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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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CPI、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1992年~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1970年～2008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1978年～2008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篇2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2840亿元,同比增长11.1%。比去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6%,增加值13367亿元;第二产业增长13.2%增加值85830亿元;第三产业增长9.6%,增加值73643亿元。其中公布CPI同比上涨2.6%,PPI同比上涨6.0%。6月份当月CPI同比上涨2.9%,PPI同比上涨6.4%。

CPI是指消费物价指数,其构成可分为两大类:非食品类与食品类。在中国食品类主要占CPI比重的33.2%,非食品类要素占据CPI的比重大约为66.8%。上半年的CPI同比上涨2.6%,当CPI上涨到3.4%则会拉响通货膨胀警钟。这些数据的公布则反映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那么是不是CPI越低越好呢?

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三大指数:CPI,PPI,GDP。CPI前面已经介绍,PPI是指生产物价指数,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如果CPI指数高,那么假设你用手里的钱去买车,那么你相对于以前的物价就是贵啦,而经销商则相对于以前是盈利啦,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增值,最终企业会盈利。以此类推于全国各个行业,这样国内的GDP会升高。如CPI降低,沿着CPI到PPI,PPI到GDP的关系,那么GDP则会降低。那么我们换一种说法,CPI越低越好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性估计,价格与失业存在反比关系函数,也就是说当价格水平较高时,那么失业率比较低,而在CPI降低时,同时失业率较高。这同样符合国内的情况。如果CPI变负,PPI也会继续下行,虽然我们认为各种商品是便宜啦,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CPI的下降,其并不是因为降低了成本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的总需求,尤其是在市场上国民需求微弱,这样同样也会导致GDP的下降。

篇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46-03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宏观运行困境，尤其是经济下滑的风险在逐渐加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回落21.2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9月份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

从实体经济角度分析，导致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和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所积累的问题显性化，同时加大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困境。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借助于FDI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再通过全球采购确保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生产的产品借助于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面向全球实现销售，全球资源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层面得到了最优配置。由此，各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国家，其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均不再单纯地是国内要素和国内收入的函数。具体来说，一国的商品供给能力不再完全取决于由本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实际产出能力，它可以通过全球化的采购实现本国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同时，全球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产品最终都是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量从事贴牌生产)和全球销售网络(如发达国家的知名零售商掌握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销售)，面向世界市场进行销售。在这一背景下，某一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由该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情况来决定，当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世界性的总需求规模扩张超过全球资源的承受能力，会带动全球性的物价上涨，而且这种上涨是所有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和全球分工的国家无法避免的，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了更强的一致性特征。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到我国来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一方面，使我国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储蓄率不断上升，投资需求受到宏观控制的情况下，借助于外部需求(出口)有效吸收国内过剩储蓄，确保我国经济实现了无通缩的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借助于引进外资和进口，我国也得以突破国内技术与资源约束，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物价稳定基础上保持了产出的持续增长。因此，2003-2007年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我国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但其不利的影响在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更多地取决于外部而非内部因素，国际市场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掌握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主导权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且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有效性将受到不断削弱

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削弱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能。我国也正是借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但与欧、美历史上依靠原创型的技术创新确立制造业在全球霸主地位、日本等国20世纪60-80年代凭借管理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快速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同，中国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以加工组装环节的低成本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承接国际制造业生产环节对外转移，发展起来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其突出的特点是大多不拥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主导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

(一)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从根本上来讲，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模式却并没有改变全球要素分配原则，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的知识、技术要素仍然是主导全球利益分配的因素，劳动力等过剩要素在全球价值分配中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我国以劳动力要素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是在贸易规模扩大和贸易结构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却没有得到等比例的提升。这种要素分配比例的不均衡也同样表现在国内:由于政府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权，且与劳动力的供应相比，我国资本还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因此，我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更多地是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主)获得，劳动力过剩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要素收入被长期压低，使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之间的严重背离。从2003-2007年的数据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见下图)。《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中的数据也显示，1990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由2002年的14.1%，提高到了2007年的19.8%。

劳动者报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居民收入增长过缓，直接影响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导致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徘徊在低位，最终消费需求难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1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39.2%。

(二)使我国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高储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压力

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均衡的前提是国内投资和出口之和等于国内储蓄。理论上讲，对于高储蓄率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投资或出口增长率来弥补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以实现无通缩的均衡增长。而对于低储蓄率国家，若不能有效压缩国内投资规模，则净进口(伴之以外汇储备减少或资本内流)可以使一国实现无通胀的均衡增长。

如前所述，以低成本优势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过于缓慢，在支出预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导致了我国居民强制性储蓄的增长，而资本要素收益在分配中占据的比例上升，也导致了企业储蓄的较快增长，因而，近些年我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理论上说，如果这部分新增储蓄能由企业新增投资吸收，则我国出口增速就可大大放缓，外部失衡的压力可以得以缓解。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我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为长期依赖FDI实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垄断，国内企业普遍缺乏领先技术，使其难以实现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所以，我国2003-2004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集中于一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偏低，粗放式特征明显，且重复投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会加大我国能源与环境的压力，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在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同时压缩国内投资规模，难以通过投资增长缓解国内高储蓄引发的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过剩。

(三)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出口增速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与加工基地转移至我国，使我国在已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基础上，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又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优势，同时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全球销售渠道，成为全球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商，由此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成为缓解我国过剩储蓄的有效途径，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循环，虽然使我国消费增长缓慢，且企业因缺乏技术支持难以实现有效投资，但却使我国实现了全球要素优势的充分聚集，从而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出口缓解国内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保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初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均衡的影响大大增强。

三、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难以获得产业主导权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一种产品不再是在某一国国内完成其全部的价值增值过程，而是将产品价值链不断细分并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因此，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而主要反映在一国是否拥有构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或控制权。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发达国家可能不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凭借其拥有的核心技术，却主导着全球生产链条的构建并决定着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或利益分配。相应地，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获得产业主导权。拥有知名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的企业，自己并不需要从事产品的生产，通过外包伙伴的选择和全球采购，却在实际上控制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链条，并获得了产业链上最大的利益份额。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参与到了全球经济循环中，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总体上看，无论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产业主导权。从高新技术产业看，我国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FDI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国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但不拥有其核心技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但并没有获得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匹配的高附加值。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看，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但我国企业主要从事商品的生产，既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品牌，也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巨头通过掌握全球的销售渠道，对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控制与利润侵蚀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也并未获得真正的产业主导权。

由此可以看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使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但我国在这些产业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一旦我国原有的要素优势弱化或跨国公司基于其他因素重构其全球产业链，就可能带来我国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层面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总体产业附加值偏低，企业利润空间过小，也加大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一旦价格或成本因素出现不利变动，就可能出现企业的大面积亏损。

