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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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婚姻；家庭暴力；人身保护

1 家庭暴力的概念

对于家庭暴力的概念理解学者分析和定义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是通说认为家庭暴力行为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针对肉体的暴力行为和新生的针对夫妻一方精神摧残的冷暴力行为。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暴力并不难理解和定义，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在针对夫妻一方身体的侵害行为。而针对冷暴力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且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现行法律对冷暴力也没有相应的规范，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冷暴力是针对家庭成员精神和身心的一种残害，针对精神的折磨，当是具体什么行为属于冷暴力范围，冷暴力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目前尚无定论。

2 产生原因与危害

2.1产生原因

2.1.1历史原因。 家庭暴力现象的出现，和我国几千年来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我国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都对男女平等予以规定和确认但是传统思想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许多施暴者认为妻子和家人是其私有财产，理当任由其处置。而一些受害女性竟然对这一愚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认同，委曲求全。

2.1.2社会原因。社会普遍存在对这一现象的模式，使得家庭暴力这一隐蔽性的家庭暴力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另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救助渠道，这就使家暴受害者更属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1.3法律原因。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行为是规范和制裁手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上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律规范过于笼统，缺乏对家庭暴力具体细化的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执法者对家庭暴力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不能积极有效的对家庭暴力施害者予以阻止和制裁。

2.2危害

家庭暴力行为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的危害。我国目前离婚率逐年递增，在诸多离婚案件的背后，大多数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家庭暴力的影子。而且在现实深化中由于家庭暴力而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也屡见不鲜，有的是施害者对被害人实施家庭暴力致残、致死的，同时也有受害者难以忍受长期的家庭暴力而将施害者杀死的，诸如此类问题已经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除此之外家庭暴力对子女成长和子女教育的影响也十分巨大，长期处于家庭暴力之中的子女大多存在性格上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十分需要关注的。

3 反思我国对家庭暴力之法律规制

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反对家庭暴力立法已经初具规模，地方性的反对家庭暴力立法也相继出台，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立法和地方性立法双管齐下的法律规制体系。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在预防和惩罚家庭暴力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我国的反家庭暴力工作仍有很大不足之处，需要认真反思进而使其日臻完善。对此我认为以下四方面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3.1完善相应立法

就目前我国关于家庭暴力的立法来看，相关规范并不是很对，且大多是原则性规定，欠缺可操作性，使得家庭暴力防治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更要命的是，即使是立足现有的原则性立法规定对家庭暴力的处罚力度明显过轻，完全没有体现出法律在制止家庭暴力面前本应具备的权威性。

3.2法律界定不清

我国在2001年新修订了婚姻法，此次修改最大的亮点无疑在于首次把“禁止家庭暴力”写入其中，这表明我国已经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而纳入其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修订后的婚姻法仍未明确对家庭暴力的涵义作出说明，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司法的实践需要而做出了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仅仅以概念性表述的形式作出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明显欠缺可操作性。

3.3责任规范不明确

法理学上要求法律责任是具体明确的，否则必然引起权利义务的不平衡。表现在家庭暴力的规制方面，即有权对家庭暴力进行规制的主体面临不知所措的局面。责任缺失导致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收效甚微，使得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对于法律有恃无恐。

3.4司法保护力度不够

首先，公安机关的保护措施太过柔和。通常公安机关不愿主动介入家庭暴力案件，采取劝戒的方式是公安机关对于一般的家庭暴力案件的首选，以致部分施暴者对受害者的本人及家人实施报复。部分受害人在这种下被迫撤回案件的事情屡见不鲜。其次，检察机关并未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实际情况中，很多受害者因为受到施暴者的恐吓威胁不能或不敢向有关机关提出告诉，而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而立案的案件更是少之又少，使得检察机关的代为告诉权形同虚设。最后，对家庭暴力犯罪的量刑过轻。

4对完善家庭暴力提出建议

4.1传统男尊女卑意识的转变。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必须从对传统男尊女卑的态度转变做起，要落实男女平的的法律原则，加强相关方面的法律教育，打破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守旧思想，让整个社会对男最女卑的观念予以抵制。

4.2相关职能部门通力合作，争取最大限度的把家庭暴力解决在初级阶段。在接到家庭暴力受害人投诉或报案时，应该热情主动，认真询问并记录在案，尽快处理。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应当秉持保护人权第一的思想，可以暂且不考虑管辖范围，应当及时制止，然后在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依法作出相关责任的认定。除此之外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并不只是公安机关一方的责任，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的社会组织也应当进行方面的协调合作，共同解决好家庭暴力问题。

