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发展历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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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贪婪地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享受，无休止地使用化石能源，使得CO2排放量剧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统计资料显示：地球大气中的CO2含量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迅速上升，到1950年前后，上升曲线几乎已成直线态势，以至于导致了温室效应、气候紊乱、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面对种种环境威胁，各国开始思考如何从传统的“高碳”发展路径中解脱出来，寻找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道路。2003年2月24日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该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这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迅速受到了广泛关注。低碳经济是一种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低碳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和发展阶段四个因素密切相关。衡量一国或地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主要看这四个方面是否具备向低碳经济发展的潜力。

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低碳城市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更没有一套可操作、可推广的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来指导城市低碳转型和发展。文章正是基于此现实需求，在理解低碳经济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城市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以南昌市为切入点，从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构建出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一套科学的并可操作的评价方法，以实现城市低碳经济的有效评价。

南昌属典型的中部城市，其“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是每年成倍增长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以及大量“三废”的排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许多城市面临着与南昌类似的发展困境，以南昌为典型进行指标体系的检验，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和适用性。此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的实施与其城市群建设的日益推进不仅给南昌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也带来生态转型的压力。本研究对南昌市进行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可以为衡量南昌市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有效途径和工具，以期为南昌的经济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以及政策建议，使南昌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的先行实验区。

一、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建立是评价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环节，必须按照科学性和实用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稳定性和动态性、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原则，构建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根据对低碳经济内涵的理解，本文建立起包含三层的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1所示：①目标层：本文设计的目标层为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该评价值是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和发展阶段的综合反映；②为了进一步反映城市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各准则层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的影响，本文设计了四个准则层，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和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反映城市社会和自然资源的丰裕度，技术水平用于反映城市整体的科学技术实力，以及对于环境治理以及提高能源效率的投入；消费模式反映城市市民的生活消费方式以及市政府的施政理念，发展阶段反映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③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在指标层共设置了28个指标，其中资源禀赋准则层共6个指标，技术水平准则层共8个指标，消费模式准则层共6个指标，发展阶段准则层共8个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对准则层的各个准则层进行分析，找出准则层对于目标层的影响。

二、数据计算处理和评价模型

1.数据计算处理

文章数据参考《南昌市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大多数指标数据能直接从年鉴中获取，少部分可参照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见表1）。通过查阅年鉴和综合计算，得出2000-2010各年份的指标数据。由于该评价体系选取了一些负指标，且这些指标数据都不可能为0，所以采用倒数法对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

三、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1.南昌市资源禀赋评价

根据南昌市2000-201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SPSS18.0软件对资源禀赋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X1）与人口密度（X2）、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X1）与可开发水力资源所占全市水力资源蕴藏量比重（X4）、人口密度（X2）与可开发水力资源所占全市水力资源蕴藏量比重（X4）、森林覆盖率（X5）与水资源总量（X6）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在0.8以上，分别为：0.8319、0.8508、0.8575和0.8925，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的结果提取出两个主成分，且累积贡献率达到了86.72%，说明提取的主成分已涵盖了大部分信息，基本满足了解释需要。据此计算相应的主成份得分系数，分别命名为“社会资源因子”与“自然资源因子”，根据各因子得分与方差贡献率可以得出：

社会资源因子的得分函数：

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资源因子一直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南昌市水电等清洁能源比重上升，人力资源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的趋势。而自然资源因子，一直处于剧烈波动的状态。究其原因，是受水资源总量的波动影响，从图1可以发现，2009年自然资源因子得分一度探底，但在2010年急剧攀升至2000年以来的历史最好水平，通过查阅《江西省水资源公报》发现：2010年属于丰水年份，与2009年相比，降水量增幅达71.8%，高出历史平均水平29.41%，降水形成的地表及地下水总量也随之剧增，自然资源丰裕度也相应得到提高。这说明南昌市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潜在的稀缺性，虽然南昌自然条件优越，水资源储量丰富，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要杜绝滥采地下水、污染地面水，浪费生活工业用水的行为。

总体上看来，资源禀赋综合得分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南昌市社会、自然资源整体上不断发展。

2.南昌市技术水平评价

与南昌市资源禀赋水平评价方法一致，运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整体科学技术因子和节能减排技术因子，并通过准则层评价模型计算出南昌市技术水平的综合得分，据此绘制出南昌市技术水平主成分及综合得分示意图（图2）：

由图2可知：整体科学技术因子得分在逐年提升，说明近些年来，南昌市政府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建立高新开发园区等方式，有效地提升了南昌市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节能减排技术因子得分，在2000-2003年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但在2003-2007年期间，却陷入了停滞，2007年以后甚至迅速下滑至低谷，到了2010年有所回升。究其原因：2000-2003年，南昌市政府逐步转变发展思路，意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财政逐步加大了对高新低碳科技发展以及工业三废处理的投入，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引入了大量低碳产业，并建设了一系列的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使南昌市的节能减排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在2003年，南昌市的整体节能减排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于是，2003-2007年便陷入了停滞。但是随后的2007-2009年，随着南昌市城区面积迅速扩张，工业企业大量入驻，相关的节能减排基础设施没有跟上工业企业扩张的步伐，所以整体节能减排因子出现了急剧下滑。到了2010年，南昌市政府意识到问题所在，于是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等环境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节能减排因子得分在2010年有所回升。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与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相协调。

从技术水平综合得分看来，2000-2010年南昌市科学技术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南昌市整体科技实力是在不断提升的，但需要继续保持对科学技术产业的持续投入，促使南昌市高新科技产业良性发展。

