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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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固然是多样的，但有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起决定因素的，那就是我们至今仍没有真正弄通弄懂素质教育这个基本概念，特别是许多一线教师和教学管理者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才算素质教育。再加之整个社会的某些观念制度滞后，应试教育思想和做法积重难返，素质教育在与应试教育的博弈中往往处于下风和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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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素质教育简单化、片面化、功利化，急躁冒进，突击补课，将素质教育仅仅理解为开设选修课、开展课外活动、发展特长，这是极其狭隘的和不全面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中至今也没有一套科学完整的贯彻实施素质教育的学科教育体系、评价体系，这两方面的原因使素质教育没有很好地在高等教育中得到贯彻和实施及进一步深入发展。高等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解的错位导致素质教育华而不实。素质教育的提出是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它和其他的教育理念一样，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由自觉到自发的过程，可以说，素质教育是在克服应试教育倾向的实践中自然产生的，是在教育改革深化过程中，在政策研究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下，不断探索而形成的，所以素质教育经历了一个由素质教育地位和重要性研究，到素质教育自身理论探讨的过程，包括探讨素质教育自身的涵义、特性和内容。素质研究则经历了一个由平面罗列诸要素到注重层次结构研究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因为对素质概念的模糊直接导致我们在素质的实施中五花八门，而且形成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双轨并行的现状，素质教育变成了伪饰教育诸种弊端的耀眼光环，这在高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一切教育举措仿佛只要同素质教育挂上钩，就会变得理直气壮、光彩无比，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众语喧哗中，素质教育成了烫手的热山芋，同时又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上任意涂抹的脏兮兮的画布，这种混乱的景象，无意中使素质教育有其名而无其实，留于表象，忽其本质。注重形式，疏于内容。素质教育并没有扎扎实实地得到贯彻执行和推进，比如对素质的含义、特征、内容及其层次结构，素质与知识能力个性等关系，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全面发展教育等关系都缺乏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更缺乏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入实践。

（二）内涵把握的错位导致眼高手低的素质教育。当前对素质教育内涵把握的错位，特别是忽视素质教育的基础，造成了眼高手低的局面。人为地把素质教育凌驾于一切教育之上，把素质教育悬置化、目标理想化。实际上，素质教育的构成要着眼于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也就是说，素质教育的构成要根据社会的要求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形成基本能力的技能，培育良好人格，发挥青少年潜能，从而提高全体公民发展的基本质量，以满足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素质，以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素质教育需要从人的发展和完善着眼，教育教学本身就是提升人的精神素质、智能素质、文化素质、情意素质、身体素质、个性素质。素质教育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素质教育的悬空性使我们人为地割裂开了教育的完整性。人类的受教育过程，其本质就是提升素质的过程。我们目前的素质教育既不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的一种教育类型，又不是凭空冒出的教育霸主，而是一种纠正补缺的教育呼唤，也就是提升素质教育的完整性和正确性的需要，使素质教育回到它正常的位置上来。

（三）社会转型期内的教育骑墙主义。目前素质教育因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教育教学中的骑墙主义之风的盛行，即人们所描绘的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一方面是素质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渗透，出现了外皮是素质教育，内核却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应试教育的局面，导致我们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素质教育一直如影随形地紧跟着我们，但依然感觉到遥不可及。另一方面，身处中国教育转型期，对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存有疑虑，这也成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思想障碍，甚至对应试教育的提法从思想感情上难以接受，认为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有否定一切的味道。课程体系、教育结构的不完善，也是实施素质教育需要突破的难题，再加上不健全的教育督导评估机制也制约着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这在高校教育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素质教育的长期性与高等教育的阶段性，素质教育的模糊性与高等教育的特色性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都导致一种外圆内方的教育状态，即认为素质教育必要而不充分，素质教育只是一个美好的目标，是一个隐性的目标，教育的时效性必须立竿见影，需要速效而成，这也是目前高等教育中骑墙主义的根本原因。

