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程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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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自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迅速向全球扩展，“证券化你的梦”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家喻户晓的广告，由此可见证券化在美国的发展程度。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还是一项新生事物，但是，最近几年，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特别是其中的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问题。我国已于2002年开始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工作，本拟于去年开始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工作因种种原因被再度搁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起步品种，也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品种之一。它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转让给一家特别的专业机构（证券化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即SPV），该机构以其收购的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行为。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的目的是拟向纵深推行这一金融创新。一般说来，立法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往往使得既有的法律制度对金融创新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又不可能都遵循“先领准生证，再出生”这样一种模式，因此，当新事物的发展突破既有的法律制度时，法律也会承认已经改变了的经济现实，使之合法化，并通过立法推进其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为包括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内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保障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顺利开展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外的立法情况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一种债权证券化的操作，然债权证券化并非自美国始。德国民法早有证券式抵押之说。瑞士民法也有与其相当的债务证券。第一个实行证券化、也是证券化实践最成功的美国，积极制订法律推进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1984年美国通过了《加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法案》，为所有已评级的抵押支撑证券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紧接着，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抵押支撑证券降低了发行成本。1986年，国会又通过税收改革法案，为抵押支撑证券提供了合理的税收结构体系，并规定了相应的会计、税收和法律条件，清除了以前严重影响交易的税收障碍。1997年，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又放宽了对“真实出售”的认定，进一步鼓励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不动力投资信托法》、《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案》、《金融资产证券化投资信托法》等。此外，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都无一例外地拥有《住房法》。法国在1988年颁布了第一个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菲律宾在1991年通过了名为《资产支撑证券化注册和销售规则》。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已于2001年6月21日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共计77条，对证券化资产的范围、风险隔离、证券交易的规范、受益人会议、相关税收、信用评级和增级等做了相应规定。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模式来看，调整资产证券化的立法模式不外乎两种：即分散式立法和专门的单行立法。

1.分散式立法。采分散式立法模式的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这与其法律传统有关。这些国家并无专门的调整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而是由多个部门法共同对资产证券化进行规制。以美国为例，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不动产投资信托法、蓝天法、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案、住房法等多个部门法分别调整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各个阶段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2.单行立法。采单行立法模式的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日本为例，1992年通产省颁布《证券化法》，该法专门调整应收账款的证券化业务。1994年颁布了调整不动产证券化的法律，1998年6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关于设立特别目的实体的法律――《特定资产流动化法》，该法对最低资本金要求、税收减免及有关法律限制作了重大调整，允许一般企业、公司设立公司形式的SPV。由此可见，日本的证券化法律是依证券化的种类不同而分别立法的，并无统一的资产证券化法案，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不同。韩国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国会于第二年9月即通过了资产证券化法律和与此相关的税收减免控制法修正案。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也于2001年6月21日通过。

二、对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立法的建议

在全面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甚至更多种类资产的证券化之前，应加强研究，结合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的经验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修改相关立法，制定专门调整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从而为资产证券化的全面推行从法律上创造条件。在此笔者对这部法规做一个大胆的设想。

1.立法的指导原则。

(1)审慎安全原则。资产证券化是金融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从台湾已有的证券案例来看，失败者居多，这就需要我们对资产证券化模式的选择与相关规范措施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如在基础资产的选择、真实销售等问题上必须要慎之又慎，另外，还要防止房地产开发商的欺诈、倒闭等信用风险。为了防范金融领域的风险，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必须要以审慎、安全为原则，依法规范众多证券化参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建立一个公平与权威的“游戏规则”，确保资产证券化的安全操作。

(2)体现政府的政策目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及其他资产的证券化固然是为了解决银行的“短存长贷”等难题，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但资产证券化也同时体现了国家的政策目标。比如，就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来看，政府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银行能有更多的资金提供给购房者，以便使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够利用住房抵押贷款购买住房，进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因此，立法应该在SPV的设立条件、运作成本、税收优惠等方面体现政府给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支持，体现政府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这一政策目标。

(3)因地制宜，既要符合现实，又要留有余地。资产证券化介绍进我国国内的时间很短，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舶来品”与我国现实情况的结合是否融洽，有待于实践的检验。综观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的经验，可谓是各具其特色，主要原因就是各国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我们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欲使一个“新品种”“移植”成功，并茁壮成长，必须要因地制宜，使其本土化。因此，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立法既要符合中国的现实，又要留有余地，为将来越来越多种类的资产实行证券化留有空间，不能出现一个新事物立一个法或修改一次法律。

(4)规范操作，保护投资者利益，培育市场信心。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运作，如内募交易、证券欺诈、操纵市场等已将中国的证券市场搅得乌烟瘴气，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不能仅仅归咎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还有法律规定不完善的原因。上述行为已使国内投资者的信心严重受挫，并直接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亦即保障投资，保护市场；坑害投资者，无疑是在自掘坟墓。没有投资者的参与与支持，证券化不可能开展与进行下去。尤其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上、针对一个新出现的投资品种来说，保护投资者利益，树立投资者信心尤为重要。保护投资者利益，取信于投资者，是资产证券化成功的关键。因此，资产证券化立法必须将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一个重要位置。

2.立法模式。我国应采取单行立法模式。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是最近几年从国外传入的，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我国既有的法律制度为证券化业务留下的空间有限，不能适应证券化业务的需要；其次，我国对金融业的监管极为谨慎，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必然要求的更为严格。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目前对资产证券化的立法是相对空白的。尽管我们可以在现行立法中找到一些能够准用的相关制度，但这些准用性规定的适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也不是长久之计，何况有些制度还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形成一定的障碍。因此，制定专门性的法规更利于证券化的规范操作和政府的监管。

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涉及面相对较小、专业性很强的专项立法，因此，由主管部门以行政法规的方式为其立法即可满足证券化业务的要求。当然，除了专门性法规之外，还应有基础性的法律作保障，因此，还需要对涉及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性法律做出解释和修改，为资产证券化的推行清除法律上的障碍。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典型代表，其与汽车、信用卡等消费贷款、不良资产贷款等的证券化，在操作上并无二致，因此，为了节约立法资源，减少立法成本，我国不宜采取日本模式，而应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立法，即制定调整所有种类资产证券化的立法。

