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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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离岸金融策略选择

离岸金融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已经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与地位。时至今日，伦敦、纽约、东京、香港等大型国际金融中心，均同时拥有在岸和离岸市场；而建设一个不能经营离岸业务的“主流”国际金融中心，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目前在中国，离岸金融仍然属于边缘化的新生事物，面临着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困境。尽管离岸金融试点从深圳扩展到上海和天津，尽管各地媒体和学术界对于谁应当建立离岸金融中心一度争论得不亦乐乎(当然一般是论证应在本地建立离岸金融中心)，但是至少就目前看来，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正式启动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然而，回避不是办法。如果我们不想再做声名狼藉的“世界工厂”，让发达国家一边骂我们倾销一边享受我们廉价地牺牲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制造并出口的商品；如果我们不想再做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消极接受者，将自己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把低回报的美国国债当作宝贝似的一个劲儿地购买，以致不得不成为向美国经济输血最多的、号称“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想再将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投行债券这些被斥为“毒垃圾”的金融工具作为投资增值的主要手段，以致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在次贷危机中血本无归；如果我们不想再位于国际金融系统产业链的底层，不断将本国劳动人民在制造与贸易行业用血汗积累起来的财富轻易地送到霸权主导的国际金融系统产业链顶端，并任由后者通过汇率安排、金融危机等多种手段掠夺我们的财富……那么，我们就必须全面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并争取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我们就必须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而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是颇为关键的一环。

在阐明了必要性的前提下，策略选择的问题，即以何种方式推进大陆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关键了。具体来说，有关的策略选择应当涵盖外汇管制、业务发展、市场选择和法制建设四个问题，而这四个问题正是未来大陆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必须突破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一、外汇管制策略

所谓外汇管制，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法律、法令、条例等形式对外汇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汇入和汇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兑换方式及总兑换比价所进行的限制。外汇管制的目标，一般是维持本国收支平衡、保持汇率秩序、维护金融稳定、促进本国竞争力等。外汇管制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贸易与非贸易外汇、资本输出入、非居民存款帐户、黄金输出入、汇率调整及动作等等。

目前一般存在三种外汇管理体制类型。第一种是严格外汇管制，即对所有外汇收支活动都实行管制，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这种方式。第二种是部分外汇管制形式，即对外汇收支的经常项目不实行管制，准许自由兑换外币和汇出汇入外汇，但对资本项目实行不同程度的管制，少数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采取这种方式。第三种是名义上不实行外汇管制，即原则上对居民和非居民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都不加限制，允许货币自由兑换，但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实施间接的或变相的限制措施。

外汇管制的方法可分为直接管制方法和间接管制方法。前者是指外汇管制机构明文规定外汇的买卖方式、数量以及汇率，并对各种外汇业务实行直接、强制的管理和控制。后者则是指国家通过诸如许可证制度、进口配额制度、外汇平准基金制度(主要通过央行实施)、互惠信贷协定网络制度(主要在发达国家央行之间运用)等形式，间接影响外汇业务，从而达到外汇管制的目的。从另一角度上看，外汇管理的方法又可分为数量管制、汇价管制和综合管制三种，即从外汇业务的数量上、或从汇价上、或从两者的结合上实行外汇管理。

在国际层面上，调整外汇管制问题的规范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该条第2款(a)规定，未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成员国不可对经常性国际交易的支付或转移进行限制或实行歧视性汇兑安排或多重货币做法，但是，这一规定仅适用于为经常性国际交易所进行的付款和转移。而该条第2款(b)规定，包含任何一个会员国货币的汇兑合同，如果与该成员国外汇管制条例相抵触时，在任何会员国境内均属于不能强制执行的合同，该成员国的外汇管制条例的存续与实行必须与本协定相一致。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成员国外汇管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对成员国实施有关外汇管制的国际义务做了过渡安排。依据这一条款，成员国可以通知IMF保留某些限制并根据情况调整；成员国不能恢复已经取消的限制或实行新的限制；成员国与IMF应每年进行磋商以决定是否继续实行限制；但成员国不能出于非国际收支方面的原因实施限制措施。

可见，就目前的国际规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仅要求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不把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IMF仅可在特定环境下要求国家加强资本控制。这一标准尽管较低，但有利于在绝大多数国家内部推行和实施，因此，中国目前的外汇管制状况，也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要求的。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若要推行离岸金融业务乃至建立离岸金融市场，这样的低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不解决外汇管制的问题，就无法顺利地建立中国大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

那么，我们应该在外汇管制的问题上作何策略选择呢?

目前的外汇管制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问题上。

所谓资本项目，是指一国在国际收支中因资本输出和输入而产生的资产负债增减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贷款、证券等。1996年，中国大陆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一直处于逐步推进过程中。目前，在IHF所划分的43个资本项目中，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40％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受较多限制，10％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受严格管制。也就是说，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完全的可自由兑换。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策略，也是实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因为离岸金融彻底的国际性，必然要求交易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如果市场所在国的本币不能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该离岸金融市场很难就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在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优势。

但关键在于，是否因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是一个长期的步骤，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也就只能继续等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反，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策略，从而既能够立即推进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又能够与逐步完全取消外汇管制的长远规划相适应。

在短期策略上，我们可以在维持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作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将本币——人民币排除在交易货币之外，而仅选择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作为离岸金融交易的货币。第二种选择，就是允许本币作为离岸金融业务的交易货币，但交易对象仅限于本国金融机构一一即居民，本币离岸金融交易暂时不对非居民开放。

就第一种短期策略而言，目前来讲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采用了这一做法，即将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本币排除在离岸金融交易货币范围之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绝非长久之计。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采用这种做法建立起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但是其竞争力却因此大打折扣，难以抗衡本币业务充分开展的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而目前离岸金融市场交易货币本币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就连禁止本币交易的鼻祖一一英国伦敦，也已经开始变相地从事本币交易业务。因此，这一策略至多只能作为过渡措施采用，一旦本国离岸金融市场顺利建立、本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条件基本具备，就应当转换策略，使本币与其他自由货币一样成为离岸金融交易货币。

而就第二种策略选择来说，这一做法既可以放开本币业务，又可以避开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还可以保护本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份额。尽管这样做看似比较灵活，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济上都会遇到较多障碍。尤其是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依据GATS和自己的入世承诺，将赋予外资金融机构以国民待遇，《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表明中国积极地履行了对WTO的义务；但若放开离岸金融业务，又不允许非居民从事本币离岸金融交易，显然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更何况，离岸金融交易的主力，历来就是非居民，居民从事的离岸金融交易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不大，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本币业务局限在居民范围内，不仅违背离岸金融的运行规律，而且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此种策略一定要慎用，如果非用不可的话，也必须在充分研究有关法律机制以及经济得失的基础上实行。较有可能被主管部门采用的贯彻这一短期策略的具体做法，应该是推行本币离岸业务的“试点”，而从事试点的单位自然是由主管部门指定本国金融机构。

总之，在外汇管制的策略选择上，短期内我国可以暂时维持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同时将本币业务排除在允许的离岸金融业务范围之外，或者先由本国金融机构试点办理本币业务；而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使人民币成为中国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

二、业务发展策略

在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上，也有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的离岸金融市场，是将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离岸货币业务上呢，还是将业务范围扩展到离岸证券业务乃至其他衍生业务上?

前面在讨论离岸金融监管法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时候，都并未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制在传统的货币业务上，仅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将离岸金融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业务上。显然，若要充分发挥离岸金融市场的筹资融资作用，将业务范围限定在存贷款上是不明智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处在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而言，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就是为了有效地吸引和利用资金，而不是像日本当年那样为了回流海外日元而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因此，我们不可能作茧自缚，将离岸金融的业务范围限制在存贷款业务上。

尽管在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中，我国确实仅开展了部分离岸货币业务的试点，试点单位也仅限于部分银行，但这毕竟不同于正式的实施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试点的业务范围绝不等同于未来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更何况，目前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已经触及离岸证券业务的范畴。这其中的代表性措施就是QFII和QDII机制。尽管QFII和QDII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岸金融，但两者一个是非居民投资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是居民投资海外证券市场，都具有较强的国际性，一旦内地的离岸金融市场启动，有关的机构就可以顺势将这两种业务整合并移植到离岸金融市场这一个平台上。更重要的是，这两款涉外证券投资金融工具的推出，本身就已经说明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货币业务。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局限于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业务，但是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上，业务范围应当既包括离岸货币业务，也包括离岸证券业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若允许开展离岸证券业务，那么应如何具体规定离岸金融业务的范围?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证券业务，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离岸业务是否可以开展?从国际上的做法来看，有的国家允许市场主体从事离岸债券、离岸股票和离岸票据业务，但是没有将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列入可交易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则允许所有的金融产品、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进入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我认为应该采取第一种做法，即将债券、股票、期货等传统的证券业务列入离岸业务范围，而不将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列入离岸金融范围。这首先是因为，一般只有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和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才可能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规定离岸业务范围，而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中国大陆没有可能选择前两种市场模式，采取适中的业务范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次，离岸金融衍生产品在全部离岸业务中所占的份额一般比较少，将其排除不会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质量。再次，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机制复杂、风险较大，即使在监管相对较严格的在岸市场上都很难加以规制，如果在监管相对宽松的离岸市场上开展此类业务，更容易因监管法制的失位而导致风险。最后，考虑到中国大陆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度，目前多数金融衍生产品即便是在在岸市场上都不能经营，要将想这些产品搬到离岸金融市场上交易，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总之，在业务发展策略的选择上，我国未来的离岸金融市场应同时发展离岸货币业务和离岸证券业务，但其中的离岸证券业务应仅包括传统的证券业务，而不包括诸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

三、市场选择策略

广义上讲，市场选择策略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选择何种离岸金融市场模式，二是选择何处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这里主要讨论市场模式选择问题。

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乃是市场所在国实行监管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存在内外业务混合型、内外业务分离型和虚拟业务型三种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其中内外业务分离型为当今的主流模式。

显然，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更能适应我国的需要。首先，这种市场模式适应于由国家政策推动而建立的离岸金融市场，美国和日本在建立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均采取了这种模式，这与我国的情况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需要、也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推动，这跟英国、香港这样的具有长期金融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自发建立内外业务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其次，尽管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是基于国家政策推动，但是我们的国家政策绝不是通过提供避税便利吸引离岸资金入账和离岸公司注册来获得收费，而是要真正地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建立真正的、具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绝非我国的选择。再次，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模式通过隔离在岸账户与离岸帐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内外业务渗透而带来的风险，起到保护国家金融秩序的作用。最后，考虑到我国的外汇管制仍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那么在离岸金融业务中实行内外业务的分离就是不二选择了。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虽然是内外业务分离型的，但也允许离岸帐户与在岸帐户一定程度的渗透，而过分严格的内外分离会使创建离岸金融市场的意义打折扣。因此，我国在建立内外业务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内外业务渗透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在市场建立初期，内外业务的渗透绝对是要禁止的，因为前期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是开展离岸业务、顺利建成离岸市场而不是扩展渗透业务，且由于渗透业务监管上的难度更大、所带来的风险较高，若贸然推进，不仅得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很容易引发风险并导致损失，可谓得不偿失。在离岸市场已经建立、市场秩序已经稳定、离岸业务顺利铺开、监管法制比较成熟的基础上，我国可以考虑逐步地允许一定程度的内外业务渗透，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业务、利用资金。

具体到内外业务渗透的制度设计上，我认为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应当只允许离岸资金向国内渗漏，而不允许国内资金向离岸渗漏，这样可以控制因国内流动性过剩而可能导致的离岸金融市场泡沫；其次，在有关的金融制度构建比较成熟、尤其是金融监管法制比较完备之后，可以进一步允许离岸与在岸业务的双向渗透；．再次，渗透的规模总的来说是不断扩大的，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其规模不可以缩减，渗透规模应当是灵活而适度的，从而既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又不冲击国内物价水平，也不妨碍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最后，在允许渗透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离岸帐户与在岸帐户渗漏关系的监管，有关的监管措施应当有效和及时，且在设计有关的法制的时候，应当确保监管当局能够随着离岸业务渗透的进展对监管措施做出相应的调整。

四、法制建设策略

完整意义上的离岸金融法一般包括三大部分：离岸金融法基本原则、离岸金融交易法、离岸金融监管法。那么，相应地，作为市场所在国的中国，在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对发生于其境内离岸市场上的离岸金融关系进行规制与协调的过程中，也需要依靠这三部分的法律制度作为规范交易和监管的标准。只不过，在具体推行上述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依据情况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策略。

