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原则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银行监管原则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自1979年迈出第一步以来至今发展迅速，目前在华外资银行已经初步呈现出与中资银行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0年底，共有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8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外资独资银行6家，外资银行代表处233家。其在华总资产和总贷款分别达到344.34亿美元和317.9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56%及9.01%。在华总共的33家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拥有人民币资产总额达293.54亿元，贷款和存款总额则分别为261.49亿元和76.39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61%，289%以及40%。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对外资银行实施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监管体系。该体系最主要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文分别简称为《条例》和《办法》)。但是，应当看到，作为一套监管体系的导向和灵魂的监管法律原则，在《条例》、细则和《办法》中都规定不明或是有偏差。因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四种组织形式均涉及到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因此，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原则实际上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我国对境内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二是我国作为东道国与跨国银行母国实行监管合作的法律原则。下面就这两方面内容分别进行探讨。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

(一)国际上常见的三种单独监管法律原则

目前国际上有关东道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大致有三种：即保护主义原则、对等互惠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保护主义原则是指对外资银行监管意在保护本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使其免受外来的干扰和控制，对外资银行施以限制性的监管。其最为极端的做法是完全禁止外资银行的进入，如秘鲁在1968年宣布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部国有化。对等互惠原则是指以对等互惠的政策和措施来对待外资银行，只准许本国银行被准许进入的国家在本国设立外资银行，只允许外资银行经营本国在该国能够经营的业务。该原则内容较复杂，包括严格对等、基本对等以及非互惠的三种具体形式。各国一般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采用。国民待遇原则指对外资银行给予与东道国银行同等的待遇，采取与东道国银行同样的监管措施。这是最为开放、最少歧视的监管原则。

事实上，由于一国复杂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单纯采取上述的某一种原则，而是综合运用几种，即以其中一种原则为主，其他原则为辅，并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作相应调整。如美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随着其经济金融条件、银行竞争力等情况的变化，历经了单方优惠、国民待遇和互惠的国民待遇三个阶段。

(二)我国实施单独监管的原则现状及影响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政策原则可概括为：“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即提供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银行的进入，同时严格限制其业务范围来保护不发达的民族金融业。这一监管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外资银行目前在我国享受的待遇是一部分属于“超国民待遇”，另一部分属于“次国民待遇”。表现在：中外资银行税负水平不同。多数外资银行外币业务的所得税率仅为15%，营业税也可减免；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所得税率高达55%，其他新成立商业银行也达33%，两者相差极为悬殊。监管松紧不同。国内银行在利率、现金管理等方面受到不少限制，而外资银行在经营中则较少受约束，如其可从事投资业务，兼营B股买卖业务等。另外，外资银行的“次国民待遇”则表现在：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受限制。虽然现在我国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正在逐渐放开，但仍限定了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地域范围有限制。加入WTO前上海的外资银行客户还仅局限于沪、苏、浙，深圳的外资银行客户局限于深圳、广东、广西和湖南。

“超国民待遇”将我国本来就竞争力不强的中资银行推到更为窘迫的地位，而“次国民待遇”则被外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两者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大义务承诺，我国对于外资银行监管的政策原则进行调整已经是势在必行。

(三)我国应采取的调整对策分析

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单独监管原则是否就如有学者认为的，“结合国际通行做法与国内目前状况，宜采对等的国民待遇原则，并辅之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补充”呢？恐怕不尽然。

首先，就国民待遇原则而言，实行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等。而现实中尽管目前许多国家原则上公开宣称予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但实际上总是有许多的限制，五条件的国民待遇是没有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即便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WTO成员方应当承担实施“国民待遇”的义务，其同时也对东道国监管的“保护主义原则”作了认同。该协定附件一第2条规定，成员国基于“谨慎原因”(如保护投资人或存款人权益)，得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另外，该协定还赋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针对自身的特殊需要，确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国内政策目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提供行业补贴，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适当开放行业和市场，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由此可见，在不滥用或有意造成对某些外资银行歧视的前提下，保护主义原则将继续作为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的重要原则而发挥作用。

各国金融业对外开故的实践都表明，一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必须与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能力、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监管能力的高低相适应。脱离国情的开放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典型的例子如墨西哥，由于不考虑本国的现实国情，过早地撤消了外资银行准入法令，允许外国银行完全自由地到国内开业，外汇的流入流出亦不加限制，结果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的大量外逃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以此成为一个惨痛的教训。

就我国目前国内银行业来说，在国有商业银行，其信贷资产质量低，经济效益差，自我发展能力弱，其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成；新兴商业银行，因规模、业务范围的局限，实力不强，也难与外资银行相抗衡。而在我国中央银行，其调整机制尚不够健全，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都亟待进一步的提高。以上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必将会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也决定了从现在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东道国监管的政策原则只能采取以保护主义原则为主，对等互惠原则为补充的监管原则。必须从我国金融业的现实国情出发，考虑我国金融业的薄弱现状，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避免给我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带来过度；中击同时，根据具体情况有条件、有保留的对外资银行提供对等互惠待遇。当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的步伐，随着国内经济金融情况的日益变化，我国会相应地逐步调整监管的原则，改变监管的侧重点，但无论如何，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否则只能是以形式的平等带来竞争上实质的不平等，给我国开放的金融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三、我国作为东道国的监管合作法律原则

(一)跨国银行国际监管合作的“巴塞众协议”

对于跨国银行的监管，涉及到跨国银行注册地国／即母国／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所在地国(即东道国)这两方面的监管。前者源于跨国公司的股权原则，股东有权对公司财产进行监管并承担责任，跨国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总行对其所设立的分行和子行当然进行监管同时承担责任。跨国银行母国则依国际公法上的国籍原则对跨国银行行使管辖权，即所谓母国监管原则。而在东道国，跨国银行在其境内活动，必然对其国内经济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依国际公法之领域原则东道国当然也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此即东道国监管原则。这两大原则在现实实践中因跨国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银行的特殊性而起着严重的冲突。为调和这一矛盾，著名的巴塞尔委员会(“银行管理和监督委员会”)应运而生，也诞生了旨在确立跨国银行国际监管合作制度的一揽子“巴塞尔协议”。根据巴塞尔协议，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都负有监管的责任，双方分工合作，其间的分工合作遵循“以母国综合监管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管为辅”的原则。

这一原则源自于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跨国银行“综合管理法”，即把跨国银行的总行、国内外分行、子行作为一千整体，从全球角度综合考察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清偿力、外汇头寸、贷款集中性及面临的风险。该原则具体对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责任的划分为：(1)清偿力。分行清偿力由母国负责监管，子银行清偿力由东道国和母国共负监管责任。合资银行由东道国负主要监管责任，但如外国银行占有多数股权，则仍由东道国与母国共负监管责任；(2)流动性。分行流动性由两国共同监管，子银行的流动性由东道国负主要监管责任，但同时要求总行开具保函保证对子银行提供备用信贷。合资银行流动性也主要由东道国监管。外汇头寸；(3)母国与东道国共同负责监管，其中，东道国只负责管理其境内的外汇交易。

综合管理法当然不可避免地亦存在一些缺点、弊端，如可能造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侵害等等。但经过各国的实际操作检验，不可否认该法目前已算是就跨国银行监管最为合理和全面的一种方法。

(二)我国目前实行监管合作的原则及调整的必要性

我国《条例》和实施细则中，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上，强调申请在我国设立各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申请者，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要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由此可见，我国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上已经部分地采纳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综合管理法，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并不承认巴塞尔协议确立的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国际监管合作原则。我国既允许设立分行，又允许设立合资银行和子银行，对业务范围未加区分。但只要求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总行要提供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担保书。从监督管理上，我国区分子银行、合资银行与分行、对前两者有注册资本、资本充足率、同一贷款上限等风险管理要求；对分行则无这些要求。可见，我国是以普通公司法原理来对待这两类外资银行的，将前者作为独立法人处理，承认其总行只承担有限责任，但这其实并不符合跨国银行的特殊性质。普通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企业之间不得相互转移资产，以逃避税收和债务的规制在银行这种经营货币的企业面前显然有点无能为力。同时，我国过于强调东道国的监管，完全与强调母国监管的国际惯例相冲突，不利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上的国际合作，由此对本国引进外资不利，也对我国银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大为不利。

笔者认为，在我国金融业愈见开放的今天，尤其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完全应该尽快摒弃强调东道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合作法律原则，而将国内监管法律与国际监管惯例接轨，采用以母国监管为主的法律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逐步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维护我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地发展。

四、结语

总之，我国已经迈入了WTO的门槛，金融业即将层层推进，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在这个时刻，我国原来就外资银行监管所实行的“限制与优惠”的政策原则以及强调我东道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都早已不适合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加以调整。有条不紊地、逐步地向WTO的国民待遇原则靠拢，同时采纳国际通行的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方是完善我外资银行监管制度，促进我金融业稳健、繁荣发展的根本之道。

参考又献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1994.

[2]中国金融年鉴2001。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1.

篇2

一、规则导向监管

(一)规则导向监管

规则导向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在监管商业银行运行时,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定银行 在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必须满足的标准,以及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的程序 ,从而确保银行能够稳健运营的一种监管制度安排。其特点是要求金融系统建立起全面、标 准化的法规体系,运用这一体系规范银行的种种经营行为。[1]这种监管取向多适 用于成立时间不长、公司治理不完善、业务经营不够规范的商业银行。

(二)美国的规则导向监管体制

美国是以法制化著称的国家,尊重法律、处处依靠法律是美国民族的特点之一,因而其管理 制度常被学者称为“规范管理”的典范。这一风格也延续到银行监管体系中。 美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颁布了众多法规和条例,建立了一套以法律框 架为基础、多重机构共同履责、量化管理为手段的较为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银行监管主体方面有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 联邦住宅贷款管理总局、美国储蓄管理局、全国信用社管理总局以及州政府。其中,履行主 要 监管职责的是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政府。四个机构依据法规 开展工作,分工明确,履行相应的职能。具体监管职能划分见表1。

在明确的分工下,美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不仅有银行大法,还有一系列的专项法 律,并且不断出台银行条例和专项制度,使得各个监管机构的工作能够有法可依,银行业能 够按照法律的规定经营管理。对银行经营和监管的主要法规见表2。

另外美国监管机构对被监管银行实行内部检查评级制度。[2]主要监管五个方面: (1)资本金 是否充足;(2)资产质量如何,贷款和投资活动是否规范;(3)银行内部管理水平及风 险控制能力;(4)银行获利能力;(5)流动性和贷款期限搭配情况。在每一个方面,检 查人员都对银行进行由1―5级的打分,最后综合五个方面的级别打出综合评分,一级稳健 ,二级较好,三级需要关注,四级要特别认真对待,五级最差接近关闭。评级活动1年至1 年半进行一次,评级结果不对外公布但要通知银行董事长,同时要求银行对存在问题的方面 予以改正。

(三)规则导向监管的优点和缺点

1.规则导向监管的优点:(1)全面和细致的规则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检查的依据,监管规则 越详细、越具体,越是便 于监管者执行这些规则。监管者只需检查银行是否遵循这些规则,就可以发现银行存在的问 题。 (2)全面和细致的规则为银行经营提供了标准。银行在从事业务的过程中只要不违反监管 法规就可以放手去做。 (3)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定运营。全面和细致的监管法规能有效地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杜 绝银行间的恶性竞争,也有利于监管者在银行经营过程的早期发现存在的问题。

