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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背景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6 08:31:00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社会经济背景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社会经济背景

篇1

―、财务会计目标概念的界定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中的开端,凝聚了—系列财务会计工作开展的中心思想,具有引导后续财务会计工作陆续进行的关键意义。从财务会计目标的自身性质来说,其作为企业整体财务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涵盖着企业财务工作的期望目标定位,是建立在一段时期内具体经营活动规划的基础之上。总的来说,企业财务会计目标即作为一个经济主体高效发展的主观愿望集合,其真正的实现范围和实现效果最终是取决于企业内部财务会计活动的基本职能与具体效益。

二、社会经济背景下财务会计目标应满足的条件

首先,财务会计目标需要满足我国统一调控的宏观经济发展路线和发展要求。由于财务会计目标涵盖了财务工作理想目标的具体定位,而企业的良好发展要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实现,因此企业制定的财务会计目标需要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形势相协调,在相互促进和整体统筹的标准下,完成对企业财务会计目标的建设工作。

其次,企业设定的具体目标要与企业内部的相关经济活动相适应,这里的经济活动包括了企业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只有大程度的满足实际经济活动的需求,以及细致的掌握企业的具体发展概况,财务会计目标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实现财务会计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相统一,才是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根基。

最后,财务会计目标的设立要站在社会总体的大环境中进行。由于企业作为一个独立法人,其利益相关人的数量非常多,为了使企业利益相关人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以及整体发展目标等,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财务会计目标来实现。

三、企业财务会计目标的具体发展方向

第一,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目标需要更加具有国际市场性。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发展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为了促进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针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制定需要更加具有国际市场性和多元性,从而更加切合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也能够使自身企业对财务风险的评估工作更加全面、更加综合。同时,企业也要树立起正确的财务会计目标制定理念,积极学习国际会计准则的先进观点,从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将二者进行有效结合,即能够满足中国经济及国情的发展标准,也具有国际先进的财务会计理念,实现财务会计目标的国际化与多样化,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经济活动中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二,企业财务会计目标需要朝着标准化和公共化的方向发展。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背景中,如果财务会计的目标脱离于大环境的中心思想,会使企业的财务工作失去坚实的依靠,成为了"无头苍蝇"抓不住市场的变动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因此,为了积极推动企业财务工作完全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务会计目标的制定要更加符合整个市场的标准,实现标准化的规范经营。同时,要站在社会公共集体利益作为财务会计目标制定的出发点,为促进社会统一发展而做出努力。

篇2

abstract: places oneself in the present age knowledge economy tide, we constantly do not feel at the appointed time a generation of transformation to the economical movement and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profound influenc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es by leaps and bounds, the emergent industry emerges one after another incessantly, customer demand personalization, multi-changes and enterprise product multiplication and alone specialization, thus makes the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tendency to speed up day by day, the global character competes increasingly fiercely, the enterprise external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degree deepens, the force enterprise to scramble for the market and the surviv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chang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 short-term goal the long-range objective, changes the overall importanc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management by the specialized func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 management activity will enhance to the strategic level, forms strategic and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idea.

key word: social economy; economic backgr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trategic cost; cost management

一、战略成本管理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50年代起,世界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有人称为后工业时代或突变时代)。进入50年代后,顾客的需求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与过去相比竞争更加激烈,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从而使企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和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1)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饱和,社会已从对生活“数量”的需要转向对生活“质量”的需要,需求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2)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和加速了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发展,生产了许多属于“创造需要”性的产品,同时,也加强了企业间的竞争。(3)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既给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也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4)社会、政府和顾客等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和限制。由于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垄断行为、环境污染等,引起了社会、政府、顾客对企业的不满,从而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并提出了许多对企业的限制。(5)资源短缺,突发事件不断出现。这些特点,使企业外部成为一种特别庞大的、复杂的、不熟悉的、变化的、难以预料的环境,企业面临着许多生死攸关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界必须对环境进行深入分析,采取新的管理方式,谋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强化企业经营战略等战略管理势在必行。随着管理观念的变化,许多新的管理技术出现了,如质量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