3.南昌市消费模式评价

运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居民低碳生活因子和政府低碳施政因子，并通过准则层评价模型计算出南昌市消费模式的综合得分，据此绘制出南昌市消费模式主成分及综合得分示意图（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居民低碳生活因子得分持续上升。这表明近几年来南昌市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政府宣传到位，低碳生活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南昌市居民出行等生活方式不断向低碳化靠拢，呈现良性发展态势。而政府低碳施政因子得分先从高位下降，于2006年触底后逐渐上升，这说明在2000-2006年期间，政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采用了粗放型的招商模式，高新科技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一并引进，虽然加大了对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能耗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导致了低碳施政水平的下降，到了2006年，政府开始着力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对企业污染的控制和治理，低碳施政水平才得到提高。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的施政方针关系到一个城市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及时转变发展思路，树立起低碳环保的理念，坚持低碳经济不动摇，环境与经济的大旗并举，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从图3中可以发现，南昌市消费模式的综合得分是在不断提高的。这说明自2000年以来，南昌市整体的消费模式是朝着低碳消费模式靠拢的。

4.南昌市发展阶段评价

运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社会发展因子和经济发展因子，并通过准则层评价模型计算出南昌市发展阶段的综合得分，并据此绘制出南昌市发展阶段主成分及综合得分示意图（图4）：

从图4中可以看出：社会发展因子得分持续上升，很好地契合了南昌市的发展现状，这说明，2000年-2010年，南昌市社会不断发展，正朝着一个成熟的现代都市发展。而经济发展因子先快速上升，于2004年达到高位之后，出现了持续下滑的态势，这与南昌市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城市化进程延缓有关，南昌市产业结构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调整迫在眉睫。

从图4看出，南昌市发展阶段综合得分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这说明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南昌市社会经济整体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5.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对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和发展阶段四个准则层因子进行分析，用科学客观的方法求出各个准则层的权重，最后计算得出2000-2010年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层的综合得分。

（1）确定准则权重

根据层次分析法，在层次分析软件yaahp0.5.2软件中建立起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层次结构模型（图5）：

CR=0.0132

从而得到准则层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和发展阶段的权重分别是：0.1622、0.2811、0.2301、0.3266。

（2）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将层次分析法确定的准则层权重和各准则层的得分，进行线性加权，即：

图6中细点线分别为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以及发展阶段四个层次的评价线，粗黑线是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线。可以看出，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得分不断提高。这说明：尽管南昌市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调整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南昌市低碳经济仍然呈现出一个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从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评价的分析结果可知：南昌市低碳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评价的结果与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现状是相契合的，这说明本文建立的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合理有效的。

2.政策建议

通过对各准则层的分析，发现南昌市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面临较多问题。从现存的一些问题出发，结合南昌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一些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1）建设“节水南昌”，塑造“绿色南昌”

通过对南昌市资源禀赋水平的分析，可以看出：南昌市水资源总量具有潜在的稀缺性，“靠天吃饭”的现象严重。这就要求政府重视水资源保护，加强水资源管理，从根本上防止水污染的发生。一是要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并尽快修订出台南昌市工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定额标准，加强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管理；二是要按照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严格取用水的管理，严禁私采地下水，严格水资源论证和排污口设置的审核，强化水功能区的监督管理。此外，南昌市政府应当通过对鄱阳湖周边湿地的保护，建立湿地保护区，大力植树造林，绿化城区等措施，来切实提高南昌市的“绿色面积”，增强碳汇能力，建设一个“绿色南昌”。

（2）加大环保投入，加强监管力度

通过对南昌市技术水平的分析，可以看出，南昌市节能减排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较为滞后，赶不上工业企业扩展的速度，所以加大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势在必行。在城区积极建设生活污水及生活废物处理设施，将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后排放，并提高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水平，以减少环境污染。在工业企业要建设工业三废循环清洁系统，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此外南昌市政府还应采取相关措施来切实加强监管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节能降耗计划，促进重点企业的节能降耗，对不能按照计划节能减排的企业进行惩处。

（3）发展清洁能源，扶植低碳产业

通过对南昌市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的分析可以看出：清洁能源以及低碳产业对于南昌市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故南昌市政府要研究制定扶持新能源的优惠政策，加大对洁净能源生产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开展对风能、太阳能、水电能以及地热能的研究和开发。与此同时，在城市有序地推进清洁能源的利用，推动小汽车主要燃料向压缩天然气转化，推广汽车利用醇类燃料、合成燃料、生物柴油、替代燃料及电动汽车技术；在农村应地制宜、科学合理地推广能源作物种植，大力推广沼气，提升清洁能源占农村能源消费的比重。

（4）宣传低碳理念，推广低碳生活

通过对南昌市消费模式中居民低碳生活因子的分析，发现南昌市居民的低碳生活消费理念对于低碳城市的推进具有积极影响，低碳经济与每个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低碳经济能否顺利推行，关键要靠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因此政府要积极宣传提倡市民的低碳生活方式，让市民知道什么是低碳，如何更加低碳。政府在政策层面上要发挥导向作用，比如：选择有条件的社区作为南昌市低碳生活示范区，在建筑节能、绿化建设、垃圾利用、资源再生等方面进行试点工作，让市民广泛地参与进来。

（5）转变发展思路，坚持“低碳施政”

通过对南昌市消费模式中政府低碳施政因子的分析可知：政府的发展思路是否正确决定了政府的决策效用，更决定了一个地区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所以南昌市政府要积极转变发展思路，坚持走“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的崛起之路，抛弃以往以“高消耗、高污染来换取GDP的高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念，树立起“低碳促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以科学协调的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6）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

通过对南昌市发展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南昌市产业结构升级较为滞后，城市化进程迟滞，如果不加以重视，会给南昌市低碳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隐患。所以，南昌市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积极扩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淘汰传统高耗能、高污染工业，促进新型环保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南昌市政府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放宽在城区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和各类人才的落户制度，促进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由此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这样能创造出一个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双管齐下、相得益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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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淑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策略分析[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1.9.