理论上讲，最理想的立法方式，就是制定一部《离岸金融法》，全面调整离岸金融交易关系与离岸金融监管关系，明确有关法律原则。至于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以及经常发生变化的问题，则可以由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以及规章来处理。但是，这种法制状态是很难一步到位的。首先，在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建设本国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国家很可能会采取逐步的、渐进的方式，比如先放开离岸货币业务再放开离岸证券业务，有关的法制建设只有跟着市场建设形势逐步开展，而不可能一步到位。其次，在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之初，国家可能有一段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业务限制的过渡期，立法机关或主管机构也可以先制定一些层级较低的、暂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待到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时机成熟，再在清理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尽管可能必须经历一个过渡阶段，但只要立法的长期策略是制定统一的《离岸金融法》，那么法律规制的最优效果仍然可以实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逐步法典化的过程，根据现实中的问题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从而使最终制定的《离岸金融法》具备并保持先进性。

当然，除了上述方式之外，还有两种选择。一是将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分开，各自制定法律，这种做法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相比之下比较浪费立法资源，且可能导致离岸金融法的基本原则被分割；另一种就是不集中制定离岸金融交易法和离岸金融监管法，而将它们分散到合同法、税法、外汇法、证券法、银行法等既有法律中去，也就是说主要靠修订原有法律完成对离岸金融关系的规制。我认为这种选择不能完全体现离岸金融法的性质，也不利于法律的明确性，容易出现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何况由于离岸金融的特殊性，即使主要采取修订原有立法的方式也不能避免在某些问题上另立新法，实际上根本不能节省立法资源；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离岸金融关系这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事物，如果没有规定统一的、普遍的、抽象的法律原则，无论是对旧法的修改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另立新法都赶不上离岸金融实践的发展速度，届时法官面对具体法律规则没有规范的新问题就只能是束手无策。

篇2

离岸金融指高度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金融管理体制和优惠税收制度下的，在一国金融体系之外的，由非居民参与的资金融通。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是开放制度探索的阵地，目前已经将成熟经验推广至全国，将涌现出更多的自贸区。由此，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才是自贸区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长远目标。

（一）以开放带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上海自贸区定位于成为亚太区最大的自由港，最新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显示，上海以排名全球第七位跻身十大国际航运中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上海将以更开放的综合实力赶超亚太其他金融自由港。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前沿窗口，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同时也是金融中心与技术创新工厂，通过与国内和国外的贸易、航运、制造业、金融等产业的一体化联动，信息科技、智能工业等新技术动力已逐步出现，率先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顺理成章。上海自贸区的目的不在于设立新的特区，而是要形成全国推广的复制方案，达到由上海辐射全国的带动效应，通过“一带一路”。高端装备出海，工业4.0，丝绸之路基金等国家战略拉动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在亚太地区活跃的贸易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

（二）由点到面探索全国的金融改革。

上海自贸区既不是新的特区，也不是政策扶持的新洼地，而是建立国际化经济制度蓝本的根本转变，社会经济治理的新模式，负面清单与世界商业模式全面趋同。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内容是通过金融改革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目的是优化社会融资效率，维持金融体系简单高效。区内允许全球金融机构开展高度市场化的业务，从企业注册到监管也要求政府简政放权，率先探索人民币的国际化、汇率自由浮动和利率的市场化、资本市场沪港通等等。由此，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在境内外融资，充分利用欧美刺激经济而实行的低利率资金，并借机实行外并购，海外资金与技术整体利用，配置世界优质资源。自由不等于没有监管，金融创新过程需要加强风险的控制。那么，通过区内试点的方法既能预见到改革红利，也能将风险降低到可控程度。

（三）肩负人民币国际化的使命。

上海作为“一带一路”规划的跨境贸易与金融重点窗口，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为自贸区深入开展国际贸易服务提供了新的契机，使得上海建立国际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中心地位的前景日趋明显。2014年人民币的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创下2.17%的新纪录，成功跃升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有28个国家与我国开展互换，与1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清算安排协定，同147个国家和地区有跨境人民币收支，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目前的国际金融力量正在经历危机后的重新洗牌，集聚与分化趋势显著，各国金融产业加速深化，随着人民币在世界贸易中的结算储蓄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也将在自贸区首先显现。自贸区在9大领域，对98项细则进行改革，其中与金融领域相关的细则多达15项，并将以产品创新的形式呈现。力求在离岸市场建设中肩负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使命。

自贸区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可行性

从国际来看，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产值和出口规模已是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达到3.84万亿美元，居全球之首。我国先后在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多哈、多伦多、悉尼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从国内来看，目前经济转型任重道远，贸易顺差持续，新旧产业两极分化，经济增长低速运行。随着自贸区离岸业务发展的细则逐步落实，上海发展离岸金融中心正当其时。

（一）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原来依靠人口红利的中国制造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技术强国、金融强国战略，是适应新时代国际竞争格局的必然选择，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从政府治理理念、市场运作模式等方面发挥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杠杆作用。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改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战略性举措。

（二）巨额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201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对外拥有高达1.74万亿的净债权，但投资收益差额却是负数。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规模不断扩大，提高外汇资产的收益率，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压力也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形下，以离岸金融中心为试验区，适度开放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让更多的资金自由流动，吸纳更低成本的资金，获取更高的回报率，是降低巨额外汇储备，减少机会成本的有力举措。

（三）人民币的跨境交易和跨境结算初具规模。

自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始终处于升值通道。各国对人民币交易和持有的需求日益增加。过去3年，人民币超过了25种货币，成为全球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占支付货币市场份额的2.17%．逼近日元的2.69%。目前，韩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欧洲央行纷纷与中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英国、法国、卢森堡和德国都在争取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

（四）中国经济的规模抗风险能力增加。

由于国内经济总量和金融业规模的巨大，一般性资本跨境流动很难对其形成颠覆性的影响。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还有待进一步放开，优先开放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对国内金融市场较为有利且风险可控，这为自贸区若干金融改革试验提供了有利契机。

（五）上海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实体经济的质量是推动离岸金融市场壮大的重要基础，大的离岸中心都是背靠发达的工业或服务业中心。上海广阔的经济腹地和金融腹地是其各项业务蓬勃发展的支柱。上海所处的区域宏观环境与亚太主要离岸中心极为相似，如果借鉴日本、新加坡、香港的实践经验，选择内外分离模式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较为合适。大胆尝试金融改革开放的诸项措施，上海自贸区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前景不可估量，其人民币离岸业务的规模和影响力将大大超过香港，香港受制于大陆的结构调整，目前难以发挥更大的能量。

（六）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有利契机。

继英国之后．3月17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申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至此，欧洲最大的4个经济体均已决定加入亚投行，他们同时也是七国集团的成员，此轮由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获得全球主要经济力量的认可，对接自贸区的离岸市场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预期，人民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柱。

自贸区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建设内外分离型离岸中心。

根据业务和监管范围分类，离岸金融市场主要有混合型、分离型、渗漏型及避税港型等离岸金融市场(表1)。比较而言，上海更适合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其一、目前国内存款利率、资本项目兑换、汇率并没有完全放开管制，而自贸区目前的要求是大类彻底放开，小类严格管理，根据自贸区的发育阶段把自贸区与境内市场进行高度隔离；其二、自贸区的建设经验表明，老牌的混合型离岸中心由于政治和自由经济起步阶段不同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期初经验较为复杂不易追溯，例如香港和伦敦，而有可复制经验的离岸中心起步阶段都是采取渐进式的内外分离模式，分别阶段管理便于操作，如纽约、新加坡和东京，其后视离岸市场发育前景和国际贸易环境再向混合型演变。

（二）建立完整的金融创新监管体制。

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的高度自由化，它往往也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孵化池。资产证券化、股指期货、个股期权等产品优化了资产配置标的，获得更好的投资组合。与此同时，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特性，套利行为可能乘数效应的放大市场风险，波及整个离岸市场。创新提供了新机遇也增大了监管难度。创新和监管始终是相辅相成的，监管为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创新又能推动监管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可以从顶层设计高度建立金融监管联合协调机制，扫除金融创新的监管盲区。

篇3

由于电能不能大规模有效存储以及电力供需的实时平衡性要求，导致电力价格剧烈波动，给市场成员带来了巨大的价格风险，如果不能有效管理该风险，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如美国加州市场。电力市场需要发展各种合同以吸引市场参与者，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允许市场参与者锁定电力价格以确保他们有制定适当短期和中期计划的机会，以减少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风险管理是市场一项很重要的服务。为锁定电力价格需要建立电力期货和期权市场，运用这些电力金融工具，市场参与者可有效地管理

风险。

健全的电力市场不仅需要电力现货交易市场，而且需要电力金融市场，包括电力期货市场和电力期权市场。电力期货不仅可以弥补电力现货风险，更重要的是电力期货价格是一种重要的市场信息，可以指导电力开发商决策电力投资。电力交易的流畅性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一个竞争、有效的电力现货市场，这为电力期货市场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一、电力金融市场概述

电力市场由电力现货市场和电力金融市场两部分组成。电力现货市场包括日前竞价市场、实时平衡市场以及电力远期合同市场。电力现货市场交易的特点是交易对象为电力，交易目的也是电力的物理交割，因此可以将电力现货市场的交易方式称为电力现货交易。电力现货市场针对的是电力的生产、传输和销售，由电力市场调度交易机构负责电力现货市场的调度和结算，电力现货市场属于电力市场规则的监管范畴。电力金融市场则是电力现货市场的金融衍生，参照期货、期权交易的基本原理进行电力期货、电力期权等电力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此外，差价合同也属于电力金融产品。这里将电力期货交易等不以电力商品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称为电力金融交易。电力金融交易可以在政府批准的证券交易所进行，电力金融交易不属电力市场规则监管。

（一）电力期货

期货合约是指交易双方签订的在确定的将来时间按确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某项资产的协议，期货合约是在远期合约标准化后形成的。电力期货是指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如交割月）以确定的价格交易一定的电能的合同。电力期货的功能如下：（1）电力期货交易具有良好的价格发现功能；（2）电力期货有利等电力企业规避风险，套值保期；（3）电力期货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4）电力期货市场有利于电力体制改革深化及电力系统的稳定发展。

（二）电力期权

电力期权是一种选择权，电力期权交易实质是对电力商品或其使用权的买卖。电力期权购买者在支付一定数额的权利金之后，有在一定时间内以事先确定好的某一份格向期权售出方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的电力商品、电力商品合约或服务的权利，在电力期权合约的有效期内，买主可以行使或转卖这种权利。标准的电力期权需要在证券交易所交易，可以有效地管理市场风险，已在北欧和美国PJM等市场引入。

二、我国电力期货和期权合约的设计

从欧美各国目前运作良好的各个电力市场可以看到：一个完善的电力市场中，电力交易所和独立系统操作机构严格分开是很重要的，还有多种交易方式（如远期合约交易、期货交易、短期双边市场和平衡市场）相结合，能丰富电力交易方式，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简化报价形式，限制市场投机。

根据我国的国情，结合国外电力金融合约准则，设计未来的电力期货的标准合约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交易单位。标注电力期货交易的标准单位，一般地，单位为MW・h；峰荷时段（6：00～22：00）496 MW・h；谷荷时段（22：00～次日6：00）248 MW・h，但根据交割月工作日的数量的不同，实际交割的电量也会相应改变。

2．交割等级。电力商品的种类和标号参照交易所规定。

3．报价方式：一般为元/（MW・h）。

4．最小价格变动单位：一般为元/（MW・h）。

5．每日价格最大波幅（涨跌停板幅度）。防止大规模投机现象扰乱市场秩序。电力现货价格波动比较频繁，波动幅度较大，因此涨跌停板幅度应该较其他期货品种更大一些，这样更有利于活跃交易。同时，为有效控制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电力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比例也应该较其他期货品种要高。因此，在合约中将涨跌停板幅度设为5％，交易保证金设为10％，这样可抵御2个停板带来的风险，有利于风险规避。

6．契约月份。规定期货合约可进行交易的月份；l～12月由于电力在每个月份基本上都是大量生产和大量需要的，因此，电力交割月份可连续设置交割月，即1～12月全部作为交割月。

7．交易时间。规定本期货合约可以开始进行交易和转手的时间；每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5：00。

8．最后交易日。规定在期货交付前最后一次交易的时间，防止电力期货在交付前过于频繁地转手；可以考虑取合约交割月份之前的第5个交易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9．交割标准品。电力是一种标准很严格的产品，各地的电力一般都能较好地满足统一电能质量要求（如频率波动50±O.2 Hz，电压波动±5％等）。

10．交割地点。需要根据实际的电网予以预先指定，通常是选在负荷中心的超高压大型变电所。

11．交割率。平均每小时交割2 MW，具体也可以根据买卖双方的相互协议做出相应修改。

12．交割单位。交割单位是由交割月份的天数确定。

13．交割周期。每个交割日有16 h峰荷（6：00～22：00），功率为2 MW；谷荷合约每天交付8 h（22：00～次日6：00）功率为2 MW。

14．进度安排。买卖双方必须遵从输电服务商的调度安排。

15．实物期货交易。购电商或售电商如想交易等量的实物头寸，必须向交易所提交一份请求。

篇4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

现在银行出现的资源配置问题以及影子银行规模的急剧泛滥起源于监管套利。事实上，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国家给出的4万亿投资就导致当年的新增信贷达到10万多亿，信贷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在过去五年里从120%升至近200%。