综上，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以低成（下转第19页）（上接第48页）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则导致了我国产业的脆弱性和国际收支的长期失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使美国的国内需求下降，欧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内部需求受其影响也出现了明显下滑，全球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均出现需求下降，必然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速，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居民收入长期偏低又决定了国内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无法替代出口成为拉动国内增长的动力;而一旦出口下滑，消费也没有明显增长，扩大投资的风险就更大。总之，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总需求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困境，除采取必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外，更为重要的是应逐步建立我国在各类产业的主导权。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与美元霸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 期。

篇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问题逐渐被纳入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视野。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内部失衡包括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率过高和消费需求不足、投资低效率和粗放增长。虽然有刘光溪、梅映昱、林跃勤等对中国目前的内外失衡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相对于其他课题而言，这些研究还很少，所以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探析

（一）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最主要表现为储蓄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

1.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总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积累和政府储蓄三个部分。居民的高储蓄主要是由于体制转轨带来的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增加的预防性储蓄；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积累也在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利润大多留在企业或行业内部用于再投资，并不象发达经济国家的企业那样，会使其的绝大部分以红利的方式流向股东，从而转化为居民的消费；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使得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也有了大幅度增长。另外，我国储蓄率过高还与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密切相关。

2.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我国的投资包括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两大部分。就企业投资而言，由于我国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偏低，会刺激企业进行盲目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就政府投资而言，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某些政府官员投资的目的并非完全是追求投资收益率，而是出于个人政绩或是寻租目的化，不但挤出了私人投资，而且降低了投资效率。

（二）外部失衡

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在“双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影响下，人民币汇率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国际收支顺差随之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目前已出现严重的长期性的外部失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

1.国际分工细化和产业转移加快。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加之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偏低，发达国家加快将部分高技术产业的加工组装和非核心技术的研发环节向我国转移，促使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导致出口部门不断扩大。

2.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我国采取了鼓励出口的战略和政策，包括在沿海地区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实行出口退税和对出口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等政策，同时，在进口上实行配额管理和数量限制，以及推行外汇结售汇制度和用汇审批等。由此，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

3.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2000～2009年间增长了2.33倍；是OECD国家的1.65倍。在生产率和相对竞争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僵硬的汇率难以发挥对国际收支的价格调节作用。人民币汇率动态低估，意味着外汇资产的人民币价格被高估，部分造成了外汇储备的“福利损失”。

三、结论与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种种表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内部失衡是问题的核心，内部失衡决定了外部失衡。由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对内只有依靠投资增长，对外依靠扩大出口，出口的扩大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投资的不断增长造成过剩的产出要靠出口来消化，而出口的扩大要靠低价来竞销，导致企业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工人可支配收入低，居民消费需求难以增加，这又会进一步助成投资的扩大和出口的增加，导致外部失衡的继续恶化。

因此，解决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失衡问题首先应从解决内部失衡着手，主要的是要解决总需求的结构失衡问题，即投资膨胀，消费却相对不足和低迷。要扩大政府消费支出，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人水平，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其次，调整和完善涉外经济政策，为解决外部失衡提供政策支持。改变过去的那种盲目强调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强调出口结构升级换代和引进外资的质量；鼓励出口的同时应该积极扩大进口，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协调好汇率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确定合理的汇率和利率水平，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按照“安全、流动、增殖”的原则经营管理好外汇储备，提高其投资收益率。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8.

[2]林跃勤.扩大消费需求,构建内需主导增长新模式[J].中国金融,2005(24).

[3]梅映昱.人民币汇率与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J].市场论坛,2006(1).

[4]施建淮.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6(3-4).

篇5

日前，宏达电CEO周永明在北京宣布进军大陆市场，并联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了四款智能手机新品，从此终结了多年来HTC品牌只能以水货形式进入内地市场销售的局面。

而此举也意味着一直以来徘徊在中国大陆市场之外的HTC正式进军该市场。

作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厂商品牌，HTC这一举动。会把在大陆市场上经营多年并且已经赢得了市场认可的多普达置于一个尴尬的处境。在此后的市场推广上，产品高度同质的两家公司将如何展开竞争?这无疑会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上掀起不小的波澜，甚至引发一场没有硝烟的市场争夺大战。

事实将按照它的这一设想进行吗?

搅局手机市场

HTC的加入，使得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争夺更趋激烈。

事实上，HTC进入大陆市场，等待了8年之久。追溯它的历史，便会发现这也是一部智能手机发展历程的编年史。

HTC成立于1997年。2007年，HTC开始推出品牌战略，从欧洲到美国，HTC先后通过Windows Mobile和Android成就了智能手机领导厂商的地位。周永明对此深感不易，他说：“发展国际品牌是很困难的，但是HTC品牌的发展比原来想象的要好，目前HTC品牌知名度已经从去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40％。”

综观各大手机厂商，在HTC推出HTC Touch之前，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都推出了多款Windows Mobile智能手机。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全力发展3G，在智能手机方面加大投入，HTC选择在此时进军大陆可谓勇气可嘉。

今年7月27日，筹划已久的HTC携手中国移动等合作伙伴，在北京高调四款HTC品牌手机，正式拉开进军大陆市场的序幕。

对于此次进入大陆市场，HTC董事长王雪红表示：“我很高兴能将HTC的品牌介绍到大陆，也期待HTC能够带给大陆消费者耳目一新的智能手机新选择。过去几年，通过大陆的策略合作伙伴多普达将HTC在全球最尖端的产品引入大陆市场；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对创新的热情，致力满足甚至超越全球手机使用者的需求，在各方面不断提升手机使用体验。”

现在，这个迟来的竞争者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市场的检阅。

新进入者的资本

HTC进入大陆市场，将给大陆手机市场带来不小的震动，甚至可能导致变局。

事实上，HTC早就有意进入大陆市场。以前，HTC就曾在中国香港市场上推出自有手机品牌Qtek，但遭遇惨败。也许是受其影响，HTC在一段时间内“只谈代工不谈自主品牌”。2007年5月，HTC成功增资控股，成为多普达大股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虽然HTC刚刚宣布进入大陆市场，但此前HTC的水货产品在大陆市场上比比皆是。ZDC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1月，HTC在大陆手机市场的用户关注度不足1％，仅一年半时间，2010年6月，HTC用户关注度已然接近6.5％，并呈继续上升趋势。

此外，HTC是否会对当前的智能手机市场格局产生颠覆性冲击值得关注。按照周永明的目标HTC要做出最好的Android和Windows Mobile手机，加上HTC那颗谦卑的心，HTC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值得看好。

与此同时，多普达近几年来对我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开拓起到了关键作用，而HTC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后，多普达何去何从?对此，HTC营销长王景弘也告诉记者，HTC进入大陆后，会借助多普达之前建立的销售渠道与运营商之间的关系发展业务，而多普达这个品牌依然会得以保留，这样既对之前的多普达用户负责，后续也还会有多普达品牌的新品陆续推出。

而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敬宏表示，多普达与HTC两个品牌将“同时存在，协同发展”，这一说法打消了业界对于HTC进入中国大陆后多普达会不会受到负面影响甚至消失的疑虑。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东家”HTC的进人，让多普达在大陆市场的地位多少有些动摇。

洗牌尚需时日

面对群雄逐鹿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HTC想杀出重围显然将遭遇诸多困难。

如今，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iPhone在中国市场上大放异彩，联想乐Phone也是风头正盛，此外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厂商虎视耽耽。

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全力发展3G，并在智能手机方面加大投入，中国移动推出OMS自有手机操作系统，中国电信发力EV-DO智能手机冲击1亿用户目标，中国联通则紧跟iPhone，可见三大运营商都在3G时代押宝智能手机，而HTC选择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爆发前夜高调入市，它能取得预期成绩吗?

