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核心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传统文化的核心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前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灵魂，可以引领社会的发展，凝聚社会之间的共识，决定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轨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因此，在倡导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就要不断的汲取营养，提高影响力与创造力。

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上的振兴，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实现这样价值目标的重要力量源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提供了思想以及文化上的资源，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所共同坚守的理性信念。对于民族与国家来说，只有达成了相应的认识才能形成有效的合理，从而实现万众一心，促进我国的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目标。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就要将56个民族集中在一起，这样才能演变成为我国的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理想与信念。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所凝聚成的民族精神以及理想信念可以促进我国实现持续的发展，就今天来说，依然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一）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之间的团结

对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之间的团结来说，是保证社会和谐以及国家富强的基础，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就我国民族来说，分裂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国家的分裂是短暂的，民族上的团结与统一则是长期的。在我国古代出现了如同汉代、唐朝以及明清等人口多、地域辽阔的帝国，在全球的许多地方中还是相对较少的[1]。从实际上来说，世界上的各个地区中，大部分的时间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但是都不能不把原因归结到文化上。在文化上的影响下，可以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在孔子所著的《春秋》中，维护周天子的巩固地位，反对混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主张“定于一”。尤其是对于“独尊儒术”来说，对达到思想上的统一，促进国家大一统则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样也就使得儒家文化逐渐演变成为了我国文化中的主体。孔子的这一思想刚好满足了当时的国情以及民意，所以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上的认同。中华民族也正是保持了长久的统一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同，人们也自觉的借助这种思想来抵制分裂，从而维护好了整个社会的发展[2]。

（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是在特殊的地理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过程，通过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与磨合，达到了系统化与规范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蕴含着这一情感与智慧，极大的促进了民族的发展，根植与中华儿女的思想与意识等方面，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所以也就使得其具备了极强的民族性。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影响下，使得我国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一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华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是其他民族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中华民族也正是借助这一优势奠定了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就现代来说，中华文化再次彰显了它的优势，并促使了广大中华儿女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3]。

二、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智力上的支持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历了百年耻辱后，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励志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以及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而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环节。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没有促进工业革命的首先发展，但是却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适应性，可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实现现代化[4]。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挑战的影响下，其适应能力得到了提高。就今天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的真理，尤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来说，其中所包含的现代元素不仅可以适应好现代文明，同时还可以反思好西方价值观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汇总所存在着的弊端，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一）传统文化可以满足现代化的挑战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在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中，主要是从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可以看做是外来的全新事物。面对社会的不断转型，一些传统社会开始陷入到了长期的混战中，因此，在面对这种挑战的影响下，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促进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海外华人在欧美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甚至还主导了当地的经济活动。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以促进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因素[5]。

（二）可以为反思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在进行西方现代化反思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放在了东方，并发现了中华文化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弊病中有价值的东西。且对于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来说，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给世界的发展产生出了相应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华文化来说，这种价值观恰恰可以转变成为对现代化危机进行反思的重要思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包含了众多的和谐因素，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就要求人们之间要与相互尊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普遍比较热爱和平，其中所蕴含着大量的和谐因素，所以也就可以有效的构建出一个和谐的世界[6]。

三、为人们提供了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其中有许多的标准就是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快速发展的基因，并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中，深入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化理论体系是源远流长的，通过对天、地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样也就可以有效地评判好人们行为的非曲直，及时纠正好不良的行为，实现稳定与持久的发展。

（一）规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中华文化中，注重血缘与亲情上的关系，因此，也就比较注重祖先与子嗣方面，通过对已逝的亲人进行追忆与几年，可以实现亲族上的联络，增强血缘上与文化上的认同。其次，在中华文化中还要求要做到以礼待人，尊重好他人，遵守礼仪。对于这些规范来说，可以实现协调人际关系的目标[7]。

（二）形成良好的统治秩序

想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仅要具备忠君与以德治国的思想，同时还要具备反对杀戮的思想。在孔子的理念之中，一直认为要实现“为政以德”，也就是说，要坚持运用好道德的力量来提高人们的信服程度，只有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就“仁”这一思想来说，其实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要求人要具备“仁爱”之心，统治者则要具备“仁政”[8]。

四、传统文化与理论上的结合

想要培养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坚持以为指导。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且对于文化的自我更新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逐渐演变成为了自己的体系。尤其是在近代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自我更新的历程不断被打破，为了满足时展的需求，就要及时吸进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以此来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9]。一般来说，内因直接决定着外因，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成分决定了可以快速吸收什么东西。因此，在文化的更新中，原有的部分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在传入到中国后，以极快的速度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成就。正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与理论之间具有了想通性，所以也就使得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指导的位置，在与我国传统文化结合后，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0]。

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出发的，并且不断的吸取营养，这是由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凝聚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在长期的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可以经受住时间与实践的考验，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就要不断吸取其中的精华，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杨雨晗.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J].教育教学论坛，2013，（52）：142-142

[2] 欧阳军喜.崔春雪.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山东社会科学，2013，（03）：11-15

[3] 黄钊.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亲密关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31）：1-5

[4] 祁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研究[J].学理论，2015，（07）：189-190

[5] 肖季文.欧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文史杂志，2012，（03）：4-6

[6] 刁生虎.王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评[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15，（28）：88-93

[7] 刘晓欣.高翔.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耦合关系研究的综述[J].中国民族博览，2015，（18）：13-14

篇2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篇3

通识教育是当前高校实施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方式，在物质主义、 功利色彩浓郁的社会大环境中，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引导学生回归对健全人格的有效探索。在对健全人格的探寻中，我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有着共同的人本追求；在实践中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应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审美情趣，塑造健全的人格。为此，笔者在日常教学中进行了必要的探索实践。

一、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势在必行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高职教育，如今已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高职院校基于“教、学、做”一体，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然而，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高职院校片面强调专业教育使人才培养出现了“工具化”“技能化”的功利主义倾向，高职学生大国工匠精神缺乏、人文素养低下、自身可持续发展严重受限已成不争的事实，社会进步及学生自身全面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将学生培养为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的具有健全人格的完整之人。

源于西方的通识教育，其中文意思应是“通古今之变、识天人之际”。它是一种全面、均衡、通达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正好迎合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新需求，无形中成为高职院校矫正“工作机器人”培养模式缺陷的有效途径。广东省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在其教育体系中融入通识教育已初显成效，国内多数高职院校竞相引入通识教育理念、构建特色通识教育体系，通识教育目前正成为挽救高职院校过分功利化倾向的有效良方。因此在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势在必行。

二、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通识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及作用

（一）高职通识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引入

高职通识教育是以人为本的“全人发展”教育理念，它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具有完善人格和自我发展潜力的社会职业人。融入通识教育理念的新型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既要会做人，能做事，善于独立思考，又要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及贯通不同学科的知识迁移潜能。高职院校要实现“全人发展”理念，矫正“专业化机器人”的功利化人才培养缺陷，必须全方位提升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在高职人文素质类课程中，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和超越，注重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对实现学生价值观及完善人格重塑作用首屈一指，在中国社会立身做事时时处处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在高职通识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及祖先在世代生活的土地上创造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综合体，它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及广博深邃的精神财富。注重伦理性、生命力顽强、民族地域性鲜明、博大精深的特征使其独具特色，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屹立千年而生生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传统文化课程依托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敬畏自然等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引导学生自主提升自身道德情操，养成良好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素养，学会与他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引导学生研习诸子百家修身之道，培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使学生领悟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道德观念，主动探寻自己的文化之根，成为理想远大、道德修养兼备的儒雅之人。学习传统文化，躬身力行为人处世之道，引导学生树立“做事先做人”的处世准则，为学生未来步入职场及终生职业生涯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就课程性质本身而言，传统文化属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本课程通过全方位教学活动的开展，旨在促进消除文理学科的隔阂，拓展完善高职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学生文化知识从而促进其人文素质的提升，实现高职院校科学素质与人文素养兼备的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习得显然是其关键性环节，高职大学生只有潜心理解并领悟传统文化知识精髓，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将其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因此，建立灵活有效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是高职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最关键、最重要的教学保障。