[4]高玉娟 王兆君 洪亚军：库区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探讨[J].水生态学杂志，2009（1）：138-141.

[5]李晓燕 邓 玲：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探索——以直辖市为例[J].现代经济探讨，2010（2）：82-85.

篇2

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

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也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上升和环境恶化。据环保部和中国工程院（2011）估测，中国有超过3亿人使用的水受到污染，1/3的水未达到政府规定的安全标准，约有1/5的农田受到重金属污染。中国环境规划院（2010）连续7年的环境经济核算结果表明，中国污染治理和生态破坏压力日益增大，7年间的环境退化成本从2004年的5118.2亿元提高到15389.5亿元，增长2倍，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05%增至2010年的3.5%。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能源浪费导致严峻的社会问题：少数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少数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GDP的增长牺牲了后代的蓝天碧水。因此，作为发展后起之秀的农业城市不能再重蹈旧辙，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经济发展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与生产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恶化的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型农业城市。

生态文明是依赖人类自身智力和信息资源，在生态自然平衡基础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球化协调发展的文明。生态文明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建立“四领域”的总体框架。生态文明的发展就是通过使经济活动基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方式来保持自然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文明发展否定传统的“重增长、轻发展、高消耗、高污染”的资源消耗观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容要求人口、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低效率、低产值”模式转型为“高效率、高产值”的模式。因此，对于农业城市来讲，只有遵循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才能建成人口、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生态文明城市。

农业城市一般都属于限开发区域，部分农业城市还担负着保护水源区、保护区等生态环境的重要职责，这决定了农业城市的主要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低碳型、不污染环境的，农业城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既要担负生态资源的承载力，又要保护好生态资源的质量。因此，建设绿色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农业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和必然要求。在生态经济理念下农业城市要建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倡导建设绿色环境，削减碳排放，减少对生态资源的污染，保护好本地及周边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理念下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是低碳经济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消费模式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协调发展，它是通过低碳化进程得以实现。低碳化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比重不断下降，二是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通过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化和采取节能措施，在碳生产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可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因此，低碳化进程也就是农业城市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生态文明理念下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

调整农业城市经济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模式。首先，合理布局农业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设置。农业城市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相对较大等方面问题。农业城市的主体功能定位是粮食主产区，担负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任务，这要求农业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保证农业生态经济健康、环保。我国大部分农业城市都位于中、西部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讲，农业城市一般环境承载力有限，特别是水资源有限，使得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低碳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农业城市需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协调经济发展与低碳约束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生态理念下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科学设置产业结构。科学设置各门类产业结构从理论上讲既可以实现农业城市经济产值的最大化又可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

其次，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布局工业发展增量。农业城市普遍水资源总量充足且水质良好，植被状况良好，大部分是适合养生的城市，因此需要维护好绿水青山环境。但另一方面，很多农业城市面临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困境。因此，农业城市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构建绿色安全生态体系。一方面要稳步地发展工业经济，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确保水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环境的生态循环性，打造与“低碳”相关的战略品牌，同时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环境基础。此外，各农业城市应依据各自发展特点研究本区域的环境承载力，探究现行工业体系的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将环境承载作为经济发展的潜力，并以此作为约束，在现有工业体系的基础上，以其对环境的污染排放作为存量，以最大还可容纳的排放量为余量，合理布局工业发展增量。

最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配进农业经济发展。发展农业产业，一方面是农业城市响应和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城市发展的优势所在，是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各种农业作物的经济价值不同，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相同，发展农业经济则要求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还需要调整现行的农业作物种植结构。由于农业作物对资源的使用不同，污染物的排放量也不相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兼顾发展农业经济与维护生态文明的双重任务。

为确保农业城市的发展战略地位，农业城市一方面要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优化农业生态环境，需要在盘活现有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为存量的基础，通过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为目的，以降低水资源消耗，减少TN、TP、COD等污染物排放为条件，实现农作物的调整，建立各种农业生产作物的规模发展指标，以此指导农业发展，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以秸秆回收利用为重点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农业城市。首先，加强秸秆回收体系建设。以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化企业为龙头，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县、乡镇政府监管，建设若干秸秆收贮中心，形成“一点对多源”的多级秸秆收集贮存体系，具体做法是以农业城市城区为中心，在全区各县区建立回收贮存中心，在各乡镇建立回收站，形成网络回收系统。并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济人为纽带，一头连接千家万户，一头连接秸秆利用企业，形成“多点对多源”的运输利用模式。鼓励利用荒地、荒坡、荒滩建设秸秆存储设施，积极推进农作物联合收获、捡拾打捆、贮存运输全程机械化。秸秆回收利用的重点是创新回收物流系统，建立以企业回收和社会参与的运输体系，要将社会资源引入秸秆的运输系统中，将农业城市及附近各县市的物流公司和社会车辆整合起来，鼓励他们参与秸秆的运输业务。

