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认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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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达斡尔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大约有人口13.24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达斡尔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达斡尔族的优秀文化正在濒临消失，如达斡尔族民族语言、“乌钦”说唱艺术等。达斡尔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历史上曾采取过多种措施加强教育。众多达斡尔族有识之士也做过积极的努力，如郭道甫兴办学校、巴金保资助学生等，都为兴办达斡尔族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清朝开始，官办达斡尔族学堂开始出现，私塾也较为盛行。由于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学堂通常教授汉文和满文。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出了很多优秀达斡尔人才，达斡尔族人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达斡尔族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达斡尔族文化保存与传承变得举步维艰：与当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被废弃；原属于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在服饰上，除重大民族传统节日要着民族服饰外，平时都着汉族服装，像“奇卡米”、“斡洛奇”、“得热特莫勒”这样的靴子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饮食上，如采摘柳蒿芽、晒干菜等传统习俗被逐渐淡化；在住所上，以往高大的“介”字形泥草房也被砖瓦房或楼房所取代；在体育活动中，曲棍球、摔跤、较劲力、围鹿棋等也已很少有人问津。甚至出现了个别达斡尔族人不认同本民族文化的现象。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增强达斡尔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学校教育中传承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尊重达斡尔族人民的意愿，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选择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文化中的糟粕，理应通过文化的自我选择予以淘汰。但对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应该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和传承。达斡尔族文化在变迁与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乐观、坚毅、勇敢的民族性格已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社会环境变化中，少数民族文化会出现主动或被动适应。达斡尔族人并未因外界强势文化的影响或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丢弃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他们有保护、延续、开发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愿，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哈拉达斡尔族小学调研时发现，达斡尔族学校的教师普遍重视本民族文化，能够在教学中自觉地传承民族文化。甚至有一位汉族体育教师，也有意识地把达斡尔族人传统的较劲力、摔跤、踢毽子等体育活动融入到体育教学之中。因此，在文化传承中，应该遵从文化自觉选择规律、尊重达斡尔族人民的意愿，保护达斡尔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丰富达斡尔族教师、家长、学生的民族文化知识，提升其民族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所属群体文化的归属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表示个体对所属民族的归属感，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意识，也就是明确“我”属于哪个民族。民族文化认同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意识。由于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特点、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共同的文化以及心理素质是民族形成的必备要素。作为民族的成员，即民族文化的主体，承认并且愿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即为民族文化认同。一个民族要想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首先得提升民族成员认同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成强烈的民族情感。达斡尔族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同样依赖于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才能保持最基本的民族文化元素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达斡尔族学生和家长能够认同民族文化，但对于有关民族知识的掌握还相对欠缺。在回答“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你会选择自己是什么民族，为什么？”时，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达斡尔族。但在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时，答案却较为模糊，很少有人将其归因于民族文化。在与达斡尔族学生交流时发现，大多数达斡尔族学生仅对本民族文化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对民族历史、文学等深层次的文化普遍知之甚少。民族文化知识的缺乏势必制约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教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先导者，是引导学生学习本民族文化的领路人；而家长则在家庭教育中对文化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家庭来说，家庭教育是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最基本途径。如果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教师和家长缺乏民族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学生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从而会影响其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意识的形成。因此，要充分发挥教师和家长的作用，并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宣传和学习达斡尔族民族文化知识，如在达斡尔族聚居区，以村屯、社区为单位开展绘画、摄影、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达斡尔族文化，培养达斡尔族人热爱本民族文化的情感。

三、挖掘达斡尔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民族文化变异或消失的速度也在加快，不少少数民族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为增强年轻一代达斡尔族人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应该深入地挖掘达斡尔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与达斡尔族学生的交谈中发现，有些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比较浅显，认为达斡尔族文化也只不过就是柳蒿芽、“瓦特”、“斡洛奇”、晒干菜等习俗和围鹿棋、曲棍球、摔跤等体育活动。他们对于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学、宗教、道德等内容普遍不甚了解，表现出深层次的达斡尔族文化的缺失。运用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层面的分类法研究达斡尔族文化时发现，学生普遍对物质层面的达斡尔族文化比较了解，对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认识比较欠缺。所以，对达斡尔族的民族组织形式、社会秩序、伦理道德、法律制度及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内容还需要深入地学习和了解。目前学校教育中采用的国家统编教材，仅有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教材中有所体现，对于像达斡尔族这样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还兼顾不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的学校教育中更好地融入达斡尔族文化教育。民族学校有义务在学校教育中纳入民族文化因子，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育评价等方面渗透民族风俗及民族精神，使得民族文化在达斡尔族学校教育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以利于民族文化的顺利传承。

四、改革传统课程，建立完善的达斡尔族文化课程体系

教育是文化传承最主要的途径，课程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建设好民族文化课程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传承。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并不是将传统课程颠覆，而是在传统课程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扩展和补充。即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方式、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进行改革，融入民族文化成分。在以往的课程建设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往往被忽视。而达斡尔族作为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其文化在学校课程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达斡尔族文化要在学校课程中得以体现，并使之更好地得以传承，需要在课程目标中提出民族文化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课程内容中纳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在内的全部达斡尔族文化；在课程方式上做到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结合，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以民族文化为主的校本课程；在课程实施上应保证民族文化课程的必要学时，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流于形式；在课程评价中要建立凸显达斡尔族文化特色的课程评价体系，要做到多种评价方法相结合；在课程选择、实施和管理中，要采取有力措施，形成长效机制，确保达斡尔族聚居地区民族学校能更好地传承达斡尔族文化。

五、实施民族语言教学，提升达斡尔语“听”“说”能力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进行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也是族群凝聚力的具体体现。教育是语言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上，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达斡尔族人用达斡尔语说，用满文或蒙古文书写。虽然从来没有间断过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努力，但至今尚未如愿。调查中发现，家有老人的达斡尔族家庭，成员基本都会说达斡尔语，而年轻的达斡尔族家庭会说达斡尔语的则较少。说明语言环境直接制约着语言的学习。若不通过教育加以及时保护，仅凭借口耳相传来延续的达斡尔族语很容易消亡。在达斡尔族学校的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达斡尔族教师都会说达斡尔语，有的学校还设有专门教授达斡尔语课的教师，并开设达斡尔语课。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各年级学生掌握程度不同，需要教师制订多个教学方案。而在实际教学指导中，还存在低年级学生学习能力不足、同一班级学生的语言水平不尽相同等问题，给民族语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针对以上问题，民族学校的管理者应该对达斡尔语言课予以充分的重视，保证其授课时数；要加强达斡尔语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充实有经验的民族语教师；要积极编制适合不同程度学生的达斡尔语教材；要探讨有效的达斡尔语教学方式和方法。

篇2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29-04

龙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从远古时期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到今天龙的传人，龙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积淀和凝聚的载体。舞龙也称为“耍龙灯”或“龙灯舞”，是在龙文化基础上诞生的民间习俗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舞龙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舞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得到了炎黄子孙的充分认可，对我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舞龙运动的本源和符号特征及其价值进行诠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及符号象征

1.1 舞龙运动的文化渊源

对于龙的起源自古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早在8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崇龙的记载。龙的雏形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萌芽，新石器时代的原龙纹是最早关于龙的雏形，原龙纹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观念，其本身被赋予了承担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使命，其身份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有着密切关系， 龙图腾作为一种特殊的崇拜， 其物化的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随处可见，我们祖先以丰富的想象力将龙描绘成了有着无比法力，能够在水陆空自由驰骋的“三栖动物”。其形态也是各种动物的集合体，如它是“龙麟凤龟”四灵之首，“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般的形状，它更是唤云播雨、遨游四极、吉祥庆瑞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冠之兽。龙在中国古代还代表着帝王的象征，“龙床”“龙袍”等称谓曾是帝王的专属。龙作为帝王的象征最早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史记》中这样记载：秦王政的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的时候有人持一块玉璧拦住使者对其说“请把这块璧交给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补充到“今年祖龙死”。正当使者听得一头雾水的时候那人将玉璧放到地上后便不知踪影，使者回朝后将玉璧交予秦始皇，秦始皇闻讯后沉默良久，随即谕令御史大夫查看玉璧，惊讶地发现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时为祈福而沉江的那块。后人因此理解，这是因为秦始皇的暴虐无道上天已不再福佑其统治，所以就派妖鬼化成人形将秦始皇祈福时奉献的玉璧退还，以示不再庇护秦国的意思。要使者将玉璧交给像周武王那样的有德者，讨伐暴秦，取而代之。“祖”有始的意思，“祖龙”即“初始的龙”、“第一个龙” ，这里所说的“祖龙”即指秦始皇。自秦始皇之后的帝王都把自己比喻成“龙的化身”、“真龙天子”，自此龙在中国古代也成为了皇权的象征。龙在民间更多的代表着与水有关的“动物”。闻一多先生就曾指出“龙是一种图腾，是一种只存在于图腾之中而不在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生物，是由许多图腾糅合成的集合体”。龙是一种虚拟动物，属于水物，它的产生与农业对水的需求有关［7］。作为图腾和动物龙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神奇的色彩，不但可以兴云降雨还可以驱邪避异，更能给人们带来祥瑞与幸福。龙作为一种图腾是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与自然环境斗争过程中的产物，更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一种虚无的崇拜物和精神寄托。舞龙运动的产生源于人们对龙的崇拜，据史料记载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是舞龙运动的雏形，“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汉书・西域传赞》）所谓“漫衍”颜师古注释曰“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花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自此之后龙文化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之中，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识和风俗习惯。如盛行于我国南方的“草龙”、浙江省流行的“百叶龙”，另外还有“彩绘布龙”、“纸龙”、“段龙”等等。资料显示我国的舞龙形式非常多，仅在重庆地区就有诸如“黑龙”、“扁担龙”、“肉龙”、“柑子龙”、“采龙”、“板凳龙”、“小金龙”、“蠕龙”、“虾子龙”、“火龙”等十多种舞龙的形式。而且舞龙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花样和技巧繁多诸如“金龙绕柱”、“青龙上升”、“龙头穿花”、“引龙出洞”、双龙抢珠”、“龙脱衣”、“滚龙”、“盘龙”等方法。虽然风俗与仪式不尽相同但是其对图腾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基因符号，“龙作为虚拟的动物与图腾在民俗、宗教、文学、艺术及政治领域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1］。舞龙习俗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到华夏儿女的普遍认同，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需要。

