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基本特征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5 1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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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仍然相当有限。2007年，我国本土风险投资机构主导的投资总量仅为95.542亿元，风险投资孵育创新企业成功的例子也是屈指可数。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它的特点，在风险投资发展的过程中也没有完全遵循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律。
一、风险投资的两个主要性质
对于风险投资的定义和特点，有很多的不同的表述。按照我国风险投资的首倡者和权威之一的成思危的观点，是指将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以其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其实质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将其成功后项目通过出售和上市，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蜕资），这时不仅能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还可以使投资者获得较高的回报。
根据本人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归纳，此领域的学者尽管表述不一，但一般对风险投资定义和特点的界定与成思危基本相同。成思危认为风险投资具有五个特点：（一）它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二）它是一种组合性的投资。（三）它是一种长期投资。（四）它是一种权益投资。（五）它是一种专业投资。
但是，单就主要特点五项归结性提示而言，我发现前四个特点说的都是风险投资的外在表现特征。而（五）“它是一种专业投资”，虽然指出了作为合格的风险资本家必须是高标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没有指出风险资本家与其他投资决策管理者相比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这五种特点的描述并未切中风险投资特异性的深度，并没有指出风险投资与其他投资方式的本质区别。
例如，“它是一种高风险投资”，涵盖范围似乎过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的风险也很高，但并不是风险投资。一些并非投向技术创新领域的投资的风险也很高，也并非风险投资。
又如“它是一种组合投资”，涵盖范围同样太宽。。组合投资的早期概念是指以多元化投资形成投资组合，投资者以此来分散证券投资市场上的系统风险。但在美国学者亨利×马科维茨创立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之前，人们只是凭经验直觉对一笔投资分散到什么程度、每一投资组合包含几种证券、怎样选定这些证券、每种证券占多大比重等组合进行设计和修订。自1952年马科维茨发表了创立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标志性论文之后，投资者找到了在有效集即那些不同风险水平下提供最大期望收益率和在不同期望收益水平下提供最小风险的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确定最佳组合的计量方法，从此以后，组合投资即进入理性分析的阶段。由此可见，早已在证券市场广为人知和广为应用的组合投资并不能作为风险投资的专有技术存在。因此它就不能作为风险投资区别于普通投资的特异性而加以列示的理由。
关于风险投资主要特点的其余三项列示，也存在于上述讨论中所指出的相同的问题。债权人从带有从投放资金到带有一个增长额的资金回流的意愿满足之间的期限，多长时间为长期？多长时间为短期？只能是相对而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卷）》将一年期以内的信用工具的发行与转让市场的总和界定为货币市场即短期金融市场，而将经营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借贷和证券业务统称为资本市场即中长期市场。可见以短期、长期来界定风险投资与于普通金融的区别，仍然难以做到泾渭分明。
至于“权益投资”它涵盖着所有非借贷资金所形成的投融资关系，并非是风险资本领域里所建构的权益资本架构的专属。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新的目的是获取经济中实际存在却非人人都能看到和得到的潜在利润。例如，采用新技术，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开辟新产品、新市场等。那么以投资开发新技术和对于新技术的市场开拓无疑是一种创新，但风险投资要获得并不是熊彼特所指的“潜在利润”即超额垄断的创新收益，而是因风险企业处于垄断阶段初期的远大前景而获得的高倍风险资本增值。“并非人人都能看到和得到”是因为风险投资是一艰难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具有高风险性。风险投资所支持的技术创新一般要经过技术研究开发阶段（开发设计、研制、中试、扩大试验）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等多个过程。据统计，RD计划在技术上成功的概率为60%。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技术上获得成功的高技术只有30%能够推向市场，而在推向市场的高技术产品中只有12%是成功的。据美国一些有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家介绍，在他们投资的项目中只有三分之一相当成功，三分之一持平，还有三分之一血本无归。而这个过程本身有一定期限，一般需要3~7年时间，这就使得投向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具有长期性，只好选择长期的股权投资。而为了分散风险，不得不使投资具有组合性。一旦成功就能因为技术垄断而产生的壁垒而在市场获得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利润，此时风险企业发展的良好前景足以让许多投资者心动，当然此时也就是风险投资以高倍的资本增值退出的时候了。也就是它企图从高风险中获得高收益。于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它的第一个本质特征:投向技术创新领域并企望从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垄断中获得高度资本增值的的权益资本。
因为这种本质特征，风险投资必然具有上述前四种特点即高风险、组合性、权益投资、长期性的表现。
而第五个特征“它是一种专业投资”。“专业投资”是指那一方面的专业？是指投资者对自身专业的熟悉和精通，抑或是融资者那一方的相关产业和行业专业性知识的了解？成思危在“风险投资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风险投资不仅要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其管理者还提供所学的知识经验以及广泛的社会联系，并积极参加风险企业的管理，在改造企业组织结构、制定业务方向、加强财务管理、配备成员等方面出谋划策，尽力帮助创业者取得成功”。从成思危关于“专业投资”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风险资本家要取得高收益的艰难性，所需要的并不是一般的单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是集金融、管理、市场运作等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与一体。因此仅以“专业投资”便过于泛泛而论。证券投资作为一种投资也需要投资者具有投资领域的财务及技术分析专业知识等。银行借贷作为一种投资需要投资者熟悉该投资企业的财务状况，具有财务专业知识。可见专业投资并不能说明它与其它投资的区别。当然成思危在这篇文章中的解释也没有触及到风险投资参与风险企业的深度。风险投资家并不只是尽力帮助，实际上，按照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创业者签订的投资协议，为了保障风险资本的利益，风险资本家甚至有权在经理层未达到合约规定时，更换企业经理或选择撤资。风险资本家还需要帮助企业联系后续投资、及成功后上市蜕资的资本运作等。
因此风险投资与其他投资方式另一个迥异之处或本质区别实际上在于风险资本家的人力资本的特殊性。风险资本家首先需要评价风险企业研发中的新技术的成熟度，要对新技术发展前景作出预测，能不能届时在该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形成技术屏障，这就要求风险资本家具有相关领域的知识。他（他们）还需对创业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品质进行综合评价，看是否具备带领企业克服重重险阻，过关斩将，使企业由弱小发展到强大的魄力和才能。风险资本家每发现一个具有远大市场前景的风险企业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经过严格筛选后，一般签约的只占其中的0.1%。签订投资协议之后，风险资本家不断对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帮助，包括财务管理、技术支持、市场运作、上市规划等各个方面，力促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成功及风险资本的高度增值。按照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是指将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人，是具有特殊才能的，勇于创新的并能承担决策风险的技术创新的组织者。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以投资将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结合的具有开拓品质的人实际上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是极少数人才可能具有的人力资本，它是一种稀缺资源。风险资本家和风险创业者一起便进行了完整的创新活动，是风险投资成功的最重要两个因素。也就是说风险投资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风险资本家是以输入资本将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连接起来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
二、风险投资两个性质的实践印证、启示
（一）第一个本质特点的实践印证、启示
从第一个本质特点出发我们知道，既然垄断利润和风险企业发展的美好前景是风险投资成功的关键，那就必须给技术创新以一定期限专利权，当专利保护期结束专利再成为整个世界所共享，以保障其垄断地位，最大化其私人利益。而且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虽能起到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模仿的出现，但并不能消除在模仿基础上创新的出现，况且专利保护期结束专利就成为整个世界所共享。风险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成功因为其他企业的模仿创新，将增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投资具有某种公共品性质。但不可否认，技术的这种外溢性必然加大它的风险性，使得靠追求高收益驱动的风险投资的预期利润下降，从而使风险投资有效供给出现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政策的制度扶持以保障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
由于风险投资具有公共产品这个重要性质，所以各国都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予以支持。除知识产权保护外，在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政策有：财政支持，税收减免、贷款贴息、贷款担保。也有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如风险投资退出提供渠道开设发展二板市场，完善信用制度及专门服务机构的建设等。美国是风险投资最发达的国家，这与美国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有效的财政金融政策，发达的二板市场，高效的具有独立性的为风险投资服务的中介组织这些因素密不可分。
我国当前对于风险投资的政策中也有财政金融支持，税收减免、贷款贴息、贷款担保。也已经经开设了有利于风险投资退出的创业板市场。但是与美国相比，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仍有不少缺陷。首先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降低了风险投资的预期利润，其次相关法规和法律执行力度的缺乏常常不能保障风险资本投资成功后获得应得利润，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还不存在独立高效的为风险投资提供专门服务中介组织，这也阻碍着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所谓风险投资的中介机构是指通过设计、创立及运用各种金融投资的工具和手段，起到沟通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为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工程技术、科研、融资、财务和法律咨询服务的独立性中介组织。
这些中介组织的存在可以降低风险投资企业与寻求风险投资的创新企业、与风险投资的潜在合作者、与接替风险投资的普通投资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风险投资的运行效率。这些中介组织包括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经公关公司、券商等。它包括技术鉴定、技术支持机构和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包括通过独立公正的提供信息，从而连接风险投资家和普通投资者，使创业板市场的投资者做出有利的选择，完成风险投资的退出的如券商和法律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由于相关专业人才的缺乏人才，法律对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监督和制裁经常处于缺位状态，以及我国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和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风险投资中介组织很不发达。例如当前，我国券商、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机构为了获得更多的承销费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夸大创新企业的盈利，提供假信息的事件层出不穷，这就伤害了创业板市场上投资者的信心。所有这些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制度基础我们仍不具备，需要我们弥补在这些方面的缺陷。
（二）第二个本质特点的实践印证、启示
由于风险资本具有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所体现出来的高人力资本性质，所以必须由市场配置评价人力资本资源，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吸引高水平的风险投资人才不断进入风险资本家行列。这就要求风险资本的人力资源配置具有最少的外部干预性质，完全由市场决定谁优谁劣。
