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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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CPI、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1992年~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1970年～2008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1978年～2008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篇2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2840亿元,同比增长11.1%。比去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6%,增加值13367亿元;第二产业增长13.2%增加值85830亿元;第三产业增长9.6%,增加值73643亿元。其中公布CPI同比上涨2.6%,PPI同比上涨6.0%。6月份当月CPI同比上涨2.9%,PPI同比上涨6.4%。

CPI是指消费物价指数,其构成可分为两大类:非食品类与食品类。在中国食品类主要占CPI比重的33.2%,非食品类要素占据CPI的比重大约为66.8%。上半年的CPI同比上涨2.6%,当CPI上涨到3.4%则会拉响通货膨胀警钟。这些数据的公布则反映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那么是不是CPI越低越好呢?

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三大指数:CPI,PPI,GDP。CPI前面已经介绍,PPI是指生产物价指数,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如果CPI指数高,那么假设你用手里的钱去买车,那么你相对于以前的物价就是贵啦,而经销商则相对于以前是盈利啦,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增值,最终企业会盈利。以此类推于全国各个行业,这样国内的GDP会升高。如CPI降低,沿着CPI到PPI,PPI到GDP的关系,那么GDP则会降低。那么我们换一种说法,CPI越低越好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性估计,价格与失业存在反比关系函数,也就是说当价格水平较高时,那么失业率比较低,而在CPI降低时,同时失业率较高。这同样符合国内的情况。如果CPI变负,PPI也会继续下行,虽然我们认为各种商品是便宜啦,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CPI的下降,其并不是因为降低了成本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的总需求,尤其是在市场上国民需求微弱,这样同样也会导致GDP的下降。

篇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46-03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宏观运行困境，尤其是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回落21.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

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显性化，同时加大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借助于FDI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再通过全球采购确保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生产的产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面向全球实现销售，全球资源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层面得到了最优配置。由此，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家，其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不再单纯地是国内要素和国内收入的函数。具体来说，一国的商品供给能力不再完全取决于由本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实际产出能力，它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采购实现本国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同时，全球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产品最终都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量从事贴牌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如发达国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销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销售。在这一背景下，某一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由该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情况来决定，当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世界性的总需求规模扩张超过全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会带动全球性的物价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所有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全球分工的国家无法避免的，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了更强的一致性特征。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到我国来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一方面，使我国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储蓄率不断上升，投资需求受到宏观控制的情况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国内过剩储蓄，确保我国经济实现了无通缩的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借助于引进外资和进口，我国也得以突破国内技术与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物价稳定基础上保持了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2003-2007年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我国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但其不利的影响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外部而非内部因素，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且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有效性将受到不断削弱

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削弱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能。我国也正是借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但与欧、美历史上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创新确立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快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以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承接国际制造业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发展起来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其突出的特点是大多不拥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主导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

(一)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却并没有改变全球要素分配原则，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的知识、技术要素仍然是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劳动力等过剩要素在全球价值分配中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要素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是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却没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这种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样表现在国内:由于政府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权，且与劳动力的供应相比，我国资本还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因此，我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主)获得，劳动力过剩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要素收入被长期压低，使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严重背离。从2003-2007年的数据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见下图)。《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的数据也显示，1990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长过缓，直接影响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导致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徘徊在低位，最终消费需求难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1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国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均衡的前提是国内投资和出口之和等于国内储蓄。理论上讲，对于高储蓄率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或出口增长率来弥补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以实现无通缩的均衡增长。而对于低储蓄率国家，若不能有效压缩国内投资规模，则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实现无通胀的均衡增长。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过于缓慢，在支出预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了我国居民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而资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据的比例上升，也导致了企业储蓄的较快增长，因而，近些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理论上说，如果这部分新增储蓄能由企业新增投资吸收，则我国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缓，外部失衡的压力可以得以缓解。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长期依赖FDI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领先技术，使其难以实现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所以，我国2003-2004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一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显，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会加大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同时压缩国内投资规模，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国内高储蓄引发的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过剩。

(三)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出口增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与加工基地转移至我国，使我国在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又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优势，同时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全球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成为缓解我国过剩储蓄的有效途径，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虽然使我国消费增长缓慢，且企业因缺乏技术支持难以实现有效投资，但却使我国实现了全球要素优势的充分聚集，从而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出口缓解国内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保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初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均衡的影响大大增强。

