意愿与工作应激两者呈现正相关。本研究也发现，离职意愿与应激源的相关系数达到了O．25，但是在回归分析中，这一因素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路径分析发现工作应激源通过中介因素影响离职意愿。这和以往研究中两者有直接关系的结果不同，分析有以下原因：大部分研究以在职护士为研究对象，但是在本研究中的对象为本科实习护生，研究对象不同所致；很多研究只是做相关分析，并没有把很多因素纳入进来，如本研究也发现两因素相关，但是工作应激源不是离职意愿的预测因素；在诸多中介因素如工作倦怠、身心健康的影响下，该应激源对离职意愿的直接影响减小。

4．2中介因素对离职意愿的作用

过往研究已经证明工作倦怠是影响组织成员离职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发现，工作倦怠显著影响离职意愿，倦怠水平越高，离职意愿越强(r=O．29)。可以想象，当男护生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惫不堪，精力丧失，对实习持冷淡、负性的态度，实习而没有成绩，感受不到成就时，个体的实习积极性就不会高，实习成绩也不会好，离职的意愿自然也就会产生。

本研究表明身心健康越差，离职意愿越强。在心理上，男护生常在工作及交往过程中显得不自在，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焦虑、抑郁。当其承担以前全由女护士操作的工作时，内心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自卑感及抵触、抑郁情绪等。其次，护理工作还要求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如果身体状况不好，就不能胜任护理工作的倒班勤、工作负荷大的特点，工作无法胜任，离职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产生。同时，路径分析显示，工作应激和工作倦怠感越强，个体的总体健康水平越差，离职意愿也越强。

受社会传统观念对男护士的偏见及其他负面因素的影响，致使男护生在临床实习中思想波动大，表现出对护理专业没有信心。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离职意愿与工作信心呈负相关(r=-0．21)，即工作信心越强，离职意愿越弱。提示在以后的实习教学中，我们应改革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制订出一套针对男生特点的教学模式和理念，从各方面加强护生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减轻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加强交流，定期召开座谈会，教育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对他们多加鼓励等。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让其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或男性特殊的操作，使患者不提出异议甚至得到患者好评，以增加其自信心。

篇5

中图分类号 F2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66-04

城镇建设用地受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是最大的，尤其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1]。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扩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根据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Mydral)于1944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2]，认为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扩大之间存在循环积累因果作用：城市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在城市集聚―第三产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及服务质量提升―进一步加强城市对产业的吸引力，如此良性循环，形成城市发展的极核。当然这一“良性循环”是基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尤其是交通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而导致人口死亡率下降和食物供给提高的前提下产生的，同时这一城市化过程还伴随着因家庭规模小型化、消费水平提高以及新生育观念传播等变化而产生的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过程。本文以三峡库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整个库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995年和2005年的产业集中指数和区位商，同时结合三峡库区1995-2005年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采用路径分析建模的方法，分析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与相关的社会经济因子的关系。一方面重在讨论三峡库区1995-2005年产业布局变化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另一方面重在讨论路径分析模型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研究中的可行性；此外此项研究还为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的规划与控制提供了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是指三峡大坝建成后受回水影响的水库淹没区和移民搬迁安置所涉及的区域，位于E106°16′～111°28′、N28°56′～ 31°44′，行政区上包括湖北省的宜昌市区、宜昌县、兴山县、秭归县、巴东县及重庆市的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开县、万州区、忠县、丰都县、石柱县、涪陵区、武隆县、长寿县、江北县、巴南区、江津市。总面积5．8万km2，2004年总人口为2 118．94万人。三峡库区以山地为主，约占总面积的74％，丘陵约占总面积的22％，平原或坝地仅占4％。三峡库区1995年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为27 362．07hm2，2005年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为37 592．28hm2，并且城镇建设用地平均斑块的面积在增大[3]。

2 研究理论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理论

2．1．1 产业集中指数

集中指数是指一定区域或市县内各产业部门就业人数与居住人数两者的比率，以此测定各产业部门在各市县的集中程度。一般而言，集中指数愈高(最大值为100)，集中地区愈少，即表示少数市县就该产业而言，较其他市县更具优越的竞争条件。反之，竞争指数愈低(最小值为50)，则表示该产业分散于许多市县，也说明地区或市县彼此相互影响，区域内较少具有显著的优越竞争条件，不同区域产业集中指数从集聚走向扩散，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阶段[4]。产业集中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为产业集中指数；T为区域总人口；H*为占区域该项经济活动半数地区的人口。

2．1．2 区位商指数

区位商是广泛应用于测量经济活动的一种方法[4]。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表示某县市的区位商，a表示该县市某产业的产值，A表示该县市所有产业的产

值，b表示该区域某种产业的产值，B表示该区域所有产业的产值。若区位商大于1，表示

该产业在该市县为相对重要行业；若区位商小于1，则表示该产业在该市县为非专业化产业。

2．1．3 单一土地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是表达某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3]。其表达式为：

式中，K为研究期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b分别为研究期初、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区监测的年间隔。

2．1．4 路径分析原理

因果关系是事物内在规律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各个自变量被假设处于相同的地位，实际上事物内部变量之间的因果作用是极其复杂的，一个变量对于某些变量可能是原因变量，而对于另外一些变量则可能是结果变量。路径分析的主要功能就是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不同形式，它的着眼点主要在变量作用系数的分解上，它可以进一步揭示多元回归系数之间的变量联系，将自变量简单回归系数分解为直接作用(相当于多元分析的偏回归系数)和各种形式的间接作用。比如，进行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回归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回归系数。如果在这两个变量之间加上许多中介变量，形成复杂的因果结构，以路径模型来表示，就有可能将这个简单的回归系数分解为不同因果链条上的作用，得到这一因果关系更具体的形式[6]。

2．2 数据来源

1995年和2005年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来源于中国测绘科学院TM遥感影像解译的结果，1995年各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和湖北省统计年鉴，2005年各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和湖北省统计年鉴。

3 结果分析

3．1 三峡库区产业集中指数三峡库区包含21个县，依次是

利用1995年与2005年21个县市的第二产值与第三产值及人口数量，利用式(1)进行计算得出了三峡库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指数分布表，如表1和表2所示。表1 三峡库区1995年产业集中指数分布

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三峡库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指数都有所减少，呈现出分散均衡的态势，表明三峡库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相关的市县都在发展。从第二产业来看，在2005年，集中地市县增加了一个，表明又增加了一个第二产业中心；但是从第三产业的发展来看，第三产业集中指数在增加，而集中区域却减少了两个，表明第三产业在重点区域得到大力发展。