影响当前素质教育的因素及其应对措施

当前影响素质教育的因素很多，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素质教育的研究，要么把素质教育与审美教育画等号，要么偏执地认为素质教育就是校园文化的拓展与延伸；或者认为素质教育就是人文教育，或者错误地理解为素质教育其实就是为应试教育镶嵌的美丽花边儿，干脆认为素质教育是一个外延不周密、内涵驳杂的伪命题，根本不值得深入研究的虚命题。目前存在的这些肤浅化和片面化的认知，导致我们对素质教育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摩擦力。社会摩擦力指的是社会观念对素质教育的滞阻。比如社会时尚风潮等都对素质教育产生了各方面的影响，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形成了标榜个性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错综复杂，对于素质教育也是众说纷纭，对于素质的价值判断也会因人而异。浮躁的社会往往对素质教育形成多方面粗浅的解构。每个人站在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立场上，对素质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解构，大致分为知识论、能力论、思想精神论等多个方面，于是社会风尚为素质教育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各种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商业行为甚嚣尘上。“国学班”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钢琴班”、“绘画班”、“书法班”、“口才班”、“奥数班”等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都是在鼓吹提升学生各方面的文化素质，这就形成了素质教育的二律背反现象，本来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素质教育，结果被人为地拆解为“增负”的素质教育，美好的初衷变成无奈的结果。社会摩擦力对素质教育解构的一个表现就是社会审美时尚，它滞阻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表象化、时尚化、粗浅化是其主要特征，比如各种速效的培训、讲座，“理财培训”、“健康讲座”、“家长学校”、“礼仪培训”等都在素质教育的包装下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成为人们提升自身素质的文化快餐。素质成了可以包装一切商品行为的画纸，成为可以制造文化噱头的标签，丰富的素质教育在社会摩擦力的滞阻下，变成了社会审美时尚的助推力。素质教育被强行拉入到了一切商品运作的模式中去，成为商品运作中一个烫金的符号。面对社会摩擦力对素质教育无限粗浅的解构，我们应该在内涵的挖掘上为素质教育正本清源，加大对素质教育的研究，在知识论、能力论的基础上为素质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素质论的核心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个人实践模式，所有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商品运作都是对素质教育的粗暴践踏和表象解构。建构社会素质教育研究体系，自觉地抵制社会摩擦力对素质教育的商业化解构，沉下心来，冷静地分析，沉着地应对，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切实制定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化的素质教育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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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素质教育的课程设计。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信息素质教育应该针对不同对象划分为多个层次进行。刘崇欣与安娜都提出，应根据信息素质的构成要素，将信息素质教育分为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三个层次，分别针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进行教育。曾晓牧提出由基础信息素质教育、通用信息素质教育和专业信息素质教育组成高校信息素质教育体系。。涂颖哲提出从理论、实践和应用三个层次来进行信息素质教育。杨勇提出，应用构建主义来策划大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内容，初级层次构建学生的信息意识，中级层次构建学生的专业信息知识体系、形成相应的信息能力，高级层次构建综合性信息知识体系。¨具体到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针对高等学校的教育、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等。这与我国的信息素质教育主要集中于高校，并依托于高校图书馆的特点密不可分。如符绍宏提出，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信息环境改变和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信息需求日渐提高的今天，信息素质的培养已远远超越了传统“图书馆利用教育”以及一般的“文献检索与利用”的范围。_6杨勇则提出，要让大学生懂得作为一个数字时代的人，不能仅满足于课堂教学内容，更应当学会具备走出校门后仍能继续发展的知识和能力。

(三)信息素质教育的教学方法。目前我国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中，普遍应用的是传统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即单纯的“灌输型”、“模仿型”简单化教学；在知识的教学中，重视结论的直接呈现、求同思维的培养；在实习中，要求学生反复进行模仿练习，使其熟练化为一种定势的思维模式。国内的信息素质教育的实践和研究也尝试引入新技术和新理论。杨丽认为，在线信息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图书馆用户教育的趋势。涂颖哲则提出了信息素质教育与专业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并以华南理工大学的信息素质与《船舶结构设计》专业课程整合式教学实践作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黄如花与张建国等提出了泛在学习环境下的信息素质教育的新思路。

二、与信息素质教育相关的知识理论

(一)知识的构成要素

关于知识的构成要素，自古以来便是众说纷纭。陈洪澜综合多个学派的研究，提出知识的构成要素包括经验、信念和信息。¨9皿七。知识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够消除人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消除了“不确定性”的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知识。知识和信息在内容上有共性，作为认识对象的信息和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前者具有客观性，后者具有主观性，二者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及其关系的反映。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客体发出的信息并非能完全为主体所接收，接收到的信息也并不一定都能转化为知识，只有当主体理解了信息的意义和内涵时才能把信息称之为知识。简单地说，知识是从信息提炼中得到的精华部分，提炼的过程就会有经验与信念参与其中。_9信息素质教育中，教师向学生传达的是信息，这些信息需要被学生接收并转化为知识，才能达到教育目的。但这个过程的发生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首先学生需要产生参与信息素质教育的需求，也就是说，学生必须切身理解信息素质教育的必要性。有了这样的信念，学生才有可能从信息生活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和总结，从而提高自己的信息素质，这才是信息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