4.3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多种形式的会支持。建议设立受害妇女避难所，帮助受害者暂时脱离暴力环境，为妇女精神和心理恢复提供场所。除此之外，要帮助妇女提高法律意识和加强自身素质，增强妇女抗击家庭暴力的能力。政府部门要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妇女的就业能力。在提高妇女谋生技能，增强自身素质的同时，要对妇女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之能够主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再做家庭暴力阴霾下逆来顺受的仆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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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这种现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制裁条款。从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随着对家庭暴力问题认识的深入，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力度不断加强，已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现行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律。笔者认为应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保护令及其执行制度，从而有效维护受暴人的权利并防止暴力行为再次发生。

一、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家庭暴力主要包括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约90%为女性。

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

二、我国制约家庭暴力的立法缺陷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明确，过于狭窄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知识程序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做出全国性的权威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有所不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偏重于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对冷暴力一类隐性并未定义，而近几年来冷暴力一类的隐性暴力正不断地，大量地，迅速地增加，大有对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取而代之之势。

（二）新婚姻法及最高院适用解释中存在的缺陷

新婚姻法第一次将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写入其中，其宗旨体现为维护广大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丈夫对妻子或者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有相当一部分是性暴力。婚内是一种严重的性暴力现象，一权威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城市女性中，承认有被丈夫强迫过性生活的占被调查人数的2.8%；农村女性中，被实施过“夫妻内的”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9%，专家认为，由于调查中的各种因素，婚内的绝对比例要比上述数字大很多。然而，我国新婚姻法中却没有将性暴力明确地列出来加以确认，有悖于婚姻法保护妇女的立法和原则。

（三）刑法中关于规范、制裁家庭暴力问题存在的不足

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按刑法的规定，受害人的受伤程序只有达到轻伤和重伤时，加害人才触犯刑律；同时也只有达到重伤时，检察院才必须提起公诉。如果只是轻伤，那么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也可以不提起公诉。根据相关资料，在妇保机构受理的投诉家庭暴力事件中，轻微伤者占54%，轻伤者占38%，重伤者仅占8%。由此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提起公诉的条件。

（四）民法中存在的不足

民法法规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民事救济制度，但此救济手段较为单一，即损害赔偿。但是，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中的侵权行为，众所周知，家庭中的财产一般来说是共同共有的。发生暴力案件后，法院裁定加害一方给予受害一方经济补偿，表面上好像受害人得到了应有的补偿，但实质上，当婚姻关系依旧存在的情况下，一方赔偿另一方的钱物仍旧两人共同共有，补偿对受害人来说毫无意义。加害方也没有任何损失，可以更加无顾忌地加害对方。

（五）其他方面存在的不足行政法规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也缺乏具体的程序保障。刑法、民法、行政法、宪法等全国通用法律没有对家庭暴力行为做详细的规范。在程序法方面，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缺乏特定的程序，在举证方面也存在较大的缺陷，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使一些加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等。

三、对完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建议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护人权的精神；以宪法为根据，整合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要求，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二）明确规定对施暴者的制裁

在对施暴者惩罚性规定的基础上，基于家庭暴力案件不同于一般暴力行为的反复性、隐蔽性的等特点，要对现行民事、刑事法律规定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以利于制裁施暴者。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暴力，也包括精神上的暴力。因此可以考虑适当追究对妇女的精神暴力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对以加害受害人或其亲属朋友的生命、身体健康、人身自由、名誉或财产之事由相胁迫，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追究。这类胁迫行为应当是足以引起胁迫对象（受暴妇女）的恐惧心理，进而达到压制其反抗的目的。基于家庭暴力手段的特殊性和时间的持续性，应当对家庭中男性对女性配偶的持续的非严重性伤害行为施以制裁。针对婚内伤害案件赔偿难的问题，应增加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即在特定情况下，经当事人诉请，法院可以裁定终止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对共有财产加以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这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暴力的伤害赔偿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三）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和救助措施

现行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治安处罚，对保护受暴者仍显不够。因为并非所有的家庭暴力均会导致这些处罚的适用，即使达到了适用的标准，受暴妇女也可能对施暴者将会承担的法律责任顾虑重重。如何加强对受暴人的保护，保护受暴妇女在受暴过程中和受暴后及时得到救助，保证受暴妇女在家中不会再次受到侵犯，这是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立法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四）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的措施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