3．2 三峡库区区位商分析

利用三峡库区21个县市1995年与2005年第二产值与第三产值代入式(2)进行计算，其计算结果见表3和表4。

3．3 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动态度

利用三峡库区1995年和2005年各县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结合式(3)进行计算，得到了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的动态度分布情况。总的来看，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变化最快的是万州区和丰都县：其次是秭归县、开县、长寿县和涪陵市；城镇建设用地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是兴山县、云阳县和武隆县。三峡库区的下游区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速率不大。

3．4 路径分析建模

以三峡库区1995年和2005年21个县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量(X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变化量(X2)、第二产值变化量(X3)、第三产值变化量(X4)、城镇人口(X5)变化量为外生变量，以其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量(Y)为内生变量。采用极差标准化消除量纲后进行路径分析，在所有自变量均有统计学意义时得到结构方程组式(4)。

由方程组(4)可见，对于整个三峡库区而言，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大于第三产业，这也与三峡库区2005年的第二产业的集中指数和区位商有密切的关系，三峡库区第二产业的集中指数呈分散均衡的态势。并且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的影响速度会很快提高；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集中指数在减小，并且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分布在大一点的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较高，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在三峡库区，城镇人口也是影响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的一个指标，其影响力相对较弱。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城镇人口膨胀，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也相应上升。固定资产投资也成为了影响城镇建设用地的因子之一，主要是通过投资拉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使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除了第二产业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最大外，接着就是社会商品零售额通过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而影响城镇建设用地，消费增加，也意味着需求量增大，为了满足需求，便会扩大生产，从而使得产业用地的规模扩大。

4 小 结

三峡库区在1995-2005年期间，各个县市的城镇建设用地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在库区的下游区受到地形与库区水

位上升的限制，这些县市的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都比较小；变化速度大一点的县市还主要分布在库腹区和上游区的部分县市，这也受到相关县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中指数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正向着集中均衡的方向发展，使得各个县市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提升。从第二产业的区位商可以看出，在相关县市，第二产业已经具有规模，成为了主导产业。虽然第三产业在部分县市表现出技术水平下降，但是总体来看，区位商的基数在增加，可见第三产业正逐步发展。通过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与相关社会经济因子变化的路径分析建模，得出了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受到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影响，再次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社会需求增加，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建设占用土地就会越来越多。另外城镇人口和第三产业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也较大，城镇人口增加，用地需求也进一步加大，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要占用一定的城镇土地。为控制城市建设，可以适当地调整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减少第二产业的投资，适当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另外还可以适当地控制城镇人口的数量。

从方法上来看，产业的集中指数与区位商能够很好地反映地区各产业的发展和分布情况。同时采用路径分析建模，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城镇建设用地和相关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影响因子对城镇建设用地变化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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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Analyses of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Constructive Land in Three Gorges

CAO Yingui WANG Jing ZHENG Xinqi2 LIU Aixia CHENG Ye XU Ning1,2

(1. Land Key Laboratory of the Land Resources Ministry, Beijing 100035， China; 2.School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ith building of Three Gorges Dam,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especially the economy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has been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urban constructive land in 1995 and 2005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uring past 10 years the area of urban constructive land has increased 10230.21 hm2.The paper uses the dynamic degree of urban constructive land to analyze the changing speed, then adopts the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location quotient to research the change of the second industry and the third industry, and lastly analyzes the change of urban constructive land and the change of the value of the second industry, the value of the third industry, the capital investment, the value of commodity selling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the path analyses model determining the influential extent of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 of the second industry is the biggest influential factor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is the smallest one. This research is helpful to th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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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5.6,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8-0603-04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8.015

Miller将离职意愿(Turnover Intention)定义为,离开目前工作与找寻其他工作机会倾向的总体表现或态度[1]。多数研究者认为离职的最佳预测因素是离职意愿[2]。护士离职率高是普遍存在的间题,影响护士离职意愿的因素较多,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护士个人因素、工作环境及外界因素3大类,但是哪些因素对护士离职具有负向影响,尚无定论[3]。本科护生是我国今后护理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离职意愿将直接影响我国护理队伍的建设情况。但目前对本科护生离职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少见。本文调查本科护生的离职意愿现状,并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2004年卫生部划分的我国卫生职业人群的3个地域(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在每个地域抽取3个设有护理本科院系的医学院校即海南医学院、广东药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南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咸宁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符合研究标准的研究对象共1250人,自愿参加调查者900人,收回有效问卷682份,有效回收率76%[无效问卷包括:回答不完整(80份),中途退出(56份),邮寄丢失(82份)]。纳入标准:①愿意参加并完成测试;②年龄>16岁;③身体状况能够配合完成问卷;④神志清楚,无精神性疾病;⑤参加实习至少8个月以上。

1.2 工具

1.2.1自编一般资料问卷

包括人口学资料和两条测评实习护生的工作满意度和对未来工作信心的条目。

1.2.2 离职意愿量表(Turnover Intention scale,TIS) [4]

共6个条目,为1~5分计分法,如第一题:您是否考虑要辞去目前的工作?选项为:总是、经常、偶尔、甚少、从不,相应赋值1~5分。总分1~2分为离职意愿严重,2~3分为中度,3~5分为轻度,即分数越高,离职意愿越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23。

1.2.3 护士工作应激源量表(Nursing Job Stressor Inventory,NJSI) [5]

共61个条目,分为6个分量表:与护理工作性质有关的应激源、与工作负荷有关的应激源、与护士期望有关的应激源、与接触濒死病人有关的应激源、与工作-家庭矛盾有关的应激源、与护理工作中人际关系有关的应激源。为了适用于护生群体,本研究修改了其中的2个条目(将第52题“护理工作的负面感受影响家庭气氛”改成“影响寝室气氛”;第59题“因家务琐事消耗精力而影响工作”改成“因找工作、考研等消耗精力而影响工作”)。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2。

1.2.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6]

共10个条目3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6]。

1.2.5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s Questionnaire,SCSQ) [7]

共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0~3级评分。

1.2.6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 [8]

共1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分数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

1.2.7艾森克人格问卷简版(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9]

分为4个量表: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掩饰性。在本调查中除精神质的信度在0.51~0.60之间外,其余量表的信度均大于0.70。

1.2.8护士工作倦怠量表(Occupational Burnout Inverntory,OBI)[10]

工作倦怠(Occupational Burnout)是指个体长期处于工作压力状态下所出现的一种负性的、个体化的认知与情感反应,包括情感耗竭、非人性化和工作无成就感[10]。情感耗竭和非人性化得分越高、工作成就感得分越低,表示护士的工作倦怠越严重。

1.2.9总体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 [11]

共28个条目4个维度:躯体症状、焦虑/失眠、社交障碍、严重抑郁。分数越高,健康问题越严重。

1.3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 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α值取0.05作为检验水准,P值均为双侧概率。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682名本科实习护理学生中,男96人,女586人;年龄20~26岁,平均(23±3)岁。在三甲及以上的医院实习者占88.9%(606人),满意度较好者36.9%,有缺勤情况者33%,对成为合格护理工作者没有信心者35.5%,要读研者47.7%,独生子女31.8%,经济自评较好者8.8%,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以下者40.9%。