三、立法的框架

1.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总的目标、适用范围、主管机关。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目标应是为了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利用证券的流动性、小额化、规格化来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保护投资。

资产证券化的涉及面有限，没必要将资产证券化的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问题分开规定，因此，关于SPV的设立及证券化过程中各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在本条例中一并予以规定。证券化以后，如证券的发行、上市和交易，则不必在本条例中规定，表明其由证券法调整即可。资产证券化作为一个专门性的法规，恐难以面面俱到，因此，如果资产证券化的专门法规未予规定、而其它法律有规定的，准依其它法律的规定。资产证券化业务是一项金融创新，专业性较强，宜于由央行制定并由央行作为资产证券化条例的主管机关。

2.我国允许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范围。这个范围既要符合经济现实，又要留有余地。

发达国家的资产证券化先是由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步，而后向其它资产扩展的，因为住房抵押贷款是最适宜证券化的资产。结合我国目前的市场状况，为审慎安全起见，当前也只宜对住房抵押贷款实行证券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监管能力的增强，及市场发育的完善及信用的提高，必然会有很多种类的资产，甚至现在还想不到的资产被证券化。本着既符合当前经济现实，又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的原则，建议立法对基础资产范围不宜限定过死，可在立法中规定央行的行政审批权，以适时逐步放开。

3.对SPV的规范，包括SPV的组织形式、组织章程、设立主体、设立条件、设立程序、业务范围、对SPV闲置资金运用的限制、对其财务、运作等的监管、SPV的终止原因及终止后证券化业务如何处理等的规范。这是资产证券化立法的重点。

SPV的设计是证券化的精彩之处，它关系整个资产证券化的成败。在我国宜由独立于银行的机构充当SPV，并应有政府背景，SPV宜采取公司的形式。在SPV章程中应明确规定SPV的业务范围、运作目标、存续期限、本息的支付方式、委托管理的机构及委托事项、SPV的终止等事项。关于SPV的设立条件，基于运作成本方面的考虑，SPV的注册资本不宜过高，但为了树立其信用，可以由国家为其所发证券提供信用担保；设立程序宜简不宜烦，但应采取审批制；央行应加强对SPV的监督，并应通过对证券持有人权利义务的设计如成立投资者会议等机构来加强对SPV的监督，改变单一的行政纠察式的监督；严格禁止SPV从事证券化之外的任何业务，禁止SPV提供与证券化业务无关的担保；SPV在派发本息之前暂时闲置的资金和派发本息之后剩余的资金，只能用于银行存款、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国库券和银行的可转让存单，不得用于其它任何风险投资。SPV系因证券化需要而设，在SPV的证券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一般不得自行终止，除非司法裁决、上级政府决定其解散；SPV终止时如有未履行的证券义务的，可在征得债券持有人同意后，提前履行其义务，也可划转给其它的SPV。SPV证券义务履行完毕之后所得盈余，在SPV股东之间分配。但在SPV证券义务履行完毕之前，SPV的盈余资产不得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应作为SPV的资产为证券提供担保。

4.资产证券化中SPV所发证券的性质、种类。目的是明确它是金融债券，还是企业债券，还是其它有价证券，能否适用证券法等。

在我国SPV最大可能被设计为独立于发起人的公司，因此，SPV所发证券可以是债券，也可以是优先股。无论是债券还是优先股，从性质上讲，都属于企业债券或股票，其发行、上市和交易等均应由证券法来调整。

5.对发起人向SPV转让资产的规范。主要包括发起人转让资产的程序，转让时如何通知及例外情形等。

资产转让计划应由央行审批，证券发行开始至证券本息偿付完毕之前，SPV与发起人之间转让协议的内容不得变更。为风险隔离之目的，发起人向SPV转让资产应符合“真实销售”的要求，即对证券化的资产要做表外处理，从债权也一并移转。另外，关于资产转让的通知问题，如果发起人与债务人有约定的，依约定；无约定的，应由发起人将资产转让计划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将公告寄发债务人。

6.对SPV所发行债券的规范。主要包括SPV发行债券应提交的文件、发行程序，对债券的形式要求、对债券再转让的规定等。

SPV发行证券除应依证券法规定的条件，提交相应的文件外，还要提交资产证券化计划、发起人与SPV就资产转让所达成的协议，以及SPV与受托机构就证券托管所达成的协议、增级措施等文件。证券的发行应采取无纸化发行方式，但必须记载事项不能欠缺；发行公告除应具备其他证券发行所必须的事项外，还需公告增级措施等证券化之特殊措施。如果是记名证券，通过背书方式转让；如果是无记名证券，可通过交付方式进行转让；如果是以公募方式发行的，应当申请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7.对SPV所发行债券的增级、评级方式的法律规范，允许政府机构在一定条件下依法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提供担保。

金融机构、专业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及发起人可为SPV所发证券提供担保或保险。基于SPV所发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特殊的增级要求，政府机构可以为其提供担保。SPV对其所发证券也可通过设置优先、次级级别或采取超额担保的方式增强其信用。对于证券的评级，必须由央行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必要时可由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来评级。

8.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规范。主要包括投资者会议的组织、召集、会议决议的作出，投资者的权利及权利行使，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保护及对持份较多的投资者（类似公司大股东）权利的限制等规定。

资产证券化不应只采取行政纠察式的监督，还应给投资者设置一些权利，启动自下而上的监督，以真正实现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投资者有权组成投资者会议，应当由投资者会议选派代表与金融监察机构一起监督SPV的运作。SPV或投资者代表应当定期召集投资者会议，遇有紧急情况时，可以临时召集投资者会议。参考公司法中对股东大会及大股东权利限制的规定，对投资者会议的表决和对投资额较多的投资者权利的限制做出规定。

