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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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 clear s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is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modern industry provide guarantee and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922.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落实“十二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总体要求，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组织推进。

1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适度超前，继续保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规模和速度，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建成并发挥效益，完善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公路方面：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为龙头，加强省际连接线（“断头路”）建设。修订国家公路网规划，强化国省道改造，力争“十二五”末路网整体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水运方面：有序推进沿海港口建设，完善煤油矿箱等主要货种港口布局，加强资源整合，推进以临港工业为依托的沿海港口新港区开发建设。

民航方面：优化机场布局，增强机场保障能力。

邮政方面：加强邮政基础网络建设和增强快递发展能力，基本完成空白乡镇邮政所补建。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201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一条主线、五个努力”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十二五”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务求实效。

（1）深化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2）深化现代物流发展。

（3）深化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建设。

（4）是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业建设。

（5）深化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3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强交”战略，统筹推进创新能力建设、重大科技研发、成果推广应用和标准化建设。围绕交通运输建设、管理的共性和核心技术，继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消化吸收前沿技术，加强基础性、引领性重点项目研发，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4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运输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要领域和民生工程。要加快构建衔接顺畅、方便快捷、经济可靠的运输服务体系，保障重点物资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畅通。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发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在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骨干作用，建设“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加强和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

农村公路是农村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坚持扩大成果、完善设施、提升能力、统筹城乡的原则，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交通运输设施条件，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织实施以西部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为重点的全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建设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增强整体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公路抗灾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加大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渡改桥、安保工程等专项工程的实施力度，强化质量管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着力推进长期稳定的农村公路养护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管养规范化、常态化。统筹城乡客运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稳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鼓励城市公交向城市周边延伸覆盖。

5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部署要求，继续积极落实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责，加快职能转变，推进综合运输法制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消除制约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

6持续推进行业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和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好“学树建创”活动。

二、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交通运输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中，要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为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代物流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新兴复合型服务产业。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载体，在现代物流链条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篇2

一、中国留学生概况

于中国而言，留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最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优秀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号（总第10期）[C].2012.

[2] 兴越.基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传播研究[D].复旦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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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篇4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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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Japanese culture

Zhang Xin

【Abstract】Mak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Japanese culture, we can say that to use the foreign culture for reference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is one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ulture intercourse and the culture usage for reference. Japan has brought in and replanted Chinese and western advanced culture actively and selectively, made a series of social reform self-consciously and brought about the naissance of the new producing wa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hich has made Japanese society have stepped into the new history period one by one correspondingly stably. In this kind of Japan-type developing mode, we can see the business, translation, has an immense contribution and function for the culture, has brought people new concept and new idea, finished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people’s brain and also advance people to practice their opinion in the social reform, 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s very great.

【Keywords】Translation Japanese culture

“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是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时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工具。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在这种再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日本人合成的观念、解说也同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

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来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可以说有两次。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间的遣唐使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权的新贵族富有进取心，在260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8次使团，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次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么第二次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震动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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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屏障

中西方文化中鲜明而强烈的差异性是造成两种文化交流不畅的主要原因，大大增强了两种文化交际的不适合摩擦，而这些种种不适的感觉直接来源于生活互动和交际中方方面面，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更深一层的约定俗成的社会交际规则。

1、文化异质性引起的跨文化交际错位

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在于两种文化的根源性所反映出来的对自然，宗教，政治的态度。以商业气息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而以农业气息为主的中国社会经济围绕着土地发展起来。西方文化在其文化个体对海洋的探索中塑造出强烈的冒险精神，公平民主意识，重视私利。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西方文化呈现一种尖锐对立关系，然而，西方人最终还是对自然采取俯首的态度，生活生产中，大自然时不时会展现出其冷酷强大的一面，各种超越人们认知的事件使人们愈发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人主宰”的地位让位于“神”，揭开宗教的面纱，各种虔诚的崇拜无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诡异力量的敬畏，宗教，图腾等的崇拜实际上就是人们对自然采取一种满怀感激和尊崇的态度，感激自然所赐予的生存生活资料。对于宗教，中国人更相信“人”的力量，连孔子都对鬼神之事避而不谈，宗教生活虽然也穿插在人们生活之中，但从来都不是主流和重点，没有像正统的儒家文化一样上升到整个国家的角度。中西方文化的这些明显的异质性很容易导致两种文化在跨交流中出现偏差乃至对立，作为深受文化熏陶的个体在交流过程中很容易在这些大的方面产生分歧和误解，进而影响到交际细节，产生错位对立，陷入困境。

2、文化特有概念

造成的跨文化认知障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一些共有概念在双方的文化语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此外，两种文化下的语言在某些方面总会有不同之处，当遇上了特定条件，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和另外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就出现了偏差，未经过这一特殊认知培训的人当然不会察觉到，自然而然缺乏一种特殊条件语用的敏感性，往往会在交际中走入误区，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造成交际不畅。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个体很容易忽略和关注这些，除非一些特别明显的忌讳。还有很多人在因这些原因引起的误解和摩擦后很难做到“换位”和“包容”。仅凭着一些思维定势去与另一种文化个体进行交流，结果可想而知，很容易造成交流不畅。因此，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会出现这样一个泥淖：交流双方在对同一事物，有先天性的不同认知。同一概念或者词语在两种文化的语境下有截然不同的内涵和象征偏差。而问题就在于，交流双方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语境去衡量这种认知，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上看待另一种文化的认知，缺少一种换位的文化语境转换。由此，双方的交流就会出现“言此指彼”或者“各自言说”，无形走入跨文化交流的困境。