2.规则导向监管的缺点:[3](1)规则导向监管过于强调法律,对市场敏感性不够。它没有考虑不同银行出现的特殊情 况,缺乏弹性,过于僵化。不同的银行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控制 风险,而这在缺乏弹性的监管制度下是难以存在的。另外,过于僵化的监管规则也限制了银 行的创新动力。(2)过于细致的监管法规会造成规则的泛滥。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会越 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连监管者也难以完全掌握。(3)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种监 管取向只重视监管的表面过程,而忽视了监管的实 质结果,即监管者会陷于银行是否遵守了规则,而不管是否达到了控制风险的目的。而银行 经营管理者可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满足监管形式上的要求,而疏于内部财务健全、经营管理 和控制风险。另外,银行认为监管当局有规定的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风险,没有规定的就不 必特别关注而疏于管理。 (4)过细的监管规则容易使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紧张,使银行对监管者产生对抗 和恐惧的心理,不利于监管工作的互动和良性开展。 (5)过度的管制虽然看起来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短期稳定和短期“安全”,但牺牲了效率和市 场活力,遏制了市场创新和市场机制的成长。

二、原则导向监管

(一)原则导向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是指监管机构在规范和监督银行经营的过程中,较少地颁布成文的法规和标准 ,也很少运用量化的指标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监督,对银行的现场检查也比较少,监管工作 主要是通过“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方式开展。这种监管取向的特点是监管机构颁布 的法规少,规定的标准少,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监管工作因行而异,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 的处理方式和标准。[4]特别应说明的是尽管这种监管方式法律法规较少,硬性标 准较少,灵活性较大,但并不意味 着不存在这样的标准。事实上任何一种监管取向都不可能缺少特定的法律法规和硬性的标准 ,只是多与少、强与弱的差别。 这种监管取向多适用于公司治理完善、业务水平较高、经营稳定的商业银行。

(二)英国的原则导向监管体制

英国金融监管机构认为僵硬单一的监管要求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不同的银行应有不同的 处理方式和标准。在《1987年银行法》中确立了总的 原则,以便英格兰银行能够根据商业银行所处的不同环境来考虑、解释和行使其权力。英 国金融监管更强调银行的“自我管理”,通过“道义劝说”对银行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由此英国银行监管风格被贴上“非正式管理”的标签,并与美国规则导向监管的法律体系相 区别。[5]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对商业银行、投资银 行、证券、期货、保 险等九个金融行业进行监管。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涉及监管的法律少之又少,权力划分明显 要宽泛许多。在英国金融服务局的监督规章中,指 导性意见比较多、管理性条款比较少;原则性陈述多、具体指标性要求少。监管过程中, 除违规行为,监管人员对银行隐含的风险只提出明确的整改目标,监管指导性意见多是原则 性的。在经营业务规定方面则更加体现出英国监管的宽松和灵活。表3用一些监管方面的规 定,对英国宽松的监管体制予以说明。

从表3可以看出,英国在银行经营方面的制定规则十分宽松和模糊,没有数量化的标准。如 :在市场准入方面,机构的董事、经理在其位置上应当是适合和合适的;一个银行的业务经 营至少有两个知识经验丰富,有管理决策的人进行有效管理;银行要以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效 管理; 银行应以完整和专业技巧来适应其业务的性质和规模。“适合和合适”的标准是什么,什么 才是“知识经验丰富,有管理决策”,什么是“谨慎的方式”,什么又是“完整和专业的技 巧”,法规里没有提到。就连流动性缺口、风险准备金、资本充足率、银行的业务范围,英 国的法律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由监管当局和银行协商确定。

(三)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缺点

1.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点: (1)这种监管方式允许监管者考虑到不同银行的特殊情况,灵活运用法律中的监管尺度, 制定特定的监管标准,有利于维持银行的稳健运行。 (2)即使是设计再严密的监管体系,颁布再多的法律法规都不免存在漏洞,而对这种监管 制度灵活的运用能够填补法规的漏洞。 (3)这种监管体系减少了对银行经营时条条框框的限制,赋予了银行更多自主经营的权力 ,有利于银行发挥主动性和创新的积极性。

2.原则导向监管的缺点:[7](1)监管中缺乏成文的法律往往会造成监管不够严格,法规的弹性也会造成银行在经营管 理中存在一些漏洞,增大了银行的风险。 (2)缺乏众多的标准作为依据来判断银行是否发生风险,要求监管者有着极其敏感的洞察 力,对监管者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 (3)“道义劝说”的约束力往往会受到质疑,往往不能迅速而彻底地解决问题,在问题严 重时有可能延误解决的时机。 (4)非量化的管理往往使监督官员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的参考数据,结论往往互有参差。(5 )这种监管方式强调自律管理的成分很大,要求银行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自我约 束能力,和监管部门紧密配合。

三、规则导向监管和原则导向监管的结合

(一)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必要性

1.监管成效最大化的要求。严格的监管会导致过多的标准和约束束 缚银行的发展,降低银行和市场的效率;而过于宽松的标准则会导致监管流于形式,使银行 缺 乏危机感,导致业务发展缺乏监管而引发风险。过宽或过严的监管方式都不利于银行的稳健 经营。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现在正在改善其监管风格,赋予银行更多的经营自。而反 观英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在原有原则导向监管的基础上,英国监管当局 也开始了向规则导向方向的迈进。2003年7月起英国金融服务局推出了ARROF (Advanced Ri sk-Responsive Operating Framework)风险监管框架,体现出了规则监管的取向。它设置 了统一的评价标准和风险IT评估程序,通过对被监管机构内部存在的风险进行持续确认和评 估,进而科学地确定风险的影响程度(见表4)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然后通过计算公式:P riority=Impact×Probability确定关注程度 (见表5)。又如它根据关注程度的大小确定差 别化的监管措施,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对被监管机构 实行过程控制,防止风险的恶化和最终损失的产生。再如它在监管过程引入了七个阶段的标 准化监管流程,即准备评估阶段、可能性风险评估阶段、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阶段、内部确 认和调整阶段、发送信函与沟通阶段、跟踪评估阶段、新的评估循环阶段,形成分工明确的 监管体系。[8]

2.多层次银行体系的要求。 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不同层次的商业银行成立时间、业务水平、 资产规模、管理成熟度、发展趋向等都有所不同,用同样的监管方式和方法是不现实的。对 于一些成立时间较长、资产规模较大、公司治理良好、业务经营规范、创新能力较强的商业 银行,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考虑采用原则导向监管,充分发 挥监管的激励机制,赋予这些银行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提高银行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而 对于那些成立时间较晚、规模较小、公司治理水平一般、业务经营不够规范的商业银行仍应 该注重采用规则导向监管,规范公司治理和业务经营,及时发现和抑制银行可能引发风险的 活动。在这些银行做大做强之后,再考虑是否改用原则导向监管。

3.降低监管成本的要求。 对银行的监管是要花费成本的,主要包括:一是费用类成本。是指监管当局在对金融机构与 市场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的费用。二是损失类成本。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和市场 的监管,会影响银行的效率,抑制金融创新,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4.客观金融环境和银行良性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不断好转,涉及商业银行运营的法律体系也日臻完善,而商业银行本 身市场化程度和风险控制能力日益提高,已经具备了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客观 条件。一些发展较快的银行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过多的规则和标准对发展与创新的束缚, 一些年代久远的法律规定也已经不符合当前金融市场的变化,如:《储蓄管理条例》(1992 年颁布)、《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年颁布)、《贷款通则》(1996颁布)等法规都是 多年前制定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赋予银行在经营方面的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多成为 许多银行共同的呼声。

5.发挥银行经营的正向激励机制的要求。 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方式有利于发挥监管的激励机制。如监管者在对商业 银行监管的过程中,对于内控良好,或上次现场检查评级很高的银行可以减少对检查的范围 和频率,在市场准入方面也可以放宽条件,而对于一家内控薄弱、评级较低的银行 就需要加大检查的力度,扩大检查的范围和频率。这样在设计制度时就巧妙地把监管规则和 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了,使得银行在经营中自觉地向监管者所要求的方向去努力。

(二)英美监管方式对我国监管方式的启示

在我国的监管工作中,把监管思路逐步转向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更多地 采用非现场检查的方式,用非现场检查指导现场检查,应该是监管人员改进监管工作的方向 。

1.充分认识改革监管方式的重要性。 纵观英美两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的历史,无一不是在原有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对方监管制 度的优点,实现监管制度向两者结合的方向发展,也许这正说明了在当代纷繁、复杂、多变 的金融市场中,没有哪一种监管制度能够独立承担起完善监管的重任。在以后的监管工作中 紧密地结合两种监管方式将是今后长期监管工作的重点。

2.完善监管法规建设,放松法规约束。 今后的法律规章应该更多地关注于提高银行运行的效率和竞争力,给予银行充分、自由发展 的空间,因此在出台法规方面应该多一些指导性要求,少一些约束性细则;多一些原则性导 向,少一些非审慎限制。

3.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为原则导向监管打基础。我们在看到英国原则导向监管工作 所取得的成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 授权”制度。而美国相对宽松的准入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施行以原则导向为主的监管制度。 因此要想实现我国监管取向的转变,提高监管的效率,必须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建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美)彼得•S.罗斯.商业银行管理(第三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 998.[3]张 荔.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史纪良.银行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

[5]戴国强.2005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6]雷 泓.当代美国银行监管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湖南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03(4).

[7]俞 靖.美英日银行监管体制比较分析[J].新金融,2006(8).

[8]王 丹.银行监管的理论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2006年2上半月刊.

[9]李 涛.商业银行监管的国际比较:模式及影响[J].经济研究,2003(12).

Comparison between Rule-based Banking Regulation and Principle-based Banking R egulation

Xu JieAbstract:The financial disaster happened in 2007 arose people ’s oppugn on the

supervisory ways of th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departments of USA,Europe a 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essay discusses about the mainly supervisory

篇3

Abstrace: Banking supervision reform is a hot topic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n these discussions, more and more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this turn reform should emphasize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Cor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Basel II, as guidelines of global banking supervision, advocate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and then give some advises for how to implement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market discipline，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52-03

一、引言

银行监管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是对银行危机产生机制的主流解释，而政府的干预可以有效防范危机的产生，这可以解释政府实施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而监管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及其成本收益分析，是监管行为可持续性的关键考量。有效银行监管就是权衡监管收益与成本，以最小的监管成本实现银行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与演变，充分显现出金融危机快速传导的特性和巨大破坏力，其原因之一就是监管体系未能及时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断危机恶化。次贷危机引发人们对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反思，对现有监管框架、监管方式和监管理念重新审视。尽管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终尘埃落定尚需时日，但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配合的改革指向却渐趋明朗。

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财政部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长期目标就是逐步改革“规则监管”方法，建立一个全新的“目标导向”的监管框架，其本质上是采用了原则导向监管的理念和做法，即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来调整监管资源，增加与市场的有效沟通，更好平衡监管的加强与市场纪律的培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市场纪律的培育是防御的第一战线；为确保投资者和管理人员对其金融决策负责，监管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对于市场纪律的加强；依靠市场纪律不应该同自由放任政策相混淆，市场纪律通常需要政府监督的支持。”

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配合的监管思路，势必对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如何根据我国银行业改革

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稳妥地进一步加强监管有效性建设，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原则导向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原则导向监管是指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且实践结果导向的监管活动，同时以规则作为辅助以实现监管目标。尽量多的以原则为指导和尽量少的使用规则是原则导向的关键内涵。

显然，与原则导向监管相对应的是规则导向监管。规则导向的实质是“边界明确”，要求监管者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边界明确”的优点在于监管者便于执行，被监管者也能清楚了解自己的责任。但是，规则制定要以市场活动为根据，其先天的滞后性总是为市场留下套利机会。而且由于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次贷危机就被认为是规则导向监管缺乏弹性和前瞻性的后果。