一方面这笔资金的投入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但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其一就包括股市自2009下半年到今天的狂泻不止。与此同时，老百姓的存款到了银行没转出去，银行没有向实体经济注资反而通过信托等表外业务中的理财产品（影子银行）进行获利，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影子贷款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增至约28 万亿元人民币（与GDP 之比达50%），这就促成了资金的“空转”现象。

改革的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是关键。如今庞大的影子银行规模就源于金融机构绕过监管的套利行为的叠加，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之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要控制信贷规模的投放就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各个商业银行整改其银行的资源配置办法。光靠管制存贷利差是不够的，现在银行内部出现的是金融资源的错配，实质上就是资金的来源越发地短期化，资金的回流越来越长期化，某些银行和中介机构便利用银行间市场出借资金或者把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当下宏观数据中M2与GDP的比值在不断地扩大，到今年一季度，M2与GDP的比值已近200%，这意味着货币投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不断减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量的社会融资其实并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糟糕的是实体建设变得很难得到金融的支持。

现在的情况是，地方投融资贷款很多是通过融资信托拆借来保证项目资金链不断，然而地方平台民营经济融资难、贵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源于银行自身信贷的控制力度不够，采取的表外套利行为居多导致形成的。目前来看，市场上的金融中介增多，而这些机构相互间都有“渊源”，像银行会介绍信托公司去做项目，银行链上的利率太好挣了，这样的“资源共享”就造成“金融寻租”这样的腐败情况。套利行为屡见不鲜。

另外，虽然一方面我国的股份制银行在全球的资产排名非常靠前，但是工、农、中、建90%的利润贡献都是来自国内，国外利润比例很低。国有制银行应该学部分盈利都来自于海外的比如汇丰银行，积极加入到国际并购中去，通过利率市场化，加入全球竞争，而事实上现在也是参与海外并购的好时机。

如何提升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更多地考虑如何将利率改革与中国现有货币信贷现状相融合，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选择和节奏安排上也非常重要。

截至目前，美国、日本等推行最优贷款利率机制的国家或地区均已实行商业银行自主报价。显然，商业银行分散化的自主报价较好地反映了各家银行对市场竞争态势、自身成本收入结构和利差变化情况的判断，避免了官定利率不能真实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弊端。在各家银行自主报价基础上，央行或其他机构通过公布统一的最优贷款利率，在兼顾不同银行的利益诉求的同时，还可以尽量避免银行业因过低报价而出现“价格战”竞争。未来依然要鼓励理财产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要继续规范其边界，利率市场化则是让资本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积极培育两级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自1995年起就开始呼吁进行监管改革。但当时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现在看来，地方金融风险日益突出，监管改革越来越多地受到认可。要更多地让地方成立金融办，给地方政府在金融方面更多的权利，采取各地“自扫门前雪”的办法增加地方金融办的监管权。

在美国，保险（放心保）公司都是在州一级注册，联邦政府不管。我国保监会成立已经十几年了，保险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并没有怎么提高，保险工具发展仍然很落后。银、证、保三会应该加快把机构的审批权下放给省一级，自己更多的是制定法规、监管检查。但是监管层对于金融产品的审批要加强，监管部门应该更多地对金融产品的各个功能进行审批而不是以机构为出发点，比如应当根据他们各自的职能把资本市场的产品交由证监会审核，保险产品由保监会负责。现在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如果有产品找的是证监会，实际上就是产品和机构相互割裂的“一条龙”体系。像PE/VC 这个行业，做基金的要到发改委注册登记，但是首先需要得到保监会的同意才能继续，这样就阻止了很多机构的进一步审批。同时，监管层还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这样单一的监管的策略也不利于行业发展。正在兴起的金融租赁的审批也该放开。目前金融租赁只有银监会能审批，商务部的金融租赁又不被视为金融机构，只能去贷款做租赁使得他们的业务成本高，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对比实体经济来讲，金融租赁不仅仅是一个融资手段，不仅仅是一个优化财务结构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设需要魄力

加快金融市场的多层次建设，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只有两个交易所，资本交易市场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现在要加大创新创业型企业、扩大PE/VC领域的政策研究。我们现在的主板市场就需要改革。我国的IPO的发行体制亟待整改，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而取消IPO的审批制度就取决于监管部门的认识和胆量，放开IPO审批制度并不可怕。以前计委对于每一笔信贷都要进行审批。在1998 年决定取消审批步骤时大家就担心会不会出乱子，但事实上信贷市场之后就好多了，银行开始直接选择项目、自主定价，这是走向市场的一个很重要、关键的一步。

银行利率不市场化，导致贷款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反差，由于企业债券利率大大低于银行贷款，债券期限又长，造成债券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债券发行长期依靠审批或变相审批管理，只能选择低风险或者无风险的大型企业或政府项目，债券发行也难以真正市场化，中小企业难以到债券市场融资，直接融资难以发展。

重新布局地方金融网络

要让中小企业民营资本在金融市场的比例加大首先就要降低银行的准入门槛，引进更多的竞争者，这将不仅有利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也有利于增加金融服务供给，使其更好地服务好实体经济。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数量不足。在新疆喀什就有银行未能服务好实体的现实状况，当地国有制的银行给予地方项目的贷款太少，放出的资金只有30%，吸存却达到了80%、90%。扩大发展当地的信用社，重建地区的金融网络开展民营金融机构的布局，比如在陕甘川、新疆等西部地区把国有制银行的地方营业网点卖给民营机构，多在县域地区进行试点，组建区域性的信贷公司和小微银行。多组建此类机构让他们在当地进行融资和放款。否则，中央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全国19个省市对当地的对口支援，还赶不上全国性商业银行从当地吸走的资金。所以应该重新构造金融网络的布置，而这个也可以和市场金融的准入，放开民营金融结合起来，而这可能对于实体经济进行更多的支持、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等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用并购贷款“调节产能过剩行业”

总理在6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了“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这一改革事项。

这其中提到的并购贷款，（所谓并购贷款，即商业银行向并购方企业或并购方控股子公司发放的，用于支付并购股权对价款项的本外币贷款。是针对境内优势客户在改制、改组过程中，有偿兼并、收购国内其他企事业法人、已建成项目及进行资产、债务重组中产生的融资需求而发放的贷款。并购贷款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项目贷款。普通贷款在债务还款顺序上是最优的，但如果贷款用于并购股权，则通常只能以股权分红来偿还债务）

然而我国并购融资制度并不完善。《贷款通则》等法规规章实际上禁止金融机构为股权交易的并购活动提供资金；对企业债的发债主体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同时，债券的发行还有年度总额度的控制，利率水平的管制和用途的限制；权益融资方面，我国由于公开发行需要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核准，效率较低。像并购贷款这样的杠杆性金融融资办法必须要有杠杆作用，这是一种开创性办法。

篇5

人民币国际化的提出由来已久,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直至2009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综合实力和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复杂的漫长过程。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金融衍生产品比较匮乏,以及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尚未实现等,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一、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支撑

一般来说,货币要实现国际化,需要一系列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稳定;二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三是进出口量占据全球的较大比例;四是货币币值稳定,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投资者对该国货币的币值比较有信心;五是拥有深入开放的金融市场;此外,还需要有相对比较宽松的资本账户管理政策。

在这些条件中,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支撑。美元之所以远远超越其他货币,在全球占主导地位,除了经济实力外,美国金融市场要比其他市场,尤其是欧洲金融市场发达是主要原因。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货币国际化提供支持,主要原因是一国货币国际化后就将有大量的货币在国外流通,这要求该国的金融市场在国际上为货币的流动提供服务。只有健全完善金融市场的支持,货币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地顺畅流动。[1]于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就成为货币国际化的前提,也成为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运行载体。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而也对该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有所影响。如果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性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远远不能适应本币国际化的要求,而盲目实施不切实际的本币国际化的方针,那么就极容易导致金融泡沫膨胀和经济衰退的结果。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为本国货币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平台;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要在一个较发达的市场上来行使其交换及支付的职能,如果没有发展完善的金融市场,那么货币国际化将缺少推进的基础,也只能成为空谈。同时,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将使更多的结算和融资通过该国市场,利用该国货币进行,从而提升该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情况

1、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深度和广度不够。真正成熟的金融市场的标准是:好企业可以随时通过丰富的融资产品与渠道进行融资;长期投资者能够得到合适稳定的回报;市场价格基本合理;市场参与者遵守规则。但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人民币“投资池”尚未形成;国内一级和二级市场、场内和场外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割现象;同业拆借利率尚未成为引导整个利率体系的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等。总之,我国尚未形成一个高度开放、规模巨大、品种繁多、赢利性和安全性达到规范的适应货币国际化要求的金融市场。

2、利率和汇率缺少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和时间价格,汇率则是货币的交换价格,两者应分别由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否则就会被压制或是被扭曲,从而导致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压制和经济行为的扭曲。如果利率不能反映真实的货币借贷市场的供求,并以真实的市场利率引导其他金融商品的价格;如果汇率不能真实反映本币和外币的供求,并以真实的市场利率参与国际经贸往来,该国货币就难成为国际货币,并承担起国际货币的职能。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利率、汇率市场化的进程受到诸如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能力、央行宏观调控能力、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防范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3、金融市场主体竞争力较弱。发达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央行有效执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基石。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主体仍为四大国有银行,虽然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革,但在整体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能力上仍和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观念和行为模式仍旧阻碍着国有银行的国际化进程。

4、金融风险防范的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包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有部门金融监管职能。但是,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通常只注重国内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而对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还需加强。特别是随着货币国际化的加快,本币的流出也将日益增多,而境外本币的增加会使得市场投机因素增多,容易造成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时期削弱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用,甚是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和失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它们对我国造成的直接冲击不大,但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我国金融风险监管体系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5、金融市场尚不完备。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是很不完备的,除了传统的银行信用间接融资外,仅仅局限于同业拆借业务和票据承兑业务,发展很慢。主要表现在: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投资欲望和价值观念;银行没有企业化,信贷资金尚有供给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尚不发达,信用工具缺乏.现有证券的不流通;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准确及时的投资信息,资金得不到合理流动;金融立法、章程残缺不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等。

三、加强金融市场建设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支持:

1、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坚持将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作为重心,进一步扩容我国债券市场、丰富和发展我国债券市场的品种、加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力度,为境内外人民币提供交易和投资的“资产池”。相对来说,债券市场融资便利程度要超过股市,融资效率较高。很多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甚至超过了股票市场。因此,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要以推进产品创新和制度建设为重点,以增强市场功能为着力点。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同时,重视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等的协调发展,建立完善各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渠道,使各市场之间联通互动,提高金融市场整体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样才能适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需要。

2、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市场参与者结构,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参与国际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支付清算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对于金融市场的效率和资金的安全性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强势货币,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支付清算体系的国际化也显得日益迫切。为此,应该加紧制定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并注重吸收最新科技成果,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应组建统一高效的金融服务结算服务体系,构建与国家支付系统全面对接的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金融交易结算平台,形成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竞争力;还应当完善有关清算制度安排的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健全、清晰、透明的法律框架。

3、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外汇市场发展。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当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其他国家和居民持有的该国货币的量到达一定程度时,该国政府就要承担资本项目可兑换义务。随着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开展,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经加快,因此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强外汇市场自身建设,培育货币经纪公司,引入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促进外汇供求结构的多元化;增开人民币对世界主要可兑换货币的外汇交易业务,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不断丰富外汇交易品种;适时推出外汇期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避险服务的功能,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自主定价权。

4、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

应加快推进境内居民到境外发行外币债券、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落户、中外合资建立金融机构等方面。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已开展,因此应逐步开放非居民拥有的人民币债权对国内市场的投资功能,这会使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虽然近年来股票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制度性因素等各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发展仍然不足,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另外需要大力推动和发展债券市场。相对来说,债券市场融资便利程度要超过股市,融资效率较高。很多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甚至超过了股票市场,我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打破体制上的制约。同时,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器要,必须从人提高金融千部、职工队伍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为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做好人事上的准备。

5、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

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的手段之一。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要建立在中央银行制度比较发达、控制能力较强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中央银行调控手段尚不完备,也不配套,中央银行本身的力且也很脆弱,倘若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中央银行是很难驾驭得住的。因此,目前中央银行应着力应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贷款利率这样二个工具,来控制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完善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在增强中央银行自身能力的基础上开放金融市场,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贯彻紧缩和松动银根的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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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协调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与商业银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积极争取商业银行总行对海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引导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流向重点领域，重点安排德令哈政权建设项目融资和州内重点项目融资。充分利用各商业银行总行给予青海的优惠政策，争取加大对海西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有效保障全州重点项目建设。