3、交流地位不平等造成的跨文化障碍

平等是适用于一切交流的最基本的准则和要求，而这正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中所欠缺的。缺少平等，就会出现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颐指气使。“文化杠杆”只会“一边倒”。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强势，违背了最基本的文化概念。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近代的中西方文化交际在枪炮中就已经出现了地位偏差，西方文化一直在强调“普世价值观”的概念，传统的中国文化遭受着革命变换的巨大冲击，中国文化“西方化”的进程大大冲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而反思这些进程，无不是以西方近代的社会价值观，科学观作为标尺。过热的“以西为镜”，偏重西方体系，自然而然就会忽略自身文化体系中埋藏的巨大价值和潜力，以另一种文化的差异性去理解和对照自身文化，并追求“等同”，本身就将自身文化陷入了低一级的不平等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本文化中的道德，哲学，艺术，科学，宗教，民俗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偏差性的衡量。近代一系列的激烈社会变革和盲目的“文化潮”大大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光彩，过度地否定了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极力量，造成了整个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视和不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民族价值感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然崩塌。从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角度来看，“西方潮”的突进正昭示了传统文化的缺口，为西方文化的“侵入”提供了良好契机。传统文化丧失“话语权”，西方文化独霸天下，用自我的“普世价值观”衡量一切文化。久而久之，“普世价值”在本文化残破的根基上生根发芽，为人们接受。西方人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理解东方文化，这种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导致的偏见必然会加深“不平等”的姿态，大大阻碍中西方跨文化交流进程。

三、提高中西方跨文化交流适应的策略

提高中西方跨文化交流无疑最先要从跨文化双方的个体—人入手。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只要抓住了跨文化困境的主要矛盾，从主要方面，即中西方文化的特性和文化根源入手，逐渐深入理解双方文化载体下的具体细节的不同，才能做到理解，进而做到包容，不再以“先入为主”的思维偏见去看待跨文化交流中的异质点。交流双方的个体要带着审视和好奇的态度去对待新文化，多去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加深对新文化的了解，有了了解，才能对交流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忌讳有所准备，避免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尴尬。培养文化宽容性，交流双方在交流中要消除陌生感，在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特质的基础上，适当的拉近心理距离，增强互动，对新文化要保持持久的兴趣，进而加深双方的自由交流，在对异国文化的情感体验中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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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是国家进步的阶梯。近代，日本虚心向西方学习，不断革新，成为亚洲最早崛起的国家；反观清朝，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错过了绝佳的变革时机，从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惨痛的历史教训，如何不令人警醒？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认识他人的智慧，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取他人之长，使自己进步。

文化交流是多彩生活的来源。今日之中国，美剧日漫拥有大批粉丝，韩食泰餐聚集众多拥趸。大众的口味不再单一，人们的眼界日益开阔，外国文化正在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圣诞节与春节同贺，耶稣和孔圣共尊。在国内，喜欢西方文化的人到处都有；在国外，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不在少数。世界大同正在逐步形成。

文化交流是文明兴盛的保证。一种文明不应脱离其他文明而孤立存在，孤立会使文明保持某种意义上的纯洁，却也会使其走向没落。试想，如果中华文明去掉印度骼吹奈幕会怎样？敦煌壁画没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没有了，寒山拾得也没有了，这样的中华文明还是我们所认可的中华文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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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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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西文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为配合资本主义扩张，传教士欲将西方伦理价值强加于“异教”文明的中国，他们将这种使命称为“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理念”，“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的万里。[1]尽管其宗旨是从事“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希望将中国基督教化，但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明末清初中国曾一度出现学习“西学”的热潮，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天文学方面，耶稣会士汤若望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他将《崇祯历书》删编为103卷，改名《西洋新法历书》，得到清政府认可，赐名《时宪历》颁发通用。此外，汤若望还撰有《西洋测日历》、《历法西传》、《新历晓惑》等大量天文著作。地理学方面，1708年由康熙亲自领导传教士参与的中国全国的测绘工作，是世界测绘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医药学领域，明末熊三拔著《药露说》，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著作。清初西医、西药的流传，较之明末也有很大发展。西医在清初的流传，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和巴多明合译《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发现》，但未刊印，仅有抄本流传于北京。法国人皮理的《人体解剖学》也被翻译到中国。数学上，《数理精蕴》是清初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成果。雍正元年（1723）同《历象考成》42卷、《律吕正义》5卷合称《律吕渊源》100卷，正式出版。此外，在音乐、语言方面也有所涉及，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条件

明中叶以后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及西学的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明末清初，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呼唤下，王学末流崇尚清谈的思想受到批判，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促成中西文明对话与传教的渠道打开。任何一个民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文化要能够生存下来，必然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发展。文化的进化或发展大体有两种形式：“独立文化系统纵向的历史因素的积累和延续，表现出文化传统内敛的连续性。”“不同文化系统之间通过横向的扩张和传播、冲撞与融合，给原有的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表现出文化系统的开放与兼容性。”[2]中国文化曾经有过兼容并蓄不断完善充实自身的辉煌历史。明清之际对传教士和西学的接纳，也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传教士能够获得部分士大夫的认同，主要是他们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不少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浓厚兴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动机，大多是出于对新事物探求的热诚，渴望从外来文化中得到启发。同时他们本身又大都是科学家或技术家，对传教士夹带来的科学有着过高的估计。徐光启就是这一典型，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新的火炮技术，后来又和利玛窦共译过许多科学书籍，负责历局，引用西洋传教士监修历法。接触到传教士们所带来的“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天下之术。”对西方有同样热情的还有李之藻，他曾表示过对科学的愿望：“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3]这些开明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态度，提供了西学在中国生存的土壤。