原则导向监管理念的倡导者是英国金融服务局，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为接受。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为各国监管当局设立了良好监管实践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原则导向监管理念，我国也将核心原则作为评估监管体系的质量和明确未来工作要求的标杆。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监管体系应遵循的25条原则。这些原则总体上可划分为七个方面的内容：目标、独立性、权力、透明度和合作，许可的业务范围，审慎监管规章制度，持续监管的各种方法，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监管当局的纠正及整改权力和并表及跨境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明确提出，有效的市场约束是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

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原则侧重于目的而不是那些细节性的规定，增加了监管的弹性和灵活度，使监管要求更具“持久性”，监管者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监管重点，被监管者则不能轻易规避。（2）原则给予被监管机构和监管者一定的灵活度，能够提高市场效率，促进业务模式、产品、战略和内部流程的创新。（3）原则着眼于最重要的规则，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4）原则导向监管有利于金融机构内部培养风险管理与合规文化，使得风险管理与合规文化能贯穿在每个业务条线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合规部门或风险管理部门去了解和遵循监管者的要求。

三、市场纪律与《新资本协议》

市场纪律是指充分发挥市场在信息收集、传导方面的作用，使市场参与者共同来监督银行经营活动，通过及时发现风险来降低危机发生概率。因此，市场纪律是一种市场影响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把监督和约束银行的任务授权给监管机构，同时也授权给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参与者的连续约束行为激励银行以安全、稳健的方式来经营。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协议》），将市场纪律引入银行监管实践。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将于2010年底起在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

显然，市场纪律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即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取所有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理性反应。但是，《新资本协议》并没有偏执地相信市场能够完美运行，而是通过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市场纪律三大支柱相互配合与完善，共同推动有效银行监管。

对于市场纪律，《新资本协议》强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监管者应当为银行信息披露方式与披露内容设定原则，确保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以利于市场参与者了解银行经营范围、资本情况、风险暴露、风险评估程序等信息。

市场纪律通过建立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相互补充的监管机制，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促进银行合规经营。市场纪律发挥作用，也依赖于严格明晰的会计准则、完善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等先决条件。

四、对我国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思考

（一）应当重视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的监管理念

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监管理念，重新确立了监管与市场纪律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在于将监管与市场有机地统一起来。监管的最终目标是金融稳定，实现金融稳定的路径是通过原则导向监管来培养市场纪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充分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和发挥市场纪律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应当根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资本协议》要求，积极推进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建设良好信用环境、继续坚持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为进一步推动有效银行监管创造条件。

（二）推进银行监管由“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相结合的转变

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要摒弃规则导向监管，而是要将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结合，通过实践权衡不断调整二者的平衡。就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监管现状来看，尚不完全具备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但是，根据金融创新和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国际上推进良好规则和实施监管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银行监管既要基于审慎监管的需要坚持规则导向监管，又要基于鼓励金融创新的需要逐步推行原则导向监管，从“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结合转变。

（三）建立有效的“公共安全网”机制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建立适度的“公共安全网”机制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之一。“公共安全网”一方面能够在正常时期帮助建立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加强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能够在危机发生时预防多米诺骨牌现象在金融体系发生，从而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风险。在我国，政府一直被认为是银行存款的最终担保人，这可以视为一种“隐性的安全网”。但是政府对银行实施保护的普遍观念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部门的脆弱性，所以首要的任务是通过设立显性的安全网，减少和明确政府保护的边界。在当前的情况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有助于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是必然的选择。

（四）提高监管和被监管人员素质

原则导向监管的运用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环境。与规则导向监管理念不同，原则监管意味着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面对的不完全是清晰明确的法规条文，需要根据现实中的情形做出灵活审慎的职业判断，这对人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原则导向监管对高素质人员的需求不仅针对监管者，还包括被监管者。原则导向监管要求监管机构实现在理念、判断和能力上的巨大进步，同时，由于原则导向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持续而充分地沟通，所以，也要求被监管者的人员素质要相应改变和提升。只有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从业人员的共同进步，才能实现中国银行业的真正进步。

（五）严格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已经建立起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城市商业银行也依据《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但是仍有大量的城信社、农信社没有强制进行信息披露。已经实施信息披露的银行业机构，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国要逐步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就要进一步规范和严格银行业的信息披露行为，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全面了解银行经营信息。

（六）规范对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中，一些评级机构因给予次贷债券极高的信用评级，被外界批评为扮演了对次贷风暴推波助澜的角色。我国担保公司和评级公司也存在没有严格的准入门槛、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等问题。评级机构和担保公司作为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理应对其加强监管，通过明确对评级公司行使全面监管职权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业准入标准和退出规则等手段规范市场秩序，为实施有效监管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兆星 .中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建设进入新阶段[N].金融时报，2008年.

篇4

    巴塞尔委员会自成立之后，就银行监管问题陆续了一系列文件，具体体现出以下银行监管的原则： 

    1、资本充足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制定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建立风险加权制。 

    根据资本构成和风险权数的确定，该报告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此后，1988年《巴塞尔协议》又历经多次修改，并在1996年《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中将市场风险也纳入资本充足监管体制。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又提出了《银行资本充足的新结构》，建立了新的资本充足框架的三根支柱。 

    2、银行风险管理原则 

    随着国际银行业的迅速发展，信用风险之外的风险对银行的危险越来越大。为此，巴塞尔委员会了大量文件。将金融风险、市场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经营风险、法律风险等均纳入了其监管体系中，强调了银行加强对风险的监管控制，并对相应的资本要求作出了规定。 

    3、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巴塞尔委员会了《对国外银行监督的原则》（即《巴塞尔协定》），该协定规定，任何跨国银行，都不得逃避监管，东道国监督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力；母国监督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间应密切合作，互通信息。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1975年协议进行了修订，颁布了现行的《巴塞尔协定》，该协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在监管权力和责任上进行了可行的划分。 

    1992年，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督的监管的最低标准》，规定了所有的国际性银行集团都要接受母国的统一监管；跨国银行的海外设立须经过东道国与母国的双重审批；母国监管机构有权获取信息；东道国有权拒绝不符合最低标准的外国银行的设立等四项最低标准。为实施上述标准，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又了《跨国银行业监管》，就如何克服有效并表监管的障碍提出了29项合作建议，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参考答案。 

    上述一系列文件确立了跨国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两大基石。 

    4、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简称《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对跨国银行有效监管问题作了明确而有针对性的规定。可以说，《核心原则》使得国际性金融机构与各国银行监管机构在对银行业全方位监管方而已经趋同化．必将对国际银行业的经营与监管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

    

    二、中国现行银行监管法制的缺陷 

    

    1、对境内国有商业银行监管方向

    目前我国对境内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法律体系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主体，配之以一系列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为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人民银行拥有广泛的监管权力。但在实际中，我国在对境内国有商业银行监管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首先从监管主体方面看，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在实践中，由于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监管作用被弱化。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各自为政，导致银行监管的条块分割和中心支行监管部门与监管办“争相监管”和“监管真空”的现象。其次在监管对象方面，我国原有专业银行正处在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包袱和不规范的操作，至今尚未达到《商业银行法》所要求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再次在监督依据方面，根据巴塞尔《核心原则》的规定，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基本要素。近几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等一批重要法律，而且还颁布了大量规范商业银行运作和管理的条例和规章，但在立法建设上仍有不足。至今我国仍有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如《信托法》、《期货法》、《商业银行监管条例》等尚未出台，巳出台的几部金融大法中有关银行监管方面的条文过于原则、没有相应的实施条例，可操作性不强。在立法取向上，尚未建立起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控制机制的法律框架。第四在监管实施方面，有关监管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不了解和对业务的不熟悉使监管效率不高；执法不严也导致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致使其不断累积。由于缺乏监管依据，导致监管制度的建设滞后于银行实践。  

   

2、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方面 

    为了适应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形势，1994年4月我国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1994年12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以下简称《管理条件》，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同样也适用于外资金融机构，1996年4月颁布了《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等等。应该说，我国对外银行监管法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仍存在不足。总的说来，还是“重事前审批监管”，“轻事中业务监管和事后财务监管”。此外，在与外资银行母国进行监管国际合作方面的力度还不够，信息交流不畅。 

    

    三、借鉴巴塞尔协议，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1、建立健全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全面推行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要求银行实行稳健经营，全面推行风险管理。为此，我国应继续建立健全银行监管法制。对于已经不适应有关形势的法规要予以废除或加以修改，对已制定出的过于原则、不易操作的法律法规要加以细化。在立法时要注意减少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相互冲突。 

    实行风险管理是《核心原则》所强调的。对于各种风险的控制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模型，并要求一定的资本金。同时，在履行监管职能时，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要兼顾，并形成制度，要确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改善银行资本结构 

    银行资本充足率是巴塞尔协议所确定的金融审慎监管的核心，我国在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改善银行资本结构上可采取以下途径：第?，通过国家财政增资、降低金融机构所得税，加速金融机构资金流转；商业银行应降低贷款资产风险度，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提高贷款质量和安全性。降低风险权数的资产比例。风险权数资产比例的降低，?方面可提升资本充足率，另?方面还可增加银行盈利、再从盈利分成中增加银行资本；第二，通过发行长期债券、固定资产重估、适当提高准备金比率等方式，增加附属资本；第三、借鉴巴塞尔协议，完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定义，运用信用换算系数对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项目和交易信用风险进行分析，把表外业务纳入监管。第四，建立科学的资本充足率监测、预警系统，在计算方法上可参考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3日最新颁布的《银行资本充足新结构》，银行建立内部资本充足目标，并由监管者审查，由市场约束。 

    3、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内控机制，实现行业自律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继续进一步深化改革，明晰产权，政府不应对商业银行作出直接行政干预，实现“政企分开”，国有商业银行不再兼顾政策性业务，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前提。 

    在《核心原则》中，内部控制被纳入持续银行监管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得到强调。银行稳健经营的根本还是取决于银行自身的内部监管机制。 

篇5

并表监管的涵义与特征

并表监管作为一种银行监管方法，是相对于单一监管而言的，它强调对银行或银行集团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所有业务风险，无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应从整体上予以综合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并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巴塞尔文件和各国银行法规中都有相应的表述。依中国银监会的定义，并表监管是指在单一法人监管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财务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续的监管，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集团的总体风险状况。分析起来，并表监管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它是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母国当局实施的监管。并表监管不同于东道国对外资银行机构的监管，它的实施主体为母国监管当局。所谓母国监管当局，通常是指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成立地国的银行主管当局。当一家银行或银行集团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且其中有多重股权结构的情形下，“母国当局”可能包括多个，如银行集团的母国当局、为集团所拥有或控制的银行的母国当局、拥有最大持股的银行的母国当局等。

它是以银行或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为基础所进行的监管。并表监管不同于针对单个银行机构的“单一”监管，而是以银行或银行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进行的监管，其并表的范围通常由各国银行监管当局依特定银行或银行集团的股权结构和业务风险类别加以确定和调整。例如，中国银监会就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控制为基础、兼顾风险相关性，来确定并表监管范围。通常，并表的对象包括银行总行或母行及其海内外分支行、子公司以及参与银行等，在一定条件下还包括该银行下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附属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金融企业集团，并表的范围一般视其母行持股或参与的比例及其有效控制程度、附属机构对母行的风险影响程度而定，并表的事项广泛涉及母行及其海内外分支机构、子公司等在全球范围内所从事的业务活动。

它是一种持续性银行监管。并表监管不局限于会计意义上的并表，而是广义的监管并表。它作为一种银行监管制度安排，一般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审慎法规和要求，运用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等持续性监管方法来进行的，着重关注监管意义上的风险信息，包括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内部交易、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以及银行集团的并表管理能力等。实践中，并表监管大都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其中，定量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或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管理，以及大额风险、流动性风险、重大内部交易等状况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分析，进而在并表的基础上对集团的风险状况进行量化的评价；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或银行集团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因素进行审查和评价。并表监管的实质，在于使银行或银行集团的资本、财务以及风险状况从总体上受到综合评估和有效监控，以确保其安全性和稳健性，并及时发现可能威胁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潜在风险。

