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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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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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徐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6.

.cn/gywm/xwzx/rdxw/2014/201407/t20140721_47439.htm，2015-4-10.

{12}石菲.我国电子政务十年发展成就.中国信息化，2011，（12）.

{13}道格拉斯・斯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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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以及具体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5亿吨的乡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3000万吨的乡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乡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然而，在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却在与日俱增。

三、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乡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影响到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由于我国乡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强环境立法，建立健全乡村环境管理机构，明确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水污染防治法》等，对乡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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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标准化手段，系统地制定和推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有利于高效公平地运用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区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管理集团”，市质监局将试点成果上升为杭州市地方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同时又成为省级试点，引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补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权责清单制度，就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标准化是提升社会管理绩效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内部的请示和审批，提高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国家级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创建示范县”称号的安吉县，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制定了20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使美丽乡村各环节建设有据可依、简便易行。《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上升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标准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奠基措施。标准作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体系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的延伸，既体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清单，推动了政府主导型服务向群众需求型服务转变，经验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标准化是社会共治的权威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用标准体系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提供规范。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家政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同时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实现了社会共治。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国家标准化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年）》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标准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要确立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人人受益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标准制订和执行，破解标准真空，让标准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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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 琼（1972―），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与社会；练 艺（1991―），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与社会。（江西南昌 330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11YJAZH027）；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礼仪文化传承与赣鄱乡村有序发展研究”（14SH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当代乡村礼仪文化建设研究”（SH1608）；江西农业大学协同创新招标项目“基层治理视域下乡村礼文化重构研究”（XDNYA1511）

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一）乡村治理问题的早期探索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下沉至乡村社会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税费时代，乡村治理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税赋并减少社会动荡。

那么，如何治理乡村呢？学者一直在不懈探索。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的研究观点可分为两种倾向。

一是主张通过改造乡村社会来主动适合国家政权下沉及推进现代化的需要。如晏阳初等人认为乡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的病象，提出了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种教育为内容，以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教育为形式的平民教育构想与实践。[1]以期改变乡村社会落后的面貌，以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卢作孚则在重庆北碚开展以谋民生，保民享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2]因为在他看来，乡村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的瘫痪与半瘫痪，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乡村社会的财富创造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社会落后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单靠乡村社会是很难获取原始资本积累的，所以乡村治理中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国家扶持是乡村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可见，尽管晏阳初和卢作孚改造乡村的着力点有所不同，但他们改造乡村社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二是主张借助传统来重塑乡村面貌，强调国家政权必须与基层自治有机结合。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展了以复兴中国文化为目标，以创办乡农学校和自治组织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建设实验。[3]林耀华则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分析宗族组织的形式与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体系及其作用，强调人类行为的平衡乃是由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的，是任何嵌入乡村的权力都不可忽视的。[4]指出，乡村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是差序格局，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解决乡村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发展乡土工业。因为，在乡村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亲属在这方面说正是人和人的历史关系，家庭又正是养成亲密合作的场合。”[5]

（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学者们的早期探索，为后世学者研究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这其中便包括美国学者杜赞奇。他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辅之以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威特质，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范式。成为与的社区功能研究方法、施坚雅的市场关系研究方法、弗里德曼的宗族系统研究方法以及黄宗智的市场-阶级研究方法相并立的第5种分析范式。

其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将国家政权、乡绅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共同分析框架，避免了传统二元分析范式的缺陷。一方面，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另一方面，将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中，还原乡村社会权力运行的真实具象，以诠释乡村社会不同阶层和组织的动态关系及其应对国家权力的技巧及策略。[12]

其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理性解读了乡村精英与乡村普通民众的合作共谋举措、动因及实效，阐明中国乡村社会独有的权力运行规则，揭示出如果抛开和破坏乡村文化网络国家权力下沉注定失败的铁一般的事实。

其三，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聚焦于文化网络的各要素，对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等组织的认同价值，对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关系的基本功能进行了深入描述。强调“权力文化网络”并非全封闭式，当规则不再适用时，竞争就会变为公开的冲突，从而创造出新的组织体系及文化认同，以适应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博弈的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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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开展，我国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在此，本文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对乡村质量环境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及完善途径，做以下简要分析：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完善乡村治理环境的对策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而在其实际完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策略：首先，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的同时，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将环保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确保乡村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其次，针对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其采取措施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在规范环境治理的同时，还能有效的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想从根本上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两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及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在环境治理中有据可循，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能推动乡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在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活动时，需要相关人员结合着该地环境的实际状况，制定出与之相符的环境治理制度，并将其落实到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在确保环境治理顺利进行的同时，还能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以此来达到预定的治理效果。

总结：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房正宏.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J].学术界，2011，（11）.