9.与资产证券化有关的会计处理和税收问题的说明，如税收是否优惠，怎么优惠，SPV的收益如何分配等。

SPV作为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应适用银行业的营业税税率，对证券转让的印花税应依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征收。这是因为营业税是一个企业开业的基本税种，应依法征收，以避滥设企业之嫌。而交易的印花税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为了增强第三人的责任心，应予征收。但对资产转让的税赋、不动产抵押转让所生税费、SPV与投资者利得的所得税等应予减免。SPV因证券化所生之收益如果用于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低息住房贷款，对其资本利得继续免征所得税。

10.对涉外资产证券化做出规范，如对境外设立的SPV的管理，是否允许SPV向境外投资者发行证券，以及相关的外汇问题。

着眼于证券化的国际化趋势，法律应保留一定空间，使其具有弹性。因此，我国立法应对涉外的资产证券化做出规定，允许境外设立的SPV在中国从事证券化业务，也应允许国内的SPV向境外投资者发行证券。但是考虑我国证券化发展程度，目前又不宜于开放这些领域，因此，可在立法中规定涉外证券化业务严格的审批程序，通过行政审批适时放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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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尚公沈春晖: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分析[J].法学研究,20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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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源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住房抵押证券，是世界金融领域内的重大创新之一。8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开始流行，其应用范围已经从最初的住房抵押贷款扩展到企业的应收账款、信用卡应收款、汽车贷款、租金、版权专利费、消费品分期付款等领域。目前，资产证券化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各国，演变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

一、资产证券化的内涵及基本运作过程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现金流收入的金融资产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行为。其核心在于对金融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的分离与重组，使其定价和重新配置更为有效，从而使参与各方均受益。

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过程如下:（1）原始权益人（贷款出售银行）通过发起程序将可预见的现金流资产组合成资产池。（2）由原始权益人或独立第三方组建特设信托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然后以“真实出售”（true sale）方式将原始权益人的证券化资产合法转让给特设信托机构，在转让过程中通常由信用增级机构通过担保或保险等形式对特设信托机构进行信用增级（credit enhancement）。所谓“真实出售”，是指贷款出售合同中应明确规定：一旦原始权益人发生破产清算，资产池不列入清算范围，从而达到“破产隔离”（bankruptcy remote）的目的，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3）特设信托机构以受让的资产为支撑，经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后，聘请投资银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简称ABS）募集资金，并用该资金来购买原始权益人所转让的资产。（4）服务人（通常由原始权益人兼任）负责向原始债务人收款，然后将源自证券化资产所产生的现金转交受托人，再由受托人向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支付本息。

二、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积极意义

到目前，我国间接融资仍然占社会融资的绝大比重，商业银行基本上是整个社会的信用中心、资金分配中心和风险中心而资本率低，高度负债经营和自身风险承担能力有限是我国商业银行的共同特点。就现阶段而言，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依然是长期性资金占用不断增加及存量不良贷款的大量沉淀而形成的现金流和资本充足率不足的压力。要想使我国商业银行健康、稳步发展，寻找一种有效的机制缓解这种压力和风险已显得尤为必要。资产证券化将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机制。

1.加强资产流动性，提高银行盈利能力。资产证券化的初衷就是使缺乏流动性的资产组合起来变现和出售，以尽快收回资金，提高银行资金利用效率，增大货币的扩张效应。在传统的信贷管理方法下，短期存款负责与长期贷款资产期限的不匹配，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如果将贷款证券化，使长期被占用的银行贷款转化为证券出售给投资者，则整个金融系统就有了一种新的流动性机制，银行就可较快地收回资金，扩大融资来源渠道。同时，可以利用收取本息与转交托管人的时间差可获得浮利收入、附加收入等。另外，资产证券化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流动起来，释放了银行资本，用于其他较高边际收益的项目，这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将增加银行更多的潜在利润。

2.有效规避风险，增进银行资产安全性。证券化的金融制度不但提供了高度的资产流动性，导致了大量替代品和投资机会的产生，而且为银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手段。通过证券化组合、出售、购入，商业银行的风险被分散给了其他投资机构和单个投资者，提高了银行系统的安全性。资产证券化还为银行处理不良资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途径。

3.改善信贷机构，优化银行资源配置。通过建立资产证券化市场，实现贷款等资产的流通转移，回流资金，银行可以获得新的投资机会，在较大程度上盘活资产、优化信贷结构和转移信贷风险，并可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保持对地区和行业的相对优势，扩展其他业务，实现规模经济。同时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商业银行配合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4.开拓银行业与证券业合作的新领域。资产证券化的推出，改变了传统银行以“吸存放贷”为主的角色，使其同时具有“资本经营”的职能。首先，资产证券化带来了融资方式的创新，贷款资产组合多样化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要求，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其次，证券化可以使商业银行通过在市场中较好地匹配长期和短期的投资者与融资者，真正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第三，资产证券化可以拓展证券公司的业务领域，在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上，已经有许多资产证券化所需的结构化工具被创造出来，如抵押担保债券，高级或附属证书结构及过手证书结构等都是最常用的资产证券化工具。这种多元化、合作化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国际金融业由分业到混业经营的实现。可以说，无论是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还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抑或是从金融体制改革的角度，推行信贷资产证券化都是有利的，因此，资产证券化在我国也会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三、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难点

资产证券化是一项复杂、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性强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得到法律、信用评级、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等多方面的支持。由于目前资产证券化在我国仍是一种融资工具的创新，缺乏实践经验，因此法律、信用评级、会计和税收制度尚难以对资产证券化形成支持，此皆成为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障碍。

1.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法律障碍。一种金融工具能否顺利推销，需求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资产支持证券的复杂性，期待个人投资者成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是不现实的，机构投资者应占据资产支持证券的主体。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却严格界定了机构投资者的准入资格。如《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同业存款、买卖国债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面，从而明确界定了保险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企业债券及抵押贷款证券。目前我国养老基金介入证券市场也只是处于试验阶段。如能在法律上允许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进入由政府担保的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开展无疑是一个强劲的需求。