（五）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

在诉讼机制上，建议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针对家庭暴力案件隐蔽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专门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审理，强调法官对证据调查介入的主动性，而且要加强对家事法官的培训，消除对家庭暴力错误的主观认识，以使家庭暴力案件得到及时和公正的处理。法院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亦应注重调解的适用，从这类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调解结案或许更具积极意义。

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是一个长远而又艰巨的过程。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都对家庭暴力行为有禁止性规定。但随着社会发展，不足之处也逐步暴露出来。要想更有力、更全面地制约家庭暴力，只有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不断地完善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

【注释】

[1]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学生常用手册》[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谭桂珍，张胜先《婚姻家庭法》[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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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是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其在总则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使家庭暴力成为国家法律禁止行为，首次在《解释》中定义家庭暴力，并从民事、行政、刑事等多方面对家庭暴力进行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防治家庭暴力却效力有限。

一、家庭暴力在婚姻法中的界定

《婚姻法》中第3、32、43、45、46条均提及家庭暴力，由此可见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对婚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和防治家庭暴力至关重要。

对于上述条文中提及的家庭暴力，《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二、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相关规范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第三条首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确定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以修正过去将家庭暴力认为是“家务事”的错误看法。

在因家庭暴力产生的离婚案件的处理方面，《婚姻法》第32条、第46条做出了相关规定：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调解无效的法院应判决准予离婚，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的离婚情形之一;且在此类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在法律救助方面，婚姻法第43条从社区（具体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当事人所在单位）、公安机关等不同方面确定了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的相应法律救助。

在刑事方面，婚姻法在第45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施暴方的刑事责任，并确定受害人自诉和检察院公诉相结合的启动方式。

三、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规制的不足

（一）“家庭暴力”界定狭窄

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以概括兼列举式相结合的方法定义家庭暴力，但却过于简单：

行为人行为侵犯的客体范围过窄。从司法解释的字面含义上看，家庭暴力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伤害，但并未将受害人的性自主权和经济、财产方面的权利包含在内，即在家庭暴力的行为类型上回避了性暴力和经济暴力。

其次，家庭成员范围界定不明，施暴方和受害者的范围模糊不清。从婚姻法视角，此处的家庭成员应限定在具有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而这样定义无疑未考虑到同居者尤其是同性恋人同居者和前配偶关系者等，并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此外，司法解释还强调侵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将家庭暴力限定在严重的暴力行为上，从而忽略了没有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轻微暴力行为。

（二）举证规则对受害者不利

依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案件多属自诉案件。依据民诉法第64条规定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并未考虑到家庭暴力案件的特殊性。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案发时很难有其他人证，且目前有关家庭暴力伤情的司法鉴定程序尚不完善，涉及精神、性方面的暴力伤害后果难以确定、取证。种种因素致使受害者在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获得法律应予之保护。

（三）机制难以协调，缺乏事前预防、事中制止

目前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制主要是对施暴方事后进行法律制裁。法律规定注重事后惩罚，忽视事前预防和事中制止。依据《婚姻法》第43条规定，公安机关、基层社区组织应受害人请求，有权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进行制止、劝阻。但实际生活中，即便制止住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一次，后续变本加厉的行为却缺乏有效规制。而对于尚未造成轻微伤害，既无法进行刑事制裁，又无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家庭暴力情形，如何对该类受害者实施救济也处在真空状态。此外婚姻法虽规定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都有一定的管辖权，但却对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无明确详细的规定，且法律规定各部门的管辖多以受害者提出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极易出现因管辖部门不同、各部门对法律条文规定的管辖权的范围理解不同，出现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婚姻法在该方面的立法缺失，无疑将会纵容施暴方继续实施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身权将时刻处在威胁当中。

四、今后完善的法律建议

（一）明确家庭暴力定义，扩大暴力行为的范围

要想准确定义家庭暴力，必须弄清家庭成员的范围以及暴力行为的种类。

目前婚姻法范畴的家庭成员囿于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所产生的亲属关系。但事实上，未婚同居、同性恋人共同生活等“类家庭” 共同体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范围未能将其完全涵盖，婚姻法也无法保护此类受害者。笔者在此建议借鉴英国相关立法经验，扩大解释家庭成员的含义，将“前配偶、同居者（包括以夫妻身份同居的异性或以伴侣身份同居的同性二人）” 纳入其中。合理吸收社会发展所衍生的新型家庭共同生活体，保护此类共同体中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种类，我国婚姻法只涉及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回避性暴力和经济暴力，这不仅有悖于国际趋势，且不利于受害者人格尊严、性自主权的维护。笔者在此建议立法应予以补充。