政府必须正视风险投资的这种高人力资本性质要求。美国曾经有过这一方面的的教训。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小企业法案，其目的是通过政府设立政府风险投资资金引导带动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只要选定的项目符合政府的标准，每投资1美元即可得到4美元的政府低息优惠贷款。在此政策激励下到1962年，政府管理的风险投资公司占整个投资的75%。但是，这种政府提供风险贷款做法并不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律。首先政府提供4倍于私人投资规模的贷款，由政府决定应该向什么项目投资表明投资的主体已经是政府。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取得贷款后由于风险投资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许多投资人和管理者并没有真正用于支持创新者创业，而是以高利率贷给工商企业以稳赚利率差。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又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培养和吸引高素质的投资管理者，从而因管理不善造成亏损。到1967年，共有237家中小企业出现问题，但政府还坚持认为这是监管不够所致，而不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因而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立法，赋予中小企业管理局以更大的执法和监督权，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审计和监管。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衰落，1978年这些公司管理的资产只占全美资产总额的21%。到1989年则降至只占1%。这种按“政府意志”兴办的风险投资公司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2001年，政府投入占风险投资65%，但我国风险投资对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生产的贡献仅为2.3%。这一切证明了一方面政府不能介入风险投资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表明风险资本家作为一种企业家人才，应在市场中优胜劣汰，大浪淘沙，不应由政府行政任命产生。
其实风险投资公司是由一批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运营，不仅政府不能参与，其他任何不具有这一领域特殊才能的个人和组织也不宜直接参与。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不以一般公司组织形式设立。最适宜它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在这两种制度中，一般投资者（无论其出资份额多大）都不参与风险投资公司的直接运营，只因为是资金的投入者具有利润分配权和一定期限的投资参与和撤回权力。在这两种组织形式里，由风险资本家（有限合伙制里的一般合伙人和信托机构里的信托基金管理者）管理日常事务。而美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表明，有限合伙制里对普通合伙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更为有效。一方面是巨大的利润分配刺激，（普通合伙人出资一般占风险资本总额的1%左右，盈利后一般可获20%左右的利润分配。）另一方面是日常投资管理开支的严格限制和亏损后的无限清偿责任。在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压力下，经营业绩差的因难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而自动退出，经营业绩好的风险资本家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更易筹集到风险资本。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不断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不断吸引高素质的普通合伙人。
篇2
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往往伴随着资本 账户的逆差和储备的流失，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 在大幅度贬值和整顿国内金融结构的条件下，收窄了汇率波幅(baig,2001)以低估的汇 率保持经常账户的顺差，稳定资本和外汇市场，吸引资本的回流，增加国际储备，使经 济出现了稳定增长。
东亚国家的低汇率、高储备政策使东亚资本流动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变化，即东南亚国 家既是资本输入国，又是资本输出国，但其输出的是追求相对安全的资本，而输入的是 追求风险利润的资本。这一变化不但对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对国际货 币体系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试图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对东亚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进行解释。 为此，根据双重和利息平价理论，提出了风险补偿分析模型，认为低汇率、经常账 户顺差和高国际储备既造成福利损失，也有助于稳定货币信用，降低国家风险与风险贴 水，降低利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把这一政策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认 为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对自身金融脆弱性的补偿或担保，是福利损失与宏 观经济稳定收益的均衡。我们对东亚资本流动的新趋势进行评估，认为这一政策的可行 性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可持续性，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政 策博弈均衡。发展中国家应在改革微观金融结构，加强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稳定性的基 础上，逐步放弃这种新重商主义政策。
二、东亚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
尽管理论界对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分析各有侧重，但资本流动被看作是危机发生的催化 剂(艾肯格林，2000)。危机前大规模资本流入使得实际汇率升值，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力 ，进而导致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而危机中资本的突然逆转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东亚金融 危机可以认为是投资者面临资产价格下跌和不健康的金融体系，突然撤资的结果。
从图1看，东亚净资本流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明显，危机前(1993—1997)大量的资本 流入，危机中(1997、1998)大量的资本外逃。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 泰国，1996年的资本流入和1997年的资本流出之间的总逆差达到850亿美元，约占这些 国家gdp总和的10%(梯若尔，2003)。危机后，资本的净流入呈逐步增加趋势，反映了国 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从国际收支状况看，危机前的95—96年，除中国 和日本外，东亚有280.5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的逆差，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大面积的赤字 到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菲律宾的逆差。1999—2000年，经常账户却盈余880亿 美元。2001—2002年保持了同样的水平，加上中国和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东亚地区的 经常账户顺差超过2000亿美元(表1)。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已从净 国际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注：根据经济日报2004年2月13日消息，东亚国际储备已超 过2万亿美元。)
表1 东亚国家经常账户 单位：十亿美元
国家名称 1995—1996 1999—2000 2001—2002
日本 87.7 117.4 100.6
中国 4.4 20.8 26.4
中国台湾 8.3 8.6 21.8
新加坡 13.7 16.2 18.3
中国香港 -4.1 8.2 12.1
韩国 -15.8 18.4 7.2
马来西亚 -6.6 10.5 7.3
印度尼西亚 -7.0 6.9 7.1
泰国 -14.1 10.9 6.9
菲律宾 -3.0 8.2 4.4
东亚(除日本) -24.1 108.7 111.4
注：东亚(除日本)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
资料来源：bis，2003
从东亚资本流动的结构看，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国际信贷为主导的资本流动结构转化为 三者相对平衡的结构。麦金农(2000)认为，东亚国家在危机前具有发展中国家货币“错 配”的典型特征，特别表现为借短贷长和借外币资本币上，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 因。危机后，东亚各国在银行体系重构后，显然加强了对国际借贷的控制。图2显示， 危机前，三种类型的资本净流入都呈增长趋势，尤其是主要由对外借款所组成的其他投 资增加幅度更大，而在危机中这部分资本流出幅度也最大。随危机后经济的复苏，其他 投资在危机后有所恢复，但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直接投资由于受“沉没成本”的影响 ，变动幅度相对较小，但总体上呈下降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组合投资在危机中波 动幅度较大，但远低于其它投资的变动，并且在危机后的1998—2000稳步上升。2000年 后组合投资的资本流出虽逐年增加，但组合投资流出的主要是储备性资产，私人的组合 投资总体上呈流入状态。东亚国家在这一结构变动中明显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麦金农 ，2000)，而外国投资者的风险度有所提高。
四、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我们将东亚国家这种低汇率、高储备政策称之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 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其既不同于视黄金储备为经济目标，以此扩张军力，开拓贸易疆界 的旧重商主义，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国内产业采取战略性保护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而是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缓冲政策。这一政策既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式”新重商 主义政策的修正，(注：“结构式”新重商主义是指以推动特定产业发展，并鼓励出口 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和韩国等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对此，可参见krugman,1998。 )也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以本国的福利损失为前提，为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 而不得不采取的次优选择，是对由发达国家制订的非对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运行规 则的回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道义上的正义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是 经济的增长，更是制度的演进过程，金融脆弱性问题将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因而也决定 了这一政策应在较长时间内实行。最后，这一政策适应于具有高储蓄传统，长期实行出 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在我们所观察的案例中，拉美国家由于国内的低储蓄传统而不能归 入这一模式。1997—2002年，拉美新兴国家的储备变动为0，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储备净 增4070亿美元(bis，2003)。
这一政策是否能得以实施，首先取决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可承受性和可调节性。从 理论上看，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实体和虚拟经济中的比 较优势得到充分体现，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分工的调节者和跨国生产的组织者，一般制造 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但要引导风险性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货 币和金融稳定是基础条件。因而，如果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机制能得以顺利运转，关键 货币国的逆差能通过安全资本的流入而得到弥补，自主性国际收支逆差并不会危及国际 货币体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将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能由此而受益。
但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信用本位体系，关键货币均实行浮动汇率制，货币稳定 取决于投资者的信任。一旦关键货币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超出一个阀值，就会引起资本的 非正常流动和汇率的大起大落。自1983—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连续8年出现巨额逆差 ，2002年已达到gdp的5%，几乎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储蓄的10%。美国净国际债务头寸已 经上升到接近2万亿美元，几乎是2001年末出口的两倍(bis，2003)。如果说东亚危机前 后，美国经济正处于高增长期，东亚的出口有助弥补其供求缺口，稳定物价，避免货币 政策收缩。而当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均衡日益严重时，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就是不 可避免的，全球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就不得不进行大调整。由于东亚国家的汇率体制普 遍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难以对东亚国家发生作用，而其他发达国家的贬值冲击就增强 ，要求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和改变汇率机制的压力就将增大。同样，由于美元大幅度贬 值，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储备资产的安全，有可能导致对美元信任的崩溃，引起国际 经济的大动荡。