2.信用评级与实现信用增级的障碍。信用评级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而且决定着发行人筹资成本的高低。而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还很不完善，一是许多评级机构的体制和组织形式不符合中立、规范的要求；二是缺乏被市场投资者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发展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必须完善和规范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这方面可考虑与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公司进行合作。

3.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障碍。资产证券化过程涉及到许多会计问题，而目前我国尚未有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因此相应的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制度也是一片空白。此外，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也涉及到税收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资产销售的税收和特设信托机构的所得税处理两方面。根据我国现行的会计和税收法规，结合资产证券化本身的特性，制定相应的会计和税收制度将推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开展。

四、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政策建议

除了证券化参与主体的努力之外，要更好地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政府还应该从立法、税收、会计准则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建议根据市场的发展情况，分阶段、逐步地改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环境，提高政策明朗度，降低资产证券化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1.加快完善法律环境建设。鼓励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和试点，与此同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推进我国资产证券化进程。如探索用信托模式发行证券，借鉴美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做法，对SPV的法律地位尽快予以明确，允许信托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充当SPV。此外，还需完善相关会计法规制度等。为降低立法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考虑首先对资产证券化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逐一分解研究，看看这些问题是否可以在现行法律的基本框架下，通过制定层级效力较低的规章的形式加以解决。例如，可以通过人民银行制定的《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来解决有关债权通知、抵押权转移、资产证券化公司的设立等问题，可以通过证监会制定的《资产支撑证券发行与交易办法》来解决有关发行与交易的问题。通过这些办法先进行试点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更高层次的法律和法规，这样可以尽快推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同时总结经验加紧《资产证券化法案》的立法进程。

2.明晰会计、税收方面的支持政策。明确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会计、税务、报批程序等一系列政策问题。参照国际会计标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资产真实销售标准，制定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销售、融资的会计处理原则，以及交易后资产负债与留存权益的会计处理方法。豁免特殊目的公司和信托交纳实体所得税，避免对投资者、发起人和特殊目的载体的双重征税，对于发起人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因折扣销售而产生的损失应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在资产转移过程中，豁免发起人转移资产的营业税和印花税。

3.明确资产支持证券的性质并解决可交易性。建议明确资产支持证券可以采用债券和信托凭证方式。对于债券性质的证券化产品，纳入《证券法》的管辖，建立资产支持证券的注册、审批及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和简化特殊目的公司发行证券的审批程序，规范资产支持证券私募和公募发行的条件、方式。对于信托性质的证券化产品，修改《信托法》，允许特殊目的信托发行资产支持信托证书，明确信托证书的证券性质，提高信托证书的流动性。条件成熟时允许特殊目的信托发行无纸化、可集中交易的信托权益。

4.培育机构投资者并规范中介机构行为。扩大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使其成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或将资产转移给国外特殊目的载体，明确外资投资和国际证券化有关的结售付汇问题。进一步规范资产评估和信用评级制度，着重培养几家在国内有权威性、在国际有影响力的资信评级机构，建立完善的资产评估标准体系。加快发展担保市场，规范中介机构的运作及其市场行为，加强对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监督。

参考文献:

[1]Asset-Backed Perils and Perils，Treasury and Risk Management，November 1996

[2]Bernadette Minton，Tim Opler and Sonya Stanton，Asset Securitization among Industrial Firms，Ohin State University，November 1997

[3]朱武样邓海峰:资产证券化原理及在我国运用探讨.《金融时报》，1997年9月1日、8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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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外相关文献综述ChengM等研究的是关于资产证券化的影响，确切的说是对于银行的影响，在选取一些银行为样本的基础上，具体考察资产证券化后风险的转移给银行带来的信息的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市场的参与者预期风险转移困难时，银行将会面临着较大的信息的不确定性［1］。Stone和Zis-su则研究的是资产证券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对资产担保证券和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供求情况的深入研究后指出，一个运作良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对于经济而言是必不可少的。Barth等研究的则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情况，主要信用风险的来源，同时还研究了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是否会有不同的评估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市场不区分保留和非保留的证券化的资产部分在评估中的信用风险证券化效应［2］。GuoG和WuHM研究的则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金融风险的防范，在具体的方法上，他们提出了自留监管制度，具体来说，就是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必须要保留一定比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另外，他们还主张要使用动态的模型对发行人披露的某些信息进行测算，以此进一步降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3］。

1．2国内相关文献综述杨洁涵研究的重点是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资产证券化的出现对于商业银行在融资和信用风险转移方面的影响，以此提出要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4］。那铭洋则研究了有关资产证券化的一些基本理论，并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并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定量分析了这一关系，最终得出资产证券化的产生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机根源的结论，加强证券化过程中的整体监管才是重中之重［5］。郑彩琴则主要研究了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中对于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缺陷，在她看来，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中存在的最大不足是法律监管方面的不健全，应该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6］。张利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内外比较上，通过系统研究美国资产证券的发展过程，包括起源、产品演变、资产架构、运作机制和特点以及监管制度等方面的介绍，从立法及监管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建议［7］。

2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的意义

资产证券化是欧美国家青睐的一种金融创新，2012年美国的债券余额为38．16万亿美元，其中资产证券化产品占总额1/4以上。资产证券化可以加大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推动金融市场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及推动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2．1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融资范围很有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金融环境的不断改善，融资渠道与方式有所扩大，但资金主要还是通过向银行借贷或发行股票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资产证券化的出现则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因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丰富了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让企业不用办理复杂的程序就可以得到资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扩大了企业融资渠道范围，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2．2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完善，以银行体系为垄断核心的中介组织在服务的质和量上都不能满足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作为金融市场运行基础的各类市场设施还不健全，债券市场起步晚，金融市场上各种产品的定价机制不完善，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和将有力地改变这一现状，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促进金融产业的结构化进程，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2．3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风险抵御能力的大小是判断金融市场稳定性的重要标准，资产证券的实质就是把各类金融风险分散到投资者身上，具有风险隔离的功能，并可以形成一个稳定、合理的金融资产结构，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资产证券化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表现在改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上，为金融市场提供了一类新的风险较小的金融产品，与股票相比，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小，与债券相比，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4加快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步伐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方式大大改变了传统的融资模式，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和必要性的日益显现，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也成为大势所趋，但是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水平还很低。在借鉴其他国家资产证券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调下，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将会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步伐。