推进州内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加强与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制定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来海西设立分支机构，全年力争在德令哈市、格尔木市新增融资担保机构各2家、小额贷款公司各2家、典当公司各1家，力争引进l家证券公司在德令哈市设立营业部。积极与省保监局沟通协调，争取在海西州设立保险业监管分支机构。进一步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全力推进格尔木农商银行、柴达木农商银行的组建工作。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努力为全州县域经济和“三农”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加快推进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推动海西地区资产雄厚、盈利水平较高、市场前景广阔的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力争年内培育推进上市企业1家，储备15至20家上市后备企业。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利用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融、信托等多种金融工具融资，重点推进企业发行债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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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又正值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经过二十年风雨洗礼，中央结算公司积淀了不少经验和优良实践做法，客观上值得总结、提炼和发扬；经过二十年团结奋斗，公司创造了不少辉煌和中外同业瞩目的成就，需要升级再上台阶；同时，经过二十年生动实践，公司加深了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规律性认识，需要在新基点上再出发。公司历史上不同时期有过战略性文件，在公司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次规划适逢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并与公司过去的战略相接续，既体现了延续性，又体现了创新性和发展性。在酝酿和制定过程中，公司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国家“十三五”规划要求，把握新形势和新趋势，在研判发展境况与自身资源条件的基础上，遵循金融基础设施原则并借鉴国内外同业实践。新的战略规划旨在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定位，确立公司新时期发展目标，明确战略任务，优化发展方式，凝聚发展动力，指引公司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事业中持续做出新的贡献。

《债券》：中央结算公司与中国债券市场相伴而生、相进相长已近20年。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核心构成、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支点，公司是如何在债券市场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与创新推动作用的？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成立于1996年，此前，中国债市是分散的，秩序混乱、市场运行管理成本高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司就是为了中国债券市场统一安全高效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为中国债券市场这一金融核心基础市场发展完善服务是中央结算公司的天赋使命。自成立之日起，在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公司忠实履行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职责，以服务市场、服务监管为宗旨，参与了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培育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性与开创性的贡献。

一是开启了中国债券无纸化时代，形成了债券集中统一的登记托管体系。中央结算公司成立后即在国内率先推出了债券无纸化中央登记托管体制，结束了我国有纸债券分散托管的历史，维护了国家信用和金融稳定，并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透明高效的一级托管模式。实践表明，实行这一体制在大幅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债券发行和交易的成本与风险，为日后我国债券市场的高速和规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创建了支持报价驱动交易的安全便利的结算模式。中央结算公司吸收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自主设计，一体化构建了适合机构参与的批发市场服务模式，以及适应散户参与的柜台服务模式，并精心设置了风险防控机制，为各类投资者进入市场准备了便利、安全的通道，在有效维护债券托管与结算秩序的同时，创设了提高市场开放度的必要条件。事实证明，这套服务模式有力支持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债券主体市场。

三是开创了债券远程招标发行的先河，确立了债券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1998年，中央结算公司在国内率先建成债券远程招标发行服务系统并投入应用，实现了债券发行的市场化与规范化，推动中国债券市场进入了新的阶段。公司自主建成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集债券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付息兑付、信息、担保品管理等各项功能为一体，为市场提供了债券全生命周期的完整配套服务，进一步有效降低了市场运作成本和功能衔接与数据交换风险，实现了中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四是建立了国内首个券款对付（DVP）结算机制。在央行推动下，2004年中央结算公司的中央债券综合业务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实现联网运行，建成使用央行货币的全额实时券款同步交割结算机制，根除了债券交易中的结算本金风险，同时债券自动质押融资等机制也为支付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是中国金融基础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

五是率先编制了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中央结算公司基于中立地位和资源优势，在1999年编制了全球第一条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随后，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基准，陆续自主构建成包括各信用等级债券收益率曲线、估值、指数、风险值（VaR）等一整套反映人民币债券市场状况的中债价格指标体系，有效促进了债券公允价格形成和市场透明度提升，支持了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公司在国内开辟了金融资产第三方估值市场，在全球首创由中央托管机构提供第三方估值的范例，并直接顺延为各债券组合计算个性化指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认可。

债券市场的发展成果凝聚了各相关方面的心血与努力，中央结算公司作为其中一员坚持精耕细作，夯实了市场底层架构，并成功经受住了发展的检验。

《债券》：20年辛勤耕耘，20年开拓创新，中央结算公司倾力服务市场硕果累累、贡献卓著，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公司不断努力构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并打造形成了七大核心服务平台。水董事长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七大平台的情况？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作为系统重要性机构，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持续、精准、协同发力，打造形成了七大核心服务平台。

一是债券市场运行平台。中央结算公司构建的债券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在不断降低操作风险与成本的同时，成功支持了债券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和各种创新的落实，能够实现跨市场统一互联，促进市场透明度和标准化建设。自成立以来至2016年10月末，公司累计支持各类债券发行超过90万亿元，办理交易结算超过3700万亿元，付息兑付近60万亿元，登记托管债券类资产42.5万亿元，约占债券总量八成。

二是支持宏观调控的政策实施平台。自1998年中央银行正式开始实施货币间接调控起，中央结算公司即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持，截至2016年11月中旬，累计支持央行票据发行和公开市场操作约80万亿元；累计为24万亿元的政府债券提供全周期服务，支持中央及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超过4万亿元；为企业债券提供发行技术评估、集中发行支持和信用体系建设服务。

三是金融市场的基准定价平台。截至2016年11月中旬，中债价格指标每日各类曲线1300余条，估值4万余条，债券指数60余只，各项数据指标约400万个，已成为相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的重要参考指标，以及监管部门市场监测的有力工具，被市场机构参与者广泛采纳用于投资管理实践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要求后，财政部官方网站了中央结算公司编制的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2015年，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比较论证后，中债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代表性利率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利率篮子。“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的任务要求，可以预计在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中债价格指标的作用将日趋重要。

四是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中央结算公司历来以维护市场的安全稳定为己任，在所有业务服务模式的设计中始终贯穿了操作及相关风险的防范机制，多年来从未因业务处理环节存在缺陷而造成市场的风险与损失。同时，公司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不断探索为市场建立更为丰富的风险管理机制。公司提供专业化、智能化、集成化的担保品管理服务，中央担保品管理系统目前已广泛应用，为各类金融交易，中央银行、中央及地方财政和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性操作工具以及支付系统的运行提供安全保障。截至2016年11月中旬，中央担保品管理系统管理的债券担保品余额已超过11万亿元，日益成为金融市场流动性中枢和风险管理中枢。中债价格指标的个性化深度应用为机构内部针对自身组合识别和计量风险提供了有力工具。在服务监管方面，公司始终有效履行一线监测职能，为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提供依据。

五是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平台。中央结算公司为国际金融机构来华发行“熊猫债券”提供支持，为各类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债券托管结算服务。截至10月底，各类境外机构开户370家，持有债券约7500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境内债券的90%以上。中债价格指标被境外央行、国际组织及金融机构采用，中债指数ETF产品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上市。根据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公司参与了中国债市对外开放升级版的研究。此外，公司在上海等地布局，积极支持自贸区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六是债券市场创新研发平台。中央结算公司积极配合债券市场的创新建设，为国内引入新券种和新交易方式提供研发支持。公司承担了多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咨询工作，并配合央行等市场监管部门完成多项重要课题。公司定期的债券市场年报、理财市场年报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公司主办的《债券》杂志是国内唯一的权威债券专业期刊，中债网络培训平台是国内首个证券领域在线培训平台。

七是多元化金融市场服务平台。在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央结算公司陆续为信贷流转、信托产品、理财产品提供登记等基础，组建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和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等相关机构。截至2015年末，公司登记各类金融产品总量突破70万亿元，在保障市场健康发展、提升监管有效性、维护投资者权益、降低金融市场组织成本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盘活金融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准备了条件。此外，公司推出中债金联系统，为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和理财业务管理提供支持。

伴随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金融市场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功能与门类日渐丰富。中央结算公司始终坚持遵循规律、把握趋势、超前准备、厚积薄发，以不断创新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金融基础设施的到位支持。

《债券》：作为创立最早的市场中介机构，中央结算公司历经多年服务市场、服务监管的不懈努力，自身目前也进入黄金发展期。很多市场人士都有这样的评价，水董事长对此认可吗？公司在未来五年要实现怎样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水汝庆：我们理解黄金发展期就是战略机遇期。从外部环境看，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紧迫，需要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金融改革方向可概括为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些战略部署总体上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也为中央结算公司发展营造出更好的环境。国家经济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深化目标，就是利用当代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围绕这一目标，在各类金融产品的流通转让、债市支持实体经济以及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中，公司多年积累的资源将发挥关键性支持作用，发展前景空前广阔。同时，当代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创新层见叠出，为公司拓展新的服务领域与方式，实现更大范围的综合经营提供了更多可能。可以说，未来五年将是公司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6―2020年期间，在“十三五”规划的战略引领和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中央结算公司将继续以“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基础服务”为使命，坚持“诚信、责任、服务”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懈努力和自我超越实现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即将公司建设成为安全高效、开放透明的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服务机构。到2020年，公司的关键运营目标要全面完成，并以国际证券结算标准为指引，与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和重要性信息系统地位相适应，核心系统可用性达99.99%以上；客户满意度保持优良水平，综合服务性价比持续提高。公司系统和业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建设要取得重要成果，实现跨市场、国际化拓展，提高系统平台的兼容性，并以规范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为抓手，通过采标、达标、创标推进公司的标准化建设，提高市场和公司透明度。通过未来五年的发展，公司的国际影响力要显著提升，与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实现亚太主导、全球合作，成为相关业务领域的区域示范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合作的重要节点，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一批实质性成果。

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中央结算公司将坚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国家金融战略导向。公司要通过基础设施服务，推动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水平，促进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助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实现国家金融战略目标。二是坚持遵循客观规律。要以金融市场发展规律为准则，国际经验与公司实践相结合，落实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标准，科学布局，确保公司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三是坚持客户需求为中心。公司是市场化企业，要以客户为中心，需求主导，创新驱动，服务市场，切实维护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发展顺应市场需求。四是坚持推动合作共赢。在外部合作中要开放包容、共商共建、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与国内外机构共同应对市场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五是坚持践行社会责任。公司在发展中要秉承中立的金融基础设施定位，服务市场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市场效率，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增长。

我们要紧紧把握住国家战略机遇，承接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金融战略需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强化和拓展中央托管结算体系，巩固并发展核心基础优势，以此为依托，立足金融基础设施职责定位，顺应国家发展新理念和市场发展新需要，持续开发和深化创新业务，推进“两个转型”，即实现由单一的债券登记托管向全方位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转型，由单一对接债券市场向对接多个金融市场转型，落实“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要求。

《债券》：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新常态下的经济金融新形势，以及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不断深化，无疑都对中介服务机构与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需求、新挑战，公司是否心存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公司将如何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来应对？

水汝庆：“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但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显现，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使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在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市场要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落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而要做好不同层次金融市场间的制度衔接，形成有机联系的市场体系，离不开安全、高效、统一、规范的金融基础设施安排。自党的十以来，国家重要文件相继提出有关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提升到国家金融战略高度。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需要中央托管结算机构在支持市场发展和创新、监测和控制风险、保障市场运行安全和提高市场效率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无疑给中央结算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清醒地认知所面临的挑战，并将悉心筹谋，务实应对。未来五年，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央结算公司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框架，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对公司发展提出新要求；二是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标准愈加严格，人民币离岸市场日益发展，公司的国际化基础面临更多考验；三是随着公司业务拓展，监管要求和客户类型呈现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对公司的服务内容和形式、技术支持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四是根据国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需要进一步加强公司现代化治理机制建设。公司需要在恪守中立、忠实履职的同时，进一步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增强战略定力和灵活应变力。

应对挑战，中央结算公司要进一步发挥在发展进程中积淀的优势，主动适应新常态、寻求新突破，推动各项业务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这些优势包括：一是声誉优势。在长期实践中，公司树立了可靠便捷、务实高效、中立专业的服务形象，深得用户信赖。二是综合平台优势。以债券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服务体系为依托，公司培育了一批潜力深远的服务产品，且可在创新品种上快速复制应用，规模效益显著。三是客户资源优势。公司的客户种类丰富，覆盖面广，客户基础扎实，客户关系良好。四是人才优势。公司打造了一支专业、勤勉、敬业的团队，可胜任难急多重的创新任务，是公司在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保障。

近些年，中央结算公司坚持统一登记托管这条工作主线，敏锐把握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确立了“两个转型”的发展路线，在此指导下，公司不仅核心基础业务均实现连年稳定增长，作为债券市场核心基础设施平台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的部署初现成效，多元化布局逐步完善，集团化架构稳步构建，国际化战略加快推进，这些都提高了公司的竞争优势，为公司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发展中的诸多挑战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必须不忘初心，坚定信心，以此战略规划为发展路线图，继续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债券》：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央结算公司走过的是一条从单一发行登记托管机构，到逐步多元化格局的开拓、创新、发展壮大之路。请问水董事长，未来多元化仍旧是公司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吗？除此以外，公司还将在未来五年内完成哪些战略任务？