其次，加强秸秆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在加强秸秆回收利用产业的发展方面主要有五种渠道：一是秸秆饲料化。推广秸秆“过腹还田”，结合建设畜产品生产基地，鼓励养殖场（户）和饲料生产企业利用秸秆生产优质饲料，建设秸秆育贮、氨化设施，形成“种植业—秸秆—养殖—粪—还田”，“种植业—秸秆—养殖—沼气/沼渣/沼液—生物质能/还田”等循环模式，实现农业和农村设施、物流的生态循环；二是秸秆肥料化。鼓励发展农作物联合收获，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完善秸秆田间处理体系，提高秸秆收获还田。改善秸秆留茬还田的机械化水平，积极探索发展秸秆反应堆技术，推广过池（沼气池）还田、醇肥还田等技术，实现秸秆的深度肥料化利用；三是秸秆能源化。在秸秆资源丰富地方发展纤维乙醇，实行乙醇、沼气、发电、复合肥联产。在新型农村社区开展试点，优先建设一批秸秆沼气工程和沼气集中供气试点；四是秸秆原料化。积极发展秸秆生产板材、木糖醇和活性炭，鼓励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以秸秆为原料的非木纸浆，引导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生产包装材料、餐具和编织品；五是秸秆基料化。依托当地或借鉴外地的食用菌生产先进技术，筛选适宜不同作物秸秆种植的高产、优质菌株，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食用菌产业，形成“种植业—秸秆—食用菌—菌渣—生物质还田”等循环模式。

优化能源结构，构建现代农业城市能源产业体系。在加快重大能源项目建设方面，农业城市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完善能源输送网络，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保障供应体系。积极发展热电联产，支持在产业集聚区、旅游集中服务区、大型商业区等区域建设集冷热电一体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积极发展风电、水电和光伏发电。加快推进主干电网建设，完善地区性主干网架和城市电网，积极实施新一轮农网升级改造，建设各级电压匹配，运行安全可靠灵活的智能化电网。大力发展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乙醇、生物柴油、沼气等可再生清洁能源产业。

在加强农村能源系统的建设方面，由于农业城市一般人口比率较大，能源消费量较大，因此，在改善整体生态环境方面，可将农村作为能源系统改造的试点，建立以实施沼气工程为核心，通过构建区域、村庄、农户三个层次的循环系统，提高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水平。具体模式如下：第一，区域大循环模式。依托畜禽养殖集中区和大型养殖基地建设大型沼气工程，构建“养殖业—畜禽粪便—沼气发电/生活、生产用能”、“养殖业—畜禽粪便—沼渣/沼液—种植业”等循环链条，形成区域范围内的养殖、农户、企业、种植相结合的大循环格局；第二，村庄中循环模式。以养殖业发达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主题，对畜禽粪便进行集中处理，建设中型沼气工程，沼气经管道供应农户，沼渣、沼液还田，形成养殖集中地区村庄和农村社区的中循环模式；第三，农户小循环模式。以养殖农户为主体，因地制宜推广农户自建小沼气池，形成沼气供应农户，沼渣、沼液还田的农户小循环模式。

发展环保事业，建设农业城市的生态文明。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方面，农业城市应尽快建设城市社区和乡村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网络，鼓励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建设。改造回收站点，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专业分拣中心，逐步建设一批分拣技术先进、环保处理设施完备、劳动保护措施健全的废旧商品回收分拣集聚区，加强重点再生资源回收，落实有关优惠政策，做好废金属、废塑料、废玻璃、废纸等传统再生资源的回收，提高回收率。创新回收方式，强化监督管理，推进废电器电子产品、报废企业、废旧轮胎、包装物、废旧纺织品等物品的回收，推动废铅酸电池、废镉镍电池、废弃含汞荧光灯、废温度计、废弃农药包装物等有害废物的回收。

在推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化发展方面，农业城市应围绕生产及生活领域产生的报废机动车、废旧机电、废电子电器、废旧金属、废塑料等可再生资源，开展产品再制造和资源再生利用，实现废物资源化和再循环利用。推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鼓励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聚发展，加快培育再生资源龙头企业。推进再生资源高值化利用。加快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推动装备升级。支持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延长产业链，加快形成覆盖分拣、拆解、加工、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着力加强深度加工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推进再生资源清洁安全利用，确保生产环节清洁安全和再生利用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调整

加强农业城市对低碳经济的政策支持。农业城市应充分发挥农业主体功能区的定位，以保护水源区、保护区等具有当地特色的项目为契机，积极争取中央、省财政资金支持本地低碳经济重点项目的发展，优先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项目，对低碳经济重点项目帮助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信贷支持。增加地方财政对低碳经济建设的投入，将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中列入重点项目并为高效循环经济成果转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建立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农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涉及面广、期限长、资金需求量大，单一的投资机制不能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的参与，努力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在加大低碳经济的财政投资方面，农业城市应依据地区特点，突出重点，采用灵活的资金使用方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同时，创新财政贴息贷款模式，鼓励银行支持低碳经济项目和碳排放权交易发展。在建立地方绿色税收制度方面，部分农业城市应尝试适时开征碳税、环境税，鼓励农业运作过程中增加节能减排投资。在建立地方政府低碳经济发展资金方面，农业城市应着重考虑优先支持低碳环保项目发展和环境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

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属于排污权交易，它是将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具体的实践做法是由政府机构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容量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每个份额为一份排放权。政府在排污权一级市场上，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卖，可以尝试在一些地区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统一排放权市场，通过引入竞价机制充分发现价格，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同时，农业城市应促进碳排放交易中介的组织建设，增加买卖双方信息的对称性，提供专业的中介服务。

篇3

指导老师:陈崇德

组长：蒙建全 组员：杨小丽、童文蕾、赵翠翠

背景：

城市一天天在发展，城市管理需要越来越规范化的管理。曾经街旁随处可见的小摊小贩在城市的规范化管理下正在减少，但是街头的小摊小贩形式的商业并没有消失。而是演变发展成了繁华于夜晚的、在固定区域内的夜市地摊，并成为市民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人 们对夜市地摊的存在与发展仍有需要看法，一方面这是市民生活文化的部分，为市民生活带来便捷，另一方面它对城市的管理和工商监管也带来了难题。在这样矛盾背景下，我们觉得要必要对夜市地摊进行调查研究，以发掘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其文化意义。