从中国市场来看，HTC的正式进入，会大大增强Android系统阵营的力量，而受到运营商支持的高端新机必然会与苹果形成抗衡之势；同时，随着HTC低端产品的来袭，对主攻中端智能手机市场的Symbian也会造成严重冲击。而作为HTC的最大竞争对手，目前苹果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发展还不成熟。2009年10月31日，苹果iPhone由中国联通正式引入中国市场，但同于高昂的售价及套餐资费，苹果在中国市场上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篇6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篇7

（二）意义。宏观经济管理从宏观经济整体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失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严重的影响，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克服经济危机，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现状

（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不足，难以提供有效的基础支撑。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不论从范式到假设、模型等几乎全部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局限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拿来主义”盛行。借鉴过多，创新性不足，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形成。然而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是基于对其国内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研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基于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假设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对比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经历的重大变革及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都造成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很难一言以概之。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时的许多假设与我国的具体情况都不相符合。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不比较宏观经济学理论所适用的条件，简单地套用研究范式，局限和不足难以避免。有些情况下，甚至于将研究结论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市场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加剧经济有序运行难度。

（二）管理灵活性不足，一刀切作法普遍。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统一的制度柜架和市场环境，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着东西中部、城乡等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待加强，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和对比国外先进国家的宏观调控，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灵活性明显不足。对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及各地的具体状况难以及时有效地把握并采取措施，宏观经济管理存在简单化的“一刀切”的作法。如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都是不分各地各行业的巨大差异，“统一口径”，一视同仁。结果不仅难以实现政策的最初目标，甚至于让相关的产业、企业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如全国准备金率的提高措施，导致贷款额下降，然而仍有许多行业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本位主义，加上政策出台缺乏部门间的协商机制，也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

（三）宏观经济管理缺乏前

瞻性，政府越位、缺位现象严重，同时造成市场经济的活力得不到充分体现。金融危机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然而政策的短期化倾向明显，缺乏前瞻性，过于专注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经济的宏观全局出发，缺乏对长远利益的考虑。调控时机的准确把握和选择差，造成宏观经济管理严重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宏观调控的要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改变中，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实现真正转换，全能政府、大政府的现象仍不时存在，出现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政企还没有真正分开，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政府失灵问题。政府对宏观调控手段的驾御还不娴熟，调控方式简单化，行政命令和红头文件多，通过税收、汇率、价格、财政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的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关系还未理顺，越位、缺位现象严重，造成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难以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宏观经济管理限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三、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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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8-005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8.13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在长期增长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对经济体系中的各类经济主体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商业银行作为经济主体之一也不例外。一方面，商业银行作为宏观经济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势必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又不是被动地适应宏观经济波动，其经营活动也会加剧或平滑宏观经济的波动。事实上，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1]。

一、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周期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作用机制

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主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从微观层面看，在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受预期影响调整投资或消费决策。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预期产品需求量会增加，因而增加当期投资并增加周转资金，此时企业更偏好于债务融资，从而有信贷需求[2]。个人预期未来收入增加，因而增加当期消费需求，也会因此而产生信贷需求。换言之，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和消费主体有更大的信贷需求，为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提供了条件。在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企业和个人也会根据预期减少投资和消费需求，削减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信贷发放将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

从中观层面看，不同行业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存在差异，部分行业为顺周期行业，部分行业为逆周期行业。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时，顺周期行业的运营态势会随之好转，行业的投资规模更大产出更多，从而有信贷需求。逆周期行业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作用机制则与此相反。在经济周期作用下，中观层面的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主要看顺周期行业和逆周期行业的力量对比，如果顺周期行业的总体规模和实力大于逆周期行业，则在宏观经济形势看好时商业银行面临扩大信贷投放的有利时机，反之则相反。

从宏观层面看，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有更多的信贷投放，宏观经济见顶回落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会逐步暴露，银行贷款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客户贷款违约率的周期性变化，从而使得商业银行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信贷投放策略[3]。二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中观和微观主体，进而通过后者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发展。三是宏观经济中的进出口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结构，出口增加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会偏向出口部门，进口增加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则会侧重进口部门。

（二）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机制

在宏观经济学中，欧文·费雪最早提出信贷因素放大经济周期的观点[4]。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通过信用机制以及货币乘数影响社会资本总量，同时也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

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具有内在的顺周期特点，通过信贷投放影响其他经济主体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5]。在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各类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增加，抵押物也会趋于更加足值，商业银行出于对未来经济形势看好的预期，放松风险管理标准，降低客户准入门槛及贷款价格，扩大信贷投放以满足各类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此举不仅会加快宏观经济复苏的步伐，甚至可能会演变为通货膨胀。而在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借款人未来发展及清偿能力不被看好，抵押物也会趋于不足值，商业银行会出现惜贷甚至拒贷行为，提高贷款定价水平，直接导致部分经济主体难以获取资金支持。因大多数经济主体并不能在银行惜贷时迅速找到其他融资方式补充资金，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经营失败的风险，消费者不能通过信贷平滑各期的消费，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冲击，这也会加剧宏观经济的衰退甚至是进入萧条阶段[6]。

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点，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7]。在宏观经济形势看好时，风险因素不易暴露，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较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效益较好，可以助推宏观经济更好地发展。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差时，经济繁荣时期积聚的风险会集中爆发，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集中爆发，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效益较差，从而恶化宏观经济形势。如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整体低迷，银行业净利润的增速由2011年的36.3%降至2012年的18.9%，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净增647亿元。

二、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相互关系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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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是企业一定时期筹资组合的结果。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结构理论，开创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体系后，国内外学术界对资本结构进行了深入和广泛地研究，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对资本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极大充实和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最初集中在微观角度，从企业层面的特征角度来探讨影响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因素，这种静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认为企业当前的资本结构是最优的。但实际上，企业目标资本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进行调整的，而这种调整速度会因资本市场摩擦而变缓，最终导致企业形成最优资本结构的行为受阻。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面板数据的应用，学术界也逐渐利用动态模型来研究资本结构，并提出了动态权衡理论等。但大部分学者仍然是从企业微观因素角度分析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因素。但有学者（如Welch，2004）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如果仅仅从企业特征等微观层面来研究资本结构，其得出的分析结果与企业实际情况会产生偏差。