2.2 各调查量表得分情况

本科护生的离职意愿平均得分为(2.22±0.48)分,低于已有研究得分(2.63±0.84) [12],(t=-4.24,P

2.3 离职意愿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离职意愿与工作满意度(r=-0.23)、工作信心(r=-0.24)、应激源(r=-0.23)、总体健康(r=-0.25)、工作倦怠(r=-0.25)呈负相关(均P

2.4 本科护生离职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总体健康、工作倦怠、工作信心和工作满意度,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应激源被剔除出方程,方程的决定系数为30.8%(见表2)。

2.5 各变量关系的路径分析

采用路径分析研究各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发现工作应激源通过其他变量影响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是重要而核心的中介因素(见图1)。

3 讨 论

本研究682位本科实习护生离职意愿得分(2.22±0.48),与其他的一些在职护士的得分相比,离职意愿更强[12],可能与取样的学历不同有关,因为有研究认为,学历越高,离职意愿越强[13],这说明很可能高学历护士的离职意愿在实习阶段就产生了。学历越高的个体,其期望值越高,使组织难以满足其期望[14],而且学历越高的个体,其工作机会越多,因而离职意愿越强。高学历护士的人才流失值得关注,护理事业需要更多高学历的护理精英的加入而不是不断的流失。

有研究表明,离职意愿与工作应激两者呈现正相关[15]。本研究也发现,离职意愿与应激源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229,但是在回归分析中,这一因素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路径分析发现工作应激源通过中介因素影响离职意愿。这和很多研究的结果不同,分析有以下原因:①大部分研究以在职护士为研究对象,但是在本研究中的对象为本科实习护士,研究对象不同;②很多研究只是做相关分析,并没有把很多因素纳入进来,如本文也发现两因素相关,但是工作应激源不是离职意愿的预测因素;③在诸多中介因素如工作倦怠,身心健康的影响下,该应激源对离职意愿的直接影响减小。

过往研究[16]已经证明工作倦怠是影响组织成员离职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发现,工作倦怠显著影响离职意愿,倦怠水平越高,离职意愿越强。可以想象,当个体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惫不堪,精力丧失,对工作持冷淡的、负性的态度,干工作而没有成绩,感受不到成就时,个体的工作积极性就不会高,工作成绩也不会好,离职的意愿自然就会产生。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离职意愿与健康水平的研究较少。本研究表明身心健康与离职意愿呈负相关。因为护理工作的劳动强度不但要求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需要很强的身体素质。如果身体状况不好,就不能胜任护理工作的倒班勤、工作负荷大的特点,工作无法胜任,离职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的产生。同时,路径分析显示,工作应激和工作倦怠感越强,个体的总体健康水平越差,离职意愿也越强。

有很多的护生对未来自己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合格优秀的护士担忧,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性格不适合或者从事本专业的兴趣不浓等[17]。本研究结果表明,离职意愿与工作信心呈负相关,即工作信心越强,离职意愿越弱。所以在以后的实习教学中,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加强护生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减轻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的情绪,多传递正面和积极的信息,加强交流,定期召开座谈会,教育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对他们多加鼓励等等。

有研究表明,离职意向是离职的最佳预测因子,而工作满意感是离职的预兆[ 18]。对工作不满意、工作态度消极的护士可直接影响其对病人提供的护理质量[19],导致护士不服从医院管理、病事假增多、旷工增多,甚至最后离开护理工作岗位[20]。本研究也证实满意度低的实习护生更容易产生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对离职意愿有着直接的作用(路径系数=-0.48),其他变量都会部分通过工作满意度起作用,这说明与其他因素相比,工作满意度起着更为重要和直接的中介作用。

虽然是否读研,父母受教育程度没有进入回归方程,但他们与离职意愿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有读研打算和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护生,离职意愿更强。离职意愿与缺勤、家庭收入、性别等的关系不大,这可能是因为条目设计过于简单(缺勤只有1个条目),男女护生人数的差异过大等造成的。另外本研究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较低,所得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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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因此，对幸福感指数进行研究，并对人们幸福感进行量化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通过对网上某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的一系列问题的结果进行处理，得出问题中每个选项分别的得票率，然后对幸福感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分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并具有较好的信度（其中27个显性因素为：幸福总体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安状况、所在城市环境状况...社区归属感、他人认可程度，8个隐性因素为：身体健康、心理幸福感、生活标准、文化、教育、政府管理、社区活力和生态环境）。为了揭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之间、隐性因素与隐性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考虑引入采用路径分析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指标体系。

结构方程模型:潜在变量的线性因果关系建模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针对传统因果模型和路径分析的不足,将因子分析引入路径分析后提出来的在SEM中,变量有两种基本的形态:测量变量(measured variable)与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

测量方程：

（1-1）

（1-2）

结构方程：

（1-3）

其中， 是外生测量变量在外生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反映了外生测量变量与外生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外生变量的误差项向量；是内生测量变量在内生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反映了内生测量变量与内生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内生变量的误差项向量； 、 都是路径系数； 表示内生潜在变量之间的效应， 则表示外生潜在变量对于内生潜在变量值的效应， 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

模型参数估计：

（1-4）

其中， 、 意义同前； 、 分别为两个测量模型误差项的协方差矩阵。

（1-5）

初始模型一旦确定，测量模型中的变量数目随之确定。模型中,潜变量ηi和ξj不可观测,因而无法直接估计。如果模型定义正确,总体协方差矩阵与模型协方差矩阵应该相等。若记Σ为观测变量之间方差和协方差的总体矩阵，Σ(θ)为模型拟合协方差矩阵，则应有∑=∑(θ)。

随即得出八个隐变量对幸福指数影响程度的标准系数估计值，按照影响程度由强至弱依次是心理幸福感 ( 0.522) 、身体健康( 0.503) 、生活标准( 0.412 )、教育 ( 0.393) 、社区活力( 0.324)、政府管理( 0.210)、文化( 0.141)和生态环境( 0.091)。二十七个显变量对隐变量影响程度的标准系数估计值如下：

相关系数 文化 政府管理 生态环境 社区活力 生活标准 教育 心理幸福感 身体健康

1. 幸福总体评价 0.757 0.174 0.608 -0.002 0.160 0.015 0.005 0.010

2.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0.318 0.894 -0.026 0.289 0.044 0.001 0.029 -0.108