水汝庆：中央结算公司从国债集中托管起步，持续深化核心服务领域，大力开拓创新业务领域，逐步发展成为各类固定收益证券的中央托管机构，近年来又逐步拓展到一些金融资产。但多元化仍是公司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公司提出的多元化是坚持专业化基础上的多元化，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拓展的概念。我们要坚持统一登记托管结算的主线，持续推进“两个转型”，发挥公司专业化和规模化优势，提升服务精细化和标准化水平，不断在产品、市场、服务、客户、资本等多维度取得突破，培育打造公司新的增长极，巩固公司在促进金融基础设施整合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引领作用。

为实现多元化战略任务的要求，我们要做好以下六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与完善债券核心基础服务功能。这就要求继续做优、做实、做强发行、登记、托管、结算等核心基础业务。如：构筑功能完善的发行服务体系，支持债券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建设，拓展政策性操作功能；建立跨市场多产品的统一登记托管体系，支持债券市场统一互联和跨市场交易，支持柜台市场发展，研究拓展税务和企业行动服务；打造开放包容统一的结算体系，建立全面支持多产品、多币种、多渠道的DVP结算机制，完善结算风险管理机制等。二是增加中债价格指标产品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品牌，打造新一代中债价格指标系统，加快产品系列化、国际化建设，拓展产品分类和应用。三是打造担保品管理服务升级版。提供多功能、跨市场、国际化的担保品管理服务，打造中债担保品管理品牌，拓展担保品管理服务领域和功能。四是拓展金融产品综合服务领域。深化贷款市场服务，拓展理财市场服务，参与信托市场建设，加强中债金联系统建设，支持创新产品和金融资产流转结算和非标资产流转平台建设。五是深化创新研发服务。打造专业特色智库，形成多层次智库体系，深化政策对策咨询，支持建设创新型公司发展、大国金融改革创新和多层次金融市场监管需求。六是强化数据服务功能。提升数据对公司品牌、话语权及影响力的助推作用以及对业务、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支持。

中央结算公司未来五年有三大战略任务，除多元化外，还要在集团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上取得突破。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参多控，三地协同”的集团化企业架构，下一步要抓住集团化拓展和集团化管理两个重要方向，加强资源协调和组织合力，打造金融基础设施综合服务集团，实现集团综合实力跨越式发展。实现这一任务目标需要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一是优化集团组织架构。通过事业部和分支机构的设立，加快金融基础设施集团组建，拓展服务区域，提高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二是推进战略协同。集团内部要实现战略高度协同、管理高度融合、资源高度共享。要形成完整的集团战略规划体系，出台集团管控指引，提高集约化运营水平。三是打造集团客服新模式。建立涵盖客户支持、客户信息管理和需求管理、客户营销的全方位集团客户服务体系。确立集团品牌形象战略，加强产品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谱系化。

在国际化方面，未来五年，中央结算公司要在金融开放前沿布局，统筹考虑人民币债券在岸和离岸市场，以国际化能力建设为支撑，有序推动国际化服务由点及面拓展，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跨境互联、辐射全球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此，我们一是要强化国际化服务能力建设，如：加强跨境标准化建设；为跨境债券投资者提供税收服务支持；实现中央结算公司服务信息英文化；积极参与多边组织建设，实现国际交流在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二是要推动跨境业务立体化布局。统筹支持在岸和离岸债券发行；配合市场开放整体布局，完善推广中央托管机构互联，打造债市开放升级版；拓展跨境担保品管理；深化跨境信息合作。三是要打造公司国际化窗口。配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筹建人民币债券跨境发行平台、跨境结算平台、担保品管理中心，对接国际交易平台，通过自贸区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业务模式。

《债券》：可以预见，实现了这些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央结算公司将跃上新台阶，公司作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将进一步提升。请问水董事长，就公司内部而言，需要从哪些方面强化“内功”，以保证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

水汝庆：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央结算公司将从以下四方面强化“内功”，为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战略保障：

一是加强党建和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建设和中央结算公司转型发展、支持国家战略实施同步谋划，把全面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机融合，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思想保障。全面加强党建工作，要求我们紧密结合公司建设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实践，深入落实中央关于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举措，提升以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加强公司文化建设，需要综合发挥党政工团组织作用，培养员工职业精神，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构建文化软实力，形成公司发展的可持续内生动力。

二是实施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人力资源各要素之间、人力资源与中央结算公司战略之间的高度契合，发挥人力资源在战略决策和执行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公司战略的有效实施。一要夯实人力资源基础，形成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二要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完善职位职级体系。三要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建立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导师制度、轮岗等机制，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四要完善人力资源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公司战略目标与员工个人绩效的有效衔接。

三是加强IT战略支撑。按照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高标准，树立运营服务思维导向，促进IT与集团战略一致并高度融合，实现“业务驱动”与“IT引领”良好互动，IT治理与IT建设并重，顶层设计与重点布局结合，通过核心掌控提升企业竞争力。一要建立IT顶层设计。完善IT企业架构，全面指导IT系统规划、建设和运营；完善IT组织机构，形成完整的IT治理体系；建立IT服务架构，规划集团统一服务目录；参照国际标准和行业最佳实践，优化IT服务和管控流程；推行集团化IT开发模式，整合集团资源，打造统一高效的基础组件和公共服务。二要紧扣新技术导向的技术路线。跟踪金融行业IT发展动向，建立组件化、平台化、面向服务的集团IT架构体系。打造新一代技术平台，兼顾安全、高效、用户友好。三要推进精细化数据路线。形成符合公司数据战略需要的大数据技术框架，构建集团数据模型和统一的业务视图。四要夯实稳定高效的安全路线。建立风险导向的信息安全架构，贯彻集团分级业务连续性管理机制要求，完善灾备体系建设，实现多活中心运营目标，支撑集团风险管控目标。五要树立全局意识的标准化路线。

四是强化综合管理。按照建设现代化金融服务集团的高要求，将长远宏观的体制改革与日常微观的管理机制优化紧密结合，协同推进，寓管理于经营，以管理出效益，以管理促发展，主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现代金融企业理念，推进公司治理体系现代化。二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和文化建设，以业务连续性为首要目标，覆盖各类风险，强化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建立全面授权管理机制，提升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为外部管理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提供有效支持。三是加强财务管理，提升财务分析的决策服务功能，发挥财务资源配置的保障作用。四是加强办公运营管理，形成适应“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需要的标准化办公体系，提高后勤保障服务能力。

《债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请问水董事长，债券市场该从哪些方面支持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债券市场也是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市场本身又该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篇8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雪10-0020-04

一、天津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意义和现实性

与北京、上海相比,目前天津资本市场发展存在上市公司数量少、盈利能力差、结构不合理、缺乏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企业等问题。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中,尽管成立了天津股权交易所和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但是前者只有7家公司挂牌交易,后者仅有20多家企业(包括外省市企业)挂牌寻求融资。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挂牌的企业,由于政策限制,仅能在少量的机构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限制了企业融资规模。另外,由于天津还缺乏企业债市场,而主板市场和中小企业板市场门槛又相对较高,也使得大多数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进行间接融资。

天津市曾提出,增强天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的能力,在上市公司数量和直接融资规模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力争到2010年天津的上市公司总数超过80家,各集团总公司和区县有两家以上上市公司,填补有关行业和区县没有上市公司的空白。但由于国家监管部门调整政策、减缓企业上市融资审批和停止机构设立审批等客观原因,天津市企业上市步伐有所放缓。天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满足资本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的多层次化的要求

从资金供给方来说,由于风险偏好的不同,投资者也是具有不同层次的。但是,中国仅有单一层次的主板市场,该市场对公司上市和交易的风险标准是统一的,从制度上无法为不同风险偏好者提供足够多种类的投资品种和交易场所。从资金需求方来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规模的、不同风险状况的企业对股权融资的需求不尽相同。但受诸多因素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出现了高度集中化的倾向,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排斥一部分融资者而向具有优势的融资者倾斜。特别是在为国企服务的主导思想下,市场必定只会为大企业服务而将众多的中小企业排斥在外。

(二)有利于提供优化准入机制和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从非证券资本市场到证券资本市场,从场外市场到创业板市场、主板市场,入市标准逐步严格,企业素质也呈阶梯式上升,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市场筛选机制。一方面,在下一级市场上挂牌交易的企业经过培育,将会有优秀企业脱颖而出,从而进入上一级市场交易;另一方面,对于长期经营不善,已不符合某一层次挂牌标准的企业,则通过退出机制,退出到下一级市场交易。这样形成一种优胜劣汰机制,既有利于保证挂牌公司的质量与其所在市场层次相对应,又能促进上市公司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三)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通过改善上市公司质量、满足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吸引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额度,从而降低金融风险。而且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规模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会逐步形成风险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子市场,风险承担主体呈现多元化,有利于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分散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基于增量突破的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分析

(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通过尽量改进各个目标,一直达到某一程度,此时任何一个目标的改进要以恶化其它目标为代价。这一状态,就称为帕累托最优。借鉴帕累托最优概念,可以从有效利用初始金融要素资源可能性的角度提供一种评价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资源配置绩效的思路:即当不再有其他的组织金融产品创新和虚拟经济发展对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使一部分消费者的福利改进却同时又不降低其他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则该配置就是有效地利用了全部金融资源并且充分发挥了金融创新的技术能力,从而表明其运行结果是最优的。

假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包含了家庭金融、公司金融、政府金融和涉外金融等m个消费者(i=2,…,m),N个金融机构(h=1,…,N),s种金融产品(k=1,…,s)和n种初始金融要素(j=2,…,n)。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达到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必要条件是:(1)反映交换的需求驱动下的现代金融的效率,即对任意两个消费导向需求驱动下的任何两种金融创新产品(X和Y)对于消费者(A和B)的边际替代率相等:MRSAXY=MRSBXY;(2)代表生产的供给驱动下的传统金融的效率,即任意两种金融要素投入品(X和Y)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任何两个金融机构而言,边际替代率相等:MRTAXY=MRTBXY;(3)生产与交换的效率。即在(1)与(2)中的任意两种金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它们的边际转换率:MRSAXY=MRSBXY = MRTXY。

虽然上述分析较为理想化,但实际上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有效率制度的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允许那些创造了利润的人分享利润。而适度规模的虚拟经济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形成了一种机制上的激励。在这一机制的激励下,人们将具有尽量接近上述“边际度量”的欲望,于是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渐进意义上不断改进自己的效率。而这个以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平均度量”不断逼近竞争均衡下“边际度量”的过程就是所谓“市场化过程”。实际上,正是那些看到了金融创新机会的人想要占有未来利润的冲动推动着金融市场体系在微观层面上不断逼近上述两两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的效率条件。

(二)以实现“渠道通畅”和“层次递进”作为拓展增量空间的基本目标

天津金融业发展的目标是建设与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是由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现代化的金融工具、结构合理的金融组织、层次递进的金融市场、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序竞争的金融环境所共同组成的,能够满足融资者和投资者多元化需求,与国际化标准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郭庆平,2008)。对此,建议是以实现自身金融市场体系的“渠道通畅”和“层次递进”为基本目标,在空间维度上贯通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相互传导,在时间维度上加强即期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互动联系,在结构维度上力争先行突破实现特色市场发展的层析递进。在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基础上,沿着“定价交易中心后台服务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脉络分析金融集聚的空间结构效应(“金融支点金融增长级金融中心”),不难发现从处于金融发展的近期规划着手,通过探讨引导金融支点集聚、强化金融中心城区的服务业功能并且培育服务职能分工体系、进而促进内外圈层金融产业整合和垂直分工、引导外圈多个自立性子区域金融产业功能的集聚与发展、培育更为均衡的城市金融网络并采取更加集权的金融行政区划结构,将有助于挖掘提高促进产业布局优化的金融绩效的具体途径。

(三)新金融资本的整合与实体经济产业组织优化

实现天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运用传统的金融方式加以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快金融创新,特别是在第二产业的产业链中,有一些环节可以进一步剥离,需要在探索产业链“工业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中强化金融服务功能。

1.中小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金融创新支持。一直以来,国内债券市场,无论是交易所市场,还是占主导地位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几乎全部都是高信用级别的产品,品种和收益率都相差不大,市场单一,而高收益的企业债、信用差异大的产品都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开放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低评级、高收益债券市场,可以帮助不同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对于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债券市场,满足不同投资风格的机构需求者具有重要意义。

2.大型制造业行业的融资租赁的金融创新支持。在制造业领域,将设计、研发、销售剥离出来,让它们各自专业分工、独立发展,从而培育出新的第三产业。通过开展融资租赁方式实现金融支持与每个环节紧密结合。

