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变化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金融市场变化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人民公社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篇2

利率市场化本质上是供求双方自主决定资金价格的机制。完全市场化条件下，资金价格（市场化利率）的波动完全取决于供需形势。宏观意义上的利率存在一个上下限：下限取决于通货膨胀，低于通胀的利率意味着资金的时间价值为负；上限取决于资本回报率，高于这一水平的利率，其本息偿还无从保证。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我国金融管制不仅包括价格管制（利率、汇率），还有数量管制（信贷额度、存贷比指标）。在管制条件下，我国官方利率长期低于通胀下限，因此实际利率长期为负。在2004年以来的过去十年间，实际利率为负的时间超过一半，达64个月。宏观意义上的资金回报率可以用名义GDP增速表示，过去十年间，我国名义GDP增速在（8.6%，22.9%）的区间内波动，平均增速达15.3%，因此理论的利率上限可达15%，但过去十年官方贷款利率（一年期）平均6%，最高为7.47%。管制造成了一个消费者补贴生产者、债权人补贴债务人的利率体系，这是一个鼓励负债、容易滋生泡沫的体系，还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如图1所示）。

这种情况从2010年开始发生改变，通胀上升、理财意识的成熟使资金收益率要求提高，给银行负债端扩张造成困难，而信贷额度控制又抑制了银行的资产端扩张。于是银行为了竞争，不得不在“表外”进行业务扩张。银行表外业务往往借助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券商、基金子公司等）的渠道，这些机构的兴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绕开传统的“存款-银行-贷款”的渠道进行配置。

从2009年到2012年的短短三年间，央行公布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每年新增规模从16.8万亿元到19.9万亿元，总量波动不大，但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其他存款公司指的是除中央银行以外的，主要进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支票）转账结算等中介服务的存款性公司或准公司。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存款货币银行）、信用合作社以及专门把储蓄存款作为资金来源的储蓄机构等。）

从负债方看，传统意义上的存款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存款（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的负债）占总负债的比重从2009年的71.5%下降到2012年56.0%，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占比从32.6%突降到7.5%，同业负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占比从7.7%上升到11.8%（2011年高达16.6%），其他负债占比从6.2%升至12.6%。

从资产方看，传统的企业信贷在资金运用中的重要性也大幅下降：企业信贷（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占总资产中比例从51.8%降至34.5%，而通过同业渠道运用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资产占比从13.0%上升到37.1%。

银行困境

如果仅仅怪罪银行“不听话”，显然有些偏颇。表外业务“疯长”的根本原因，是被管制的表内业务不能满足通胀抬升条件下资金配置要求：在负债方，银行以官方利率吸收存款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资产方，信贷扩张不仅受到直接额度控制，也受制于存贷比考核指标（因为存款增长放缓），因此，2010年以来的每季度末，商业银行之间的存款争夺变得异常激烈。这种矛盾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而得到缓解，包括信托公司、券商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子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连通银行表外资产和表外负债的桥梁。如此“里应外合”，才造成了上述“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巨大变化。

这一变化给银行造成了两大难题。

一是息差减小，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是先贷款、后存款，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当前受制于经济增速下行，上行空间有限，而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逐渐深入，银行负债成本抬升相对较快，银行息差面临向下压力。表1表明，自2011年利率市场化取得明显进展以来，我国主要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息差出现不同程度缩小，其中幅度最大的是民生银行，截至2013年三季度共缩小67个基点（如表1所示）。

二是风险增加。一方面，传统存贷业务息差的减少增强了银行进行“表外”扩张的动力。这部分“新”表外业务，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加上扩张过快，难以被银行内部正规的业务流程和风控体系所完全覆盖，这增加了银行的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2013年3月份的银监会8号文（《关于规范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便是主要针对这样的风险。另外一方面是信用风险，这一风险与我国扭曲的经济结构有关。我国过度扩张的地方政府投资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两大顽症，2010年以后，监管部门严格限制新增贷款投放到这两个领域，但是，由于房地产仍然是当前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多数地方投资项目有较为安全的增信措施，这两个领域变成了银行表外资产扩张的主要标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到2013年9月，资金信托中分布在房地产和基础产业（基础产业往往是地方投资项目）的占比达35.3%。虽然地方债务和房地产市场短期仍有持续性，但银行表外业务扩张过快不利于经济再平衡，造成部分经济领域的负债率进一步抬升，无疑增大了经济的中长期风险。

政策钢丝

银监会的8号文似乎没有控住银行表外业务扩张的冲动。2013年二三季度，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同比增长34%和37%，持平或高于一季度的34%，信托资产余额增速分别为71%和60%，二季度增速创2009年以来最高。

这直接导致了6月份以来央行流动性操作趋紧。6月份的“钱荒”无疑是管理层给金融机构的一个惩戒，此后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利率一直居高不下，这让以期限错配获取利差的盈利方式不再有吸引力，这对金融体系的资金空转问题有所抑制。