（二）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前已述及“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受害者具有被动性的前提下，要受害者单方负担全部举证责任，无疑加大了受害者的负担，使其处在不利地位。

“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决定了证据规则不同于一般案件，特别是因家庭暴力而产生的民事赔偿，更应该倾向于受害者。”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举证规则，让施暴方也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以便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三）注重事前预防，引入民事保护令

我国婚姻法对于家庭暴力设定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但在施暴方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时，治安处罚条例的处罚力度尚不足以震慑施暴方，使受害者免受家庭暴力的继续侵害。

20世纪末期，英美法系国家创设民事保护令，以防止和制裁家庭暴力、保护受害者。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均已建立起相应的民事保护令救济制度。尽管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制定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在其第三章规定了人身保护措施，但在婚姻法中，民事保护令尚无明文规定，且《指南》针对仅是法院在判决离婚案件时使用民事保护令的情形，法律效力位阶低、保护范围有限。笔者认为我国可适当借鉴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引入民事保护令。当受害者遭遇较轻微或一般程度的家庭暴力，且受害者并不想因此提出离婚或提起诉讼时，可向法院申请启动通常或暂时保护令;在受害者遭遇家庭暴力的紧急危险时，亦可由司法机关启动紧急保护令。

通过设立家庭暴力事前预防和对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及时遏止的法律救济制度——民事保护令，才能现实消除家庭暴力对受害者的威胁和伤害，实现对受害者直接、有效保护。

（四）完善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机制

对于因家庭暴力给受害者身体、精神、性和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害，施暴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然而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方在因对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如果仅将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定在以离婚为前提的无过错方范围，无疑违背了民事侵权责任的相关原理。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侵权行为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为基础，而非以离婚为条件，受害者有无过错与其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关，而与施暴方免除损害赔偿无关。

考虑到基于夫妻身份而形成的共同财产关系，对于因家庭暴力产生的损害赔偿，可分为婚内损害赔偿和离婚损害赔偿。引入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的民事赔偿做出具体的规定，借鉴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避免婚内损害赔偿成为一纸空文。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仅包括无过错的受害者，还应包括有过错的受害者。

（五）明确部门职责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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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255-02

一、家庭暴力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

中国尚未有专门的家庭暴力法案，相关法规也未从立法上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有人认为，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即家庭成员之间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侵犯妇女人身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人格权）致使其肉体和精神造成一定程度损害的行为。其基本要件应是实行行为人必须是家庭成员，侵害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中的妇女，侵害的内容（客体）是妇女的人身权利，所实施的侵害行为具有性并足以使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家庭暴力须具备手段的残酷性、情节的恶劣性、后果的严重性、时间的连续性。家庭暴力既包括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又包括受治安条例处罚的违法行为，也包括民法调整的侵权行为。还有人给家庭暴力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并指出家庭暴力可按其危害程度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凡在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触犯刑律的犯罪，如杀人、伤害（重伤、一般伤害）、、虐待（情节恶劣的行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属重大暴力。凡在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其他行政法规的殴打、捆绑、禁闭、虐待、轻微伤害等，属一般暴力。

从上述法律规定和观点可以看出，国外的法律和学者主要是从家庭暴力的适用程度出发对家庭暴力的内涵作出的解释，而中国学者主要是对家庭暴力作出的概括性的解释。具体说，二者在界定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上有所不同。中国学者认为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共同生活之实，而不以有亲属关系为必要条件。

第一，家庭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说来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如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

第二，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身体权是家庭成员维护其身体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健康权是家庭成员维持其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不受生理和心理侵害的权利。生命权是以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自由权是家庭成员在法律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行动和思维，不受约束、控制或妨碍的权利。

第三，家庭暴力的实施者主观上须具有故意。由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家庭暴力仅以故意为条件。

第四，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应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段残酷、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重大暴力，触犯刑法的，应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一般的伤害行为，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构成民法上侵权行为要件的，还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二、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必要性、可行性

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1）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2）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3）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4）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

三、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中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工作。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四）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五）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1] 刘伯红.女性权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2] 巫昌祯，杨大文.防治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3] 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C]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北京:中国法

篇5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有许多国家制定了法律、政策防止并消除家庭中的暴力现象，特别是对妇女的暴力现象。但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国际术语，许多国家、学者对家庭暴力的理解却不尽一致，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其内涵加以系统的研究，并揭示其法律特征。