此外，传教士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帝国，入华传教士虽以传教为宗旨，但面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多数传教士充满震惊和敬佩。双方在交流中，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地位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这就为中国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西学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氛围。尽管士大夫中思想保守者不少，并时时挑起争端，但多数知识分子对西学采取接受态度。利玛窦在明末时郊游的士大夫有一百四十多名，几乎朝中的主要官员和主要公卿大夫都与其有过来往。当时的不少士大夫对“利玛窦等人介绍来的西学既不趋之若鹜、盲目随和，也不拒之门外、孤芳自赏”，[4]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地去对待。

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还往往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当传教士以科学为传教工具时，他们不仅激起部分士大夫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兴趣，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皇帝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才能使“西学东渐”成为可能。顺治帝宠信传教士，康熙帝酷爱西学与自然科学。顺治、康熙两帝，对传教士及西学相继连续采取优容礼遇及吸收引进的政策，使“西学东渐”的势头并未因明清鼎革而中断。在康熙帝的重视下，传教士成了中西交流的使者，西方的许多自然科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对抗性，但是康熙大帝想通过传教士掌握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来达到治国的目的，而传教士们又将西方近代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康熙年间，西方近代科学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康熙年间，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数学融合时期。利玛窦来华后不久，就与徐光启一起将西方数学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汉文。后来，西方的练算、对数等又由传教士引入中国，翻开了中西数学交流的第一页。尽管康熙学习西方科学的初衷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他对西学的兴趣，较为开放的政策，以及对传教士的容留与任用，客观上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天文历法与数学方面。正是在皇帝的允许和支持下，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取得了不少成果，虽然它是以宗教为目的的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客观产物，但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却超越了其本身，具有不可抹煞的意义。

二、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文化交流是互动的，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流向另一种文化或是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它需要有一平等的可供交流的平台，这就决定了两种文明必须要以平等的身份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只有这样文化交流才能真正实现，才有可能相互接受，文化的整合才能得以实现。“此期间中国与欧洲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上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阶段，这就为中西文化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交流而相互补充和促进，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5]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利玛窦就是一个推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关键人物。

利玛窦推行学术性的传教与倾向于士大夫的策略，使明末清初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利玛窦根据中国的传教环境，分别将“敬孔”和“祭祖”解释为“敬其人师范”、“尽孝思之诚”的非宗教礼仪。在此解释基础上，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让当时具有一定政治、社会地位的天主教徒，在需要参加“敬孔”、祭祖仪式时不致产生宗教上的阻滞和困难。利玛窦以天主教“合儒”、“补儒”希望进而达到“超儒”，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起来作为传教方法。为了博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就连上帝的名称他也煞费苦心地选用了中国古代“天”，使“事天”“奉命”的“天学”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外国人强加之于中国，而是某种中国原来就有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像西方神学那种创造和被创造的观念，把“天”的主宰说成是“天主”，自称是在宣扬“天教”或“天学”，这一论证手法可谓相当高明。后来，康熙皇帝将此称为“利玛窦规矩”。[6]利玛窦又把儒家区分为“先儒”和“后儒”，标榜要把人们从误入歧途的“后儒”引回到正确的“先儒”那里去。利玛窦遵守天主教的传统，极力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因而极力反对佛、道二氏，但孔子崇拜和祖先崇拜却并不视为偶像崇拜。在思想理论的论战上，他的策略是联合儒家反对佛、道，援引“先儒”反对“后儒”。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妥协和利用的策略，为了能在中国站住脚，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们努力避免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突，试图用科学知识来赢得中国信徒，也竭力寻求天主教与中国传统道德和宗教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样，中国儒生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跨越大洋传来的“天学”能与自己的传统相合而感到欢欣。利玛窦等传教士利用的这一策略大大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在广阔的儒学领域中为传教打开康庄大道。[7]

在利玛窦的推动下，传教士纷纷学汉语、穿儒服、敬祖先、祀郊天，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礼节习俗，进而提出“耶儒合流”论。他们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宗法思想与罗马天主教教义体系相融合，使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文化氛围中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利玛窦本人亦儒冠儒服，尽量迎合中国传统文化，并利用他掌握的科学知识博取一部分士大夫的好感。使“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8]利玛窦制定的这一策略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士所遵循的基本路线。

三、礼仪之争与“西学东渐”的中断

“任何一个文化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另一个团体发生扩张和相互摩擦，会有各自价值体系的输出与输入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体系。”[9]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又能各自代表不同本质的伦理体系，“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政治传统，对基督教文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0]由此造成的“礼仪之争”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转折点。

“礼仪之争”最初乃是天主教内部在华传教方针及方法的争执，这场争论反映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矛盾和各殖民国家对在华传教领导权的争夺。而罗马教皇则以此直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并订出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禁约规定数条，其中有：“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宙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不许用天字，更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挂。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也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与异端相同。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文指牌位上边说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的名字。再立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11]本来，清宫中的传教士对于清代宫廷了解世界，发展自我都在一些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康熙对于利玛窦在传教时立下的规矩十分欣赏，那就是基督教的传播要尊重中华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一旦这个基本条件得不到道守，那么康熙大帝马上就采取严厉的手段对付它――禁教。在罗马教皇特使呈递了教皇对中国教民的禁约后，康熙愤怒之下，作出如下批示：“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2]1700年，康熙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由于康熙大帝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时，想到更多的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另外，“文化交流的活动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响，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中西文化交流也就会受到挫折”。[13]

雍正对西学不感兴趣，再加之“礼仪之争”的影响，于是中国拒绝了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礼仪之争”就西方来说，此事已经暴露出基督教文化的排它性，缺少宽容性的一面。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西学东渐”的星星之火终久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四、结语