就课程定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伦理”即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它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旨在于唤醒高职学生 “做人重于做事”的自觉意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升华其人文精神的基础性课程。在整个高职通识课程体系中，能够发挥高职院校通识教育“重塑学生个人价值观，重构其健全人格”核心作用的课程，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优势得天独厚，它理应成为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

在高职院校全方位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普及学生传统文化常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准，重塑学生儒雅气质。在对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审美能力会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在对丰富传统文化知识的研习中，学生的感情、意志、品行也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助推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将帮助高职学生重塑完善自我，重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时至今日，对社会进步及个人发展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高职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以批判继承的方式，汲取传统文化精髓为己所用，丰富精神自我，升华自身言行，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解决现实问题，以理性务实态度传承文化，对开启高职生职场生涯及自身可持续发展必⒉生深远的科学指导性意义。

三、中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职通识教育的实践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高职通识教育，应采用整体规划逐渐融入的模式，高职院校要依据学校性质、生源状况及人才培养方案等因素，采取富有自身特色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激发学生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探寻文化之根的动机，鼓励学生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激情，采取丰富灵活的多种途径，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在日常教学中笔者进行了如下探索实践：

（一）构建显型教学与隐型教学结合的传统文化教学新模式

“显型教学”即日常课堂教学。“隐型教学”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觉自主学习传统文化的多元理论及实践学习形式。以隐型教学补充并促进完善显型教学。隐型教学理念促使学生搜寻并反思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现象，显型课堂教学则以学生阐释传统文化现象为开端展开教学活动，在师生互动中营造拓展性传统文化学习氛围，用现代视角学习传承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教学突破“故纸”堆，鼓励学生表达文化自我。构建“教师擅启发，学生爱（传统）文化，学院育全才”的复合型传统文化教学新模式。

（二）开展传统文化课题研究

笔者参加了“以传统文化教育促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课题研究。立项阶段，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等途径充分调研学生对传统文化经典知识的认知程度和诵读情况，深入专业系部调查研究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就业方向以及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具体要求，以此为据确定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课题实践阶段，组建学生国学社团开展了蒙学诵读、校园辩论赛、戏剧表演等活动，通过系部选拔开展了院级“国学知识竞赛”“经典诗文诵读”等活动，系列性实践活动的开展点燃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激情，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题结题阶段，文化化人的效果初步显现，学生行为规范意识逐步树立，学生日常管理压力减轻，用人单位对学院实习学生及毕业生的人文素质评价有所改观。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优势，营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特色校园人文环境，能够对高职大学生的身心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化育作用，教师学生可以共享和谐优雅的教学学习环境。首先需加强校园基础设施的配置，增加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容量，应侧重于人文社科及传统文化类书籍的收藏，重视并凸显校园人文景点、文化长廊建设。其次要健全校园文化管理机制，贯彻落实学院“尚德、守则、强能、笃行”的校风，培养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实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三）继承传统礼仪文化，塑造良好个人形象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过程，它是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通过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基本常识的讲授，使学生了解不同情境的礼仪规范，掌握传统礼仪在生活及职场中的现代表现形式，创新性规范自己的衣食住行及接人待物方面的行为规范，在言行举止中展现人格魅力，塑造新时代高职大学生的良好个人形象，为就业及自我发展创造机遇。

四、结语

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需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在通识教育体系中将传统文化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健全学生人格，为学生终身自我发展服务，为高职通识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认真研究，下足工夫，就一定能闯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高职院校通识教育之路。

参考文献

[1] 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96.

[2]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2000-1-17.

篇4

1.1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都必须要扎根于本国传统文化中，只有这样可以始终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有深刻文化基础的，并且也具有必然的现实基础，而这个深刻的文化基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是鼓舞民族精神的重要动力，并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我国文化体系的主体，就离不开传统文化做基础[1]。

1.2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正是基于这种传承性特点才决定了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源泉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它所提及到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的反应力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例如十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有明显体现，这就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之间是具有传承性关系的，两者是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的，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必须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2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策

价值观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来说，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2.1重视德化教育

大学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方法是否得当会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市场化经济繁荣发展的今天，很多大学对于人才的培养过于注重实用性，把培育的重点放在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上，而忽视了学生意识层面的塑造和完善，这就需要高校在把握传统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切实加强道德教化功能，进一步增加大学课堂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比重，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丰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2]。

2.2重视课堂教学的渗透作用

大学阶段的学生思想意识上具有较为独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在对新的文化意识进行接受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首先，合理选择教育内容，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多个层次和内容，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选取精华，以那些具有积极、乐观、向上的文化精髓为主，实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完美融合；其次，合理安排教学课程。要改变传统的轻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增加和传统文化相关的新课程，并增加教学时数，形成一个新的课程体系，在各个课程的安排上科学合理。同时也可以定期的举办关于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3从实践中强化意识教育

篇5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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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89-0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凝聚着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智慧，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应该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源头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升华与创新，这决定了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一、社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

党的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延续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三个层面都可以找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1]。

（一）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传统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体现为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应的渊源。首先，国家富强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追求。《管子・形势解》就有记载：“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韩非子・和氏》也有“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其次，民主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古代民本思想都强调对人民的重视和君权的约束。再次，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开化的表现。《礼记》的“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管子・牧民》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所阐释的就是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对精神文明的更高追求。最后，和谐是对良好人际和社会关系的描述，同样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思想一脉相承。“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古代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经典理论。从《易经》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强调，到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再到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遵循，以至逐步推及发展到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上的“人和”的“大同”社会，如《礼记・礼运》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和谐”理想社会的向往，都能看到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丰富的传统文化渊源。

（二）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传统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体现为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追求，同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追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自由的理解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相对自由而形成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都强调自由的相对性。传统文化对“平等”“公正”等同样重视，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等传统思想。而“法治”的基因，则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家更是将法治推崇备至，如韩非子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等思想。

（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传统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体现为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追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战国策・西周策》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的记载，《汉书・司马迁传》“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日知录・正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有相关论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敬业，是中国自古以来人之为人的行为标准，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等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诚信，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道德标准，《周易》“人之所助者，信也”；《礼记》“不宝金玉，而忠信为宝”，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十分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友善，同样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体现，如孟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理念，都是古圣贤们对“善”最精辟的概括[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困境

当前，我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是重大的理论课题，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从目前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际情况看，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在培育内容上，重知识轻实践

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容来看，主要存在着重知识灌输、轻实践领会的倾向。

一是从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学习情况看，存在重识记、轻理解的现象。目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学习，主要是通过校内张贴海报、校园媒体进行宣传等途径实现，大多仍停留在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的应知层面，而未能深化对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核心价值观深刻内涵的认识，没有领悟到每个核心价值观都具有的深厚传统文化根基，更未能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与共识。这种重知识、轻理解的倾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是从核心价值观相关课程教学情况看，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目前高校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相关思想政治课程、辅导报告等，或以理论灌输、或以热点剖析等方式进行，往往停留在从知识到知识的灌输层面，而忽略了与实践的结合，忽略了从应知到应会的转化，导致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理解较为肤浅，从根本上还谈不上能将这种价值理念转化为他们作为一代新人应有的基本信念的问题。

（二）在培育方法上，重形式轻实效

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法上看，不否认，各高校在实际形式上确也不断推陈出新，但在实际上却逃离不了重形式、轻实效的老路。

一是主题教育活动时政色彩鲜明，吸引力不足。部分主题教育活动高扬主旋律，在活动主题或组织实施中均明确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且发文要求举办类似“五四”讲话学习、“两会”精神学习的主题活动。但在实际上却忽视了当代大学生较多关注个人成长，很少关心时政主题的问题，导致活动效果不理想。

