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5 11:51:47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西方政治哲学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
?学术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
一、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
学术
?古希腊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的发源地，西方哲学在古希腊实现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他一些主要问题都已经有了雏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深入全面。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丰富多彩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为政治哲学家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观念找到一种终极性的依据，这是第一个特征。其二是政治哲学的原理、观念、原则以及相关理论受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影响，多以城邦政治为中心展开的。
?正义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运用“数”来解释万物的本原，追求和谐，而且用数的关系来表示和谐。在他们看来正义就是数的平方，因为平方数是由若干相等的部分组合而成的，这便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具有普遍性，正义就是战争。但是关于将正义看作和谐还是把正义看作战争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古希腊另一位著名的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国家与其他学者的国家在性质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民主制度他所积极主张的，只不过他的这种民主制度的根基乃是等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高峰。他一方面从其哲学立场出发以其哲学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正义以及其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理想的社会基本结构。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乃是他的全部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的方法也就是他的辩证法，问答加归谬的方法，借以找到所探讨的事物本身，而后者在柏拉图看来就是理念。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的主题就是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柏拉图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研究和他关于理想国家的观念上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城邦是一种自然的制度，是从最自然的人与人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一切言行都以某种善为其目的，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也同样是以善为目的的，城邦是一种最高的联合体，以最高和最广泛的善为目的。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我们了解到，政治哲学一方面与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限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乃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滥觞，也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虽然历经批判，但是即使在当代的主要政治哲学流派里面，人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思想的影响。
?
二、 现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覆载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马基雅维利所处的十五、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基雅维利被称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为现代政治哲学提出经过系统论证的基本观念、概念和方法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社会契约这样一种理论设计确立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既然某种外在的神的旨意和先天的道德规范是不存在的，那么人世间的规则就必须由人自己来订立。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资格，乃是因为他们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权利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霍布斯完成了人类依据自己的理由来建立社会或国家及其规则的理论论证。洛克也是通过社会契约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产生，与霍布斯不同，他认为，即使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也都能够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而所以要订立契约以建立公共权力，乃是因为自然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拥有立法、行政等权力。卢梭关于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和个人权利等问题的一些主要观念是与洛克大体一致的，然而后人对卢梭的评价却意见纷歧而至于大相径庭，最极端的观点将卢梭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祖师。后一种评价的最主要根据就是卢梭提出了公意的观点。卢梭认为，建立国家或社会的目的乃是社会的公共幸福，但是只有公意能够按照这个目的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康德的实践哲学深受卢梭的影响，这就是对人的尊重，而这一点奠定了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奠定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是目的。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的，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政治哲学更具现代性，他的政治哲学既太受其哲学体系的束缚，也太受他所在的那个王国的局限。黑格尔虽然也强调自由，注意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但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方法论上的影响，与社会契约论相反，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将人类社会的制度看作某种客观的、外在的因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产物，除了顺应这种规律，人的其他活动都几乎是无足轻重的。
?现代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与现实激烈的革命和其他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冲突一样，不同派别之间的观念也始终处在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派别和斗争的内容有其变化，但基本趋势是越来越晚期，两大派的阵营的分野就越鲜明。
?
三、当代政治哲学
?我们这里所谓的当代与现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这个当代相对于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巨大转折而言，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而就整个世界在基本方向方面突然之间趋同这一历史现象而言，当是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后一种变化对当下的世界以及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它尚未在政治哲学里面反映出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政治哲学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落。尽管如此，在这一个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对当代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他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多数是在批判现代社会时提出来的，比如，西方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而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通过批判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而深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解，发挥那些体现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观点。这些批判、观点都是颇有价值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导向政治哲学的复兴，但并没有达到这一步。
?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标志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和规范，第二，建立了自己的方法以论证自己的主张，第三，从外在的方面来说，罗尔斯的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新论证了自由至上主义（个人权利至上主义），提出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的主张，而像泰勒、桑德尔等人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主张和重新论证共同体（社群）相对于原子主义式的个人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因与罗尔斯的直接论战而突现出他的折衷主义的特点。政治哲学的这次复兴运动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这场复兴所引出的争论似乎没有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争论的那种尖锐和针锋相对的气氛。它所表明的究竟是问题太过困难而无法解决，还是问题无需解决，尚需要我们的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1］张翠：浅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内涵嬗变［J］，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01期；
篇2
再者，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自救，那么他们不必因为其恶行招致非议而感到不安。”121他不但号召君主利用恶行自保，而且还让利用恶行自保的君主不必感到内心不安。这样他就完全将道德从政治行为中剥离了出去，完全变成了技术。马基雅弗利所处的时代造就了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理论，因为宗教与政治的高度统一给人类带来的深苦的灾难，让他对腐朽的中世纪深恶痛绝，因此他在自己的理论上几乎走上了一个极端。但是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却是从道德出发，具有一种价值指向。在《君主论》一书中他写道：“如果人们仔细通盘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某些品质貌似美德，如果君主力行实践，只会导致毁亡；而某些品质貌似恶行，如果君主力行实践，却能带来安宁与幸福。”121马基雅弗利以后的近代社会政治哲学家，诸如霍布斯、洛克、卢梭都秉持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学说。