“西学东渐”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在此过程中双方都表现得相对平和，以及传教士采取的有利策略，迎合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并得到皇帝的赏识，故当时西学在中国蔚然成风。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西学在中国渡过一个“蜜月”之期，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并没有继续演下去，中国也没有将西学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从而实现自我发展的突破。华尊夷卑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外来文化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偏见，虽然在明末清初中国对西学基本认同，但并不认为西方文化与自己有同样高或是高于自己的水平。而最重要的是，继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放弃和改变了对华传教的策略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他们“带着征服的心理，施主的傲慢和种族偏见来布道，坚持自己有挑战古老的风俗和权威，谴责传统的礼仪信条和神明，剥夺异教徒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身份，并试图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将西方的一整套价值观强加于中国。”[14]传教士这一做法激怒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从而与西学对立之情结油然而生，正是这种对立情结的滋长漫延阻碍中国对西学的现状认识，西学便从此被堵在中国文化之外，即使它也曾因地浸入，但终因不入主流文化之流而影响甚微。加之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提倡重农抑商，物质生活所需完全没有外求的必要，对西方提出的贸易不感兴趣，否定了对外交流的必要性。另外，由于东西方远隔重洋，交通极为落后，即使双方偶尔有所贸易往来，也仅局限于体轻价贵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奢侈品，这些都不是出自国内的需要，反而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历代统治者常视为奢侈罪恶之来源，称舶来之品为“奇技巧”严禁入口，[15]贸易作为文化交流的渠道之一也被堵死。此外，明末清初认同西学的士大夫也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去对西学做出积极的回应，只有少部分知识分子对传教士带来的有限“西学”进行研究，但始终未能够将视线跨出国门之外去对西方先进科学实行主动研究。这一系列综合原因，使首次正面接触的中西文化交流在“礼仪之争”后，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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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陶瓷装饰是为了点缀与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种陶瓷生产与制作方法。可以说，从陶瓷产生之日起，陶瓷装饰就开始孕育并逐渐形成，成为陶瓷生产的重要工艺之一。

所谓新彩，就是陶瓷综合装饰及应用的产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珐琅彩瓷器的装饰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装饰，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诸多画种的技法，进而与陶瓷工艺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瓷装饰方法。它是中国陶瓷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与相应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装饰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早在“丝绸之路”开拓时代就开始了，从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来的产品贸易，再到技术交流与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双方文化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新彩就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中国陶瓷装饰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产与制作上先进技术和工艺，将传统陶瓷彩绘技术发展到新阶段。新彩是传统陶瓷工艺、中国画，以及西方油画等艺术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艺技术，又具有中国画内涵与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艺术精粹的现代陶瓷装饰类型。

中国陶瓷装饰发展到明清之际，不论釉下彩，还是釉上彩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作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釉下和釉上紧密结合的高度。所谓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结合。事实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已经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装饰表现方法，实际上可分为斗彩和填彩两种。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苏泥勃青”画出花纹轮廓，然后再花纹轮廓内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称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苏泥勃青”青花釉料画出部分花纹，又在釉上与之相适应部位的加以彩绘，使青花和彩绘形成变化统一的装饰效果。“上下斗合，构成全体”，故名斗彩。有关斗彩的记述，最早见于康、雍年间的《南窑笔记》，“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由此可见，釉上彩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这种将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结合的陶瓷装饰方法是明清陶瓷装饰工艺的突破与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给陶瓷生产和装饰工艺带来新思维、新方法，促进了中国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陶瓷装饰是在继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瓷彩绘，俗称古彩，与雍正时期达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装饰釉上彩绘之精华。它们在材料工艺和绘画工艺上都达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称为康青五彩，它是黑、蓝、黄、紫和绿及红彩的统称，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单线平涂，笔力健劲，色彩浓艳，又富有层次感，所以，又称硬彩。与硬彩相对应的，就是软彩。所谓软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现，使画面颜色由深到浅，产生明暗浓淡变化，富有温润匀静之美，因此，称为软彩。不论硬彩，还是软彩，是为釉上彩，均属于二次烧成。与此同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18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促进了陶瓷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釉上陶瓷颜料的制备也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即以氧化铁、铜、锰、锑、铬等矿物为原料，高温煅烧成各种色彩的熔块，再配以低温釉面附着剂（熔剂）研磨制备而成。”对于西方这种陶瓷釉上彩绘材料及其工艺的吸收，促进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发展与进步，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吸收陶瓷装饰并使之发展到新高度，而且，将西方造型艺术中的绘画，诸如油画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装饰之中，进而改变了陶瓷生产工艺上的不可预见性。以“此种低温釉上颜料发色稳定，绝大部分颜色都可互相调配，烧成前后颜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绘制时对画面的最终效果有预见性。”尽管如此，这种材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彩，它属于外来的“洋彩”。这种“洋彩”被引入中国以后，在陶瓷装饰上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的是经过相对较长的实践摸索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结果。

新彩装饰是传统陶瓷装饰材料工艺与相应装饰技法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学的积极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结果。