3.股权投资基金促进产融结合的金融创新支持。以金融为媒介,资本和产权为纽带,鼓励实体经济相关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并购重组,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承接大型项目建设,促进产融结合。建立和完善实体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风险投资机制,引导各方面资金投向相关领域的新项目、新技术上,促进产业优化的技术创新和科学发展。

三、以产业银行和并购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配套支持

(一)产业银行的发展对策

1.政府应以产业与金融结合为出发点,建立基于产业的、由政府支持的商业化运营法人主体,创建产业银行,打通社会产业资金流通渠道。产业银行作为独立的运营主体,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机融合的产物。它通过科学的管理标准与管理机制,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与商业运营模式,有利于扶植产业发展。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赋予产业银行充分的金融职能,放宽产业银行对外融资渠道,让其充分发挥行业内特有的把控能力,产业银行就一定能焕发出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为企业健康、稳定、和谐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2.产业银行需要政府支持,共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产业银行的建立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政府有责任与产业银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如成立 “中小企业基金”、 “行业基金”,与产业银行共同承担可能产生的呆坏账损失。按目前核心企业的坏账率水平估算,产业银行的坏账损失应该在万分之一左右,如产生一万倍的杠杆效应,政府投入的资金所能发挥的社会效应将无法估量。

3.政府应促进核心企业与金融体系的战略性合作。在这一模式下,实体经济产业的核心企业可与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互通资源、共享信息。具体实践中,金融机构可尝试向航空产业的核心企业专项投入用于解决行业中小企业融资的低息贷款,借助核心企业多年积累的行业资源优势,实现资金投放的最大社会效益。同时,核心企业向金融机构共享信用客户评价系统并及时更新行业中小企业经营变化情况,能使得银行主动构建出适用于中小企业的新型信用评价体系。

(二)并购贷款的推行对策

1.降低并购贷款的准入门槛。经济下行或低谷时期,由于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行业内公司普遍陷入财务困境,现金流短缺,资产价值被低估,从而产生了并购套利机会――低价收购的资产在经济上行和行业高峰期将释放出巨大的盈利能力和潜在的市场价值,并在未来较长时期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周期性行业中企业抵御周期、甚至利用周期的能力,主要来源于对金融战略的运用,要求并购企业必须具备充足的金融资源或再融资能力,而这恰恰是有并购意向的企业在这一波经济下行环境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可以说,企业并购贷款的放行正恰逢其时。

2.拓展并购贷款的业务范围。根据央行颁布的《指引》对并购对象的规定,可以将企业分为优势企业和劣势企业,并购可以分为四种类型:a)优势企业之间的并购;b)优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c)劣势企业并购优势企业;d)劣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前两种并购是目前政策鼓励和支持的,也是各家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第三种形式风险较大,需要慎重对待;第四种应该从发展客户的角度考虑,对这种客户是否支持,需判断可行性。但是如果后两种并购业务发展的顺利的话,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团结和谐是十分有益的,对于商业银行和企业也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3.拓宽贷款的发放对象。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下,由于销售不畅导致资金不能及时回笼,房地产行业并购重组现象日益增多,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并购贷款也寄予了较大的期望。关于房地产贷款,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指出,“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贷款只能以房地产开发贷款科目发放”,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对有实力有信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兼并重组有关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和相关金融服务”。银监会《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没有具体说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否发放并购贷款或者搭桥贷款,如果可以再保税区试行对房地产企业的并购贷款,将能够味房地产企业的整合,规范市场起到重大的作用。

四、金融风险防范的重点措施

(一)完善金融监管,加强市场自律

伴随天津金融创新不断深入,需要监管部门积极的鼓励和配合,有效规范金融创新活动,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水平。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构建有助于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对于金融创新活动处于初步阶段这样一个事实,要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简化准入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基本原则是“区分风险,允许探索,加强管理、逐步理顺”。要区分金融创新内容的风险状况,鼓励金融机构探索新产品、新的组织形式,给与他们试验的机会。监管部门的风险防范要体现到新业务的具体流程中去,通过沟通、协调,揭示其中的风险,及时纠正,实现创新和防范风险的良性循环。市场既是竞争的场所,同时也可以实现一个自然的监督机制。因为市场本身就从不间断地对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进行着监督。所以各经济体都日益强调市场约束。如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实施、2001年《新巴塞尔协议》的颁布以及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出台,使市场约束受到高度重视。各国监管当局正采取各种方法将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具体措施上包括加强市场信息披露、注重信用评级等,通过积极推行银行信用、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市场信用观念,提高信用意识,发挥市场制约作用。此外,金融业自律也是市场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加强内部控制,完善风险管理

从手段上看,需要建立由董事会、高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组成的风险管理系统。包括健全的组织机构、恰当的职责分离,明确划分机构内部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建立起对业务经营活动计划、执行和控制的适当机构,在管理人员和执行人员间设定明确的辖属和报告关系,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审批制度,对越权行为予以严厉处罚;通过机构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内部控制,督促稳健的经营方针的贯彻实施。其次,要加强内部信息的透明度,强化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外界的监督。针对基层分支机构管理薄弱环节的问题,应集中资金管理权、贷款审批权,进而强化金融企业统一法人制度。针对开发商信贷和住房消费信贷等方面的风险问题,应完善授权授信、审贷分离、贷款三查等信贷管理制度,落实问责制。

(三)深化金融创新支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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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上海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银行体系，集中了三千多家中外资银行机构；上海集合了金融市场的主要门类，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权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都已建立。其中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全国都是唯一的；上海证券市场是国内最重要的证券交易市场，成交金额约占全国的80％；基本确立了上海在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根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总体思路是实行“三步走”战略，即到2005年，打好基础；到2010年，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近期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回归A股对沪指的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汇率的灵活波动、资本市场充裕的资金供应都充分体现了当前发展的大好环境。

尽管处于如此有利的发展时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在金融市场规模、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生态环境、金融效率等方面，上海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达到与诸多老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竞争，采取寻常的金融中心建设路线显然是无法实现的。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崛起不在于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而在于利用机会，抓住优势，重点突破。

寻找突破点就在于找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对优势所在。通过对金融市场规模、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生态环境、金融效率等指标的分析，相比而言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规模上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和影响力，所以将股票市场作为突破点，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

一、确立以股票市场为突破点的依据

(一)中国的股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股票市场也日益繁荣。截至2007年12月17日，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1532家，沪深市场A股总市值达29.35万亿元，占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比例超过6％，中国证券市场一跃成为市值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全球第四大市值市场。

其中，上海股票市场发展迅速。截至2007年11月30日，沪市股票总市值为24.3万亿元，上海股票市场总市值在亚洲地区排名第二、全球第六。2007年1至11月沪市股票总成交金额为28.6万亿元，日均成交1287亿元，是2004年日均成交金额的11倍。沪市股票成交金额已超过香港，仅次于东京证券交易所，跃居亚洲第二位，全球第七位。

在市场筹集资金能力上，截至2007年11月底，中国企业通过沪市筹资总额高达5651亿元。2007年的新股IPO数量为120只，合计募集资金高达4469.96亿元，是2006年新股IPO募集资金量的2.7倍。中国石油IPO融资规模达到668亿元，创2007年IPO记录。中国石油上市后市值一度达到全球第一，而且，随着中国石油等大盘蓝筹股的发行以及再融资的活跃，2007年A股市场融资规模达到全球第一。

沪市市场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股票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截至2007年11月30日，沪市股票总市值为24.3万亿元，相当于2006年GDP的115％，流通市值达5.5万亿元。

同时，沪市上市公司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大有提高，总市值在100亿元以上的公司已有210家，其中中国石油以501万亿元居于首位。2004年底，沪市流通市值超过100亿元的上市公司只有6家，2007年底猛增至96家，其总市值、流通市值分别占沪市总体的81％和62％。

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神华等一大批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成为所在行业的排头兵，这些大盘蓝筹股大幅提高了沪市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截至2007年10月31日，沪市上市公司2007年前三季度加权每股收益为0.30元，同比增长67％；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11.5％，同比增长2.5％。

(二)金融的核心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构看，全球经济发展的金融模式可分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经理投资决策和提供风险管理工具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典型代表有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而在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证券市场在将社会储蓄资源转化为企业的投资、对公司的控制和进行风险管理等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其典型代表如英国和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正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无论在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均发挥着明显强于前者的优势。美国经济超越欧洲就是得益于其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高效金融体系。

健全的资本市场能够高效的收集和传递信息，将企业的业绩信息传递给投资者，从而将市场资金引入业绩良好的企业。同时，外部控制权市场的存在和将管理层的激励与企业业绩结合的便利性，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从总体上看，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能更加高效的优化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大批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更是极大的改善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优越性更加凸显。

通常，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资本市场将更加活跃，证券市场更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并以其特有的杠杆体系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伴随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体实力的增强，以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提高，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在过渡到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方式，自2006年以来股市的极度繁荣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因此，近一个时期内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健全以股票市场为主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将是未来促进中国经济良好增长势头的重要动力之一。

(三)扩大股票市场规模。完善股票市场交易机制和监管制度是稳定和进一步繁荣金融市场的基础

对于其他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和繁荣，股票或股指是很多衍生工具所依托的基础所在，股票市场的规范和繁荣将直接关系到其他衍生产品市场的有序运行，继而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总体风险程度和市场稳定性。

股票市场日益壮大以及规范的市场运作经验将为其他市场的建设提供成功范例，特别是所形成的成熟中介机构体系将在市场参与主体辅导、监督市场参与机构方面发挥作用，为中国在短时期内快速建立和繁荣门类齐全的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完整、有竞争力的金融市场体系奠定基础。

二、壮大、完善股票市场，加速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措施

(一)扩大上市公司数量。优化上市公司结构

1、扩大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截至2007年11月底，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1532家，总市值289884，53亿元，流通市值21882，29亿元。相对于中国3000万交易活跃的股民数量和28万亿的总市值，1500多家的上市公司显然是严重不足，比例极度失衡。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出现股民的非理性投资，价格的快速上升，原因在于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规模太小，特别是上市公司数量太少，股民只能将大量资金投入有限的股票之上。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关系到股市的繁荣与否。第一，上市公司数量多，投资者可选择的投资对象较多。市场流动性越强，就越有利于吸引大量投资者和筹资者进入资本市场。第二，只有上市公司达到一定数量，才能避免单只股票规模过大而对市场整体的过度影响，避免市场的整体表现受制于某几支股票的现象。第三，上市公司中各行业公司均达到一定数量，才能更好的反应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而且能更好的促进行业内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促进行业的革新和成长。最后，上市公司达到一定数量，特别是容纳了来自国内外、各行业的大量优秀公司，证券市场才能更好的分散风险，有利于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提高投资收益。以全球最大的交易所，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NYSEEuro next)为例，截至2007年11月底在此挂牌交易的公司已超过4，000家，其上市公司总市值已达30.8万亿美元和22.8万亿欧元，超过全球排名第二至五位的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总额。日成交额约为1，270亿美元和940亿欧元。目前，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已成为全球上市交易公司数目最多的上市场所，其上市公司来自55个国家，在全球最大的100家公司中，有79家已在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上市。其中，纽约证券交易所是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首选市场。截至2007年11月，共有来自世界45个国家的424家非美国公司在此上市，代表全球10.8万亿美元市值。在欧洲，共有242个来自23个国家的外国公司在泛欧证券交易所上市。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深度、流动性最强，也是最全球化的股票市场，这一优势使交易者和投资者可以在大多数时间里享受到最好的成交价格，并使上市公司从中受益。他们不仅能直接接触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资本，而且还可以获得好的口碑――因为他们上市的地方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聚集的地方。因此。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是股票市场建设的首要任务。据中国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王建分析，中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规模取决于企业利润和市盈率。多少市盈率是合理的，目前国际上没有衡量的标准，一般用平均值15倍作参考。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估算下来中国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应是平均值的3倍。据此算来。如果中国经济仍保持8％的增速，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将达到143万亿元，工业企业利润将达到8万亿到16万亿元。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有70％的利润流入股市，而2006年中国企业的利润流入股市的不到12％，今后这一比重无疑会大幅上升。王建的研究结论是，至202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总市值会达到650万亿元，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与这一市场规模相适应，大量优秀上市公司必须迅速补充进来。