篇7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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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提并论。可见党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然而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局限和农民自身的环保意识不强，大部分农村存在着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意排放、家禽家畜粪便任意堆放的现象，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对开展乡村环境治理的建议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科学的规划是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规划合理与否，必然直接影响农村的后序建设与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农村环境。因此，要高度重视乡村规划工作，规划先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规划要超前考虑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粪便堆积等农村实际问题，综合考虑公共场所、道路、水沟、公厕、绿化美化等多种因素，做到有实用性、可行性、操作性。

（二）加大投入，鼓励环保投资。环保资金能否到位，到位的资金是否切实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关系到农村环境治理的可持续性和成败。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县（乡）财政应将环境卫生治理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并提高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环境建设资金的倾斜比例。根据实际情况，集政府、集体、群众多方力量，通过多渠道筹集治理资金。对村级卫生治理实行以奖代补、以物代补。二是整合打捆项目。环境治理项目资金应严格落到实处，实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打捆”涉农项目资金，使农村环境连片治理项目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农村新能源开发相结合，与基本农田改造项目相结合，整合项目、集聚资金、成片进行、同步推进，使资金的效用最大化。三是运用市场机制。学习、借鉴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力量投资生态建设，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市场运作、循环利用的路子。

（三）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是系统工程，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国土、城建、城管等职能部门要坚决执行规划，把拆违还耕、拆违还绿、拆违治脏、拆违添景有机结合起来。水利等部门加强河道治理与执法；环保部门重点监管企业生产垃圾和村民塑料袋等生活垃圾的处置；林业、农业等部门重点指导和规范清洁种植、畜禽粪便治理和生态家园建设。

（四）大力宣传，提高村民环保意识。通过等媒体，通过宣传标语、展板、电视、广播、报刊等多种形式强化宣传，使环卫知识家喻户晓，

（五）完善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建立监督机制。将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纳入各级政府工作日程，将环境保护和治理与干部考核评比挂钩。发动广大村民，开展集体环卫活动，通过评比形式予以奖惩，营造人人争当环境卫士的良好氛围。对于可能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工程项目，要进行严格的环保评估，从源头上遏制破坏行为。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群众监督职能，全程监督企业运行，健全事后审查机制。多管齐下，建立起一套长效管理机制，共同呵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培轩.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的问题及对策[J].北京农业，2013，12：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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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1]。山东省在《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和《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互联网在乡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城市和乡村联系越来越紧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数字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还有加大的趋势，鉴于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1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1.2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4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2.2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2.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2.4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5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2.6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3.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3.2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3.3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3.4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3.5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3.6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3.7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2]丛楷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3]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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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92—05

2009年，中央在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不同于单纯的农村人口聚居，它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所提出的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实现集约化经营为主导，以移民搬迁和住房建设为契机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基层治理模式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成都和济宁两地做了有益的探索。借鉴其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新社区建设不可避免会陷入如何处理新的社区生产、生活方式与原有农村基本的经济、组织制度的关系的困境，而且自组织程度不高已成为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城乡公众共同享有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1］因此,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需要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基本路径加以探讨，以期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必须履行好公共服务责任，这是当今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然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则始终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只能提供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私人无力从市场上获取的私人物品。这也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公共服务责任。公共服务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政府行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村庄形态的开放性。农民的活动空间已大大超越传统的村庄地域界限，村庄间的流动与土地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是乡村呈现出一个信息开放、社会多元的状态。二是人口迁徙的自由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生产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或产业，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劳务输出或者从事新的非农产业。三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性。农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农民已不是从前那种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小农形象，而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新式农民。四是村庄结构的异质性。农村社会的变化使传统农村社会迅速解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及各种要素在道德、价值、情感方面不断改变着旧有的传统状态。这些变化在带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得乡村治理也陷入了困境。［2］

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在村委会职能弱化。村委会对乡村公共事务和公共设施建设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大量基于乡村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常陷于无组织依托的困境。农村有效资源大量流失。劳动力大量外流，常住人口减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成为乡村的主体；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耕地减少，农村经济基础被不断蚕食，发展缺乏动力；村集体经济空壳化。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提出，农村的三提留五统筹、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相继取消，村集体的机动地、集体林地等也都陆续承包到户，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部分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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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村任职的选调生，要把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X届x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zhi任务，在具体工作中既抓住关键，在“干什么”上明确重点，更要讲求方法，以“农业农村农民”为抓手，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新征程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抓好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一要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建设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子库，培育高产优质品种，积极向群众推广，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同时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应用好无人机、“生物兵器”等工具，加强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二要保护和发展基本农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防范化解土壤污染问题；同时加大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提高耕地生产效率。