3 新彩是传统陶瓷装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下发展的结果

在继承中国陶瓷装饰传统与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中外广泛的艺术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彩装饰领域，并使之出现了姹紫嫣红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对对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这正如现代陶瓷艺术家李磊颖所言，“景德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瓷用化工厂，专门生产洋彩颜料、金水及陶瓷贴花纸，从此结束了洋彩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鉴于洋彩艺术表现形式的本土化，这个时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当然，洋彩更名为新彩的中国本土化也不仅仅是就创办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厂而如此简单。洋彩在中国本土化，实则是中国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艺术要素注入的结果；它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若干因素，诸如图案结构的方式，内容以及文化内涵等表达因素；它还广泛吸纳了中国画的题材、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与中国画的表现技法，诸如线描、晕染、皴法，以及虚实关系，乃至中国画的审美等等艺术因素；它是中国陶瓷传统技法的延续，吸收了陶瓷装饰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绘的技法和相应的工艺技巧等等。总之，它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中国陶瓷工艺技术的进步，并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披上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发展技术、技巧，并具有一套综合装饰方法。新彩因为其用料适宜，既能勾线，又能填加，还能彩绘，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仅在表现技法广泛吸收，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借鉴上也同样具有游刃有余的独特创新性。从表面上看，新彩是简单的彩字的深化和演义，其实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在陶瓷工艺制作上，综合利用了陶瓷装饰的传统工艺的技法，诸如古彩、粉彩的勾线法，与创造性地吸收了中国画晕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结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层次的色阶变化效果；还在于新彩吸收中国画和中国传统图案并西方油画和水彩画的表现技法的综合，形成了自身独居特征“新”。正因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装饰方法，并与传统陶瓷装饰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国传统陶瓷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新彩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将中国传统装饰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从而表现了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并具有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而且，将中国画的艺术成分吸收到它的装饰领域，在陶瓷装饰上更加广泛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审美精神。“新彩”从中国画中吸收的精到多样化的线描，以及靠彩所达到的晕染效果，既能表达中国工笔画严谨工致的技术干练，又能伸张中国写意画挥洒自如的人文胸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新彩的出现与在釉上的广泛运用，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与中国画艺术审美的紧密靠拢与相互渗透。

陶瓷文化的发展不仅是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更是对传统陶瓷文化内容和形式的继承，突破与创新。“新彩”装饰具有这种思维精神。“新彩”在形成过程中，广泛继承传统与吸收现代创造成果既表现在时间上跨越，又突出体现在地域上的纵横，它集东西方艺术表达之精华而富有创新特征及风格。由于新彩从时空上对优秀陶瓷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吸收，继承与发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体现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创新，不仅是陶瓷材料的创新，也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更是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断创新思维引领下的创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技法，将中国传统陶瓷文化推进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谓洋彩说，就是中国陶瓷文化从利用舶来材料到利用舶来技术的转化，不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来陶瓷材料工艺技术的同时，还吸收了西方油画、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表现内容、表现形式，以及艺术特色和艺术审美。在具体表达及其艺术效果上，新彩可以达到写实甚至超写实的程度，可以与当代摄影艺术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创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艺术效果上，它同样可以表现出西方古典艺术的古典美，近代艺术的理性美，以及现代诸多艺术流派的风格和特征。这样，集中国传统陶瓷装饰与外来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为陶瓷装饰之族的新成员。

总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陶瓷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又进行着突破与创新。正因为新彩的广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艺术特征。

4 结 论

显而易见，从新彩装饰在中国的成功诞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双方而言，皆是共赢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使中国的陶瓷文明传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陶瓷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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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98-03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1]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2]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3]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9]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4]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5]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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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2-103.

[3]股野琢.苇杭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0.

[4]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6]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篇12

季老的《糖史》出版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据说是他一生费力最大的两个题目之一。季老的建树，大家有目共睹，我无须赘言。他老人家在“引言”中说到写《糖史》的缘由。总是从比较语言学寻找启示的季先生，从欧洲众多语言中糖的叫法中得到两点发现：一，欧洲语言中的糖字是外来语，二，这些外来语的根都在印度。他由此意识到：“人类许多极不显眼的日用生活品和极常见的动、植、矿物的背后，竟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糖是其中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怎么理解季老这话？E.von Lippmann和N. Deerr各自所著的《糖史》均已表明，糖这种物品是从印度辗转经波斯和阿拉伯的媒介传到欧洲的。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季老引用大量文献证明，“我们很早就知道了甘蔗，后来又能从蔗浆炼糖。这些都是欧洲没有的。但是，中国在制糖的过程中，也向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和波斯学习了一些东西。”

季老所写《糖史》的下卷，广泛涉及到蔗糖原产地的情况，而上卷（即《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集中地探讨中国蔗糖的历史。经大量文献的梳理，季老告诉我们他的“糖史”有以下几个要点：

在中国，“糖”这个字并非自古有之，它的名称是后起的，但对糖的认识古代就有了。从先秦到南北朝，中国人用饴、饧等形容糖，汉以后又以“石密”来形容种类繁多的糖制品，而中国自古也用甘、甜、旨、美来形容甜的东西；

中国蔗糖先出现在南方，再向其他地区传播；

中国所炼之糖，有色泽越来越白的演变规律，所谓“白沙糖”原来只比红糖黄些，随着元明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白沙糖”才真正成为白色的；

中国糖史的总趋势是“产量越来越多，价钱越来越低，药用越来越少，食用越来越增”，到后来，糖列于盐、茶之后，成为第三大国税来源。

季老书写《糖史》的方法是陈寅恪式的，“把资料都搜集罗列在一起，然后再进行分析”。上面的几点总结，列在书的最后一段。他的“糖史”的具体内容，有待学人进一步分析，值得继续研究的方面很多。他搜集的资料广泛涉及糖的制作、传播和消费方式，他将这些资料排列出来，最高的宗旨是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

对糖进行历史研究，会面临一些难题。我以为其中难度比较大的，是它的消费方式变化。糖在古代曾长期作为药品流行于中国，接着成为社会上层的食品，最后变成大众化的食品。有关糖的制作和用法的技术，大量存在于古代的“本草”类著述中。可见，甘蔗及蔗糖的药用价值持续得到医家的关注。季老对这些医书很熟悉，因而不可能在梳理糖的消费史时，简单说糖的医药价值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而被“日常食用价值”取代。不过，他在书中的确强调，糖的“日常食用化”，与这种物品产量的增多、价格的下降，关系密切。从这一点延伸开去，我们意识到，在季老看来，一部《糖史》除了可以被理解为“糖业史”外，还可以被理解为糖这种古代“稀贵”之物的“庶民化史”（这个概念是我为他加的）。