这一政策是否能得以实施，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地位的 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根据imf的汇率制度确定原则，各国均有权自主选择汇率体 制。自上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imf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 和汇率水平的过多干预，东亚国家普遍采取低估汇率的出口导向政策带动了经济增长。 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发展中国家贬值被普遍认为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中国的汇 率稳定政策受到了国际赞誉。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 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货币和汇率制度等的压力就将增强。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被 卷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新重商主义将增大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节的压力。由于中 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中国贸易和汇率政策的责难和压力就 会不断增大。因而，就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而言，关键是要掌握实施这一政策的度，使这 一政策既能有效稳定货币和金融，又能保持全球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从这一政策要求 看，汇率制度应是相对稳定，又可调节的。
这一政策的实施还有赖于发展中国家间的汇率合作。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主 要是产业间贸易，基于巨大的工资差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汇 率低估并不会对发达国家经常账户的平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发展中国家间为了获得 发达国家市场而形成的竞争性贬值则会导致“囚徒困境”式的非合作博弈解，既有可能 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又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节困难，导致全球国际收支的不平 衡。东亚国家在危机后普遍实行了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承担了不贬值的义务，出现了中 国对东亚国家逆差，而对美国产生巨额顺差的状况(表3)，使中国在东亚国家汇率结构 中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人民币升值，对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只会起 到提高美国进口价格，增加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作用，产生替代效应。如果不升值，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将日益增多，政治和经济压力不断加强。因而，建立区域 经济联盟，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货币和汇率合作，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减少发展 中国家的福利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政策的实施还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冲销能力。从宏观调节的角度看， 顺差和高储备较逆差和低储备更具稳定性和可调节性，但低汇率和高储备又有典型的货 币扩张倾向。如发展中国家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由储备转化的货币供应就能与经济 扩张所需的货币需求相适应，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但在经济增长减缓或投机性资本 大量流入的条件下，储备增长的通胀效应就取决一国的冲销能力。一般而言，经济规模 越大，资本市场越具有广度和深度，冲销的能力和效率就越强。因而，国内资本市场的 建设和发展也是实施这一政策的基础条件。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有点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悖论。美国要保持 其国际货币本位和国际金融风险中介的地位，必须要以其国际投资地位为基础，保证其 经常账户的平衡和对美元的信心。但是，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金融的脆弱性又要求 其低估汇率，获得金融稳定所需的储备，而这一储备又必须从关键货币国获得。由于上 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欧盟经济结构调节困难 ，国际多元货币本位体系中美元的地位更加强大，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单边主义更推 动了这一趋势。但随着美国财政赤字日益增大，消费持续超过储蓄，经常账户出现巨额 逆差，净债务国地位的不断加深，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巨大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应 该看到，当前的美元问题，首先是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加剧 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因而，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矛盾首先是美国调整国内政策， 由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而不是把调节的责任强加到发展 中国家身上。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政策也具有暂存性和可调性，应随着金融微观结构和 金融市场的完善，逐步改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效率，促进区域 内投资和内需，减少经常账户顺差，稳定储备水平，转向平衡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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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转换是东亚资本流动中最重要的特征，即东亚国家购买高质量美国、欧盟和日本 政府以及机构的证券，而出售实物资产、股权、中低质量的债券(bis，2003)。东亚资 本流出入不仅体现在风险的不对称性，而且涉及不同的投资对象。流入到东亚的资本一 般是投资私有部门的私人资产，而东亚资本输出的主体是政府和银行。由于国际收支的 顺差和稳定汇率的需要，东亚累积的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全球储备总额的50%(表 2)。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东亚的政府和银行不得不大量吸收外汇，并将其投资于发达 国家的安全性金融资产。东亚对外流出资本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 融市场实际上已成为东亚经济的中介银行，即吸入低成本资金，流出风险性资本，从中 获取差价。1997—2002年间，东亚借款者发行的美元或欧元债券，其平均利差超过美国 国库券和其他政府基准债券233个基点。印度尼西亚或者韩国银行发行的以美元面值的 次级债券的收益率超过储备投资者所获取的无风险收益3—4个百分点(bis，2003)。
表2 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 单位：十亿美元，%
国家 1998 2002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日本 203.2 12.5 443.1 19.5
太平洋地区 17.2 1.1 19.9 0.9
东亚(除日本) 562.9 34.6 908.8 40.0
世界总额 1627.8 100.0 2274.2 100.0
资料来源：bis，2003
三、基于金融脆弱性的风险补偿解释
东亚国家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是对经典资本流动理论的挑战。这种资本流动实际 上是从穷国、发展中国家、高经济增长国家流向富国、成熟经济和低经济增长国家，违 背了国际资金配置的要求，降低了全球经济福利水平。同时，巨额的国际储备是对资源 的浪费和对发展的牺牲，越是穷国，就越要承担国际储备的责任和福利损失。最后，这 种资本流动只是加深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弱化了当地的资本市场，使本地金 融机构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分散风险的能力。
一个国家要成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并从中获益，取决于3个条件，即货币国际化、资 产和要素价格的灵活性、法律和监管等制度运行的质量。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具有 良好的信誉，能在国内和国外发挥价值保存功能，其基础是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定 有效的微观结构。货币国际化是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实施“有效三角”政策的基础条件 。货币国际化也意味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产的价格是灵活可调的，金融市场具有深度 和广度，能有效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均要以法律和监管等制度 运行的质量为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带有发展的“原罪”(麦金农，2003)，这三个条件 是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特别是后两个条件更是经济体制长期演进的结果。东亚各国国 内的经济并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由于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已基本实现了 金融自由化，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国所推行的金融重整计划也加强了这一趋势。 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加强了外汇管制外，其他国家实际上的金融开放度均有提高， 从而产生了政策选择的困境。为实现金融和货币的稳定，东亚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对固定 的汇率体制(陈志昂、赵志皓，2003)，以低估的汇率保证国际收支顺差和储备的积累， 以国家资产风险替代个体的汇率风险，以福利的损失维护货币资信和金融稳定。从某种 意义上说，政府的道德风险在于以高储备提高货币资信，维持固定汇率制，为国内企业 提供避免风险的港湾，以增强出口的竞争力，政府成为最大的风险承担者(麦金农，200 3)。
篇3
[关键词]风险资本高技术创业企业融资机制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篇4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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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篇6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篇7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015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01
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现代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常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收益以及纳税贡献，促进了我国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分析，做好大型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对我国现代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大审计”理念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内涵
经历持续多年且连续不断的研究和理论阐释，国内审计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学者以及高校相关专业教学工作者，已经逐步形成了对“大审计”理念基本内涵以及基本特征的“公认性”认知结论。
在“大审计”理念的思想指导条件下，审计事业应当积极服务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整体发展进程，以及国有企业经营发展进程中的目标和路径规划，切实实现对我国国有企业现有的全部审计资源的统筹性应用，逐步引导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宏观收益，与企业内部微观审计工作之间形成有机统一，并以此实现审计工作成果以及相关信息的共享化应用。
实现审计工作成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是“大审计”理念指导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追求的基本目标。要逐步实现企业内部效益性审计工作与合规性审计工作的有机结合，促使企业内部审计在切实改善和提升企业基本生产经营效益、降低和规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填补企业现有业务开展流程中的漏洞、规范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实务开展流程等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并以此为国有资产项目保值增值发展运作目标的实现提供基本支持条件。在现有研究背景下，通常可以将“大审计”理念的主要特征阐释为如下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应切实建构形成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全局化理念，基于微观性和宏观性双重工作切入角度，促进企业内部现有审计资源的高效整合，切实发挥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对企业生产经营事业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第二，实现企业审计工作内容体系的发展扩充，在切实关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务收支状况的基础上，逐步将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扩展到企业经营管理事业的效益取得状态，以及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因素的防范处置等方面，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效益性、合规性以及真实性等基础属性，实现有机统一。第三，加快破除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存在的“条块分割”状态，逐步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资源的高效化利用。