正是由于时代的变革导致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经营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战略管理就应运而生。战略管理的核心是要寻求企业持之以恒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一切战略的核心,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能够为客户创造的价值,这一价值要超过该企业创造它的成本。价值是客户愿意为其所需要的东西所付的价款。超额价值来自于以低于竞争厂商的价格而提供同等的受益,或提供的非同一般的受益足以抵消其高价而有余。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成本领先和别具一格(标新立异)。一个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做出抉择,即企业要就争取哪一种优势和在什么范围内争取优势的问题做出选择。“万事都要领先,事事都要每人满意”的想法只会造成战略上的平庸和经济效益的低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可言。

企业管理观念和管理技术的上述变化,对传统的成本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求成本管理更新观念。变革技术。成本管理专家和学者必然面对这样的事实:(1)战略管理要求获得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资料,如果成本管理者不能提供相关信息,则生产主管、营销经理就会去扩展自己获得的信息系统,如果这样,必将引起企业管理的混乱。一个组织只能有一个成本信息系统。(2)在新的管理环境下,传统成本管理会计自身的缺陷(如管理观念、管理方法、管理对象等)显露无疑,要改变这些缺陷,必须寻求新的管理思想、技术和方法。为了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一方面将成本管理会计导入企业战略管理并与之相融合。另一方面,在成本管理会计中引入战略管理思想,实现战略意义上的功能扩展,从而形成了战略成本管理(stratehic cost management,scm)。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80年代由英国学者提出,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两书中列专章探讨“成本优势”。成本优势是企业可能拥有的两种竞争优势之一。成本对于别具一格战略也极为重要,因为别具一格的企业必须保持与其竞争者近似的成本。除非由此而得的溢价超过别具一格的成本,否则别具一格者就不能取得出色的业绩。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了成本在竞争中的重要地位,许多战略计划都把建立“成本领先”(cost leadership)或“成本削减”(cost reduction)作为目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取得并保持全面的成本领先,那么,它只要能使价格相等或接近产业的平均价格水平,就会成为所在产业的佼佼者。当成本领先的企业的价格相当于或低于其竞争厂商时,它的成本地位就会转化为高收益。然而,一个在成本上领先地位的企业也不能忽视产品的别具一格,一旦成本领先的企业的产品在客户眼里不被看作是与其他厂商的产品不相上下或可被接受时,该企业就不得不削减价格,使其售价低于竞争者,以增加销售额。这就可能抵消了它有利的成本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在波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1993年出版了《战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专著,使战略成本管理更加具体化。近年来,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战略成本管理已成为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战略成本管理推广到企业界(夏宽云,1998)。

不难看出,战略成本管理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企业战略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企业传统成本管理体系自身缺陷、自身变革的需要。

二、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和特点

战略成本管理指管理人员运用专门方法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分析资料,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略,从而创造竞争优势,以达到企业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环境的目的。战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业绩,可表述为“不同战略选择下如何组织成本管理”。即将成本信息贯穿于战略管理整个循环过程之中,通过对公司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寻求长久的竞争优势。正如波特所讲的取得“成本优势”(porter,1985)。成本优势是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而传统的成本管理是要实现“降低成本”。不难看出,“降低成本”与“成本优势”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分析比较传统成本管理和战略成本管理,可以总结出战略成本管理的特点:

1.长期性。战略成本管理的宗旨,是为了取得长期持久的竞争优势,以便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立足于长远的战略目标。而传统的成本管理则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而未从长远的持续地降低成本的策略上考虑,属于战术性的成本管理。比如企业进行人工成本管理,按“降低成本”,企业宜雇佣年龄相对较大、技术熟练程度高的员工以便降低人工成本。以“成本优势”标准衡量,企业宜从长远出发雇佣对年轻、文化程度高的员工,利用学习曲线,以获得较长时期的成本优势。