二是形势政策课、党课团课学习虽然规范，但不少主讲者却难以充分讲授核心价值观内容。形势政策课是大学第一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承担课程的大多是青年教师或辅导员，因而讲解理论热点所需内容受自身理论水平限制难以深入，何况一些高校还将此改为学生发展和就业指导课，所以在实际上难以传授给大学生足够的传统文化及核心价值观内容。因此，部分青年者的培养质量有待提高。严格说来，应首先提高讲授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解读水平。

三是校园文化活动受众有限，难以以点带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校园文化活动已遍地开花，这是值得倡导的。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活动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聚焦个人层面的活动较多，关注社会、国家层面的较少。另一方面，校园文化活动的吸引力有限，舞台上所展现的往往是多才多艺者或活动积极分子，而那些专注于专业学习、忙于勤工助学或沉迷于个人爱好的学生参与有限，因此活动很难以点带面，往往停留于营造氛围层面。

四是校园新媒体强调“班班有阵地”以持久宣传核心价值观，但在实际上，收效并不可观。近年来，QQ群、微博、微信等平台从学校、学院层面走进班级、支部，然而大多数QQ群仅成为学生日常事务和交流的平台，微博日渐式微，加上原本开拓价值观宣教的微信平台，由于较难做到每天优质文章而逐渐受到冷落。

（三）在培育体系上，缺乏系统支持

从培育体系来看，目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存在着多头并进、交叉教育现象，难以形成合力。究其原因，一是以核心价值观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两课”教育与现实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节，存在过于强调课堂教学与学分的现象，同时在管理体系、考核手段等方面普遍存在脱节的现象。二是学校内部工作机制与整合力度不够，如组织部门、学生会、社团等部门之间缺乏统一管理，各自为政，常常因为片面注重活动形式而忽略活动效果，从而出现诸多重复工作而影响教育效果。

三、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

针对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探索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力争使教育过程覆盖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增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健全培育体系，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效结合

第一课堂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渠道。要找准结合点，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人文社科类课程、选修课程中的传统文化课程、心理适应和求职就业课程等四类课程的教育针对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对学生进行国情、国史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3]。要搭建和扩展好第一课堂的教学平台和覆盖半径，举办各类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讲座、报告会，加强品牌建设。还要优化学生学习状态，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加强“教”与“学”的良性互动，鼓励晨读小组、兴趣小组以及读书会等课外学习活动。

第二课堂的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应与第一课堂的教学目标紧密结合。效仿高校素质教育学分的形式对第二课堂加以规范，让其成为有效补充第一课堂的育人阵地。校园文化具有渗透性强、影响面广、吸引力佳的特点，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思想认识和道德情操。还应注重多措并举，这主要包括：氛围营造默化人，建设“尚新、尚业、博雅、博爱”的优良学风、班风；文化体验扬主流，鼓励学生亲身参与文化作品的鉴赏与创作，将人文知识内化为自身修养；社团活动凝特色，通过经典作品诵读、汉字听写竞赛、人文风采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砺品格，以社会调研、国情体验、志愿服务、实习见习等为载体，使学生在承习优秀民族品性的同时服务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创新培育模式，提高培育工作的吸引力

一是加强仪式教育。在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可让人们有所依托，可唤醒参与者心中的美好情感，是参与者力量的源泉。因此，应当结合传统节日举行有专业特色的纪念活动，以此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是加强寝室文化建设。大学生每天在寝室的时间超过1/3，积极建设学生生活园区有助于良好品行塑造、优秀习惯养成。可通过设置楼栋文化墙，设立生活服务、今日历史、名言警句等栏目，丰富学生精神世界。通过评比“书香寝室”、记录“楼层周记”等活动，营造勤学善思、和谐友爱的寝室氛围。

三是加强新媒体手段的运用。通过QQ群、微信朋友圈、微课堂等方式传播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新闻、文化活动，加强开放式主题教育，打破学院和班级的壁垒，引入全员育人机制，形成全校交流与教育的良好模式。

（三）注重培育效果，强化价值观培育与个人成长的实效性

聚焦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在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学生资助、心理健康工作中，融入传统文化的人文因子，采用人文关怀、因材施教的方法，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要答疑释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成才观，帮助他们实现个人职业理想与国家发展需要的统一。学生资助工作既要经济援助，也要思想援助，因而应加强爱国主x、自立自强、感恩诚信等教育，辅之以心理健康教育，以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贯彻分层培养理念，开展“讲人文、读经典、创佳作、历实践”培养活动。横向上针对大一到大四的4个年级，纵向上针对青年者骨干、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团员青年等，制订要求不同的培养手册，量化指标体系和具体要求，开展分层分类培养。

综上所述，只有不断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通过全员、全方位、全流程的培育过程，创新培育形式、健全培育体系，才能真正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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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08-02

以往，传统文化传播依托传统媒体，随着媒介的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迅速转化。新旧媒体融合使传统文化扩大了传播效果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转化平台和载体，以及新的途径和方式。所谓“媒介融合”，是指“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1]。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新旧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传播内容融合和传播方式融合。

一、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融合

传播内容融合是指将不同形态传播内容如报刊、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的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等形式的内容加以数字化整合，形成跨平台、跨媒体的使用和传播，利用数字化终端，生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内容融合产品。对于将传统文化由传统媒体传播转向媒介融合并加以传播，同志曾要求“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例如文物、古籍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融合与转化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新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中必然要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新的整合、选择、开发、规制，以便于符合传播发展的新趋势。内容融合，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能够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时如虎添翼，使得其在传播中更好地展现传统的民族性和原创性以及时代的延展性和创新性，也能够更好地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融合

首先，内容融合的目的是实现不同媒介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结合，报纸、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可以以一种“多媒体编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资源共享、传输融合”的方式是当前媒介融合的最大显性表现，将传统文化的资源应用在各种传播媒介，是其弘扬光大、传播传承的最新方式;其次，传播平台在一个大平台上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得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在平台整合基础上最终以网络为主要平台以数字化大容量、高速度、高清晰、综合性、广受众的方式得以进行。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将会与时俱进，兼具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优点，“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2]，掌握媒介融合传播方式的新特点、新优势给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二、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的规制挑战

在我国媒介融合刚刚起步而又迅速发展的阶段，迫切需要对于融合中的各种媒介进行选择与使用，以达成传统文化内容的有序、规范、高效、深入传播。但是在传统文化内容的多种媒介传播中，已经造成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现象与本质等对立的传统文化的分化边界被消除，“传媒所产生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3]，这种超现实会给传播内容的受众教化功能的效果造成“双刃剑”的影响和后果。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核心内容，体现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实现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效果评价与传播功能的最大、最佳化，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根”与“魂”，“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2]。传播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决定于媒介融合的选择与控制，而选择与控制取决于传播的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规制给新旧媒体的选择与控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实现“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的融合与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内容传播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

数字化技术发展使得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媒介融合正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拓展与模糊传播边界、细分和扩大受众。这种技术发展与挑战要求传播者具备高度的传媒素养;也要求受众在接受传统文化传播中需要不断随着技术的发展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尤其是IT技术。随着“知沟”的扩大，不同受众的认知能力与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传播提出技术挑战;同时，媒介融合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具有技术先导性，随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极大推动传统文化传播的同时，由于新旧媒体的各自特点与优势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异化”的问题，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融合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过度依赖，所构成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4]。这种面对新技术的“主体性”缺失的“异化”会给传统文化的受众的辨别能力、接受能力和传播效果的广度与深度带来不利影响。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

（一）应对传播内容规制的挑战，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媒介融合对于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播传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传统文化传播的媒介融合中，最重要的是内容融合，传播内容的开发发掘作为新媒体产业的核心与支柱，要求在媒介融合中遵循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为王”的管控规制原则与发展规制原则，这是传统媒体传播中的“基石”，也是新媒体传播中的“铁律”。