在季老的《糖史》中，我们也可以读出某一比较文化史研究的问题来：一方面，如季老所说，中、欧在糖的认识和制作方面确实走过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将季老搜集整理的资料拿来与以下我们所了解的欧洲经验比较，又能发现，中、欧在糖的消费演变规律方面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共同经历了上述“庶民化”过程。

中、欧糖消费的“庶民化”是一个世界进程，还是历史中产生的“偶同”事件？有关欧洲的糖消费史，季先生的《糖史》没有给予集中阐述。幸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敏思（Sydney Mintz）教授在季老的《糖史》发表以前十多年出版的《甜蜜与权力：近代史中糖的地位》（初版于1985年，本文引自1986年再版版本）一书中，曾给予精辟论述。

西敏思在书中集中分析了糖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史。据他的研究，英国对甜东西的认识和使用，历史有将近一千年了。与中国人一样，英国人在认识和使用糖的过程中，一度主要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波斯的影响。整个欧洲，也与中国一样，糖是先作为药物出现的。不过，英国的糖史更直接地与17世纪后期皇家生活有关，特别是与茶作为奢侈品的出现有关。茶于1649年到1685年之间由查尔斯二世的葡萄牙新娘引进英国。从此之后，英国社会中茶的消费日益增多，仅缴纳税收的茶便从1700年的2万磅，升至1760年的500万磅，再升至1800年的2000万磅。茶先在贵族当中成为一种奢侈品，到了18世纪，已成为百姓的日常消费品了。茶之所以能成为百姓的日常消费品，是因为它已变成了与糖结合在一起的饮料。早期引进的茶，味道苦涩，人们喝它容易引起饥饿。物以稀为贵，因当时英人得茶甚少，除了贵族之外，百姓喝茶的不多，甚至有贵族著文反对穷人喝茶。随着糖的“加盟”，茶就流行开来了。到18世纪末，大量英国穷人已经习惯饮用加糖的茶，因为这种茶比牛奶和麦芽都便宜，并且其中的糖分具有提神作用。

可见，英国蔗糖的历史，从1650年到1850年，也可以区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从1650年到1750年，糖的大量食用局限于皇家；从1750年到1850年，糖渐渐成为“庶民化”的日常消费品。有关于此的历史演变线索，西敏思说：

英国蔗糖使用史展现出两个基本变化。从大约1750年开始，第一个变化出现，那就是加糖的茶和糖浆的大众化。第二个变化大约从1850年开始出现，它的内容是大众消费的开放。在1750到1850年之间，每个英国人，无论他住得多偏僻，有多贫穷，男女老少，都知道了糖。而且，每个英国人都如此喜欢上了它，以至于他对糖的需要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1850年之后，糖的价格锐降，英国人的偏好在消费中得到实现。1650年的珍稀之物，1750年的奢侈品，到1850年已然成为实在的必需品了。

在西敏思看来，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与英国殖民主义存在密切关系。糖成为一种“庶民化”的消费品之时，也正值英国殖民地领域扩张时期。随着糖成为皇家征税的主要来源之一，英国殖民宗主国的大都会与殖民地乡野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于是，围绕着糖，英国与它的殖民地形成了一种“结构关系”：殖民地成为糖的生产地，而英国成为糖的消费地。在近代化进程中，糖的生产地对于消费地的依附日益加深，结果，热带殖民地劳力与非白种人劳力得到长期保留，糖与殖民地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得到保留。“糖这种产品持续流入大都市，而与这种产品相交换，食品、服装、机器及几乎所有其他物品持续流入所谓‘落后’地区”，使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附关系加深，二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得到持续的强化。

《甜蜜与权力》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色彩，其对“糖史”的诠释，综合了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演变史的研究。作为人类学家，西敏斯试图通过解释日常化事物的历史意义，来阐述自己对于文化的理解。人类学者曾以为文化是一个抽象的象征或观念体系。在西敏思看来，这一解释只能是在局部的分析中才可以接受。在他的眼中，更全面的研究应立基于一个我们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认识：人生活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所谓“文化”，乃是他们在这一关系之中产生的与政治经济过程密切相关的价值和观念。从而，分析蔗糖的消费方式变化，与分析其他生活方式的变化一样，“若将之与时间过程割裂开来，将之与生产割裂开来，便无法理解这些变化本身”。作为欧洲贵族奢侈品出现的糖，是欧洲在热带殖民地的“奴隶作物”，它之所以在历史进程中变成欧洲无产阶级的日常饮食品，则是因为包括糖在内的刺激性食物，一旦提供给农场和工厂的劳动者，便可能“降低创造和再生产都市无产者的总体成本”。

我并非是欧洲史专家，但能意识到西敏思在糖史研究中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通过季老的叙述，间接知道一点糖的中国史，我又感到西氏提出的那套理论，似乎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固然，欧洲蔗糖消费的流行，历史背景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但是，事物的流行，或者说，事物的“庶民化”，显然并非是欧洲近代经验的特产。在古代中国这个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古代东方国度中，糖的消费方式也曾经历过“贵族奢侈主义”到“庶民化”消费的转变，而这个进程比欧洲近代史进程要古老一些。从季老整理的资料看，糖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也是一种外来之物，中国开始制作蔗糖之后，这种物品依然长期与被帝国遥远地“涵盖”（encompass）的“南蛮”和“岛夷”之地相联系。季老笔下的中华糖史，与西敏思笔下的英国糖史，在结构上有相近之处。基于比较，我们也许可以认定，古代中国的糖史也存在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内外关系结构”及“庶民化”，它是早于欧洲存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这样的设想是否妥当？问题不易回答。然而，阅读两部糖史，想象它们的相关性，我却深深感到，大胆的联想，对于我们的认识或许会有帮助：蔗糖在中国朝贡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角色与近代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何异同？来自“南蛮”和“岛夷”的蔗糖缘何持续地被当成医治疾病的药来使用？这种来自“化外之地”的“药品”，怎样与华夏世界观中的阴阳五行之说相结合，从而得到“本土化”？