三、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难以获得产业主导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一种产品不再是在某一国国内完成其全部的价值增值过程，而是将产品价值链不断细分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因此，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国是否拥有构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可能不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却主导着全球生产链条的构建并决定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或利益分配。相应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产业主导权。拥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企业，自己并不需要从事产品的生产，通过外包伙伴的选择和全球采购，却在实际上控制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条，并获得了产业链上最大的利益份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循环中，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看，无论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主导权。从高新技术产业看，我国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FDI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但不拥有其核心技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并没有获得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我国企业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巨头通过掌握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控制与利润侵蚀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也并未获得真正的产业主导权。

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一旦我国原有的要素优势弱化或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构其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带来我国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总体产业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空间过小，也加大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一旦价格或成本因素出现不利变动，就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亏损。

综上，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以低成（下转第19页）（上接第48页）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导致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的国内需求下降，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内部需求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均出现需求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速，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决定了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无法替代出口成为拉动国内增长的动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扩大投资的风险就更大。总之，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总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应逐步建立我国在各类产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 期。

篇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逐渐被纳入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视野。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内部失衡包括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率过高和消费需求不足、投资低效率和粗放增长。虽然有刘光溪、梅映昱、林跃勤等对中国目前的内外失衡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相对于其他课题而言，这些研究还很少，所以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探析

（一）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最主要表现为储蓄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

1.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总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积累和政府储蓄三个部分。居民的高储蓄主要是由于体制转轨带来的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增加的预防性储蓄；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积累也在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利润大多留在企业或行业内部用于再投资，并不象发达经济国家的企业那样，会使其的绝大部分以红利的方式流向股东，从而转化为居民的消费；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使得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也有了大幅度增长。另外，我国储蓄率过高还与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密切相关。

2.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我国的投资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两大部分。就企业投资而言，由于我国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偏低，会刺激企业进行盲目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就政府投资而言，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某些政府官员投资的目的并非完全是追求投资收益率，而是出于个人政绩或是寻租目的化，不但挤出了私人投资，而且降低了投资效率。

（二）外部失衡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在“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国际收支顺差随之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目前已出现严重的长期性的外部失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

1.国际分工细化和产业转移加快。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加之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偏低，发达国家加快将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加工组装和非核心技术的研发环节向我国转移，促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导致出口部门不断扩大。

2.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我国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包括在沿海地区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实行出口退税和对出口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等政策，同时，在进口上实行配额管理和数量限制，以及推行外汇结售汇制度和用汇审批等。由此，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

3.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2000～2009年间增长了2.33倍；是OECD国家的1.65倍。在生产率和相对竞争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僵硬的汇率难以发挥对国际收支的价格调节作用。人民币汇率动态低估，意味着外汇资产的人民币价格被高估，部分造成了外汇储备的“福利损失”。

三、结论与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种种表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内部失衡是问题的核心，内部失衡决定了外部失衡。由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对内只有依靠投资增长，对外依靠扩大出口，出口的扩大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投资的不断增长造成过剩的产出要靠出口来消化，而出口的扩大要靠低价来竞销，导致企业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工人可支配收入低，居民消费需求难以增加，这又会进一步助成投资的扩大和出口的增加，导致外部失衡的继续恶化。

因此，解决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失衡问题首先应从解决内部失衡着手，主要的是要解决总需求的结构失衡问题，即投资膨胀，消费却相对不足和低迷。要扩大政府消费支出，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人水平，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其次，调整和完善涉外经济政策，为解决外部失衡提供政策支持。改变过去的那种盲目强调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强调出口结构升级换代和引进外资的质量；鼓励出口的同时应该积极扩大进口，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协调好汇率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确定合理的汇率和利率水平，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按照“安全、流动、增殖”的原则经营管理好外汇储备，提高其投资收益率。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8.

[2]林跃勤.扩大消费需求,构建内需主导增长新模式[J].中国金融,2005(24).

[3]梅映昱.人民币汇率与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J].市场论坛,2006(1).

[4]施建淮.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6(3-4).

篇5

日前，宏达电CEO周永明在北京宣布进军大陆市场，并联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了四款智能手机新品，从此终结了多年来HTC品牌只能以水货形式进入内地市场销售的局面。

而此举也意味着一直以来徘徊在中国大陆市场之外的HTC正式进军该市场。

作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厂商品牌，HTC这一举动。会把在大陆市场上经营多年并且已经赢得了市场认可的多普达置于一个尴尬的处境。在此后的市场推广上，产品高度同质的两家公司将如何展开竞争?这无疑会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上掀起不小的波澜，甚至引发一场没有硝烟的市场争夺大战。

事实将按照它的这一设想进行吗?