虽然他们承认自然法就是一种道德律令，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人们拥有对违反自然法的人进行惩罚的自然权利，但是他们却都反对将政治正义建立在以自然法为基础的道德基础上。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人们为了趋利避害，保护生命才建立了庞大的权力机构———利维坦。洛克与霍布斯不同，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下的人们既没有公共认同的法律，也没有解决矛盾的裁判者，容易爆发战争，因此必须组成政府来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政治哲学家都没有从道德出发论证政治的正义性，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变时期，资本积累的疯狂、圈地运动的残暴、追私逐利的丑恶使得他们难以相信人们的道德力量，因此他们另辟蹊径，远离道德，走向社会契约。“很明显，霍布斯和洛克所坚持的契约论，就是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的角度来述说国家的产生，这可以说是从理论上或观念上摆脱神学－政治的最初努力。”毋庸赘言，契约论也是出于理论上或观念上对政治与道德直接同一的怀疑的一种努力。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因为对人们的道德能力的怀疑，不在通过诉诸教育的方式通过改变人性达到政治正义，而是要通过建构政府的方式保证政治正义，从而保证长治久安的政府状况与政治正义的长久性，这种建构主义的方式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下，通过罗尔斯的努力达到了理论的巅峰。
二、政治建构主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
近代政治理论将道德从政治中剥离出来，既是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反叛，也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映与论证。但是这种极端的方式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政治的正义性丧失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以来，讨论国家或政府构成的政治哲学衰落了，因为“随着西方社会转型的完成，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其合理性何在等事关政治生活之根本的问题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转变为了政治的正常运行之类常规性问题，这时候的政治理论自然也就转向了对于常态政治的运行机制的经验性分析”，政治哲学已经变为政治科学了。政治与道德的二元分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仅仅作为技术手段的政治根本不会保证政治的正义性。仅以美国为例，1950年代以来，外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内有麦卡锡运动、黑人抗暴运动、争取民权运动、校园学生运动以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稳定与安全，亟需处理。正当此时，罗尔斯的《正义论》应运而生了。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继承了近代契约论的传统，但是一改契约论怀疑道德的状况，从道德的角度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即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理的利益或负担之划分方面的正义问题”译者前言。罗尔斯看到了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无正义性的缺陷，决心为政治重新奠定道德基础，在《正义论》开头便开宗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的德性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3正义的政治制度必须要有道德作为其基础，一种政治制度无论是在马基雅弗利的意义上何其具有技术性，但是只要不正义，就必须被废除。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原初状态”以建构政治的正义性，并通过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篇3
汉昭帝、元帝时，社会危机已由隐而显。上地兼并、贫富分化加剧，士族政治的腐败日趋严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使得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有了流行的温床。在当时儒者看来循天道而行，符合天的意志，天就会以祥瑞（凤凰、麒麟等）表示对君主的赞许奖赏;否则，天便会降灾以示其对君土的不满。“帝土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气候和节气的正常与否对当时之人有着更多社会政治的意味，它们是社会秩序和谐与否的前兆。《周易》以其善言天道、人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识之士为化解危机，纳阴阳、五行、吕律、历法等入八卦，以把握天道的变化以应对灾异。京房即其卓越代表。
西汉后期士人们逐渐将言说所依据的文本由重《春秋》转为重《周易》，除了上述政治、自然的原因之外也与这两个经典的气质不同密切相关。自汉武帝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适应大一统的需求，采纳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而定儒术为一尊，以六经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就在政治上取得了依靠，经学亦成为时人晋身的阶梯。六经中，不可否认的是以《周易》与《春秋》最重要。《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一个上达，一个下贯，但就其哲学思维的水平而言，《周易》略高一筹的。“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当灾异与人事相比附的言说方式话语权时，以天道推人事的《周易》，因其更为抽象、更为含蓄和神秘的特点，赢得了更多士人的倾心。
二、京氏易的指归
京氏易学也体现出了这种构建宇宙图式的倾向，京房将五行说引入易学，以五行配卦，又把五行与干支、五星相配，从而使其所构建的宇宙图式更精细。但纵观京房一生，我们会发现对宇宙图式的构建不是他的目的所在。可以说京房实以其易道言政治，易道只不过是其所选择的言说政治的工具而已。京房因其善言易道举孝廉。“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悦之。于是元帝急向京房寻取调和阴阳之法，房对日:‘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对于当时官吏的腐败确实是一剂可行的良方，但也使京房站在了当朝权臣的对立面。考功课吏法的提出终于使石显等人等到了时机，随罗织罪名将其铲除。
当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以应对阴阳灾异时就表现出了他与阴阳术士明显不同的气质。他不是以祭祀的方式去灾解难，也不是以阴阳学说对灾异做简单的理论分析，而是提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案。京房将其政见直接与灾异、瑞应相对接，使这一政策的论证具有说服力，可见京房深受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这种直接人事与天道相比附的方法，或许更近于《春秋》的言说方式。但作为一名易学家，京房沟通天道人事的方式却是大不同于《春秋》。而是体现了言人事必先以天道为先行基础的特色，以天道来推演人事。他向元帝上书，希望其不要逆天意，皆借易道而言政治。
三、京房易学的影响
对于汉代象数易的特征，周立升认为:“象数易将阴阳术数纳入《易》，以‘阴阳之分’、四时之序与万物之性相联系的思想为间架，建构起以干支、五行为时空框架，以月令、物性为物理依据，以天人同性、同情为理论基础，以揲筮布卦、推断吉凶为占验手段的易学体系。这个体系，就事实层面说，其核心为卦气说，着重解决‘天道’、物理问题，属自然析哲学;就价值层面说，其核心为‘修齐治平’，着重解决社会治乱问题，属政治哲学;就民俗层面说，其核心为揲筮布卦’，着重解决阴阳灾异、命运休咎问题，属术数之学。”诚然，京房易学的影响无外乎术数与义理。
就术数言，京房的占筮之术是有独到之处，它因吸收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对天象的预测有着较高的准确率。“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他的占筮之法，为术士所承袭，后演变为钱卜之法，成为现在尚且流传的民间占筮方法。其中为当代学者讨论最多的就是《火珠林》与《京氏易传》的关系。火珠林筮法以掷钱取卦，卦爻纳以干支，采纳了六亲、世应、飞伏等说，按干支五行而论生克。火珠林解卦法，除依据京氏易传外，还要依据诸如《左传》《国语》的占例。卢央认为，京房只是为火珠林筮法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而其本身仍沿用先秦筮法。就其终极目的而言，京氏以易学讲占候，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火珠林》讲占验纯属占卜。但不可否认《京氏易传》为《火珠林》成书提供了思想上的资源
就易学哲学而言，京房认为天人是同构的，力图通过易道沟通天人。他构建了一个囊括天人庞杂而有序的易学体系。这个易学体系在京房看就是宇宙的逻辑结构。他建构的这个模型是动态的，其根本动力是宇宙中统一的气，它表现为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这个根本动力既支配着天界，也支配着大地和整个人类世界。因而他认为天地人受一个统一的力量及法则支配，从而导致他认为天地人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使用他的八宫卦或卦气说的模式来进行占测时，不是怀着概率性质的期望，而是一种对天地人二界深层次的考察，用他建构的八宫卦体系来模拟这二界在深层次的相互关系及推论其在表面上的表现，作出原则上是理性的判断。所以，对于京氏易的影响不能只是从术数而论。
京房言:“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于有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分岁月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日: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交，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于乾坤，通乎万物，故易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于其道，其理得矣。”可知，在京房来看，八卦因天人在本质上的同构而能够通万物，易道也因此能“包备有无”。有指有形可见的星辰与人事吉凶，无指无形可见的阴阳变化与吉凶相生的内在义理。内在义理必表现于外，所以“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正因此，外在的星辰灾异必为内在义理所支配，所以“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故余敦康先生认为，京房是最先以有无范畴来阐发易理。
总之，尽管在现在看来荒诞牵强，京房易学为后世易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和解易的思路，无容质疑。
【参考文献】
[I].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2]》《汉书·艺文志》
[3] 《汉书·京房传
[4]》《读通鉴论》.卷四.《船山全书》第十卷.长沙:岳麓书社.199
篇4
【关键词】 高通量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滤过 高脂血症
【Abstract】 Objective: Hyperlipidemia prevention can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high-flux hemodialysis (HFHD) technology can improve hyperlipidemi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blood lipids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different blood purification methods. Methods: We collected 90 uremic patients and separated these patients into thre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ialysis methods including high-flux hemodialysis， hemodialysis and hemodiafiltration. There are 30 MHD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ho are selected randomly. All three groups received hemodialysis treatment three times a week and four hours each time. The levels of the Triglycerides， total cholesterol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 were measured prior to treatment and eight weeks after treatment. Finaly，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riglycerides， cholesterol， LDL levels in HFDF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0.05). Conclusion: The high-flux hemodialysis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HD， HDF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lipidemia.
【Key words】 High-flux hemodialysis， hemodialysis， hemodiafiltration， hyperlipidemia.