1.2 舞龙运动的原始意象及文化符号象征

1.2.1 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

对于以农业社会或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下，最具有魅力的当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古代先民对无法把握的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做出解释时便试图通过“神”的图腾崇拜来表达愿望，于是舞龙活动便成了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和情感平衡的重要仪式。龙的每一个身体结构和体貌特征均被赋予吉祥的意象。如虎一样的眼睛象征着威严；鹿一样的角象征着长寿；牛一般的耳朵象征着名列魁首；鹰一样的爪象征着勇猛；剑眉象征着英武；狮一样的鼻子象征着富贵；前额的宽阔隆起象征着聪明和智慧；马一样的牙齿象征着勤劳与善良；金鱼一样的尾巴象征着灵活等等［2］。人们在舞动这种祥瑞“动物图腾”的过程中表达着一种对生活和生产的本质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民间，舞龙习俗与生殖和繁衍生息更是密不可分。《墨子・明鬼》中就有关于“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也。”的记载。其中“祖”、“社稷”、“桑林”、“云梦”指的是在仲春之月男女会合的地方［3］。闻一多先生也进一步指出“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周礼・媒氏》），与夫《桑中》《溱洧》等诗所昭示的风俗代表着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习俗［3］［4］。另外舞龙与“灯”的结合形式也昭示着祭祖和繁衍后代的含义，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灯有两层含义，灯不但代表着能够给人光亮和温暖还代表着“阳”是男子的标志，“龙灯”与“龙丁”谐音，预示着人丁兴旺，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的舞龙习俗中认为龙灯是有利于生育的，在舞龙灯的过程中摸“龙角”和“龙须”的行为也象征着为了受孕而象征性的与龙交合。胡朴安撰写的中国民俗中就记载着“妇女绕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如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的诗句［5］。由此可见，舞龙运动已经超出了运动的本身，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精神的憧憬与追求。在舞龙运动中也展示着繁衍生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象征。

1.2.2 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

我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铸就了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丰收的取得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辛勤的耕种，另一个就是上天的风调雨顺。人们依靠谷物维持生命的根本，人们无力主导自然只能求助于神的力量，龙的作用也就进一步凸现。龙也成了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祥瑞“力量”，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保护神。因此最早的舞龙与古代的祈雨祭祀活动有密切的联系，《神农求雨书》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舞龙求雨的记载:“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者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6］。在舞龙的过程中人们都要举行各种仪式焚香祭祖、祈祷神灵、焚烧祷文以祈求五谷丰登和风调雨顺。在传统节日中的元宵、春节、庙会等喜庆的日子里人们都要舞龙助兴加以庆祝和祈福。如在我国的安徽省休宁县就流传这样的民谣“二月二龙抬头，五月端午赛龙舟，八月十五香火龙，天不下雨晒草龙”［3］。这些舞龙祈福仪式在我国内地的一些地方比较普遍。人们纷纷在舞龙的过程和仪式中祈祷神灵来帮助自己实现梦想，护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1.2.3 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

在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中给予了龙无比崇高的地位，把龙作为神物在观念上也将龙同祥瑞联系到了一起，龙也成了美好事物的象征承载着广大民众的情感寄托。舞龙习俗在汉代就成为庆典娱乐和民间表演的精彩节目。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代表着原始祭祀仪式的舞龙习俗也随着人们的需求赋予了娱乐与观赏功能，这期间舞龙的技巧和花样也不断翻新，对鱼龙本身的扎制和表现也不断呈现美观化。重庆地区的“火龙”表演以及浙江地区的“断头龙”，安徽等地的“草龙”都是较为精彩的舞龙表演。龙作为代表祥瑞的图腾人们在祭祀等仪式上可以借助龙的“力量”许下美好的心愿和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在庆典和狂欢的时候人们又怀着感恩的心理来表达对龙和祖先的崇敬和谢意。

1.2.4 作为传统认识中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自身的认识相对有限，出现一些自然现象和疾病无法解释的时候往往会理解为是神的力量所使然，在出现对生产生活有利的现象时人们常常要感谢“神的关照”，在出现一些自然灾害和疾病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认为是“妖魔鬼怪”所使然，借助一种法力无边的神奇力量驱除邪恶成为了人们的心理需求。龙作为一种祥瑞和有着无比法力的“动物”，再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精神与情感寄托，于是龙又被赋予了驱避求吉的功能。如在我国四川等地的舞龙习俗中就有“开门”、“拜香”、“穿屋”、“扫圈”等过场，这一过程的目的就是要驱除灾祸，迎吉纳祥；河北的一些地区的“摆字龙”和“摆字龙灯”等活动也具有驱除邪恶的内涵；重庆等地的舞龙活动中的“抬龙女”和“捉旱魅”等仪式表演也具有驱除邪恶，祈求祥瑞，迎吉纳祥的含义。这些舞龙仪式活动的出现说明了龙作为吉祥的化身在民间习俗中具有禳祓性的特征。

2 舞龙运动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2.1 舞龙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龙作为中华民族想象中的物种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情感的寄托，反映了炎黄子孙对生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中的神异与灵迹、变异与周游在龙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龙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休戚相关，龙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舞龙运动使龙文化与爱国主义、创新精神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积淀和弘扬了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9］。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和谐统一”［10］。人们通过舞龙活动传递着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的信息沟通，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龙作为人与神的中介，舞龙习俗中人们通过龙的道具传递着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追求，更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对龙的敬畏与崇拜已经形成了一种族类认同，这种认同成了世代相承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而且这种叙事和传统进一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2.2 舞龙运动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古代龙文化就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就记载 “诸葛亮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 钱其琛同志也曾经指出“龙的形象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象征，从更为深层的意义是来讲是体现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这种突破地域、族群之间的精神力量把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无论是身居何处每一个中国人都铭记“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舞龙运动就生动地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舞龙运动是集体运动的体现，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每个人都要团结协作才能够完成，如果个人力量不能够融入到集体的节奏中去，那么必将遭受失败。舞龙运动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喜庆的节日气氛，更是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龙文化已经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人们用龙来比喻吉祥美好的事物，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各类物品上均有龙的印记。如自古以来的龙宫、龙床、以及雕龙画凤的建筑装饰，带有龙的地名、传说、人名；各种与龙相关的食品与饮食文化，如龙井茶、龙须面、龙眼等等不胜枚举。在中国古代龙又成为帝王的象征，隐喻着皇权与高贵，随着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龙与国家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最高意义上的图腾崇拜，“龙的传人”、“龙种”、“龙的子孙”的观念根深蒂固、世代相传。无论身居何处、无论天涯海角龙的传人就是中国人血脉相通的生动概括。龙的神圣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体系、核心观念、艺术风韵、审美风格以及风俗习惯，是对中华文化的有效凝聚。经历了历史的积淀，龙文化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象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核心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有着深厚龙文化底蕴的现代，人们通过舞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是对龙文化记忆的强化。

3 舞龙运动与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对所属文化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1］。舞龙运动作为集体性的行为仪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12］。舞龙运动不仅是中华民族欢度节日和表达喜庆氛围的手段，也是寄托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得到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合作、拼搏的象征，多少年来在华夏的版图上各个民族每逢节日和重大传统活动中都有舞龙运动的出现（表1、2）。

上述资料中的关于舞龙运动与习俗的记载只是中华龙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我国关于舞龙运动的开展十分广泛，这其中既有现代的舞龙运动也有传统的仪式庆典，虽然因民族和习俗的差异各个地区对龙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对龙的信仰是相同的，龙文化与舞龙运动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现象，铸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征，因此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代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和文化自觉。

4 结 语

起源于远古农耕社会时期求雨祈福活动的龙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滋养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永恒信仰，如今龙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舞龙运动作为传统舞龙习俗的仪式再现是对中华文化的强化与继承。其原始文化符号特征主要表现为舞龙预示着繁衍生息，展示着人们对生命力追求的一种象征；作为农耕文化的遗迹，舞龙运动具有祈福性象征；作为广大民众情感的衬托，舞龙运动代表喜庆象征；作为传统认识中的吉祥的化身，舞龙运动具有禳祓作用。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寄托，舞龙运动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及精髓诠释，也是汇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性。

参考文献:

［1］ 潘一焕，等.中国龙文化景观［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13-15.

［2］ 吉成名.中国崇龙习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43.

［3］ 吕韶钧. 舞龙习俗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11，71-72.

［4］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6.

［5］ 胡朴安.中国风俗(上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44.

［6］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5，271.

［7］ 白度百科.龙的名片记载［EB］baike.省略/view/6392.htm.

［8］ 汉书补注(列传卷六十六)西域传下.P5550转引自吕韶钧. 舞龙习俗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11，72.

［9］ 张远波，等. 舞龙运动的文化解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08.