2 “大审计”理念在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
“大审计”理念基于系统学角度切入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根据审计事业的可控性、重要性以及全面性等属性要求，重点把握国有企业内部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与控制环节，促进企业内部审计管理工作体系逐步展现审计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审计工作质量监督体系，以及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相互结合的有机化和系统性特征。
2.1 审计工作人员管理体系
作为国有企业审计工作具体开展过程中的主体要素，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审计工作专业实务技能、基础职业道德素养，以及在具体开展企业审计实务活动过程中的业务性组织协调能力，还应当具备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宏观大局把控能力，具备一定的前瞻性业务开展思维，能够结合具体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基本发展路径，对“大审计”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丰富和完善。要在具体参与审计实务工作过程中，逐步养成勤于思考和开展工作创新活动的实务能力，实现基本知识经验的有效积累，促进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沿着良好有序的路径不断成长发展。
2.2 审计工作质量监督体系
切实加强对风险管理理念的认知。在企业审计工作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将难以避免地面对审计风险及审计评估风险两种基本风险形态，而所谓审计评估风险，其实际指的是不同审计工作人员，在具体应用差别化设计工作开展手段的过程中，给企业实际化的生产经营路径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关的业务风险。审计风险，通常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者因在日常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实施违规操作而导致的风险。鉴于上述风险因素的客观存在以及不良影响，要求审计工作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风险因素或事件的发生概率。逐步推广应用企业审计工作组长责任制度。审计组长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团队的核心领导者，只有切实建构并推广应用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组长责任制度，才能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质量保证目标的实现提供充足的支持性条件。
2.3 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为充分发挥企业审计工作项目质量控制体系的最佳效能状态，应当在审计立项、审计实施及审计整改等多重化具体工作环节的开展过程中，切实做好相关工作细节及进程性影响因素的控制和把握工作。
在具体开展审计立项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要合理开展企业内部审计资源的调配工作，制订并实施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长期性计划，通过对审计工作基本风险评估信息的引入和运用，切实提升企业审计工作长期发展计划制定工作的科学水平，切实提升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的效率和水平。
3 结 语
篇8
(1)基本特征包括林户(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风险偏好等。一般认为随着林户年龄、文化程度的增加，其生产经验更加丰富，参加订单林业的可能性将减小。而风险喜好的户主更愿意去预测林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变化而不是接受订单既定价格，故此参加订单林业的可能性较小。
(2)生产特征包括对林场的固定投资、参加林场经营的人数和年数等。分析认为，对林场的固定投资大、参与林场经营的人数多的林户通过林业订单可获得的收益更稳定，林户更倾向于选择订单林业来保护可得利益;而经营的年数多的林户能准确预测市场变化，倾向于不参加订单。
(3)经营特征包括林业收入占比对订单的了解程度。林业收入占比较大的家庭对林场的依赖性强，更愿意选择林业订单来保障家庭的收入。受到资金和信贷约束同时了解订单林业的林户更容易通过订单获得生产资金，参与订单的可能性较大。
(4)交易和环境特征指林木生长的周期、林产品的出售难易程度和政府支持。林木生长周期越长、林产品出售难度越大，林户所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更倾向于参与订单林业;而政府的支持既降低了林户的生产风险，又提供了生产的补贴和保障，更容易吸引林农参与。
2林户参与订单林业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2.1研究方法、模型和变量说明
对林户而言，是否参与订单林业的选择只参与或者不参与两种，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林户是否参与订单林业的行为进行回归分析。
2.2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福建省清流县118个村庄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9份。为强化样本的代表性，本文采用了分层和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主要在龙津镇、嵩口镇、嵩溪镇、温郊乡和余朋乡5个乡镇进行。
2.3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根据设定的回归模型，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结果如表2：由表2可得，X1(风险偏好)、X5(林地规模)、X6(林业收入占比)、X9(出售难易)、X10(政府支持)的系数分别为-6.051，2.54、2.736、0.057、0.770，且显著性较高，说明这些因素对林农是否参与订单林业影响显著。风险偏好系数为负，即风险厌恶者更倾向于参与订单林业。
3结论与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主要从可以改变的林地规模、风险偏好和政府支持因素给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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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要求，从2006年开始，农村信用社将用一年的时间，告别以期限管理为基础的“一逾两呆”贷款分类，全面过渡到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贷款五级分类。推行国际通行的风险分类方法对于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仅是贷款分类方法的转变，更是信贷管理方式的一场革命。“一逾两呆”按期限划分的四级分类制度，造成了家底不清、拨备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实行按贷款风险程度划分的五级分类，可以科学揭示和计量风险，转换农信社经营理念。
从分类结果看，正常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基本正常”，没有理由怀疑其不能按时足额还款；关注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存在潜在缺陷”，虽然借款人有能力偿还，但出现一些不利因素；次级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缺陷明显，可能损失”，借款人还款能力已出现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第一还款来源）已无法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担保（第二还款来源），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可疑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较大损失”，借款人无法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第一还款来源）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担保（第二还款来源），也肯定会造成较大损失；损失类贷款的基本特征是“基本损失”，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息仍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小部分。
由分类的风险判分和风险特征可见，贷款风险分类法关注的核心就是贷款的内在风险，能否及时足额还款及其可能性大小成为划分不同贷款种类的惟一标准。与“一逾两呆”制度相比，风险分类制度的设计理念突出了几个特点：
从监控内涵看，风险分类制度对贷款质量进行分类的衡量标准是风险对贷款偿还的影响程度，而不是仅仅把贷款是否逾期及逾期时间的长短作为依据。但由于贷款期限越长，不确定因素越多，所以贷款逾期情况仍是分类的重要参考。农信社对自然人（一般农户）贷款就采取了逾期情况、信用等级两级坐标进行贷款风险分类，以有效提高分类效率。
从监控外延看，风险分类制度对风险识别的范围覆盖了全部贷款，而不是仅仅涵盖到期不能偿还的贷款。风险分类把贷款的全过程、借款人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和第二还款来源）、借款人的非财务信息，都纳入了风险识别与监控之中，提高了风险的敏感度。
从监控过程看，贷款风险分类体现了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风险分类过程就是对贷款质量诊断的过程，要收集信息、整理档案、检查还款记录、确认还款能力、判断还款可能性，涵盖了从贷款发放到账面消失的整个周期，可以克服“一逾两呆”仅仅依据已经发生的事实（如是否逾期、逾期多长时间等）做确定性判断的不足，体现了预判性和前瞻性。
从分类主体看，贷款风险分类对信贷人员在经验、知识和判断能力等方面要求很高，需要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作为分类主体，系统化地履行分类操作职能，而不再仅仅由会计部门按照是否逾期及逾期时间进行简单归类划账。风险分类制度是由专业人员在收集和分析借款人的经营、财务等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对风险影响贷款偿还的程度做出估计，判定贷款的分类级别。要胜任这种重要而复杂的判断，需要具备丰富的经济、金融知识，需要了解借款人所属行业的专业运作规律及其动态行情，还需要风险管理实践经验。
从操作细节看，风险分类制度给分类者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再像“一逾两呆”制度的分类结果与分类主体无关。由于风险分类制度要求分类者根据现有信息对贷款风险做主观判断，不同的分类者对同一贷款风险的判断也难免有分歧，这会导致贷款分类结果“因人而异”，由此可能导致一个比“一逾两呆”制度更值得警觉的问题：“一逾两呆”制度的分类标准简单清晰，分类者基本没有自由裁量空间；而风险分类制度中，在正常到损失五个级别的风险判别标准没有精确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操作争议，直接影响风险认定的真实性。这种自由裁量性可能引发的系统性误差，已被贷款风险分类实践所证实。
已有的经验与教训
从我国风险分类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看，风险分类的推行有复杂的实践因素。
我国于1993年起接受世界银行的技术援助，开始引入贷款风险分类。1998年5月起，央行在广东开始“清分”（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试点，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广东境内的分支机构在三个月内完成辖区内全部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形成上呈国务院的试点报告，并在次年春天将五级分类法扩展到全系统。结果表明，按贷款风险分类计算出的不良资产比例，比“一逾两呆”下的不良资产比例要高出许多。当时的央行无论从认识水平或管理手段上都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于是，央行内部就风险分类是否应引进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关于贷款风险分类的推行态度多有反复。
1999年7月，央行要求“从1999年7月末开始到1999年底前，完成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工作；从1999年开始到2000年底前，完成10家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工作；从2000年初开始到2000年底前，完成8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工作”。2000年9月，央行《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又重申要以“一逾两呆”作为不良贷款分类的标准。同年，按照“一逾两呆”的标准和办法，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范围的检查。2001年12月，央行再次文件，要求从2002年起，在中国各类银行全面施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实施范围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在华的外资银行。
对贷款风险分类执行情况的调查不能让人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分类制度的调研认为“贷款分类制度偏松”。央行的调查报告则指出了更多的问题：
贷款的分类标准不够细化，难以精确量化信用风险，同类贷款不同的内在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基层人员反映分类标准界线过于模糊，不易执行。
相关法制建设滞后，客户信息资料收集困难，分类认定缺乏数据支持。银行作为放贷机构还没有对贷款企业形成有效约束，不能将要求企业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作为放贷的基本条件。