(二)知识的分类

1．依据知识效用分类。知识分类的理论与方法多种多样，早期的知识分类大多是按照知识的用途进行分类的。因此，我们研究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应该从更广泛的领域选取教学素材。早在2003年的《布拉格宣言》中就曾经提出，信息素质是终生学习的基本人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学生的信息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基于不同层次的信息素质教育。

2．依据知识表征分类。知识表征是人类认知的基础，讨论的是信息如何转化为符号并与已经存储在大脑中的其他事物相结合的问题¨0l。在考察人类知识本质、起源和局限的哲学分支——认识论中，对“知道是什么”和“知道怎样做”进行了区分，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在信息加工心理学中，对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所进行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程序性知识是个体掌握了一套能够支配其行为的程序。在两者的关系方面，概念和规则既是陈述性知识的核心成分，也是程序性知识的核心成分。前者侧重于说明由概念和命题构成的认知结构的形成，后者重在阐述概念和规则如何支配人的行为，使概念和规则由陈述性形式转化为支配人的行为的程序。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转化过程就是程序性知识的学习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道某一规则并能陈述该规则，就是学习者了解自己将要掌握的规则并能将其陈述出来的过程。第二阶段，通过应用规则的变式练习，使规则由陈述性形式向程序性形式转化。第三阶段，是程序性知识发展的最高阶段，规则完全支配人的行为，技能达到相对自动化。表现为规则不必挂在嘴边，而是高度内化，自如地指导人的操作。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更侧重于哪一个类型的知识。从信息素质的定义和内涵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素质是一种技术或者技能，它更侧重于概念和规则的运用。因此，信息素质教育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特点，在课程设计等方面突出程序性知识学习的特点，以避免刻板的照本宣科，从而使教学过程止步于陈述性知识的教授，而更重视程序性知识转化的过程。

三、提高信息素质教育效果的几点认识

(一)帮助学生建立学习信念

首先，作为信源的教师，或者说信息素质教育任务的承担者，将自己的知识以信息的形式传递给信宿，即学生，学生在信念的支持下接收信息，并通过一系列思维活动，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在此过程中需要有两种信念的支持，即相信信息素质教育中所传授的知识是有用的信念和接受信息素质教育能够掌握相关知识的实际使用技能的信念。最后，受教育者接受信息素质教育后，掌握相应的技能，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从经验中不断总结，并将经验转化为知识。在信念部分，“相信有用”和“学会使用”两个信念的建立直接影响了学生对信息素质教育的理解和重视程度。要使学生建立“相信有用”的信念，就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改进，为学生提供切实有用的信息，使学生产生迫切需要学习的信念，并对信息进行积极的思维加工，从而形成知识。同时，要使学生建立“学会使用”的信念，在教学方法上充分考虑到信息素质教育最终要完成程序性知识教育的教学任务，建立起完整的由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转化的过程，从而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有针对性地接收信息，有目标地进行思维加工，以完成有效的学习过程。