篇3

一

《所罗门之歌》为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三部力作。目前为止，已有很多评论家就文章的民族身份等主题，形象丰富的人物、民间故事p歌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有关小说鲜明民族意蕴成长模式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以莫里森特殊的文化立场为基点探讨奶娃崭新的成长模式，以期揭示这种成长模式的现实意义和莫里森的美学价值。

美国文学史上不乏以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如《哈克贝利・芬》、《白鲸》和《麦田的守望者》。有评论家认为《所罗门之歌》也是一部成长小说。恩迪里・奥雷理在专著中指出：“《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传统的成长小说。”虽然，该小说采用美国传统文学中的成长原型，主人公奶娃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成长历程，从一个自私、迷惘和不负责任的纨绔子弟成为一个精神上成熟的成年人。但莫里森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沿袭美国传统成长模式，而是融合黑人文化，赋予成长独呢的黑人民族文化意义。

美国崇尚个人奋斗，“个人主义”至上，个人都不断追求自由和自我，竭力表现自我与众不同。“自主和社会化这对张力在美国成长小说中没有得到化解，仍然存在。”主人公拒绝被社会化，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崩塌了，要么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要么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因此“美国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和现实达成妥协，更不用说融入社会了。”

在《所罗门之歌》中，作者将黑人文化中祖先和社区的概念融入了奶娃的成长经验中，由此塑造了有别于美国成长小说中主人公追求个人主义却拒绝社会化而惘然、失望的模式。奶娃只有从与黑人社区的接触中习得祖先的文化遗产并获得人生智慧，认识到与过去的联系中自己合适的位置，才能抛弃其自私自利的习性，改过自新，成为一个有爱心且勇敢面对现实，乐观追求人生真谛的成人，“当他把家族和个人的历史融入对现在的认识，修复了其分裂的精神状态，平生第一次感到生活是协调的。”

二

祖先是非洲文化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概念，与西方传统文化中直线的时间观念不同，黑人所持的是一种循环的概念：即使人的躯体没了，灵魂还留在人间，继续陪伴影响后人。“祖先是人类与神或上帝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们既是人又是神或上帝……祖先帮助人如何生存，提醒人要对他人、对上帝负责。”

“上路”是成长小说中基本的结构要素之一。在小说中，奶娃也踏上了成长的旅途，作者为奶娃设计的是走向南方的成长之旅。南方，对黑人来说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南方，虽然与奴隶制的历史相勾连，但却是黑人祖先的生息繁衍之地，传统文化的摇篮。历史学家威尔莫指出：“南方教会了黑人放弃极端的个人主义，选择与群体团结一致，与自然保持休戚相关的联系，同时引导他们尊敬自己的祖先和在世的人。”奶娃成长之旅的终点是偏僻的小村庄――沙理玛。莫里森认为：“给人以忠告和保护，仁爱而充满智慧的祖先活于农村而不是大城市里。”沙理玛保存着与非洲极其相似的生活方式和人文风情。村里妇女的模样和举止都酷似极具黑人特色的派拉特，出门时也没有拿皮包之类的习惯。这些都进一步拉近了奶娃与祖先的距离并把他引向祖先的栖息之地和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摇篮。

在“上路”之前，奶娃是个对祖先毫无所知的“无根”青年，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完全处于一种“漂浮”的状态，他想通过“远离那个家”，“离开这个城市”，摆脱与过去、与他人的一切关联来获取自由。但在南方，通过聆听祖先的故事并亲身感知黑人社区对祖先的认识，奶娃的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日渐变化，改过自新，积极面对现实生活。“这个故事他以前不知听过多少遍了，每次总是半信半疑的，今天听这人再次讲起这个故事，他却备觉兴奋，也可能是由于身处当年故事的发生地”，“老人们坐在厨房里…… 谈论着他的祖父。奶娃也跟着思念起祖父来”，此时奶娃不再躲避过去，祖先的种种激发了他对过去的兴趣，也打开了他那颗从未开启的心扉。随着对祖父的了解越多，“他也就越感到他的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有关祖先的一切使其心灵受到触动，使他对瑟丝的遭遇产生一股怜悯之情。从苏珊家出来后，奶娃对祖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承认“自从丹维尔以来，他对他的亲人（不仅仅是他遇到的）的兴趣在与日俱增”，他心里有一大堆关于祖先的疑问，这些疑问促使奶娃去寻找家族历史。当他把关于祖先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连贯起来，得知曾祖父能飞时，奶娃为能生在这样的家庭而兴奋，纵情高喊，用拳头击打着水，然后又跳起来，似乎他也能飞。关于其祖先的故事给他空虚的头脑里注入了沉甸甸的历史养分，意识到世上万物都是紧密相联的，“感到和他们有着联系，似乎有某种和他们共有的密码、脉搏或信息。当初在家时他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哪块地方或某个人”；同时，祖先对其身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和责任，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整个人脱胎换骨，“他想派拉特，想他的家，想他一意孤行要离开的亲人”。文章最后，奶娃像曾祖父一样在所罗门跳台的一跃，表明他悟出了人生真谛并积极去追求：“解放和超越――飞行的原义或是引申义，随着自我的寻得呈现出来。”

三

社区体现着民族文化记忆，是黑人个人生存与发展之本，力量之源。莫里森在评价《秀拉》中女主人公秀拉时指出：“这比她犯的任何错都要难以原谅，因为这表明她缺乏群体感，那些认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评论家认为她是一个获救者，但在黑人社区中，她是一个失落者”。其一语道破了她对黑人社区重大作用的肯定与强调，对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否定。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把奶娃的自我身份建立在民间传说上，目的是要提醒读者注意作品的主题：个人身份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文中莫里森刻画了平凡而又引人深思的黑人社区――保存着非洲古朴的风范，继续发挥其包容、教导和感化个体的作用。“坐在苏珊・勃德的起居室里，同‘甜美’躺在一起，在渥涅尔的餐桌上和那些男从一起吃饭，每逢这种时候他都不必去备受煎熬，去煞费苦心地装模作样。”

在踏上南行之旅前，奶娃是一个毫无责任感、毫无爱心的青年，“生活没有内容，没有目标”。有次打了父亲之后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挤在马路的一边迎面朝他走来，这一举动暗示奶娃是不合群的。他和自己的家人及亲人也形同陌路，对两个姐姐和母亲从没真正关心过，只是指使和利用，对于哈格尔更甚，玩弄了她12年后，他竟然以一张冷漠的卡片来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路”后，奶娃通过接触黑人社区，并从社区中得到帮助和引导，寻得家族历史并习得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深刻体会到黑人社区的无穷感染力和“疗救”受创心灵的医治作用，心灵受到震撼，意识到自己的自私，整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精神上成熟并积极面对人生的成年人。

身处黑人社区的文化氛围中，奶娃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净化。初到丹维尔，见到库柏牧师夫妻时，他觉得“来到一个人地两生的地方，居然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认识你的亲友，这当然让人喜出望外”。以前奶娃对种族问题毫无兴趣，当吉他一伙人讨论一个黑人小伙子被白人支解身死时，他只是站在旁边听，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而当丹维尔人给他讲述白人杀害他祖先并对其他黑人干的一些勾当时，他对没人把干坏事的人绳之以法而勃然大怒，“奶娃对他自己的怒气也莫名其妙。他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没有感到愤慨。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大动肝火了呢？”与社区的初次接触使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莫名其妙的认同感并感到他的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与瑟丝促膝谈心时，“随着她的想法触动了他的心”，奶娃居然做了一件令其最贴心的朋友吉他都不相信的善事：主动帮一个陌生人抬板条箱。与社区成员接触后，奶娃心灵受到触动，深感支配黑人生活和模塑人们性格的文化与自己以往所接受的白人传统文化完全不同，老瑟丝对奶娃说：“你不听人讲话……你的看法不过是放屁”，那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以往的思维模式受到冲击，情感慢慢地向黑人社区靠近。

与丹维尔人的接触使奶娃思想上有了转变，但还没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其成长之路还很漫长，仍需要社区的帮助和引导。沙理玛的男人见奶娃不可一世的架势，皮肤和他们一般黝黑，却长着一颗白人的心，便建议他一块去打猎。打猎故事的情节模式源于远古的成年礼仪式，前苏联学者托卡列夫在谈到原始民族的成年仪式时说：“在此期间，必须接受系统的训练，主要为狩猎技能的传授”。正是他们这一用心良苦意在让他能步上成熟之路的“要求”使奶娃踏出了成长的关键一步：精神上的成熟。奶娃在加尔文等具备民族文化传统社区成员的带领下进林打猎，被授予黑人文化传统和做人的教诲，并经过林中种种肉体和心灵的磨砺和考验后，奶娃经历了一次“死亡”，“再生”后脱掉了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外衣，认识到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最终成为一个以黑人民族文化为指导且精神上富足的成年人。“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这么迫切和幸福”。

综上所述，莫里森并没有完全拘囿于美国传统成长模式，而是融合黑人文化，赋予成长独特的民族文化意义，凸显祖先及社区对于在种族歧视和价值观被扭曲的逆境下的黑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作家提出这种模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给予警示，因为她感到太多在美国定居的“非洲人忘记了交流的必要性，摆脱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和自私的个人主义在他们心中萌芽”。同时给予启示：黑人只要能保持黑人文化，就可以挺直腰杆生活在属于他们的国土上且积极向上地谋生活，创文明。

借此以上对具有鲜明黑人民族意蕴成长模式分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莫里森痛惜批评家把她的作品放入一个已经确定的文学传统里，因为莫里森渴望的是那种能把她放在她所说的“黑人风格”里的美学分析，这种话语风格就是她所说的“忠实地反映美国黑人文化的美学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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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71-04

民族传统体育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劳动的丰富表现形式与内涵，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内在文化机理不断发生了变化，使其生存环境与生存形态出现了断裂，在走向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使得民族性不断消失，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全球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因此如何在文化认同背景下积极发展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证传统体育的不断更新与现代化转型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事业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文化认同视角出发，分析了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的传承与超越中的历史轨迹，从传统内涵中分析并探索出不断促使民族传统体育创新与超越的机制及其相关因素，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持续发展。

1 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

1.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达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2］，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符号通常具备一定的文化特殊性价值与内涵，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传统劳动的主要形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的丰富与完善并最终形成，因此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3］。不同的民族通常会有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与经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产生特有的文化符号，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为基础，结合传统的健康观、生命观等而形成的有关人体科学的文化符号代表，主张机体的和谐平衡，以共存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确立个体不同元素的相对独立性与主体性［4］。另外在认识与感情之间，也主张不断地对话与交流，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作用，要求自我与他人之间进行有价值的沟通，从对方那里找到自己存在的形式与价值，以发现自我的不足，从而不断更新并重塑新的文化符号。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对其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断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夯实自己的文化体系，才能够有效保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进步与超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与民族文化的象征，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有效表达，因此加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就是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与多民族的凝聚力。分析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认同可以看到其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的思路，因此需要在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固守自己的本土与核心文化内涵，保持自身文化形成与塑造的创造力，尤其是原生态文化宝库体育文化在内的所有特色文化符号内涵。另外还需要加快与世界其他优秀民族文化及优秀体育文化的交流，加深理解，不断优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认同观念，促进符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文化认同要求与文化符号内涵的形成。

