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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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一、“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系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

二、“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 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三、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干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四、“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 “竞争”为主线转向以 “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篇2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篇3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　“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　“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　“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　“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　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篇4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09)08―0017―07

一、问题的提出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旅游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家的旅游学者在旅游研究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工作。马里奥蒂(Mariotti)1927年首次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的剖析和论证，但至今旅游研究依然众说纷纭，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旅游理论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吴必虎等学者通过对国际旅游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在1973―2003年间的《主题词索引》(subjeet Index)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对旅游学理论……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论著，但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尤其是旅游学基础理论，在很多问题上，譬如本文正在考察的旅游学科体系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从国内来看，虽然学术界对旅游学科体系、基本理论框架等方面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旅游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其他成熟学科相比，旅游学仍非常年轻。受到我国旅游发展经济利益导向的影响，我国旅游学研究的功利性色彩十分浓厚，旨在解决旅游发展中具体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而旅游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却非常欠缺，至今在旅游研究对象、旅游学科体系框架等基本问题上都尚未形成共识。

总的说来，我国旅游学科框架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六要素说”是较有代表性的，即认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活动角度界定的“食、宿、行、游、娱、购”六大要素。目前有学者以六要素为核心建立了旅游体系结构，并认为“旅游六要素不仅是旅游产业结构的主体，而且在旅游学科体系中也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旅游六要素有自己的概念和原理体系，使旅游学具有应用学科性质”。笔者认为，以“六要素说”来认识旅游业，带有明显的功能导向或者实践导向的色彩。以旅游者的活动为研究的轴线，优点在于有助于建立旅游者导向的旅游发展观念，在旅游规划和开发中，这一观念尤为重要。但仅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认识旅游，不可避免地将旅游供给方(包括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排除在分析框架体系之外，使得分析结果不够完整。同时，以“六要素”理论来分析旅游学科框架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如旅游人类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业管理等方面无法进行分类，使分析结果不够清晰。

另一种影响较大的理论是“三体说”，即将旅游学科框架理解为主体、客体和介体(也称媒体)。有的学者认为，旅游学是以这3个要素为核心，研究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发展规律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谢彦君的观点，“把旅游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定义为旅游学研究对象的核心，太过于一般化，而没有体现旅游现象的特殊性。因为任何人为的行动，乃至任何生命活动，似乎都离不开行为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另外，“三体说”还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硬伤，就是关于旅游介体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旅游介体是指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连接起来的旅游交通，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是指旅游业。前者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却失之片面，须知促使旅游活动发生的绝非仅仅是旅游交通，旅游业不仅通过营销刺激了其产生，也通过各个部门的协作使得旅游活动能正常的进行；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存在，大众旅游的出现才成为可能。而后者认为旅游介体就是旅游业，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旅游资源的归属问题。在“三体说”中，旅游资源应该作为旅游活动的对象归为旅游客体，但同时，旅游资源以景点景区的形式表现出来又不得不归于旅游介体之下。总之，“三体说”搭建了一种学科体系的框架，对从整体上把握旅游学科体系是有意义的，但也存在着缺陷。

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到旅游研究之后，立刻成为学者们研究旅游体系的工具。国外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分别从结构一功能的角度、系统的混沌性和复杂性角度，以及空间结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旅游系统模型。在国内近年来以吴必虎为代表的系统论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将旅游活动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旅游系统构架包括四个部分，即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这一理论从系统论的角度阐述了旅游学研究的范畴及其涉及的范围，尤其是支持和保障系统的提出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在用来描述和解释旅游现象是有力的，但在作为旅游学科体系的框架时，则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旅游学科体系是否存在一个理论核心。如果不存在理论核心，则旅游系统也与前面所述的“三体说”一样，仅可作为旅游学科框架的一种视角，强调对旅游现象的描述，而前瞻性和指导性则不足。

以上仅是旅游学科体系建设中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3种观点。旅游研究的框架虽然经过了30年的构建，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看法。各种理论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或因不够全面，或因非旅游业所特有，或因重描述轻概括而未能形成旅游学科独特的研究体系框架。

二、认识旅游系统需注意的问题

要认识旅游学科研究体系，需要坚持以下的认识：首先，对理论的探索必须坚持与实践相结合。旅游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来源于实践，并将用于指导实践，离开旅游发展的实践空谈理论是没有出路的。对旅游学科研究框架的认识首先来自对旅游发展实践的总结和规律的归纳。另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旅游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研究旅游现象要放到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探索它的起源，借以知道了事物的过去，可以明白它的现在，从而推断它的未来”。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