五级分类定性标准较多，难以准确把握分类核心定义，致使风险分类方法没有真正运用，“一逾两呆”思维定势尚未摆脱。许多基层行存在“先四级分类(即“一逾两呆”)，再适当调整”的思想，将“逾期”对应“次级”，“呆滞”对应“可疑”，“呆账”对应“损失”，在实践中的标准仍然是贷款逾期情况和按时付息的情况，并没有按照评估借款人还款能力对贷款分类。由于受上级行双控指标的影响，未能如实反映贷款形态，可疑与损失类贷款失真。
基层行贷审会工作量偏大，难以实时、有效控制分类风险。这样，分类管理变成了上报的统计数据，没有和信贷管理真正结合，没有进入通常的会计核算体系，也没有对数据进行动态监测。调查结果显示，相当部分的国有商业银行支行仍然沿用1998年、1999年的分类结论，分类信息和分类理由都未及时补充或更新，甚至使用第一次“清分”时的分类底稿。
信贷人员配置不合理，难以有效发挥五级分类的风险预警功能。许多基层行客户经理的现状是人员少、压力大、负担重，不仅要开展大量繁琐的营销业务，搞好贷后管理，做好临时性和常规性的报表，还要迎接上级行的检查。许多客户经理均有应接不暇和疲于应付的感觉，从而对监管相对滞后以及认定与处罚颇有弹性的分类工作易于忽视，甚至将之当作负担。有监管官员就此作评：至今商业银行仅仅是做到了推出五级分类法，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原则还没有在经营者和管理人员的头脑里生根，没有发挥作用。
推行贷款风险分类已有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推进这项工作一方面要科学化，即设置更为精确化的、可操作的标准，并辅之以法律、技术、人才等手段，使贷款清分在客观上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另一方面要专业化，即促使分类者成为“专业把关人和独立判断者”，通过专业化促进分类工作质量的有效提高。只有这样，贷款风险分类制度才能变成金融机构自觉自愿的经营行为，贷款清分实践才能符合清分者的主观愿望，而后者更为关键。
贷款风险分类引发的风险暴露，对金融机构或下级行而言，传递的是坏消息，是“报忧不报喜”。在不良贷款“双降”任务已由经济行为转变成政治任务, 已由自我约束变为自上而下的硬性行政指令的情况下，必然会影响贷款所在行员工的绩效考核成绩，触动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由贷款经营行自己来执行分类操作，风险暴露阻力无疑是现实而且强大的。同样，出于对提高利润、增加员工福利的动机，商业银行也可能不愿意暴露真实的不良贷款以免多提拨备。而商业银行在贷款分类上的自由裁量权，又为金融机构或下级行隐瞒贷款风险真实情况提供了技术前提。
现行的《指导原则》恰恰忽视了这一重大利益冲突，虽提到“商业银行对贷款进行分类，应遵循内部控制原则，保证贷款分类的独立、连贯和可靠”，但在关键的分类操作、分类授权等方面均未要求商业银行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以应对风险暴露阻力。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使得贷款五级分类在执行上并没有达到上级行和监管者希望看到的效果。
农信社可能受到的影响
实际上，贷款风险分类制度试行八年来，其数据基本上还没有应用于各家商业银行管理的重要决策。不能根据分类结果计提足额损失准备，也就不能对各级行的绩效考核产生影响，导致各方面对这项制度的科学性关注也少。只有在制度设计上解决了设置精确化的分类标准、规避利益冲突、向专业化发展等基本问题，贷款分类水平才能不断提升，从而为决策和管理提供及时、真实的数据支持，其所揭示的信贷资产质量也才能经得起股东和公众的质询。
由于贷款风险分类制度的科学性、专业性问题在体制上没得到根本解决，也就不能奢望其在农信社的执行一定能获得“风险分类结果基本真实、信贷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信贷人员的业务素质有所增强、健康的信贷文化初步形成”这四个银监会要求的成效。但农信社不能坐等体制的完善，对于贷款风险分类这种以风险为核心的贷款分类制度，要通过科学的和积极的运用，力争达到如下效果：
转变信贷观念，提高风险意识，提高管理水平。长期以来，农信社受行政手段、计划分配、经验判断等传统办法的影响很深，此次通过大规模培训，引入先进技术有效地管理信贷资产，会提高农信社的科学管理意识。同时，贷款清分的过程，也是风险的认知过程，是主动调查了解借款人信息资料，判知风险状况的过程，这对于提高管理者的风险意识、提高信贷人员的专业素养、培养整体的风险意识，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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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官方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5.64亿，年内新增网民数量为7330万人。手机网民规模突破4.2亿，占整体网民数量的74.5%。其中，网络购物用户数量已突破2.42亿，较2011年的网购用户数量增长了4807万人，增幅达到24.8%。与此同时，网上支付用户人数也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了32.3%。网络购物已经一跃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网络应用。
从营销学角度来看，网络购物简化了繁冗的中间销售环节，大幅压缩了商品的销售成本，为商家和消费者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空间。随着中国快速步入互联网经济时代，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变得无处不在，人们获取商品信息的渠道也逐渐从柜台转移到了屏幕。近几年，网络购物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购物渠道，成为了最受大众推崇的购物方式。商界和学界对网络购物方式的研究已颇具成效，甚至还由此诞生了网络营销学来对网络购物的各个环节进行整理剖析，并将其理论化、学术化。但在我国网络购物人数猛增，电子商务交易迅猛发展的同时，仍有很多网络购物困境和瓶颈问题亟待解决，在维护网络购物平台有序健康发展、保护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网络消费安全规范等方面，我们距离成熟健康的网络消费时代尚有很大差距。因此，对网络购物困境的研究，深入探讨网购主体（既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担忧，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关注点。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方向
以往针对网络购物困境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会心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的分析角度，通过“感知风险模型”（Qnne—Sophie CQses 2002）和“信任模型”（KomiQk BenbQsQt 2004）测评网民对于网络购物的偏好程度和担忧。国内学者通过沿用上述理论及中国网络购物的调查数据，对网络购物进行了本土化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网络购物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感知网络购物风险”和“感知网络购物信任缺失”。此外，国内一部分学者，通过“使用——满足”模型，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网络购物者的消费需求和情感满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网络传播载体的创造性和感官冲击为网络购物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无论是“感知风险模型”、“信任模型”，还是“使用——满足”模型，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都是网络购物情景中的消费者体验。这类分析能够比较充分的说明网络媒介在网购消费者购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解释网络消费的体验特征。但是，这类研究存在两点问题：第一，信任和风险作为直接评测的变量具有模糊性，难以对网购消费者行为的信用担忧和风险担忧做出量化评测，而且随着获取网络商品信息的便捷性和可对比性增强，网络购物在社会中的认可度不断提升，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已经被唤醒，心里层面的不确定性和不信任度正在减弱；第二，在网购消费者和网络购物媒体的互动中，网络购物消费者这一主体的基本特征，在这类研究中被忽视了，造成这类研究难以从网络购物的真正主体特征出发，分析当前我国网络购物平台发展的现状。目前，学界有限的涉及网民基本特征与网络购物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某一特定群体属性，分析特定群体对于网络购物的选择。这类研究多数将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看作网络购物消费的重要受众，认为大学生创造性强、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特征使得这一群体容易接受网络购物的消费方式作为购物渠道。还有的学者，通过对网民购物热情和依赖性进行分析，探讨网络购物者的热情延续，认为新兴购物方式的新鲜感和时尚感对消费者产生了购物刺激，并借助方便的购物流程，使购物变得更加简约，从而使上班族对网络购物产生了心理依赖。这两部分学者比较关注网络购物的广告效应，通过对网络购物有积极作用的变量进行分析，对网络购物的发展前景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但是，当前的这类研究存在两点缺陷：第一，过于关注某一特定群体，难以通过全方位、统筹性和比较性的研究视角，解释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其对网络购物担忧的关系；第二，缺乏对网络购物的问题分析，只关注群体特征对网络购物的易用性，而忽略了网络购物作为消费方式的一种对所有消费者的普遍意义，故难以深度解读当前网络购物发展的困境。综上所述，在当前的网络购物的研究中，比较缺乏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其对网络购物困境认知的系统定量研究。为此，很有必要从网络购物的感知主体即网购消费者的角度，探讨其基本特征与网购困境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概括当前影响中国成年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担忧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将是网络购物媒介发展方向的重要借鉴，将会提升我们对于网络购物市场细分和客户维护的理论建构，从而促进网络购物平台的良性发展。
三、研究模型
本研究通过网购消费者的网购频率分析，将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和网络购物困境担忧联系起来。其中，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选取年龄、职业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水平作为研究变量。网络购物困境担忧则选取受关注度较高的网络商品信息真实性、网购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银行资金安全，以及在网络购物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维权作为网购消费者在网络购物过程中的主要担忧进行研究。而网购频率作为影响两者相关性的重要因素，被用作模型中的桥接将两组变量关联起来。
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网络购物困境研究模型
四、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在对1000位网络购物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后，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做出整理和分析，并进行严格的定量研究操作。其中，应用了频率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偏相关分析等分析方法。
五、数据分析
频率分析。从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基本特征来看，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90.3%，其中18-30周岁的年龄阶段占总数的79.4%。这一人群是接受网络技术变化最快，对全新的网络购物渠道敢于尝试，也是在今后仍有很大的年龄空间继续使用网络购物这一方式的人群。其次，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大多集中在学生和在职的人群中，分别占全部受访者的34%和62%。一方面，学生作为正在接受先进教育、容易受先进和时尚理念感染、有对新鲜事物的热情和好奇等特性，决定了这一职业分层一定会成为网络购物的主力军。而且，由于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对商品的价格会非常敏感，这正迎合了网络购物价格低廉、货比三家的优势；另一方面，在职的人群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在网购资金上有充分保障，而且由于受全日制工作的限制，无法抽出大量时间采取传统购物的方式进行购物，所以网络购物可以使其足不出户的选取心仪的商品。此外，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91.9%。这说明，越是接受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越能够接受网络购物这一全新的购物方式，而且在对网络购物流程有充分认识后，这一部分容易形成理性消费观念的人群会对采取网络购物的方式持之以恒，这是成年网购人群中最稳固的层级。月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对于网络购物而言，由于其在终端技术操作、消费理念培育和支付手段完善等方面尚需时日，而且普通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任然维持使用传统的消费方式，所以在此调查数据中显示的结果，并非呈现收入越高，网购越多的层次构架，说明网络购物仍然属于普通工薪阶层的购物方式。从网络购物困境角度出发，消费者对于网络购物商品信息的真实性仍存在很大顾虑，有68.7%的受访者对此持担忧态度。由于网络购物过程中涉及商品属性和功能基本信息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使得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信任度也随之降低。从消费感知和体验层面来说，网络购物对于消费者的心理不确定性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是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非常重要的担忧因素。而消费者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顾虑则不那么显著，说明随着网络信息安全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网络电商对网络购物营销策略中用户安全性的考量在不断深化，网购消费者逐渐在排除这一顾虑，这对网络购物的前景发展是利好的一面。此外，受访者对网络购物过程中个人银行账户资金安全持忧虑态度在逐渐趋缓，这与目前在网络购物的支付环节中引入了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关。购物流程中，只有消费者在确认收货后交易方可完成，在收不到货、货物缺损或不满意需退还的情况下，货款将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予以冻结，这大大加强了网络购物过程中消费者资金的安全性，而在调查问卷中，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取代传统支付方式的受访者占82%。对网络购物有可能产生的商业纠纷和维权，多数网购消费者还是持担忧态度，这也是网购消费者担忧度第二高的因素。