3. 社会治安状况 0.796 0.485 0.105 0.120 0.101 -0.136 0.246 0.131

4. 所在城市环境状况 0.826 0.500 0.024 0.125 0.086 -0.096 0.168 0.081

… … … … … … … … …

26. 社区归属感 0.061 0.972 0.037 -0.040 0.125 0.166 -0.028 0.063

27. 他人认可程度 0.061 0.972 0.036 -0.041 0.125 0.166 -0.028 0.066

然后，对幸福指数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打分形式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幸福感进行量化。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可通过比较因素之间的互相重要程度来定权，是一种科学的定权法。根据已知27组显性因素，我们再选择8组隐性因素：身体健康、心理幸福感、生活标准、文化、教育、政府管理、社区活力和生态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我们通过已知数据，设准则层中的因素对应得不同方案层分别对目标的权重为 ，反映了因素的相对于目标的重要程度，记作列向 ，其中 ，则 就是各因素的权重向量。

我们首先构造因素间的成对比较矩阵。

（1-6）

显然，A为一致性正互反矩阵，记：

（1-7）

即为权重向量。

且：

（1-8）

则：

（1-9）

那么，一般的判断矩阵 有 ，这里 （ =n）是 的最大特征根， 为 对应的特征向量。

从而得到层次分析决策矩阵：

（1-10）

综合评价函数：

（1-11）

其中， 表示系数。

采取打分的方法进行评价，即：非常不满意为0~1分，比较不满意为1~2分，还可以为2~3分，比较满意为3~4分，非常满意为4~5分，再采取百分制的形式得出居民的总体幸福度。

某城市居民的打分为4.10483，属于非常满意层次，总体幸福度：

以上对幸福感评价体系与量化方法的探究，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幸福感的量化并可对不同城市的幸福感进行排名，这对政府主管部门构建服务型政府，改善民生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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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3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6(C)-0073-01

在电子商务领域中,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www的资源和行为中自动发现并提取感兴趣的、有用的模式和隐含的信息,它还可以得到关于群体用户访问行为和方式的普遍知识,它是一项综合技术涉及Internet技术学、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信息学、统计学等多个领域。

一、Web数据挖掘的技术介绍

从电子商务的角度出发,进行Web上的数据挖掘,主要就是进行客户访问信息的挖掘,得到客户端浏览行为和访问模式,从而找到有用的市场信息。在Web数据挖掘的模式发现中,常有以下几种数据挖掘技术的使用:

1、路径分析:使用路径分析技术进行Web使用模式挖掘,最常用的就是网站结构图。它可以被用于判定在一个web站点中最频繁访问的路径,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关路径的信息通过路径分析可以得出。2、关联规则。关联规则既可用来分析商品间的参考模式,也可以向客户推荐商品,提高交叉销售能力。3、序列模式:序列模式挖掘就是挖掘出交易集之间有时间序列关系的模式,在Web日志中发现所有满足用户规定的最小支持度的大序列模式。序列模式的发现就是在时间戳有序的事务集中,找到那些“一些项跟随另一个项”的内部事务模式。4、分类规则:分类技术主要是根据用户群的特征挖掘用户群的访问特征。在Web数据挖掘中,分类规则的发现就是给出识别一个特殊群体的公共属性的描述,这个描述可以用来分类新的项,例如:在/class/book3进行过在线定购的顾客中有66%是25―35岁生活在北方的年轻人。得到这一分类后,就可以进行适合这一类客户的商务活动。5、聚类分析:该技术将具有相似爱好、购物兴趣的客户分配到相同的族中,聚类产生之后,根据该族中其他客户对某商品的评价就可以得到系统对该商品的评价,聚类过程可以离线进行,聚类产生之后,性能比较好,但如果某客户处于一个聚类的边缘,则对该客户的推荐精度比较低。6、贝叶斯网络:贝叶斯网络技术利用训练集创建相应的模型,模型用决策树表示,节点和边表示客户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离线进行,得到的模型非常小,对模型的使用非常快,这种方法适合客户的兴趣爱好变化比较慢的场合。

二、数据挖掘在客户关系管理(CRM)中的应用

1、客户的获取。在大多数的商业领域中,业务发展的主要指标包括新客户的获取能力。企业的市场部门人员可以采用传统的方法来发展新客户,如开展广告活动;也可以根据所了解的目标客户群,将他们分类,然后进行直销活动。但是,随客户数量不断增长和每位客户的细节因素增多,要得出选择出相关的人口调查属性的筛选条件也会变得很困难。而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帮助完成潜在客户的筛选工作。2、客户的保持。随着行业中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和获得一个新客户的开支愈来愈大,保持原有客户的工作也愈来愈有价值。在CRM的实施中,企业通过预测,找出可能会流失的客户,并分析出主要有哪些因素导致他们想要离开,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挽留那些有离开倾向的客户。3、客户的细分。细分是指将一个大的消费群体划分为一个个细分群体的动作,同属一个细分群的消费者彼此相似,而隶属于不同细分群的消费者被视为不同的。通过CRM的实施,将产生细分的客户群,企业根据客户提出的要求不断地改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企业不断提高使该客户群满意的能力。

三、Web挖掘的作用

1、发现潜在客户:在对Web的客户访问信息的挖掘中,利用分类技术可以在Internet上找到未来的潜在客户。通常的策略是先对已经存在的访问者进行分类,对于一个新的访问者,通过在Web上的分类发现,识别出这个客户与已经分类的老客户的一些公共的描述,从而对这个新客户进行正确的分类。然后从它的分类判断这个新客户是属于有利可图的客户群,还是属于无利可图的客户群,决定是否要把这个新客户作为潜在的客户来对待。2、设计个性化网站:强调信息个性化识别客户的喜好,使客户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访问网站。对某些用户经常访问的地方,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的广告条,以实现个性化的市场服务。3、优化Web站点:对Web站点的链接结构的优化可从三方面来考虑:(1)通过对Web Log的挖掘,发现用户访问页面的相关性,从而对密切联系的网页之间增加链接,方便用户使用。(2)利用路径分析技术判定在一个Web站点中最频繁的访问路径,可以考虑把重要的商品信息放在这些页面中,改进页面和网站结构的设计,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提高销售量。(3)通过对Web Log的挖掘,发现用户的期望位置。如果在期望位置的访问频率高于对实际位置的访问频率,可考虑在期望位置和实际位置之间建立导航链接,从而实现对Web站点结构的优化。4、增强电子商务安全:Web的内容挖掘还包括挖掘存有客户登记信息的后台交易数据库。客户登记信息在电子商务话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安全方面,或者在对客户可访问信息的限制方面。5、搜索引擎的应用:通过对网页内容的挖掘,可以实现对网页的聚类和分类,实现网络信息的分类浏览与检索;通过用户使用的提问式历史记录分析,可以有效地进行提问扩展,提高用户的检索效果;通过运用Web挖掘技术改进关键词加权算法,可以提高网络信息的标引准确度,改善检索效果。

小结:本文介绍了可用于电子商务中的基于Web上的几种数据挖掘技术以及数据挖掘在web应用中的作用,企业可以通过这些技术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了解客户的爱好,价值取向,把握客户动态,追踪市场变化,做出正确的针对性的决策。