按照旅游发生发展的顺序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图1)。可以看出，起初是个体旅游需要的产生，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旅游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是旅游心理学、旅游人类学的内 但同时又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实践的特征和学者自身的因素。首先，“从科学研究的过程上看，实践的地方性、时间性和机会性因素都是在实际上发生作用的。”因此，如果想要为旅游学科建立一种大一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体系，是不可能的，实践总是比理论所能抽象和概括得更加丰富多彩。其次，学者自身的因素也导致了目前旅游学基础理论的“战国”现象。因为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在进入不同学者视野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原有学术背景的影响，学者们带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去观察和思考旅游现象时都带着主观色彩；另一方面，学者们在思考问题时总会努力地调整自己的研究目标，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不存在完全独立和客观的研究。由于这两个原因的存在，旅游学科研究的路径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的学者利用混沌理论来研究旅游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旅游学混沌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旅游学‘前科学时期’的混沌态，体现了旅游学的不成熟性；二是指由旅游学‘内在随机性’而产生的混沌态，体现了旅游学自身固有的混沌性，它决定了旅游学科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多维度等特点。”

在当前的认知条件下来讨论旅游学科体系的建立，既要看到现存现象的合理性，不能脱离当前的大环境来空谈建立一个排他的、绝对正确的学科体系，又要尊重实践和科研之中的多元化，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和包容性。和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旅游学科的研究也总是处于某种地方性、阶段性的情境之中，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场合而存在。因此，在对旅游体验说继承和思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旅游的核心是旅游活动，其中包括旅游者的活动和旅游接待方的活动。旅游体验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它和“六要素”一样都是对旅游者活动的描述；旅游活动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包括旅游接待地政府、相关旅游企业，旅游接待地社区和当地居民，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因素，包括旅游地理等一系列内容，后者不仅是旅游活动的对象，也构成了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舞台。

基于对旅游核心的思考，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也是旅游活动，需要研究的是旅游活动中的人(包括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区的管理者、居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活动既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

以旅游活动为旅游体系和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对旅游的关注和研究不应仅仅注意其对接待地区方面的作用，旅游经济说之所以不够全面，正在于此；而仅从发生学的角度去关注旅游的产生、发展，将旅游体验作为旅游研究的核心，或者仅关注旅游对接待地的环境影响也同样失之偏颇。旅游学科框架能否建立的关键是要找准对旅游学科研究路径的初始位置，目前的各个学科之间的研究能否融合起来，对这个“初值”的依赖性很大，有时会达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程度。而这个“初值”就应该反映出学术界对旅游所涉及的问题的全面关注。

其次，以旅游活动为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体现出社会发展与管理范式的深刻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其实质就是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范式，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诉求，规约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目标。这与目前旅游发展的需要完全吻合，巴特勒(Buder)认为，理想的可持续旅游是要在3个层面上都达到可持续性，即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而不是单指其中的某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用统筹兼顾的思想去思考旅游学科体系的问题，就必须将旅游者、接待地区社区和居民、旅游环境、旅游经济现象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去考虑，而只有旅游活动能将它们统一起来。

四、对旅游学科框架的认识

围绕着旅游活动这一核心，借鉴以上提到的“三体说”、“六要素说”和“系统说”，可以就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在上文的讨论中已经明确了旅游活动是旅游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和活动的核心，同时也是旅游学科体系框架的核心，由此，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研究旅游活动发生的机制，为进一步得出旅游学科的框架体系做好准备。

图3表示的是旅游活动的发生机制。旅游者方面的旅游活动开始于对信息的需要，之后才是旅游动机的产生、旅游体验的发生和旅游后的反馈。其中，对信息的需要和信息搜索的结果构成了对旅游的推动力。旅游活动的提供方认为旅游活动包括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三大部分，实际上还有旅游市场营销这一部分，由此构成了旅游拉力。旅游推动力和旅游拉力共同组成了旅游动力系统。旅游活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旅游者方的旅游动机、旅游需要和旅游体验，以及旅游供给方的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在旅游活动进行之后，旅游者会对本次旅游活动进行评价，这一评价将影响其下一次的旅游动力。同时，旅游活动的进行也会对旅游接待方产生影响，这个影响也会作用于下一次的市场营销活动。这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支持保障系统。

图3中，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实际上包括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两个部分。旅游环境之中包括旅游资源、资源的规划与开发、旅游地理、气候等因素；而旅游经济则包括旅游活动中的各种经济现象、旅游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内容。

在对旅游活动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并由此探索旅游学科体系时，必须认识到旅游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一种转变，即从注重旅游的经济功能转为重视旅游的社会功能。这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动机正在逐步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双重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的社会功能必定会大大加强。正如目前欧洲一些国家那样，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动机首先是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其次才是增加外汇收入、回笼货币、创造就业等经济动机。学者也注意到，“旅游业具有很强的社会事业性质”。另一方面，在和谐发展观的指导下，旅游活动需要实现的不仅是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还有环境功能。由于大众旅游和盲目的旅游开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旅游环境的关注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已成为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大都仅仅停留在被动的保护上。如何通过旅游开发和经济的发展，积极主动地促进环境的保护，这不仅是在和谐发展观指导下的一个必然的课题，也是旅游学科体系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通过旅游来促进环境的积极保护，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实践情况来看，许多宗教或考古建筑之所以从濒临毁坏的境地中被保护起来，更多的是由于旅游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当地民众看来所具有的价值。因此，旅游学科体系中环境的这一部分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应该占到重要的位置。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推动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的社会力量。