首先，“创造性转化”就是把以往的媒介形式的传统文化内容“创造转化”为新媒体文化，使传统文化内容具备新媒体文化传播的特点，尤其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优势，这就要求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挖掘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并利用媒介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载体、内容转化，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管控”规制要求对于媒介融合做出政策调整，对于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来说就是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传播中都使其不脱离民族属性和传承性，具备民族特色的传统性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因此，在管控规制原则中，要求我们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后，既要坚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原创性，获取原始的第一手的文化资源，保持传统文化转化内容的独特性，转化为不同受众的独特个性化的文化资源;又要保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实用性，体现转化内容的特色与深度;还要有的放矢，具备可信度，吸引受众，拓展转化内容广度。

其次，“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功能通过新旧媒体融合向着正面的因素即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正能量”的传播提供支持。“发展”规制要求既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提供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又使其发展遵循新媒体内在的规律，最大程度地实现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有机融合、发掘开发与传承创新。因此，在发展规制原则中，要以传统媒体传播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核心价值与内容基体，又要以新媒体的创新创意为激活要素，推陈出新，增强感染力、丰富和创新传统文化内容的表现与存在形式;同时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容与平台的创新性和先进性，使传统文化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部分，顺应时展与创新的趋势。

在媒介融合中，通过管控规制和发展规制，传统文化在媒介融合的传播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于传统文化传播的管控规制求得规范与有序，以发展规制求得繁荣与丰富，从而使得传播传统文化在与媒介融合的政策规制的调整创新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应对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推进“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传播”

数字化是应对媒介融合中的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必然方向，数字技术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利器，也促成传统文化的传播新模式。新媒体的大传输量、高速率、移动性的特点，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形成基于多种媒介整合的“立体式”、“集成式”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功能传播，例如实现报刊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电子出版;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媒体的产生，形成卫星电视以及IPTV。数字化技术完全颠覆以往的单向性的传输技术，转而以融合的媒体实现自身的技术转型，走出技术困境，实现传统媒体利用新技术的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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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虚怀有容，其中包含的仁义忠恕、刚毅有为、博文明允、明道济世的人格理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矛盾观，贵和尚中的处世观、智识通变的发展观无不体现着宽厚仁和的气度，济世明理的责任，厚德载物的胸怀，奋发向上的担当，自强不息的毅力。中国儒释道经典作品是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经典的阐释和学习无疑可以帮助国人维系文化认同、坚守文化自觉，提高道德境界，完善人格修养。

形成坚韧意志。刚毅有为、百折不挠的执着毅力中华民族生而有之，《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也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不体现抱定宗旨、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百折不系募嵋闳瘸溃磺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呈现了挫败面前不屈不挠、义无反顾的豪迈情怀。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时时处处可见志存高远、矢志不渝的形象和训诫，势必对读者坚韧意志的形成起到濡化和引领的作用。

增强理性思辨。中国传统文化中彰显出的智慧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以先秦为例，譬如儒家崇尚理性，道家崇尚思辨，墨家注重探究，名家注重逻辑。

道家思想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辩证思辨、逆向批判赋予我国古典哲学以理性思辨色彩。老子“道法自然”、“虚静无为”等思想以清醒的理性态度参悟自然、了悟人生，思想中充满了自然而为的气度和朴素而不失智慧的思辨理性。

墨家学派注重对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观察与探究，不仅观照自然万物，而且对生活中的技艺和现象也卓有研究，在数学、力学、光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都有建树。

名家思想有鲜明的逻辑学倾向，注重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划分概念类别，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研究，具有思辨哲学特征。

培养博雅精神。在中国古代，通常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自古以来，我国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广博学识、通融识见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通达之人。《易经》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淮南子》有“通智德而不劳”，《中庸》指出学人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衡》有“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博览古今为通人”，“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的训诫。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博”“雅”并举是较为完善的人生境界。“博”指向外，是不断拓展，通自然人为，晓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雅”指向内，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养身心，塑造高雅品格。

阐释尺度

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应把握好历史、现代和辩证尺度。

历史尺度。对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和阐释不应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以免引起以讹传讹的误读误解，正确的态度是以史为据，认真研读原典，从历史和思想渊源着手，运用中、西阐释学方法，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对文化原点做深入细致地思考和研讨。譬如，通过深入研读四书五经，把握儒家的思想智慧，并遵循历史脉络考察儒学的兴起、两汉儒学独尊、宋明儒学复兴、现代新儒家，以纵横交错的时空维度衡量和解读原典。

现代尺度。中国传统思想和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譬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充满哲理，饱含智慧，能够为个人和群体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当前，解读传统文化经典应引入全球化视角，做现代性解析，做到以古鉴今，推陈出新。

辩证尺度。由于时代的差距和历史的局限性，传统文化经典中难免出现一些陈旧过时、不合当代时宜的思想和观念，这就要求我们保有正确态度，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应革除流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去粗取精，结合当前语境，结合时代特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解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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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宿迁是苏北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徐州都市圈和东陇海产业带的重要节点城市。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商住区位于宿迁工业园区东部，基地北起清水河，南到徐淮公路，西起通湖大道，东到为民河，规划面积为3.8km2。 苏州壹号住宅小区位于苏州宿迁工业园，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基地北向青海湖西路，东临为民河、西侧为东海路、南邻独墅湖路。地块占地面积11.6242公顷。基地内无保留建筑，地势平坦，适合建造。包括18高层住宅、12层高层住宅，6～7多层，低层住宅、配套公建、地下车库。规划总用地面积116242m2，规划总建筑面积241317.80 m2，其中地上部分200736.89 m2，地下部分40580.91 m2。

2设计目标

苏州壹号住宅小区位于苏州宿迁工业园主要干道之一的青海湖西路南侧，是整个工业园区商住区的东大门之一。基地东侧是商住区的规划边界为民河，沿河景观优美。水是宿迁最突出的自然资源，也是宿迁历史变迁的重要载体，形成了宿迁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苏州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代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在结合两个城市水文化的技术上，为了能带动整个板块的开发和提升城市形象，本案规划力图创造环境优美，品质高雅和生态节能的住宅小区，同时沿袭两地文化底蕴作为设计目标。

3设计理念

康辉・K州壹号，项目设计本着以苏州特色为基准点，结合宿迁民风，力图在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商住区，营造成园中小苏州的风情。文人墨客们的诗词书画也见证了苏州城的钟灵毓秀的自然风貌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设计认为沿袭并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将成为创造本项目开发特色的内涵保障。本项目在设计中探讨一种新的居住建筑空间组合模式，希望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代表自然精神的生活追求。

3.1水墨画意境

水墨画的意境多从画有诗味，诗境的角度来赏析，这种与中国人审美角度吻合的意境和语言特色，奠定了中国人的意境美感的基础。在小区整体精神上以水墨画意境来表达，能增加居住者对小区的认同感。建筑高低错落，前后交叠，便如同一幅水墨浸晕开来的层层叠叠的水墨画。

3.2园林化的空间组织

中国的古典园林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其布局自由，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

苏州城的园林艺术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因此在本设计中，设计抛开通常规划设计的以建筑布局为主，环境设计为从的概念，直接由环境创造入手，将环境的脉络线索贯穿于建筑布局中，并通过高低错落及步移景异的手法体现中国园林的精髓。

3.3注重邻里交流场所的塑造

居住空间有着较强的私密性，设计努力消除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对立，这可以通过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相互交融得以实现。刻板的规划将其对立起来，形成了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居住状态，人们对公共环境的毫不关心，也导致了邻里的紧张和漠然。事实上，适当的空间处理手法可以使人们乐于将他们的影响延伸到公共空间之中，由此可以大大提高公共空间的环境和人文质量。