3资产证券化的金融风险及原因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推动金融体系、市场结构完善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金融风险，正确认识这些金融风险是推动资产证券化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

3．1基础资产的复杂性带来的金融风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被用来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多种形式的，一般有住房抵押贷款、汽车信贷等，还有一些如高速公路收费等应收款、不动产租金、商业地产抵押贷款、设备租赁款、特许权使用费、政府财政收入、版权等，这些能够在未来产生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被用来证券化后再出售。但由于这些不同种类的基础资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要采用不同的模式来评估这些资产在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如违约风险、利率风险、提前还款风险、信用风险、金融管理风险。尽管国内外很多学者都通过各种模型对这些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模型分析大都基于很多的假设条件，而现实经济并不总是满足这些假设条件，且模型进行的实证分析都是基于历史数据，现实经济发展趋势往往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得出的评估结论是不准确的。再加上资产池一般是由很多种基础资产组成，对由多种基础资产组成的资产池进行价值评估的难度就会增加，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3．2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风险资产证券化涉及发起人、特别目的载体、金融机构、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承销商、服务商和受托人等多个相关利益主体，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每个相关利益主体的地位不对等，其获得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具有的委托—机制势必会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各相关利益主体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各类的评级机构，其对资产的评估对其他利益主体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投资者。但评级机构有时会受利益的诱使，对基础资产作出不符合事实的评估，这就给投资者带来风险，也会使得整个的资产证券化过程存在着风险隐患。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有技术成本方面的原因，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复杂性使得信息披露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有时即使所有相关的信息都披露了，但是投资人分析解读信息也需要巨大的成本，鉴于花费的成本比较大，在对风险的披露和分析上都存在着滞后性和忽略性。

3．3交易运作方式复杂性带来的金融风险资产证券化交易方式的复杂性增加了市场预期的难度，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出现的可能性。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资产池内基础资产的种类越来越多，相应的资产支持证券的结构也会越来越复杂，复杂结构背后隐含的是无法预计的交易后果。比如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中，尽管形成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资产都是多样化的资产，然而在这些基础资产具有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基础资产产生的本利现金流在不同类别投资人之间分配的不平等性，使得基础资产池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不同类别投资人之间就会出现利益冲突。比如:如果基础资产在初期出现违约，这时如果对基础资产进行再重组就可以对整个的相关利益主体有利，但是再重组需要花费成本，这种成本在短期里对评级机构或发行者来说是不利的，尽管长远视角有利于所有人，但在这种情况下，该基础资产是不会再次被重组的，只会坐等违约风险累积、放大，最终危及市场稳定。

3．4资产证券化关联性带来的金融风险资产证券化的实质是把能在未来产生固定收益或现金流的基础资产，通过重组方式形成资产支持证券，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出售，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金融市场中各种各样的机构和个人，其间有着复杂的关联性。金融市场传染能够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恐慌，在由一层市场传向另一层市场的过程中，其程度一般会逐渐加大。在基础资产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和复杂程序的证券化过程中，由单一层面产生的市场恐慌势必会不断延续和增大，从而产生金融风险，也降低了金融市场抵御市场传染的能力。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由关联性引发市场恐慌，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典型代表。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是CDOs、ABS－CDOs等产品，这些产品结构复杂，都是基础资产形成资产支持证券，然后再以这些新形成的资产支持证券作为基础资产形成新的资产支持证券，这样复杂的证券化过程和结构往往比一般的资产支持证券涉及的利益主体更多，关联性也更强，当部分“投资级证券”出现损失时，投资人很容易出现恐慌，担心其它高评级证券也会出现类似损失，这样就使得单一的、微小的风险经过金融市场传染被放大，金融系统中的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形成大范围的、灾难性的危机。

4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启示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市场系统风险存在正的相关性，因此，加强资产证券化监管，防范金融市场系统危机成了金融危机后推进资产证券化的首要任务，应该在结合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有效地推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和完善。

4．1慎重选择基础资产类型在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应慎重选择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类型。在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初期，一方面应严格限定基础资产的质量，选择那些风险低、有稳定收益和现金流的资产作为基础资产来组建资产池。另一方面，要着重发展那些程序简单的资产证券化类型，可以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逐步推出一些其他衍生产品，从而推进资产证券化品种的不断完善。不定期的对发起人的资产状况进行审查，严格监视其基础资产未来收益及现金流的稳定性，防止源头风险的产生。制定切实可行、具有通用性的关于基础资产的筛选标准，用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对基础资产的种类进行限定，为组建低风险的资产池建立量化、可遵循的标准。

4．2规范信息披露信息的不对称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风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应加强信息的披露，严格遵循监管层对于信息披露的要求，充分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是组成资产池资的基础资产质量以及各参与人资信状况的综合反映，实际上承担着对发起人、信用增级机构、服务机构等的监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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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这句流行于美国华尔街的名言已经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生根开花。这项最早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正在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和运用。有专家预言，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即将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一大“亮点”，并有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竞相争夺的“金矿”。