1.2 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体系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主要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对科学与完整，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固定的归属感与价值感［5］。不同的文化通常会有自身特殊的价值体系与文化内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维方式、观念体系、价值取向及心理发展结构是在历经长期的文化选择、冲突与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对固定性，一旦形成，其价值体系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受到了西方竞技体育及其他民族传统体育的挑战，文化共融与多元共存的价值观念崩溃，多元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交融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地位让位于西方体育文化，本土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性、文化性与传统性不断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来越少的人会注意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固有的民族自尊心要求我们不断采用新的、成熟的方式来改进作为本土文化体现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因此西方理论结合中国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但发展的结果则证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出现异化。因此如何有效适应全球化的要求，需要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进行重构，从而形成新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中国文化体系的发展变迁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不断传播，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世界体育发展中的地位被彻底颠覆，包括其心理倾向、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及精神结构等方面。

要重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及内涵，需要不断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价值与修养，重视福寿与健康的民族品格，将“动静结合”、“阴阳相生”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体育文化理念中，达到有形而下的身体锻炼与体育发展，从而促成传统体育形式及文化内涵的升华［6］。文化认同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在一定的民族与地域中不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精神架构。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同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和发展我国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涵。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主要反映在其发展历程方面，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会衍生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展现新的内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大致经过了三个历程：萌芽期、成型期和转型期。

2.1 萌芽期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最初产生于传统的劳动形式，从原始的禁忌、崇拜及神鬼迷信的土壤中产生出的身体活动及礼仪表达，是一种原始意识、思维及早期迷信崇拜与人们生活的有效结合［7］，并在群体认同及行为下逐渐成为具有特定内涵与民族色彩的地域风俗习惯。但这一时期，受地域空间限制，这种风俗缺乏有效的沟通与融合，因此形态丰富，百里不同俗。比如端午节，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是忌恶日，而在南方则是龙图腾划龙舟的表达。这种不同甚至延续至今，包括目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在不同的区域还存在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

2.2 成型期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成型期主要是在两汉年间，受国家大一统与文化交流的影响，体育文化也逐渐成体系性发展趋势，传统体育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异，比如对原始崇拜的活动变成了对历史人物的祭奠，并成为了节日风俗的主宰。一些风俗性活动逐渐变成社会礼俗，这些礼俗又经过演化变成一种风俗，不断地被人们接受、认可并传播。在魏晋之后，社会动荡、民族迁徙，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也使得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动开始融合，并得到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比如端午节从划龙舟到纪念屈原，已经成为公认的风俗与礼节［8］。

2.3 转型期

转型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在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内涵的不断深入发展等方面，传统的活动与节令习俗等完全从原始的禁忌迷信中解脱出来，一度转变成具有娱乐价值与礼仪性的活动，传统体育活动的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大量的娱乐健身活动开始出现在节日中并且不断传播、交融，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统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内涵的表达，比如中国传统的拔河、游猎、蹴鞠、射箭等活动。发展到明清时期，传统体育活动中的游乐性一度成为传统体育活动的主要特征，比如元宵节放花灯、旱船秧歌、玩狮舞龙、杂技百戏等，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特有体育活动比如摔跤、那达慕大会等。

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传承的建构

3.1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分析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指包括学校、社会、家庭和民族传统体育组织［9］在内的通过某一类媒介或某几类媒介的传播而进行的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及传承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渠道，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应首先定位于学校教育。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从其教育范围来看，有相对宽泛的教育场所，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整个社会大环境教育。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人类生活，因此也蕴含了丰富了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内涵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家庭与社会成为人民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传播的基础的场所和自觉的文化行为。但要想获得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习，还需要借助于主流性的教育体系，即学校教育，去进行有目标、有意识的系统化、科学化学习，发展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

学校教育不仅培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者，还积极发展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包括参与式传承与专业化传承，前者是一种积极参与并热心支持民族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后者则是具有系统知识结构并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要职责的专业化人才。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士与大众支持者和参与者共同努力，而学校教育则正是参与式传承者的主要教育场所。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传承更加系统与科学，学校教育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相应的课程学习中，经过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通过有目的的教学与计划，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互促进与感染，强化个体的民族情感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科学规范的形式传承下来（图1）。

学校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效传承的重要途径［10］，是保证民族传统体育不断普及与发展的重要形式，只有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到学校教育中，才能更好的保证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图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式传播途径

3.2 如何有效建构并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四位一体”式发展

“四位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和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四个方面有机结合与统一。对于大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及文化内涵来讲，其更多的蕴含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因此通过非学校教育传播的途径，比如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都可以广泛的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承，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渗透到每一个参与者个体中。

社会教育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风俗习惯、宗教活动及民族文化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通过发挥各自的特点及权威价值，通过有意或者无意的浸染，将民族体育活动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内涵传承下来。在民族体育传播的过程中发动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宗教以其特有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强化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个体心中的地位，使其在个体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学校教育是具有明确目标与方式的正规化文化系统传播教育方式，因此是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的核心方面，家庭与社会教育是此核心教育的必要补充。民族传统体育组织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场所、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培养专业化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沿袭者，家庭、社会及一些民族体育组织协会进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传播到每一个参与者心中。只有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与传统体育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进一步完善。

4 新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困境

4.1 生存基础的缺失

由于我国民族数量多，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因此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及环境条件，这些促使了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特有文化性质与内涵［11］。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体育更多了发挥了其娱乐功能，某些文化内涵与特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使人们没有耐力来继续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使许多民族无形文化资产被迫流变消失。

4.2 文化内涵的侵权

由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侵权行为在所难免。首先从国内讲主要表现在一些品牌商标的侵权，比如“少林”这一商标，就涉及到家具、汽车、医药、酒业等许多行业，从国际来看，外国许多国家与地区也开始关注“少林”，以“少林”命名的商标达到100多项 ［12］，利用有深厚文化内涵与广泛影响力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来获取商机，赢得利润。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产权及名誉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虽然国家针对这些事件也制定出了一系列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管理，但总体上来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因此现阶段需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

4.3 西方竞技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异化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来竞技体育文化不断侵入我国，使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发生异化。从目前体育发展状况来看，一些国外竞技体育包括足球、篮球等开始取代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比如太极拳、气功等，一跃成为中国主导体育项目，使得本土传统体育的地位越来越低，发展状况越来越差。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体育对各民族本土传统体育的冲击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在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练习太极拳、进行舞龙等表演，甚至仅存的练习者也对其内在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不甚了解。而在体育舞台上竞技与表演的大部分是根据西方竞技体育发展思路来进行的，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因此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呼吁保护并传承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与其他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

5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的超越

5.1 促进体育文化体制有效改革

促进体育文化体制的有效改革是为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更好的保护与创新。要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改革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需加强传统体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加丰富与完善的传统体育项目活动场所，不断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其次要以现代化市场发展为目标，培养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充分利用全球化发展契机，积极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体育文化与资源的沟通，开拓市场，在保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鼓励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及体育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度；再次要不断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关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制度与方式的沟通与交流，将西方国家俱乐部及产业发展制度引进来，不断创新体制，壮大自身的实力，实行法人治理与市场化运作方式改革，努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有活力和潜在持续发展能力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最后要重视创新机制的开展，不断推进传统体育事业向管理体育方向转变，综合运用市场、法律、政治等多种途径，促进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的规范化发展。

5.2 完善体育文化法律保障机制

完善体育文化法律保障机制主要是建立起一套法律法规以保障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的持续发展。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赋予时代的重要使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法律是有效保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最有力保障，国家需要从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出发，从体育、文化及知识产权等角度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实施一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加强相关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的设立与管理，有效保证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5.3 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发展模式

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保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及体育文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各个国家之间进行不断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是自身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13］。学习与借鉴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发展模式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内容：首先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吸收精华，去除糟粕，对文化模式进行合理创造与改进，对于不符合我国发展阶段与国情的，需要去除；其次要在保持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西方体育竞技性核心精神，追求自身文化内涵与精神发展的价值实现；最后要积极借鉴现代体育发展模式及优秀成果，引入现代化的体育方法及科学发展理论，对中国传统体育进行理论建构与研究，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组织体系及传播手段，不断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5.4 不断寻求民族传统体育的超越与创新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不断交流与融合，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外扩散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相邻地域之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会形成一种新的跨越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包括精神信仰、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地与民族形式融合起来。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更加规范的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全球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各民族传统民族体育的不断融合，因此需要不断维护自身的特色，吸收他国的有利因素，摒弃糟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新时期要促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创新与超越，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强政府在有关方面的领导，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管理过程与决策形式，不断创新。

另外，民族传统体育还需要不断适应健康化与持续化发展的理念，提高自身的娱乐性价值与审慎性价值，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大众晋升目标的实现，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文化内涵进行改进与创新，使其更加通俗化、科学化、大众化，保证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6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走向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的重要方向性内容，也是多样化与多体系特征逐渐进行归类与整合的发展过程。如何保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促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世界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模式分析，需要从多层次的延续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呈现出具有个性化文化内涵与品位的现象。从现代体育发展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体育需要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世界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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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十之后治国理念的核心来源，我国传统文化具备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以及教化思想，还有道德理念这些，能够给人们认知以及创新世界提供良好的启示。能够给治国理政提供有利的启迪，同时还给道德共遇见提供积极的启发。针对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协同社会关系以及鼓励人们积极进取的有关内容，我们必须要依照时代特点进行继承和发扬，给其添加新的内涵。因此，下面将进一步分析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

一、注重德性

我国哲学属于文化的中心，占据主导地位，而伦理文化属于我国哲学的重点内容。把人生和人心当作参照，实际上是在寻求必然之理的过程中，一般是指向人性，进而把人性归纳到道德之性，于是构成了中国传统理论文化当中的德性主义精神。在这样德性主义精神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古代人文精神将先秦儒家思想当作主动，编制出十分全面的道德标准，将仁当作伦理道德的中心，重视生命的作用和道德方面的教化，重视自律和自我反省。例如，如家代表人孔子，其提倡的仁政以及德治教化，属于我国历史第一个提出以德治国的观点，其在我国几千年历史进程当作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以人为本