3.4重现传统建筑空间特色

街巷-是一种步行尺度的空间，它浓缩了市井生活的千姿百态，不仅包容着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朝夕相处，还使他们对家园产生形象共识和集体记忆。它不是一种静态的场景，而是一种空间的连续。家长里短，倚着阳台与对街的邻居聊上几句，或是冲着楼上长窗内的朋友吆喝一声，用最原始的方式传递信息，其间充满着生活的艺术和记忆的片断。

依据传统街巷的特征，在本项目中街巷体系是不规则的，没有明显的轴线，在巷道的转折和连接处通常会形成放大的节点，这些节点又成为街坊居民聚集活动的中心。街巷立面在多样变化中体现出统一，街巷空间的宽窄变化则呈现出一种有张有弛的节奏。

院落-中国人传统居住生活是以交流与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注重邻里交往和家庭交流，注重与自然的交流与相融。院落将公共与私密空间，动、静区域恰到好处地分隔过渡，内外融合，形成了窗窗有景、家家有园的完美视野。

在本项目中依据不同的需要形成了不同开放程度的院落。私家内院：传统建筑中“前庭后院内天井”的内院布置模式极大程度丰富了家庭内部的活动空间，在此，设计最大可能的加大住宅的进深，重现传统民居一进一进的空间组合模式，提供住户私密的家庭活动空间，种花养草，或是聚三五个朋友喝茶闲谈，住户可随心所欲地选择生活的趣味点。

邻里间的组合庭院：这类庭院将扮演滋生邻里交往的温床，这里属于由公共空间转入私密空间的过渡，抬头见面打个招呼，也可以唠唠家常，互相串串门。双方可以含蓄而有效地控制交往的分寸，收放自如。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中对台的运用非常广泛，古辞书《释名》上说：“台者，持也。言筑土坚高，能自胜持也”。园林中的台既可以是登临眺览举行活动的台，也可以是作为建筑物建筑群基础的台。

在本项目中设计充分利用台的概念，将建筑设于不同标高的台上，这个台既是承载上部建筑的基础，又是丰富空间活动的室外观景处。台层层叠叠，高低错落，通过台阶，绿坡将这些台连接起来，形成互动的整体。

4总体规划布局

4.1规划布局

小区建筑按功能分为住宅和配套物业、社区用房等。小区内住宅的建筑布局依据环境景观的脉络关系而设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街巷式布局，庭院式空间，同时满足日照及消防间距要求。建筑成组设置，前后错位，内院的位置也变化多样，相互组合又形成了更多的空间形态。高差的设定源于中国造园中层层叠叠的不同标高的台，以可获取更多的景观效果，而在本项目中，南低北高、南高北低，又恰到好处的缓解了间距的矛盾。

4.2道路规划与交通组织

⑴出入口设置

小区共设三个机动车出入口，基地北侧青海湖西路设置小区主入口，西侧和南侧分别设置次要出入口。

⑵交通组织

本项目居住总户数为1452户，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规定属于组团级规模，道路宽度为3～5m，考虑到目前私车的拥有量较高，加之本项目规划要求机动车配比为0.8，所以将小区主路宽度设为7m，沿小区外环呈环状布置，并分别与小区三个出入口相连，交通便利。

⑶停车方式

小区住宅机动车的总停车位数为1162辆。其中地面停车位351辆，沿小区路分散布置；地下车库共设811辆，分别位于独立地下车库、低层、花园洋房地下室，符合现行规范车位配置的要求。小区的非机动车停车数按每户1辆配置，设置于高层住宅的地下室中，总非机动车停车位1500辆。

4.3绿化景观设计

景观规划尊重城市自然环境的特点，充分体现规划设计“以人为本”的宗旨，力图体现小区与环境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将住宅、绿地、道路广场有机的结合起来，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景观。

具体设计手法为将小区内部景观与建筑底层架空层进行有机融合，并采用建筑屋顶绿化的设计，中心景观轴结合住宅间的组团景观有机地布置在一起，共同形成丰富的景观空间层次，打造优雅、安静、富有文化品味的休息地。

景观带以绿地、平台、景观小道等元素的结合，大小不同的组团绿地的组合，高低起伏变化地形的塑造以及草坪、灌木、柱廊、座椅、花坛及凉亭等细节的布置带给人们清新活跃的休闲空间，营造亲切宜人的居住环境。绿化以草坪为主，配以灌木、少量造型优美的乔木。

在环境小品的配置上，内容广泛，从指示标牌、休息亭廊、雕塑、灯柱、灯具、围墙、花坛、座椅、儿童游戏器械到一些市政设施等，设计融功能性、装饰性、趣味性为一体。

5建筑设计

在本项目中，设计非常重视建筑空间的塑造，并将传统住宅中的核心―“院”进行不同开放程度的组合，而形成住宅空间环境的不同层次。

5.1户型设计

低层住宅的户型设计了南庭北院中天井三个私家花园，层高3.0～3.3m，并设计两层挑空的客厅。低层每户配置2个室内停车位，设在地下室内及局部开放院落内。

6～7层住宅，一梯两户，均设置了独立的入户花园或空中花园，住宅底层高3m，客厅局部挑高3.6m，二至五层层高3m，多层住宅每户配置1个停车位。

12层高层住宅的一梯一户，两部电梯。层高3.1～3.2m，做到了全明设计，每户至少有一个南向的景观阳台和独立的入户花园。18层高层住宅的一梯三户，两部电梯。高层住宅层高2.9m，做到了全明设计，每户至少有一个南向的景观阳台和独立的入户花园。

5.2立面造型设计

现代中式风格，也被称作新中式风格，是中国传统风格文化意义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演绎；是对中国当代文化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当代设计。新中式风格不是纯粹的元素堆积，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认识，将现代元素和他元素结合在一起，以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来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事物，让传统艺术的脉络传承下去。

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资讯转播越来越迅捷，人们了解世界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为了表现自我、突出自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追求个性的鲜明和独特，并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上表现出来，而人们自觉或不知觉得会附庸大众的行为出现，这样便出现了不同的时尚流行元素和风格。

有句名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就是时尚的。现代中式风格，正是应证了这句话。但是，现代中式如何做好，却不容易。现代中式风格的设计，并不是简单的两种风格的合并或其中元素的堆积，而是要认真推敲，从功能、美观、文化含义、协调……等等方面综合考虑，从现代人的经济、生活需求出发，运用传统文化和艺术内涵或对传统的元素做出适当的简化与调整，随材料结构工艺进行再创造，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才会是一个成熟的作品。

康辉・苏州一号，延续了苏州传统民居的立面装饰手法，以轻便灵巧、构图优美、雕刻精致、吉祥富丽为特点。采用挑檐、披檐、出廊、坡屋顶瓦屋面等手法，辅以天然石材、仿古面砖等材料。同时细部经过精心设计，线脚反复推敲，造型精炼凝重、大气沉稳，结合材料的耐久性，使的建筑能够经受得住风雨与岁月的经久考验而不失本色。

6结语

目前小区建筑的功能己经不仅仅是人们休息的也方，同时也是情感交流和思想沟通的场所，因此，为了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需要对小区建筑规划以科学合理地没计，以使小区居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得以放松。

参考文献：

[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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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长期昌盛和快速发展的内在意志和精神纽带，纵观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强大的源泉正是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和力量。鉴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建筑文化和理念为指导的室内艺术设计也应该立足于这一深刻文化内涵，从中吸取精华，充分考虑人们对于民族的、传统的爱国情感的依赖。因此，当前如何将传统文化精髓运用到现代的室内艺术设计等建筑欣赏领域，成为各行各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传统文化与室内艺术设计的关系