作者单位:吉林工商学院计算机分院

参考文献:

[1]董逸生.WEB挖掘研究综述.计算机科学.2006(11)

[2]郝先臣,张德干,尹国成等.基于电子商务中的数据挖掘技术研究[J].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2001.22(7):785-788

篇9

【中图分类号】 R 338.63 R 395.6 R 749.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5-0429-03

睡眠是人体生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堪忧［1-2］，具有良好时间管理倾向的大学生更少出现睡眠问题［3-4］，失眠者通常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5］。 Kecklund等［6］发现，就寝时的状态焦虑是睡眠质量的最佳预测变量之一。Kirkegaard等［7］强调，睡眠质量与负性情感有密切关系。刘贤臣等［8］的研究也发现，焦虑与睡眠质量中多个成份呈显著正相关。笔者探索时间管理倾向、焦虑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作用和路径，以便从深层次揭示影响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为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随机选取被试1 086人，剔除无效问卷208份，得到有效问卷87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0.8%。其中男生424名（48.3%），女生433名（49.3%），另有21人（2.4％）没有填写性别；全日制本科生大一年级学生154名，大二年级学生318名，大三年级学生117名，大四年级学生103名，研究生186名。被试年龄最小17岁，最大36岁，平均年龄(21.50±2.52)岁。被试的专业涉及自然科学119人（13.6%）、农业科学115人（13.1%）、医药科学82人（9.3%）、工程与技术科学329人（37.5%）、人文与社会科学205人（23.3%），另有28人（3.1％）专业不详。

1.2 测量工具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dolescence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TMD）［9］：该量表由时间价值感量表、时间监控观量表和时间效能感量表3个分量表构成。

焦虑自评量表（Self-Anxiety Scale, SAS）［10］：该量表由Zung编制，包含20个自评项目，主要用于评价被试近期的焦虑状况。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10］：该量表由18个条目构成，共7个成分，分别为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7个成分的分数之和为PSQI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1.3 测试方法 采用团体施测方式，3份问卷一次性完成。数据采用SPSS 10.0和AMOS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

2.1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焦虑与睡眠质量状况 时间管理倾向及各维度、焦虑总分、睡眠质量总分见表1。睡眠质量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13,P＞0.05）。

2.2 时间管理倾向、焦虑与睡眠质量的相关分析 见表2。时间管理倾向、时间监控观与睡眠质量呈显著负相关，焦虑与睡眠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时间管理倾向的其他2个维度和睡眠质量的相关不显著。

2.3 结构化回归分析 运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分析时间管理倾向对焦虑的预测作用以及时间管理倾向、焦虑对睡眠质量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3，4。时间效能感和时间价值观对焦虑的回归显著，焦虑和时间效能感对睡眠质量的回归显著。

在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AMOS构建时间管理倾向、焦虑和睡眠质量之间的路径模型。模型的综合指标为χ2= 3.956，P=0.000，NFI= 0.973，RFI=0.963，IFI=0.979， TLI=0.972，CFI=0.979，RMSEA=0.086。各项指标基本拟和。路径模型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焦虑对睡眠质量影响的路径中，有2条显著路径，其中，焦虑、时间效能感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是直接效应。从路径图中还可以看出，时间价值感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是间接效应，其因果效应值为0.17×0.49=0.083 3。时间效能感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为-0.10，间接效应为-0.44×0.49=-0.215 6，其因果效应值为-0.315 6。

3 讨论

对878名高校学生的调查发现，男、女生睡眠质量得分分别为(5.33±2.63)和(5.23±2.45)分，性别和年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sai等［11］研究发现，女性睡眠质量较男性差，一年级新生比其他年级学生的睡眠时间短，睡眠的潜伏期大四年级学生在周末最长。这在本研究中均没有发现，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源于研究方法、判断标准以及调查样本的不同。

时间管理与睡眠质量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由于个体通过包括对睡眠在内的生活和学习的有条不紊安排，形成了良好的作息和有节律的生活，为高质量的睡眠提供了保障［4，12］。除时间监控观外，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与睡眠质量的相关不显著。这与Macan［13］和William等［14］的研究相吻合。睡眠质量和焦虑相关显著，这可以从2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有睡眠障碍的人常常伴有焦虑、抑郁的情绪障碍；另一方面，焦虑症患者出现以入睡为主的睡眠问题，而抑郁症患者出现早醒的睡眠障碍［8］。

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焦虑、时间效能感对睡眠质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个变量联合能解释睡眠质量28.3%的变异量。从路径分析可以看出，焦虑对睡眠质量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越焦虑的被试，其睡眠质量越差。同时，对时间效能感对睡眠质量的因果效应值的分析可以看出，时间效能感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是很大，更多的是通过焦虑间接影响睡眠质量，因此，时间效能感以焦虑为中介变量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关分析中，时间效能感与睡眠质量相关不显著，这可能是简单的相关并不能揭示变量之间复杂的关系。在路径分析中，不仅发现了时间效能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也发现了时间效能感通过焦虑加强了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时间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驾驭时间的信念和预期［5］，同时也是自我效能在时间维度上的表现［15］，这就意味着时间效能感高的个体，在遇到挫折时不是一味消极厌倦，而是锲而不舍付出更长时间的努力，他们体验到更多正面的情绪，拥有更佳的睡眠质量。在路径分析中还发现，时间价值感对睡眠质量的间接预测作用，时间价值感越高的人，睡眠质量越差，这与笔者的预想相反。可能由于过于看重时间这一因素，反而对被试造成了压力，睡眠质量反而不理想。

4 参考文献

［1］ MERCER PW, MERRITT SL. Differences in reported sleep need among adolescents. J Adol Health,1998,23(5):259-263.

［2］ 刘贤臣,唐茂芹.大学生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5,3(1):26-29.

［3］ 黄希庭,张志杰.论个人的时间管理倾向.心理科学,2001,24(5):516-519.

［4］ MONK ，REYNOLDS TH，BUYSSE C,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style regularity and subjective sleep quality. J Biol Med Rhythm Res,2003,20(1):97-107.

［5］ ARRIAGA F, LARA E ,MATOS-PIRES A , et al. Diagnostic relevance of sleep complaints in anxiety and mood disorders. Eur Psychiatry , 1995,10:386-390.

［6］ KECKLUND G, AKERSTEDT T. Apprehension of the subsequent working day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 amount of slow wave sleep. Biolo Psychol,2004,66(2):169-176.

［7］ KIRKEGAARD TD, MIMI YM, SREN C，et al.Rumination-relationship with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3, 34 (7):1 293-1 301.

［8］ 刘贤臣,唐茂芹,胡蕾,等. 大学生焦虑、抑郁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心理卫生杂志, 1997, 11(1):25-27.