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国内外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主要法律规定和观点有：

1.新西兰

1995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全面处理家庭暴力的立法，即《家庭暴力法案》。该法案施行于1996年7月，同时废止了《1982年家庭保护法案》。新西兰1995家庭暴力法案第3条对家庭暴力的含义作出了一个包括身体、性和心理伤害的宽泛解释。有新西兰学者认为，由于“伤害”与“暴力”有争议性的不同内涵，该词语的采用可能会产生一些解释上的困难。而且，更有疑难的解释是“心理伤害”。立法为其提供了一些示例，但没有作出限制性的解释。因此，恐吓、骚扰、损害财产、威胁，以及对儿童来说，让儿童目睹伤害，都是潜在的心理伤害。还有其他例子可循，如勾引、不断地打电话、羞辱受害人，但对诸如忽视对方或拒绝同对方说话这种行为的忽略却是不能持肯定态度的。（注：Bill  Atkin:"Dealing  with  Family  Violence:Family  Law  in  New  Zealand  1995"in  Bainhamed.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1995,The  Netherlands,pp.386、385。）

旧法仅适用于缔结婚姻的夫妻，新法拓宽了其适用范围。1995家庭暴力法案第4条对“家庭关系”的新解释涵盖了伴侣、家庭成员、日常共居一室的人及关系密切的人。根据该法，同性恋伙伴是该法第2条解释的合法缔结婚姻关系的“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2.加拿大

加拿大学者Julien  D.Payne和Marilyn  A.Payne在其《加拿大家庭法入门》一书中专章介绍了加拿大的家庭暴力立法。加拿大刑法典和联邦离婚法等法律对家庭暴力问题作了一些规定，各省的法律也作了一些相关的规定，Saskatchewan在1994年还制定了《家庭暴力受害者法案》，但均未对家庭暴力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解释。该书作者将家庭暴力分为对老年人的伤害、配偶伤害和对儿童的伤害，并分别作了一些阐释。他们认为，对老年人的伤害虽然存在于包括制度照顾的情形，但也常常包括晚辈家庭成员，经常是子女或孙子女对老年人的伤害。对老年人最普遍的伤害是经济伤害，常与此相伴的还有情感伤害。配偶伤害严格说来限于缔结婚姻关系的人，但也经常用来指已离婚的配偶或按普通法关系生活的人之间的行为。配偶伤害包括对身体、性、心理或情感的压制。配偶伤害呈各种形式，但均包含对配偶、已离婚配偶或普通法配偶予以控制或对其不适当地行使武力。它常常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段持续时间内发生的故意的行为过程。对儿童的伤害可以包含身体、性或情感压制，也包括经济上的剥夺，如不提供足够的食物、衣服、住房或医疗照顾。

3.英国

英国《1996家庭法法案》在第四部分家庭住宅和家庭暴力中，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发生的家庭暴力提供了家庭法救济，但没有对家庭暴力的含义作出解释。有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有许多表现形式。它不但包括对身体的攻击，还包括对心理和情感的骚扰或折磨，以及纠缠、唠叨、打骚扰电话、恐吓。”她还认为，“家庭暴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不仅发生于配偶和同居者之间，还发生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注：Kate  Standley:Family  Law,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71.）

4.我国一些学者的观点

我国尚未有专门的家庭暴力法案，相关法规也未从立法上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有人认为，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即家庭成员之间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侵犯妇女人身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人格权）致使其肉体和精神造成一定程度损害的行为。其基本要件应是实行行为人必须是家庭成员，侵害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中的妇女，侵害的内容（客体）是妇女的人身权利，所实施的侵害行为具有性并足以使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家庭暴力须具备手段的残酷性、情节的恶劣性、后果的严重性、时间的连续性、动机的报复性。家庭暴力既包括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又包括受治安条例处罚的违法行为，也包括民法调整的侵权行为。（注：参见郑肇芳：《反对在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与夫权主义》，载马原主编《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93-94页。）

还有人给家庭暴力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并指出家庭暴力可按其危害程度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凡在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触犯刑律的犯罪，如杀人、伤害（重伤、一般伤害）、、虐待（情节恶劣的行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属重大暴力。凡在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其他行政法规的殴打、捆绑、禁闭、虐待、轻微伤害等，属一般暴力。（注：吴妙华：《论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与防范对策》，载马原主编《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11-112页。）