宏观经济环境是企业融资的基本环境，是企业在融资决策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近年来有些学者将研究视点转向了探讨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主要包括了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市场体系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其中经济周期的变化是宏观经济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影响着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方向，金融市场环境包括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两个最主要渠道，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因此本文将重点从经济周期、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其相关研究的成果。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对不同国家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宏观经济环境可以部分解释不同国家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差异。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速度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形式，即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其中实证研究中又有两种形式：用时间虚拟变量和经济指标来来衡量宏观经济环境。

Graham和Harvey（2001）向300多家美国企业的CFO发放调查问卷，有2/3企业的CFO认为企业进行融资决策时，会认真考虑股票市场对企业股票价格是否存在高估或者低估；同样地，Bancel和Mittoo（2004）对欧洲国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企业管理层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考虑资本市场的情况，具有明显的择时行为。Brau和Fawcett（2006）在对IPO进行问卷调查时，82.94%的企业CFO认为股票市场的总体情况是企业IPO决策时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Booth和Laurence等（2001）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混合数据为样本，将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实际增长率、银行贷款/GDP、股票市场价值/GDP、通货膨胀率以及Miller税收项目，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横截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可以解释14个国家长期市场负债比率25.8%的变化，16个国家长期账面负债比率22.4%的变化，以及17个国家总负债比率27.5%的变化。

Nejadmalayers（2001）利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融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因素能部分解释企业融资决策问题：（1）随着短期国库券收益上升，企业更可能发行债券融资而不是权益融资；（2）当长期国库券收益上升，收益曲线越陡，或者收益曲线越容易变动，收益曲线越弯曲，企业负债融资的可能性越大。

Korajczyk和Levy（2003）以违约差价、期限差价和三个月权益市场回报率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度量指标，对样本公司基于是否存在融资约束进行分组，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研究样本企业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波动时的融资变化。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1）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发生时间序列变化的解释程度达12%至51%；（2）宏观经济环境对无融资约束企业的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且资本结构呈逆周期；（3）宏观经济因素对融资约束企业的资本结构影响不大，且其资本结构呈顺周期的特征。

Drobetz和Wanzenried（2006）选用了90家瑞士企业1991-2001年间数据为样本，以期限价差、违约风险溢价、短期利率和泰德价差等四个变量指标来度量宏观经济因素，建立实证模型测度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期限价差、泰德价差和违约风险溢价均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有正向影响，而短期利率则为负向影响，并且经济环境良好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

Douglas和Tian Tang（2010）以美国企业1976-2006年间数据为样本，选用实际GDP增长率、违约风险溢价、期限价差和股利收益率为宏观经济变量，采用整合局部动态模型和两阶段动态调整模型，测量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特征；（2）无论企业是否受到融资约束，只要宏观经济环境良好，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就更快。

（二）国内文献综述

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以1042家1994-2007年数据为观测样本，用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和实际企业所得税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周期，以银行不良贷款衡量信贷违约风险、金融机构贷款总额自然对数衡量信贷规模、上证综合指数的年化收益率和深证成份指数年化收益率衡量股市表现，运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和分数响应两种非线性计量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呈显著的逆周期特征。

黄辉（2009）采用GMM模型，选用996家公司的1997-2006年数据，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研究，该文除了以GDP实际增长率、国债息差衡量宏观经济环境外，还引入了制度因素和过度负债、股价高估两个虚拟变量，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资本结构在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有更快的调整速度，为0.7-0.8之间；（2）企业在融资时机和顺序上有融资优序和市场择时的动机；（3）宏观经济环境使得企业特征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生扭曲。

何靖（2010）以378家公司1998-2008年平衡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采用GMM模型，直接将宏观经济指标内化到模型中进行估计，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环境不仅直接影响着样本公司对目标资本结构的选择，还作为外生冲击，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且在宏观经济环境上升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

闵亮和沈悦（2011）选取了1998-2009年共9268个观测样本，以是否支付股利为是否存在融资约束的判断指标，将样本公司进行分组，以1998年和2008年作为宏观经济衰退期的哑变量，通过建立动态模型，研究了宏观冲击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问题，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是宏观冲击与公司经营特征联合作用的结果；（2）不管是否有融资约束，公司资本结构调整均对权益市场的规模效应较为敏感，而对信贷市场规模波动不敏感；（3）融资约束型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更显著。

于蔚等（2012）以855家A股上市公司1999-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股利支付率为融资约束度量指标，将样本数据分为融资约束较轻和融资约束严重两组，建立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以信贷规模、股权扩容规模、贷款利率和股票市场整体收益率来衡量宏观经济环境，研究了经济转型下宏观冲击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从资金供给方面来看，信贷市场和股权再融资市场的容量性指标（信贷规模、股权扩容规模）和成本性指标（贷款利率和股票市场整体收益率）对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调整有重要影响；（2）宏观冲击的容量性指标和成本性指标对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融资约束较严重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更容易受到容量性指标的制约，而融资约束较轻的公司则对成本性指标的变化更敏感。

李勇（2014）以820家2001-2011年的数据为观测样本，选用实际GDP增长率、信贷规模、股权扩容规模、债券发行规模和实际贷款利率衡量宏观经济环境，并根据实际GDP增长率将宏观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哑变量，构建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调整呈顺周期特征。

三、中外文献评述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目前有关宏观经济因素对资本结构调整影响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研究结果都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及其调整有重要影响，并且是通过企业微观层面因素表现出来的。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国外文献主要有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两种，国内主要是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中，一部分学者采用了以时间为哑变量或者以GDP增长率划分样本进行研究；另外一些学者则直接选取一些经济指标作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虽然选取的指标各有侧重，但总体来说最终实证结果均表明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着资本结构调整。

第二，在选用实证模型上，除了采用常规的线性回归模型外，还有些学者开始尝试用其他的模型，国外学者倾向于Probit模型，如Korajczyk和Levy（2003）；国内学者则采用GMM模型，如何靖（2010）、黄辉（2009）。

第三，在研究结论上，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资本结构呈逆周期或者顺周期变动，以及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目前关于前者的结论不统一，有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本国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呈顺周期特征，如李勇（2014）；而Korajczyk（2003）、孔庆辉（2010）则认为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呈逆周期特征，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则有顺周期特征，但更多的结论表明企业资本结构呈逆周期变动。关于后者，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环境良好时，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更快；融资成本越高，调整速度越慢；融资约束型企业调整速度更容易受到“容量受限”的影响，非约束型则更容易受到融资成本的影响，如Drobetz（2006）、Douglas（2010）、黄辉（2009）、闵亮（2011）、于蔚（2012）等。

参考文献：

[1]王淑娜.宏观经济环境、融资约束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2]Flannery. M， K.Hankins， A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peed [R].SSRN Working Paper， 2007.