［9］ 黄希庭,张志杰.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编制．心理学报, 2001, 33(4):338-343.

［10］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330-332.

［11］TSAI LL, LI SP. Sleep patterns in colleges students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 J Psychosom Res, 2004, 56(2):231-237.

［12］BROWN, BUBOLTZ FC Jr, SOPER WCB. Relationship of sleep hygiene awareness, sleep hygiene practices, and sleep quality in university students. Behav Med, 2002, 28 (1): 33-38.

［13］MACAN TH. Time management: Test of a process model. J Applied Psychol, 1994, 79(3): 381-391.

篇10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11-1323-02

A Study on Examination-induced Anxiou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CHEN Chen. Out Patient Department，Beijing Anzhen Hospital.Beijing(1000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rate of examination-induced anxious among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urban city,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re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for investigations related examination-induced anxious and relative factors among 622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Beijing by using stratified an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ResultsThe average level of anxious examination was (36.1±9.7),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Among the students, 29.4% people were stabilization, 47.6% were light, 19.8% were middle and 3.2% were serious. The difference of exam anxiety level in the sex, and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as well as between in the key school and the non-focus school was not significant. Including person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examination and so on 14 variables entered into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Path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daptability, motivation, test skill were direct influence factors of exam anxiety，family factors are indirect factors. Conclusion In the intervention of anxiety level, should be done to communicate more with parents, thereby reducing the anxiety level of the examin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Anxiety;Regression analysis;Students

中学生的考试焦虑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其焦虑水平也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因素包括自身、家庭和学校环境等方面［1］。本文旨在分析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特点以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维护和增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市2所重点高中和2所普通高中，在每所中学中随机抽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各2个班，以被抽取的32个自然班的所有学生共622名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263名，女生359名；初一学生101名，初二学生164名，高一学生226名，高二学生131名；重点中学学生363名，非重点中学学生259名。初中生平均年龄为(12.9±0.8)岁，高中生平均年龄为(15.7±0.9)岁。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形式，由校方下发登录密码及网址，要求学生回家上网答题，1周内完成(本调查为匿名调查，仅设置登录密码，无用户名)。本次共下发登录密码637份，收回有效问卷622份，有效应答率为97.6%。

1.2.2 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家庭情况以及考试情况。(2)考试焦虑诊断测验。采用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郑日昌教授编制考试焦虑程度的调查问卷，共33题，总分为99分，分数越高，焦虑程度越高。根据得分将考试焦虑程度划分为镇定(0～24)、 轻度焦虑(25～49)、中度焦虑(50～74)和重度焦虑(75～99)4个等级。(3)学习动机诊断测验量表(简称MAAT)［2］。用于了解学生在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目标制定上是否存在行为困扰。该问卷共20个题目，满分为20分，分数越高，说明学习动机上存在的问题越严重。(4)考试行为困扰量表［2］。用于了解学生考试行为中感到困扰的一些问题，由2个分量表组成：考试效果和应答技巧。本调查只采用后者，对学生应答技巧进行测试。共20题，满分20分，分数越高，说明其考试的应答技巧有欠缺。(5)在校心理适应能力测验［2］。用于了解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水平。该量表共20题，满分40分，得分越高，社会适应能力越强。

1.3 统计分析 使用Access 2003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考试焦虑情况 见表1。

本次调查处于镇定水平的学生占总体的29.4%，轻度焦虑为47.6%，中度焦虑为19.8%，重度焦虑为3.2%，焦虑水平的平均得分为(36.1±9.7)，考试焦虑程度在性别间、初高中之间以及在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考试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以考试焦虑得分为因变量，72个一般因素为自变量(其中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与考试相关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最终有14个变量进入方程。见表2。

回归分析说明，个人因素中，身高越高，焦虑程度越低；家庭因素中，母亲文化程度越高，焦虑程度越低；与考试相关的因素中，认为自己考试压力越小，考前食欲越好，对考试的态度不逆反，学习负担越小，不把分数低归罪于发挥失常，对上大学兴趣越高，考前睡眠越好，面对考试失败越理智，自学时间越少，对作业越认真，对考试成绩越不在乎，对考试的自信心越强，则焦虑程度越低。

2.3 考试焦虑水平影响因素路径 见图1。

3 讨论

国内外受考试焦虑影响的学生占总数的10%～30%［3］，其中20%的学生因为反复的学业失败而在毕业前退学［4］。同时，大多数研究认为考试焦虑存在性别差异，女生考试焦虑高于男生［5］。

本次调查显示，考试焦虑的平均得分为(36.1±9.7)分，处于轻度焦虑水平，并且有47.6%的学生处于此水平，说明调查对象焦虑水平适中。性别间焦虑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此结果与曾祥星［6］、李兴英［7］的调查结果一致。年级间、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焦虑水平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以高考为最终目的的大环境下焦虑现象普遍存在。

从影响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出，身高越高，焦虑水平越低。笔者认为可能与身高相对较高者由于自身外在条件较好，自信心相对较强，导致焦虑水平降低有关。另外，母亲的文化程度影响学生的焦虑水平，这与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采用的教育方式有关，文化程度相对高的家长，对子女的文化教育越关注，化解焦虑情绪的可能性也越大。从与考试相关的影响因素中可以看出，自学时间越少，焦虑水平越低，这可能与学生学会合理安排课余时间有关，自学时间越多，说明没有掌握好的学习方法，这类学生焦虑水平高是可以理解的。对上大学不太关心的人自然不太在乎高考的成败，从而心理上的解脱使得焦虑水平降低，这也不失为一种减压的思维方式。认为自己考试压力小的人，焦虑水平明显低于其他人，这说明学生对自己的焦虑水平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为教育工作者开展心理咨询提供了帮助。

路径分析相对全面地考虑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结果显示，自身因素均为直接作用因素，从心态(学习动机)、素质(适应能力)、方法上(考试技巧)均可影响焦虑水平，而家庭因素则通过以上因素间接对考试焦虑起作用。具体而言，家庭因素造就个人素质并影响学生心态，有了良好的心态和对学习正确的认识，才有可能增长更多的学习方法，这也提示教育工作者，在干预焦虑水平的同时，应该多与学生家长做沟通，了解学生的成长背景，为学生树立远大的目标以及良好的心态，从而降低焦虑水平，在考试中充分发挥应有水平。

4 参考文献

［1］ LAZARUS RS.From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the emotions: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Ann Rev,1993,44:1-22.

［2］ 郑日昌.中学生心理诊断.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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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BIAS S. Anxiety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J Educ Psychol, 1979,47(5):573-582.

［5］ 李转清,何相好,马建东,等.中考生297名考试前焦虑抑郁情绪调查.中国临床康复，2004，8(18)：3515-3519.