2.外延性。战略成本管理的着眼点是外部环境,将成本管理外延向前延伸到采购环节,乃至研究开发与设计环节,向后还必须考虑售后服务环节。既要重视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也应重视与下游客户和经销商的联结。总之,应把企业成本管理纳入整个市场环境中予以全面考察。只有对企业所处环境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才能预测和控制风险,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确定和实施正确适当的管理战略,把握机遇,主动积极地适应和驾驭外界环境,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最终实现预定的企业战略目标。而传统成本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而对企业的供应与销售环节则考虑不多,对于企业外部的价值链更是视而不见。

3.全局性。战略成本管理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它把企业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综合起来,企业的价值链贯穿于企业内部自身价值创造作业和企业外部价值转移作业的二维空间,价值链不同于价值增值,它是更广阔的外在于企业的价值系统链,企业不过是整个价值创造作业全部链节中的一部分,一个链节。因此,战略成本管理从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发,其成本管理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分析,而且包括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和企业所处行业的价值链分析,从而达到知己知彼,洞察全局的目的,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战略。而传统成本管理的“降低成本”则是站在某一企业的角度,加强成本管理使其成本最低,成本最低并不表明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如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代用材料,可能使产品质量有所下降。而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可能导致企业的成本略有上升,但同时可以使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现最佳的成本效益比,从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成本领先。

4.抗争性。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成本优势,是关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与竞争对手抗衡的基本竞争战略之一,同时也是企业针对来自各方面的许多冲击、压力、威胁和困难,迎接这些挑战的行动方案。它与传统的较少考虑竞争、挑战而单纯为了改善企业现状、增加经济效益的成本管理方法不同。只有当这些成本管理工作与强化企业竞争力量和迎接挑战直接相关、具有战略意义时,才能构成战略成本管理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述,战略成本管理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严峻的挑战,企业推行战略成本管理就是为了实现成本领先,取得竞争优势,战胜对手,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三、战略成本管理的现实意义

战略成本管理的实质是寻求成本优势(或成本领先)。研究和推行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战略成本管理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必然结果。前文已述,近二十年来企业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为了适应这种竞争的需要,战略成本管理应运而生。不言而喻,成本是决定企业产品或劳务在竞争中能否取得份额以及占有多少份额的关键因素,而影响竞争成本的核心是企业的战略成本,而非传统的经营成本。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波特为我们提出了战略分析的方法:即首先分析企业的产品所处的市场生命周期和市场份额等,然后确定其应采取的战略。对于不同的产品应采取不同的市场战略,是以产品差异战略取胜(在成本差距不可能拉大的情况下生产比对手更优、更独特的产品以显示差异,吸引顾客),还是以成本领先战略取胜(在产品性能与质量不可能会有差别的情况下努力降低成本、降低售价来取得竞争优势)。采取产品差异战略可以通过培养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优良服务,产品设计等方法实现;而成本领先战略则可以通过大量生产、学习曲线效应,严格的成本控制等方法来实现。

2.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加强企业成本管理的必然要求。现代成本管理是企业全员管理、全过程管理、全环节管理和全方位管理,是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结合的管理,是经济和技术结合的管理。在现代成本管理中,战略成本管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突破了传统成本管理把成本局限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领域,把重心转向企业整体战略这一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诸如生产关联、采购关联、技术关联、财务关联、竞争对手关联中的成本分析等,有利企业正确地进行成本预测、决策,从而正确地选择企业的经营战略,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加强成本管理的关系,提高企业整体经济效益。

3.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与实施,有利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战略管理在理论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外已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在实践中,许多大公司设立了诸如“研究开发部”“战略研究部”等企业战略研究机构,而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着眼于战略等经营战略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战略成本管理。企业管理作为一个完善的系统,战略成本管理是不可或缺部分,如何正确引进和运用战略成本管理是我国会计管理值得深思的问题。

企业资产重组与并购是当前我国企业界的热门话题,我们从战略成本管理的角度来简要分析一下四川峨铁重组的价值链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和竞争优势。