[3]Welch， Capital Structure and Stock Retur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

[4]苏冬蔚，曾海舰. 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与公司资本结构变动[J].经济研究，2009，（12）：53-65.

[5]Graham. J.R.， C. Harve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1，（60）：187-243.

[6]Bancel. F， U. R. Mittoo， 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A Survey of European Firms [J].Financial of Management，2004：103-132.

[7]Brau. J.C， S .E. Fawcet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n Analysi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J].Journal of Finance，2006，（54）：399-436.

[8]Booth， Laurence， Varouj Aivazian， Asli Demirgue-Kunt and Vojislav Maksimovie， Capital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Finance，2001，（56）：87-130.

[9]Nejadmalayeri. A， On the Effect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on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and Evidence [D].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2001.

[10]Korajczyk. R， Levy. A，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75-109.

[11]Drobetz. W， Wanzenried. G， What Determines the Speed of Adjustment To the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2006，（16）：941-958.

[12]Douglas .O. Cook， Tian Tang，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peed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0，（16）：73-87.

[13]黄辉.制度导向、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09，（3）：10-19.

[14]何靖.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方经济，2010，（12）：3-16.

[15]闵亮，沈悦.宏观冲击下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融资约束的差异性分析[J].中国工业经，2011，（5）：1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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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管理中对经济信息工作的要求

改变经济信息资源开发人才不济的局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信息的更新速度也逐渐加快；但是，致力于研究经济信息的专家很少，大多数情况是相关领域的工作者为提升自己而顺便从事经济信息研究的工作，他们在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一般是一边学习专业知识一边开展研究工作，这便造成了经济信息不能得到及时地开发和利用。信息具有时效性，不同时期的信息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一定要改变经济信息资源开发人才不济的局面，培养一批专业的经济信息管理人才，以便抓住最好时机，实现经济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充分发挥经济信息的作用。宏观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相关部门对我国“十一五”期间投资建设的455个大中型项目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严重亏损的项目有98个。这一糟糕状况的出现很大程度是由信息预测出现偏差造成的，这些项目在投产之后就不再关注生产经营信息，只是盲目地投产和开发，很多新项目在生产之初便面临着亏损状况。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各个阶段的经济信息的作用，做到科学决策，才能不断地优化经济结构，从而减少可人为避免的信息失误和经济损失。

实现宏观稳定、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宏观经济是一个经济变量，所以要将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作为政策定位，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来巩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又不能固守自封、原地踏步，要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存在的问题

宏观经济管理中对经济信息的利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经济信息是影响管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经济信息能够被很好地挖掘、利用，那么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便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据调查，“十一五”期间投资建设的455个大中型项目中，严重亏损的项目有98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经济信息预测存在严重失误，这便造成项目的发展方向错了，即使在后面的环节中再努力，也“使错了劲”，距离正确方向越来越远；很多项目在投产之后，便开始掉以轻心，不再密切关注生产经营信息，项目的开展过程具有盲目性、随意性，缺少科学的分析、判断、决策；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综上所述，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的价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避免资源浪费。

宏观经济管理中对经济信息投资应用的认识不充分。大众眼中的经济信息便是“参考信息”，这大大弱化了经济信息在经济生活中的实用价值、适用价值；一定程度而言，经济信息开发、利用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和经济信息的大众认知度、投入量是成正相关的。现在人们慢慢开始重视经济信息的作用与价值，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因为认识不充分而“屡战屡败”，因此，相关部门要鼓足干劲，加快对经济分析、利用的研究力度，尽可能地减少大型项目在信息预测、决策等方面的失误，从而减少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损失。

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资源开发人才明显不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所以需要更加专业化、规模化的经济信息研究团队。就现状而言，很多经济信息研究工作者都是非专业研究者，他们一般会采取边学习边研究的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在经济信息研究工作中并不适用。经济信息具有更新速度快的特点，这一特点对经济信息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技能要求。宏观经济管理进程中，需要擅长经济信息资源开发的高素质人才，这样才能实现经济信息及时反馈、高效利用。

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的策略

构建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是高效利用经济信息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确保拥有规范化、科学化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才能使得经济信息的内容更加详尽、结构更加优化、应用更加高效。构建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全面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构建过程中要遵循相应的原则。首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构建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要将两者有机结合、紧密联系起来；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需要具有独立性、科学性、整体性、经济性、实用性、适用性等；要从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切忌“妄自尊大”。

保障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为了最大程度地挖掘经济信息的价值，保障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这便要求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工作职能，使得经济信息更加广泛地被应用。具体如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将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有机结合，对一些不规范的微观经济管理部门进行撤除，这既能起到精简机构的作用，又能杜绝“政企一家”的现象。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既存在差异性，又有共通点，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举一反三”，始终遵循政企独立的原则，这样才能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造稳定的工作环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宏观经济发展规律；首先，要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努力寻求突破，做到创新发展。其次，营造稳定、和谐、健康、绿色的国内经济环境，跨越国内经济环境与国外经济环境之间的鸿沟，实现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国内宏观经济处于“良性循环系统”中。

让经济信息引导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宏观经济管理系统是根据收集来的经济信息分类汇总、整理分析建立的，因此，可以说经济信息引导了宏观经济管理。当收集到的经济信息信息量不大、价值不高时，研究者很难将信息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这极有可能使整个宏观经济系统崩溃。总之，科学、有效的经济信息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不合理、不准确的经济信息会让宏观经济管理系统步入艰难境地。因此，一定要让健康、科学的经济信息引导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实现经济信息的优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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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尤其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94年美国利率风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政府违约事件，特别是2007年春季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史无前例。它们不仅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还危机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收稿日期：2008-07-05

项目资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djy156）资助。

作者简介： 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刘丽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预警。

金融系统的宏观压力测试是一类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拟“异常但合理” 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帮助中央银行识别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提高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逐渐成为检验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维护金融稳定的首选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否拥有一个稳定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

世界各地的学者，运用上述模型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vlieghe g［15］对英国银行体系累加的企业违约概率进行建模估计，发现gdp、实际利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具有较显著的解释能力。bunn p,cunningham a和drehmann m［16］曾使用probit模型来测算英国企业部门的贷款违约风险。boss m［17］针对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结论说明工业产值，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名义短期利率和油价都是违约概率的决定因素。marco m 、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信贷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结果证明在压力情境下，违约概率（pd, portability of default）的蒙特卡罗模拟分布明显异于常态分布，其var值远高于基期的测算值。jim wong,ka-fai choi和 tom 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hibor），房地产价格（re）和大陆的gdp。同时用宏观压力测试评估了香港银行体系的贷款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压力情境的设定模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分别引入了测试模型。结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时，在所有压力情境下有些银行仍然能够盈利。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较稳和。当var取99%的置信水平这一极端情况时，一些银行出现了巨额损失，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

hoggarth g和whitley j［20］与drehmann m hoggarth， g logan a， zecchino l［21］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国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观压力测试的执行结果和方法，在压力情境的设定方面采用在险价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罗模拟法。jones m t, hilbers p和slack g［22-23］提供了宏观压力测试的更一般的非线性的方法。worrell d［24-25］ 讨论了一个将早期预警系统，金融健全性指标和宏观压力测试整合的方法。