篇11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1.008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1-0027-06

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WFC)是由于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无法调和时产生的一种角色冲突，基于这种冲突的双向性，Greenhaus将其分为工作-家庭冲突(指工作角色要求对家庭责任的干扰) 和家庭-工作冲突(指家庭角色的要求对工作责任的干扰)［1］。研究证实，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心身健康、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有负面影响［2］，还会导致组织承诺和职业承诺下降，最终导致员工离职［3-4］。鉴于工作家庭冲突对组织绩效和个人福利的巨大负面影响，如何平衡工作家庭冲突正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国外大量研究显示，弹性工作制和社会支持对降低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有积极意义［5-6］。研究还发现，由于工作家庭关系与职业特点、工作要求、工作压力源密切相关，工作家庭冲突平衡策略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影响并不一致。以弹性工作制为例，对于要求全部工作时间都必须在工作场所的员工有较大的调节作用，而对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的职业者则作用不大，如一项针对某大学MBA毕业生的调查结果发现，对于这些高层管理者而言弹性工作制对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并无效果［7］。一项针对以色列高中教师的研究甚至发现，弹性工作制与家庭-工作冲突正相关（β=0.16，P＜0.05），对工作-家庭冲突则没有影响［8］。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减少了人们知觉到的工作-家庭冲突［7-8］。

国内工作家庭研究较国外薄弱，主要以综述国外理论和研究发现为主。有研究者对教师、护士等群体的工作家庭冲突现状及与工作态度、工作倦怠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如，张慧英等发现高中教师总体的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均呈负相关［9］，谢义忠等对某电信公司员工的研究也发现，上级、同事、家人/亲友的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有负向影响，上级、家人/亲友支持对家庭-工作冲突有负向影响［10］。而针对医生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政策、社会支持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见报道。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以企业员工、教师、护士等群体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尚不能推广到医务人员。当前我国的医生群体，他们既要和普通职业人群一样承担家庭责任，又要肩负医生职业特有的职责和压力。工作超时、加班、作息不规律是医生的工作常态，高风险、服务对象期望高、舆论环境不友好更为其他职业少有，这样一个群体更容易面临时间和精力资源的不足，应该引起工作家庭研究领域的重视。因此，本文旨在了解我国公立医院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现状，探讨社会支持和工作政策与工作家庭冲突、减轻工作压力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按区域分层抽样，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选取了东部地区的山东省、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北省、西部地区的；将每省的地级市根据人均GDP水平分成好、中、差三组，将每组城市编号并使用抽签法抽取一个城市，四省共抽取12个城市；抽中地市的医院再按级别分层，每层编号并用抽签法抽取医院；根据所抽取医院规模大小，采用系统抽样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医生。由调查员现场发放量表，以不记名自填式填写并由调查员当场收回。共发放量表6070份，回收有效量表5677份，有效回收率为95.6%。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1.2 工具

采用“我国公立医院医生工作满意度与稳定性研究”课题组研制的公立医院医生工作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共97题，分为6个分量表：工作本身、工作回报、工作内部环境、执业环境、工作家庭冲突与支持、组织管理满意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15个公因子，公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0.1％。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6，各分量表Cronbach α系数均在0.82以上。

本研究选用工作家庭冲突-支持分量表。该分量表由三个维度共9个条目构成，见表2。采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级计分。对分量表的9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三个公因子，第一、三公因子分别反映社会支持与制度支持两方面，第二个公因子反映了工作家庭冲突的状态和所致压力，与预想的维度一致，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8.6%，表明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公认的高风险、高压力、高工作负荷岗位的医生报告了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见表4），在级别越高的医院，医生对工作政策和休班安排越不满意（F=26.399、16.497，P＜0.001)，符合已有理论和客观情况，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实证效度。本研究量表在调查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82，符合测量学要求。

1.3 统计方法

采用描述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路径分析。

2结 果

2.1 工作家庭冲突-支持量表评分情况及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均值为3.4，超过中度水平，家庭-工作冲突得分也接近中度水平，角色冲突给医生造成的压力水平均数为3.3。对两种方向冲突的得分进行配对t检验，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得分高于家庭-工作冲突（t=40.95，P＜0.001）。社会支持各条目得分均高于制度支持（均P＜0.01）。社会支持中亲友支持得分最高，领导支持最低。制度支持中值班安排得分最高，工作政策最低。亲友支持、同事帮助、工作政策与家庭-工作冲突负相关，亲友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领导支持、工作政策、值班安排、休班安排均与工作-家庭冲突负相关。

2.2 工作家庭冲突的单因素分析

为检验医院级别和职称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对医院级别、职称和工作家庭冲突各条目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医院级别、职称有正相关关系（r=0.16，0.10，0.12，0.06；P＜0.001），表明医院级别和职称越高，医生报告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越高，角色冲突导致的压力越大。以年龄为控制因素对职称与工作家庭冲突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职称与工作-家庭冲突、冲突压力正相关（r=0.12，0.07；P＜0.001），可见控制了年龄因素后，也表现为职称越高，工作-家庭冲突和冲突压力水平越高。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性别、年龄和所在科室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结果见表4。表4显示：在家庭-工作冲突方面，男性得分高于女性；不同科室医生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经事后检验（LSD）发现，麻醉科、外科科室医生得分高于内科、儿科、妇科、医技、急诊科室医生；不同年龄段的医生家庭-工作冲突得分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46-50岁医生得分最高。

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冲突压力方面，男性得分均高于女性；不同年龄组、科室的医生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经事后检验（LSD）发现，25岁以下及56岁以上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冲突压力得分都低于其他年龄段医生（P＜0.05）；外科、妇科、急诊、儿科、麻醉科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得分高于中医、保健、医技科室医生（P＜0.05），外科、妇科、急诊、麻醉科医生的冲突压力得分高于中医、保健、医技科室医生（P＜0.05）。

2.3 公立医院医生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和制度支持的关系

根据文献查阅和定性访谈，做出如下假设：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源，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和工作制度支持则可以缓解两种方向的冲突，减轻压力。将以上思路绘制成路径图，利用Amos7.0软件进行检验，根据估计参数结果和专业知识进行调整，删除系数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并继续检验，最终得到如图1所示的路径图。模型拟合指数GFI=0.993，CFI=0.968，RMSEA=0.056，达到较好拟合标准［11］。因此可以认为该路径图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

图1显示：工作政策、休班安排可以负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亲友支持和同事支持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亲友支持、同事支持和值班安排负向预测家庭-工作冲突，领导支持和工作政策支持正向预测家庭-工作冲突；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正向预测冲突压力，工作政策和休班安排负向预测冲突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和冲突压力的变异分别被解释了11.9%、1.9%和51.9%。