并表监管在巴塞尔体制中的制度定位

并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一项技术，源于欧美等金融发达国家的国内法律实践，后被巴塞尔委员会所采纳，并经一系列巴塞尔文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公认和通行的银行监管原则和标准。

历史地考察， 在2 0 世纪7 0 年代以前，东道国的法律管制曾是银行跨境机构所面临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管制。因此，在巴塞尔协定（basle concordat）即1975年《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中并未提及“并表监管”。在后续的巴塞尔文件中，对“并表监管”先后有以下三种定位：

第一银行海外机构监管的一般原则。1982年意大利安布罗西诺银行的倒闭和1983年西德smh银行的倒闭等事件，凸显了国际银行监管体制的重大缺漏以及母国并表监管的必要性，促使巴塞尔委员会对1975年协定进行了重大修订。经修订的巴塞尔协定引入“并表监管原则”，强调“母国监管当局应对其所负责的银行或银行集团，基于其全球业务总体监控其风险状况和资本充足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境外机构的合作监管责任框架。

第二，国际银行集团监管的最低标准。受1991年bcci倒闭事件的震撼和推动，巴塞尔委员会于1992年7月了《对国际银行集团及其境外机构的最低监管标准》，通称（巴塞尔最低标准）（basle minimum standards）。该文件将并表监管原则的某些部分细化为以下四项最低标准，即所有的国际银行或银行集团都应受到一个有能力实行并表监管的母国当局的监管；任何跨境银行机构的设立均须获得母国与东道国当局的双重许可；母国监管当局有权收集银行海外机构的信息；当东道国断定某外资银行机构的母国并表监管不存在或不充分时，可对该机构的设立予以限制或禁止。这就进一步确立了母国并表监管在国际银行集团监管中的主导地位，使并表监管原则具体化为统一的最低监管标准。

第三，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指导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监管实践、防范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委员会面向全球范围推出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即巴塞尔核心原则（basle core principles）。该文件将并表监管上升为有效银行监管的一项核心原则，明确阐述 “银行监管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进行并表监管，有效地监测并在适当时对集团层面各项业务的方方面面提出审慎要求。”这无疑强化了并表监管在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核心地位，使之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通行的银行监管原则和国际标准。

研究表明，“并表监管”从一种“技术方法”上升为一项“监管制度”、从 “一般原则”固化为“最低标准”再提升到“核心原则”，既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银行业务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巴塞尔委员会对此起彼伏的银行业倒闭事件所作出的制度回应。从理论上讲，并表监管原则的确立，突破了银行管制以“东道国管制优先”和“单一监管”为主的传统理念和格局，适应了银行业务国际化、综合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由于这一原则强调银行集团的内部关联性，注重基于银行的全球业务总体来综合评估和全面监控其资本及风险状况，因而较好地解决了银行业务国际化、风险管理集权化与银行监管的地域性和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并表监管原则的实施，客观上导致对跨国银行监管的责任重心由东道国向母国的转移。它的有效实施，可以使任何银行及其跨境机构，无论在何地注册，都不能逃避监管；无论在何地经营，其各项业务风险都能在集团整体层面上得到全面评估和审慎监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各个银行或银行集团的安全与稳健运行，进而防范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遗憾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国际社会对并表监管与系统性风险关系的认识并不充分，包括《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内的许多巴塞尔文件，均是将并表监管作为微观审慎监管工具加以制度设计和具体运用的，因而对其功能和目标定位仍存在某种偏差，因为其所奉行的监管理念仍然是：只要确保每一家金融机构都能运行良好，就能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看，并表监管对于有效防范银行或银行集团跨国境、跨行业维度的风险方面应当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并表监管不同于单一监管，银行监管者不仅要关注单个分支机构、附属机构特有的风险，而且要注重整个银行集团的风险防范与稳健运行，还要及时捕捉可能威胁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并从系统整体出发自上而下考虑其对整个银行业风险状况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并表监管不仅是微观审慎监管工具，而且可以充当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覆盖的桥梁，也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有效工具。

有效并表监管的关键要素及实施难题

随着《巴塞尔核心原则》的与实施，并表监管迅速成为世界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关注的核心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并表监管的法律法规，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先后修改了既有外资银行监管法规和并表监管指令，以适应银行机构跨境、跨业发展的形势需要。目前，并表监管不仅是各国监管实践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母国的并表监管能力也成为许多国家准许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之一。

依据《巴塞尔核心原则》及其评估方法，结合各国的相关法规和监管实践，可将有效并表监管的关键要素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母国银行监管当局应有权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有效并表监管的首要因素，在于母国监管机构有权对当地注册的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海外机构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从事的所有业务进行监控并适用审慎要求。其中主要包括：能使银行集团包括境外分行、子公司和合资机构等的资本充足率及各类业务风险在国际层面上受到总体评估和充分监控，并有权禁止故意妨碍并表监管的公司结构；能确保银行组织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银行管理层对其境外分行、子公司和合资机构保持有效控制；能及时获取银行及其境外机构经营的全面信息，并能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等定期核实；能确保银行海外业务受到当地的有效监管，如母国监管机构认定当地监管对其业务风险监管不力，则有权要求关闭该银行的海外机构或对其业务实行限制。

其二，母国银行监管当局能够与各有关监管者建立联系并交换信息。有效并表监管的另一项关键要素，就是母国监管当局能与各有关监管者，特别是东道国监管当局建立联系并交换信息。其中主要包括：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者应针对银行的海外重要机构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谅解备忘录等，以便就这些机构在东道国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分享信息，包括东道国监管者对该银行机构当地业务的负面评价；如果某些国家的保密法或其他法规阻止充分监管所需的信息交换，则母国监管当局可以禁止银行在这些国家设立业务机构；母国监管当局应就银行所设海外机构向东道国监管者提供信息，包括对该银行集团业务监管的总体框架，在适当时也应涉及该银行集团总部或集团整体出现的重要问题。

分析起来，上述两个要素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随着《巴塞尔核心原则》的实施，母国当局有权对银行海外业务风险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的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广泛认同，各国也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国内法规对之加以制度确认，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之间还就系统重要性银行机构的监管信息分享问题建立了某种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各国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不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或其他因素的差异，加上银行母国与东道国在金融敏感事件上所处地位和利益不尽相同，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仍面临诸多问题，主要涉及母国当局的信息获取问题、银行保密法限制的排除问题、跨境现场检查的实施问题、母国并表监管的有效性问题，当然也涉及东道国的信息分享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并表监管信息获取与交流问题。在银行集团国际业务规模日益扩大、风险类型日益复杂的今天，母国监管当局如果不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建立有效的监管合作与信息交换机制，要想实行有效的并表监管，只能是一句空话。

监管联席会议对加强跨境银行并表监管的作用

监管联席会议（ s u p e r v i s o r y college）是指专门针对某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如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设立的一种常设性多边监管合作机制，其目的在于提高跨境银行集团监管的有效性。根据并表监管原则，监管联席会议一般由母国监管当局负责牵头，其成员包括相关的东道国监管者，其主要功能在于充分交流监管信息、评估集团风险及潜在的宏观影响、开展跨境危机管理合作等。应当说，监管联席会议是在借鉴监管谅解备忘录、特定事项监管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加强跨境银行机构监管的一项措施，它兼具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政策特性，既有助于促进跨境银行的并表监管，又有助于通过风险识别和早期预警，防范空间维度的系统性风险。

其实，监管联席会议并非什么新事物。早在1987年，针对bcci的监管问题，卢森堡、英国、法国、开曼群岛及中国香港地区等为交流监管信息并协调监管行动就创建过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虽然 bcci最终倒闭并且暴露出该机制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但欧美等国并未停止这种机制实践探索。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对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二十国集团（g20）华盛顿峰会将建立监管联席会议作为加强跨境金融监管的一项有效措施加以推广，明确要求各国为所有系统重要性跨境金融机构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并授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负责推动这一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便为母国监管者与东道国监管者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交换监管信息、共同评价集团风险以及合作应对危机的框架。在fsb的推动下，巴塞尔委员会等金融标准制定组织则分别就监管联席会议的组织、运作架构出台了一系列指引。目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正在迅速发展和完善。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监管联席会议良好实践原则和各国建立监管联席会议的做法，笔者认为，监管联席会议对加强跨境银行的并表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篇6

并表监管的涵义与特征

并表监管作为一种银行监管方法，是相对于单一监管而言的，它强调对银行或银行集团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所有业务风险，无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应从整体上予以综合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并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巴塞尔文件和各国银行法规中都有相应的表述。依中国银监会的定义，并表监管是指在单一法人监管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财务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续的监管，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集团的总体风险状况。分析起来，并表监管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它是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母国当局实施的监管。并表监管不同于东道国对外资银行机构的监管，它的实施主体为母国监管当局。所谓母国监管当局，通常是指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成立地国的银行主管当局。当一家银行或银行集团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且其中有多重股权结构的情形下，“母国当局”可能包括多个，如银行集团的母国当局、为集团所拥有或控制的银行的母国当局、拥有最大持股的银行的母国当局等。

它是以银行或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为基础所进行的监管。并表监管不同于针对单个银行机构的“单一”监管，而是以银行或银行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基础进行的监管，其并表的范围通常由各国银行监管当局依特定银行或银行集团的股权结构和业务风险类别加以确定和调整。例如，中国银监会就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控制为基础、兼顾风险相关性，来确定并表监管范围。通常，并表的对象包括银行总行或母行及其海内外分支行、子公司以及参与银行等，在一定条件下还包括该银行下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附属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金融企业集团，并表的范围一般视其母行持股或参与的比例及其有效控制程度、附属机构对母行的风险影响程度而定，并表的事项广泛涉及母行及其海内外分支机构、子公司等在全球范围内所从事的业务活动。

它是一种持续性银行监管。并表监管不局限于会计意义上的并表，而是广义的监管并表。它作为一种银行监管制度安排，一般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审慎法规和要求，运用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等持续性监管方法来进行的，着重关注监管意义上的风险信息，包括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内部交易、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以及银行集团的并表管理能力等。实践中，并表监管大都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其中，定量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或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管理，以及大额风险、流动性风险、重大内部交易等状况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分析，进而在并表的基础上对集团的风险状况进行量化的评价；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或银行集团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因素进行审查和评价。并表监管的实质，在于使银行或银行集团的资本、财务以及风险状况从总体上受到综合评估和有效监控，以确保其安全性和稳健性，并及时发现可能威胁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潜在风险。

并表监管在巴塞尔体制中的制度定位

并表监管作为银行监管的一项技术，源于欧美等金融发达国家的国内法律实践，后被巴塞尔委员会所采纳，并经一系列巴塞尔文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公认和通行的银行监管原则和标准。

历史地考察， 在2 0 世纪7 0 年代以前，东道国的法律管制曾是银行跨境机构所面临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管制。因此，在巴塞尔协定（Basle Concordat）即1975年《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中并未提及“并表监管”。在后续的巴塞尔文件中，对“并表监管”先后有以下三种定位：

第一银行海外机构监管的一般原则。1982年意大利安布罗西诺银行的倒闭和1983年西德SMH银行的倒闭等事件，凸显了国际银行监管体制的重大缺漏以及母国并表监管的必要性，促使巴塞尔委员会对1975年协定进行了重大修订。经修订的巴塞尔协定引入“并表监管原则”，强调“母国监管当局应对其所负责的银行或银行集团，基于其全球业务总体监控其风险状况和资本充足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境外机构的合作监管责任框架。