搅局手机市场

HTC的加入，使得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争夺更趋激烈。

事实上，HTC进入大陆市场，等待了8年之久。追溯它的历史，便会发现这也是一部智能手机发展历程的编年史。

HTC成立于1997年。2007年，HTC开始推出品牌战略，从欧洲到美国，HTC先后通过Windows Mobile和Android成就了智能手机领导厂商的地位。周永明对此深感不易，他说：“发展国际品牌是很困难的，但是HTC品牌的发展比原来想象的要好，目前HTC品牌知名度已经从去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40％。”

综观各大手机厂商，在HTC推出HTC Touch之前，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都推出了多款Windows Mobile智能手机。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全力发展3G，在智能手机方面加大投入，HTC选择在此时进军大陆可谓勇气可嘉。

今年7月27日，筹划已久的HTC携手中国移动等合作伙伴，在北京高调四款HTC品牌手机，正式拉开进军大陆市场的序幕。

对于此次进入大陆市场，HTC董事长王雪红表示：“我很高兴能将HTC的品牌介绍到大陆，也期待HTC能够带给大陆消费者耳目一新的智能手机新选择。过去几年，通过大陆的策略合作伙伴多普达将HTC在全球最尖端的产品引入大陆市场；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对创新的热情，致力满足甚至超越全球手机使用者的需求，在各方面不断提升手机使用体验。”

现在，这个迟来的竞争者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市场的检阅。

新进入者的资本

HTC进入大陆市场，将给大陆手机市场带来不小的震动，甚至可能导致变局。

事实上，HTC早就有意进入大陆市场。以前，HTC就曾在中国香港市场上推出自有手机品牌Qtek，但遭遇惨败。也许是受其影响，HTC在一段时间内“只谈代工不谈自主品牌”。2007年5月，HTC成功增资控股，成为多普达大股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虽然HTC刚刚宣布进入大陆市场，但此前HTC的水货产品在大陆市场上比比皆是。ZDC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1月，HTC在大陆手机市场的用户关注度不足1％，仅一年半时间，2010年6月，HTC用户关注度已然接近6.5％，并呈继续上升趋势。

此外，HTC是否会对当前的智能手机市场格局产生颠覆性冲击值得关注。按照周永明的目标HTC要做出最好的Android和Windows Mobile手机，加上HTC那颗谦卑的心，HTC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值得看好。

与此同时，多普达近几年来对我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开拓起到了关键作用，而HTC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后，多普达何去何从?对此，HTC营销长王景弘也告诉记者，HTC进入大陆后，会借助多普达之前建立的销售渠道与运营商之间的关系发展业务，而多普达这个品牌依然会得以保留，这样既对之前的多普达用户负责，后续也还会有多普达品牌的新品陆续推出。

而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敬宏表示，多普达与HTC两个品牌将“同时存在，协同发展”，这一说法打消了业界对于HTC进入中国大陆后多普达会不会受到负面影响甚至消失的疑虑。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东家”HTC的进人，让多普达在大陆市场的地位多少有些动摇。

洗牌尚需时日

面对群雄逐鹿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HTC想杀出重围显然将遭遇诸多困难。

如今，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iPhone在中国市场上大放异彩，联想乐Phone也是风头正盛，此外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厂商虎视耽耽。

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全力发展3G，并在智能手机方面加大投入，中国移动推出OMS自有手机操作系统，中国电信发力EV-DO智能手机冲击1亿用户目标，中国联通则紧跟iPhone，可见三大运营商都在3G时代押宝智能手机，而HTC选择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爆发前夜高调入市，它能取得预期成绩吗?

从中国市场来看，HTC的正式进入，会大大增强Android系统阵营的力量，而受到运营商支持的高端新机必然会与苹果形成抗衡之势；同时，随着HTC低端产品的来袭，对主攻中端智能手机市场的Symbian也会造成严重冲击。而作为HTC的最大竞争对手，目前苹果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发展还不成熟。2009年10月31日，苹果iPhone由中国联通正式引入中国市场，但同于高昂的售价及套餐资费，苹果在中国市场上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