季羡林和西敏思所著的两部不同的《糖史》，学术风格的差异是显然的：前者注重资料的搜集整理，并于考据中见义理，后者注重在这个基础上陈述作者的观点；前者在研究蔗糖的历史时，轻描淡写般地强调“中外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没有对交流的本质进行追问，后者也强调“交流”，但更重视潜在于“交流”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和社会关系结构体系。

两部糖史都是有建树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流动的物品，其间隐藏的历史是值得关注的，蕴含的社会价值是值得分析的。因而，在“观物见人”中，学者能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生活的微妙层次，能发现所谓“无意义之物”的隐藏意义。

可惜的是，两位同样关注糖史的学者，生活在不同的国度，相互之间没有互动。也许是因语言障碍所致，西敏思在展开他的雄心勃勃的解释时，未能了解到在遥远的东方，他的一位前辈也在针对同一个现象进行相近的研究。也许是因信息交流存在屏障，季羡林老先生在梳理他的思路时，沉浸于资料的海洋之中，与西敏思在同一条道路上失之交臂。

两种糖史之间的陌生之感，可能恰是二位作者共同关注的“文化交流史”的遗憾，其对双方导致的学术视野之局限，实在令人为之感到惋惜：文笔清淡的季先生，若能知悉西敏思之所为，便能以中国资料回应发源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派；而时时流露出深刻分析力的西敏思，若能知悉季先生的著述，或许便不至于将早已滥觞于东方人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当作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

而我们从交流的局限中失去的，可能还有比这重要的视野。有关于此，请允许我再就西敏思著作中存在的个别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西敏思的著述，与其他“后殖民主义人类学”作品一样，特别关注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关系，对于近代史上的“半殖民地”与所谓“西方”之间的关系，若非毫无涉及，也只能说一笔代过。在叙述糖史时，他对于英国与它的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论述是清晰而深刻的，但涉及到糖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茶的生产和消费时，西敏思因没有顾及到晚清中国这个所谓“半殖民地”的特殊性，而失去了对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把握。然而，如西敏思可能意识到的，不少史学家已为我们证明，直到18世纪末，英国的日常消费都依赖于中国的茶叶。结果是，大量白银资本东流。为了平衡收支，英国将目光转向殖民地印度，在那里拓展茶叶和鸦片种植园。到了1850年，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得到改变。印度生产的比中国茶叶苦涩得多的红茶，成为英国百姓的主要饮品，因为苦涩，所以，加糖的需要增强了。正是在印度茶替代中国茶的过程中，英国才强化了其殖民体系的。如1859年受一家英国在华贸易公司之聘任前往长江沿线考察茶园的容闳所注意到的，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印茶叶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以下“各领”的现象：

无疑地，自1950年代以来，为了保持中国在茶叶贸易上的主要出口国地位，中国用手工制作的这种供外国人消费的古老的传统饮品，其工序大为改进。但原属中国的大部分茶叶生意却已转入印度，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是用机器来制作茶叶，而中国采取手工劳作，主要缘由还在于两国的土壤不同，从而造成了所产茶叶在性质上的差异。印度或阿萨姆茶叶的性质比中国浓烈得多（按相同数量的比例）。就浓度而言，印度茶倍强于中国茶，而中国茶细软娇嫩和清醇芬芳则倍胜于印度茶。印度茶浓烈刺鼻，中国茶质丽味香，堪为上品。欧美及俄罗斯国家的较高阶层的饮茶者更喜欢中国茶，而这些国家的普通阶层和劳动者则大多数喜欢印度和阿萨姆茶，只是因为这些茶味道浓烈又便宜罢了。

印度殖民地为英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生产必需品，中国“半殖民地”为英国上层贵族生产奢侈品，这一差别又表明什么？可以想见，其中的原因可能恰恰在于西敏思所强调的近代英国大众化（“庶民化”）消费并没有成功地摧毁古代遗留下来的社会内部“阶级趣味”的区分，而这一点又可能表明，从诸如糖和茶这样的外来产品的消费看，“阶级趣味”的传统区分不是近代大众文化理想所能轻易打破的。

《甜蜜与权力》是一部精彩的学术之作，但这不意味着它没有缺陷。这可能是因为他对中国资料十分生疏，不过，直接导致他忽视世界史的中国因素的原因，更可能是他所信奉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其对西方近代史的批判性反思闻名于世，它倡导本着驱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原则，对世界史展开批判性研究。但是，恰恰也正是这个学派在解释世界史时总是将西方当成世界的惟一中心，排斥其他中心―比如中国中心―的存在。《甜蜜与权力》一书中存在的“厚今薄古”倾向，与政治经济学派对于近代史的过度强调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派的历史诠释者因为过于强调近代史的线性特征，所以易于轻视文明史的连贯性。而重视文明史连贯性的季先生，在书写《糖史》时对于这一连贯性的社会理论价值，竟没有给予表述。季老可能向我们丢出了一件“包袱”―他的那部《糖史》，恐怕主要是写给晚辈去解读的。

篇13

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在中国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它与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之风是一脉相承的。从西方传教士在华译介西学、创办报刊,到晚清士大夫主动翻译外报、采阅夷情,再到国人自办报刊、发展实务,国际传播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为近代国人带来了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

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国际传播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人开始具备“万国并峙”的国际意识,走出天朝上国、夷夏之防的中国中心观念,主动地开眼看世界,参与并介入到这种国际传播活动中去。因此,本文试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考察和分析近代中国出现的“开眼看世界”这一具体行为,探讨近代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