说明在网络购物消费者维权方面，有关方面还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对商家可能采取的投机和诈骗行为尚未出台有效的预防措施，导致了消费者在这一方面的顾虑很多，这为今后网络购物平台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提供了依据。相关性分析。在对两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的明显相关关系包括：年龄越大，对资金安全的重视度越高；处于各种职业状况的网购消费者都对网上银行账户的资金安全比较担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网络购物的困境担忧越少，对于虚假网络商品信息也有更强的防范意识；而收入越高，对网络购物资金安全的担忧越明显。购物行为本身就是用货币获取等价商品的过程，其中资金安全和商品价值是构成这一行为的根本因素。网络购物商品信息的真实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而个人信息和银行资金安全则代表了作为买方的消费者能否通过安全渠道对商品进行支付，只有行为两端都得到保障，消费行为才能顺利进行。网购频率变量体现了受访者使用网络购物的连续性，是消费行为积累的最直接体现。调查数据显示，对网络购物已经形成稳定消费习惯的消费者已达到71.4%。这对于总结目前网络购物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余受访者大部分也已经有过网购经历，随着网络购物环境和规则的不断完善，这一部分人群会很快将网络购物作为日常消费习惯来对待。将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这四个基本特征变量与网购频率的关系整合到一起，得出的数据显示：网购消费者年龄越大，网购频率越低；学历越高、网购频率越高；而在学生人群和固定工作月收入在6000～10000的消费者中，网购频率相对较高。随着消费者网络购物频率越来越高，对商品信息真实性、个人信息安全性、银行资金安全性和网络纠纷维权的担忧会逐渐减弱，消费习惯的养成会有助于消费者更加放心的网络上选购商品。在对上述两个类别的变量分别与网购频率做相关性分析以后，结果显示网购频率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网购习惯，而且对网络购物担忧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偏相关分析。通过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网购频率变量的出现，带动了年龄变量与商品信息安全的相关性关系发生改变，并完全抵消了单纯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网购频率越大，对网络商品信息真实性的顾虑就越小，与年龄的关系在减弱。而相比网购消费者职业状况，网购频率也更能影响其对商品信息真实性的担忧，而且带动了职业状况与商品信息安全性变量的相关性发生了很大改变，并基本抵消了原有相关性系数。也就是说，网购频率越大，对商品信息真实性的担忧度越小，与职业状况关系不大。通过以上数据和说明不难看出，网购频率作为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进行消费行为的习惯性指标，最能够体现目前网络购物发展的现状。该变量与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的相关性、与网络购物困境的相关性，以及在起作用之下对两组变量相关性产生的影响，都说明购物习惯能够影响购物行为，从而进一步巩固购物习惯。在购物频率的作用下，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与网络购物困境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相对年龄越小、受教育水平越高、月收入水平越高的网购消费者购物频率越高，其对网络购物困境的担忧越低，同时使得中国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困境担忧的相关性逐渐减弱。
六、结论
结合上述对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与网络购物困境变量间的相关性，以及在网购频率作为控制变量的偏相关性研究可以看出，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人群的基数很大，占网民总数的比例在逐年增大。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分析角度来看，呈现出年轻化和高教育程度的分布形式和发展方向，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接受网络购物的消费方式，而且将其视为经常性购物方式的比例越高，基本已经在该人群范围内形成了购物习惯，这部分消费者是北京网络购物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带动其他特征人群的重要力量。网络购物在简化中间销售环节、降低成本价格，从而对低收入人群产生诱惑力方面作用显著，网络购物对于对消费者的易用性方面也更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的层次分布状况既层级分明，又均匀制衡。网络购物的总体发展趋势向好，而且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基础稳固，发展后劲十足。不同网络购物频率的网购者，其年龄、受教育程度与网络购物担忧的关系，体现不同的特征。通过对网络购物频率和北京成年网购消费者基本特征以及网络购物困境研究发现，网购频率对于消除网购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担忧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网购频率越高的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担忧就越小。
综合而言，网络购物作为一种崭新的消费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自身的缺陷，从而完全排除消费者对其信用和安全性方面的担忧。在消减缺陷和排除担忧的过程中，必须关注网购消费者的基本特征，在有效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发展，才能将网络社会的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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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金融工具方面的准则。随着我国金融业提速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冲击以及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化，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便应运而生。我国近期颁布的《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新准则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不但规定了确认标准，还将确认细化为初始确认与终止确认，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与思考。本文以会计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从经济学、哲学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提出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为基础，以交易价格和成本为主线，强调稳健性原则，仅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财务信息；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签订的合约所体现的签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着极高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了不利的变动，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动盈亏”，会计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报表中反映就会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潜在风险，而要在表内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则会碰到两个难点：是否满足“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是否满足“该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的问题，对传统会计要素的确认观念和确认标准产生冲击，所以在国际上无论是FASB还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的三种解决思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上，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所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本文强调从理论基础方面进行归结，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思路：
（一）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增设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会计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用会计恒等式表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满足现有会计要素的定义，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为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中。（二）第二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内涵”，使之能够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济事项实质上已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那么确认资产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来性，在合约签订时交易并未发生，而传统会计要素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就不再是确认会计要素的必要条件，即会计要素定义中解除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 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在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2．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 3．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环境和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决思路的多视角分析
对于上述的三种基本解决思路方案，我们从经济学、哲学、会计基础理论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对比，具体如下：
（一）经济学角度：会计学从本质上看带有经济学的属性，属于统计学，这种属性决定了会计学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心家盖尔特分析：人们追求确定性较大的事物，并要维持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门学科，它都经历从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确化这么三个基本层次。会计随着、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完善及计量手段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有表外披露纳入到会计报表中也是“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种解决思路以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者视为确定性为理论基础，将不确定性有效地纳入到会计要素确认中来，有利于前瞻性的财务会计概念体系的建立。
（二）角度：哲学原理中具有层次性：表层理论、中层理论和深层理论。结合理论的层次关系表现归结如下表：
最高理论层次 深层理论：世界观论理论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 层次理论：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基本原则，深层理论的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指南 表层理论：应用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实务 实践
因此，一种理论不仅应能指导当前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否则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也应该能够适用于未来的业务。第一种解决思路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种随着的，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动会计核算体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眼前的，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具有"时滞性"，对实务缺乏指导性。因此，不是理想之举。第二种解决思路中扩充后的资产和负债定义将资产与负债的边界模糊化，可能将一些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的项目纳入到会计报表中；对现有会计体系变动太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随意性，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撑。