(二)改进课程设计

目前我国的信息素质教育课主要开设在大学，这一现状一方面使教育者容易将教学内容集中于高校图书馆中的信息资源和高校学生学习中可能产生的信息需求上，另一方面也使学生缺乏完善的、体系化的信息素质教育，使信息素质水平参差不齐。这两种现象在现行的信息素质教育的实践中发生冲突，学生需要的不是教师传授的，从而造成学生对信息素质教育缺乏重视。另外，从目前信息素质的研究来看，很多学者将信息素质的内涵和信息素质教育的内容视为同一概念，比如将信息意识、信息道德、信息能力等作为教育内容，并根据高校学生的年级进行分层次的教育，这也是造成学生忽视信息素质教育重要性的原因。我们探讨的信息素质的内涵，不论分为二要素、四要素甚至二十要素，这些都是构成信息素质内涵的构成要素，它们的意义在于作为客观的评价指标对信息素质进行评价，而并非能够作为独立的教学单元，亦非能够按照层次来进行排列的教学体系。因此，在信息素质教育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信息素质作为终生学习的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以此为起点来理解学生的信息需求。对此，可以参考知识效用的分类，从实用知识、学术知识、闲谈与消遣知识等不同层面来安排教学内容，打破当下信息素质教育仅仅局限于学术知识的局限。一方面通过对知识效用的分类，还能够对教学内容进行更加有效的层次划分。另一方面对低年级学生进行实用和休闲生活方面的信息素质教育，使学生从生活的层面体会到信息素质教育的实用性，由浅入深地建立起提高信息素质的坚定信念。只有以此信念为支撑进入相对繁琐、抽象的高年级的学术知识的信息素质教育阶段，学生才能以更加认真的心态进行学习，从而保证信息素质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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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上海市最先提出素质教育起，至今已有二十余载，然而在与根基深固的传统教育长期交锋后，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仍然困难颇多。那么在这困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阻力呢?笔者尝试从素质教育的内涵界定人手，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素质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理论帮助。

一、“素质教育”的众说纷纭

素质教育关注的是人的素质，然而目前国内教育界对素质的概念界定不下十余种，诸如先天遗传说、三层涵义说、身心倾向说、稳固性质说、基本品质说、基础学力说、生理心理与社会文化合金说、主体品性说、综合表现说、心理教养说、历史积淀说、内化说和本质属性说等。这些学说对人的素质作了多维层面的界定与剖析，虽然有利于我们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但同时也造成了对“素质”概念的众说纷纭，造成了实践层面的不知所措。在倡导素质教育方针下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比较极端的做法，就笔者所见所闻，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误以为“素质教育”就是“艺术教育”。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音乐、美术辅导班。WWW.133229.cOM

其二：误以为素质教育就是抓德育。认为只要抓好了精神文明建设，净化了校园风气，学生素质就会迅速提高。

其三：误以为素质教育就是淡化甚至取消考试。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很多学校主张减少考试科目，降低考试难度。

可见，概念的模糊不清使素质教育在全面推行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那么，“素质教育”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是否与考试水火不容呢?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真正内涵。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原创性、体系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兼容力和吸纳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以及帕森斯和皮亚杰等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正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及规范调节等四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四种。”它们有不同的取向，关联于不同领域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

第一，目的行为。它以成功为目标，以合理谋划为特征，津津乐道于对自然的统治，而缺乏主体间向度，主要关联于客观世界，要求真实性。

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社会群体成员以遵循共同的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规范表达了在一种社会集团中所存在的相互意见一致的状况”，要求人人遵守。它主要关联于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要求正当性。

第三，戏剧行为。戏剧行为涉及互动的各个参与者，他们相互构成观众，并使自身呈现在诸观众面前，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印象。它主要关联于主观世界，要求真诚性。

第四，交往行为。它指的是“至少是两个或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也就是说，交往行为不仅是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基础之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在交往行为中，行为主体“……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因此，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同时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看作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而其它各种行为都应处于交往活动的支配之下。

三、素质教育的本质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交往，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相互来往，而是关涉到意义的双向理解与生成，关涉到人的本质性存在状态，关涉到主体间性的造就。交往是人们在没有内在与外在压力与制约的情况下，彼此真诚敞亮、交互共生的存在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交往实质上等同于广义的教育。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以意义为取向的交往活动。

教育中的交往在很久以前就被教育家们所论述。孔子十分重视学生间交往的作用，他曾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主张以“对话法”发现真理，看重的正是师生间的交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曾对教育中的交往进行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可以说，任何中断这种我与你的对话关系，均使人类萎缩。”

素质教育本身是教育，必然具有教育的交往活动本质，只是它更强调人的素质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因此，对待素质教育，不能纠缠于对“素质”本身的界定，而应依据它在生活世界定的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考察它要培养学生怎样的素质；还应按照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交往要求，思考它的有效推行方式。

四、素质教育的内涵

哈贝马斯受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启发，把世界分为三个不同类型的世界，同时也把交往关系划分为三个层面。这三个世界与三个层面密切相关。这三个世界分别是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主体世界。而三个交往层面是：(1)认识主体与事件和事实世界的交往层面，(2)社会中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层面，(3)成熟的主体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与他者的主体性关系层面。素质教育是一种为达到双向理解的交往活动。在素质教育中，作为活动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同时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打交道，并服从三种对应的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下面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分别探求素质教育的内涵。