意义和价值：

夜市地摊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夜市地摊文化是现行市民生活催生出来的文化，并日渐演绎为流行文化的一种，我们需要去寻根探讨地摊文化的催生与发展以及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并对夜市及夜市文化进行深度挖掘与开发，本次调查研究就是对荆门夜市的初步探索。

具体目标：

1 荆门市夜市地摊的发展历程，探求得以发展的原因。

（中天街夜市地摊何时兴起，由于什么兴起，何时达到现有规模。）

2 荆门市（中天街）夜市地摊的规模、以及商品种类。

（摊位的数量，商品的价值，商品的类型，商品的质量。）

3 夜市地摊摊主人群的构成情况以及顾客来源。

（摊主的职业、收入情况、出摊目的，顾客的收入层次、年龄层次）

4 夜市地摊的经营情况。

（商品平均利润，摊主盈利状况）

5 夜市地摊的社会文化意义。（针对不同人群如消费者、摊主、周边商铺等）

（摊主、消费者、周边商铺、工商管理者）

6 工商管理人员对地摊的看法。

（管理上的态度、相关管理措施）

研究方法：

1 通过访谈

了解摊主职业，经济状况，出摊目的

了解周围居民、商铺对于地摊看法

了解顾客的收入层次及看法

了解城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人员对夜市地摊看法

2 通过查找文献

了解其他地区地摊的情况

3 通过观察

观察夜市地摊的数量、商品种类、人流量及顾客年龄构成

研究过程：

1拟定工作计划、准备相应工具，拟定访谈内容。

2实地访谈，分三次前往中天街调查

3整合资料，写成研究调查报告

研究条件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有时间与摊主进行沟通，但是可能在访谈中获得的答案不完整，而且可能有部分摊主不会配合访谈。

解决办法：提前准备好问题，并尽可能多访问一些摊主。

正文

篇4

一、安徽省城市化历史进程及所处阶段的判别

(一)安徽省城市化发展历程

纵观安徽省城市化发展历程,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数量的增加。1949年安徽省只有合肥、芜湖、安庆、淮南和蚌埠5个城市;2008年,安徽省共有城市22座,其中地级市17个,县级市5个,市辖区44个。二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城镇化率不断提高。1949年城镇人口为266万人,城镇化率为8.69%;2008年,安徽省市镇人口为2485万人,城镇化率为40.5%,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8.4个百分点,缩小到2008年的5.2个百分点。

笔者归纳安徽省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如下:

首先,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从1953年的8.69%,到2008年提高到40.5%,年均提高0.58个百分点,而全国城市化速度为0.5个百分点,安徽省城市化速度均值高于全国。

其次,城市化进程滞后。1953年安徽省城市化水平滞后全国4.62个百分点,2008年滞后5.18个百分点,滞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相比,甚至与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相比,安徽省城镇化水平较低。

第三,近年来出现加速趋势,且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速度。1978年以前年均增加0.16个百分点,1978-2008年年均增加0.93个百分点,其中1978-1990年年均增加0.44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增加1.01个百分点,2000-2008年年均增加为1.56个百分点。

第四,城市化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来看,安徽省城市化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1953-1978年的缓慢增长期。1953年城市化率为8.69%,到1978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达12.62%,1953-1978年安徽省年均城市化速度为0.16个百分点。期间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1953-1957年):城镇化的缓慢增长期,1957年城镇化率为8.96%,比1953年提高了0.2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1957-1965年):城镇化的波动期,1958-1960年,城镇化率由1957年的8.96%提高到了1960年的16.5%,年均增长2.51个百分点,而1965年城镇化率下降到了11.59%,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第三阶段(1965-1978年):城镇化的停滞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12.62%,低于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0.39个百分点。

1978-2008年为城市化平稳快速发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12.62%,到200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40.5%;1978-2008年其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3个百分点。其间根据城市化速度又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78-1995年为城市化平稳发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12.62%,1995年为19.09%,年均增长0.38个百分点;1996-2008年为城镇化的加速增长期,2008年城市化率为40.5%,比1996年提高21.4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65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安徽省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全国城市化进程,近期出现加速发展趋势;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以1978年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二)对安徽省城市化所处阶段的判别

本文运用叶裕民对城市化阶段性的研究,运用城镇人口增长系数加以分析。笔者计算了1953-2008年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以此为据来分析安徽省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从城镇人口增长系数看,1953-1978年安徽省为0.2;1978-2008年为1.053,说明1978年以后,安徽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城市人口增长规模超过总人口增长规模,农村人口绝对数开始下降,人口的增长表现为城镇人口的增长。

1978-1990年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0.444,198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82年以前,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小于0.5(1958、1959年除外);1982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超过0.5,即1982年以后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农村人口规模增长,安徽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1990-1996年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0.858,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农村人口规模增长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1996年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2.73,说明1996年,城镇人口增长规模超过总人口的增长规模,农村人口规模绝对下降。1996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城镇人口增长系数超过1,1996-2000年为1.982,2000-2008年为1.053,乡村人口绝对规模开始下降成为常态。

据此,笔者认为从1982年开始,安徽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1996年是安徽省进入城市化进程的另一个转折点,即农村人口规模绝对下降,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总人口规模增长。

综上所述,以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依据,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3-1982年为前城市化阶段,人口增长系数小于0.5;1982-1996年为城市化前期阶段;1996年以来为城市化中期阶段。1982年是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起点,1996年是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总人口,农村人口规模绝对下降,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的转折点。安徽省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二、安徽省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化水平滞后,就业压力显现