1.中国的传统文化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凝结着中华儿女辛勤劳作的汗水和热爱家园热情。它主要包含了道德、风俗、文学、艺术、制度等方面的综合内容，先是中国古代道家富于辩证观点的阴阳学说，儒家的天人合一，都无不暗含着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后有欲显而隐、露则浅的园林设计艺术理念，等级森严的装饰色彩风格，都映射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深邃。

2.现代的室内艺术设计

建筑体系下的室内设计，有着足够悠久的历史，随着人们对于居住环境改善的要求逐步的发展与改善。但改革开放以来，革新的观念与城市化、现代化潮流的影响，现代室内艺术设计开始走向更明亮的舞台，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代的室内艺术设计，不同于古代独具历史风味和森严等级制度的风格，具有潇洒、不拘一格、现代奔放的时代气息。

仔细研究现代的室内艺术设计，不难发现，不拘一格风格潮流引领下，仍旧遵循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室内设计的影响清晰可见，任何时代的室内艺术设计都是对当时代生产力和文化内涵的着重表现，而现代的室内艺术设计也成为发扬和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发挥着满足人们对于民族归属感追求的同时，也宣扬着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知识。

二、传统文化在室内艺术设计理念中的有效融合

1.历史传统文化的存在，传统思维与艺术设计的有效融合

道家和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思维和思想的基石，指导着中华民族的辛勤劳作和艰苦奋斗历史。道家：

“天地与我同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表达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和谐自然的崇尚和尊重，这对于室内艺术设计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启蒙和夯实基础的阶段，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和意境。

确实，室内艺术设计，最需要考虑的就是室内环境与窗外大自然景观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共处，现代的纯粹室内艺术设计，往往会忽略掉这点，完全建立在现代化、机械化工艺的基础之上，缺少展露人与自然灵动的微妙关系刻画。同样，儒家提倡的谦虚谨慎为人处事之道，欲显而隐的意境油然而生，这点最早被用于中国的园林建设，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含蓄、隐晦、曲折、追求一种象外之象的艺术境界，极力避免开门见山，增加室内艺术设计的回味色彩和神秘气息，增加室内建筑的可观赏和层次性。相比于文化思想的显著影响，森严等级制度实施下的空间划分层次对现代室内艺术设计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其最终产生的室内装饰空间的划分仍旧会起到很明显的影响效果。

2.传统装饰元素的衍生，传统装饰与艺术设计的有效融合

通常室内装饰空间划分主要有分割、切断、通透、裁剪、高差、和凹凸六种，由于古代传统隐晦思想的存在，虚拟空间分割一直是室内艺术设计的着墨之笔，现代室内艺术设计，摈弃了古代室内设计时连而不断的屏风、帷幕设计，转为结合现实的灯光、家具等材料，但保留了对于空间装饰设计的虚拟分割以及层次分明的形式美、功能美的追求，现代而又具有若隐若现、让人回味无穷的艺术理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观念的革新，以前兴盛的传统装饰元素，正逐步推出历史舞台，转而被一些新型的材料和艺术品替代，但现代的室内装饰风格并不是对古代的一味否定，而是对其的抽象提取和意象重构。比如，传统的玻璃窗花或剪纸转变为现代室内的隔断，传统的窗格转变为现实的新型绘制图案或书法，这也使得室内的色彩搭配更加复杂和随意化，以前注重对于对比色的运用，而现代室内艺术设计更多的是体现在类似色。

三、基于传统文化的室内艺术设计理念的创新

要使现代室内艺术设计同时体现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代气息，单单依靠简单的模仿和生硬的改动，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的，必须要在充分了解和领悟传统文化内涵基础上，良好结合古代的哲学思想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法则、符合传统的意境。在对古代文化利用的过程中，找准历史与现代的结合点，不断创新室内艺术设计的理念，遵循传统文化但不能拘泥与传统文化。为此，现代的室内艺术设计理念，必须做到源于传统，高于传统，来于现实，超于现实。具体来说，就是现代室内艺术设计应吸取传统思想的核心精髓之处，找到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现实切入点，结合现代的科学技术与高端工艺，创造性的运用传统文化指引现代的室内艺术设计。把古代传统文化和思想作为意识指导，而不是作为框框架架，着重构建寓情于景的设计风格，将室内艺术设计的重点归根于抽象化、细腻化的传统文化部分。

参考文献：

[1]李砚祖.环境艺术设计的新视界[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

[2]陆超.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融合运用研究[J]_现代装饰理论.2011，(7)：26-27

篇11

传统文化是我国人民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总结、提炼的智慧精华，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传承性，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更是具有强大的丰富性，其融合了道家、墨家等众多学派的文化精髓，儒家的思想至今都对我国社会与各行各业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我国从古至今都十分重视以道德为根本的伦理文化的修养，加强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对于文化的追求与审美，因此，针对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对于我国文化与服装行业的共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加强传统文化与服装设计结合的主要因素

1.1设计形式

传统文化是我国众多行业设计灵感的来源，例如广告、服装以及文学等众多领域，尤其是我国的中国画、音乐、建筑以及书法等方面的应用更为广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结构的设计上一般较为在意其完整性与对称性，并且较为关注格式之间的对应与穿插。伴随着北京奥运会对于传统文化元素的广泛应用，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一定的推崇与欢迎，中国的龙、青花瓷等重要标志在世界的服装设计中越来越常见，传统文化与世界服装潮流得到了有效的结合。我国的文化形式丰富多样，这能够对于服装的设计给予很大的启发，在服装设计上适当运用传统元素，并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实现潮流与传统的结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添衣服的特色，甚至赋予服装新的涵义。

1.2文化内涵

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创新是必要的手段，在文化上，设计人员需要抓住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理念，避免表面化地对文化元素进行一味地拼凑与重组，不能仅仅注重中国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美学效果，而忽视了对于文化内涵的应用。在服装设计中，需要考虑文化的内涵，再进行合理的利用，避免出现闹笑话的情况。另外，由于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要求相关的设计人员需要具有必要的文化内涵与修养，设计师需要在长期的培养中建立起文化的修养，实现对文化的合理利用，而不是只重视外表的美观。

1.3创新能力

对于服装设计的创新，不仅表现在款式、技术以及颜色搭配等方面，还表现为内涵、文化等。对于我国现代的服装设计人员而言，对于服装款式与搭配的设计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在时装秀上，经常能够看到设计人员天马行空的成品，但是其对于搭配方面却缺乏必要的协调。对于文化的展示，不仅体现在颜色与搭配，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款式上。例如，日本的服装设计人员就曾经设计出木板装，主要为了宣传环保、健康的理念，这是因为日本对于木材的需求量较大，其建筑、生活都广泛运用到木材。因此，宣传生态、环保对于日本而言十分重要。中国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与文化内涵，对服装进行必要的改进，这是对设计师创新能力的考验。

2提升传统文化与服装设计创新的相关措施

2.1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改良

设计具有中国文化风格的服装，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于民族服饰的研究，而应该在世界服装潮流的基础上，实现对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服装的创新。所有文化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与其他文化碰撞、结合，实现对于自身的升级与进步，尤其在当下全球化的潮流下，坚守本国的风格与文化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虽然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二者并非没有切合点的，对传统元素进行必要的改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相关的设计人员需要对文化的传统元素进行必要的分析，然后根据世界潮流与审美的发展趋势，进行相关的改变，而不是一味地抄袭，而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以更好的方式进行展现，例如旗袍原本是我国古代女性的长方形大袍类服装，近些年，通过相关的改进，例如在腰身的收紧、开衩以及降低领口等变化，体现出女性身材的漂亮线条，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具有吸引力，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高效结合的成果。