2、优化上市公司行业结构，降低行业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上市公司数量的同时，我们更应把握上市公司的结构，其中包括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和国内外公司的比例，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于采掘业、金融保险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业和机械、设备、仪表业等主要行业(见表1)。大中华区知名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顾问及投资机构清科集团最新推出的相关报告显示，从今年境内市场新上市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服务业和传统行业分别在融资额和上市数量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广义IT和生技/健康行业的上市企业数量和融资额均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但占整体比重略有下降。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家其他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在境内市场上市。与海外市场相比，境内市场上市的企业行业分布的集中度更高(见表2)。其中，服务业融资额高也主要是由于中国银行业的上市在2007年获得了大丰收。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建设银行和宁波银行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融资总计183.30亿美元。其中中信银行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主板两地上市，合计融资59.41亿美元。所以，除去银行的服务业在上市公司中的比重还是很低。综上所述。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较窄，行业分布集中度较高，与世界主要交易所的状况相距甚远。如世界知名交易所――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则非常广泛，有传统性的行业，也有科技型的行业，仅电信、科技、媒体的上市公司在美国的市值就达到了近5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些上市的知名技术公司像IBM、惠普，也有一些小型的技术公司，这些小公司也在行业内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所以，完善上市公司的行业结构，增强股市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反映，特别是增强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行业和企业发展态势的引导，是股票市场建设的重点。

3、提高股票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改变中国股市的封闭性，提高其全球化程度也是提高中国股票市场影响力，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建设、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资金流动的中心，是资金双向流动的聚散地。市场的开放性和全球化程度是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之一。从长期角度看，全球化将使A股市场与国际主要证券市场接轨，促进A股市场发现真正的市场价格，逐步消除估值的过度溢价，也有利于削弱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市场的影响。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全球化程度还不高，对外开放度很低，还没有国外企业登陆A股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资金的双向流动，在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业务的全球化方面也仍处在发展阶段。对此，中国已经做出积极有益的尝试。2002年11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即QFII正式出台。200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初构可采取各自方式，按照规定集合境内资金进行相关境外

理财投资，QDII正式启动。2007年8月，宣布“港股直通车”计划。尽管如此，中国股票市场在全球化程度上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差距还很大。在目前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下，首先允许一些国外优秀公司登陆到证券市场，同时允许一些大的规范机构投资者到海外市场进行投资，不失为对于未来资本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尝试和锻炼。逐步加强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增强资金的双向流动，对于保持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增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都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二)积极推进创业板市场的发展，构建多层次的股票市场体系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创业板市场具有旺盛的需求。截至2007年7月25日，中小板的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分别达到6269.18亿元和2050.93亿元，2007年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已突破200家，中小企业板的发展壮大为更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搭建了发展平台。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2007年12月1日在深圳“第六届中小企业融资”上首次详细披露了创业板的市场定位与制度设计，尚福林表示，设立创业板市场是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主要渠道，创业板市场要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出三个重点：重点服务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服务于统筹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重点服务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在创业板的制度设计上，尚福林表示，创业板市场要根据市场化改革原则，充分借鉴境外创业板市场成熟经验，结合中国中小企业板建设成功经验，在企业准入、发行审核、市场监管、交易运行和退市制度等方面合理安排制度创新。创业板市场在制度设计上要合理确定创业板市场的准入门槛，创业板既要降低进入的门槛，让更多的创新型企业能够进入，又不能仿效境外创业板市场的低门槛，从而忽视中国企业治理不规范、中介机构不成熟、市场投资者不够理性等实际问题。创业板要突出对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吸引力，要适应创业企业的特点，上市公司要体现成长性、创新性和行业的多样性。

(三)完善股票市场监管机制

股票市场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性，以及证券交易中杠杆手段所带来的高风险和高投机特征，使得股票市场具有很高的风险度。更为严重的是当遭受不利后果的投资者数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他们所遭受的不利后果会在短期内大量扩散，由一个市场传递到另一个市场，最终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疲软和崩溃，甚至出现经济危机。因此，确保股票市场有序运行，降低系统风险，增强交易者的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是股票市场监管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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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度院级课题“长株潭城市群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Hnhy2012B012）资助

长株潭城市群地处湖南省东北部，由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组成，城市群位于我国京广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泛珠三角经济区的结合部，区位优势突出，交通条件优越，产业和科技基础良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长株潭城市群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经济基础有待加强

与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相比，长株潭三市经济总量相对偏小，对周边经济的辐射和拉动能力有限，与东部地区城市群对比差距尤其明显；三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转型阶段，二元结构明显；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产业结构有待优化；三市产业布局上，产业前后关联效应不强，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经济外向度不高，城市群的品牌形象还比较单薄。这些问题限制了长株潭经济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支撑作用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资金融通体系不甚健全

一是在资金融通机构体系上，长株潭城市群的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组织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多层次、多类型的融资需求。二是在资金的投放对象上，表现为金融机构的服务层次性不足，各银行机构经营重点过于向重点项目和大中型企业倾斜，对于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的银行服务需求支持相对欠缺。三是资本市场功能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尚未建立。四是保险业发展有待提高，当前长株潭城市群保险业的总量规模不大，保险覆盖面亟待拓展。

（三）政策体制等软环境建设不足

第一，在信用环境方面，长株潭城市群的企业诚信意识和公众金融风险意识较为欠缺，金融主体法制意识薄弱，失信行为比较普遍，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债权保全任务仍很繁重。第二，在法制环境方面，当前，长株潭城市群影响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司法不公和司法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第三，在体制环境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银、政、企三者互信共赢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

二、优化长株潭城市群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政府行为

首先，明确政府权利边界。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决定金融资源的流向，政府只是充当监督者与调控者的角色而非控制者。其次，建立健全财政金融互动的协调机制。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构建信贷激励和保障机制，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各种财政政策与保护经济发展的措施必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以降低利率等市场方式间接地保护与扶持各金融主体。最后，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与考核机制。

（二）夯实经济基础

首先，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重视金融业的发展，借“两型社会”建设的发展机遇，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尽快发展一批优势产业群，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其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充分尊重市场发展规律，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再次，建立高效的研发机制与创新机制。加大投入，给予政策支持，并充分保护与奖励科技创新成果，将各经济主体引导到科技创新的领域中来，解决科技创新的“瓶颈”。最后，强化区域经济协调与加强对外合作。在区域协调方面，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关联度，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三）促进金融发展

首先，深化金融机构改革。通过“政府扶持、央行救助、监管到位、行管尽责与自救为主”的原则，排查金融机构的各种风险，设置风险预警线，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并通过注入外部资产，改善其财务状况与资本机构，促进其自我发展。其次，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既要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用合作组织等中资银行体系的建设，又要引进外资隐含、做强区域性法人银行，以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水平。最后，加快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各种形式的融资工具，如充分利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优惠专项债券等、鼓励并引导条件较好的企业成功上市等。

（四）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首先，完善与健全法律制度与规范。法制建设尤其要重视破产法、担保法的制定与落实，加强对债权人的权益保护。其次，充分发挥司法保障，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第三，加强三市执法程序与执法主体的融合与协调，使其执法环境一体化。最后，提高金融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与效率。

（五）优化信用环境

首先，政府应加大诚信教育建设，加大宣传，使“诚实守信”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制定各种配套的法律法规，将诚信建设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保证信用体系健康运行。再次，建立信用数据库，加大失信惩罚。最后，提高信用中介的服务能力。要建立规范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积极引导信用中介的发展，并对其服务行为及时跟踪与管理，规范信用中介的服务行为，提高其服务能力。

三、结束语

总之，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关乎整个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两型社会”建设顺利推进的大局，需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以 “两型社会”建设为导向，由各个职能部门长期不懈地相互配合和科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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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山东被确定为深化农信社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以来，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在省联社的正确领导下，稳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该行一直十分注重对“三农”的服务，并根据地处省会及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的实际，同时又将支持社区居民、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新形势下农合行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通过信贷有效投入和综合服务助推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笔者以润丰合行为例分析深化农信社改革给该行市场营销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

经验一：转换经营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面对2003年以来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大好时机，该行积极抢抓机遇，把深化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加快组织形式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等工作上来，取得了重大成果：顺利地完成了组织形式改革；建立了新型的法人治理组织架构；树立了新的经营理念；建立了公平竞争的人才选用机制；完善了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显著增强。

经验二：找准市场定位，发挥比较优势

在省联社提出的“面向三农、面向城市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四个面向”精神指引下，该行根据服务区域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定位，将“三农”、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全员发动，围绕市场抓经营，服务客户促营销，充分运用利率杠杆撬动市场”等经营理念，打造方便百姓、贴近客户服务的品牌银行，树立了该行“地方性、社区性”零售银行形象。

经验三：围绕市场需求，实施业务创新

该行分别针对专业市场、中小企业、农户等客户需求，创新相应的信贷产品：推出了以动产质押贷款、汽车合格证监管贷款、流动资金循环贷款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成长之路”系列产品和“创业之星”商户贷款新产品，引导和促进了“银行＋市场＋商户” 发展模式；针对高端客户，推出高端客户消费信贷业务；在涉农地区，重点营销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户联保贷款为主的农业贷款品种。通过一系列的信贷产品创新，进一步提高了贷款市场占有份额，拓宽了业务渠道，扩大了社会影响。

经验四：方便业务办理，实施流程再造

按照业务垂直、机构扁平的管理模式，设置了包括营业部在内的20家一级支行。为加强营销管理，成立了公司业务部和个人业务部。在全行范围内推行了综合柜员制，将业务处理中不必由临柜当场处理的环节移交到中后台处理。创办客户自由选择度较高的“信贷超市”，简化贷款手续，为客户提供了优质高效的配套金融服务。建立了“先评级、再授信、后用信”的信贷业务流程。设立信贷专柜，所有新增农户、个体工商户贷款全部核发贷款证，所有贷款证贷款全部上柜台办理。

二、在市场营销方面存在的不足

改革开放和深化农信社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的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纵向比较在市场营销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步，但与商业银行相比、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加快发展的要求相比，整体在营销理念、营销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一）部分员工思想观念转变较慢。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充分认识到“市场营销”的重要性，但部分员工由于受知识面、信息量、所处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多年来沿袭的“等客上门”、“存款我求人、贷款人求我”的传统业务观念依然存在，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尚未真正形成。因此，在工作中缺乏危机意识和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暴露出的是一种安于现状、保守求稳的心态。这种心理导致其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寻找信贷有效投入新的切入点，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应付上级考核，对贷款营销积极性不高。

（二）信贷营销人才缺乏。由于原有人员知识结构和能力的限制及新入行高学历员工缺少经验积累和系统的培训，导致复合型营销人才匮乏，严重影响了信贷营销战略的实施。因此，对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言，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人才危机。随着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邮政储蓄银行的出现，新一轮金融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这一“瓶颈”将会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三）营销需求与人员存在结构性矛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社区零售型银行，营销的多为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社区居民等为主的关系型信贷业务，需要大量的人员对客户软信息进行收集和甄别，以解决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这方面与国内先进的中小银行相比差距甚远，以社区营销业绩突出的台州泰隆商业银行为例，其客户经理为全员的40%，而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业务营销及信贷管理人员占全员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商业银行，且人员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维护日常业务，很少能抽出人手去搞市场营销，致使业务发展缓慢、徘徊不前。

（四）传统的业务流程和考核体系亟需改进。由于现有的业务流程基本处于构建业务核心平台框架的状态，前台业务与后台管理部门是分开的，业务部门、前台客户服务及后台部门支持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在产品研发和管理上，前后台业务部门沟通较少，后台业务部门往往感受不到前台的客户需求和市场压力，在系统开发的时间进度和质量上仍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难以针对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竞争作出灵敏的反应。同时，由于目前综合考核管理只围绕业务数字，而客户的服务需求却缺乏应有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需求，从而对业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加快市场营销战略转型的建议

目前，农村金融领域已进入多家金融机构全面冲击的紧迫、关键时期。就如何找准市场定位，改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学习借鉴商业银行先进的营销理念，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并实施严密的营销战略，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对新一轮金融竞争的必然选择。

（一）加大金融服务创新工作力度

1、继续将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及中小企业作为基本客户群。这既是市场竞争与自身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2、筛选、巩固已有的客户群，挖掘市场潜力。在“新、特、细、快”上做文章，通过温馨贴心的服务把业务触角延伸到社会各层面，牢牢抓住基本主体客户群，对已有的客户和潜在的客户进行分类排队，在此基础上确定高端客户、重点客户、一般客户和退出客户。

3、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步伐。在兼顾风险控制与提高效率的前提下，重点加大小企业周转资金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产品创新力度。针对生产型和商贸型企业特点，加强与社区、市场管理部门、行业协会、担保机构的合作。在服务水平、金融产品、方便程度等方面不断分析市场需求，以个人零售、小企业业务为突破口，以科技为支撑，以银行卡、贷款证为载体，创新贷款方式，巩固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及中小企业客户市场。

（二）导入客户关系管理营销理念

客户关系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富有意义的交流沟通，理解并影响客户行为，最终实现客户获得、客户保留、客户忠诚和客户创利的目的。在金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满足客户需求，让客户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客户。谁赢得客户多，就表明谁拥有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多，谁就会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这要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严峻的竞争环境面前首先要导入“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要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 1、明确营销核心思想。要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作为营销的核心理念，强调客户关系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战略和营销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不是单从交易利润的层面上考虑。通过关系营销可以实现银企共赢，从而培育客户的忠诚度，持续的关系营销最终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创造出一批忠诚可靠的优质客户。