一些学者研究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测量，例如 allen l 和 saunders a［26］尝试将宏观经济因素整合进信用风险的测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献如pain d、vesala j［27］和gropp等人［28-29］则是引用wilson 的宏观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观要素对银行的债务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而wilson 的模型的一个替代选择则是merton 的公司层面的结构模型. gray d、merton 和bodie［30］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研究主权违约风险。derviz a 和kadlcakova n ［31］将商业周期的影响整合进一个具有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特征的复合模型。drehmann m、manning m［32］和pesaran m 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观压力测试中研究了违约概率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enito a,whitley j和young g ［34］将基于衡量违约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针对模拟个别企业违约的probit模型。他们发现merton模型方法比仅仅依靠企业的财务数据的模型效果更优。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不良贷款，贷款损失额或者复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因素整合成矩阵向量来测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hanschel e和monnin p［35］针对瑞士银行系统构建了一个复合压力指标，该指标综合了金融不稳定的市场指标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衍生变形指标。kalirai h 和 scheicher m［36］针对对澳大利亚银行体系累加的贷款损失，通过涉及广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回归估计。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给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场指数、汇率、出口额和油价。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目前国外开展的关于银行稳定性评估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其中挪威和芬兰中央银行的研究对金融系统的评估最具综合性。稳定性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银行体系的健全状况和抵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观评价。为此采用了金融稳健指标分析（financial sound indi cators)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宏观经济环境中例外但有可能发生的冲击（shock）情境进行模拟，来量度和评估银行体系在遇到冲击甚至遇到金融危机时，保持稳定（即银行保持基本运营不会发生突变）的能力。

而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都偏重于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在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评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国关于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才刚刚涉及，孙连友［37］，高同裕、陈元富［38］等学者对宏观压力测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多为国外文献的整理或综述，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仅仅停留在介绍早期国外学者的模型框架和较为成熟的各国宏观压力测试手册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内容多为宏观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国内外的具体实践等，未能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介绍，而对多种宏观压力测试模型的介绍和分析尚无涉及。

在实证方面，熊波［39］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假设情境的压力测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确是影响

图1 压力测试流程图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以指标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

yt=ln1-pdt[]pdt（t=1, 2…, 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是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的“中介指标”，x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通过处理的违约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的估计值。将其带入（3）就可以估计出宏观方程的系数，并以此估计出的方程作为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基础。而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通过压力情境的设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再通过（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的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

公式（2）就是对贷款违约率进行logit回归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指标。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观经济变量与综合性指标yt的关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阶列向量，代表l个宏观经济因素构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截距α0是一个l×1阶列向量；系数α1,α2…α1+m分别代表l×1阶向量，系数β1…βn是l×n阶矩阵向量。

公式（4）是关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变量的滞后性，因此对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p阶自回归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在（4）中，0是l×1阶的列向量, 1,…,p都是l×1阶矩阵向量，φ1,…φq是l×q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εt都是l×1阶列向量。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μt和εt是序列不相关的，并且分别服从方差协方差为矩阵∑μ和∑ε的正态分布。其中μt和εt相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μ,ε。

在 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仅仅与xt有关，而本文模型的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yt不仅与xt相关，考虑到宏观冲击的时滞效应，yt还与其滞后期的值yt-1,…,yt-n有关。

从（4）可以看出，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回馈效应。将银行的表现对经济的反馈影响通过在宏观因素变量的自回归方程中引入综合变量来实现。通过各行业综合指标y的前期值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设定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

根据各国的实证研究经验和我国银行体系业务发展特点，本文模型的变量选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宏观经济统计的特征以及经济冲击发生的持续时间来决定的。鉴于研究的宏观层面，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算量考虑，本文的宏观模型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因此各宏观经济变量将不采用各经济部门的统计值，而是采用本国的整体水平的统计值。

本文选取八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n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增长率；

r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基准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基准利率；

n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re—房地产价格指数；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违约概率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指标，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的违约风险。违约率水平是评估银行贷款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违约风险可以用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度量。virolainen k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分析中，对违约概率指标采取如下方式赋值：在研究时段内，某行业的破产机构数量与总的机构数量的比率为银行体系面对的违约率。jim wong、ka-fai choi和tom 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中，违约概率是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额与总贷款额的比率。本文选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样本，以平均的逾期贷款率代表贷款违约率，即以年末样本银行的总逾期贷款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样本银行的详细数据欠缺，因此本文根据各类媒体披露的总的逾期贷款的变动率和贷款额的变动率计算出了这三年的逾期贷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详细数据均来自

（二）宏观压力情境的设定及其结果

本文选择情境分析作为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针对模型所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设定两个压力情境：一种是gdp增长突然放缓的情境；一种是cpi上升到较高的水平（5%以上）。对于各种压力情境下，反映压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幅度，可以通过以往的历史相似情境数据或历史经验直接进行人为的设定。而本文在对银行体系遇到极端情境进行构建之前，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解释变量ngdp、cpi进行了2008～2010年的简单arma模型预测，作为我们构建的参考基准情境（baseline scenario）。

从表2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的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明显增加，从模型预测估计出的贷款违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贷款违约概率增大，但幅度较缓。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骤增，违约概率出现大幅度的激增。这充分说明在压力情境下，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系统信贷违约概率的冲击效应非常显著。从而判断，通货膨胀率的同等幅度波动对银行体系信贷违约率值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及建议

篇12

一、价值投资者眼中的宏观经济效应

巴菲特曾说过，“如果你几个小时不能皈依价值投资，那么也许你一生也无法再理解。”价值投资从公司基本面出发，强调价值低估，然后发展到护城河之下的成长性，包括投资者行为自我限定如能力圈等。

价值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研究持不太支持的态度。一些经常被引用的大师说的话，巴菲特说：“我不会有一毛钱的投资是基于宏观经济预期的，我也不认为投资者应该基于宏观预期而买卖股票。”巴菲特说：“不要指望投资者从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影响其投资策略。我们的投资者应当基于以下因素：第一，即使知道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你就知道股市会如何发展演变;第二，投资者不可能在选股上比别人优秀很多。股票只有在持有相当长时间之后才会称得上是个好东西。”巴菲特说：“我们将继续忽略政治和经济预测，它对许多投资者和商人来说是十分伤神的事情。30年前，没人能够预见到越南战争的升级、两大石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的解体以及国库券的收益率在2.8%和17.4%之间波动。”“所有这些重磅炸弹级的事件都没有在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中留下任何痕迹。”

作为一个基本面型的研究者、投资者，经历了国内投资市场2004-05年大熊、2006-07年大牛、2008年大熊、2009-12年大幅震荡，时间越长，对价值投资的也越信奉，对有护城河的成长型公司在长期的表现也深表赞同，但对价值投资与宏观经济研究的关系也产生了怀疑。