50％以上的透析患者死于心脑血管疾病，而高脂血症是透析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在血透患者中，高脂血症常常被忽视，积极治疗高脂血症，可以降低透析病人总体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1]。高通量血液透析(high-flux hemodialysis，HFHD)定义是用高通量血液滤器在容量控制的血液透析机上进行常规血液透析的一种技术。由于高分子聚合物膜具有很高的扩散性能和水力学通透性，因而在透析中能有更多的且分子量更大的溶质从血液移至透析液中，透析效果可进一步提高[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中大分子物质的积聚是导致多种长远并发症的主要原因，HFHD属于一种高效血液净化方法。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大庆油田总医院肾内科血液透析室2010年2月初至7月末调查90例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在28～76岁之间，原发病情况：慢性肾小球肾炎33例、高血压肾损害10例、间质性肾炎15例、多囊肾8例、糖尿病肾病15例、不明原因肾功能衰竭9例，所有患者均无感染，并排除恶性肿瘤、心力衰竭、肺水肿、肝病等并发症。其中男性47例，女性43例。所有患者每周治疗3次，每次4小时。
1.2研究方法
1.2.1入组条件：透析1～4年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按照不同血液透析治疗方法分组，每组随机抽取进行相应血液透析治疗方法的患者30名。血液透析（HD）组男16例，女14例；血液透析滤过组（HDF）组男16例，女14例；高通量血液透析（HFHD）男15例，女15例。
1.2.2治疗方法：HD组使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Fresenius Medical Care 4008B血液透析机，选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低通量聚砜膜透析器F6（透析器膜面积 1.3m2，超滤系数13ml/h.mmHg)。 HDF组使用瑞典金宝公司生产AK200 ULTRA-S在线血液透析滤过机，选用瑞典金宝公司生产的Polyflux 17s高通量聚砜膜透析器(透析器膜面积 1.7m2，超滤系数为71ml/h.mmHg)，采用后稀释法，置换液为瑞典金宝公司生产的AK200 ULTRA-S血液透析滤过机在线产生，流量80ml/min。HFHD组使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Fresenius Medical Care 4008B血液透析机，选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高通量聚砜膜透析器FX60(膜面积1.4m2，超滤系数为46ml/h.mmHg)。所有患者每周治疗3次，每次4小时，均使用碳酸氢盐透析液及超纯净水。采用普通肝素抗凝（肝素首次剂量1250iu，以后每小时追加1250iu，治疗结束前30分钟停用肝素），治疗期间血流量250ml/min，透析液流量500ml／min。
1.2.3 研究内容
不同血液净化方式患者在进入研究前及治疗8周后的血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
2 结果
2.1三种不同透析方式对患者血总胆固醇的影响
表1 三种不同透析方式对总胆固醇的影响 (，mmol/L)
* vs HD P
从表1可以看出，三组透析治疗前总胆固醇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六个月治疗后HFHD组和HD总胆固醇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FHD组含量低于HD组（P
2.2三种不同透析方式对患者血甘油三酯的影响。
表2 三种不同透析方式对甘油三酯的影响(，mmol/L)
* vs HD P
转贴于
从表2可以看出，透析治疗前甘油三酯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六个月治疗后三组甘油三酯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FHD组含量低于HD组（P
2.3三种不同透析方式对患者血低密度脂蛋白的影响。
表3 三种不同透析方式对低密度脂蛋白的影响(，mg/L)
* vs HD P
从表3可以看出，三组治疗前低密度脂蛋白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六个月治疗后HFHD组和HD组低密度脂蛋白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FHD组含量低于HD组（P
3 讨论
由于常规血液透析引起的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高，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尤其心脑血管并发症严重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存活率[3，4]，而HDF因为治疗费用较高又难于普及，HFHD的应用显得尤为必要。HFHD清除溶质的机制有弥散、对流及吸附，故其对小分子物质的清除与低通量透析有同样的优势；而高通量透析器所特有的吸附功能是其清除中、大分子物质的一种重要方式[5，6]。
肾衰透析患者其动脉粥样硬化会不断发展并加重， 心血管疾病是透析患者最常见、最重要的并发症之一。许多研究已表明透析患者的动脉硬化与脂代谢紊乱有关。HFHD能有效的清除分子量范围在1000～15000daltons之间的中、大分子物质，中、大分子物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在透析前三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透析后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FHD 依靠弥散、对流和吸附三者结合清除溶质，以及膜孔径较大、具有吸附功能、生物相容性高、通透性高的高通量透析膜，对中、大分子物质的清除比低通量透析要明显加强，所以在HFHD治疗组上述物质明显降低。
高通量血液透析是目前常规血液透析的发展方向，它的优点在于减少长期透析所致的各种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存活率，而且效价比高，符合国情，值得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1] Locatelli F， Bommer J， London GM， et al.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eterminants in chronic renal failure: clinical approach and treatment [ J ].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01， 16( 3) : 459-468.
[2] 季大玺，龚德华.高通量血液透析的临床应用体会[J].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05，14 (3):249.
[3] Mehrotra R， Marsh D， Vonesh E， et al. Patient education and access of ESRD patients to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ies beyond in-center hemodialysis [J]. Kidney lnt，2006， 68:378-390.
篇5
中图分类号 G7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32-0063-03
当前我国开放教育的生源以成人为主，来源复杂，学习者在个性特征、学习需求、学习动机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对开放大学学习者特征进行调查分析，是我国开放教育研究与发展的基点。
一、开放大学学习支持体系建设应以学习者特征为基点
国家开放大学作为新型高等院校，学习者无论在年龄、地域、专业、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方面，还是在个性心理、学习心理等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随着产业升级转型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全国各地的区域内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人才的通用技能与专业技能的要求也日益精细，作为致力于提供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支持系统是其教育的核心，包括学习辅导、学习规划、学习资源提供以及教学服务支持等活动形成的一个综合系统。学习支持系统的目的是给予学生持续的关注，从而提升学习效果及学习质量，但学习支持的具体类型、方式、强度、频率等则应该因人而异。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开放大学学习者特征，调查组对东北地区的辽宁省电大、吉林省电大、黑龙江省电大;南方的华东地区―安徽省电大、华南地区―广东省电大、华中地区―湖南省电大、西南地区―四川省电大;北方地区的华北地区―天津省电大、西北地区―陕西省电大全部发放了“国家开放大学学生问卷”。本次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网上培训后开展问卷工作，对指定研究对象进行测量指导，调查过程中全国问卷各地区设立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以方便管理和数据统计。为了更好地完成全国问卷的采集工作，特补充了电子版问卷和邮寄纸质版问卷两种收集方式，并统一设定指导语，由各省参与问卷成员培训后在本省进行测试，全国回收问卷2305份，其中东北地区回收问卷1021份，辽宁省电大533份、吉林省电大142份、黑龙江省电大346份。
二、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特征
本研究将开放大学学习者特征划分为人口学、学习环境、学习心理、个性心理四个特征，课题组根据不同维度设置了相应的题目，调查研究结果分述如下。
（一）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生理特点、社会特点、经验、地理特点四个子维度。其中，生理特点子维度，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共三个条目。调查显示，东北地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三个区域内的受访者年龄跨度为15岁至40岁以上，主要集中在15～35岁之间，已婚者约占受访者的48%。
社会特点子维度，包括身体状况、专业、城乡、工作状态、受教育情况、工作时间共六个条目，也分别反映了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的特征差异。城乡方面，东北地区与北方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53%与52%的受访者来自城市，而在南方地区，来自城市的受访者仅有35%，区域差异较为明显。此外，调查显示，受访者专业差异也较大，如表1所示。
在东北、南方、北方三个地区，学习者的专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另外，上述三个区域内调查对象的工作状态较为均匀分布在事业/公务员、国企、私营、待业、其他五个选项中。学习者不同的专业与工作状态，决定了其学习需求与目标之间相应地存在着差异。
除上述子维度之外，经验子维度包括独生子女、计算机操作技能、每日上网时间共三个条目;地理特点子维度则包括性别、经济状况两个条目，调查也显示出了各区域内与区域之间，开放大学学习者的基本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就决定了国家开放大学的学习支持体系建设应对远程学习者进行分类，因材施教，因需施教。
（二）学习环境特征
学习环境维度包括了学习条件、求助方式、学习时间、学习距离、求助对象共五个子维度，其中，求助方式与求助对象子维度采用访谈法获取质性数据，学习条件、学习时间、学习距离三个子维度通过调查研究方法获取数据。
学习条件子维度通过调查受访者的上网学习时间、学习策略及学习方式来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地区学习者的具备上网学习条件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3个小时范围内，学习策略方面独立学习、合作学习及两者结合的策略分布较为均匀。学习方式方面，则以授课为主，东北地区占比45%;南方地区占比56%;北方地区占比44%。
学习时间与学习距离方面，以培养模式和学习动机为调查条目，东北地区数据表明，学习者全日制学习占28%、业余学习占38%;自愿学习占27%、被动学习占7%。整体而言，三个地区都以自愿的、业余的学习为主。而三个地区的学习动机均以涨工资为首要选择，提干、兴趣、提高能力、评职称等选项则各有分布。
（三）个性心理与学习心理特征
个性心理维度分为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归因三个子维度，其中，归因子维度要求受访者将取得成绩的原因从能力、努力、任务、运气、身心状态、外界环境等方面进行归类，三个地区的受访者都更倾向于能力归因与努力归因，东北地区分别占比48%与33%;南方地区占比45%与35%;北方地区占比45%与35%，体现出开放大学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更强。
学习心理特征维度分为五大策略，分别是资源管理策略、认知策略、动机策略、创造性策略、元认知策略，每个策略以李克特五点量表为模型列出3～4个陈述条目，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认同程度进行选择。学习心理特征维度的调查表明，各条目的认同程度均呈现出较为认同的趋势，主要集中在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不确定三个选项中，比较不符合与非常不符合两个选项占比较小。整体而言，开放大学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与认同度均比较高。
三、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支持体系建设策略
综上，我国开放大学学习者的特征：第一，基本特征差异较大;第二，学习环境有所改善;第三，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认同度较高。基于上述特点，我国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支持体系的建设应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打造个性化培养模式
以英国开放大学为例，其提供给学习者的支持性资源包括网络导学材料、纸质教材、专门的作业本、广播电视及传统的音像带录像带等。学习者可根据自身的基本情况选择最为适合自己的支持性资源，选修对自身最有用的课程及内容，而不必拘泥于单一统一的课程安排。要将课堂面授与网上讨论的联动、实体小组与虚拟小组的联动，把线下教学活动和线上后续反思、反馈、交流有效融合，增强学生的参与意愿和学习的深度。基于当前我国开放大学学习者在年龄、专业、工作状态乃至学习动机方面的巨大差异，国家开放大学的学习支持应根据不同的学习者，打造个性化的培养模式，以提升开放教学的效果与质量。
（二）学习支持系统现代化
开放大学自建立以来，学习支持系统已经由传统的电视与广播授课辅导模式，发展为以网络授课为主，电视广播授课网络为辅的多元化的学习支持系统。当前我国开放大学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得到了改善，上网学习的时间不断增长，基于此，我国开放大学学习支持系统应该逐步现代化，以适应当前大数据时代对知识信息资源传播速度的要求。要充分挖掘平台数据，加强课程资源建设，依据数据分析和观察员反馈对不同类型的课程进行针对性改进。设置网上教学观察员，对各类网上教学情况进行观察、督促，表扬先进或提出改进建议，有针对性地改进课程。
（三）学习支持以服务为导向
以成年人乃至已婚者为主要群体的开放教育，面对的群体与传统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截然不同。对上述已经具备一定社会经历的学习者，调查显示，开放大学的学习者具备了较高的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认同感，他们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学习规划。因此，国家开放大学的学习支持应该以服务为主，即提供优质、便捷、多元的教学资源;建立教务处、教学部、办学单位3级网上导学活动组织与管理架构，由教务处负责统筹、创新引导、推广、效果评价，教学部负责设计导学主题、月度规划、具体实施，办学单位负责组织学生参与、跟踪反馈参与情况，通过实施分工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管理工作，更好地为学习者服务。
参 考 文 献
[1]杨志坚.国家开放大学建设：改革与创新[J].中国远程教育，2013（4）：5-10.