资本证券化文献综述

关于资产证券化国内外金融专家从各个角度出发，抽象出不同的含义。

JamesA.Rosenthal和JuanM.Ocampo(1988)认为，资产证券化“是一个精心构造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贷款和应收帐款被包装并以证券的形式出售。”RobertKuhu(1990)的定义为：“资产证券化使从前不能直接兑现的资产转换为大宗的、可以公开买卖的证券的过程。”Gardener(1991)对资产证券化作了比较宽泛的解释：资产证券化是使储蓄者与借款者通过金融市场得以部分或全部匹配的过程或是一种金融工具。开放的市场信用（通过金融市场）取代了由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封闭市场信用。这个定义的突出地方，是把资产证券化放在资金余缺调剂的信用体制层面上。但是，把有别于银行信用的市场信用就看成资产证券化，似乎模糊了上个世纪70年代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证券化之间的区别。LeonT.Kendall(1996)从技术角度的定义颇有代表性：资产证券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个人贷款和其他债务工具进行打包，将被打包的资产转化为一种证券或各种证券，同时提高这些证券的信用等级或评级等级，并出售给第三方投资者。国内学者王安武（1999）认为，资产证券化是将原始收益人（卖方）不流通的存量资产或可预见的未来收入构造和转变为资本市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目前国内比较流行和相对简单的定义是，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现金流量收入的资产组建资产池，并以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量作为支撑发行证券的过程和技术。

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和表述方法虽有所不同，但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来，资产证券化有以下四个特征：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主要是贷款、应收账款等具有可预计的未来现金流的资产；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重构的过程，将贷款、应收账款等重新组合、打包并以证券的形式出售；资产证券化可实现再融资的目的；资产证券化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将原先难以兑现的资产转换为可流动的证券。

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机制

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基本流程一般包括确定证券化资产，组建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SPV），证券化资产池的构建和筛选，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简称ABS）的发行以及后续管理等环节。

（一）确定证券化资产

从理论上讲，一项财产权利，只要能在存续期间给所有者带来持续稳定的或者可以预见的收益，不论权利载体是实物产品还是金融产品，都适合于“证券化”，可以重新组合用于“支持”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以此标准来衡量，可以进行证券化的资产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各类抵押/信用贷款到融资租赁设备；从信用卡应收款到石油天然气储备；从特许权到收费基础设施；从人寿保险单到各种有价证券等都可以作为证券化资产。从实践来看，在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人们大多选择安全性高、稳定性好的金融产品作为证券化资产，如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个人消费信贷、信用卡应收款等。这些金融工具信用关系单纯、支付方式简单，具有借款人多样化、偿付违约率低、现金收入稳定等特点。投资者比较容易接受以这些资产为基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近年来，随着资产证券化的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以前不大为人们看好的一些期限较短、收入流量不易把握的资产，如贸易应收款、中小企业短期贷款等，在国外也纳入了资产证券化的范围。

（二）组建特殊目的实体（SPV）

SPV是专门为证券化交易的运作而设立或存在的一个特殊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中，被证券化的资产能够吸引投资者，并非因为发起人或发行人的资信，而是因为基础资产（如贷款、应收账款等）本身的价值和信用。为保证和提升基础资产的信用，在制度上就要有效隔离可能影响基础资产质量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隔离发起人的破产风险，SPV正是由于风险隔离机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为使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风险相隔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基础资产从发起人处剥离出来，使其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但因为资产本身没有人格，即没有权利，于是需要构建SPV这一载体作为其法律外壳。在法律上，SPV应该完全独立于包括发起人在内的其他交易主体，应确保支持资产不受包括发起人在内的任何第三人是否破产倒闭的影响，以实现投资人与发起人以及其他交易参与者的风险相隔离的目的，从而保障投资人的权益。SPV也因此被称为交易的“防火墙”。可以说，SPV的设立是证券化交易结构设计的核心环节。

（三）证券化资产池的构建和筛选

在组建证券化资产池时，资产范围的选择一般是未来现金流量稳定、风险较小的资产，那些依据法律规定或相关当事人的约定或依其性质不能流通、转让的资产不能进入资产池。在期限结构方面，资产证券化的期限应当与基础资产的现金流量相匹配。在行业分布方面，加入资产池的资产应符合分散风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要求。在资产质量方面，优良资产和不良资产都可以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进入资产池，但在试点阶段应从优良资产做起，树立资产证券化的良好形象。在地域分布方面，如果资产的地域相关性小，可以通过扩大地域的选择，分散风险。

（四）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可分为准备、委托承销、发售和资金入账四个基本步骤。证券发行的准备包括证券发行的可行性研究、证券发行条件和方案的选择及确定、相关文件的制作、证券信用增级和评级、证券发行的申报审批或注册登记等工作。证券发售的主要工作包括确定证券承销商、证券承销方式、承销期限、承销价格和费用；确定最终的发行契约或招募说明书、发行公告；印刷证券及有关凭证，安排发售网点，进行证券发售宣传；安排证券认购等。资金入账的工作主要有清点发售资金、结算发行费用、资金入账、向发起人支付支持资产“销售”价款，SPV相应调整财务账目等。

（五）后继管理

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结束后，在存续期内会持续收到本息的偿付，直至最终全部清偿。在此期间SPV必须用支持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现金流量支付投资者的本息。SPV可以委托发起人继续负责资产池的管理，也可以聘请专门的服务机构承担该项工作。资产支持证券到期，SPV清算支持资产，若支持资产的收益在清偿证券本息和支付各种费用后还有剩余，应按事先约定在发起人、SPV和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一旦资产支持证券得到完全的偿付，SPV的使命也告完结。在支持资产清算完毕，SPV向投资者提交证券化交易终结报告后，全部交易结束。

我国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风险

（一）法律风险

目前我国对SPV“真实出售”的法律法规还是空白。SPV是专门为证券化设立的中介机构，是实现破产隔离的核心手段。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还处于起步阶段，SPV的企业性质（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组织形式、注册地、资本额限制、税收等问题）和法律地位都未做出明确规定。因此，SPV的破产隔离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从而产生法律风险。原始权益人和原始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协商，变更为SPV和原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变更构成了“真实出售”的实质。对于这种资产转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等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没有严格的法律保障，银行通过“真实出售”的方式，是否真正转移了风险，转移了多少风险还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二）信用风险

它是指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利益相关人可能发生违约的风险，如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人可能无法按时对证券本息进行支付。信用渗透于资产证券化的全过程，并在资产证券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主要面临的是基础资产（如贷款、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证券的信用评级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客观、独立、公正的信用评级是资产证券化的关键。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制度仍不完善，评级机构的体制和组织形式不符合中立、规范的要求，评级机构的运作很不规范，信用评级的透明度不高，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难以做到客观、独立和公正，甚至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肆意美化证券化资产，随意提高其信用等级，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三）操作风险