（三）会计基础理论角度：关于衍生工具确认，起源于应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国际理论争论，结果有三种观点：1．全面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 ；2．反对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3．只应该确认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履行中合约。争论的结果本质是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讨 “不确定性”是否符合在现实条件下满足会计确认的“确定性”。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满足FASB和IASB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可以在签约时可以进行初始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交易结果的 “不确定性”，设计了有助于保证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场制度，如：市场上的间接结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证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担保的保障，使权利和义务具有会计确认条件的 “确定性”，所以第三种解决思路将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不确定性”纳入会计要素的定义中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国际借鉴角度：FASB在SFAS 133中主张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义是在资产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突出预期“获取或牺牲未来经济” 和“为所拥有或控制”这两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类似的见解。事实上，IASC从诠释负债的定义入手，把 “合约”列为导致法定义务的事项，以相当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特征。IASC明确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确定性义务（负债）的法定事项。IASC 在IAS37中提出“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义务事项，指形成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的事项，这些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使企业别无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法定义务，指因以下任何一项而产生的义务：1．合约；2．法规；3．的其他司法解释。推定义务，指因企业的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中：1．由于以往实务中的习惯做法、公开的政策或相当明确的当前申明，企业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将承担特定的义务；2．结果，企业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对企业将履行该义务的合理预期。”IASC这样定义，较“周到” 的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义务（和权利）代表的“确定性”纳入到会计要素的定义中，第三种解决思路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做法如出一辙。
四、结束语
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思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问题，具有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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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关键词 户外运动 风险管理 研究书评
有效开展户外运动风险管理，不仅要梳理清楚户外运动存在的主要风险，并要对风险管理的主要原理与技术进行深入的探究，进而从风险的根源进行有效的防范与管理，保障体育户外运动安全有效的开展。近年来，大量学者对于户外运动的研究逐步的深入，对于户外运动的风险以及风险的管理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通过文献调研的方式，将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可以更好的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吸收并加以利用。
一、户外运动风险归纳
对户外运动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是对户外运动存在的风险进行合理的界定以及明确的归纳，进而为其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前提指导条件，并为风险的预防提供方向性的指导。现阶段户外运动风险界定往往从风险的定义、风险的特征以及风险的归类来进行。
（一）户外运动风险的基本概念
吴全岗（2015）就指出，户外运动的风险就是户外运动中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活动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户外运动风险的界定不是仅仅局限于运动伤害这一方面，由于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预期结果的偏差也属于户外运动风险中的一种。由于户外运动参与的人员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人为或者自然突况的不确定性，户外运动的开展存在运动安全、活动开展受阻、运动目标偏差等不确定性，这就构成了户外运动的风险。
（二）户外运动风险的基本特征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户外运动风险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风险的客观存在性，由于户外条件以及户外不确定因素的客观性，户外运动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开展户外运动过程中，组织人员只有主动避免或者是被动防范来防止风险的产生。二是风险的不确定性，户外运动受到人为与自然环境等不确定性的因素影响，每次户外运动的开展也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三是风险的相对性，虽然风险存在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但是由于户外运动参与者防范技能、个人经验的不同，对户外运动风险的评价以及应对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异。四是风险的双面性，一般来讲风险的产生往往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如果户外运动风险在一定的可承受范围内，风险的产生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运动的实际效果，并由于挑战的产生而给运动人员带来更多的乐趣与惊喜。
（三）户外运动风险的基本归类
通过现有研究成果的总结，户外运动风险主要包含人为风险、自然环境风险和其他风险三类。人为风险主要是由于人的不确定性以及外界人为因素对体育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包含参与人员基本素质不达标、运动环境的人为破坏、人为干扰等因素。自然环境风险则是在户外运动时由于自然气候、地貌环境等因素给户外运动造成的挑战等。其他风险则是由于一些混合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人为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二、户外运动风险管理的基本方法
户外运动风险有效归纳的前提下，不少学者就风险的定义、风险的特点以及风险的类型提出了相关的风险管理方法。通过文献的调研，现阶段对于户外运动管理方法主要从风险管理的流程来进行归纳总结，包含风险的预测与评估、风险的防范以及风险的处置等环节。
（一）户外运动风险评估与预测
户外运动风险评估与预测主要是结合现场环境以及户外运动的总类来进行，通常，在户外运动开展之前，组织者会会结合运动场地的自然环境，附近居民的活动以及当天的天气预报等总结出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按照风险的总类对出现的风险进行归纳，以对风险的防范程度进行一定的评估。通过风险评估与预测，户外运动可能遇到的突况如下雨、交通事故、人员受困等都能提前的进行预防，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风险造成的损害也将大大的减小。
（二）户外运动风险的防范
户外运动风险的防范以户外运动评估与预测以及基本户外运动的防范准则为依据，一般发生在户外运动开展之前，少部分防范管理如特殊环境处理等工作发生在户外运动开展过程中。户外运动风险的防范主要包含环境的识别、装备准备、信息防范等工作，通过环境的识别，户外运动人员能够提前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防范，风险应变性大大提高；通过装备的准备，户外运动工具更加的充足，风险处理的能力以及便利性更高；通过信息的搜集以及与指挥中心、救援中心的及时通讯，户外运动风险救援时间能够被大大的缩短。
（三）户外运动风险的处置
户外运动风险的处置则侧重于户外运动风险现场管理，在充分的风险评估与防范前提下，户外运动风险处置的效率以及效果将会大大的提高，但现场的突况往往会和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关应急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现场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人员的互动以及外界信息的及时传递仍然对参与人员应变能力、风险处理经验等提出巨大的挑战。
三、结束语
户外运动风险往往由人为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以及综合因素造成，户外运动的风险也存在客观存在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和双面性等特征，因此对户外运动进行有效的界定与归类，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可以大大提升户外运动风险管理的效果。户外运动风险管理则主要包含风险的评估与预测、风险的防范、风险的处置等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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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风险承担指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具有如下特征的一类长期价值增值行为：①风险较大但收益也较高；②注重企业的长期价值，投资回收期长，短期成本高，且成功概率较低。风险承担更高表明高管更具冒险创新精神，更不会放弃那些风险高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由于高风险项目能比低风险项目带来更高的预期回报，高风险承担能够加快社会的资本积累并促进技术进步，使整个社会生产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风险承担对于企业的成功也至关重要，为了获取更高回报，必须投资更多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从本质上讲利润也就是对冒险的补偿和回报[1]。由此可见，企业通过风险承担获取较好的市场和盈利机会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2]。
然而，数千年来我国“集体主义”和“中庸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人们对待“风险”避而远之。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企业风险承担的意识不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整体不足，阻碍了我国企业长期发展和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具有特别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尽管企业风险承担在实务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已有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近年来才逐渐涉及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在诸多方面尚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主要从企业风险承担衡量、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针对非金融机构也即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现有研究不足，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2 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现状
2.1 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
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测度方法：①采用具体某项风险承担行为作为企业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研发支出由于成功概率较低以及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通常被用作企业风险承担的变量[3～7]。与此相对，也有学者使用风险相对较小的固定资产资本支出作为反向变量[3，5，8]。除此之外，广告支出、财务杠杆度[9，10]、是否投资高新技术项目[1]等也常被用作企业风险承担的变量。②使用一段时期内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的波动性来衡量。企业的风险性项目必然会导致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的较大波动性。因此，如果企业盈余或股票收益波动性较大，则说明企业倾向于承担风险。常见的如ROA的标准差[10～13]、ROE的标准差[11]、Tobin’s Q的标准差[14]、股票收益的标准差[14～16]、现金流变动的标准差[2]以及一定样本期内企业盈余的变动幅度。③使用实际收益（ROA， Tobin’s Q，股票收益率等）与预期收益差额的绝对值来度量[14]。这种方法先使用大样本数据建立起企业收益的回归方程，用于计算企业预期收益，然后计算其与实际收益间的差额，该差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风险承担倾向。④学者们自行构建的企业风险承担指标。风险承担行为越多，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概率，部分学者借鉴财务预警研究的方法构建反映企业风险承担的指标。如Altman’s Z-score和Olson’s O-score等指数[14]。
各种企业风险担当衡量方法评价如表1所示：
目前，学者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方法莫衷一是，因为这些衡量方法各有优劣。上述企业风险承担衡量方法都有其固有局限，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衡量方法可能会导致差异甚至相反的结论。特别是我国存在特殊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如上述指标中的研发支出披露很不规范、不完整；在我国，财务杠杆究竟体现更多的是融资方面的因素还是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企业的风险承担很难说清；会计收益更容易受到管理层的操控，股票收益具有很大的投机性等，这些都限制了上述衡量方法在我国的使用。因此，如何借鉴发达资本市场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方法，在深刻理解企业风险承担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构建适合我国上市企业的风险承担指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2.2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