[2]韩益睿.国家开放大学专业课程设置发展思路[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4）：81-83.
[3]任为民，施志毅.建设国家开放大学的几点思考[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0（3）：3-9.
[4]任为民，施志毅.国家开放大学建设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1（2）：9-13.
[5]课题组，王迎，赵婷婷，朱煜，王立，魏顺平，齐坤，张凤龙.国家开放大学学习者研究报告“开放大学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远程教育，2014（5）：20-26.
[6]王清莲.关于开放大学课程设置问题的思考[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4（5）：36-38.
[7]彭丽茹，王璐. 开放大学学习者学习需求调查与分析[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5（2）：11-14.
[8]黄海波.网络环境下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特征分析[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14-17.
On the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of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Yang Haizhen
篇6
[中图分类号] R6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8（c）-0039-02
血液透析疗法作为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常用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之一，它能清除体内的代谢产物、维持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常规的低通量血液透析主要以清除小分子毒素为主，但却无法有效清除体内的某些中大分子毒素，因此，临床中尿毒症患者常因血液透析导致体内尿毒症毒素潴留而引起中毒症状，严重影响其生存质量。本研究对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来本院就诊并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40例尿毒症患者给予临床分组治疗，以探讨不同血液透析方式与患者生存质量的相关性，为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及生存质量提供可靠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1日～12月31日前来本院就诊并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40例尿毒症患者，按照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各20例。研究组患者中，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龄21～71岁，平均（52.47±0.79）岁。对照组中，男性13例，女性7例；年龄19～74岁，平均（52.63±0.67）岁。两组患者在例数、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研究组患者给予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进行治疗，采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型号为4008B的高通量聚砜膜透析器，将超滤系数调整至300.8 ml/（h·kPa），表面积为1.4 m2；血流量为300 ml/min；选用碳酸氢盐作为透析液，透析液流量为450 ml/min，每周透析2～3次，每次持续透析5 h，透析过程中使用肝素对患者实施抗凝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血液透析方式进行治疗，选用德国Fresenius公司生产的型号为F6的聚砚膜透析器，将超滤系数调整至68.4 ml/（h·kPa），表面积为1.4 m2；血流量为300 ml/min；选用碳酸氢盐作为透析液，透析液流量为450 ml/min，每周透析2～3次，每次持续透析5 h，透析过程中使用肝素对患者实施抗凝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8周后，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并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1-2]。
1.3 临床评价标准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生存质量测定简式量表（WHOQOL-BREF）对两组患者经血液透析治疗后的生存质量进行评价，此简式量表共有26个问题，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等评分，每题按照1～5分的评分标准，分数越高则生存质量越好[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研究组患者经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治疗后，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关系以及环境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尿毒症的发病原因为患者体内肾功能衰退导致多种毒素无法排出体外，长期存在于身体中，是人体中新陈代谢及相关功能出现紊乱而引起的一种综合症状，目前临床主要治疗方法为血液透析[4-5]。临床研究表明，常规血液透析治疗措施不能够完全对患者体内大、中分子物质进行清除，因此患者体内易出现由于淀粉样变引起的各类相关并发症，如皮肤瘙痒、营养不良、胸腔积液以及腹水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5-7]。高通量血液透析的临床治疗机制为利用高通量血液滤器对患者实施常规血液透析治疗措施，使用对水和溶质通透性较高的透析膜进行透析治疗，透析膜表面具有疏水性，能够有效吸附血液中蛋白质，且未引起任何化学反应，可对患者体内大、中分子毒素物质进行有效清除，能够达到高效的血液透析效果，较好地对患者残余肾功能进行保护，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8]。
综上所述，对尿毒症患者进行临床血液透析治疗时，选用高通量血液透析方式能够达到更为有效的治疗效果，显著提高患者治疗后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安书强，杨倩，史长生，等.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滤过改善尿毒症并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J].临床误诊误治，2013，26（2）：89-93.
[2] 陈锟.血液透析结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脑病临床观察[J].当代医学，2013，19（3）：37.
[3] 李建英，黄燕林，滕艳娟.运动疗法在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进展[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3，26（1）： 25-26.
[4] 罗玲，雷延兰.心理干预对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期护理的效果研究[J].重庆医学，2013，42（5）：593-594.
[5] 王超.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疗效观察[J].中国实用医药，2012，7（36）：97-98.
[6] 肖伟，黄卫民，田亚非，等.夜间长时间血液透析尿毒症患者营养状况的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3，10（1）：62-64.