在资产证券化的操作过程中，投资者可能面临三种具体风险。

一是重新定性风险。是指发起人与SPV之间的交易不符合“真实销售”的要求而被确认为贷款融资或其他属性的交易，从而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二是混合风险。是指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与发起人的自有资金相混合，导致SPV在发起人破产时处于无担保债权人的地位，从而可能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

三是实体合并风险。是指SPV被视为发起人的从属机构，其资产、负债与发起人视为同一个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在发起人破产时被归并为发起人的资产和负债，一并处理，从而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如2001年美国发生的安然公司事件。

（四）利率风险

它又称为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利率的变动而引起的风险。证券化产品的价格与利率呈反方向变动。如果投资者将证券化产品持有至到期日，那么证券到期前的价格变化不会对投资者产生影响；如果投资者在到期日之前出售证券，那么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收益下降。

（五）政策风险

在资产证券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始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保障方面，如法律、税收、利率、监管、对投资者的保护等。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主要是靠政府审批的形式来推动，因而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

（六）系统性风险

是指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人们的非理，可能导致资产证券化的产品长期定价过低，或者价格大幅度下跌，从而难以提供足够的利润来抵御来自市场的各种潜在损失，引起大量的风险不断积累；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借款人和中介机构债权债务关系混乱，并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这种风险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金融危机。

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

我国应根据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具体要求出台一部资产证券化的法规，并对现有的与实施资产证券化有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补充与完善。同时，明确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会计、税务、报批程序等一系列政策问题，制定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销售、融资的会计处理原则以及交易后资产负债的处理方法，并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豁免支持政策。加强法律、政策体系的建设，是防范资产证券化各种风险的根本保障。

（二）规范信用评估体系

为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及其运作过程。政府应该强化对国内现有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的管理，尽量减少信用评级工作中弄虚作假、乱收费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发生。为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客观、透明的信用评级体系，也可以考虑设立一家专业从事证券化信用评级服务的机构，或者选择一家或多家国际上运作规范的、具有较高资质和声誉水平的中介机构，参与到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服务中来。规范信用评级制度和运作过程，是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的基础性工作。

（三）加强监管的协调和力度

资产证券化衔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涉及面非常广。根据现阶段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和证券监督委员会是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最主要机构，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各负责相应的监管职责。加强这些部门的综合协调，形成合力，达到资源共享、有效监管的目标，是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的重要举措。

从监管方式的发展方向来看，我国资产证券化应该采取以市场主导的集中监管模式。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行注册登记制尚有困难，可以考虑采用审批或审核制。我国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内容应该包括主体资格的认定、证券化品种、交易结构的审查、各种合约关系结构的审核等。

监管的最重要职能有三个方面：一是审查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二是对虚假欺诈行为进行处罚；三是监管理念应该向国际先进的监管理念靠拢，逐渐由合符规范性监管到资本充足监管再到风险导向型的审慎监管转变。只有实施行之有效的监管，才能防范包括操作性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

（四）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回避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可以运用期权、期货及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分解和转移。具体的操作办法是：首先，测量证券的风险状况。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和风险偏好，确定合理的风险对冲目标，并根据对冲目标，选择合适的对冲策略。策略确定后，构造一种或多种合适的金融衍生工具实现对冲目标，并实施对冲效果的评估。

资产证券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大金融创新，但金融创新始终是和风险相伴相随。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试点的进一步扩大，资产证券化的各种风险必将逐步暴露出来。规范资产证券化的运作过程和大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我国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和健康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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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8-0052-03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风险隔离的法律问题

风险隔离是资产证券化的首要前提条件。证券化结构的最高目标是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财务风险相隔离，确保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得以按证券化的结构设计向投资人偿付证券权益，实现资产信用融资。按《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规定，我国现在试点的资产证券化是指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设立特定目的信托，将信贷资产信托转让给受托机构，以及受托机构承诺信托，负责管理特定目的信托财产，并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信托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这种信托化流程，一方面发起人将拟证券化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以实现资产的“真实销售”，使得在证券发行后，投资人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追索权仅限于信托财产；另一方面构建特定目的信托，以此为载体，将信托财产同发起人或受托人的破产风险隔离开来，“真实销售”是指发起人将与拟证券化资产有关的权益和风险或控制权一并转移给SPV，使SPV获得对资产的合法权利。国际上资产转移有更新、让与、信托、从属参与等形式，证券化的核心主体是SPV，我国证券化试点资产转移采用的是信托形式。没有设计SPV作为破产隔离的载体，也未对“真实销售”直接做出法律规定。

(二)关于受托机构的法规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规定受托机构处于整个资产证券化运作的中心，是最终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实体，并负责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但是，目前资产池选择、信用增级安排等工作主要由发起机构完成，受托机构很少参与，且处于从属地位，缺乏对资产池资产质量的深入了解。诸如，在重整资产支持证券中，资产池现金流回收情况完全由资产服务商(即发起机构)掌握，受托机构甚至难以预期现金流回收情况。虽然目前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多为优质资产。并且只有优先级债券进行公开交易转让，风险较低。但从长远来看，发起机构、资产服务商和受托机构在功能、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非常不利于控制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风险。

(三)关于会计处理标准的法律问题

会计处理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对银行而言，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意味着合法利用资产证券化将基础资产出表，以达到腾出贷款空间，减少资本要求等目的。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配套规章之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参与各方的会计处王里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按规定，只要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或者放弃对信贷资产控制，该信贷资产即可终止确认。虽然这一规定与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基本一致，但对于如何判定“几乎所有”和“放弃控制”并没有具体规定。例如，如前所述，持有次级债使基础信贷资产的风险仍保留在发起机构内部，但持有次级债比例在多少以内才可认定为“几乎所有”风险已转移尚无定论。目前，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师对出表标准认定不同，标准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四)关于资产证券化税收的法规问题