2、挖掘客户潜在需求。对已有客户需求的纵深挖掘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客户管理的重要方向。客户不可能对提供的每一个服务项目都能了解，银行可以通过对客户消费习惯的分析，结合客户的工作、经营特点等因素向客户推荐其他消费产品，从而通过挖掘客户潜在需求，使已有客户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利润贡献最大化，防止存量客户流失。要坚持“适合客户的才是最好的”营销理念，为客户寻找最合适的产品，而不要为推广产品去营销客户。

3、关注客户终身价值。客户终身价值体现在客户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产品的不同需求，也就是要使客户在整个生命周期给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带来经济利润的最大化，而并非使单笔利润最大化。同时还要以发展、动态的眼光看待客户价值，不要放走任何一个目前价值小而成长性高的客户。

（三）造就社区零售型客户经理队伍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面对的是三农、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等服务对象，其金融服务是劳动密集型业务，具有贷款金额小、人工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决定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必须改变目前的人员结构，通过人力资源改革、加强培训等途径，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农信特色的适应社区零售业务的营销队伍。

1、优化客户经理队伍和人员知识结构。一是要立足现有人才的培养。重视对现有员工的培训，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分类施教，提高其履职能力。二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积极引进吸纳人才，真正使德才兼备、具有丰富金融工作经验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客户经理队伍。三是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精简前台人员数量，不断壮大客户经理队伍，真正将复合型人才充实到业务营销岗位上去；同时，要引导网点临柜人员从简单满足客户需求的“操作型”员工向主动引导和挖掘客户需求的“营销服务型”员工转变。

2、实施有效的培训方式。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服务的客户群体决定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因此，要学习借鉴个别银行在小企业信贷营销方面的成功经验，引入微小企业贷款技术，采用以经验传授、实战培训为主的学徒制培训方式，注重培养客户经理发现和提炼软信息的能力，让客户经理到客户中去，及时了解客户情况，通过以客户关系为导向而非以数据处理为导向的灵活管理来获取信息，以此印证客户财务指标，实现客户信息的充分披露。

（四）构建以客户价值为核心的考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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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能够帮助我国应对就业难、城乡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然而，资金不足一直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融资难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由于近年来央行不断地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短期贷款利率，以及当前的通货膨胀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再加上国内金融体制尚不健全，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逐渐提高，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为了打破中小企业融资难瓶颈，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建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长效机制就势在必行。

一、国内现有资本市场层次结构没能够使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得以满足

二十多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国内资本市场还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在发展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从我国中小企业对资本市场服务的需求方面来讲，国内资本市场结构依然比较单一，尚未能使得中小单位发展的需求得以满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小单位债券市场整体发展速度不够快

国内中小企业大部分处在创立发展之初，从整体上看来风险大，按照啄食顺序原理，这个时候的单位更应该得到债券融资，投资一方亦更可能选择风险相对低的投资---债券投资。然而，从为了保持股票以及债券市场发展的平衡性的视角来看，国内资本市场层次的不平衡性显得比较突出。在股票和债券市场当中，国内行政机构厚此薄彼，对债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功效往往视而不见。与股票市场的多版市场相比较，债券市场比较单一。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要使得公司债券予以公开发行，一个必要的前提为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予以了规定，前者大于或者等于3000万元，后者大于或者等于6000万元，都是按照人民币计算。根据这个规定，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净资产额没有达标，也就不可以使得债券予以公开发行。尽管近年来中小单位的集合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从整体发展速度上看还是不够快的，无法使得大多数中小单位发展的需求得以满足。

（二）股票市场的结构层次相对过于简单

国内股票市场所包括的四个部分以及作为整体的股票市场本身，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结构层次多样的情况比较起来，还是出现了层次相对单一以及板块联动效果不佳的情况。

1、蓝筹股还没有在主板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在主板市场上，大量的大型企业集团并没有全部上市，尚有另外的部分并未上市，一部分大型单位并未在主板市场或者到其他国家上市，如此一来即使得当前主板市场的蓝筹股市场特点不鲜明。同分布在发达国家的主要交易所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国内主板市场还是与他们存在不小的差距。

2、中小企业板以及创业板市场的完善已是迫在眉睫

尽管中小企业板以及创业板市场都为针对中小企业而开设的，但这两个市场的上市条件以及涨停约束同主板市场很多方面有着相近有时还是一样的情况，使得中型单位特点没有得以突现，从而对中小单位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由于中小单位发行的股票相对不多，在第一次对股票进行公开发行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了股价、市盈率以及超募率都很高的情况。超募资金太高造成了中小单位资金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或者投资方向的错误，股价以及市盈率都过高会使得投资一方面临着不小的投资风险，对中小单位的长远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与此同时，高股价造成了有些中小单位最开始创业的人经不起如此的诱惑，以致于脱离原有的单位，这同开设中小企业板以及创业板市场最开始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的。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小单位所发行的股票比较少，这同主板市场一样的百分之十的涨跌幅度限制必然会造成这部分单位股投资风险过高，这样一来必然会对股票市场的平稳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所以，对中小企业板以及创业板市场予以完善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3、地方性中小单位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进度滞后

按照2010年工信部的《关于开展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北京、上海、重庆、广东以及河南5个省市被划定为试点。在这5个省市当中，河南第一个得到了工信部的批准并且开始启动。同年十一月在该省地区性中小单位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对外宣布开盘，然而在这之后的不到半个月里由于涉嫌违规当即对外声明暂停交易，直到一个月以后才开始恢复交易。在交易中断之前，这个试点的交易规则非常近似于A股市场的同类规则，恢复交易之后的交易规则非常近似于产权交易所的同类规则。地区性中小单位当中的上述极度相似性，势必会使该市场的特征以及功效得以削弱。所以，尽可能迅速地出台切实符合其所对应市场的交易规则，使得地区性产权交易市场的融资作用能够真正地得以发挥，对于克服或者缓解没有上市的中小单位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上市的地区性中小单位的融资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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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2

一、什么是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简称OFC)，又可以称为境外金融市场(External Financial Market)或欧洲货币市场(Euro Currency Market)，它与在岸金融市场相对，是指经营自由兑换货币、交易在货币发行国非居民之间进行、不受该市场所在国的法规和税制限制同时享受一定税收优惠待遇的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并于20世纪60年代得以迅速发展，当时，一些跨国银行为避免本国内对银行发展和资金融通的限制，开始在一些国际金融中心经营非所在国货币的存贷款业务。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价格的猛涨，离岸美元存款急剧增加。20世纪80年代，随着纽约的国际银行业设施(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y，简称IBF)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离岸金融业务把所在国货币也包括进来。区别在于这种货币存放的对象仅限于非居民。到了20世纪9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已遍布世界各地。

在典型的离岸金融市场上，离岸银行不需要保留存款准备金，这使其经营成本远低于国内的银行，但风险也有增加。此外，离岸银行还不受利率上限的约束，并享受很多税收上的优惠，所以在经营证券、保险业务方面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二、离岸金融市场的业务范围

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其业务可分为：离岸银行业务、离岸证券业务、离岸保险业务等。

(一)离岸银行业务

其中贸易融资和存贷款业务是离岸金融市场上最主要的业务，包括短期资金拆借、中长期资金借贷和银团贷款等等。性质是批发市场，每笔交易额都很大，所以尽管利差较小，利润仍然巨大。

(二)离岸证券业务

近年来资产证券化的趋势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表现得很明显。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常常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发行证券来降低融资成本并获得优惠税率。其中以发行中长期债券为主。在伦敦常见的离岸市场债券有全球存托凭证GDR(Global Deposit Receipt)、欧洲美元可转换债券CB(Convertible Bond)等。

(三)离岸保险业务

主要是针对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而开展的一项保险业务，包括再保险、人寿保险和附属保险。跨国企业在离岸金融市场投保可以降低保险费，还可以回避一些本国的保险限制。

除了以上三大类主要业务之外，其他金融机构如金融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还经营共同基金、投资信托、不动产投资等。

三、海南省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作用

中国的离岸金融从1989年才开始起步，国内上海、深圳、天津等均大力推动离岸金融试点工作，以保税港区作为离岸金融中心来建设，这给海南省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海南省政府的十二五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离岸金融市场的试点工作。同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海南由于正处于该区域的中心位置，面临极佳的发展机遇。结合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国家规划，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对发展国际贸易、招商引资和促进海南省旅游业升级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离岸金融市场在推动经济贸易发展、增强金融市场竞争性和国际金融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海南来说，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将有以下好处：

(一)推动旅游、就业和贸易发展

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需要配套的设施和服务，这可以刺激海南省经济的增长，增加当地的收入和就业，并吸引内地更多的高端人才来海南发展，为海南注入人力资源活力。离岸金融市场可以帮助国际贸易公司简化贸易流程，降低贸易成本，创造更多贸易机会；提升海南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树立经济开放的良好声誉。良好的金融服务也会帮助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和投资者。

(二)提供融资便利，推动跨国投资海南

离岸金融市场可以打破区域金融市场相互隔绝的状态，外汇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汇率差和利率差可以迅速趋于均衡，融资成本降低；同时，离岸金融市场拓宽了国际融资的渠道，为各国之间投资和筹资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可以使海南引进更多的海外资金，促进建设发展。

(三)推动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促进金融服务国际化

金融服务业是海南省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前来旅游和工作的本国公民都有很多怨言，更不要说海外游客和投资者了。通过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必将增强本省的金融业竞争压力，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对政府部门，则可以加快金融监管向国际惯例靠拢，提高监管质量。

四、海南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

选择何种模式来建设和发展海南的离岸金融市场，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离岸金融市场分为四种：

(一)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

又叫巴哈马型或“逃税型”离岸金融市场，这类离岸金融市场一般在规模极小的国家或地区，它只起一个“记账中心”的作用，所以对促进就业、投资和增加国民收入作用很小，又可能成为“洗钱中心”，其代表是加勒比海地区的开曼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的离岸金融市场。

(二)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

这类离岸金融市场一般是自然形成的，以伦敦和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为代表。金融业经营具有高度的自由，几乎完全开放境内金融市场，既允许经营离岸银行业务，也允许经营离岸证券业务，非居民除可以自由经营各项外汇、金融业务外，吸收的存款也不用缴纳法定准备金。这对当地的金融管理水平和金融、经济发展基础要求较高，一般认为这种模式代表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

(三)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

这种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是由政府主动制定政策来诱导和推动，专门为非居民进行金融交易设立的。其最大特点在于“人为创设”和“内外分离”，而且没有离岸证券买卖。这样它既便于金融监管当局对离岸业务、在岸业务分别监管，又可以比较有效地阻挡国际巨额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利冲击。该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以纽约、新加坡和东京为代表。

(四)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

这种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首把将境内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业务分账处理，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引近外资需要，允许一定比例离岸账户资金流入境内。

根据海南目前的金融现状和我国的特区法律、税制特点，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比较适合海南省的发展。其中，渗透规模以国内经济建设对外资的需求量为准，同时也要考虑到不能冲击国内物价水平和汇率水平。渗透的方向也要严格控制，开始时应该只允许外资向内渗透，不允许内资向外渗透，防止不法分子把离岸金融市场当做洗钱中心和腐败资金逃离中心。办理离岸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专门开设离岸金融业务账户，并把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严格分开。同时根据海南省在建设国际旅游岛过程中的引进外资的需要，允许一定比例的离岸金融账户资金流入海南。

海南省应当选择这种离岸金融市场模式的原因是：

(一)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尚达不到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所要求的条件。内外一体型离岸金融市场一般都具有悠久的金融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高，自由性强，比如伦敦和香港，在外汇管理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当局监管能力、金融人才数量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这显然是海南省所不具备的。

(二)中国对经济特区举办离岸金融业务的税收、法制环境严格，采用避税港型模式是不能实现的。 同时，从海南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海外公司的记账中心，这既可能滋生洗黑钱和不法资金逃离本土的问题，也不利于海南经济的整体均衡发展。

(三)无渗透的内外分离模式，完全切断国际离岸资金与国内金融市场联系，虽然可以有效回避国际资本对本国的冲击，但对海南这样一个亟待发展的省份来说，相当于没有充分利用手边的金融资源，不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通过离岸金融市场适当引进经济建设中需要的一定比例建设资金，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对海南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尤其重要。

(四)在制定合适的管理法规和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一方面可以有效防范国际资本冲击风险，另一方面又可以适当增加外资流入。

在离岸金融业务的定位上，海南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措施，开始时只经营离岸银行业务，办理非居民的存款、贷款、转账结算业务，以及相关的促进国际贸易和旅游的银行业务。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成熟之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验、人才逐步增加，政府的监管经验也增加了。可以逐步允许金融机构开展离岸证券业务和离岸保险业务。这样，境内企业就可以到离岸金融市场发行债券或股票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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