篇7
【中图分类号】R2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2-00487-01
脑血管意外，又称为脑中风、脑卒中，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特征，在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急性期以及恢复期，患者均需要长期卧床，容易造成一些并发症，褥疮就是常见并发症之一。患者局部组织长期受压，容易造成缺血、缺氧以及营养不良，如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法，会导致血液循环障碍、组织营养不良，而形成褥疮。我院自2011年3月――2012年3月收治了35例脑血管意外后长期卧床患者，采取了积极有效的临床观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自2011年3月――2012年3月收治的35例脑血管意外后长期卧床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5例，女性20例，年龄45――76岁，平均61.9岁，所有患者卧床时间均达到2周以上，其中脑出血22例，脑梗塞13例。所有患者均有超过一处的部位患褥疮，其中肩胛7处，髂嵴16处，骶尾30处，参照《基础护理学》中指出的褥疮评定标准对于患者创面程度进行评定，其中Ⅰ期褥疮、I期褥疮以及I期褥疮分别为17处，31处，5处。所有患者褥疮均优于长期卧床，局部循环障碍以及营养不良而形成的。所有患者均在研究报告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本次研究。
1.2方法 （1）清创：使用0.5%碘伏清创面，同时将患者褥疮表面溃疡包括坏死组织全部剪除。（2）激光照射治疗：对患者每日进行红外线灯照射，时间控制在15～20min，将照射功率调整到200～350w这一范围，频率为每日1次或者两次。以帮助患者加快血液循环，有效增强其体内细胞功能，同时还能保持创面干燥，减少渗出，帮助患者尽快恢复。（3）清洁换药治疗。首先使用0.5%碘伏清洗创面，然后使用美宝湿润烧伤膏涂盖表面，部分患者褥疮较深则可以用美宝湿润烧伤膏填塞，处理完毕后使用无菌敷料覆盖创面并做好包扎，注意包扎松紧适宜，叮嘱患者每日更换一到两次。（4）中药内服治疗：处方中主要由当归、血竭以及红花等组方构成，以起到祛淤、生新、生肌以及排脓、抗炎的作用，采用水煎温服，每日叮嘱患者服用1剂。
1.3 疗效判定 （1）淤血红润期：如果患者红肿热痛均完全消失则判定为痊愈；如果患者红肿消失、热痛和治疗前相比减轻则判定为显效；如果患者红肿热痛均减轻则判定为有效，如果患者红肿热痛均为明显改善或者加重，则判定为无效。（2）炎性浸润期：如果患者渗出完全消失，红肿热痛完全消失则判定为愈合；如果患者渗出消失同时红肿热痛存在则判定为显效；如果患者渗出和红肿热痛均好转则判定为有效；如果患者红肿热痛和渗出均无明显改善或者加重则判定为无效。（3）溃疡期：如果患者溃疡结痂并顺利脱落，同时局部组织修复则判定为愈合；如果患者溃疡结痂则判定为显效；如果其溃疡面积和治疗前相比明显缩小变浅、渗出减少则判定为有效，如果患者未出现结痂或者溃疡面积未得到明显好转则判定为无效。
2 结果
53处褥疮中，痊愈Ⅰ期褥疮17处，II期褥疮31处，III期褥疮1处，有效III期褥疮3处，有效52例，有效率高达98.1%，无效III期褥疮1例，无效率为1.9%。
3 讨论
褥疮是脑血管意外后患者长期卧床引起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就是，患者如果长期处于平卧姿势，其一些局部组织比如骶尾部、肩胛骨以及后枕骨等长期受压，容易造成缺血、缺氧以及营养不良，进一步导致血液循环障碍、组织营养不良，最终形成褥疮；患者在侧卧位时，受压的局部组织则以两侧肩峰，肘关节以及髋关节，膝关节等处长期受压，因而在这些部位也极易形成褥疮。同时，脑血管意外患者由于神经功能受损，其直觉感觉包括运动能力已经在逐渐减退，极易造成机体疲劳和痛觉减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整个机体的保护性反应以及调整的能力受到限制，加剧了褥疮的发生。
脑血管意外后长期卧床的病人需要长期的护理和治疗，患者和其家属均面临巨大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而褥疮等并发症的出现，则加剧了患者的心理压力，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社区医生在病人的康复中应当担负起重要责任，采用有效积极的治疗手段，调整患者机体免疫系统，逐步增强患者机体特异性及非特异性免疫抗体，从而促进患者防御能力的提升，积极发挥抗炎、促进血液循环等积极功能，以有效防止褥疮。本研究中采用清创、激光照射、清洁换药以及中药内服等多种治疗手段，对35例患者的褥疮进行了积极治疗，总有效率高达98.1%，表明了该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同时医生还应当提醒患者保持皮肤清洁，注意按摩受压部位，增强营养护理等，积极预防褥疮的发生。
综上所述，对于脑血管意外后长期卧床引发的褥疮，应当采取精心、有效的治疗手段，促进患者血液循环，改善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从而有效防治褥疮，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
参考文献
篇8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入终末期肾衰竭的老年患者越来越多，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老年人比例也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老年人存在着与年龄相关的生理特殊性，从而增加了透析治疗的困难。笔者通过对321例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临床资料的总结分析，提出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治疗中常见并发症的防治与相应的护理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0年1月～2006年5月，共有794例患者在本院接受常规血液透析治疗，其中老年人（≥60岁）321例（占40.4%）。321例中男186例，女135例。年龄60～94岁，平均（67.5±5.0）岁。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119例（占37.2%），高血压肾病85例（占26.5%），糖尿病肾病70例（占21.6%），梗阻性肾病15例（占4.7%），多囊肾8例（占2.5%），痛风肾7例（占2.1%），其它病因17例（占5.3%）。
1.2 方法 采用意大利金宝AK-95及日本日机装DBB-26型血液透析机。患者透析初期行颈内静脉或股静脉置管，4～6周待内瘘成熟后使用动静脉瘘透析。每周透析2～3次，每次4～4.5h，血流量200～250ml.min，每次脱水0～4.5kg，均采用碳酸氢盐透析。
2 结果
321例老年患者透析1～96个月，平均50.5个月，转归中改腹膜透析8例，放弃透析11例。患者 在透析中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有低血压、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绞痛、低血糖、尿毒症脑病、消化道出血、脑溢血、心肌梗死等。
3 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前，70岁以上老年人曾作为血液透析的相对禁忌证。随着透析技术的提高，现在高龄已不再是透析的禁忌证。我院2000年前老年血液透析患者（≥60岁）占透析患者总数的19.l%，2006年上升至40.45%，年龄最大为94岁。经血液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病老年患者存活率及生活质量均明显提高，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3.1 血管通路 老年患者多有动脉硬化及静脉纤细、短缺、闭塞的病理特点，手术失败率高。本组8例患者因多次动静脉内瘘阻塞，自身血管无法再利用改腹膜透析;1例因上肢血管无法利用，选择人造血管搭桥建立内瘘，现已成功使用19个月;2例实施锁骨下静脉永久置管术。为减少内瘘阻塞，内瘘术后要严密监测血管杂音及震颤，发现血栓形成及时处理。早期内瘘血栓常发生于手术24h内，主要原因是吻合的血管扭曲成死角，包扎压迫、吻合手术中损伤血管导致水肿，吻合口过小，动静脉剥离不干净或动脉痉挛，亦可见于低血压及高凝状态。措施:及时发现，立即处理，再次手术吻合，改正吻合技术，注意保温及维持血压，有高凝状态者术后给予抗凝治疗。晚期内瘘栓塞常见于早期使用尚未成熟的动静脉内瘘、穿刺和压迫止血不当、低血压和血液过于粘稠。防护措施:①严格掌握内瘘使用时间，一般内瘘成熟于术后3～4周。②要正确操作和注意内瘘护理。老年患者血管条件差、血管脆弱，首次使用要选择有经验的护士穿刺，拔针时在皮肤穿刺部位和血管穿刺孔处准确压迫止血，压力为40mmHg左右，达到在血流不间断的止血部位可以感到波动的程度。动脉止血时间15min，静脉止血时间为10min，确认止血后再用弹力绷带持续压迫止血，定期更换穿刺部位。此外，高超的穿刺技术和精心的护理是内瘘长期通畅的保证。③及时纠正低血压和血液粘稠。老年患者透析过程中较年轻人更易出现低血压，特别是循环系统不稳定的重症患者，由于出入量平衡变化更易致低血压。如果发现血压低，一边探察其原因，一边连续测定血压，持续观察循环状态;同时减小超滤速度和血流量，必要时可以输液，如不见好转，报告医师，请求处理。指导患者限制饮水和盐分摄入（
转贴于
3.2 心血管并发症 大多数老年终末期肾病患者在进入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前即有明显的心血管系统损伤，血液透析中更易出现心血管并发症，这是本组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
3.2.1 低血压 血液透析过程中，老年人较年轻人更易出现低血压，且症状更为严重。因老年人往往合并左心室肥厚、心肌供血不足等，导致老年患者心脏储备功能低下。当周围血管阻力降低时，心排血量不能相应提高，血管硬化，血容量相应不足，允许血压波动的范围小，血管充盈差。为防止老年患者血透过程中血压下降，我们采取以下措施:①控制超滤速度（
3.2.2 高血压 高血压是血透患者心血管疾病主要的但是可逆的危险因子。对于老年透析人群，血压 控制在140.90mmHg以下可能引起低血压或心肌低灌注，所以
3.2.3 心力衰竭、心绞痛及心律失常 在透析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老年患者的心血管并发症明显多于青壮年组，包括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及心绞痛等［2［ ，也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其中心力衰竭主要与高血压、左心室肥厚以及透析不充分等因素有关;而心律失常及心绞痛的发生主要与超滤脱水引起的低血压有关。对于以上情况我们在药物控制高血压的基础上采取个体化透析，即增加透析频率，限制每次超滤量;或采用对血液动力学影响小的血液透析滤过模式（HDF），提高血液透析质量;必要时输血纠正贫血。
3.3 心理状况分析及护理 尿毒症患者普遍存在着心理障碍，抑郁症发生率较高。一部分老年患者因丧偶、经济负担重等原因更易产生悲观情绪，导致不配合治疗，增加了透析并发症的发生。临床中，我们首先争取其家庭配合，同时多与患者交流，努力提高其对血液透析的认识，鼓励患者树立信心，鼓励其适当活动，适当参加体育锻炼。 尽管改善老年维持性血透患者的预后需要多方位的治疗，但可以肯定的是，早期预防其并发症的发生是显著改善患者长期预后的唯一方法。
篇9