我国古代有关书籍当中提出，为天地万物之母，为人万物之灵，这不仅表达了我国古代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也给不一样历史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选择机会。我国人文注意，在春秋阶段开始流行的，但是，我国人文主义中心思想，也就是民为邦本这一思想观点，早在尧舜时期就出现了。在有关书籍当中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很多古代哲学家，例如，孔子和孟子以及朱熹和王阳明这些人，都由不一样的理论，站在不一样的角度赞扬了将人当作核心的这个主题。

三、和合精神

这里所说的和合精神，包含天人合一以及和谐思想。在老子的有关作品当中，有道法自然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提倡人们一定要顺应自然，在宋朝和明朝的时候，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发展到巅峰，有关学者吾心和宇宙之间的存在的关系，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这一思想，囊括着人心和万物合一，这些也相当于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包括着人和自然二者的相互融合，将人和自然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尊敬和顺应自然的意思。我国人们思维模式当中的和合精神对于全国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古代和合的自然观和现代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些理念一致，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人们核心主义。

四、群体本位

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形态以及本质方面是将自然经济当作前提的农业文明是群体本位的思想。而群体本位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民族性格的主要表现，觉得人是需要群体生存的，拥有理论道德的互动个体的一种。所有人的命运均和群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往群体本位其价值观点提出，人们的全部行为都要确保群体利益，将群体和谐当作出发点，要求个人一定要融入到社会以及其所属的系统当中。在群已关系的基础上，注重加家和国以及天下三者均是存在统一的关系，拥有不可以分割的特点。因此，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和西方人文精神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重点体现在将人当作群体的一部分，是群体的人，并不是非独立的个体。

五、热爱生活

人文主义热爱生活，并且人生态度属于积极向上的，但是人文主义者之间还存是存在一定不同的，庄子和荀子存在特别显著的区别，就是在先秦儒家学派内部，还有曾子一派主内，和子夏一派主外的不同。主内重视获得心理方面的圣明，道德修养能够到达圣人的地步。主外注重获得功劳和事业，事业成功能够给王者治理天下提供帮助。儒家学派属于内圣外王的学派，曾子比较偏向内圣，而子夏比较偏向外王。后人受到人文魅力感染学人均是关注社会和政治的，但是部分人也十分积极向上，还有一些人更多的是思考和默念。一个人一生当中，也有由积极向上转变成沉默死角，或者是发生反响转变的现象，这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其关键在于其所处的环境和改变，人文主义热爱生活，敢于承受，但是在环境情况不让其承受的情况上，贵生和重生也并没有偏离人文主义的核心。

所有人均不可以脱离人己关系，有关学者发出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仅仅是气愤激动的言辞，发这个牢骚的庄子还要和人争辩，朝人借米，和多种类型的人交往，以一身而已，人有万千，人已关系实际上就是个体和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所有人存存在相应的社会关系当中，这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实施，而如何对待，就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修己治人，提倡人要利用修养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为社会贡献一份理想，是采取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人己关系。但是，这个说法现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是给治人者模拟的人生道路，仅仅是少部分的，针对大部分人来讲，治人几乎使用不到，修己这一部分也存在不一样的内容，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以照搬使用，需要进行改进，添加新的内容。这也是另外的话题。我国思想文化面对人己关系思想存在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要求人们注重加强自身素养，承受其对应的社会责任，给社会贡献出一份自己的理想。

结束语：

通过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的进一步分析和探索，使我们了解到人文主义教育这个传统的阵地以及人文精神会不会消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偏差均有可能出现，但是基于人类社会整体以及历史发展方向观察，能够发现人文主义光环不会暗淡下去，这是由于其植入在人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当中。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中国传统文化人文魅力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确保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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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国家教育方针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高职院校的基本要求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学校开展班级文化育人工作，是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学生思想的日益多元化，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纵横交错、全员参与班级文化育人工作体系，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高职院校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学校各部门和全体教职工切实把班级文化育人看成是自己的根本任务，树立班级文化育人的的教育理念，形成全员育人的教育合力。班级文化育人，一是育人工作对象是全体学生，要使每一个层面的学生都能感受到来自班集体的关怀；二是全体教职工都是育人者，每一位教职工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进行教育，帮助、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二、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的要素与功能

（一）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的要素。高职院校的班级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大要素。物质文化主要是指班级的硬件设施建设和学术学习成果的物质展现等，主要包括班级教室、宿舍环境的装扮布置，班级创办的学术学习文化读物，班级获得的奖状奖杯等荣誉物件等。精神文化主要是指班级在长期的积淀、磨合、选择、发展过程中形成能被全体成员普遍接受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等精神财富，如班级奋斗目标、成员价值追求、班风学风建设等。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学校的校纪校规等在班级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良好班风形成的强有力保证，能对班级成员行为进行有效规范与约束。

（二）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的功能。高职班级文化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具有多种教育功能，概括来讲，主要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熏陶功能和约束功能。导向功能在于班级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氛围能深刻影响班级成员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潜移默化地引领作用；凝聚功能在于班级文化能激发成员对班级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一种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班级文化氛围，将师生力量凝聚起来，共同为班级发展而努力。

三、传统视觉下高职院校班级文化的育人体系构建路径

（一）以加强班级环境建设为载体，营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发挥班级文化的导向功能，实现环境育人――“鼓舞人”。优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能够给广大青年学生增添生活、学习乐趣，激发其归属感和对班级的热爱之情。班级是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开展“鲁班文化、建筑文化、家和文化和节日文化”四位一体文化育人，将优秀传统文化上墙，营造传统文化特色鲜明、符合育人规律的班级文化，有助于展示文化特色，美化学习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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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让全校师生沐浴古典文化的春风，弘扬民族文化，商丘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在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渐成为学校的特色。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及文化多样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各种观念相互碰撞。面对这样的形势，十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越来越浓。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软实力。2014年5月4日，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

二、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多元文化思想进入我国，多元化的价值观取向也随之出现。我国学生正处在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关键时期，他们在心理上正处于一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多元文化使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思想感悟，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学生的道德缺失。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德修养、修身克已，讲究以他人和社会为重，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以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用中华美德和民族精神滋养学生心灵。在物欲横流的当今，太多人为了名利而迷失自己，他们对物质的追求永无止境，已经超出了限度，但他们对精神文明的关注几乎不存在。

三、如何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人生观

第一，用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交际观。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对人以爱、推己及人的人际关系，教育学生以谦卑的胸怀去待人，以忠信的态度去交友，才能获得真挚的友情。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学生树立正确的交友观念，养成关爱他人、修身、克己、重感情、讲德义的传统美德，从而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二，用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礼仪观。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著称。我们通常认为不能对学生要求过于细致，担心“适得其反”，事实上，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文雅的举止、礼貌的言行体现了一个人应具备的素养，人心向善，绝大多数学生是很乐于接受这些东西的。当习惯养成后，学生不会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而是成为一种自然的习惯。

第三，用传统文化提倡孝文化。我国正逐渐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精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一个能遵循孝礼的人，绝对不会妄自尊大，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一个不孝的人则易忘本，通常表现为惟我独尊，惟利是图。

第四，用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责任感是人们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可用传统文化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第五，用传统文化塑造学生的诚信观。自古以来，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它是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以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对即将步入社会生活的他们来说尤为紧迫。

第六，用传统文化影响学生的利益观。在利益关系上，重义轻利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流价值取向。对于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时期的大学生更是如此，对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他们的健康成长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用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许多激励个人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思想，《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的概括和生动写照。

四、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那么如何将传统文化与教育相契合？作为教师，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主动性原则，坚持以学生为本，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吸取精髓，大胆运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营造心灵成长的良好环境，用良好的文化环境促进学生的成长，使其朝向健康、积极的方面发展。

（一）多途径、多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接触传统文化的途径很多，但各种途径的作用和有效性并不一样。学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对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我校进行学生思想管理的重要阵地，是我们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手段。如何充分发挥网络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互动性强、普及率高等优势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二）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

教师能充分挖掘教材中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有机渗透，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多途径，而且要多形式，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往往说得多做得少，灌输多引导少，这不符合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要转变教育理念，积极探讨传统文化教育的特殊规律，用当代青年大学生更易接受、更愿接受的形式去表现传统文化内容。学生思想意识中有了优秀传统美德的熏陶，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端正自己的言行，逐步使自己的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进而自觉抵制不健康潮流的侵扰。

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人生观的影响

第一，作为一名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向学生传授传统文化知识，用自己丰富的情感和美丽的内心世界去感染并引导学生构建丰富的内心世界，使每个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去感受其魅力，吸取精华，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例如，我们会让学生关注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和“感动工学院”年度人物颁奖晚会，注意学习其颁奖辞，学习其精彩的语言，最重要的是学习优秀人物身上的优秀品质，通过这些让学生的人生观变得健康而积极。

第二，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我們注意把生活中的坚强意志及做人的最基本道理灌输给学生，引导学生积极探索人生，感悟人生，用心去思考平凡的生活。引导学生勇敢面对逆境，冷静面对顺境，教育学生认识诚实守信是为人的准则，教育学生尊重自己的心灵、独善其身，培养学生自主独立的感知能力和与众不同的心灵意识，从而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教育学生能分辨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有着果断准确的鉴别能力，认识到人活着的价值不仅局限于自身，而且还要与社会同步，以实现真正意义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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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他的画不是以图式取胜，而是以内涵取胜。乔德龙的画显然能给人以精神的震撼。他的画很能撼人心魄，以画面的简洁、朴实和表现丰富的生活取胜。因为乔德龙有丰富的生活体验，而且他甘于寂寞。他是一个既不会炒作、也不屑于炒作的画家，是一个很朴实很本分很有修养的画家，他的画没有多少新奇古怪的想法，有的只是对传统文人精神的坚持，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对艺术情感的捕捉。