2.2提取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元素

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文化形式的纷繁多样为服装的设计提供大量的灵感与启发，但也对设计元素的筛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不计其数，例如唐三彩、国画以及亭台楼阁等都可以成为设计的元素，对于中国元素的应用不仅表现了明显的东方特色，也是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中国文化在服装的设计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例如服装中的刺绣、盘扣以及图腾等设计都是应用了中国元素，现代设计与传统元素的完美融合，体现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与尊重。然而，在对中国元素进行运用时，需要考虑其整体的效果，例如服装的色彩装饰等方面，都需要具有良好的协调，提取合适的中国元素加以利用对于服装的整体效果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3实现服装与设计的统一

实现文化与设计的统一与协调是展示服装美感的基本前提，设计本身就需要实现技术、设计元素以及材料的良好协调，这些条件之间既存在差异，也具有切合点，因此，设计就是要实现各大条件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在中国的文化中，就频繁出现“统一”的观点，即为儒家所提到的“和”，这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服装设计中，运用这一理念，能够很好地实现设计的统一，例如服装可以在整体款式与装饰之间达到必要的协调，然后在颜色与材料的使用方面留存些许的差异，从而达到创新的目的。

2.4对服装设计创新进行必要的美化

在服装设计中，变化元素是极其必要的存在，若服装没有变化，就缺乏了其自身的个性与特点，因此，在服装设计中，需要进行必要的变化，并在变化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美化。在变化中，同样具有众多问题需要注重，例如在色彩的运用、装饰的搭配等方面，若变化不当，就会造成杂乱无章的感觉，反而给人带来更糟糕的视觉效果。例如我国的藏族的传统服装就是具有大袍、大襟等特点，以方便在劳作出汗时，伸出一只手臂来散热，而这种服装特点也在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例如当下十分流行的蝙蝠装等，这就是在对藏族服装进行必要的美化后得到了效果、提取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实现服装与设计的统一以及对服装设计创新进行必要的美化等措施，仅供参考。

3结语

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创新中的应用能够很好地增强服装的美感与内涵，目前，该方面的内容已经引起了相关设计师的重视，本文也主要针对服装创新的设计形式、文化内涵以及创新能力等因素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根据当下的现状，对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创新中的应用提出了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改良、

作者:李菊 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篇12

里弄文化是传统城市文化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它是对于传统城市文化的折射与诠释，同时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珍惜文化资源。一旦失去了这一宝贵的城市文化，我们的城市很有可能会出现文化断层，其历史遗留文化也就不再完整。同时对于我国传统里弄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能仅停留在对于历史文化的简单复原状态，而应对里弄文化的文化精髓进行深刻的解读，并结合当地现代建筑文化，对其加以相应的保护与传承，只有这样才能够使里弄文化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得以发展与延续。

1传统里弄文化的特点

1.1传统里弄文化的构造特点

传统的里弄街区是按照城巷空间格局进行分布的基本单元，从古代的“里”和“坊”到现代化城市中的“街区”，无论从组成机理还是从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传统里弄街区都保持了良好的街区组织结构与模式，因此它已经渗入到了传统城市文化的精髓。

传统步行街区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摆脱车辆的干扰，维持原有街区亲人的空间尺度，打造一个属于行人的空间。弄堂尽处便是台门院落，雕刻精美的台门砖雕，步入其中，虽身居闹市，但关起门便又是另一番境遇。

1.2传统里弄文化中的民俗文化

如果说建筑是传统里弄文化的外壳，那么人们长期生活所积累下来的民俗风情便是里弄文化中的灵魂。这些传统的里弄建筑形式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还是人们生活情趣、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的折射，这其中还包括岁节礼仪、宗教礼仪等，这同时也是传统里弄文化充满了民族风土情趣的主要原因。这些里弄建筑看上去并不是多么的靓丽，建筑风格也并不时髦，但它却承载了我国传统的地地道道的城市文化。就经典古城苏州而言，旧时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习俗，泡澡堂、孵茶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然而这些传统民俗已经随着岁月的变迁而渐渐消失，仅有少数里弄街区的老人还保持着这种传统的生活习俗[1]。然而对于里弄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非仅针对于结构建筑本身，还应对里弄文化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进行相应的传承、保护和发扬。

2对于传统里弄文化的保护

在欧洲，“保护”一词实质上是一种形式多样的发展形式，在我们表面上所理解的基础上，它还包括复原、增建与改建等内容，并非简单、刻意地去将传统的建筑形式进行仿造复原，它更注重于对于传统文化的修复与保护。

2.1保护传统里弄文化的重要性

里弄对于地方城市来说同时又是一种具有明显地段性质的历史建筑，除少数属于特殊的文物建筑之外，绝大部分是一些具有一定价值的一般性历史建筑。里弄建筑以聚合的存在方式在城市中形成了规模庞大并富含地方特色的历史建筑。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角度分析，对于传统里弄文化的保护有助于加强人们以里弄为载体所呈现出的历史文化与风貌特色的了解，从而对这种传统的民俗与历史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

2.2保护传统里弄文化的方法与途径

对于传统里弄文化的保护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显性里弄建筑文化，如建筑艺术、风格和形态的的保护，一种是对所蕴含的隐性民俗文化，即依附于里弄建筑形式所产生的民俗关系、历史传统和价值取向等的保护，是里弄文化历史生活的真实映照与反应，因此，要想对传统里弄文化进行保护、发扬与传承，就必须充分重视起这两种文化结构，并将这两种结构形式放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传统里弄文化的保护过程中，不能仅仅对历史现状进行简单修复而使之复原，同时也应包含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内容。在开展具体的里弄文化保护工作过程中，应对保护工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居民居住生活改善、成本代价等问题进行及时的妥善处理与解决，并采取合理的经济与政治措施来对传统里弄文化中的历史文脉与城市风貌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发扬，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加强对于传统里弄文化的保护研究，以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保护。

3现代化里弄设计所应遵循的原则

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得知通过的“保护——更新——再生”的设计原则，可以在对传统里弄文化进行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化元素而使之既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形式，又不失现代化文化色彩。以下以具体案例分析在实际工作中如何遵循以上设计原则。

3.1保护：保持历史原样，以求真实反映历史遗存

对于街区格局和风貌保留相对完好的历史建筑，主要进行恢复性保护，提取其街

从古村镇旅游市场来进行分析，或强调建筑布局巧妙（诸葛八卦村），或突出水乡风貌（同里），或彰显地域风情（丽江）等。

4.2设计特色

4.2.1彰显水乡文化

水乡以水街、水路为“命脉”，房屋也以临水面为最动人，枕水人家，家家有石级码头同舟、取水、洗涤、石级有驳岸式及条石悬挑而出的两种，悬挑者经济空透，实用而添光影之趣。

水是水乡古镇环境的灵魂和母体，闲林地区水网密集。水乡古镇因水而生，因水而发展。不仅仅是水乡古镇中的古镇区拥有丰富的水网，在古镇区之外水网的密布也是同样存在的。水是闲林地区水乡古镇典型的构成要素，是水乡古镇传统特色的表现要素。水乡古镇中的水网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无序的污染排放、居民生活的就地排污，严重地污染了水乡古镇中的水体质量。

桥是水乡的一个街景，桥下舟楫相摩，桥上红伞绿衫黄袍紫衣，添光水色辉映，拱洞连影成圆，透出一片空明，桥的样式又是千种万股，各具风姿，无不因地、因材而巧成，令人赏心悦目而忘其路遥。

江南水乡城镇是在江南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文化背景下，通过密切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种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人类聚居地和经济网络空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而其“小桥、流水、人家”的规划格局和建筑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

4.2.2突出里弄文化

传统居住街区是构成城镇街巷空间格局的基本单元，从古代的“里”和“坊”

到现代的“街区”，无不是组成城镇肌理的细胞，同时也是城镇生活的基本单元。传统街区空间的连结主要包括保护原有街区组织结构和组合模式，建立传统的步行街区。

传统步行街区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摆脱车辆的干扰，维持原有街区亲人的空间尺度；打造一个属于行人的空间。

弄堂尽处便是台门院落，雕刻精美的台门砖雕，步入其中，虽身居闹市，但关起门便又是另一番境遇。

4.2.3营造百姓人家

闲林老街见证了闲林埠四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无数个生活场景在这里停留，“万户周遭建，千艘日夜通”，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我们提起其中的几个历史片段，刻录在老街的各个活动空间，形成各种景观节点。

老街两边的百姓人家，每时每刻展示着鲜活的城市记忆。

骑楼、

结语

传统里弄建筑文化的内涵已不仅仅是其建筑形式与风格的体现，而更倾向于对于历史文化与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于里弄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只有通过全面、深刻的反思才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保护与传承策略。在对里弄文化进行保护创新时，不能仅仅满足建筑表面形式的仿古，应将里弄文化所蕴含的生活情趣以及生活习俗的文化精髓，加以必要的传承与弘扬。同时还应确保其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与完整性，既要实现各个历史时期里弄建筑形式的共存，又要加强里弄文化氛围中社会结构与习俗文化的真实写照，从而真正实现对于传统里弄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罗跃华，任怀晟，王晖.苏州传统里弄的文化解读与传承[J].文教资料，2009.