[中图分类号] R5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1（b）-0067-05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and adiponectin in the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IAN Feng ZHENG Zhigang ZHENG Zhongping GUO Xinghua GUO F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518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 in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adiponectin （APN） and CIMT. Methods The patient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Yangang Hospital of Yantian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level of serum uric acid and ultrasound of liver. Hyperuricemia combined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UA+NAFLD group， n = 60）， simple hyperuricemia group （HUA group， n = 60）， and normal group （control group， n = 55）. The serum levels of fasting insulin， blood lipid， uric acid （UA）， APN， CRP and CIMT were detected. Waist-hip-ratio （WHR），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result of carotid artery thickness （CIMT） in HUA+NAFLD group was （0.97±0.35）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The value of APN in HUA+NAFLD group [（8.40±1.85）mg/dL]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2.58±1.22） mg/dL] （P < 0.01）. CIMT， CRP， APN and age， blood pressure， blood fat， BMI， WHR， HOMA-IR， uric acid （UA） were taken straight line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MT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BP， WHR， BMI， HOMA-IR， TC， TG， LDL-C， CRP， etc （P < 0.05 or P < 0.01）， but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HDL-C and APN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re are more prone to atherosclerosis disease in the hyperuricemia with NAFLD than the simple hyperuricemia individuals.
[Key words] Hyperuricemia；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Adiponectin
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常与高血压、高脂血症、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肥胖、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等代谢性心血管危险因素伴发，使人群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大为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作为一种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因素所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主要特征的肝脏病变，其发病机制与IR为基础的代谢综合征（metabolism system，MS）各相关成分关系密切[1]。近年来，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NAFLD作为MS的肝脏表现已成为我国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中国成人NAFLD患病率为20%～33%，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和肝硬化分别占10%～20%和2%～3%；而高脂血症患者NAFLD患病率分别为28%～55%和27%～92%[2-3]。HUA及NAFLD二者同时存在对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否较单纯HUA更为明显，目前临床缺乏相应研究。而脂联素（adiponectin，APN）作为脂肪细胞特异分泌的细胞因子，其基因位置位于染色体3q27，正是MS的易感基因所在区域。该基因的多态性不仅与MS的各种特征相关，而且与胰岛B细胞的功能有关[4]。在近年的研究中APN被证实：它是一种同时具有抗炎、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及心血管保护作用的脂肪细胞因子[5]。以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作为衡量动脉粥样硬化靶器官损害，已被公认为反映亚临床动脉硬化的客观指标[6]，可作为评估大血管病变存在与否的早期指标。本研究旨在明确HUA及NAFLD对大血管病变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1月～2012年12月在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盐港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体检人群175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实验分为以下三组：HUA合并NAFLD组（HUA+NAFLD组，60例），单纯HUA组（HUA组，60例），健康对照组（55例）。具体如下：高尿酸血症（HUA）诊断标准按2009年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诊治建议专家共识》：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男性高于420 μmol/L（7 mg/dL），女性高于357 μmol/L（6 mg/dL），即可诊断为HUA。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依据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在2006年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肝诊断标准》[2]。凡具备下列第l～5项和第6或第7项中任何一项者即可诊断为NAFLD：①无饮酒史或饮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小于140 g，女性每周小于70 g；②除外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③除原发疾病临床表现外，可有乏力、消化不良、肝区隐痛、肝脾肿大等非特异性症状及体征；④可有体重超重和（或）内脏性肥胖、空腹血糖增高、血脂紊乱、高血压等MS相关组分；⑤血清转氨酶和γ谷氨酰转肽酶水平可有轻至中度增高（小于5倍正常值上限），通常以谷丙转移酶（ALT）增高为主；⑥肝脏影像学表现符合弥漫性脂肪肝的影像学诊断标准；⑦肝活体组织检查组织学改变符合脂肪性肝病的病理学诊断标准。排除以下因素：有不稳定心绞痛，或曾有明确冠心病发作病史者；有慢性肾小球肾炎，和（或）肾功能不全者；检查前3 d连续进食高嘌呤食物，如：肉类、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检查前1 d，过量饮酒（啤酒、白酒）及剧烈体育锻炼者；近期连续服用普萘洛尔、硝苯地平、噻嗪类利尿剂、复方降压片、小剂量阿司匹林、吡嗪酰胺片等影响尿酸排泄药物者；及有长期饮酒史或饮酒折含乙醇量男性每周≥140 g，女性每周≥70 g；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严重的心衰、肾衰、感染、发热、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肝功能指标≥正常上限的2倍。HUA合并NAFLD组患者60例，其中男31例，女29例，平均年龄（58.5±7.6）岁。单纯HUA组患者60例，其中男33例，女17例，平均年龄（56.4±8.4）岁。诊断符合上述《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诊治建议专家共识》中诊断标准。以同期来我院接受体检的55例健康者，其中男32例，女23例，平均（54.3±6.5）岁，为对照组；以上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本次研究的175例对象，在接受本院检查或者是入院时均进行了身高、体重和血压测定，血压由专人、专血压器测量，取坐位测量的3次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的均值。所有受试者均禁食8 h，次晨空腹采静脉血检测血浆脂联素（APN）、C反应蛋白（CRP）、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总胆固醇（TC）等指标。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计算公式：HOMA-IR=FPG×Fins/22.5。
1.2.2 脂联素水平的测定 脂联素采用ELISA测定（试剂盒由上海沪尚公司提供），板内变异系数
1.2.3 颈动脉血管多普勒彩超检查 由专人操作，应用德国SIEMENS多功能彩超诊断仪。探头频率为7.5～11.0 MHz，分别测量左颈动脉、右颈总动脉远端分叉1 cm处、颈内动脉起始端、颈动脉窦部3个点的内膜中层厚度（IMT）。两侧共6点值，然后取平均值。因后壁显示最清晰，故以后壁IMT为标准。
1.2.4 B超诊断脂肪肝 具体标准为，肝区近场弥漫性高回声，回声强度高于脾脏和肾脏，少数表现为灶性高回声；远场回声衰弱，光点稀疏；肝内管道结构显示不清；肝脏轻度或中度肿大，肝前缘变钝（由专人操作）。
1.2.5 其他研究指标 腰臀围测量方法为：受试者直立，两脚分开30～40 cm，用一根没有弹性、最小刻度为1 mm的软尺放在右侧腋中线胯骨上缘与第十二肋骨下缘连线的中点（通常是腰部的天然最窄部位），沿水平方向围绕腹部1周，紧贴而不压迫皮肤，在正常呼气末测量腰围的长度；臀围测量是臀部的最宽处。计算腰臀比值（WHR），WHR=腰围/臀围。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经对数转换为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临床资料比较
三组间性别、年龄、舒张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三组临床资料比较
2.2 三组其他临床指标情况比较
HUA+NAFLD组及HUA组收缩压、BMI、WHR、HOMA-IR、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BMI及CRP指标，HUA+NAFLD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2。