乔德龙在多年的贵州乡村生活中，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他有着对生活的礼赞，有着深厚的文学和文化修养，他之于中国古典文化造诣精湛，有超然的精神状态。他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想象中优游驻足，把生活融于笔墨的体验变成了生活的常态。所以，你看他的画，既有对历史人物精神状态的提炼与笔墨表现，又有对当下人物现实生活的表现，尤其是对黔地苗族、布依族，琼岛黎族等少数民族文化风情的生动展现。我觉得，乔德龙的意义就在于，他为当代中国画提供了某种值得思考和拓展的空间，他让很多画家知道了，艺术要表现生活，要表现大爱，要表现自己真实的内在情感，而不仅仅是图式的嫁接与复制，当然更不是所谓的精神的简单借取。古人的图式不可复制，古人的精神情感更不可复制。比起有些人来，乔德龙的人生有着太多的曲折坎坷，但我觉得他胜就胜在能坚守，能找到自己内心一直想要表现的东西，那就是和他休戚与共、心灵相通的那片土地和人们，正如我前面所说，他的笔墨没有与他的生活及情感脱节。乔德龙在贵州生活了几十年，在那里出生、求学、工作、生活和成长。云贵高原的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农耕文明甚至是原始文明的生活状态，原始的巫术与祭祀依然在这里延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西南的文明都是绝然不同于中原文明的，这里是中国的秘境，是中国艺术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说，是西南这片神奇的地方，给予了乔德龙饱满的艺术情感，他以深情的画笔，画这里的山山水水、人物风情。他的绘画所透出来的，是对农耕文明的礼赞，是对工业文明复兴、原生态文明终了的挽歌。

文人画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文人画的范畴和表现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地域的变化而变化，随画家心境的变化而变化。乔德龙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没有蹈袭过往的艺术形式，没有固守传统，而是有着内心的坚守，他坚守着这片地域，他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栖息于这片凝重的大地之上，他以火热的艺术激情和饱满而深沉的笔墨，礼赞着这里的人们，礼赞着这片土地，礼赞着这种原生态的文明，他以凝重、洗练的笔墨线条，描绘当地农民淳朴的乡村生活，堪称民族地区民间风情的历史画卷，但他的画又绝不类似一般的风俗画。他的画线条简洁凝炼，但其中的思想却很深邃，他的画表现的虽是世俗化的题材，但内涵却十分丰富。

我觉得文人画的第一要义就是它的精神内涵。什么内涵呢？文人内涵、文学内涵和文化内涵。而这首先又要使画家本身就成为文人。不是文人的画家，画出来的画肯定不是文人画，没有文学和文化内涵的画也不能算是文人画。乔德龙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首先就是一个文人，他有很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传统诗词功底，他的骨子里就有传统文人的精神情结。在艺术上，他既有传统中国画深厚的笔墨功底，又有扎实的人物线描与造型能力，还有川、黔、滇、琼四省丰富的边地生活体验。他虽出生在都市，却长年工作、生活在黔地的一个县城，当过乡村教师，更长的时间从事文化工作，由于工作需要，脚步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对贵州苗族、布依族文化、西南农村生活有着深刻的体悟与认知。早年，由于时代的原因，他曾两次被下放到贵州偏远的农村劳动，按当时的说法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每次都是直接住在农民家里，终日与农民为伍，脚蹬草鞋，高挽裤腿，仿佛就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熟知农民话语，熟知农民生活，所以，他的画里，有着丰富的农民气息，他对少数民族妇女和农民的衣着、服饰、装束、形象、语言、神态乃至生活细节等等可谓了然于胸，他的很多代表作都是与西南少数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性创作，贴近生活现实，画里传达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挚爱。

所以我认为，乔德龙对当代中国画的贡献即在于，他深入挖掘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精神内涵，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质，探索笔墨的可塑性与拓展性，探索传统中国画的现代意识，丰富、发展了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内涵，真正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生结合了起来，他的很多画都是融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生活与想象、精英与民间于一体。最为关键的是，他赋予了文人画以丰富的文学内涵，画里有细节，有故事，有情感，有韵味，有境界。

当然，乔德龙虽然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还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直接与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但他却是一位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文人学士。他的骨子里具有对中国传统精英文人的那种向往与敬畏，这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寻觅到的，他把中国文学中的那种诗性精神读懂了读透了。他画坡，画陶渊明，是带着饱满的激情去画的，他深受陶渊明淡泊与潇洒的精神意志的感染，深受东坡逍遥、超逸于尘世苦痛之外的熏陶，所以你看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把东坡那种快意平生、旷达闲适的精神意趣以寥寥几根线条即表现得淋漓酣畅，东坡那种人格的坦荡、伟岸、高绝、卓然不群、恬淡自如的精神情怀跃然笔下。所以，乔德龙即使是画古意人物，也是带着今人的审美、带着他自己对古代文人精神的重新诠释去画的，而没有简单地描其形、摹其貌，我以为，这是一种在与古人进行精神会通之后的信手拈来与任意挥洒！

乔德龙以善画人物著称。他的人物，借古开今，既有扎实的笔墨功底，也有夯实的造型能力，更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精神风貌。中国人物画以魏晋为滥觞，此际的佛教造像，可谓中国人物画的奠基，佛教造像以其对人物衣纹、线条、比例、眼神、面部、妆饰等的细部刻画，而为后来的人物、山水、花鸟等创造了经典的范式，尤其是为中国人物画的线描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晋唐之际的铁线描、兰叶描等，均成为中国人物画中的经典技法。所以，人物画既要讲究线条、比例、造型等，又要讲究神态与精神意趣，实为不易。近代一个时期以来，西洋画与西方的人体素描进入中国，很多人高呼要以西洋画改造中国画，但是一改造之后，很多人就不知道到底该怎样画了。而且近百年以来，尤其是进入当代以来，人物画确实在衰落，保守派与激进派打得不可开交，到底是中好还是西好，到底是写实好还是写意好，似乎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其实，在我看来，绘画中的中与西，并没有绝对优劣之分，而只有工具和表现手法之分，真正好的绘画，是不分中西的。当然，作为中国画家，你在精神内涵与本质及意境上，最终肯定是东方的、中国的，林风眠即是如此。林风眠的成功即在于，他创造性地汲取了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法，融入了大量抽象艺术的元素，而在取法素材上，又大量吸取了民间艺术如戏曲人物、剪纸艺术等艺术形式，但在精神内涵上，却是东方的意蕴、东方的神韵。我觉得乔德龙的绘画与林风眠的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处。乔德龙的艺术表现手法中，也有大量的中西融合。在画传统人物上，他较多地运用意笔的书写去表现他心目中的文人雅士，或释道人物的神采风韵，这是晋唐之法；而在画现实农村题材的人物上，他则较多地借鉴了西方的写实手法，讲究人物造型，却又讲究笔墨五色的韵律与节奏，追求传统的笔墨语言与时代审美尽可能完美的结合。衣纹褶皱的处理，讲究人物的线条与比例，讲究明暗关系的处理。但不管运用何种表现手法，乔德龙的画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东方色彩。可见，一个画家最为关键的不是他画什么，运用什么表现手法的问题，而是他的文化修为、文化本位问题。在众声嘈杂中，乔德龙既不跟风，又不赶潮，也不守旧，还不盲从，而是立足于他生长的这片西南大地，坚定不移地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我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中国少数民族隐秘文化内涵的画家，他画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秘史，他是用身体俯在云贵高原大地上行走的艺术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乔德龙是在重拾中国晋唐人物画的精髓。他对线条的讲究，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他的一些历史人物和释道人物都是用细线勾勒的，这种细线勾勒，似乎只有在晋唐的佛教绘画里才能找到，细线勾勒难就难在对线条的锤炼，而对线条的锤炼，难就难在对书法的锤炼，可以说，绘画的线条，就是书法的线条，书法的线条，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能成的，而是长年累月积淀之结果。乔德龙绘画之所以笔墨浑厚华滋，当赖于他对书法的研习。乔德龙的绘画中，有很强的书写性。他的线条很简洁、很干净、很厚实、很有弹性和韧性，现在的很多画家已经做不到了。乔德龙深知书法之于绘画的重要性，当然，他并不是要当书法家，而是为了让绘画的线条更精致、更细腻、更厚实、更有弹性、韧性和表现力，更具有屋漏痕、折钗股的审美意趣，也就是更具有中国风。

但是，光做到这点还不够，人物画除了要做到线条的细腻和精致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使人物有神采、有情感、有内涵。而我看西方画，即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看毕加索、凡高、莫纳、马蒂斯、康定斯基与夏加尔的画，都能感觉得他们的画能表现各种情绪，表现大爱与生死主题，他们的画能让你久久地凝视，久久地震撼你的心灵，它甚至能给予你以心灵的救赎。而当下的中国画，更多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当然，中国画的思想内涵是隐藏在笔墨之中的，或者说它更含蓄、更简练、更内敛。但是我不满意的是当代中国画题材雷同，图式雷同，笔墨雷同，主题雷同，我觉得雷同就等于死亡！而乔德龙的画明显跳出了束缚，跳出了种种窠臼，面对浩如烟海的画史，他并没有蹈袭前人的任何程式，他没有陷入对古人图式的亦步亦趋中，他将笔触面向了更为深层的农村土地，苗族、布依族和黎族都是中国民族史上历史悠久、勤劳朴实、多姿多彩、能歌善舞、有着丰富民俗风情的少数民族，在我们的视野中，他们的生活很少得到主流文化圈的关注，乔德龙却用画笔的形式用真情去表现与讴歌他们，这其实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眼光！

一个画家，不管他画什么，其实都是在画他自己，画他自己的情感，即便是画那些远去了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用他自己的情感去重新解读那些历史人物，重新赋予他们以新的文学涵义。这种涵义，不光属于古代或当代，而是贯穿古今且具有普世价值的。历史人物仍然具有当下性，当下人物仍然可以具有历史性，这就是乔德龙人物画的精义所在。历史与当下，在他这里是统一的。比如他画海南的黎族也是如此。我觉得乔德龙与黎族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精神层面的关联。首先，乔德龙是一个十分具有文人情结的画家，他尤其钦慕坡，他读东坡，研究东坡，画东坡，他的很多古意人物画，其实是对东坡情怀的笔墨读解，他不但在绘画上，而且在大幅的题跋上，用很长的文字去叙述东坡，可见，他的内里与东坡不知交心了多少回，而东坡晚年，恰好与海南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东坡晚年的诗文词章，大多都来源于海南和黎族，那些质朴的诗文中，有大量描写东坡自己与海南黎族百姓日常生活场景的内容，而乔德龙旅居海南后，又大量地以笔墨的形式表现黎族人民的生活风情，可以说，这恰好实现了与一千多年前坡的精神晤对。我认为，坡是一个真正的能将精英文人精神与平民精神相结合的经典代表，而今，这种精神又在千年之后的乔德龙这里复现了。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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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郭文斌；文化传统；诗意守护；人性的温情；返璞归真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123-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62［本刊网址］ http：//省略