二、以美国市场为例

巴菲特生长在美国，百多年来的美国经济增长验证了巴菲特的判断。市场经济、辅之以美国的社会政治体系，宏观经济对美国的长期的价值型投资者来说，或许不那么重要。当然，巴菲特或许是对美国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体系的深刻理解，所以认为宏观经济研究不重要。在中国资本市场，只关注公司基本面、不在意宏观经济变化这个假设，却不那么显然。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但全球200多个国家，能进化到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并不是太多。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市场化道路的时间不过20多年，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行业政策、法律制度，不仅仅影响短期的经济总体，还影响长期的经济表现。从行为研究的角度看，美国的市场经济、包括资本市场，是一个成功者，而看到美国资本市场成功的投资者就效仿，认为在其他国家也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则存在bias，survivor bias。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巴菲特或者传统的经济理论来说，是短期行为，但在发展的市场体系中，或许是长期路径的新起点，比如阿根廷市场、日本市场等。

三、以中国市场为例

研究国内的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取代在国内做投资分析的公司基本面研究，但若能理顺国内的这些宏观因素，包括市场经济参照系的美国的类似因素，可以少一些想当然，多一些对其背后假设差异的理解，或许更有利于我们避免落入一些理论简化的陷阱。当然，做一个应用题都很难，更何况投资上的理论联系实际。

研究过程中，看到诸多的宏观数据，市场天天关注货币宽松程度、信贷规模、降息与否、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CPI等，同行、同事都在讨论这些，也就不可避免的参与其中，也时时被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困扰。与其被困扰，不如花点时间搞清楚其逻辑体系，避免假设和逻辑上的陷阱。比如：即使是同样的宽松货币政策，国内的政策实施和美国的不一样。那么，研究美联储、研究国内央行的货币政策，从中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以及差异导致更大的不同的宏观经济效果、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及对投资的借鉴意义。最近看的两本书可以部分参考到，周其仁《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国内少有的对央行行为做分析的书和报告;及《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尼古拉斯・拉迪）。财政政策的差异更甚，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的透明程度、支出的程序差异就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对比会更加艰难。

四、结论

仅仅用教科书的理论、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用大师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经常误入歧途，需要不断积累不同投资市场在前提假设上存在差异的经验，加强逻辑分析，最后提高自己的判断力。

长期来看，投资盈利或许来自在能力圈之内、对公司基本面的深刻理解、和对公司的估值判断，但理解宏观经济的假设和逻辑，或许能帮你避开很多投资陷阱，远离似是而非的投资机会。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J].

[2]周其仁.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J].

篇13

1.萨缪尔森体系

凯恩斯认为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接下来30年中，凯恩斯的思想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萨缪尔森），于20世纪60年代建成了一个系统化、模型化的“凯恩斯学派”。各种“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学者对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总结，教科书中比较经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内容差异不大，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安排上体现出编者的观点和思路。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占据当时教科书的主导地位，这和当时正处于顶峰时期的学派有直接关系。总需求理论是萨缪尔森体系的核心。

2.曼昆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西方世界普遍蔓延着滞涨现象。这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相伴的经济现象是“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于是新的经济现象激发了经济学家的思想火花。弗雷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高峰。之后，以卢卡斯、穆斯、萨金特、巴罗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发动了“理性预期革命”。学派纷争最后的结果是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多数学者认可“古典理论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在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行为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的说法。聚焦到教科书理论体系上，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被一些评论家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开始引起轰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内容组织上很明确地将宏观经济理论分成两部分内容———长期和短期分析，这基本是古典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不同时间范畴的应用，称之为曼昆体系。

（二）国内“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组织体系

国内“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组织也经历了从萨缪尔森到曼昆体系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学课程引入国内，萨缪尔森体系也就最早地体现到国内教材中。“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编著大体按照短期到长期分析的理论演变脉络，按如下顺序安排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概念和理论铺垫、宏观经济分析概述、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及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下）为代表。随着曼昆体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的流行势头逐渐超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国内选用较多的原版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体系也逐渐被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接受，成为国内学者编著“宏观经济学”参考的对象，黄亚钧的“宏观经济学”即为主要代表。

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架构及在中国的教学实践

（一）“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架构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前者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采用个量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后者是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采用总量分析方法，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宏观经济学学科体系由一个总量指标、三大模型和四大问题构成。总量指标指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大模型分别指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以及AD-AS模型，核心是IS-LM模型；四大问题分别是失业问题、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周期问题。整个体系框架包含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首先对宏观经济学进行概括性描述。分析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进，以及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其次，阐述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以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重要的IS恒等式，为引入三大模型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作了铺垫。第二部分是封闭条件下的三大模型，重点阐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及总需求分析模型。一是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该模型假定投资需求为外生变量，不受利率影响，只分析产品市场的均衡,也只涉及消费需求对国民收入决定的影响；二是IS-LM模型。与简单模型不同，该模型假定投资需求为内生变量，是利率的减函数,引入投资变动分析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进而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三是AD-AS模型，为接近现实，放宽假定，引入AD-AS模型，分析总需求、总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也有非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第三部分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通过引入BP曲线，建立IS-LM-BP模型，分析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决定问题。第四部分是宏观经济学问题分析。运用上述模型探讨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四个主要宏观经济问题。第五部分探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和前沿问题，主要分析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教学实践

1.经典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不完全适用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宏观经济理论从来都是与现实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的。虽然不同学派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环境的。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中国说来仅仅几十年的事情，几乎是全新的概念。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失业会出现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成熟市场机制下的的失业、通货膨胀理论有时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特有的失业、通货膨胀现象，出现非完全的适用性。

（1）失业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自然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基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运行历程总结出来的失业理论。最早定义自然失业概念的弗里德曼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周期性失业由凯恩斯提出，他认为经济衰退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周期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主张以扩张需求为手段，通过看得见的手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体制仍然存在，且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够通畅。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失业、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蔽失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中国特有的失业背景是我们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的失业理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2）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依据发达国家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两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通货膨胀是微弱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忽略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标准，显然不够准确。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的通货膨胀从生成机制上看更多的是和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经济转轨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物价上涨。经济转轨之前，中国的初级产品、基本服务实行福利化低定价，工业品高定价，生产要素的低回报。转轨过程实际是上述价格向市场化合理价格的调整过程，表现为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初级产品、基本服务价格价格回归合理、价格上涨，实物性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推开基础上的工资成本真实化。这样的过程分解到各年度表现为成本推动，也必然会使各年度物价水平出现上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经过程。

2.对经典“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继承和丰富

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因此，对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国内教科书大都予以继承。要完成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使命也需要从现阶段实践中总结教训。加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意图，同时也是宏观经济学现实性的一种体现。