2.3 三组血脂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HUA+NAFLD组与HUA组的TG、TC、LDL-C升高，HDL-C 降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NAFLD组与HUA组相比，TG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C、LDL-C、HDL-C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三组血脂情况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与HUA组比较，P < 0.05；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4 三组APN、CIMT比较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比较结果显示：HUA+NAFLD组与HUA组中CIMT，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APN比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PN在HUA+NAFLD组及HUA组中下降（P < 0.05），其中，HUA+NAFLD组下降尤为明显（P < 0.01）。见表4。
表4 三组APN、CIMT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P < 0.01；APN：脂联素；CIMT：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2.5 C-IMT与APN、CRP等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对HUA+NAFLD组及HUA组中CIMT、CRP、APN分别进行年龄、血压、血脂、BMI、WHR、HOMA-IR、尿酸（UA）等直线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RP和C-IMT、腰围、腰臀比、TG、HOMA-IR呈正相关（P < 0.05或P < 0.01），与APN水平呈负相关（P < 0.01），CIMT与SBP、WHR、BMI、HOMA-IR、血脂、CRP、UA等指标呈正相关（P < 0.05或P < 0.01），与APN呈负相关（P < 0.05）。APN与腰臀比、HOMA-IR、CRP、C-IMT、UA呈负相关（P < 0.05或P < 0.01），与HDL-C呈正相关（P < 0.05）；与其他的因素均没有相关性（P > 0.05）。详见表5～7。
3 讨论
研究表明：在高尿酸血症人群中，存在许多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血压等[7]。一项覆盖1600人的横断面调查中显示：在有代谢性危险因素的中国人群中，男性、女性的HUA患病率分别为20.58%和30.55%；而在HUA个体中，同时合并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及高血压等3种以上代谢危险因素者，男、女比例分别高达76.92%和67.64%[8]，其中，约80%的HUA患者合并高血压，合并超重或肥胖为50%～70%，高脂血症则为67%以上。HUA通过与经典危险因素的相互作用或独立作用，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对高尿酸血症进行早期干预，可能会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产生积极的影响。对5929例25～74岁研究对象平均随访16.4年的NHANESⅠ研究结果显示：1593例死亡中，无论是男性、女性、白人还是黑人，其血UA水平与心血管病病死率呈正相关，其中731例（45.9%）归因于心血管疾病；血尿酸每升高59.48 μmol/L，因缺血性心肌病死亡的心血管病危险比率男性为1.09，女性为1.26[9]。本研究观察到：与正常人群相比，无论是否存在NAFLD情况，HUA个体的CIMT均有明显增加（P < 0.05）。进一步验证并提示：HUA个体存在更为明显的动脉粥样硬化趋势，CVD风险更为突出。这种风险与脂代谢异常、胰岛素抵抗、腹型肥胖及血压都有明显相关。
NAFLD是指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导致NAFLD的原因不包括酒精和其他明确病毒感染等因素。作为非感染性因素所致的慢性肝脏疾病，NAFLD目前被认为是MS在肝脏的表现。根据病理和临床表型情况，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类型可以分为单纯性脂肪肝（SFL）、NASH和NASH相关性肝硬化。目前，关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病原因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关于其发病机制的“二次打击”学说，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其中，第1次打击主要是由于IR引起的TG沉积；第2次打击主要是由于氧化应激，导致炎症的发生[10]。NAFLD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IR，使得TG过度沉积，同时合并糖原合成异常，造成内脏，尤其是肝脏内细胞TG异常堆积。存在HUA等代谢危险因素的个体，因IR的病理机制，造成机体对胰岛素的生理效应不敏感，脂代谢途径异常并同时合并脂质过氧化，造成肝脏在IR情况下更易出现肝脏氧化应激损伤[11]。HUA等代谢综合征人群中的高胰岛素血症及内脏型肥胖，目很多学者认为：IR应该是NAFLD形成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特别是：肝源性IR也被认为是NAFLD的发病关键因素[12]。IR使胰岛素抑制脂肪酶的活性下降，外周脂肪组织分解增多，游离脂肪酸（FFA）水解增高，大量的FFA更容易通过门静脉系统进入肝脏，使肝脏对FFA氧化和利用不足，从而脂化形成TG增加，而肝细胞内脂肪运出肝的能力受限，使肝细胞内脂肪堆积形成脂肪肝。NAFLD本身也加重IR。本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出：HUA同时合并NAFLD的人群，其IR程度更为突出，中心性肥胖更为明显，以血压、血脂为临床表象的代谢异常也较正常人群及单纯HUA者更为典型。其颈动脉为代表的血管硬化及内膜增厚等血管损害表现也非常明显。
NASH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被证实与炎性物质及脂肪产生的激素相关[13]。脂肪组织产生的激素，特别是：APN有独立的心血管疾病相关性，并具有明确的抗炎，抗AS作用。在肥胖合并NAFLD患者中，APN水平比单纯肥胖者降低，提示APN除了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肌肉对脂肪酸的摄取及代谢，降低肌肉、肝脏、循环血液中FFA及TG浓度，从而解除高脂血症所引起IR。同时，APN也直接作用于肝组织，抑制葡萄糖的生产和防止脂质堆积，并通过抑制单核细胞的前体细胞增殖及成熟巨噬细胞的功能而抑制TNF-α基因表达，最终对炎症反应起负调节作用，从而有助于血管受损部位内皮细胞的恢复，对心血管系统起间接保护作用[14]。近期研究中，APN水平降低与转氨酶和α-GT水平增加相关，提示：APN除了上述作用外，还可能在维持肝细胞功能完整性方面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在本项研究中，APN在NAFLD组及HUA组中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下降（P < 0.05），且直线回归分析显示：APN浓度变化与CIMT负相关，也进一步揭示：在HUA及NAFLD等代谢组分明显异常的个体中，APN的浓度降低参与、促进了这类患者的大血管病变进展过程。
总之，HUA合并 NAFLD流行病学形势严峻；与单纯性HUA比较，合并NAFLD的IR更为明显，大血管病变风险更为突出。因此，加强对HUA伴NAFLD患者脂肪肝的综合防治与早期检测CIMT、APN及CRP等非常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首先，HUA并非NAFLD者，CIMT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相对于正常人群，这两类患者的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更为明显。另外，血脂代谢异常及中心性肥胖等代谢危险因素的存在与否，是NAFLD及HUA者存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增加的重要相关介质。因此，通过本研究可以证明在HUA并NAFLD的患者中，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为增加。同时，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研究数据所表明的：NAFLD是MS在肝脏中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此项研究结果显示：以超声检查评估NAFLD患者的影像学表现，与其颈动脉内膜厚度增加平行性良好，并与HUA及NAFLD组患者的临床MS表型吻合。因此，早期对HUA及NAFLD等CVD高危人群进行CIMT及超声检查，具有良好的临床实践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 Angulo P. GI epidemiology：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J]. Aliment Pharmacol Ther，2007，25：883-889.
[2] 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J].中华肝脏病杂志，2006，14（3）：161-163.
[3]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非酒精性脂肝性肝病诊疗指南（2010年修订版）[J].中华肝脏病杂志，2010，18（3）：163-166.
[4] 汪学军，姜志胜，黄佳克.2型糖尿病合并肥胖患者脂联素水平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J].中国动脉硬化杂志，2009，17（7）：535-538.
[5] Tsubakio YK，Matsuura F，Koseki M，et al. Adiponectin prevents atherosclerosis by increasing cholesterol effiux from macrophages [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2008，375（3）：390-394.
[6] O′pLeary DH，Polak JK，Kronmal RA，et al. Carotid artery inter-media thickness as a risk factor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troke in older adults [J]. N Engl JM，1999，340（6）：34-42.
[7] Nakanishi N，Okamoto M，Yoshida H，et al. Serum uric acidand risk for development of hypertension and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or type 2 diabetes in Japanese male office workers [J]. Eur Epidemiol，2003，18：523-530.
[8] 张立晶，胡大一，杨进刚，等.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人群中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05，26（4）：520-524.