郭文斌的短篇小说《吉祥如意》曾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它“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吉祥如意》典型地代表了郭文斌小说的诗化风格和美学追求，散发出纯天然的真、不做作的善、超功利的美。这样的作品宛若优美隽永的乡村牧歌，自然清新，纯净澄明，淡泊宁静，让人陶醉和感动。作家用蘸满诗意的文字还原西部农村的乡风民俗，守护民族文化传统；用饱含温情的语言再现家乡人的质朴单纯，呼唤人性的本真。

一、文化传统的诗意守护

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发展，外来文化、新潮文化以强劲的攻势挑战和抗衡着传统文化。而文学对这种文化观念更新和时尚因素往往更为敏感，也更易于接受。但郭文斌“于纷繁中守持宁静”，诗意地耕耘着传统文化的一方净土。这首先体现在作家对民族传统节日和独特地域风俗的关注上。《吉祥如意》就是一幅端午风俗画，一首端午文化诗。作家用诗意唯美的文字认真细致地叙写着端午节的传统风俗，并与传统文化产生感应和关联，凸显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小说的主人公五月、六月是姐弟俩，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五月是被香醒来的”，这甜蜜的香气来自娘蒸的热气腾腾的甜醅子。它揭开了喜气的端午节风俗画的序幕，也奠定了作品诗意的书写基调。接下来作家依次勾画出家门上插柳枝、花馍馍供神、磕头、吃供品、绑花绳、上山采艾的图景，还穿插了端午节前买香料、缝香包的场面。这一系列乡风民俗经由作家的娓娓讲述，更见其诗情画意和生动有趣，并且蕴含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小说描述的节日习俗对我们来说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说它陌生，是因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已经忽略了许多道风俗习惯的程序；说它熟悉，是因为它触动和牵连着我们传统文化的心理基因。我们跟随作家诗意的文字重温传统节日的文化蕴涵，也是让我们的心灵在这醇厚的风情中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

作家用“端午节”这面传统节日的镜子来映照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我们开起了一扇洞见传统文化内在意蕴的窗子，那就是“吉祥如意”的美好祈福和祝愿。正如小说题目所示，作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温暖祥和的审美体验，一种文化传统的亲近感和共通感。小说中写到，爹向天点香，往地上奠米酒，然后极其庄重认真地念了祝词，以示对天地及其孕育万物的虔诚祈颂；五月告诉六月，采艾叶时，只有天的儿子太阳蛋蛋和地的女儿露水蛋蛋两人全在时，采到的艾才叫“吉祥如意”。可见，小说中的人们对天地始终心怀仰慕和敬畏，他们执着坚定地认为天地有吉祥如意而不言。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内涵在作品中的生动体现。作家借人物语言传达自己的温馨祝福；他希望“处处都吉祥”，把吉祥如意的祝福感融入艾中，融进太阳蛋蛋和露水蛋蛋里。这样，“吉祥如意”所代表的深层文化心理和祝福感，就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神秘”和“巨大的审美上的紧张”，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始终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崇尚和敬畏，就像《吉祥如意》中六月的爹在上供时那样庄严和虔诚。阅读《吉祥如意》，我们会获得关于传统文化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进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更多向往和怀想。

二、人性本真的温情呼唤

沈从文曾长期致力于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搭建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文斌或许可称得上“当代的沈从文”。《吉祥如意》就是郭文斌怀着赤诚之心搭建的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同样是本真的“人性”。

小说叙事以两个童男童女的视角展开，充满童真童趣的语言和心理，使作品清澈空灵，字里行间透着“人之初”的喜悦。姐弟俩对什么是“童男童女”各抒己见，姐姐五月说童男童女是“铜做的”，弟弟六月说童男童女是“没有当过新娘和新郎的人”。童男童女一起采艾时，六月觉得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美好和可爱的，包括平时憎恶的人，节日的喜庆让他发现“怎么现在就看着地生不憎恶呢”；白云对“蛇不咬善门中人”的笃信，让六月情不自禁地取下自己的香包送给她，并大方地说“喜欢就送给你吧”。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对话，自然而真实地流露在作家笔端，清爽至极，动人至极。这样干净透明的语言投射出人性原初的至善和大爱。如六月采艾时下不了手，因为“一刃子下去，就会有好几个太阳蛋蛋死掉”，六月“觉得这露珠儿太可怜了”。作家通过对儿童心理的生动刻画，展现人性的善良和悲悯，深触人性的仁慈之端，唤起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

除了借助儿童的语言和心理描写来透视人性本真的善良，作家还通过其他方式传递着简单的生活态度和朴素的生存哲学，呼唤人性的返璞归真。小说中的人们物质生活简单甚至贫困，但他们知足常乐，心怀感恩和珍惜。他们感恩生活，发得好的甜醅“就像是好日子一样”；他们珍惜生活，一年才能吃一次花馍馍，却“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在这里，作家着意于展示生活的美好和值得珍重，呈现给我们“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这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应该指向人心最现实的满足感：懂得珍惜拥有的，不去抱怨失去的；对得到的心怀感恩，对得不到的不去奢求。正如六月的娘所说：“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所以你奶奶常说，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这是一种淡泊物欲的生活态度，一种没有机心的生存哲学，也是作家希望传达的人性本真的理想。

郭文斌认为，人的成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复杂环境的污染，而他要在写作中“反污染”，以此来“接近生命本意”。“生命本意”可以理解成本真的人性，它会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加而日渐离我们远去，就像露水蛋蛋一样，被成长的手给摇落。正因为这纯美的人性本真是脆弱的，易受污染，所以才需要珍惜、呼唤和挽留。在《吉祥如意》中，郭文斌用平实而诗意的语言，赞美着天真、淳朴、满怀爱心的五月、六月，善良淡泊、乐观豁达的爹娘，描摹着他们那简单、朴素、如世外桃源般地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同时作家更是在用温情的笔调，呼唤人性的本真，“寻找并且挽留住原本属于我们的却早已丢失的原初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阅读《吉祥如意》的过程，也是净化人性的过程，是接近生命本意的过程。

《吉祥如意》牢牢地扎着文化传统和人性本真之根，没有浮，没有飘，让人读来感到特别踏实和安稳；这也使得小说具有清新脱俗的气质和感人至深的力量。作家在小说结尾深情地写道：“他们的脚步把我的怀念踩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踩疼。”而我想说，郭文斌的《吉祥如意》把我们的怀念点燃，也把我们心中的吉祥如意点燃。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人性本真，在作家诗意的守护和温情的呼唤下重新被审视和认识，我们旅行已久的心因《吉祥如意》而找到回家的路。

参考文献：

［1］郭文斌．郭文斌散文精选［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7．

［2］晓章．行走在纸页上的快乐――访郭文斌［J］．黄河文学，2006（3）．

篇10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篇11

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讲述了原始人克鲁家族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冒险旅程。该影片以深刻的主题内容、老少皆宜的影片表达方式、鲜活的3D视觉效果，演绎了一个既有冲突但充满爱的家庭关系，展现了亲情与爱情、家庭与责任、守旧与创新等相互碰撞时引发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总之，该影片延续了美国动漫影片创作强大的包容性特点，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走出影院。然而，笔者认为该影片在我国成功上映还得益于大量中国元素的运用，正如此前推出的《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只是相对于后者，该影片中的中国元素和文化符号运用更为隐蔽，它巧妙地将中国文化符号与美国文化进行了解构、重组，甚至有些部分以中国的文化符号或传统关系为依托、植入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让中国观众在亲切自然、轻松愉悦的状态中接受并发自内心地喜爱“疯狂原始人”。本文尝试分析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如何成功运用、解构和重组中国文化符号，从而引发对国产动漫创作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文明与美式幽默巧妙结合

《疯狂原始人》中有着许多观众为之捧腹的笑点，然而这些笑点背后暗藏着中国文化符号的缩影。在中国，这些文化符号通常被置于历史课本或各种类型的纪录片中，其讲述也往往颇为庄重。然而，该影片却以其一贯的美式幽默、浪漫主义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文化符号轻松、愉悦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观众在欢笑声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中国的汉字活体印刷术演变成滑稽可笑却无比“高级”的照相方式；游牧原始人Guy帮助克鲁一家捕猎，采用了木偶戏技术原理，让大鸟落入陷阱瞬间变成烤大鸟；克鲁家族为躲避大猫的攻击，借用了我国东北民间艺术形式――踩高跷；老爸Grug和Guy遭遇柏油危机，用自制的木偶雌猫吸引大猫，成功脱险。此外，代表文明和创新的年轻人Guy通过石块撞击和钻木创造出火种，源于我国古代文明――燧氏的钻木取火，等等。一系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贯穿于《疯狂原始人》中的故事情节中，为打造轻松、幽默的动漫风格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创意元素。

二、中国传统生活习俗的“润物细无声”式解构与融合

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中运用了现代人生活中熟悉的场面或事物，如：如玩美国橄榄球般激烈地抢食鸵鸟蛋，自然材料做成“雪橇”穿越山坡，两块小石板做“电击”工具、有趣的“鞋子”，挡雨的“伞”，等等。电影将此类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通过形式变化与剧情发展紧密结合而变得异常生动有趣，从而跨越了国界和年龄，让世界观众为之惊呼、欢笑和感叹。