在之前,国人是很难想象并谈论关于西方或者世界的概念或图景的。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中国人想象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①到了1757年,清政府更是下令防夷、闭关,并把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书籍视为外国异端,一概排斥。直至中英第一次开打以后,道光皇帝还在向朝中大臣打听英国的具体地理位置。一向自诩为“典章器物举世无双”的天朝大国,根本没有胸怀世界的国际意识,也没有跟这些“夷狄”之邦互通有无的外交概念,许多人对于西方和世界的认识非常模糊。

被后人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广东收缴鸦片、整顿海防时,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武器装备先进,因此深感“了解夷情”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派人刺探西事,设馆翻译西文书刊,了解西方国家的史地和政事,并派人将英国人慕瑞撰写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四洲志》。林则徐被罢黜后,将自己搜集的资料转交魏源,希望他编纂一部全面介绍西方世界的图书。魏源搜罗更多世界地理等方面的资料,于1842年著成《》一书。其后梁廷楠、徐继畲、姚莹相继撰写了一批研究、介绍边疆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书籍,提出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初期最早开始具备国际意识,并尝试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待当时新兴的国际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但从各种记载和叙述中不难发现,这些以资料汇总、个人撰述、笔记、札记形式出现的“开眼看世界”成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和重视。林则徐在广州翻译外报、采阅夷情、编撰书籍都是个人行为,并不愿在朝堂上加以公开,他留下的奏折、日记和书信中都很少言及。《》被赞誉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天朝之外的世界状况的图书”,问世后却少人问津。康有为为讲授西学而收集包括《》与《瀛寰志略》在内的西学之书时,已是1885年了。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后才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此时距这两本书出版,已近半个世纪了。②

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民族危机,但是清王朝并没有认真反思这次战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而是将战败的责任归结到了琦善等几个所谓的“卖国贼”头上。由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人所引领的“开眼看世界”行为,虽然是中国近代初期开展国际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并未引起共鸣。因此,“开眼看世界”的著书立说,只是士大夫个人之间交换关于时局、政见的个体意见和思考,并不能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更不能说是一种社会思潮。反倒是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外报,随着这些个体的编译、著述过程,逐渐被国人接受,甚至参与学习与模仿。这种以新的知识结构和国际传播媒介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为近代中国更好地了解西方、认识世界,进一步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提供了契机。

那么,“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是如何在长期闭关自守、昧于外情的形势下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最新知识呢?有人考证,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澳门新闻纸》等,其资料主要来自广州、澳门和南洋等地的外文报刊。《》和《瀛环志略》也都参考了传教士的书籍与报刊。③可见,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外出版发行的各种报刊和个人著述,成为近代早期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的信息来源。

西方传教士认为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茫然无知是中国闭关自守的思想根源,因此他们要用“知识之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国门,而在华办报则成为其在中国开展宣传的主要武器。外报对西学的介绍和传播也恰好符合了当时少数开明士大夫在“开眼看世界”过程中“夷情采阅”的需求,林则徐就组织人员通过翻译外报来搜集敌情,魏源也认为采阅新闻纸的建议是驭夷的要策,他的《》就参照了大量西方书报,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被征引次数多达26处。④译报虽属情报工作, 重点内容是“禁烟和兵事”,附带介绍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情况, 但外报这一近代媒介毕竟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并逐渐为之熟悉和重视。1857年,魏源去世后,中国中上层官员学者关注外报这一线索并未中断。在现存吴煦(当时任松江府海防同知)的档案中可查到1858年的译报。1868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拥有专门的翻译机构和大批人才来从事西洋书报的翻译工作。⑤国人开始注意到报刊在消息、沟通信息方面的作用,也逐渐开始认识到外报是在西方列强控制下的对外宣传工具,带有强烈的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意识形态,从而蒙发了自办民族报刊的思想。王韬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在华报刊“其所立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⑥因此,郑观应才有“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的感叹,陈衍才有《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一书的出版。王韬更是主张要创办外文报纸,“散布五大洲,令西人见之,知中国实有自强之策”,“不敢视吾为病夫也”,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开展对外传播的想法。⑦作为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方式,外报这一近代出版形式开启了中国近代国人自办报刊的新阶段。

“开眼看世界”是近代国人主动参与的一次国际传播活动,新的世界概念得以被重新建构,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启蒙和解放。梁启超感叹之后的中国志士“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智识,与清初启蒙时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⑧而当我们以今天国际传播的眼光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再去谈论林魏等人的“开眼看世界”行为时,它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思想解放意义的。无论是关于西方各国的情报搜集,还是历史地理人文知识的翻译介绍,至少他们开始走出中国中心的观念,以一种胸怀世界的国际意识参与到新兴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去。在拥有国际意识的前提下,各类西学东渐、各种改良维新才有了实际推动力。因此,“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刺激下部分士大夫所拥有的一种政治眼光,也是重新开启中国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新起点。

随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报纸这一新的传播媒介的接纳和参与,一方面西方近代的新闻传播观念、报纸编辑方式和先进的印刷设备进入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推动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发展;另一方面,国人的知识结构随着封闭的空间和时间观念被逐渐打破而发生变化,认知空间进一步拓展,这种思想的解放又为中国能更主动地参与国际传播活动,加快融入现代化的潮流奠定了基础。因此,“开眼看世界”在近代中国初期的国际传播活动中,虽然只是少数士大夫的一种个体行为,并不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对待西方和世界的意识形态,也无法汇聚成一股思想潮流,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

注 释:

①周宁:《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书屋》,2004(4)。

②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三十自述》,见《(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转引自周宁:《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书屋》,2004(6)。

③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潮》,《美国研究》,1997(2)。

④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61 页。

⑤周光明:《中国近代报业的文化传播背景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⑥徐新平:《重评王韬的新闻思想》,《湖南大学学报》,2002(5)。

⑦马文丽:《中国境内外文报刊的历史演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