1．素质教育的基础在于能力教育。认识主体与事件和事实世界交往层面的真实性要求，确立了能力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在这种交往活动中，主体和自然世界处于一种主一客关系。这符合自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观，即把单独的个人看作是认识的主体，强调个人对其以外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涉及这个层面的教学活动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自然规律，还要具备动手能力。所以，传统教学重视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素质教育并非轻视知识，也不是要取消考试。人类走向文明时代以来，在任何时候都是依靠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尤其如此。而考试既能够查漏补缺又可以选拔人才，其地位也是无以取代的。不同的是，素质教育在强调学习知识的同时，更重视获取知识的方法和运用知识的实践。因此，作为素质教育基础的能力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基础知识、专业技能、思维水平、创新能力等。

2．素质教育的灵魂在于道德教育。社会中实践主体之间互动关系层面的正当性要求，决定了道德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灵魂地位。素质教育不能离开社会进行，教师和学生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实践主体，应该遵守社会成员共同约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我国著名教育家潘光旦先生曾经指出，“教育是养成人格的事业，教人做人总是第一位，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道德教育的重大意义可见一斑。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学校的德育工作逐渐淡化了生活层面的内容，演化成知识教育，强调对认知、记忆等的训练与培养，缺失了与学生真实生活的结合。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生活世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宝贵的教育时机，因此，学校德育应该以生活为根基，通过生活进行德育，从而达到育人之目的。

3．素质教育的保障在于师生关系。第三个交往层面的真诚性要求，强调了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主体问性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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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琳（1979-），女，浙江宁波人，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中国高职‘高等性’内涵建设之载体――职业素质教育目标维度与实践探索”（课题编号：2011N114）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周琳。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7-0018-03

一、问题提出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20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其基本价值取向由原来与本科院校无所区别的理论知识关注逐步转向关注高职教育特定的应用技能。尽管高职教育对“高技能人才”[1]的培养目标描述极大地提升了高职学生与本科院校学生的目标区分效度，然而高职教育改革的重点是专业建设、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服务社会等方面，课程建设也较多侧重于课程教学设计或教学模式改革。由此可见，“具有系统的应用知识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高职教育对“高等性”这一属性的弱化。这种隐含技术导向的实用主义教育既不能完全实现中国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不能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最终也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真正在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往往不是单一的技术技能而是包涵技术技能在内的综合素质。目前，我国高职教育研究领域较为关注的“职业核心能力”一词，反应了职教界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反思和回归。

二、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现状分析

首先，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对素质教育的要求，尚未明晰。尽管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职业教育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提高到与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使高职教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普遍认同“能力本位”的核心意义时，作为能力培养载体之一的素质教育工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只注重培养学生的岗位操作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当学生走向社会、进入企业时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高职教育既然以就业为导向，就必须从培养学生的首岗适应能力、多岗迁移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出发，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更具有兼容并蓄的职业发展能力，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爱岗敬业精神等职业素质。

其次，我国高职院校现阶段素质教育的内涵建设主要围绕国际通用的“职业核心能力”展开，缺乏适度本土化。职业核心能力是指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除专业岗位能力之外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基本能力。主要分为基础核心能力：例如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等；拓展核心能力：例如解决问题、信息处理、创新创业等；延伸核心能力：例如礼仪训练、心理减压等。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已成为全球各地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的趋势，它可以让人自信和成功地展示自己，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科学的选择。尚处起步阶段的我国职业核心能力认证培训项目是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的研发专家在吸收了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新职业教育和培训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职业能力认证培训项目。然而，基于“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这种认证培训项目在被借鉴到中国时遇到了阻力与瓶颈，本土化难度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高考体制与西方国家的高考体制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目前高考生源分流机制中，高职院校处于高考录取的第三类院校，而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的高考录取制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中国高职院校的生源相对第一类和第二类院校而言，呈现出高等教育嬗变至非精英时代的显著特点。根据卡根的分类理论，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高职院校的学生属于弱势群体，社会对他们的认知度存在偏见。因此，在培养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际。