但金融市场利率上升导致的另一个现象是，资金成本的抬升使得银行以债券为标的的资产配置行为变得无利可图。债券曾经是银行资产配置的主要对象，而银行也是债券市场的规模最大的投资机构。这又进一步导致债券收益率上升，使得银行转向倚重同业渠道进行资产扩张，银行经营风险没有下降，全社会融资成本抬升导致的经济系统性风险反而上升。

局部风险已经有所显现。2013年以来，包括四川信托、新华信托和中信信托的多款房地产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风险。12月13日，中信银行申请将不良资产核销额度从20亿元大幅提升至52亿元，也反映银行面临不断上升的坏账风险。

政策如何破局？本质上讲，有供给、有需求、又有供需对接的渠道，导致了银行表外业务大规模扩张，政策思路无非从这三方面入手。如果不是逆市场化潮流，理想的政策效果应该是达到既能控制风险、又能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从资金供给端看，当前利率市场化的背景是，通胀中枢上升和理财意识增强使得居民对资金回报率的要求提高，这一点政策难以改变（否则利率市场化也不会拖延如此长时间）。

从资金需求端看，高利率的资金需求者（债务人）是银行表外扩张的源头。这样的债务人有两类：一是周小川行长所称的“软约束实体”——地方融资平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全面盘查地方债务的基础上，对地方存量债务分类管理，改革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让地方政府合理的资金需求以公开透明方式实现（比如债券市场）。二是高毛利的房地产企业。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2年我国房地产上市毛利率（整体法）高达37.3%，2004年以来年均毛利率为33.1%，而制造业相应指标为16.6%和17.7%，约为房地产行业的一半（图2）。通常，资金流动会使所有行业的利润率趋于一致，但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利差不减反增，这导致资源过度流入房地产行业，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垄断和市场扭曲。对于房地产行业，实现城镇和农村土地同地同权，坚持差别信贷政策，对保有环节征税，消除垄断和扭曲才是根本。地方融资问题和房地产问题是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顽疾，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医治。

从渠道看，虽然信托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为银行的表外扩张起了“垫脚”作用，但表内和表外监管差异才是银行如此热衷的原因，而银行内部关于表外的业务流程和风控体系尚未完善，导致了表外业务的野蛮成长。

金融演义

2013年12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因此利率市场化步伐不会放慢。

如果将视角从利率市场化扩展到范畴更大的金融改革问题，眼下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利率偏高和收益率曲线扁平化的问题，这虽然有利于去杠杆，但容易催生债务风险。二是周小川行长提到的金融机构“自我发财”，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欠缺。

在这样的政策目标和问题约束下，未来金融生态的变化将有如下特征：

第一，利率水平将长时间处于相对高位。高利率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政策大概不会花大力气去压低利率。实际上，管理层对高利率已有心理准备，周小川行长已经指出，“中国目前相对来说资金的总需求偏大，发展的积极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价格的均衡点就会偏高，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

第二，金融风险防控将更受重视。在通胀中枢上移和利率市场化方向既定的情况下，既然管理层不能压低利率水平，所以会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潜在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清楚地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不仅是地方债务风险，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和融资项目的信用风险也将成为金融风险源头，这些将成为监管的着力点。

第三，直接融资将继续受到鼓励和支持。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新三板建设、资产证券化扩大、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加强中小企业债券发行的增信制度，以及拓展债券投资对象到企业和个人，这些制度创新将增加直接融资规模，极大改变融资结构。

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应对，金融机构至少要做如下准备：

一是强化新业务的内控机制，谨慎选择融资合作对象，降低政策风险和信用风险，包括同业合作对象和融资企业。规避激进的同业机构，在项目选择上对平台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设置更高门槛。

篇3

他认为监管层对此的主要职责在于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风险的防范以及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如果政府一味为个人消费者或企业提供隐形的信贷担保或救助的话，只会导致市场越来越扭曲。任何金融创新只要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并被消费者接受，就表明它是好的创新。

显然监管层的思路也在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会长马德伦日前透露，存款保险制度即将推出，制度设计已基本完成。这意味着政府将逐渐放任市场自行主导金融机构的存亡，不再实施过多干预。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我国消费金融发展的现状怎么样？与国外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什么差距？又应如何加强自身信用体系的建设？

朱宁：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我们消费金融的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消费金融给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体量相对较小；二是给消费者提供的融资方式局限于信用卡、人人贷或学生贷款等等。无论从体量还是方式来说，可提供的产品种类较为有限。

在美国，消费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包括消费信贷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还有票据贴现公司、当铺、邮购公司和综合租赁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而我国目前能够提供消费金融服务的机构仅仅限于银行或者小贷公司，但在海外，信用卡的发卡公司只是提供信用卡，可发行信用卡的主体则涵盖有电商、商户、加油站、学校等等，它们都可成为提供消费金融的主体，比我们要丰富得多。