第二，国际银行集团监管的最低标准。受1991年BCCI倒闭事件的震撼和推动，巴塞尔委员会于1992年7月了《对国际银行集团及其境外机构的最低监管标准》，通称（巴塞尔最低标准）（Basle Minimum Standards）。该文件将并表监管原则的某些部分细化为以下四项最低标准，即所有的国际银行或银行集团都应受到一个有能力实行并表监管的母国当局的监管；任何跨境银行机构的设立均须获得母国与东道国当局的双重许可；母国监管当局有权收集银行海外机构的信息；当东道国断定某外资银行机构的母国并表监管不存在或不充分时，可对该机构的设立予以限制或禁止。这就进一步确立了母国并表监管在国际银行集团监管中的主导地位，使并表监管原则具体化为统一的最低监管标准。

第三，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指导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监管实践、防范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委员会面向全球范围推出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即巴塞尔核心原则（Basle Core Principles）。该文件将并表监管上升为有效银行监管的一项核心原则，明确阐述 “银行监管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进行并表监管，有效地监测并在适当时对集团层面各项业务的方方面面提出审慎要求。”这无疑强化了并表监管在跨国银行监管中的核心地位，使之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通行的银行监管原则和国际标准。

研究表明，“并表监管”从一种“技术方法”上升为一项“监管制度”、从 “一般原则”固化为“最低标准”再提升到“核心原则”，既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银行业务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巴塞尔委员会对此起彼伏的银行业倒闭事件所作出的制度回应。从理论上讲，并表监管原则的确立，突破了银行管制以“东道国管制优先”和“单一监管”为主的传统理念和格局，适应了银行业务国际化、综合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由于这一原则强调银行集团的内部关联性，注重基于银行的全球业务总体来综合评估和全面监控其资本及风险状况，因而较好地解决了银行业务国际化、风险管理集权化与银行监管的地域性和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并表监管原则的实施，客观上导致对跨国银行监管的责任重心由东道国向母国的转移。它的有效实施，可以使任何银行及其跨境机构，无论在何地注册，都不能逃避监管；无论在何地经营，其各项业务风险都能在集团整体层面上得到全面评估和审慎监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各个银行或银行集团的安全与稳健运行，进而防范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遗憾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国际社会对并表监管与系统性风险关系的认识并不充分，包括《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内的许多巴塞尔文件，均是将并表监管作为微观审慎监管工具加以制度设计和具体运用的，因而对其功能和目标定位仍存在某种偏差，因为其所奉行的监管理念仍然是：只要确保每一家金融机构都能运行良好，就能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看，并表监管对于有效防范银行或银行集团跨国境、跨行业维度的风险方面应当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并表监管不同于单一监管，银行监管者不仅要关注单个分支机构、附属机构特有的风险，而且要注重整个银行集团的风险防范与稳健运行，还要及时捕捉可能威胁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并从系统整体出发自上而下考虑其对整个银行业风险状况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并表监管不仅是微观审慎监管工具，而且可以充当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覆盖的桥梁，也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有效工具。

有效并表监管的关键要素及实施难题

随着《巴塞尔核心原则》的与实施，并表监管迅速成为世界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关注的核心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并表监管的法律法规，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先后修改了既有外资银行监管法规和并表监管指令，以适应银行机构跨境、跨业发展的形势需要。目前，并表监管不仅是各国监管实践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母国的并表监管能力也成为许多国家准许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之一。

依据《巴塞尔核心原则》及其评估方法，结合各国的相关法规和监管实践，可将有效并表监管的关键要素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母国银行监管当局应有权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有效并表监管的首要因素，在于母国监管机构有权对当地注册的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海外机构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所从事的所有业务进行监控并适用审慎要求。其中主要包括：能使银行集团包括境外分行、子公司和合资机构等的资本充足率及各类业务风险在国际层面上受到总体评估和充分监控，并有权禁止故意妨碍并表监管的公司结构；能确保银行组织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银行管理层对其境外分行、子公司和合资机构保持有效控制；能及时获取银行及其境外机构经营的全面信息，并能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等定期核实；能确保银行海外业务受到当地的有效监管，如母国监管机构认定当地监管对其业务风险监管不力，则有权要求关闭该银行的海外机构或对其业务实行限制。

其二，母国银行监管当局能够与各有关监管者建立联系并交换信息。有效并表监管的另一项关键要素，就是母国监管当局能与各有关监管者，特别是东道国监管当局建立联系并交换信息。其中主要包括：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者应针对银行的海外重要机构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谅解备忘录等，以便就这些机构在东道国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分享信息，包括东道国监管者对该银行机构当地业务的负面评价；如果某些国家的保密法或其他法规阻止充分监管所需的信息交换，则母国监管当局可以禁止银行在这些国家设立业务机构；母国监管当局应就银行所设海外机构向东道国监管者提供信息，包括对该银行集团业务监管的总体框架，在适当时也应涉及该银行集团总部或集团整体出现的重要问题。

分析起来，上述两个要素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随着《巴塞尔核心原则》的实施，母国当局有权对银行海外业务风险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的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广泛认同，各国也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国内法规对之加以制度确认，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之间还就系统重要性银行机构的监管信息分享问题建立了某种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各国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不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或其他因素的差异，加上银行母国与东道国在金融敏感事件上所处地位和利益不尽相同，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仍面临诸多问题，主要涉及母国当局的信息获取问题、银行保密法限制的排除问题、跨境现场检查的实施问题、母国并表监管的有效性问题，当然也涉及东道国的信息分享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并表监管信息获取与交流问题。在银行集团国际业务规模日益扩大、风险类型日益复杂的今天，母国监管当局如果不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建立有效的监管合作与信息交换机制，要想实行有效的并表监管，只能是一句空话。

监管联席会议对加强跨境银行并表监管的作用

监管联席会议（ S u p e r v i s o r y College）是指专门针对某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如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设立的一种常设性多边监管合作机制，其目的在于提高跨境银行集团监管的有效性。根据并表监管原则，监管联席会议一般由母国监管当局负责牵头，其成员包括相关的东道国监管者，其主要功能在于充分交流监管信息、评估集团风险及潜在的宏观影响、开展跨境危机管理合作等。应当说，监管联席会议是在借鉴监管谅解备忘录、特定事项监管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加强跨境银行机构监管的一项措施，它兼具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政策特性，既有助于促进跨境银行的并表监管，又有助于通过风险识别和早期预警，防范空间维度的系统性风险。

其实，监管联席会议并非什么新事物。早在1987年，针对BCCI的监管问题，卢森堡、英国、法国、开曼群岛及中国香港地区等为交流监管信息并协调监管行动就创建过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虽然 BCCI最终倒闭并且暴露出该机制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但欧美等国并未停止这种机制实践探索。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对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功能和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二十国集团（G20）华盛顿峰会将建立监管联席会议作为加强跨境金融监管的一项有效措施加以推广，明确要求各国为所有系统重要性跨境金融机构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并授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负责推动这一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以便为母国监管者与东道国监管者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交换监管信息、共同评价集团风险以及合作应对危机的框架。在FSB的推动下，巴塞尔委员会等金融标准制定组织则分别就监管联席会议的组织、运作架构出台了一系列指引。目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正在迅速发展和完善。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监管联席会议良好实践原则和各国建立监管联席会议的做法，笔者认为，监管联席会议对加强跨境银行的并表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篇7

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从我国金融实际出发,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两年多来,银监会为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和强化我国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银监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制,即法规建设;二是监督,即实施。这也正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银行监管机构界定的职责。

首先,监管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止到今年4月底,共了127件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其次,狠抓落实,持续监管取得新成效。在银行业全面推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并及时推广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落实降低不良贷款各项措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此外,银监会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和业务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引导我国有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快面向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等。

这些举措都是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贯彻监管新理念的具体行动。在成立之初,银监会就明确了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即“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理念就是指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基本原则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共识,这就是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核心原则同样存在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目前针对核心原则的修改工作,正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对照核心原则,检查我们监管实践,既可以发现问题,又可以明确方向,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根据银监会的文件和会领导的讲话,银监会“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的内容如下:所谓“管法人”,即考虑到银行监管指标集中体现在法人层面、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各类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所以需要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分割监管方式,实施法人集中监管。所谓“管风险”,即在加强对银行机构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把监管着力点放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上,进而做到在资源分配上以风险为基础,风险大,多监管,风险小,少监管。所谓“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提高银行的自控能力。所谓“提高透明度”,即要求银行真实、规范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让社会公众知情,借此强化市场约束。同时,逐步提高监管部门自身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应该看到,“三管一提高”的监管理念有效指导着银监会的监管实践。然而,随着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银监会在深入贯彻监管新理念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一、“管法人”

“管法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视野上的“并表监管”。所谓“并表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内的所有业务进行适当的监测并认真落实审慎监督各项原则,从机构角度看,其中不仅包括银行的国内法人还包括银行的国外分行、各类附属机构和合资机构。从业务范围上看,监管当局应该审查银行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各项银行和非银行业务,以及国内外机构从事的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是指对单个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但从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来看,即从并表监管来看,一方面,银监会需要制定合理规划,要求银行法人向监管部门报送并表数据和管理信息,强化对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另一方面,银监会要加强与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的沟通,了解银行集团所属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对银行的影响,并视情况采用适当的监管措施。具体来说,实现从“管法人”到并表过渡,银监会要充分发挥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根据“三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落实好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分工合作框架。

目前各监管部门的合作还是停留在互相“通气”的阶段,在监管工作的开展中,各个部门监管各自分管的行业。从实现对银行有效的并表监管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实际上,国际经验也表明,并表监管能力较弱是许多国家共同的软肋。

二、“管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监会提出的“管风险”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审慎监管,而重点又放在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状况。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指导银监会工作的“监管四部曲”,即“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更为具体地来说,首先,银监会督促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特别考虑到近期出台的有关监测不良贷款迁移率和偏差率的新举措;其次,严格执行充足的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备,加大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做实利润;再次,鼓励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从而恢复银行的稳健性。

然而“管风险”并不完全等同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所谓“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是一种基于对银行主要业务线的识别和全面了解,以及对各主要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按类别进行风险水平、风险发展方向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规划监管行动和检查方案,确定风险评级并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的有计划、有部署、前瞻式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观念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近几年才系统建成并付诸实施的。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只有全面完成了整个银行业的财务重组、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后,才可能具备向以风险为本监管过渡的客观条件。

三、“管内控”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银监会在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加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与监督等等。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控效率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首先,商业银行应该按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在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中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政策,规定内部控制的原则和基本要求;着力培育内部控制文化。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将内控和内审结合进行。为此,银监会即将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专业、规范、敬业和具有独立性的内部审计队伍,从商业银行内部构筑防范风险的防线。商业银行应建立内部审计垂直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内部审计质量,树立内审权威,并建立内审部门与银监会直接汇报渠道。再次,商业银行,特别是拟上市的商业银行应该结合本行的情况,认真考虑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指导原则组建专门的合规部门,以强化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从根子上减少各类大案、要案和违规事件的发生。

四、“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要求增强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和银监会自身的透明度。2003年《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按照规定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和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相关方面的披露,内容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银监会已经做到按季披露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汇总数据,而且在制定法规时主动征求商业银行的意见。

篇8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中涉及市场准入监管的一共有四条原则，即原则2、原则3、原则4和原则5。《核心原则》原则2首先强调，监管机构应明确界定被监管对象，界定对银行机构的发照安排和执照允许的业务范围，即银行允许从事哪些业务活动、禁止从事哪些业务活动。只有持有营业执照并接受银行监管的机构才能办理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未经批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均属于非法行为。