与此同时，人们对高职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也存在诸多误区：例如，把素质教育等同于思政教育；把素质教育理解为零散的文科知识的补充；把素质教育理解为应试教育的新增内容；把素质教育诠释为专业教育的附属。这些误区对正确理解我国高职教育的内涵都会产生消级影响。因此，单纯依靠“职业核心能力”称谓的引进、单靠不结合中国高考录取制度实际的职业能力认证培训项目的引进，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阶段高职素质教育的症结与问题。

再次，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载体较之过去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有待进一步丰富，并使之形成完备的高职素质教育体系。以前素质教育仅限于教师人格魅力的影响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熏陶，而现阶段我国高职素质教育的载体涵盖了课堂、社会实践、工学结合、校园文化等多个载体。在教育模式和手段上都有所改进，不仅有必修选修的第一课堂，而且有专题讲座、名著导读、艺术欣赏、文艺会演等第二课堂，更有将素质教育贯穿了专业教育始终，在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中充分挖掘其对学生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等多种形式与渠道。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必须建立不以短期功利为衡量目标的长效机制，在建立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前期投入巨大而见效甚慢，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对学院当前发展收益甚微。在高职院校纷纷求变的历史潮流中，致力于漫长而艰辛的全方位素质教育，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受到多方质疑，甚至存在阻挠。所以，我国高职院校管理层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对技能教育的关注和实践。从宏观上看素质教育的开展还没有探索出长效机制和普适模式，从微观上看也没有真正在每个院校的育人模式中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在近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各高职院校越来越注重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并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实践，如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等，而对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关注程度还远未达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这也意味着我国高职教育目前更注重于“职业性”的内涵建设，而相对忽略“高等性”内涵的建设。这对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将造成功利性的趋向偏差。

三、重构高职素质教育的对策

首先，重新审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教育目的设定的重要理论基础。只有以“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和出发点来关注人，才具有现实意义。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经指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仅仅用专业知识育人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情感，那是最根本的。英国的纽曼也指出，知识既是大学教育的工具，又是大学教育的结果，而这样的大学教育就叫自由教育，这种教养连同使这种教养得以完成的知识本身就适于追求。此外，这种教养有着巨大的世俗功效，同时还有助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最佳和最高心智的形成。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3]极赋化学专长的科特南校长在1945年哈佛“红皮书”形成的通识教育目标对后世具有垂范作用，被概括为：有效地思考（to think effectively）、清晰地沟通(to communication)、恰当地判断(to make relevant judgement)、分辨各种价值(discrimination among values)。在此基础上，1978年“哈佛报告书”明确了教育理想或目的是培养有教养的人。

21世纪是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的深化阶段，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有用性”提出质疑乃至非议，人们似乎认为不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的高等教育就是失败的或至少是得不偿失的教育。家庭、社会、就业市场等各个方面的衡量标准、价值评判方式都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当功利主义的教育目标映射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时，便体现为在教育目标上廓清了高职与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范畴，但未能清晰定位出产业革命后我国本土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我国高职教育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呈现出全新的发展趋势。在高职院校传统生源急剧减少以及生源渠道受限制的背景下，究竟是为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过渡，还是直面中国技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终提升整体产业水平，都成为确立未来职业教育目标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无论以何种需求为考虑，都应紧密结合学校的办学思想，体现学校的专业特长、人才特点和服务面向，突出学校在履行培养人才、技术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有的人文内涵，可以在借鉴通才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将传统意义上抽象的教育目的细化为若干方面的评价标准。例如：具有清晰的社会主义方向道德伦理思考能力；在专业领域具备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对所获得及应用的知识具有正确的判断和理解能力，并形成探索宇宙、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良好习惯；具有相对丰富的生活经验等。

其次，逐步廓清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内涵并使之具有职业性特征。

高等职业教育的素质教育既要求体现其高等性特点，又应体现其与职业相关的专业特色。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在开展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为所有专业开出同样菜单，提供同样的课程，一味强调统一性，弱化了不同专业的特殊需求和要求，忽略了本专业的标识性。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从人性论、道德论出发，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学体系；孟子继之以四端之心，经董仲舒传至程朱理学，都将教育范畴的重心落在道德教育和伦理教育上。曾任北大校长的将近代道德教育融入人文教育，并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的首倡者。而西方自康德《系科之争》开始，从英国的纽曼、斯宾塞、怀特海，德国的鲍尔生，到美国的维布伦、科特南，无一不在着力思考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非功利性教育所涵盖的范畴。因此，当前中国高职素质教育的内涵廓清具有继承中国人文素质教育传统思想和接壤西方现代通识教育思想的双重性，既是我国古典素质教育传统的现代化，也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本土化。