篇3

目前企业的资金及成本管理粗放,财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其现状也被企业管理者所重视,但却不能真正将采取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只重视任务的承揽,重视工程质量的提高,片面认为生产是关键,忽视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一、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由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企业利润空间不断缩水,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持续下滑。企业在财务管理理念上的滞后性、管理水平上的弱化以及管理战略上的陈旧性成为主要原因。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生产周期长、成本大、任务遍布各地,财务管理难度大。财务管理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需要财务从业人员有较高的业务素养。但财务人员业务水平低、财务制度有章不循或不健全、信息化财务管理技术普及不好等情况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导致企业财务管理不能给企业决策以有力支撑。有些企业管理者对财务的作用认识不深,认为财务部门只是管理企业的一种“工具”,将财务管理置于被动和从属地位,不能发挥其核算、监督和管理的作用。

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不同,财会主要明确按照会计准则和相关制度进行记录、核算和报告;而财务管理的目的是为项目决策提供支持,主要是用来帮助企业进行计划、监督和决策的内部报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对于核算方法、分析方法的约束性很小。而随着企业成长,财务管理将逐渐演变为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处理的全过程。

一是利用财务管理改善工程项目决策。现在大多数企业在作出决策时,没有可靠的数据作依据,往往只能凭借经验或主观臆断,不能预测对工程建设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具有盲目性。运用财务管理方法收集工程造价信息,将提高工程造价管理决策的水平。

二是利用财务管理掌握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的开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如果没有资金支持,项目将不得继续开展。利用财务管理及时获取项目资金收支状况,需要时安排项目融资,保证不会因为资金短缺而导致停工等情况,保证工程进度。

三是利用财务管理指导项目投标。在进行工程投标,需要足够的信息。要必须保证信息的充分和准确。在平时项目中累积的财务及成本数据能够为未来项目提供详细、具体的数据作为参考,能从成本预计、利润等方面为企业提出建议。也有利于控制企业运作的监督和控制。

三、如何加强企业财务管理

1.强化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企业围绕资金运营展开生产经营活动。由于企业生产周期长,流动程度大和各个工程资金到位情况不同等特点,资金使用不易集中管理,使资金协调运作比较困难。因此,应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发挥资金规模优势,充分发挥企业对资金的使用合力,建立起货币资金的回笼体制。同时,通过现金流量分析及预测的方式,加强对对企业现金流量管理,及时发现资金管理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并进行调整与改进,保证企业资金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由于资金的分散和闲置所带来的浪费,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强化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将企业内部的预算审计和外部的财务审计结合起来,加强对企业内部重大工程决策执行情况的过程性审计和监督,变过去的“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监督和适时监督,加强资金流向、财务状况变动等情况的跟踪和监控,定期检查,及时反馈预算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并给予纠正和处理,确保预算的严肃性和企业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

篇4

从50年代起,世界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有人称为后时代或突变时代)。进入50年代后,顾客的需求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经济、文化和环境与过去相比竞争更加激烈,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从而使企业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和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1)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饱和,社会已从对生活“数量”的需要转向对生活“质量”的需要,需求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2)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和加速了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发展,生产了许多属于“创造需要”性的产品,同时,也加强了企业间的竞争。(3)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既给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也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4)社会、政府和顾客等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和限制。由于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垄断行为、环境污染等,引起了社会、政府、顾客对企业的不满,从而提高了对企业的要求,并提出了许多对企业的限制。(5)资源短缺,突发事件不断出现。这些特点,使企业外部成为一种特别庞大的、复杂的、不熟悉的、变化的、难以预料的环境,企业面临着许多生死攸关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界必须对环境进行深入,采取新的管理方式,谋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强化企业经营战略等战略管理势在必行。随着管理观念的变化,许多新的管理技术出现了,如质量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等。

正是由于时代的变革导致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经营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战略管理就应运而生。战略管理的核心是要寻求企业持之以恒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一切战略的核心,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能够为客户创造的价值,这一价值要超过该企业创造它的成本。价值是客户愿意为其所需要的东西所付的价款。超额价值来自于以低于竞争厂商的价格而提供同等的受益,或提供的非同一般的受益足以抵消其高价而有余。竞争优势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成本领先和别具一格(标新立异)。一个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需要做出抉择,即企业要就争取哪一种优势和在什么范围内争取优势的做出选择。“万事都要领先,事事都要每人满意”的想法只会造成战略上的平庸和经济效益的低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可言。