安徽省人口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稳定在5%左右,城市化水平滞后,2008年为40.5%,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5.2个百分点,远没有实现城市化。

笔者研究了1978-2008年间安徽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就业之间的关系,以城镇从业人员增长为自变量Y,经济增长为因变量X,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构建二者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Y=44.904+0.641X

(0.867)(7.307)

结论:经济增长与城镇就业增长相关度为0.867,高度相关;经济增长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城镇就业相应变动0.641个百分点,模型通过检验。

2008年安徽省经济增长率为12.7%,相应城镇从业人员增加8.141个百分点;2007年城镇从业人员为818.1万人,以此为据,城镇新增岗位66.6万个,大约70万。安徽省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不考虑城市化人口的自然增长,意味着每年近70万人口进入城市生活。2008年城市化率比2007年提高1.8个百分点,约150万人进入城市,城镇需要新增岗位约100万个,才能满足需要。笔者认为城镇新增岗位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二)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大

一是从横截面看,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的差异。2008年城镇率较高的地级市有:铜陵、马鞍山、芜湖、淮南、合肥、淮北。铜陵最高,为75.3%;合肥为62.4%,在安徽省居第五位。城镇化率最低的是阜阳市,为30.6%。从区域看,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形成皖江经济区,马芜铜为安徽省城镇化率前三位,城镇化水平较高;皖中地区的合肥市是省府所在地,是安徽省唯一超级大城市,2008年总人口近200万,是区域城镇化率较高的地级市;皖北和皖南地区城镇化率较低。

二是从时间序列变化看,安徽省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是地级市的城镇化率并不都是稳步提高的,地级市的城镇化率排序不断变化。

首先,合肥、淮北、马鞍山、滁州、蚌埠、巢湖、芜湖、铜陵、宣城、安庆数据较为稳定,城镇化率快速提高,在安徽省地级市城市化率排序中前移。其次,宿州、淮南、亳州、六安的城市化率下降,阜阳、黄山城镇化率小幅提高。第三,合肥、池州、芜湖、宣城、铜陵提高幅度达到20个百分点,位序前移大。

综上所述,安徽省地级市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差异巨大。

(三)城市首位度不高

一般认为“区域内城市首位度为小于2,说明区域内城镇空间分布较均衡,资源配置较为合理;当首位度超过6时,就认为区域内各城镇处于一种极度失衡的发展状态,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笔者以非农人口为基础,计算了安徽省城市首位度。1998-2008年首位度在1.2-1.8之间,说明安徽省城市首位度目前处于较为合理的状态,省域城镇体系规模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安徽省首位度不断提高,1998年为1.22,2008年为1.77。说明人口要素正向以合肥为中心的大城市积聚,聚集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经济、人口等要素向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集中,聚集效应明显。

(四)近期城市化速度过快

一般认为我国在快速城市化时期,以0.5-1%的速度增长是比较合适的。按照国际经验,1%的速度也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安徽省的城市化速度近年来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以来年均为1.56个百分点,2008年比2007年提高1.8%,这是城市化历史上罕见的高速。

(五)粗放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产生一系列问题

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应而生的是城市化模式的粗放,集中体现在城市用地摊大饼式扩张,造成的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紧张。一是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市辖区从1999年的17647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27467平方公里,扩大55.65%;建成区从1999年的645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1220平方公里,扩大89.2%。二是耕地总量、人均耕地减少。1990年耕地总量为4365.497千公顷,2008年仅为4144.98千公顷,减少20多万公顷;人均耕地从1990年的人均1.15亩下降为2008年的0.92亩。

城市用地的扩张产生城中村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土地紧张问题等等,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集中反映,而在利益博弈中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弱势群体如农民或拆迁户的利益无法通过固定的渠道得以保护,由此而引发的暴力抗法问题成为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隐患。

(六)城市规模分布不合理,城镇体系不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力有限

安徽省大中小城市比例为1:1.5:1.2。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中小城市发育滞后,尤其是小城市数量较少,分布不均匀。

城市化规模过小,聚集效应不明显。根据学者的研究,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密切相关,城市规模(非农人口)只有在大于25万的时候,才会产生聚集效应,城市的最佳规模在100-400万之间。按照这一标准,只有合肥达到了比较理想规模的下限。

综上所述,快速城市化时期,安徽省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安徽省人口多,农业人口比重大,人均资源少,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质量不高,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徽省城市化进程滞后;城市化进程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城镇体系不完善;城市规模较小,对腹地的辐射力弱。而安徽省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各种矛盾显现,成为制约城市化安全的隐患。

三、安徽省城市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原因

1、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二元性特征明显。

一是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协调;二是非农产业发展滞后;三是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究其原因:安徽省的城市化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积聚和扩散作用都比较弱;城市化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政策的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最后制度上安排的二元性加剧了城乡的二元性。简而言之,非农产业不发达、农业发展薄弱、城乡差距扩大是制约安徽省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原因。

2、技术创新不足,城市产业升级缓慢,城市化动力不足。

一是技术创新不足直接制约企业的发展,表现为没有核心技术。二是城市产业升级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不仅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上工业不强,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且表现在产业内部结构扭曲,水平低,区域化的专业分工没有形成。三是产业技术含量低,多是资源耗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加剧了资源环境的恶化,资源瓶颈凸现。四是城市产业发展对区域的拉动不强,区域经济联系不紧密,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极不协调。五是城市就业不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就业压力大,城市化进程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3、经济增长方式及城市化模式粗放,资源环境恶化。

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以资金和资源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的济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造成了环境恶化,污染严重。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的是粗放的城市化模式,结果之一就是城市用地在规模上的扩张、在用地结构上不合理,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张与有限的农业耕地资源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城市用地的无序、过度扩张,产生了城中村现象,失地农民问题凸现,农民利益受损,直接威胁城市化安全的实现。