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基本特征、公司治理因素以及宏观制度环境等几个方面来阐述的。
2.2.1企业基本特征的影响
企业基本特征是影响风险承担的重要因素，先前关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机会和行业类别等企业基本特征上[16]。
2.2.2 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从公司治理视角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认为相对能够进行多元化投资而表现为风险中性的广大股东而言，管理层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往往高度集中于其所供职企业，缺乏相对多元化的投资，由于经理层个人声誉和职业关注等原因，经理层比股东更厌恶风险，他们可能出于私利考虑而放弃一些投资风险高但净现值为正的风险承担项目，从而损害价值[17]。Hu等[18]发现由于职业关注，绩效相对很好和很差的基金经理都会采取相对更多的风险承担行为，基金公司风险承担与过去的绩效呈U型关系。Chen和Zheng[19]发现随着CEO任期的延长，其职业关注会降低，从而增加了企业风险承担。Li和Tang[1]研究了管理者的心理特征――骄傲自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CEO的骄傲自大情绪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并且当管理者自较大时，这种关系更为强烈。Faccio等[10]发现女性CEO管理的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财务杠杆和盈余挥发性以及较高的生存机会，说明女性CEO管理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实现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风险偏好相一致，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在激励机制方面，权益基础上的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股票期权是常用的手段[15]，这些措施能够促使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倾向，导致较优的风险承担水平。Shivaram等[20]发现股票期权能够促使经理层扩大对风险高但收益也相对较高项目的投资，促进企业风险承担。Wright等[15]系统研究了高管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高管薪酬中固定部分比例越高，企业风险承担越低，而授予经理层股票期权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一种曲线关系。Low[21]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特拉华收购热潮后，企业风险降低了6%，而这主要集中于经理层具有较少股权激励的企业中，特别是当CEO的财富相对于股票收益的挥发性（Vega）不敏感时，上述效应更为明显。较高的Vega（CEO财富相对股价变化敏感性）会促使企业采纳风险性政策，包括更多的研发支出、较少的资本支出（PPE）、经营业务更为集中以及较高的财务杠杆[3]。Dong[22]发现当持有股票期权的CEO财富相对股票收益挥发性更敏感时，他们更可能发行负债而不是权益融资，且即使在资本结构较高的企业也是如此。Kim和Lu[4]进一步发现当外部治理较弱时，CEO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倒U型关系，而当外部治理较强时，CEO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关系。
约束机制也是协调经理层与股东风险偏好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大股东所有权集中、机构投资者和多个大股东的出现等。随着所有权的增加，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增加风险性项目来提高企业收益，部分学者也发现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23]。但另一方面，大股东也有追求私有收益的强烈动机，可能采取更稳健的投资项目来确保这些收益[2]。Faccio等[11]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当大股东具有多元化投资时，大股东所有权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正向关系才成立，具有多元化投资的大股东控制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也相对更高。Mishra[24]发现大股东有能力和动机采取稳健的投资政策以获取私有收益，主导股东的出现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而多个大股东的出现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Koerniadi等[25]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出现便利了企业风险承担。
Wright等[26]发现机构投资者具有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活动来提升企业价值的动机。大股东身份对企业风险承担也具有重要影响。国有股东追求社会稳定和员工失业率的降低[27]，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而外国投资者则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关系受到国家制度的影响[13]。Su和Lee[7]发现家族企业为了保存他们的财富，家族所有权和家族参与程度都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而外部董事能够减弱上述影响。而Nguyen[23]则发现日本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增加企业价值，能够促进风险承担，而银行控制的企业则倾向于降低风险承担。在以银行治理为中心的日本经济里，外国投资者所有权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其它治理机制，如董事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5]。Wang[5]发现较小规模董事会更能促使CEO承担风险，进行更多的风险性投资。Nakano和Nguyen[14]发现企业董事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纳非极端的投资决策，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并且这种关系受成长机会的影响。Ferrero等[16]全面研究了董事会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费用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而独立董事、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状况对企业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影响。Koerniadi等[25]使用新西兰企业也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风险承担负相关，董事会的所有权对企业风险承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2.2.3 宏观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
较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够促使企业增加对具有较高风险但能够增加企业价值项目的投资，投资者权利保护越好，越容易接受“高风险高收益”类型的投资项目，从而提高企业价值[2]。而较好的债权人保护会导致破产成本更高，降低企业风险承担[12]。King和Wen[8]发现国家整体公司治理水平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较强的债权人治理水平导致较高的资本支出和较低的研发投入，而较高的股东治理水平会导致较高的研发费用（风险承担较高）。Li等[6]进一步检验了国家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个人主义的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回避不确定性的文化价值观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上述关系受管理层自的影响。
2.3 企业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
现有文献对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企业风险承担对融资、现金持有、成长性、资本配置效率和绩效等少数几个方面的影响上。Dong[22]发现股票期权能够增大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导致发行更多的负债而非采用权益融资，由此造成了次优的资本结构。Liu和Mauer[28]研究发现风险承担较高的企业需要相对较强的资产流动性，现金持有水平也就较高。Faccio等[10]认为女性CEO管理的企业风险承担相对较低，并降低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Nguyen[23]发现异质性风险能够保持企业竞争优势，日本家族企业的风险承担相对较大，进而提高企业绩效，而银行控制企业风险承担较低，企业绩效也相对较低。
2.4 企业风险承担的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研究上，而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还未引起重视。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零散见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少数方面。张瑞君等[29]研究发现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程惠霞和赵敏[30]研究了女性性别与风险偏好的关系。李文贵和余明桂[31]发现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低，且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中小规模企业。解维敏和唐清泉[32]研究了公司治理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可见，仅有的几篇研究还都停留在对企业基本特征和少数公司治理因素的研究上。而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则更少，李文贵和余明桂[31]发现风险承担能显著提高市场价值。
3 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随着企业风险承担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开展，风险承担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衡量、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我国企业深入认识风险承担的内涵和价值、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现有研究的梳理也可发现，目前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目前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企业风险承担衡量方面，至今仍没有一种权威、公认的衡量方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仍然是当前研究中的难题之一，尤其是如何基于中国特殊制度背景，融入中国元素测度企业风险承担仍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难题，也是未来应重点突破的研究方向之一。
（2）在企业风险承担主体方面，研究内容呈现一边倒的局面，主要侧重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研究，对非金融类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国外研究，且大多是追随或效仿国外已有研究，忽视了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集中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对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尤为匮乏。而普通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实现价值增值的支柱，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
（3）在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企业基本特征上，最近才开始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企业风险承担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管理层、董事会特征、机构投资者、集团附属或大股东直接持股等方面，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且没有结合我国的资本市场背景来研究。而在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背景方面，普遍存在着双重问题，在所有权结构方面对终极产权的研究也是公司治理的研究前沿。目前，没有出现文献从终极产权的视角来研究企业风险承担问题，尤其是没有将我国特殊的双重问题同时纳入到企业风险承担同一框架的系统研究，这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4）在企业风险承担宏观制度环境影响因素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制度环境差异下的企业风险承担国际横向比较上。目前，没有出现文献从一国内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视角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而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这为我们研究一国内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5）在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方面，现有文献集中体现在企业融资、现金持有、成长性、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绩效等企业内部少数几个方面，没有涉及到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企业风险承担不仅对企业自身，而且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未来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研究也应该将视角从企业内部拓展到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上来，以便深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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