[9] Fang J，Alderman MH. Serum uric acid and cardio vascular mortality：the NHANES Ⅰ epidemiologic follow-up study，1971-1992 [J]. JAMA，2000，283：2404-2410.
[10] Leon A，Paul A，Keith 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J]. CMAJ，2005，172（7）：899-905.
[11] Targher G，Bertolini L. Prevalenc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mong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J]. Diabet Care，2007，30：1212-1218.
[12] Angulo P，Alba LM，Petrovic LM. Leptin，insulin resistance，and liver fibrosis in huma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J]. Hepatol，2004，41：943-949.
篇10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08-01
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给现代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他们哲学思想的极大关注。其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核心和关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合理掌握与正确看待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认识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一、西方传统政治哲学
早在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与政治纠缠不清。哲学真正从关注自然转到人与社会中来是在古希腊时期的智者学派。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深受这种学派的影响，他虽然对智者学派提出的一些政治评判标准持反对态度，但也积极发展了智者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对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就是依靠科学辩证法来关注人与社会中的一切事务，这也是为人类的幸福生活寻找到了坚实的根基。这之后，柏拉图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希望通过哲学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王国，以充分实现哲学的伟大政治抱负，以此来完成老师苏格拉底的让城市更贴近真理的政治夙愿。后来，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积极反对两位老师，但是在哲学关注人与社会的问题上，却发展与推动了老师柏拉图的思想观点。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人向来属于政治动物的观念，并出版发行了其第一本政治哲学思想巨著《政治学》。
对阿伦特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诞生于苏格拉底之后。在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对人和社会政治生活实现的可能性已经持绝望态度，他开始怀疑起苏格拉底政治学说的有效性 。正是因为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学说的这一怀疑，才让苏格拉底对人和社会的关注由政治转到了哲学当中，并开辟了西方政治必须服从与哲学的传统。从这一形式来说，不管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其政治思想都没有脱离以政治学观念来作指导的前进方向。可以说，柏拉图创设的西方传统政治学是把政治理念看作高于一切的思考生活之路，这实质上就是获得政治真理的途径是经过沉思而不是积极活动来取得。这一观念思想，在西方传统政治学中是非常有威慑力的，很少有人去突破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虽然是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起步并发展的，但他没有对其政治学思想进行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阿伦特认为，从柏拉图开始，经历了三次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大颠覆，分别是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尼采的行动主义和马克思的辨证主义。在这三个哲学思想中，马克思哲学思想最具有影响力，他的思想直接对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决定作用。同时，阿伦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也十分重视，他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一个反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思想。
二、哲学的政治实现
哲学的政治实现是哲学的主要思想。马克思在年轻时虽然受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没有被这种思想所左右，因此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反对传统哲学中闭关自守的自我直观，积极强调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明的灵魂。在这一基础上，阿伦特注重强调马克思放弃哲学转变到研究历史和政治思想上来。早在1984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就明确阐述了自身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的政治思想过多关注自然而很少关注政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才能从传统的政治哲学中解放出来，步入到历史政治活动中 。
三、政治的哲学实现
政治的哲学实现是阿伦特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以前，阿伦特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自从纳粹上台以后，尤其是一些哲学家与纳粹进行合作后，让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的传统意义哲学是与纳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从哲学转到政治中来，重新来思考和看待西方传统政治哲学，重新审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阿伦特认为，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隔阂是开始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死对柏拉图有着很大打击，也让其对苏格拉底的学说产生了质疑，这就让柏拉图重新开始了沉思生活，哲学也开始逐渐从人类事务中一步步撤离。正是因为哲学的这种撤离，让柏拉图认为哲学就要离开政治，以后的政治行动就要服从于哲学，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就用哲学消融了政治，这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在这个基础上，阿伦特就开始为了政治而审判哲学，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反思来更好地实现政治。
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基础上，阿伦特分析与总结了两层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含义，首先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问题也是对人类事务领域中的态度问题。态度问题本身也涉及到了哲学体验与人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他说明了自身的哲学体验与人群中公共经验的直接关系。其次是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事实上，政治哲学本来就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要么用哲学来统领政治，要么用政治审视哲学。因此可以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追求的是政治哲学的实现，在根本上也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思想。
四、结语
当前，伴随着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再一次火热兴起，政治哲学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阿伦特力图诉诸某种道德上的复古主义来应付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相对比之下，马克思的理论很难说已经过时，不管马克思哲学的预言是否已经实现，但他的思想对现在社会政治状态起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批判与治疗作用。
参考文献：
篇11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篇12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9-0048-02
1西方政治哲学首要主题:建构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政治危机相关,它的推动力是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国》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讨城邦和个人生活的正义,探讨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构造;《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进谏佛罗伦萨统治者,以强有力的统治使意大利摆脱外敌入侵、内政混乱的危机局面;《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霍布斯试图以强大的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来为英国提供和平;《政府论》则是詹姆斯二世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因“排斥法案”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洛克为议会派提供革命性理论资源的努力。可见,政治哲学的进步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挑战的回应,当制度无法整合政治各种社会力量、以往的价值理念和观念资源无法继续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从而社会失序、混乱丛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都得不到安宁的时候,往往需要思想家们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而为重新建构秩序提供思路,也为未来的新制度构建意义。因此,政治哲学思考的首要主题是秩序与和平,使某种范围内作为群体的人类能够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将国家当作为教会和宗教目的服务的机构,从而建构起神学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纪,从意大利北部地区发端并迅速波及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被用来反对神学。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世俗事务,提倡理性和个性自由,反对神性与等级桎梏。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把个人理性当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据,抽空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设置的思想钳制和清规戒律;加尔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础上主张预定论,肯定个人的努力和现世积极谋取事业成功。经过韦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最为适宜的“伦理精神”。
2西方政治哲学基本倾向:理性、权利与自由
除了建构秩序之外,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国的西方政治哲学至少还有以下基本倾向,即理性、正义、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段,思想家们都在追求或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从理性到信仰,又从信仰到理性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除了因为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最先写出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则是因为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种不为任何枷锁束缚的状态就是理性的状态。柏拉图代表的古典作家认为理性可以被用来发现真实的真理或观念,因此以理性作为政治知识的基础,《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等人在言辞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腊人把理性当作政治思考的基础的典范。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首要的问题是构建社会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探讨秩序建构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从而达成社会正义的一面对中国近代政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极力强调的正是以等级制度建构的稳定政治秩序,儒家从家庭等级秩序到国家等级秩序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具有最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3现代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入:语境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当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它在中国的境遇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3.1以彻底反传统为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初步认识是以“启蒙”这一关键词为起点的。20世纪初的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发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张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来造就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后激起的改革呼声和举措都有所不同: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而则在某种强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进方式拥抱西方文化的态度。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高举科学与人权的启蒙价值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正如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力图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等级和信仰因素一样,中国努力做到的正是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划清界限。
3.2以经济自由为第一要义。的完全反传统思路在中国“”时期得到夸张而扭曲的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无论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学术思想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之后的大解放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16经历了“”带来的物质、精神全面压制之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认为是思想过分自由、全盘西化的结果。当学术界热烈的思想争论被中断之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人们的自愿性选择一道(两者的力量均十分强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将中国推向急速市场经济化进程。工业革命和英国在近代世界帝国的确立使人确信:经济自由的力量堤无穷的。这样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4当前的重要问题:一种反思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现代化相关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结果,然而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过程所呈现的特点也造成了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些根本性问题。
4.1以彻底反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加上“”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政治模式和人们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学传统成为僵死的学说。尽管近年来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做出颇有影响的成果,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其仅仅是象牙塔内学院派研究的对象,远不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
4.2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方向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经济理性取代政治理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向经济发展的转向发生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臻于完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立、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近年来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中用经济人理性假设研究政府行为问题,也是发生在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责任制政府运行良好的时候。中西方政治发展的时间差导致中国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中“隐蔽的主题”——对于西方人而言已经没有必要再说出来的真理,常识,或者说,中国尚未遇到西方人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而西方人现在则不必思考中国现在的处境。
篇13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