(二)制度原因

1、制度改革滞后,严重制约城市化安全的实现。

一是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二元性严重制约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二是财政体制的二元性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三是以户籍为基础的福利政策,城乡分割的措施,使进城农民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市民。陈前虎把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危机归纳为:发展阶段的危机;资源利用的危机;认识决策的危机。并认为这种危机实质是制度供给的危机,这种恶性竞争的、粗放的制度损害地域分工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导致资源无法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配置。

2、政府的经济政策及战略是制约城市化安全实现的重要因素。

分析世界城市化历程,可以发现,城市化安全是建立在城市化与产业城市、空间城市化协调基础上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化经验说明: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实现城市化安全经济基础;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实现城市化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各种矛盾凸现的时代,统筹各种矛盾,化解城市化安全的威胁,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3、城市化进程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城市体系不完善。

一是城市化在空间上出现较大的差异;二是城市等级体系不完善;三是缺乏能够带动全省的中心城市。

综上所述,安徽省面临的城市化问题可以归结为:一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而产生的问题;二是城市化地域空间分布不协调而产生的问题;三是经济发展、城市化速度与资源环境不协调所产生的问题。

四、应对之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强化城市化的动力基础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竞争力是关键;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高度化,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优先发展经济发展较快城市的同时,通过生产力平衡布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深化制度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建立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一是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方向;二是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尤其是促进福利制度、佣工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改革;三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提高政府人员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改革人事任免制度及分税的财政体制,消除城乡制度上的二元性,鼓励人口城乡、跨地区流动。

(三)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

充分利用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皖江城市带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承接规划带”等新农村运动的政策红利。坚定东向发展战略,与长三角城市进行有效的合作;进行体制改革,鼓励人员跨区流动,早日融入长三角地区。

(四)在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镇体系的同时,在全省范围统筹规划,为城市合作搭建平台

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培育若干具有地区影响的、辐射大的中心城市,为安徽省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引擎;积极发展小城市,大力扶持小城镇,积极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式。

综上所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是实现安徽省城市化安全的关键所在;在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制度改革,是解决安徽省城市化面临问题的重要举措。安徽省城市化进程才能平稳推进,才能实现城市化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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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大用.中国的城市化及所带来的挑战〔J〕.中国经济,2004;9

[3]赵淑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述评〔J〕.甘肃农业,2007;1

[4].农村发展和城市化问题〔J〕.中国发展观察,2006;3

[5]马军杰,吴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冲突问题研究〔J〕.经济师,2007;4

[6]陈前虎.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危机与出路〔J〕.城市规划,2006;30

[7]刘炜.城市化发展需要正视的八个问题〔J〕.经济学家,2006;1

篇5

目前广东省加工贸易企业有7万多家其中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进料加工企业约4万家，来料加工企业约3万家2001年广东省加工贸易出口总额7651亿美元，占全省外贸出口总值的802%，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广东省是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有生机、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广东目前正面临外有国际跨国公司的角逐挤压内有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竞争赶超的严峻挑战。如何在对外贸易竞争之中保持和创建新的优势，如何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轴戏的加工贸易中突破创新、开创新的增长点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加工贸易在广东的启动与发展

 

加工贸易是国际通用的一种贸易方式所谓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

 

我国对外加工贸易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为4种形式即“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由外商提供原料、零配件或图样经中方加工装配生产其产品交还外商返销。有时亦由外商提供机器设备，所提供的生产设备可以作价或不作价，如作了价，中方则用工缴费分期偿还如不作价所提供的生产设备的所有权则属于外商，中方仅收加工工缴费外商提供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均可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成品出口亦免征关税

 

改革开放入先行一步的广东，毋庸置疑，“第一桶金”是通过承接世界加工制造业的转移，与港澳结成“前店后厂”的伙伴，通过“三来一补”等初级加工制造形式在珠江三角洲获取的经过数10年的数轮产业升级革命和结构调整而取得的。一个全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己在珠三角呈现于世人面前。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3500亿元，其中珠三角地区占3255亿元，列全国第一;珠三角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为2917.77亿元，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最大的信息产品制造业基地之一;新材料领域，珠三角的新型陶瓷、电子元器件基片产量占了全国的一半，合成纤维、塑料占了全国3成，有机硅占有全国1/4;在生物技术领域，珠三角的生物工程上市批准数占全国的5成，产值占全国的5成以上^高新技术产品2001年增长至3500亿元人民币，比1991年增长了43倍，占工业总产值从33%到19.44%，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上海，为全国最快。技术产品出口额近1300亿元，占了全国40%，遥遥领先于国内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带。

 

三、加工贸易在广东GDP和外贸的地位和贡献

 

(一)加工贸易在广东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发展加工贸易作为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把我国廉价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结合起来，对增加我国外汇收入，扩大就业，平衡国际收支，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经济贸易的高速增长，有着很大作用。

 

2000年中国GDP达到10800亿美元，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例的3.6%.2000年中国出口312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值的5.4%，是世界第四大出口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还是一个主要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现在己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之一。从1992年至2001年，广东省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基本不变，保持39%左右，广东加工贸易占全国加工贸易总值的50%以上^2001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765亿美元，占广东省当年外贸出口总额的8017%，占广东当年GDP的59.99%。因此，加工贸易是广东经济发展和外贸的基本源泉，在广东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加工贸易对安排就业和社会安定方面的贡献

 

广东人口8千多万，是全国第三大人口大省，就业压力大，且人口教育素质总体不高。加工贸易中，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就业人员，缴纳利税、地租，繁荣了当地经济^

 