3讨论

本研究发现，公立医院医生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冲突较为严重。医生报告的工作-家庭冲突高于家庭-工作冲突，也是冲突压力的主要来源。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医生工作本身就具有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的特点，而近年来我国医疗执业环境恶化使医疗工作要求日益严苛，要胜任工作要求，就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劳动法强调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但在中国的公共部门，家庭常被置于工作的对立面，“舍小家顾大家，舍私情重职责”的工作伦理观念是不容质疑、受到褒奖的，以牺牲个人生活、家庭责任甚至透支健康为代价的加班、超时超负荷工作并不被看作病态，而被视为一种有责任心的体现，对员工的家庭需要则过于冷漠。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立医院承载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增加工作时间、剥夺医生的休假福利成为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手段之一。同时，由于医疗行业被赋予更高的道德要求，当医生的个人家庭与工作出现冲突，不管是否情愿，优先服从工作需要、将家庭责任转移给社会支持网络（如父母、配偶）或者寻求付费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医生群体的无奈选择，而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多分担家庭责任来支持医生的工作，因此医生群体感到工作对家庭的侵扰远大于家庭对工作的影响。2007年5月，为解释定量分析结果，课题组选取部分医生和医院管理者进行了定性访谈。在访谈中，一位医生无奈地说：“在工作中我问心无愧，但我最亏欠的就是孩子，我和爱人都是医生，都很忙，一周只能去父母家看他一次，他成了可怜的留守儿童。”医生在工作中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家庭生活的缺憾、家庭成员的抱怨和不能承担家庭责任的愧疚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精神压力。一味强调工作责任而忽视医生的个人家庭需要，是对医生敬业精神的过度开采，极易导致工作倦怠。医生对所获得制度支持评价较低，显示在缓解工作家庭角色冲突方面，医院提供的正式支持较少。

本文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一线科室医生、高职称医生、三级医院医生等公认的高工作要求群体承担着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和角色冲突压力，这与谢义忠等电信员工的工作要求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的结果一致［10］。

在性别差异方面，本研究发现，男性医生感知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高于女性医生，这与国内外的已有研究结论均不一致。国外研究普遍发现职业女性比男性承受着更高的工作家庭冲突［12］，显示工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并不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双职工家庭比例较高造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及性别规范、性别意识和工作家庭价值观念存在跨文化差异，造成在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冲突认知及应对方式方面的性别差异模式有所不同。陆佳芳针对北京的科研、高科技、金融行业员工的研究（n=195，男性样本占49%）则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无性别差异［13］，刘永强针对某高校MBA班学员的研究（n=228，男性样本占74%）也发现性别与两种冲突均不相关［14］。这两项研究样本较小，且后者男女样本数量不等；本研究样本较大（n=5677），男性样本占56%，所以与国内研究结论不一致既可能与样本有关，也可能是行业差异所致。因此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后续研究中，很有必要将文化、行业因素和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纳入解释模型。

本文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了组织提供的制度支持对平衡冲突、缓解压力的重要性，而社会支持则没有表现出像已有研究那样明显的效应［9-10］。本研究发现，医生平衡冲突的策略具有明显的边界：对私人资源的动用（亲友、同事的支持）可以缓解家庭-工作冲突，而由组织提供的制度化支持是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资源，主要因为工作相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有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家庭-工作冲突［10］。跨越边界的支持反而加重了医生的冲突感：得到私人领域的支持越多，感受到工作-家庭冲突越高。领导支持和政策支持加重了个人感受到的家庭-工作冲突，这与国外的一项针对教师的研究结果类似［8］，却与国内的研究结论相反［9-10］，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生职业的特点和我国医院组织文化中的工作-家庭观。对医院管理者和医生进行的定性访谈发现，医疗服务的特点使医院的工作安排难以兼顾医生的家庭角色需求，并且在管理中也缺乏对医生家庭责任的重视，如一位医院管理者认为“当医生的就得以工作为重，不能动不动因为私事影响工作，今天你请假，明天他调班，这医院还能运转吗？病人怎么办？”一位医生表示 “很难完整休个班，电话一响，随时就得去（医院）。”不管是在提供者还是接受者的意识中，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都是一种例外的“照顾”，而没有被视为员工的正当权利加以制度化，这种随意性使接受支持者感到焦虑，甚至潜意识里将家庭责任视为工作的累赘。

本研究不足：首先，使用的分量表源于课题组设计的工作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对医生的家庭特征基本没有涉及，社会支持维度中也只有“亲友支持”一个相关条目，因此家庭-工作冲突的变异只被解释了1.9%；其次，根据横断面调查得出的变量间因果关系只是假设性的，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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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义忠, 时勘.工作属性、社会支持对电信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11）：773-777.

［11］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57-161.

［12］Cinamon RG，Rich Y.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mportance of Work and Family Roles:Implications for Work-Family Conflict［J］. Sex Roles,2002, (47):531-541.

篇1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法

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某护理院校各年级共计237名护生为调查对象，其中女性224名，占94.5%，男性13名，占5.5%，一年级学生77名，二年级学生78名，三年级学生82名，全部为全日制学生。

1.2 调查方法

（1）调查工具。在参考国内外有关护理专业学生、护士从事社区护理工作意愿相关研究[3-4]基础上，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设计护理专业学生从事社区护理工作意愿量表，量表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从事社区护理工作行为意愿，其余三部分为从事社区护理工作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其中工作行为意愿为因变量，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法，从事社区护理工作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为影响因素。其中，行为态度包括社区护理的行为发展前景、社区护理工作对将来护士提供的就业可能、社会评价对护理专业学生从事社区护理工作的影响程度等，知觉行为控制包括护理专业学生自身的沟通交流能力、护理操作技能，以及所接受的社区护理课程、社区护理实践等，主观规范包括授课教师、家人等人群对于从事社区护理工作的影响等。护理专业学生从事社区护理工作意愿量表经专业评议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量表CVI为0.76，小样本测试表明量表内在一致性因子较高（0.752）， 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2）调查流程。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某护理院校各年级共计237名护生为调查对象，调查采用团体测量法收集数据，调查前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的目的及意义，讲解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并说明调查的匿名性，强调问卷与其他学业评定无关。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有效回收率为100%。

1.3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经过现场整理、核对无误后，采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1-8.0以及PLS Graph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主要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及方程模型分析进行数据处理，以0.05为检验水准。

2 主要结果

2.1 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与从事社区护理行为意向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护生从事社区护理行为意向与其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均正相关，相关系数为中等强度，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亦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也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 护生从事社区护理工作意愿相关因素的路径分析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在上述相关分析基础上，利用PLS Graph3.0建立护生从事社区护理工作意愿相关因素模型。模型整体拟合较好，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主观规范均对护理专业学生从事社区护理行为意向具有直接影响，且路径系数均具有显著意义（t值均大于1.96），模型整体R2为0.360，见表2。

3 讨论

3.1 护生从事社区护理工作意愿的模型分析

篇13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