我国消费金融的土壤、环境也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包括：消费习惯保守；信用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缺乏创新产品等等。随着消费习惯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国际化（出国、旅游人数增多）等因素影响，中国的消费金融环境会逐步变化。

但消费金融如果要大规模发展，必须得建立一个完善的征信体系。比如阿里巴巴就建立了对各家商户的征信体系，但其涵盖面较小。

无论是政府机构或者是第三方商业机构，都需要建立大规模完整的征信体系，才能识别消费者的信用级别。只有对不同信用级别提供不同的信贷优惠、利率优惠，才会激励厂家和消费者关注自己的信用质量和信用评级，同时也才可以使消费者注意防范不当的融资行为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将如何建立更专业化的个人消费金融体系？“余额宝”等新的金融产品，会对消费金融带来哪些影响？这类业务将对传统的银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朱宁：与上一问题类似，我们首先还是需要有完善的征信体系，才能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当前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需求，会给今后的消费或融资带来什么影响。只有更好地识别个人的金融消费需求才能够实现金融创新。正是由于存在购房、购车和入学需求，才有房贷、汽车贷、学生贷等金融产品。

另外，我们还需要对风险给予一个正确的判断和估价，之所以现在金融机构不愿意推出很多产品，很大的原因是担心会出现违约和恶性骗保骗贷的行为。今后需要从政府层面来推动立法约束或者禁止这类行为，市场参与者才会通过交易互相了解建立信任，降低风险。

我们也应注意，市场的力量大致能够推动个人消费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们应该对市场有信心。政府应该把自己和市场的边界划清楚，一味地为个人消费者或企业提供隐形的信贷担保或救助的话，只会导致市场越来越扭曲。任何金融创新只要能被消费者需求所接受，就表明它是好的创新。

如何更好地将消费行为与消费者联系在一起，是消费金融的使命。监管层对此有三个很重要的职责，第一是宏观审慎监管，第二是系统风险的防范，第三是对于违法行为的追究。从技术上来讲，政府的监管职责并没有包括是否对创新产品进行限制。

支付宝推出“余额宝”一类的业务，对银行有一定的压力，可以倒逼银行苦练内功推出更好的理财产品，消费者也因此受益。这甚至对于今后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都大有裨益。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过多年经济发展已经涌现出富人阶层，现在的国内银行也开展了私人银行业务，目前中国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处于什么水平，还有哪些不足？

朱宁：目前国内的私人银行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毕竟国内富人阶层的出现也才十多年，这可以理解。而海外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已经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发展历程。 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无论是券商还是银行，对此业务都没有深刻的理解。

这是一个复合型的业务，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首先要求一个人既有丰富的金融方面的知识又同时具备很强的客户服务的态度，而要将这两方面都结合起来，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挑战不小。

其次，这一领域也面临人才短缺。能够从海外引进回来的人才很少，而且很多国际人才也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我们高级金融学院或许能够成为财富管理人才培养的很好平台。我们拥有高端人群的生源，又有教授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有第三方专业的教学平台，但我认为人才的培养确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一些民营企业正在申请银行牌照，民营企业进驻金融行业，对于财富管理业务来说会带来哪些变化？

朱宁：我觉得短期之内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虽然很多民资都想进入金融行业，但是具体实施的阻力还蛮大。

第一，创立新的金融机构本身比较困难，并且整个银行金融体系已经固化了，新的进入者会面临严峻的竞争态势，短期之内不会对行业有很大影响。

篇4

■国外一些银行为了提高服务和员工团队的表现，他们会向一些已经市场化的行业取经。如：保险公司、饭店、航空公司、百货公司等，学习他们的服务态度, 宣传手段和客户为本服务意识, 这种“盒子”外思维(think out of the box)，也是一种改善服务质量的方法。

篇5

灵活存款期存款出现，银行为了锁定资金成本，应付利率上升风险，设置一些分别有封顶利率和包底利率的存款，每月或每季检视挂钩利率（一般为当地银行同业拆息息率）平均值是否超出封顶和包底利率，再按存款协议，在市场利率上升时, 只需付出封顶利率, 而当市场利率连续偏低时，银行会付出包底利率, 有些情况下, 银行甚至有权在市场利率持续低于某一水平时, 提早赎回存款，而将利率风险和再投资风险转嫁给客户。

浮息工具：如浮息贷款，按揭会出现, 来平衡资产和小负债的相对风险。

■品质管理。银行会更重视标准服务水平和产品的标准性（standardization with local adaptation），有差异性的产品。

■成本控制―企业流程。国外银行有一套将产品分类，再计算在提供某种产品服务时，所花的时间，直接成本和分摊成本，然后将不同产品，按成本比例换成约当单位（equivalent processing unit），去评估某公司，某部门的表现效率，在利率和服务收费市场化后, 成本数据在处理跑量为主的中间业务会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