在影片众多的画面中，浓缩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也是中国观众群潜意识下接受和喜爱该影片的原因之一。如：“文明”原始人Guy给小伊及克鲁一家作为传递信息、互报平安的海螺。小伊的第一个海螺被家人破坏后，遭遇危机时，小伊情急之下，用动物的残角代替海螺传出声音，向Guy求救并成功。其雏形为我国古人在战场和生活中用来发出号令或传递信息的号角。其次，克鲁家族悬挂“洗澡”――用木棒敲打身体和衣裳，看似粗野可笑，但它不是美国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它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出生于20世纪 80年代及以前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村，能经常看到自己家人用洗衣棒在河边敲打衣服，用鸡毛掸子掸去桌椅上的灰尘，这些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过的生活场景和方式，通过该影片解构和“变异”之后，拉近了中国观众和该影片的距离，同时勾起了中国众多老、中、青辈的民族记忆。再次，克鲁家族的睡前故事与传统中国式家庭生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80年代以前电灯、电话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无论乡村或城市，晚饭过后一家人围坐在小院听长辈讲各种鬼神故事、民间故事或者历史人物故事等，虽然有些故事听过许多遍，但这种看似单调的“娱乐”活动却因为浓浓的亲情让家人倍感温馨、期待和怀念，当然，由于剧情需要，克鲁家族的故事主讲人是保守的父亲Grug为保全家人的生命而展开的“安全教育”活动。最后，还有Guy运用火种成功击败食人鸟、引发玉米地“火灾”，意外收获可食用的爆米花之后，出现漫天绚丽的烟花，此时欢快的音乐及时出现，符合我国观众群将烟花与喜庆、节日相联系的传统生活习惯和风俗。总之，类似于上述中我国传统生活习俗和方式的穿插运用，有效地拉近了影片与中国受众群的距离，让大家在倍感亲切又轻松愉悦的状态下接受美国文化影响和熏陶。

三、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运用与解构

影视艺术创作中常利用“移情”这一理论，将影片中的人物设置成与所针对观众群的年龄、身份、品性相近似的人物，将影片中的环境设置成观众所熟悉的环境，这些人物、环境等都来自现实生活，并在现实基础上变形、夸张、组合和修改，让观众产生“移情”体验。[1]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中的父亲形象就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及生活环境而塑造，在阶段性采借中国传统父亲形象、表现世界上所有父爱特质的同时，凸显了美国父亲形象，向世界表达了美国的家庭观和亲情观。

《疯狂原始人》中的Grug是一个保守而固执、严厉却内心充满大爱的父亲形象。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Grug固执地认为山洞是家人最安全的栖身之所，他坚守规矩，害怕失去，拒绝改变，与家人长期生活在没有阳光的山洞里，通过辛苦恶斗哪怕只有一个鸵鸟蛋也是先让家人享用，而自己却笑着说“上个星期我已经吃过了”。Grug这一父亲形象也是广大中国传统父亲的缩影：作为一家之主，上有老、下有小，为生计奔波，肩负着家庭的责任，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小心谨慎地做每一个决定，按部就班地做每一件事情。为了家人的幸福，可以放弃自己的梦想，立足现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能让家人没有生活忧虑的工作，就像影片中的Grug不是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而是在没有十足把握下，宁愿选择目前他认为最安全的山洞和生活方式。然而，这个类似于中国父亲形象的Grug在Guy多次新奇idea实施成功的事实面前、在巨大的家庭责任重压下， Grug渐渐意识到了Guy的说法的正确性，因此，在面对危机时，他将家人托付与Guy，自己做好牺牲的准备。老岳母那一句“你让我刮目相看”，体现了Grug的思想巨变，道出了广大观众的心声，意味深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影片在表现父爱如山的共性同时，打破了中国式父亲感情表达含蓄特点，影片中一贯严厉、固执的父亲Grug在准备牺牲自己，保全女儿时刻一句“我爱你”，让人潸然泪下，感动不已；从“我有我的力量”到最后“用脑子”想出绝妙好主意，也融合了中国传统英雄男子的“智勇双全”的审美评判标准和美国人的探索、冒险精神；总之，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通过家庭责任、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演绎，传递了美国现代主流社会重视家庭和睦，注重建立家庭亲密关系等家庭观和社会价值观。

四、《疯狂原始人》之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运用对国产动漫发展的启示 经综合分析，动漫电影《疯狂原始人》是美国动画梦工厂成功运用和解构重组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典范。中国传统文化的巧妙融合为影片提供了丰富动漫元素，同时，通过植入美国价值观、家庭观，解构重组中、美及世界优秀文化，结合3D技术和美式幽默，为该影片制造了许多笑点和感人的故事桥段，形成了老少皆宜、温暖催泪的家庭大片。因此，该影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包装下，以其影片质量、内容主题和3D技术等绝对优势，在中国上映短短一个月，票房突破3亿元人民币。而我们的国产动漫与之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以我国目前热播的动画片及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为例，它相对于《疯狂原始人》等梦工厂系列动漫，内容缺乏深度，显得较为幼稚，同时，从内容、主题及价值观等没有体现中华民族特色，民族文化内涵不足，民族基因识别度太低，缺乏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推出的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到《疯狂原始人》，每部影片都在我国创下高票房纪录。因此，国产动漫行业的从业人员应该不断反思、总结，为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和传统文化传承不断努力探索实践。首先，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动漫创意灵感。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动漫创作的重要源泉，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要拒绝西方和其他地方的文化或者知识，“而是从本土文化中寻找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生态关系”，“寻找当代人所缺、所想、所需的精神和文化境界”[2]。其次，学习美国梦工厂及迪斯尼动漫创作特点，广泛吸收、借用世界优秀文化，并为我所用。如《疯狂原始人》中皮带猴为Grug和Guy助阵吸引大猫来沼泽地，敲打动物骨骼残骸，这一幕让人联想起9000年前，我国河南舞阳贾湖村先民制造、吹奏骨笛画面，或者联想到曾侯乙墓编钟，等等。同时，该影片通过演奏“骨器”这一片段，体现了美国人乐观、幽默等民族特质。最后，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将动漫音乐作为动漫艺术的最佳语言交流工具，做到“先声夺人”“余音绕梁”，形成动漫音乐经典，最后成为民族音乐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动漫影片《疯狂原始人》在中国取得票房成功，与它巧妙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密不可分。它在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深刻地表达美国追求自由、平等，向往光明的探索精神以及重视家庭亲情等社会价值观，宣传了美国文化。因此我国动漫产业也应该借鉴其成功经验，立足本土，为体现中华民族核心精神和主流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渗入到动画作品的形式，固化其民族认同，达到对国家的文化认同，以至于以后他们在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和相互比较的场域中，面对另一种异于自身存在的东西时，能产生一种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应。[3]同时，广泛采用世界优秀文化资源，并以此为国际交流工具，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动漫影片为媒介向世界推广，实现动漫产业经济效益和传统文化发展双赢。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国产动漫电影创作应该借鉴国外动漫创作经验，在立足本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大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动漫艺术产业。

[参考文献]

[1] 李艳芬.宫崎骏动画中日本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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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2012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青年专项课题―人文素质课程网络交互式教学模式研究成果，课题编号：ZJC2012015。

90后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相较于80后大学生而言呈现出其特有的精神面貌。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技术的掌握者、网络时代的主人，自己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一定的自制力，功利思想较为严重。所以，在面临大学生活以及即将步入的社会工作时，他们会出现许多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90 后大学生的培养问题成为了当前高校学生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高教界内部讲，新兴的高职院校由于文化积淀和专业教育的原因，在人文素养的培养上无疑是重灾区。因此，当前高职院校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具备较高人文素质的大学生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教育在提供90后生存技能的同时，有责任向90后传达“人”的要义――人格健全、知识渊博、了解文明、珍惜生命。这一切，必须回瞰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回瞰自身民族的积淀。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通过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选目，结合现代学科门类的知识层次，职业院校可以达到人文传统与现代学科的对接、学科知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人文历史与人文素质的融会，从而全面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国人民形成了一些优秀的文化观念和个性品质。细细品评这些文化内蕴，其中的道德观、认识论和科学精神综合了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伦理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这些文化传统包括我们当前开展素质教育时应该保持和发扬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以德化人的高尚风范、和谐持中的思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被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改革开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经过反思以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文素质教育是指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它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审美鉴赏素质、开拓创新素质、调适整合素质等。

素质教育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人生智慧方面凝练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精神境界的深邃追求。它们与时俱进，绵延发展了两千多年，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远播海外，构成东亚文明的内核，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元素”项目训练教学模式

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并体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惯，均可被视为“中国元素”，具体而言，包括由中国人创造、传承、反映的中国人文精神和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成果。

“中国元素”项目训练教学模式通过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全方位地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到90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使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迷人魅力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训练项目和平台生动展现，从而消除了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情感隔膜，拉近学生与传统文化的心理距离，带给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全新理解和感受。

“中国元素”的项目式教学分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主要是学生以项目技能训练为切入点开展学习训练，以训为主，分组实训。教师以项目为载体，讲授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人格理念，以讲为主，集中讲解。第二课堂包括校园文化平台，如校报、广播、社团、校园网等；师资队伍平台，包括学校领导、专业教师、辅导员；教育基地平台，如拓展训练基地、革命圣地教育基地；湖湘文化平台，如岳麓书院、湖南省博物馆、岳阳楼等。

三、多学科视野下对传统文本的解读

传统文化是指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睿智的哲学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

人文素质教育（博雅教育）的初衷是对大学生进行精英教育，所以要在当前中国的教育资源现状下，尽可能地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初衷，打通学科界限，让大学生更多、更全面地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比如儒家经典作品《论语》，既可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释读，也可以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既可以从文学方面入手，又可从社会学方面阐释。文本的多义性必然带来各学科解读的不同旨归，从而培养学生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四、人文素质课程网络交互式教学方法

在网络交互式人文素质课程的教学中，通过开展“翻转课堂”来颠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是与传统课堂相反的一种教学设计理念。在翻转课堂中，学生借助课程视频、教学资料、网络资源在课前完成对课程的自主学习，课堂变成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互动的平台，其中包括答疑解惑、知识的运用以及成果的演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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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年的习俗与禁忌

所谓“本命年”就是十二年—遇的农历属相所在的年份，俗称属相年。比如猴年出生的人，2004年就是他们的本命年。在传统习俗中，本命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本命年“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的民谣吏是关于本命年不甚吉利的最好写照。故民间通常把“本命年”也叫做“槛儿年”，即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进一道槛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