根据图3，如果将旅游者和旅游接待地区居民都归为旅游活动中的“人”，并用旅游社会学来进行解释，并且将旅游接待方的活动分为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两部分，那么在总结旅游学科体系的时候，就 可以概括性地归结为旅游社会学、旅游环境学和旅游经济学3个方面。

如前所述，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人、环境、社会、经济等现象和关系的和谐统一，借助谢彦君的思想，学科的核心是矛盾，那么旅游现象中就充满了这三方面的矛盾，旅游者需要的满足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旅游者期望的满足与旅游业发展的矛盾。这些矛盾贯穿着旅游研究的始终。同时，这3个方面中的每两项之间都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及其表现、发展、变化，才构成了目前多姿多彩的旅游现象和多学科的旅游研究内容，如果摒弃其中一个而将另外两项列为旅游现象中的基本矛盾，则难免失之偏颇。

因此，如图4所示，围绕着旅游现象这一核心，旅游学科体系需要从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学和旅游社会学3个角度对这些矛盾的发生机制等进行研究，这就形成了旅游学科体系的三足鼎立模型，这3种学科分别借鉴了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从不同的出发点来研究旅游现象及其规律。在此，笔者将旅游文化学归入旅游社会学之中。

目前旅游研究中出现的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模型之中，如历史、语言、跨文化交际等领域，都可以归于旅游社会学的框架之下；旅游企业管理，包括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可以划为旅游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而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等则可以归人旅游环境学之下。由于3种学科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叠，如旅游消费者行为从传统上来看属于心理学范畴，但现在地理学家也从旅游流的角度进行研究，故其只能用虚线进行分隔。

在这一模型中，旅游活动是旅游学科体系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和旅游环境学3门学科各自承担了不同的功能。旅游社会学着眼于个体的旅游者体验及作为社会行为的旅游现象，是从旅游主体角度进行的研究；旅游经济学侧重于由作为社会现象的旅游活动引致产生的经济现象和关系，即旅游最明显的外在表现，这是从旅游接待地角度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具实用性，对于促进旅游接待地的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环境学也从旅游接待地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旅游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双方和谐关系的创造，这一角度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旅游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旅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在这一学科体系中，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角度的研究在功能方面互相补充，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强调旅游中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统一与和谐。

篇5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而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不对称信息理论、信息商品的分析、信息市场分析、信息搜寻理论等，其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信息产业、信息技术理论探索与生产率和信息化与工业化等等

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应用

（一）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介绍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是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前提下，研究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是以不对称信息特殊视角对信息、经济相关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成果。正是不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才使得以信息为基础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从而使信息如何改变经济参与者的决策环境进而影响其经济行为的分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为前提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了当代最富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

（二）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应用

我国学者对非对称信息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应用激励机制理论对金融和医疗等领域出现的一些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金融领域，部分学者应用非对称信息理论分析如何对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利用激励机制理论对风险投资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利用非对称信息理论对风险投资的进入和退出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改善措施，以及对证券市场的寻租行为和造假现象进行分析等。在医疗领域，近年来，医患关系呈现紧张趋势，一些学者应用非对称信息理论解释医患双方的信任问题，认为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激励机制等措施可以使医患之间关系得以改善，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殊性导致医患双重道德风险问题，是造成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重要原因，故应当从规避医患双重道德风险的角度设计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控制机制等等

二、宏观信息经济学的应用

（一）“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

所谓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是指IT投资的实际生产率效应和期望之间不一致的现象。我国学者对“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研究主要是对该悖论产生的原因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对策。测度不当、时滞、利润的重新分配和扩散、信息和技术的管理不善、信息技术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股票市场、分析工具不当等是造成“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消失，目前，信息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提高信息技术效用的基本途径有加强IT/IS项目管理，提高IT/IS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性能、推动IT/IS与组织变革互动，建构新组织结构、提高公司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而如何通过定量方法测度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尚属空白。

（二）信息产业

我国现阶段在信息产业发展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信息技术水平较低、通信业务创新能力不强、公平公正、有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尚未形成、信息安全管理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发展我国信息产业的思路应是明确战略方针、进行统筹规划，加快信息基础网络建设、积极拓展国内市场空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突出重点，产业布局合理、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力、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加大支持力度、实行政策扶持、培养人才、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等。

（三）信息化与工业化

工业化是农业主导型经济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的演进过程，信息化是工业主导型经济向信息业主导型经济的演进过程。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主要有：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载体，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提升动力和推动“引擎”，信息技术推动的工业化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给工业化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组织方式；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新产业群的兴起；影响区域资源的配置方式。在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作用过程中，政府所应起到的作用一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二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采取的对策有：树立政府目标导向；以应用促发展、发挥市场推进作用；鼓励创新：一是技术创新，二是管理创新，三是制度创新；加快推进产业升级。

三、宏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理性人和市场出清等等。由此，传统经济学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假设前提与经济现实的脱节，决定了传统经济学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痛疾。在否定完全信息假设的基础上信息经济学脱颖而出，使得经济分析更加贴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