无论秉承中国传统教育，还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思想，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都应是我国高职素质教育内涵的两大范畴。将这两大领域再次细分，可以进一步形成道德素养、法律素养、科学素养、文化素养、审美素养和劳动素养几个范畴。由此，笔者认为高职素质教育内涵由以下六个方面组成：即职业道德素质、法律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审美素质和职业劳动素质等。

而每一项素质教育的内容都应该结合并体现其专业特色。例如在职业道德的学习和评价方面，在行业相关法律知识的习得和理解方面，在多岗知识迁移和能力培养方面等，都应针对不同专业增加不同侧重点的素质教育内容。这样的素质教育内涵建设才能呼应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杨叔子院士所倡导的“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科技手段对话，以高远的大学文化与社会生活对话，以广阔的知识视野与专业体系对话”[4]的冀望，才能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接轨世界产业经济建设的洪流。

再次，全面开设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课程并使之具有多维度分支。

社会和自然构成了完整的客观世界，人类总是因为既不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又不断把握自然发展规律，才使得整个“社会人”群体不断向真理和完善接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人文素质的优良意味着精神底蕴的厚实，而科学素养的充盈意味着文明格调的高深。美国克利斯特勒指出：“在15世纪，人文学科包括五个科目：即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5]而著名的哈佛大学“核心课程模式”从1978年发展至今则陆续增加至七大类，包括文学和艺术（literature and arts A.B and C）、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 A and B）、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科学（science）、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s）和数理推理（quantitative reasoning）。哈佛开设这些课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培养现代社会中“有教养的人”。这一旨在培养全面素质的系统课程，打破了按学科设课的传统模式，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多学科、多文化的交叉，视野非常广阔，而且将课程重点放在思维方式的训练而非简单知识结论的获得，这对探索我国高职院校设置素质教育课程极具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职业素质教育的目标以基本素质教育为基础，在常识、行为和观念三个层面进行立体的内容描述。根据职业素质教育目标纬度，构建以下五类平行课程体系：一是思想政治课程。依据现阶段我国教育部要求开设概论和法律两门课程，且均为必修课。二是习惯养成课程。对学生进行娱乐、生活和职业习惯的指导，如开设手工制作、家政学习、就业指导、民间工艺等课程。三是思维训练课程。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进行训练，如开设经济学、逻辑学、哲学、历史等课程。四是欣赏评价课程。对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进行教育，如开设美术音乐欣赏、古典文学等课程。五是普及技能课程。对学生的职业通用技能进行初级培训，如开设速写、口译、演讲辩论等课程。在2－5类的课程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需要和爱好进行每一类1－2门的选修，但每一类课程必须选修一门。诚如纽曼所言，“知识的所有分支至少在固有的意义上应该是大学教育的内容。这些分支并非互相孤立，互相独立，相反，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或系统。……用这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向心智传授知识的过程，才是大学教育名副其实的教养。这种教养本身就是好的。”[6]

最后，构建素质教育的考评机制并使之具有行业标准效度。

传统的素质教育评价以卷面测验作为考核手段，但是这样的考评方式并不能完全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无法体现学生素质获得与提高的动态过程。我们必须进行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管理权力的迁移。从传统的教务处、学生处管理整合为与企业接轨的人力资源管理；从传统的院系考核下移到任课一线教师和企业；让任课教师和实训企业师傅成为学生素质养成的真正指导者。制定严格的习惯评价标准，按照学生进入社会后所需的各种素质进行管理，如自律、时间管理、团队合作等。在课程项目中贯彻实施，由合作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与学校共同对学生进行考评。规范评价语言，实施评价主体多元化，重视学生的自主性评价，凡是有证书的课目均以证代考。

采取全方位的动态素质教育考核措施。将片面的试卷测验扩展到学生校园日常行为考核、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能力及活动考核、家庭及社区行为考核、企业实训考核、社会责任及社会活动参与考核、素质教育选修课程考核等多个方面。建立学生成长性素质教育评价档案，并使之具有多米诺骨牌式的跟踪效度。将素质教育考评结果列入学分考评，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毕业资格、就业推荐等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1][2]戴士弘著.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