（1）对经典“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继承

总体看我国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体系可以分成萨缪尔森体系和曼昆体系，围绕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开放经济等基本问题展开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但上述理论源自于对西方经典教材的借鉴，也就是以西方国家的国情为基础的，其中的案例和资料、数据也以西方国家为主。

（2）“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丰富

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既要体现理论性又要体现实用性。这就要求教学内容要更加客观。西方经典宏观经济模型和理论得出的假设前提当前在中国适用与否、中国特色宏观经济问题出现的现实背景一定要在教学内容中进行明确，这更加能够体现“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实用性。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引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进入教科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引入后，篇幅的大小也需要谨慎对待。目前看国内编者主要的引入方式有以下三种：第一，以案例或者阅读材料的形式将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同时详细论述该问题的市场条件。第二，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后，在章节总结处，通过介绍理论在中国的不完全适用性引入并简单交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第三，单独列出一个篇章，详细讲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以第一和第二种方式引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一般所占篇幅不大，论述不够详细，但重在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西方经济理论的直接对比，结论鲜明。第三种方式虽然论述全面，但初次接触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容易产生中国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理论脱节的印象。总之，任何方式引入带有中国市场条件基础的宏观经济问题都有其优点，缺憾也无法避免。

三、“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的主体内容

目前围绕“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改革，国内学者并没有很大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讲授式的教学很难解决理论的抽象性，在有限的课时限制下，想完成宏观经济理论同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实践，有一定难度。而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却可以根据不同宏观经济理论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宏观经济的测量时可以采用仿真式的授课方式，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理论的掌握也就更加准确。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学习可以采用专题报告的方法学习，通过课前的资料准备和课堂上的分组报告使得复杂的理论更加条理化，不仅满足学生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愿望，也能降低抽象的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难度的愿望。同时，多样化教学包含学生课前准备的阶段，课时安排也会缩短。

（二）互动式教学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

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为教学方式，具体而言即改变教师一言堂知识灌输的教学方法，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研究式教学适合培养理论研究型的重点院校的学生；由于普通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和互动式教学方法的“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优点高度契合，因此互动式教学是普通本科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生比较适用的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的实现可以有很多方法如专题讨论、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等。以下以自然失业理论为例对互动式教学课前准备和具体过程设计做一简单陈述。

1.教科书选用

选择一本合适的具有中国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理论体系清晰完备的教科书是互动式教学的首要课前准备。本次互动式教学教科书选用贺金社编著的《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下），2014年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该教科书内容的特点是借鉴曼昆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反映经济思想的演进历程，同时注重理论内容和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2.内容选取与教法的确定

其次，合适的教学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互动方式选择对互动式教学的成败也很关键。失业问题一直是宏观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当代大学生最为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大学生会由该问题直接联想到自己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因此对国内的就业环境和失业的具体情况有很强的了解动机，具备了学习失业理论的强大意愿。同时在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已经学习了不同类型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宏观经济部分学习了测度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指标。该部分学习中学生已经有了如下的知识基础：世界劳工组织对于失业的定义、失业率测量方法，我国的失业率测量手段，我国官方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学生具备了学习失业理论的基础知识。我国的具体国情是缺乏实际的失业率调查数据，较难运用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课堂互动。失业理论学习采用专题报告和讨论具有可行性，但专题讨论更加适合学生高度参与。自然失业理论为教科书的第十七章，根据教学大纲安排，本章内容课时设置4个学时。2个学时时间可以安排第一至第二节“失业的分类和职业搜寻”理论。

3.教学目标设计和教学内容

开展互动式教学前教师一定要做到对教学目标和内容了然于心，以免互动中偏离主题。本次失业理论的学习最后要达到以下效果：

（1）教学目标设计

通过自然失业理论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另外失业理论与现实联系紧密，对教学内容应该适当展开，开阔学生的视野与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自己寻找“中国目前失业总体状况”这一问题的答案。

（2）教学内容

主要完成三部分教学内容：失业的分类，职业搜寻理论对自然失业的解释，我国的失业现状及治理。

4.互动式教学的任务驱动

基于教学目标和主要内容，教师和学生应该做到互动前心中有数，互动时言之有物。因此无论是授课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做足课前准备，查阅资料、预习理论内容，否则，互动讨论或者转化为教师的一言堂，或者浮于生活争论，脱离理论学习。

（1）教师的任务驱动

教师将学生分成4组，然后分组抽签，根据教学大纲设计自然失业的4个讨论主题，分别为自然失业的分类及中国现阶段的自然失业类型、职业搜寻理论以及中国就业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趋势、发达国家的失业治理对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失业治理对策。基于讨论主题，制定3篇必须要查阅的经典参考文献，组织学生查阅资料，引导各小组成员代表阐述本组观点，其他组成员可以反驳、质疑该观点，进而形成辩论、产生思想碰撞，最后主讲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2）学生的任务驱动

本次课要求学生对失业理论和中国的失业现状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作为讨论课要求学生对这些内容首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根据教师的安排每组学生必须通过图书馆或网络查阅以下3篇参考文献：⑴袁志刚的《失业理论与中国的失业问题》；⑵张怡的《有关中国失业问题的思考》；⑶张少为、贾明德、刘艳的《改革30年中国失业统计的测算与评析》。然后根据本组抽中主题，小组成员进一步查阅及丰富参考资料。根据本组抽中的讨论主题，合理安排宣讲组员、辩论组员、质疑组员等身份，团结协作。

5.互动式教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小结

第一，国内教科书呈现百家争鸣状态，很多高校都编著了自己适用的教科书，因此互动式教学教科书选取面很广。教科书选取应该关注教科书的内容体系是否具有经典性、教科书中理论是否和现实有机结合。第二，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丰富，每一部分教学内容可能都有比较适用的互动式教学方法。每个教师可能都会针对自己的授课对象和授课内容做出选择，选择时应该充分考虑相对于授课对象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对象的可参与程度。第三，互动式教学最忌形式主义，互动一旦脱离教学目标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互动式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设计要严谨，确保内容能够互动，同时互动不脱离内容。第四，互动式教学中，教师始终是一个主导者，无论是生生互动还是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要始终掌控互动不偏离主题；内容上，教师设计的程序合理、任务驱动准确是关键所在。好的程序设计不仅能使学生始终不偏离主题，而且能充分考虑授课时间。好的任务驱动应能够在内容主题下实现充分互动，不至于无话可聊。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由上述“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丰富是以现实的经济环境为基础的，体现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性兼具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被引入到教科书中，为中国“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提供了基础。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教学方式方法引入中国，“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改革也顺应趋势出现，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不能仅是西方经典理论的总结，如果加入中国实际的教学内容则更加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容易开展教学方式改革。教学方式改革又进一步加速了教科书的改革。第三，“宏观经济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共融共生、联系紧密，抛却其中一个谈另一个问题很难说清，这也是本文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的最主要原因。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改革间互相促进的良性作用下，教学机制得以改善，最终达到契合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