《核心原则》原则3具体规定了五个方面的银行发照标准，包括银行所有权结构，经营计划、控制制度和内部组织结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财务预测以及对外资银行的审批。《核心原则》要求，监管机构应当能控制银行准入，制定准入标准，确保新的银行机构所有权结构和经营计划合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格、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完善、包括资本金在内的预计财务状况良好。如果认定申请人达不到标准，监管机构有权拒绝审批。当某家已成立的银行机构不能达到上述标准时，可以据此吊销其执照。

除审批新银行外，《核心原则》原则4明确了对银行股权变动的准入管理。它要求监管机构全面掌握银行股权的变化情况，对于超过一定持股比例的银行股权的变动，应当经过监管机构批准或备案同意；对于低于该持股比例的银行股权的变动，监管机构也要关注其对银行控制权和管理结构的任何不利影响。如果投资者不能满足相关的监管规定，或者其资格条件与新设银行股东的各项标准不相一致，监管机构应当有权制止这种投资，以此防止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或者恶意经营者规避市场准入监管，以投资方式间接进入银行业。

由于银行的收购与投资活动会影响银行的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核心原则》原则5中要求，为保持与发照标准的一致性，监管机构应当有权制定关于银行重大收购、投资活动的审查标准，明确哪类收购或者投资需要事先批准、哪些需要事先报告。

我国市场准入监管的进展

按照我国现行规定，对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主要包括机构审批、业务审查、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三个方面的内容。我国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了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标准，如银行机构的设立需要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符合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和方向，符合最低资本金及股权结构和股东资格、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要求；银行开办新业务需要根据业务风险特征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并建立严格科学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保障。总体上看，我国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法律法规基本健全，监管机构对银行市场准入和资格的监管比较严格。

中国银监会成立以后，明确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增强透明度”的监管理念和促进金融的稳定和金融创新共同发展等六项良好监管标准，通过宣传和实施《银行业监管管理法》，增强了依法监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市场准入监管方面，中国银监会具体开展的工作包括：明确新设商业银行的六条标准，将风险评级结果作为商业银行市场准入监管的重要依据，鼓励城市商业银行根据自愿和市场原则实施兼并重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入股现有商业银行；制定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加强对投资人及其关联方入股金融机构的管理。此外，中国银监会还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方式和程序的公告》、《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办新业务有关审批事项的通知》等部门规章，通过对银行业务行政审批事项的规范和清理，减少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促进银行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

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银行市场准入监管与《核心原则》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例如，市场准入审批还不够规范、高效和透明；对银行股东资格和股权结构的监管还有待完善，如对关联股东没有明确的界定，致使有些投资者通过关联企业投资入股商业银行，使银行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对商业银行新业务的准入设限不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和有效监管；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银行大额收购和投资行为以禁止性规定为主，与市场发展需求也不相适应；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不够全面，不能对拟任人的品行、专业能力和工作业绩进行有效考核，未能建立起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信息系统，包括“黑名单”制度。另外，市场准入与持续监管存在脱节现象，如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偏重于任职资格核准，未能对履行职责的情况定期作出评价。

当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较好地把握支持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的关系。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公司治理不够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健全的问题，有些银行在开展新业务之前，缺乏深入的市场调研论证，甚至对该项业务及其风险缺乏了解，没有制定成型的规章制度，也缺乏对业务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因此，监管部门从我国银行业实际出发，对商业银行开办的一些风险较高的新业务实行审批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对商业银行开办新业务的准入设限怎样算是科学和合理，在政策和法规上并不十分明确。例如，在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大框架之下，对银行业务范围的内涵和外延缺乏详尽的解释和说明，对“新业务”的认定标准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在审批商业银行推出的部分具有混业经营倾向的创新产品时，往往需要较长时间，这就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带来不利影响。又如，按照现有文件的规定，对商业银行开办新业务既有审慎性监管要求，也涉及许多具体规定，由于业务准入管理适用的部分规章是在过去若干年中由人民银行、外汇局等部门分别、陆续的，客观上存在本外币业务之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之间、中外资银行之间业务准入标准和程序不统一的问题，对不同类别银行开展同类业务形成了不同待遇。

进一步改进市场准入监管

面对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中国银监会已经制定了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中长期规划，并正在采取一系列改进措施，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具体包括：

一是通过树立良好的监管理念，明确监管事权和责任，完善市场准入监管审核机制，保证独立、客观和公正地履行审批职责，提高准入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要求，制定公开、透明的机构审批标准和程序，公示市场准入监管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二是结合对银行业发展战略、整体布局的研究，加强机构审批中对经营策略和业务计划、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财务状况、资本金来源和补充能力等方面的审查。

篇9

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从我国金融实际出发,深化金融改

革、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两年多来,银监会为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和强化我国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银监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制,即法规建设;二是监督,即实施。这也正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银行监管机构界定的职责。

首先,监管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止到今年4月底,共了127件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其次,狠抓落实,持续监管取得新成效。在银行业全面推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并及时推广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落实降低不良贷款各项措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此外,银监会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和业务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引导我国有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快面向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等。

这些举措都是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贯彻监管新理念的具体行动。在成立之初,银监会就明确了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即“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理念就是指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基本原则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共识,这就是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核心原则同样存在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目前针对核心原则的修改工作,正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对照核心原则,检查我们监管实践,既可以发现问题,又可以明确方向,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根据银监会的文件和会领导的讲话,银监会“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的内容如下:所谓“管法人”,即考虑到银行监管指标集中体现在法人层面、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各类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所以需要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分割监管方式,实施法人集中监管。所谓“管风险”,即在加强对银行机构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把监管着力点放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上,进而做到在资源分配上以风险为基础,风险大,多监管,风险小,少监管。所谓“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提高银行的自控能力。所谓“提高透明度”,即要求银行真实、规范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让社会公众知情,借此强化市场约束。同时,逐步提高监管部门自身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应该看到,“三管一提高”的监管理念有效指导着银监会的监管实践。然而,随着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银监会在深入贯彻监管新理念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一、“管法人”

“管法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视野上的“并表监管”。所谓“并表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内的所有业务进行适当的监测并认真落实审慎监督各项原则,从机构角度看,其中不仅包括银行的国内法人还包括银行的国外分行、各类附属机构和合资机构。从业务范围上看,监管当局应该审查银行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各项银行和非银行业务,以及国内外机构从事的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是指对单个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但从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来看,即从并表监管来看,一方面,银监会需要制定合理规划,要求银行法人向监管部门报送并表数据和管理信息,强化对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另一方面,银监会要加强与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的沟通,了解银行集团所属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对银行的影响,并视情况采用适当的监管措施。具体来说,实现从“管法人”到并表过渡,银监会要充分发挥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根据“三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落实好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分工合作框架。

目前各监管部门的合作还是停留在互相“通气”的阶段,在监管工作的开展中,各个部门监管各自分管的行业。从实现对银行有效的并表监管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实际上,国际经验也表明,并表监管能力较弱是许多国家共同的软肋。

二、“管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监会提出的“管风险”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审慎监管,而重点又放在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状况。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指导银监会工作的“监管四部曲”,即“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更为具体地来说,首先,银监会督促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特别考虑到近期出台的有关监测不良贷款迁移率和偏差率的新举措;其次,严格执行充足的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备,加大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做实利润;再次,鼓励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从而恢复银行的稳健性。

然而“管风险”并不完全等同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所谓“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是一种基于对银行主要业务线的识别和全面了解,以及对各主要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按类别进行风险水平、风险发展方向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规划监管行动和检查方案,确定风险评级并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的有计划、有部署、前瞻式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观念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近几年才系统建成并付诸实施的。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只有全面完成了整个银行业的财务重组、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后,才可能具备向以风险为本监管过渡的客观条件。

三、“管内控”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银监会在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加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与监督等等。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控效率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首先,商业银行应该按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在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中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政策,规定内部控制的原则和基本要求;着力培育内部控制文化。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将内控和内审结合进行。为此,银监会即将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专业、规范、敬业和具有独立性的内部审计队伍,从商业银行内部构筑防范风险的防线。商业银行应建立内部审计垂直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内部审计质量,树立内审权威,并建立内审部门与银监会直接汇报渠道。再次,商业银行,特别是拟上市的商业银行应该结合本行的情况,认真考虑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指导原则组建专门的合规部门,以强化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从根子上减少各类大案、要案和违规事件的发生。

四、“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要求增强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和银监会自身的透明度。2003年《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按照规定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和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相关方面的披露,内容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银监会已经做到按季披露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汇总数据,而且在制定法规时主动征求商业银行的意见。

篇10

众所周知，如下两个国际规定得到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认可：第一，巴塞尔委员会的框架文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中包括第二支柱中的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第二，欧盟法令草案，它要求在欧盟成员国内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国际活跃银行集团，通过四项主要原则，确定了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原则一是从银行角度讲述银行必须遵守的规定；原则二到四讲述监管当局要达到的标准。

原则一

第二支柱的“原则一”要求银行制定一套程序，评估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整体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制定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简而言之，这一程序被称为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ICAAP)。与第一支柱(规定银行如何计算监管资本)相比，第二支柱原则一重点关注银行的内部方法和程序。这样，除了一些定性要求外，银行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来设计其内部资本充足率程序。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风险管理程序和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的最终责任在于高级管理层。对于资本需求，资本水平等等，高级管理层必须制定战略目标。

稳健的资本评估。这是内部程序的核心特征，并且规定，把资本和所有重大风险的大小联系起来，不仅现在适合，也要在今后一段时间适合。

全面风险评估。与第一支柱不同，第二支柱中的各种风险是没有范围的，但是应该适合每家银行的需要，必须涵盖流动性风险和银行账户的利率风险，甚至第一支柱涵盖的三种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以外的，如声誉风险和战略风险。

剩下的两个特征是“监控和报告”以及“内部控制检查”。

从全面的角度来看，内部程序及其计划部门必须确保，实施经济资本模型要尽量符合有关规定。通过考虑各种风险的不同特征，数学模型把银行的资本和银行业务活动承担的风险紧密联系起来。然而，只有国际活跃银行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这样复杂的系统。一些大型德国银行集团正在使用的是经济资本模型。

原则二

尽管原则三和原则四与监管资本比率有关，在第二支柱中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原则二中。

根据原则二的规定，监管当局应该审查和评估银行的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和资本政策，以及银行监控和确保遵守监管要求的资本比率的能力。如果监管当局对这一过程的结果不满意，就应该采取适当的监管行动。

在实施这一原则时，监管当局必须评估，在内部资本程序中，银行是否考虑了各类重要的风险。此外，监管当局将检查银行如何使用计量的风险，例如，怎么设定(信贷审批)限额。就经济资本而言，监管当局希望评估其构成。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银行的每笔经济资本是否能够充分涵盖非预期损失，银行是否使用经济资本管理其风险。

第二支柱中争议最大的可能是，监管当局要求银行持有超过第一支柱中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即风险加权资产的8％)。这一特别监管方法的理由是，确保各家银行经营中资本充足。

欧盟法令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欧盟文件在许多方面没有提出新的内容和额外的规定，主要是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文件转换为欧盟法律，但是在实施对象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异。欧盟法令一旦实施，将不仅要求大型银行，同时要求整个欧盟的所有银行，实施内部资本充足率程序。正如我刚才所讲，实施内部资本充足率程序的方法，就是开发经济资本模型。

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该项原则认为，程序和策略必须适合银行业务的性质、大小、规模和复杂性。在实际中，小银行不必建立十分复杂的模型。