一般来讲，证券化业务规模庞大，收入有限，盈利空间狭小，而费用支出名目多，数量不少。为降低成本、增强效率，“出表、免税、少收费”理念应运而生，其中，政府的税费优惠措施是资产证券化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决定因素。资产证券化主要涉及资产转让、证券发行、证券权益的偿付三个基本环节，以及资产信用增级、流动性支持、资产管理等辅助服务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包括发起机构、受托机构、投资者和提供各种辅助服务的服务人。考虑到资产证券化业务环节多、操作复杂的特点，2006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在税收上力求中性，避免重复征税，但适用对象不包括企业证券化项目，且很多条款使用“暂免”字眼，过渡性质浓，尚需完善。

(五)关于资产证券化评级的法律问题

目前，我国比较全面、权威的信用评级规章是2006年3月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其中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评级制度、原则、方法、程序、要素、标识及含义等进行了规范，但该意见属部门规章，法律位阶偏低，且仅适用信用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从事金融产品信用评级、借款企业信用评级、担保机构信用评级业务，没涉及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的评级，只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设置几条规定。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主体、法律地位、评级范围、评级程序、评级标识、法律责任及资产证券化等专项评级都有待人大进一步立法明确。

(六)关于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问题

资产证券化曾被认为是一种低风险的结构性融资方式，但其过程复杂，涉及的中介机构多，信用链较长，不仅具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通风险，而且具有独特的法律风险、提前支付风险和证券化操作风险等，证券化操作风险又包括破产隔离风险、信用增级风险以及发起机构、受托机构、服务机构的违约风险等。对发起银行而言，风险隔离是资产证券化的首要前提条件。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资产虽然在“会计”和“法律”意义上已经实现了“真实销售”或“破产隔离”，但就其“经济实质”而言，发起人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风险，形成“监管”意义上的证券化风险暴露。对于合成型CDO等证券化产品，并没有转移资产，而只是转移了风险，更需要从“经济实质?的角度来分析风险的转移程度，以确定相应的资本监管政策，而其中信用衍生产品的运用，则进一步增加了监管当局分析判断的难度。199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资产转移与资产证券化》(Asset Transfers and Securitisation)，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问题，讨论了监管当局需要关注的主要风险和应当遵循的监管原则，要求监管者对证券化业务的风险转移程度做出判定，必要时应要求银行计提资本，但该文件没有提出具体的监管资本计算方法。1997年以后，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几乎每年都要针对资产证券化中发现的新问题，法规性文件。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中“信用风险――资产

证券化框架”部分既包括传统型证券化业务，也包括合成型证券化业务，监管资本计算方法采用标准法及内部评级法，但对资产证券化的操作风险及银行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风险所需分配资本尚无专门规定。目前，国际上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普遍做法是，如果银行保留了第一损失责任，应当将其从监管资本中扣减；如果不是第一损失责任但仍然保留了风险，则应按照一定的方法赋予风险权重。

二、完善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法律法规建议

(一)完善风险隔离的有关法律

要真正实现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任何财务风险相隔离的目的。今后我国在试点实践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适时修改《合同法》、《信托法》等民事基本法，制定《抵押贷款证券化条例》，对“真实销售”、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及“有限追偿”等关键概念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对真正实现隔离风险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借鉴美国次按危机教训，对证券化主体与相关服务机构、境内外投资机构间的风险隔离亦应引起证券化相关立法重视。

(二)完善信息披露法规

信息披露应具体规定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的形式和载体，并在专门文件中对机构的信息披露统一进行规定，使信息披露规则更为完整和系统。此外，次贷危机后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纷纷提高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要求，更重视发起机构对资产池的信息披露。我国应吸收国际先进做法，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内容，使相关规定更具有前瞻性。同时，促进信托公司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同时也担任资产服务商，信息过度向发起机构集中，不利于对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因此，应促进信托公司在发起机构组建资产池阶段就参与其中，以便对资产池中资产的特征和现金流情况充分把握，更好管理资产支持证券各种账户并进行信息披露。

(三)建立健全与现金流相关的法律体系

从融资的角度来说，证券化本质上是帮助贷款方在扣除证券化成本之后能够筹集到和基础性资产未来现金流现值相等的现金流。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必须足以偿付证券所代表的权益和支付提供证券化服务的各方费用。需建立健全的相关法规包括：现金流的清收、管理(账户管理、会计记录等)、再投资、暂时补缺、境内外转换等，具体规定包括：交易中产生的所有现金流都须由会计师来严格审查，基础资产产生的周期性现金流本息的会计账目应明晰；贷款服务机构对现金流可以进行主动管理，利用稳定的现金流存量投资货币市场；根据期限不同在证券持有人之间按照优先次序分配现金流等，以此保护投资者和证券化其他利益相关人。

(四)完善基础资产形成过程中的抵押担保制度

基础资产的质量对现金流的来源及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品质起决定性影响。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试点基础资产主要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和银行不良资产等，信用卡应收款、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物业抵押贷款等正在考虑纳入试点范围。撇开基准利率的形成与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等因素，仅从债务收入比或偿债覆盖倍数来看，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越来越具有美国次按特征。抵押制度不尽完善，炒期房、土地与房屋所有权的“两权分离”都增加了抵押物设定及抵押权行使的难度。因此，在银行授信继续强调第一还款来源的同时，完善落实房地产等抵押担保法律制度及审贷程序，对保证我国MBS市场基础资产整体质量是非常必要的。

(五)强化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约束

新资本协议虽然已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提出远高于一般公司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但有鉴于次贷危机的严重影响，巴塞尔委员会又着手对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作出修改，拟进一步加大资本要求。从巴塞尔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态度演变来看，资本要求将更为严格。《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管管理办法》已经吸收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内容，具体监管中，应根据证券化的具体结构设计，严格从经济实质判断各参与方所承担的风险，不能仅依赖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意见，要从审慎的角度要求机构提足资本。

(六)强化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