从上述法律规定和观点可以看出，国外的法律和学者主要是从家庭暴力的适用程度出发对家庭暴力的内涵作出的解释，而我国学者主要是对家庭暴力作出的概括性的解释。但二者均反映了家庭暴力的两个值得研究重要问题。

一是，上述法律规定和观点均界定了家庭暴力的主体，但在范围上有所不同。我国学者增认为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即家庭暴力的侵害者与被侵害者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成员。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共同生活之实，而不以有亲属关系为必要条件。由于其对实际共同生活的重视，其界定的两性关系的范围远比我国学者的宽泛。不仅包括婚姻关系，还包括同居关系，不仅包括异性婚，还包括同性婚，不仅包括现在的两性关系，还包括曾经有过的两性关系。除我们所指的家庭成员外，新西兰还规定包括日常共居一室的人及关系密切的人。英国1996家庭法案虽然规定的两性关系的范围很宽泛，但未能为配偶和同居者之外的家庭成员提供家庭救济，使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其他家庭成员得不到家庭法的保护，这是不可取的，这在该法颁布之前在英国国内就已经受到了批评。（注：Refer  to  Kate  Standley:Family  Law,Macmillan  Press  Ltd.,1997,73.）不管怎样，从总体来看，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比我国学者的观点宽泛，注重的是有无共同生活之实，而是否有亲属关系则是其次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也符合西方国家民族的观点和文化，但把曾经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人，如前配偶、前同居者作为家庭暴力的主体，却无必要。新西兰甚至把同性恋者也纳入家庭暴力的主体，该国有学者认为这项规定表明家庭法吸纳了1993人权立法的变化。（注：Bill  Atkin:"Dealing  with  Family  Violence:Family  Law  in  New  Zealand  1995"in  Bainhamed.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1995,The  Netherlands,pp.386、385。）但笔者认为，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有很强的民族性，外国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宽泛规定是不适合我国人民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家庭暴力主要是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暴力，但也不排除女性对男性的施暴；主要是配偶之间发生的暴力，但也不排除父母子女等其他亲属之间发生的暴力。

其次，上述法律规定和观点均不同程度地阐释了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外国法的规定和观点包括对身体、性、心理或情感的伤害。综合我国学者的观点，基本可以将其归纳为身体、性和精神。“心理”、“情感”、“精神”，虽然用语不同，但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此，可以说中外在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上基本达成了一致。这也符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2条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理解所指出的“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虽然中外学者在家庭暴力侵害的具体对象的外延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但是，这里还涉及如何界定其内涵的问题，特别是对“心理、精神”或“情感”的界定。笔者认为，由于心理伤害、精神伤害或者情感伤害不如身体伤害和性伤害那么客观、那么容易认定，因此对其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如上所述，新西兰1995家庭暴力法案未对“心理伤害”作限制性的解释，因此，引伸出恐吓、骚扰、威胁、勾引、不断地打电话、羞辱受害人，甚至损害财产等都是心理伤害的例子。正如新西兰学者Bill  Atkin所指出的：“像这样阐释家庭暴力的含义，国会可能会招致某些行为事实上不符合其含义的争论，特别是当原告是心理疾病患者时。对心理伤害的解释可能会更易于被告提起反诉。令人担心的是新的制度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争议。”（注：Bill  Atkin:"Dealing  with  Family  Violence:Family  Law  in  New  Zealand  1995"in  Bainhamed.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Law  1995,The  Netherlands,pp.386、385。）笔者认为，如果像新西兰法那样对“心理伤害”不作限制性的解释，从而把恐吓、骚扰等认定为心理伤害，或者像英国学者那样把“纠缠、唠叨、打骚扰电话”认定为家庭暴力的形式，那么，恐怕没有“暴力”的家庭就不太多了吧？笔者认为，如果对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身体、性，特别是精神或心理的伤害作扩大化的解释，就会产生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就会影响婚姻家庭的稳定，带来负的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家庭成员之间动手打人的行为，甚至语言上、态度上的不恭视为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家庭暴力片面地理解为均“须具备手段的残酷性、情节的恶劣性、后果的严重性、时间的连续性、动机的报复性”。如果这样，就会使家庭成员间发生的轻微的殴打伤害等行为得不到法律的禁止和保护。因此，笔者赞同可按家庭暴力的危害程度将其划分为重大暴力和一般暴力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在概括其内涵时，外国法使用的“伤害”一词，比我国学者所使用的“行为”更科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对家庭暴力作如下定义：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侵害对方身体、性、和精神的伤害行为。家庭暴力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家庭暴力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说来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如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