对监管当局而言，“适宜性原则”也是有效的。对银行的监管活动，应该考虑银行的具体情况。

面临的问题

内部计量方法的审批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内部计量方法的跨境审批程序。这个问题不仅德国存在，其他国家也有。这个问题对于几乎所有涉及国际业务的银行都很重要。由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不改变各监管当局的法律责任，因此如果一家银行要使用高级法(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高级法和操作风险的高级计量法)，则可能需要获得几家监管当局的批准。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单个或次级并表的基础上，母国监管当局在全面并表的基础上，可能需要进行审批。因此，对于大型国际活跃银行，业务涉及的国家越多，则需要获得审批同意的监管当局数量越多。为了减轻银行和监管当局的负担，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各国监管当局之间需要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和协调。有鉴于此，2003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跨境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6条高级原则，这些原则由巴塞尔委员会新协议实施小组制定。显然，这些原则并没有触及各国监管当局的法律责

与巴塞尔文件不同的是，欧盟法令草案第129条建议，在审批程序中，改变各国监管当局的法律责任。其思路是，东道国和母国监管当局充分协商、共同完成审批工作。而且，他们应该在6个月内对有关申请做出共同的决定。如果在6个月内不能形成共同的决定，母国监管当局将对有关申请单独做出自己的决定。虽然我认同欧盟委员会的此种提议，但我也发现其中存在以下问题：

1．利益冲突。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在权利和责任方面存在严重冲突。一方面，对于整个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应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方法，母国监管当局拥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权利；另一方面，东道国监管当局确要负责其辖内的金融稳定。

2．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相对于外资银行的分行或子行而言，本土银行在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因为本土银行要达到不同的资本要求，而外资银行则从其母国监管当局获得批准。举个例子，东道国监管当局不允许其本土银行使用高级法。

此外，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东道国监管当局如果不愿意接受母国监管当局的决定，可能要求其辖内的外资银行子行持有第二支柱要求的额外的资本。这样，现行的欧盟法令中强化母国监管的思路，就会大打折扣。

对于欧盟的大型国际活跃银行而言，欧盟法令可能不尽如意，因为在欧盟之外有一些拥有重要金融市场的国家，并不执行欧盟法令。当然，那些国家也许会接受欧盟法令草案第129条中的思路，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此，欧盟法令129条的执行，可能会造成欧盟成员国和欧盟以外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比不公平更加严重的情况是，欧盟以外的一些国家不允许辖内银行使用第一支柱中的各种方法。

德国银行体系及新资本协议的实施

德国银行系统的特点是高度分散。截至2004年12月，在德国有2400家银行(信用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是全

能银行(Universal Bank)，银行业务范围很广。例如，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比，5家最大的银行(信用机构)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荷兰为84％，法国为47％，而德国仅为25％。在另一端，2000多家德国小银行的市场份额仅为20％。那么，这种情况对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什么影响?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首先，出于公平竞争的考虑，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适用于所有银行，而不仅仅是针对国际活跃银行。

第二，德国银行之间相互竞争，但他们在规模和风险管理方面大不相同。为了允许在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有适当的灵活性，我们打算允许实施巴塞尔新协议中的所有的信用风险方法和操作风险方法。我们并不强求大银行使用内部评级初级法或高级法。银行自己做出选择。当然，我们认为，对于大型银行而言，内部评级高级法比较适宜。

去年夏天对德国所有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国际活跃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德累斯登、巴伐利亚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西德意志州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准备于2006年底(实施日)实施高级法(至少部分资产)。至于小银行，我们预计有460家也于2006年底使用内部评级法。大家也许要问，怎么有这么多的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答案是一些银行业协会向会员机构提供集中开发的风险计量方法，信息技术服务(IT)，违约信息等。对于银行而言，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可以节约成本和促进信息(如违约数据)共享。这样，银行和银行协会共同努力，保证了整个国家的信用供给。

第二支柱在德国的实施

在德国，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制定的监管条例要同时满足有关标准。我们制定的规则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一方面要促进大银行建立复杂的风险管理程序和模型；另一方面要防止对中小银行的负面影响。从过去25年的经验看，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交易活动的最低要求显示，我们制定的条例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由于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范围广，包括风险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德国实施第二支柱也需要有全面的认识。这就是出台风险管理最低要求的考虑。对于银行内部资本程序定性要求的实施规则，要具有灵活性和前瞻性。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欧盟法令，风险管理要求银行管理各类风险。具体说来，风险管理最低要求涉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风险管理最低要求

从“最低要求”一词来看，风险管理最低要求定位在良好的作法上。中小银行的风险管理程序，只要符合良好作法，就可以算作充分了。因此，良好作法是所有银行风险管理符合最低要求。当然，大银行应该力求达到最佳做法的要求。

除了定性要求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包含一些非常具体的条款，涉及证券化或内部评级法的压力测试，以及一些计量利率风险的定量规则。所有这些都不是风险管理最低要求的内容，因为涉及银行更加高级的方法，或不符合最低要求的概念。最低要求在本质上仅仅是定性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德国银行而言，如果符合风险管理最低要求，那么也就一定符合第二支柱的要求。

德国金融监管署(Bafin)于2005年2月公布了风险管理最低要求草案第一稿。监管人员、银行代表、行业协会和外部审计师组成的专家组，正在认真讨论，力求今年6月提交第二稿。风险管理最低要求，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将于今年12月份正式出版。银行可以在2006年进行准备，一并于2006年底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一起实施。

德国的监管实践

德国银行业监管机构

德国银行监管是一个双重体系。也就是说，有两家机构负责银行业监管，一是德国央行，另一个是德国金融监管署。德国央行负责日常监管，如信息收集、定期分析财务报表、月度资产负债表、大额贷款报告等，现场检查(作为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程序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工作，德国央行把对资料的分析和发现的问题提供给德国金融监管署。德国央行进一步向德国金融监管署提议监管行动。德国金融监管署负责所有法律行为，特别是：发放和撤销营业执照、关闭银行、限制银行业务范围等。

从两家机构的组织结构来看，现在德国金融监管署和德国央行之间的责任分工比较合理。德国央行在全国有9个派出机构，而德国金融监管署则没有派出机构。随着现场检查日益重要，以及银行和监管当局之间加强沟通(这也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目标)，德国央行的派出机构发挥了更大作用。因此，现场检查和日常监管(涉及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由德国央行负责。另一个原因，刚才已经提到了，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化程度不高，许多城市都有一些大银行。因此，德国金融监管署，由于没有地方派出机构，难以执行日常监管。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德国金融监管署也进行自己的现场审计。德国金融监管署审计的重点往往是：预计需要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的情况。

监管的重点

我们监管的重点还是放在关系到金融系统稳定的银行和国际活跃银行。由于德国中小银行众多，我们不打算对所有银行每年进行全面的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包括现场检查)。

从监管当局的角度看，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和评估程序，不仅仅是检查银行内部资本程序的实施(第二支柱的原则一，即风险管理的最低原则)。对于监管当局而言，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保银行遵守第一支柱。

检查和评估

去年，德国金融监管署和德国央行起草了内部评级体系审批程序。目的是尽早做好准备，对内部评级方法进行现场检查。去年夏天的调查显示，有460家银行计划使用内部评级法，监管当局面临一项艰巨任务，特别是许多银行有可能同时提出要求审批的申请。因此，去年底我们就向银行发放了申请表和指引，以方便申请使用内部评级法。考虑到申请的银行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从现在到欧盟法令开始生效的这段时间内，将审批和检查工作尽量平均安排。

篇11

 

一、东道国监管的国际法基础

 

外资银行一经东道国的批准进入，便受到东道国法律的约束。东道国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属地管辖权

 

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又被称为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 supremacy)，是指国家对其领土内财产、人或发生的行为与事件进行管辖的权利。[2]属地管辖权意味着一个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人或物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作为国际法上最普遍的国家主权原则，这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表现，也是国际公法明确赋予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一项重要权利。尽管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并不是内涵完全等同的概念，但是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

 

国家有权对在其领土内任何人(包含了自然人和法人)或物行使管辖权，在一国领土上从事银行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自然而然的也成为了这种管辖权所指向的客体。二战之后，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国家主权原则的内涵不断丰富，从原来单一的指向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发展成为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独立自主的一项原则，并且这种管辖秩序范围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1962 年联合国大会第10届会议第1803号决议正式确认国家的经济主权;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20届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就明确的指出：接纳跨国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国家，根据它们所拥有的完整主权，可以通过本国法律、条例和采取各种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措施来管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3]，这在国际法上明确规定了各国管理外国投资的权力、管理与监督跨国公司的权力，都属于各国经济主权的范畴。外资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纳入东道国行使经济主权的范畴，已经为国家法和各国的实践所普遍接受。

 

(二)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的基本涵义是指外国人和本国国民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方面有同等的地位，即东道国要给予外国人的权利义务不得低于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义务。国民待遇原则最初作为关贸总协定(GATT)的“一大支柱性原则”，后来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非歧视性原则的组成部分，并随后在服务贸易协定(GATS)中得到确立。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服务贸易在全球的发展，促进服务贸易以及相关投资在国家之间的流通;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外国服务贸易提供者并不能超位于东道国的法律体系之上，同东道国本国的服务提供者一样，受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督与管理，不存在外国人享有监管豁免权的情况。在实践中，奉行“卡尔沃主义”(Calvo Doctrine)的拉美国家对此态度尤甚，它们坚决主张外国投资者不应享有特权，在地位上不能够超出东道国国民。在日常经营中应该接受东道国政府或法院的规制和监督，在法律适用上应以东道国法律为准，排斥投资者母国以外交保护的名义干涉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监管。

 

(三)审慎监管原则(prudential carve-out)

 

东道国在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的同时要遵循审慎监管的原则。WTO框架下的“审慎例外”条款是《金融服务附件》(FSA)中的核心条款，审慎监管例外原则指出：“无论本协定任何其他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审慎例外”条款的目的是为了平衡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促成了WTO成员方在金融服务贸易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协议，构建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多边法律规制的框架。“审慎例外”条款授权WTO的成员方为审慎目的采取审慎措施而不受《服务贸易协定》其他规定的束缚，是针对金融服务贸易的特殊性构筑的另一道强力“安全阀”[4]。世贸组织成员认识到，没有规章政策的外部规制，市场失灵和金融业外部效应的发生就会很变得很容易。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需要注意到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在具体实践中是必须要符合一国国内的监管规定的。对此，世贸规则一边积极推动各成员取消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一边强调成员国拥有基于审慎考虑的原因可以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规制，以保证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和客户的资金安全。在银行业中，主要表现为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风险集中的限制和对风险管理系统的要求、市场约束的要求、信息披露要求、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资质要求等。所以，应正确认识全面对外开放下外资银行仍然需要监管，监管并不意味着不合理的制约，监管当局运用一系列审慎监管措施对外资银行进行规制和调整是为维护东道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母国监管的国际法基础

 

与东道国监管形成“左膀右臂”效果的是母国对其本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即允许一国的银行可依照该国(银行母国)的法规在国外开设分行，母国对其所辖银行机构在境外的业务和活动实施监管。从外资银行监管发展的趋势来看，重视母国监管原则已成为重要趋势，被称作“贯穿于金融服务规则协调各个方面的指导性原则”[5]如欧共体第一指令规定，“对于在多个成员国开展业务的信用机构， 应由其总机构所在地的成员国对其实施全面监。”[6]这是重视母国监管的一个重要例证。母国对存在于另一个主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是对前文所说的属地管辖权的一种突破，而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属人管辖权(nationality jurisdiction)

 