篇13

【英文摘要】Among the numerous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 ancient China，theTianchuan(HeavenPiercing)Festival，GoddessofMercyFestival，Bixia(Azure Cloud)Lord Temple Fair，Double Fifth Day(or Dragon Boat Festival)，Double Seventh Night，Mid-autumn Festival，and Winter Clothing Festival all had women at the core and expressed worship and good wishes for a certain woman.These festivals also implied the moral attainments and codes of conduct required of women in ancient China.

【关 键 词】神祗信仰/传统道德/女性文化

引 言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它使我们以直接的行为活动重温和展示古人的生存模式。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传统节日中，有一类节日是以纪念某一个或某一些历史人物为其主题的。其中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占了很大比例。众所周知，在男本位的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女性背负着“阴为地处下而卑”的理论枷锁演绎着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在男本位时代的存在，是历史创造的谬误还是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洞析这类节日之所以存在和流行的原因，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透视此类节日中所含的古代关于女性的一系列观念、意识，以期揭示这类节日的深层涵义，并为当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启示。

一、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概述

综观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女性成为节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节日的起源看，有的起源于与女性有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天穿节、端午节、（注：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会稽典录》中将端午节说成是为纪念汉代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本文即取这一传说。）寒衣节；有的起源于民间对具有超凡神力女性的礼拜，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有的在起源初始与女性无关，随着时迁世异，则渐渐注入了与女性有关的新的内容，并使之成为节日的中心，如乞巧节、中秋节等。从节日活动的参与者看，女性占了绝对比例，她们或于节日中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或借节日三五成群地嬉戏游玩，或于节日中尽现女性之娴淑敏惠，或借节日表达自己的忠情孝心，节日礼仪纷繁多样，形成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这些节日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节日名称

日期

核心

与节日有

节日主要礼仪

女性

关的事迹

天穿节

以正月二

(1)以红线系煎

（补天穿、

十四日为

炼五色石

饼放在屋顶，叫

祉天漏、天

多，也有正

女娲

以补苍天。　“补天”。

饥日，补天

月初七、正

(2)以煎饼放在

地）

月十二、正

庭中，叫“熏

月二十三

天”。

观音

佑护信徒

(1)寺院诵经聚

二月十九

菩萨

安康、送

会

观音会

六月十九

（送子　子。

(2)民间素食、妇

九月十九

观音）

女拜佛求子。

碧霞

主持人间

(1)道观斋醮

碧霞元

四月初八

元君

美恶、送

(2)民间信徒进

君庙会

（泰山　子、赐福、　供朝拜，祈求送

娘娘）　婚配。

子、护儿、疗疾、

婚配。

端午节

曹娥之父

食粽子、赛龙

（天中节、

被江水溺

舟、挂香袋、饮

天长节、五

五月初五

曹娥

死，曹娥沿　雄黄酒、采百

月节、粽子

江嚎哭七

草、插艾蒲、系

节、女儿

日，投江而　五彩线、踏青。

节）

死。

七夕节

（乞巧节、

织女聪明

(1)年轻姑娘这

小儿节、双　 七月初七

织女

能干、心灵　天以各种形式

七节、香桥

手巧、工于　向织女“乞巧”。

节、女儿

衽织。

(2)少女捣凤仙

节）

花染红指甲。

中秋节

(1)女子斋月宫，

（仲秋节、

嫦娥

祭拜月神。

团圆节、八

八月十五

（月

嫦娥奔月

(2)妇女“走月

月节、女儿

神）

亮”，即妇女三

节）

五成群，结伴出

论文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来自66wen.com免费

游。

孟姜女千

寒衣节

十月初一

孟姜

里寻夫送

为祖先及亲友

（送寒衣

女　 　寒衣，哭长　亡灵焚烧纸制

城。

衣服。

二、神格的光辉——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探索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节日的核心女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她们大多归于民族始祖神、爱神、生育神、生产生活保护神的行列中，以信仰心理产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形式，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间难以企及的慰籍、期盼和愿望。

（一）远古社会对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响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远古居民正经历着女性至上的社会，原始人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用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批创世女神，对她们的信仰乃是包含着原始人对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女娲便是众多创世女神中的一个，在先民的心目中，女娲无所不能，她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无比尊敬，被奉为最高女神，女娲的最大功绩在于抟黄土以作人，炼五色石以补天。

女娲神话在民间影响的最直接体现是天穿节的形成和流传。早在晋代，便有关于天穿节的记载，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5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和简单的模拟补天的动作来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女神。这种纪念和礼拜，实质已不仅是对女娲这个具体女神的直接崇拜，而是将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为一种意识层面上的神格，对之加以信仰和礼拜。在我国少数民族传说中，也有类似于女娲这样的创世女神，如壮族的“洛甲”、侗族“萨天巴”、瑶族的“密洛陀”等。

尽管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视为无能的群体，但关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的远古神话始终或明或暗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理。人们一方面极力否认着女性的能力，一方面却又被女性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撼，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对女性能力的信仰始终作为一般微弱但顽强的潜流默默涌动着，历经千年。这也为以纪念女性为核心的节日的相沿不绝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三、人格的雕琢——此类节日反映的古代妇女的道德修养

中国节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因而，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日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观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一）孝道——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伦基础。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为人媳更是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注：转引自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孝”的思想时有体现。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女性。《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为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选择了死来为父尽孝，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极端，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却也体现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孝”有关的传说，相传是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甲，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让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虽然染红指甲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入孝道，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从而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国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国传统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无子，则女性自感有负夫家，辱没门庭。由此，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像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礼拜她们的节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二）女红——中国古代女性的“才”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评价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女子之“才”与男子之“才”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相传织女是一位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工于衽织，在天上织云锦天衣的仙女。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古人对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是日，女性向织女且拜且祈，以各种各样的“乞巧”礼仪来寄托她们对巧淑的渴望。西晋葛洪《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襟楼，俱以习之。”（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观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动如云，有的细如线，有的状如锥，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实，七夕节最初与“乞巧”无关，它源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汉代，七夕节便开始注入了“乞巧”的礼仪，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乞巧”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礼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更是历代女性为获取“巧淑”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真实写照。

（三）节义——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乃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在这些宗法人伦观的影响下，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中国女性的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她们毅然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义观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失节”的悲哀。《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内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羿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月神相去甚远，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和谴责。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寒衣节中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其实，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仅仅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偶然看见，而后出于“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观念而结为夫妻。结婚后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从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为夫守节之观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实现之途。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但她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四、结 语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月的见证，因此，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味与分析。节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群体，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又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娲娘娘，仁慈博爱的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聪慧美丽的织女、嫦娥，忠孝节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实和生动起来；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张茂华、丌宏易：《中华传统文化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王景琳、徐陶：《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