对“三来一补”企业姑且不谈其对外贸的贡献，仅在解决庞大的就业问题、缴纳利税、地租，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就功不可没。我国是一个人口压力非常大的国家，而且在人口中教育素质低下的人的比重也很大，因而就业是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只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员。广东加工贸易解决超过1000万人的就业，对国家和社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广东省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服装、鞋类、玩具、箱包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传统加工业。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形式来我省投资的不断增多，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电子、通讯、信息、产品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份额上升。2001年加工贸易中机电产品48683亿美元，占全省机电出口的879%;高新技术产品21417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出口的961%.除深圳市利用配套能力的优势加工贸易迅速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达到20%外.东莞市从事电脑信息产业的企业己有2800多家。东莞利用“配套加工制造’这一独特优势，己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电脑信息产业加工基地。珠江三角洲己成为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的中心地带.广东省一大批己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的大型企业，如康佳，开发科技、TCL、美的等都是从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在全省认定的1137家高科技术企业中，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占35%左右.

 

发展加工贸易能够对广东产业结构发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也叫做“外部效应”或者叫做“自然技术扩散”，指的是由外国公司子公司进入和存在引起当地公司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力提高。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起着示范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所取得的收益不会完全由跨国公司占有，东道国和当地企业会从中受益，受到积极影响。“溢出效应”成为跨国公司自觉不自觉向东道国转让技术的主要通道。通过加工贸易引起技术、设备、培训人才，有利于广东省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加工贸易对提升产业配套水平的作用近年来，加工贸易加快向产业相互配置的深加工方向发展，深加工结转在加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推动加工贸易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据统计：加工贸易中有70%以上的企业有深加工结转业务，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广东省加工贸易己形成以出口为“龙头”，企业间相互配套，加工层次多、加工程度深、加工链条长，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配套(成龙)的企业群。2000年，全省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总金额为343亿美元，其中转入172亿美元，转出171亿美元。深加工结转既提高了出口增值，也带动了省内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据估算2000年全省加工贸易出口带动国内配套企业产值在1500亿人民币以上^

 

四、广东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和目标定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都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世界各经济强国在各自发展历程中毫无例外地经过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阶段。人们知道美国是当前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只有16%，可是有谁知道，美国当年曾经是全世界最大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作战，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战争结束后，美军从1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一下子就转业了1000万军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成功地解决了就业问题，没有出现较高的失业率，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美国生产的皮鞋、皮箱、手工艺品、日用电器，纺织品等畅销全球。50年代初，日本的工资水平远不如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仍然成为美国的后勤基地，大量生产日用商品。当时，日本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大国，它创造的产品只能在美国地摊上出售。到了70年代，日本的工资水平上去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心被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当时，台湾被称为“雨伞王国”，它生产的伞几乎占全球的70%。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纺织业非常繁荣。从经济学理论来看，这是正常的现象，对于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由于欠缺发展，国弱民穷，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足够的科学技术人才，所以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入手。只有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才能积累初始资本和培训人力资本，而后才能产业升级。

 

广东省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除靠近香港，交通便利外，还因为劳动力价格低于世界平均劳动力价格的水平。美国就利用墨西哥低廉的劳动力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德国利用土耳其低廉的劳动力来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这种劳动力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果不利用，我们就会丧失市场。

 

加工贸易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为继续保持广东省加工贸易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对今后加工贸易的发展，必须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和目标定位。

 

(一)强化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职能

 

如果比较广东与上海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广东经济是借改革开放的先机和靠市场推动的，称市场推动型;而上海的经济是由政府主导的，称之为政府主导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广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上海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要素的配置过程中，政府的意志力无所不在。这种模式不是市场经济推崇的范例，但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是淡化，而是由弱势变为强势，并且带来极高的效率，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在今后招商引资中扮演越来越主要的角色，目前吸引国际资本的重心己转向欧美和曰韩，港资北移放缓，今后还可能出现回流。台资“西进”己经过了一个阶段，余下的都是半导体晶片、石化塑胶，投资额都在数亿美元以上，这些项目对当地投资环境和工人素质都有较高要求，而且这些项目国内引资竞争对手众多，对待欧美、日韩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引资工作决不能像“三来一补”引资一样，对待大企业、大项目，政府在引资中的规划和协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进一步推进“科技兴贸”战略

 

广东要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产品，增强国际竞争力。要鼓励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推动加工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注重加工贸易企业适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基础和产业优势。争取到2005年至2010年，把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重要基地，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的较高水平的国际化生产基地，带动全省高新技术的发展^

 

(三)加快加工贸易园区建设

 

高起点规划、建设和引进、发展高新技术加工贸易产业，促进广东省的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引导加工贸易向特定区域集中，建立出口加工区，高起点地规划、建设和引进。目前，全国第一批试点的15个出口加工园区中，广东省只有广州、深圳两个，这与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一半以上的比重不相称，应积极争取在东莞、珠海等地建立加工出口贸易区。

 

(四)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加工贸易企业“大进大出”的经营模式，需要有一个稳定、宽松的监管制度。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频繁变化，己直接影响了外商的投资积极性。例如，广东有些地方政府随意提高水电等费用;个别海关报关手续繁琐;有的地方的治安、消防、环保、城镇规划等不尽人意，影响了当地的投资环境。为进一步优化广东的投资环境，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粵府丨200211号文《关于进一步优化广东投资软环境的若干意见〉，努力在全省范围内营造一个“讲法治、重信誉、低成本、高效率、好服务、可持续”的投资环境。同时，要进一步改善通关条件，总结推广以深圳富士康为代表的联网管理模式的改革，尽快实现政府各有关部门及企业在网上办理相关进出口手续和业务。

 

(五)进一步开放物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