外资银行的形式多样，如我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外资银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1家外国银行单独出资或者1家外国银行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外国金融机构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代表处。”由此可见，《条例》调整的对象包括了四类不同的银行，而这四类主体是具有不同的国籍的。首先，银行代表处是外资银行在东道国分支机构的一种形式，具有外国国籍。外国银行代表处通常是不允许在东道国境内从事金融业务，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在总行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及工商企业、公司之间沟通信息，为开展当地业务起穿针引线的作用。[7]其次，具有母国国籍的外资银行分行是跨国银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延伸。由于分行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实际上只是母行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具有东道国国籍。再次，外资银行中的外商独资银行和合资银行(这两种银行我们一般称为外资法人银行)，则是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者依照东道国法律在当地注册设立的法人商业银行。这两种外资法人银行在外国金融资本上具有外资性，但与外资银行分行及外资银行代表处的不同在于国际法人银行是具有东道国国籍的法人。

 

属人管辖权意味着国家对于具有其国籍的人，无论身处于国内还是国外均有管辖的权力。因此，对于不具有东道国国籍的代表处和分行而言，母国监管无疑是属人管辖权的体现。

 

(二)跨国公司规制

 

即便是具有东道国国籍的法人银行，母国依旧具有监管职责。由于外资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类型，一般说来，其经营战略具有整体性，母国在国外的分行或者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与总行的策略往往是相协调的。因此，并不能因为国籍上的不存在直接联系就使得母国对东道国国籍银行失去了管辖权。在对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治理成为当今趋势的背景下，对跨国公司的有效监管不能缺乏母国的参与。尤其是外资银行的分行等机构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不当交易行为不仅会对当地金融安全产生冲击，也会对母国造成影响，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因此，巴塞尔委员会的《1997年核心原则》的多项原则中对母国并表监管原则做出了规定，从而使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8]2006年《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附录《跨境实施协议的高级原则》别指出“母国监管当局负责监督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实施新协议”。这一切都是针对跨国公司的性质而采取的稳健经营政策的国际法规制。

 

三、外资银行国际监管合作的国际法基础

 

除了国别监管，外资银行的国际监管合作也在外资银行管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国际监管的合作是国际经济法中全球合作原则的应有之义。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对全球合作原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国际合作以谋发展是所有国家的一致目标和共同义务。”[9]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并不能足以解决。而在银行领域，金融全球化流通的结果使得各国金融体系不同程度的联系在了一起，各国金融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联性。由于金融危机的骤发性与传导效应，当一个国家的银行出现危机的时候，它遍布全球多个地区的银行也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受到影响，从而对世界经济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著名的“巴林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加坡分行的操作事故最终导致了这家百年老店宣告破产。

 

针对此，国际社会在70年代成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并在随后了《巴塞尔协议》，创造了外资银行国际监管这一新型监管模式。外资银行的国际监管主要是通过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尤其是主要代表东道国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和代表母国利益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在监管实践中，采取互通有无，信息共享，协调监管等方式，一方面确保外资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和外资银行业的宏观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增进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沟通和了解，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稳定、公正、透明的法律和政策保障，避免不公平交易做法的发生。

 

四、结语

 

篇12

（二）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的需要1、对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目标的挑战外资银行的引入会增强国际市场波动。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本币业务领域后，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控进程产生干扰作用，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旦国内经济出现波动，外资银行的大量人民币就会通过外汇市场兑换成外币流出，国内货币市场猛然抽紧，从而冲击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如果我国央行不能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就可能引发人民币币值及汇率的动荡。2、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外资银行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项目的收支状况变动上，如果外资银行能引起资本净流入，则使我国国际收支赤字减少或盈余增加;反之，引起资本净流出则使国际收支赤字增加或盈余减少。从外资银行引进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来看，外资银行对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外资银行如将所获利润汇出，对我国而言是资本净流出，将导致国际收支赤字增加或盈余减少，而且这种情况具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第二种情况，近年来，我国引进的外资银行对外负债远大于对外资产，相应地，对内资产则大于对内负债，其差额即是通过对外负债运用为对内资产，表现为资本净流入。当然，如果出现对外资产大于对外负债，说明其对内负债运用于对外资产，表现为资本净流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

二、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层次低，监管法规不够完善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的《外资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运营进行规范和监管，立法层次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和其他一些配套的规定。这些部门规章不仅法律效力低下，而且稳定性也较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就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文件不仅立法层次低，缺乏系统性，让人感到繁杂和无所适从，而且在内容上还互相矛盾、重叠，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内部管理、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重要内容均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操作性较差。就《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本身而言，其覆盖面较窄，存在依法监管的“真空”不完善之处颇多。

（二）立法原则不明确，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综观目前各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四类原则:保护主义原则、对等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从立法上看，我国现行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中尚未对这些原则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外资银行的立法原则仍不甚明确，我们有必要探寻出现阶段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立法原则，并在相关法律中加以明确，以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从目前我国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这些法律和条例奠定了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但同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关法律的衔接不够。二是上述法律规范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某些问题如外资银行申请公开、资产实力、业务范围、资本标准、内部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内容的评估缺乏配套规定，使监管工作难于操作。三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均未设立银行保密规定、存款保险制度及最后贷款者制度，导致立法体系不完善。

（三）监管主体不完善从一个完善的监管体制的要求来说，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当具备三个层次的监管主体:第一层次为监管主管机关，我国目前为适应银行业监管的需要，专门成立了银监会作为进行银行业监管的专门机构，然而单单只有这一个监管层次还是不够的，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我们在另外两个层次上还很有欠缺，其一就是社会监督，即对银行业进行外部审计。其二就是缺乏外资银行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的改进建议

（一）确定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司法权原则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应从国际全融业发展的实际出发，采用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综合监管原则。坚持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我国只是在保证防范风险、安全经营的前提下与外资银行母国一起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在坚持以母国监管的同时，我们可依照《巴塞尔协议》对监管责任的分工，辅之以东道国的监管，从而保证不会让外资银行有机可乘。坚持以母国为主的原则，需要我国在立法时注意平衡，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的监管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的目的主要是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实力雄厚、经营稳健、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和风险控制科学并受到母国有关当局的有效监管;其次是适当限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和规模，以保护尚未实现真正商业化运营的中资银行。这样就需对外资银行的准入进行严格审查。对外资银行进行准入审查的关键是如何评价申请人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其所在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应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并应明确对申请人的评价方法，如对其资本充足率、内部管理制度、不良贷款比例、盈利能力等规定相应的综合评价标准。同时要对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完善性有具体的评价标准，对不同监管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实行相应的评级，以实行不同的准入管理。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业务经营上的限制

1、对外资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向应予以必要的限制。我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外资银行的贷款投向没有做出限制性规定。对此，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在相应的立法中规定外资银行应将其放款或在我国境内吸收存款的一定的资金投向那些效益较低、国家优先发展的行业，弥补这些产业的不足，同时也使外资银行的经营成本提高，削弱其与国内银行的竞争力。

2、对外资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的最高额做出限制。由于国际结算业务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因此一直是外资银行主攻的重点，而且，外资银行办理国际结算较国内银行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外资银行多为跨国银行，在全球有广泛的分支机构，又有快捷的通讯手段，灵活的融资方式，这是日前国内银行所无法比拟的。这导致了国内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大量流失到外资银行。根据《条例》的规定，外资银行的进出口结算限制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结算、经批准的非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结算和放款项下的进口结算。这样做虽然减少了国内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的流失，但是该规定也不尽完善。因此，建议我国在有关立法中可进一步规定，外资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的最高数额不得超过其境内贷款额的一定比例，这样，既从总额上控制了其国际结算业务量，同时又诱导外资银行从事放款业务。

（四）完善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监管机制

篇13

关键词：次贷危机 外资银行 监管 法律问题

一、外资银行监管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市场准入方面,首先,立法体例上,我国未形成统一、协调的商业银行市场准入规制,对内外资银行进行了区分规定,这种双轨制体例不利于实现国民待遇；准入形式上,我国外资银行大部分以分支行形式设立,这种较为单一的形式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稳定发展；其次,准入条件上,我国仅在《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有9项关于设立外资银行时需遵守的审慎性条件,但与发达国家比,银行监管机构仍缺乏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业务准入方面,我国采取了全部或部分的列举式方法来规定,其余业务的经营,都需经中国人民银行或银监会批准,降低了金融服务创新积极性。

市场运营方面,首先,监管体制的规定不明确。我国实行分业监管,银监会是主要监管机构,但外资银行母国总行大多为实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通过不同分支机构之间实现混业经营,这就体现了混业监管的必要性。我国还未出台协调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应法律规范,在监管任务协调、信息共享等方面存在问题；在发生监管争议时如何解决也没有规定,有碍于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的有序开展。其次,外资银行监管内容上偏重于合规性监管上,而对于日常经营风险和市场退出风险方面的监管力度不够；监管检查手段上,缺乏预防性事前和事中检查,仅停留在事后检查上,过于滞后。

市场退出方面,首先,缺乏统一的配套清算制度,我国有关外资银行的配套清算制度分散在《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公司法》中,未形成系统性规范,因各种法规标准不一,使得执行清算程序时较为复杂；其次,缺乏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有效措施。我国一直以来存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但因无法律具体规定,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不清晰,在危机发生后,无统一的处理方式,造成对问题银行的处理随意性很大；同时因信用问题,也削弱了中小银行与大银行之间的竞争,有国家信用做保证的银行就会得到更多存款人的青睐。再者,我国对外资银行采用的破产原则是相对地域性原则,即破产效力原则上只及于中国境内财产,依实际情况也可赋予其域外效力,但这种原则明显与外资银行母国普遍性破产原则相冲突。

二、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意见

市场准入方面,首先,立法体例上,应构建合理,协调的立法体例。可以借鉴德国、日本等国家经验,修改《商业银行法》,设立外资银行专门一编,将内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做出统一规定,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商业银行管理机制,降低监管成本。其次,准入形式上,可采取积极导向手段,转变为分行、子行、合资银行等多种形式并存局面；准入条件上,应把市场准入标准的审查与持续监管相结合,实施动态监管。

市场运营方面,首先,主管机关方面,应协调好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监管职能,并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监管协调起来,建立各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快速联动的反应机制,提高监管行为的灵活性。其次,监管检查方面,现场检查中,应实地查看外资银行的运营状况,注意发现外资银行是否已具有潜在经营风险,做好事前检查；在非现场检查中,应建立完善的报表上报和分析制度,保证对整个银行运营情况判断的准确性,并应建立追踪制度,对于要求整改的问题看是否已经做了修正。

市场退出方面,首先,应建立统一配套清算制度,将各个法律、法规中有关清算的事宜进行整理,简化执行程序。其次,应建立符合实际的存款保险制度。投保方式上可区分外资银行是否有中国法人资格,有法人资格的可强制入险。而对于外国银行分行、代表处等,应依其母国法律而定,若在其母国已采取强制保险,则在我国可自愿加入,反之则应强制入险；设立统一的存款保险机构,并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多项职能。再者,应完善外资银行的破产制度。在破产程序的基本原则上,我国应原则上实行地域性原则,但若与母国间依据对等互惠的原则可以相互承认其破产判决或裁定的域外效力的,可选择适用普遍性原则。在承认和执行外国破产判决和裁定时,注意对根据互惠对等原则向我国提出承认和执行其破产判决或裁定的国家,我国同样有权要求该母国具备健全银行危机救济制度。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美国金融政策和监管体制的重大缺陷,已在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疑,我们应认真总结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借鉴可用经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首先要加强银行业中对于信贷风险的防范,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使银行在发放贷款前可较为准确的掌握贷款人的个人信息和资信状况；其次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在现行分业监管模式下,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作用,协调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间的分工协调关系,建立更完善的新型金融监管模式；第三,要对于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市场影响有足够预期和准备,使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能更好的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第四,加强各国间国际监管合作,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换机制,有效预防和降低国际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常传磊.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发展与稳定的影响简析[J].财经界,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