三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向农户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等服务，带动农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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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教育事业平衡健康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近年来，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农村教育环境得到普遍改善，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仍然较大，农村学校教学环境差、教学设备短缺、教师外流严重等现象依然存在。希望城乡教育资源能够更均衡，给农村寒门学子更好的教育资源，引进好的师资，拉近与城市孩子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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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明显效果：一是农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区域延伸，村村通”工程基本完成，农村平安饮用水工程快速推进，农业生产区域基本形成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现代农业基础格局。

二是生态休闲旅游业蓬勃发展。胜利举办秋色旅游节、葡萄节和龙虾美食文化节等节庆活动，全省创响旅游农业品牌。全面开展绿化大会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日趋良好。镇先后荣获“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首批农家乐示范点”生态建设示范点”环境优美乡”等称号。

三是新农村建设全省领先。徽派风格、现代水乡、生态果园、都市农庄”新农村建设彰显特色，等10个村被评为省、市示范点，镇荣获“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乡镇”称号。开展以“清洁家园、绿化乡村”专项行动，实施文明乡村建设四年规划，村容村貌显著改善。

四是农业结构逐步优化。加快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形成葡萄、蔬菜、瓜果、苗木、花卉、龙虾等六大优势产业。深入实施农业规范化工程，全区主要农产品均被认定为国家或省级无公害农产品。

坚持以项目开发推动结构调整，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重点项目加快实施。但对照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区都市农业发展还存在一些差别和不足，主要表示在农业发展正处于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的转型期，方式上存在着粗放农业与精致农业共存的现状，区域上存在着点线基地现代农业与区域激进农业反差的矛盾;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组织化程度较低、基础设施单薄、水环境污染等问题，难以适应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需求;农民市民化转型进程相对缓慢与乡村化进程快速推进的矛盾日显突出。

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构建与现代化大城市相适应的都市农业产业体系和新型城乡关系，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落实到具体工作，下一步重点实施6大工程：

一、实施生态建设工程

适应大城市建设对环境容量的高标准要求，把都市农业作为现代化大城市的生态板块，加快建设以湖区文化为特色的生态服务高地，努力把包河建设成为中国最美的湖区。继续深入开展“绿化大会战”，大力实施“五个一”工程，彰显“滨水生态、绿色氧吧、城市花园”的特色与亮点。加强区域内水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入河流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加大治污力度，强化重点污染企业治理，做到达标排放;推进十五里河沿岸的人工湿地和生物净化设施建设，逐步在集中居住点推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强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狠抓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建设，争创国家、省级农业标准化品牌，增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引导城乡广大群众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培育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

二、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南部农村区域延伸，加快农村电网、供水管网、信息网络、商业网点建设，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加强农村公路与城市道路对接，加快推进村庄内部主次干道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形成结构合理、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以土地整理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万亩防洪达标工程、大小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为抓手，推进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供排水、防洪防涝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继续实施农村人饮安全工程，加快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彻底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三、实施村庄整治工程

全面启动文明乡村建设四年规划，深入开展以“清洁家园、绿化乡村”为主要内容的村容村貌环境综合整治，继续实施“六清理三绿化”活动，切实改变中远郊腹地农村、城郊结合部和城中村“脏乱差”面貌，力争通过2年时间的努力，全区所有行政村都建成文明乡村，实现“沟渠净化、道路硬化、环境绿化、路灯亮化、墙面美化、卫生洁化”的目标，村庄环境长效管理的工作机制得到有效完善，形成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生态良好、乡风文明的村居新面貌。

四、实施农业园区工程

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园区化，不断提高农村产业发展的集聚度，逐步形成集群化、特色化、生态化的农村产业发展新格局。在产业发展上，加快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以发展设施农业为重点，推进蔬菜、瓜果、苗木、花卉等农业主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加快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比较效益。在发展方式上，以引导农民流转土地为突破口，大力开展农业招商引资，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在发展重点上，重点抓好东以及大等4个功能开发，根据各个的产业特色，东着力打造“后花园”和“中国最美的湖区都市田园”;结合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绿色设施园艺种植业和高端服务业;以绿色港湾公园建设为龙头，建设集人居、度假、游憩于一体的生态水岸公园。义城镇大以万亩速生林基地为依托，大力发展林种林养经济，着力建设市民休闲度假的天然氧吧。

五、实施旅游营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