企业管理观念和管理技术的上述变化,对传统的成本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求成本管理更新观念。变革技术。成本管理专家和学者必然面对这样的事实:(1)战略管理要求获得具有竞争优势的成本资料,如果成本管理者不能提供相关信息,则生产主管、营销经理就会去扩展自己获得的信息系统,如果这样,必将引起企业管理的混乱。一个组织只能有一个成本信息系统。(2)在新的管理环境下,传统成本管理自身的缺陷(如管理观念、管理、管理对象等)显露无疑,要改变这些缺陷,必须寻求新的管理思想、技术和方法。为了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一方面将成本管理会计导入企业战略管理并与之相融合。另一方面,在成本管理会计中引入战略管理思想,实现战略意义上的功能扩展,从而形成了战略成本管理(Stratehic Cost Management,SCM)。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80年代由英国学者提出,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两书中列专章探讨“成本优势”。成本优势是企业可能拥有的两种竞争优势之一。成本对于别具一格战略也极为重要,因为别具一格的企业必须保持与其竞争者近似的成本。除非由此而得的溢价超过别具一格的成本,否则别具一格者就不能取得出色的业绩。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了成本在竞争中的重要地位,许多战略计划都把建立“成本领先”(cost leadership)或“成本削减”(cost reduction)作为目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取得并保持全面的成本领先,那么,它只要能使价格相等或接近产业的平均价格水平,就会成为所在产业的佼佼者。当成本领先的企业的价格相当于或低于其竞争厂商时,它的成本地位就会转化为高收益。然而,一个在成本上领先地位的企业也不能忽视产品的别具一格,一旦成本领先的企业的产品在客户眼里不被看作是与其他厂商的产品不相上下或可被接受时,该企业就不得不削减价格,使其售价低于竞争者,以增加销售额。这就可能抵消了它有利的成本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在波特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1993年出版了《战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专著,使战略成本管理更加具体化。近年来,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战略成本管理已成为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战略成本管理推广到企业界(夏宽云,1998)。

不难看出,战略成本管理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战略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企业传统成本管理体系自身缺陷、自身变革的需要。

二、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和特点

战略成本管理指管理人员运用专门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资料,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略,从而创造竞争优势,以达到企业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环境的目的。战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业绩,可表述为“不同战略选择下如何组织成本管理”。即将成本信息贯穿于战略管理整个循环过程之中,通过对公司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寻求长久的竞争优势。正如波特所讲的取得“成本优势”(Porter,1985)。成本优势是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而传统的成本管理是要实现“降低成本”。不难看出,“降低成本”与“成本优势”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分析比较传统成本管理和战略成本管理,可以出战略成本管理的特点:

1.长期性。战略成本管理的宗旨,是为了取得长期持久的竞争优势,以便企业长期生存和,立足于长远的战略目标。而传统的成本管理则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而未从长远的持续地降低成本的策略上考虑,属于战术性的成本管理。比如企业进行人工成本管理,按“降低成本”,企业宜雇佣年龄相对较大、技术熟练程度高的员工以便降低人工成本。以“成本优势”标准衡量,企业宜从长远出发雇佣对年轻、文化程度高的员工,利用曲线,以获得较长时期的成本优势。

2.全局性。战略成本管理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它把企业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综合起来,企业的价值链贯穿于企业内部自身价值创造作业和企业外部价值转移作业的二维空间,价值链不同于价值增值,它是更广阔的外在于企业的价值系统链,企业不过是整个价值创造作业全部链节中的一部分,一个链节。因此,战略成本管理从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出发,其成本管理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分析,而且包括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和企业所处行业的价值链分析,从而达到知己知彼,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战略。而传统成本管理的“降低成本”则是站在某一企业的角度,加强成本管理使其成本最低,成本最低并不表明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如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代用材料,可能使产品质量有所下降。而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可能导致企业的成本略有上升,但同时可以使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现最佳的成本效益比,从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成本领先。

3.外延性。战略成本管理的着眼点是外部环境,将成本管理外延向前延伸到采购环节,乃至开发与设计环节,向后还必须考虑售后服务环节。既要重视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也应重视与下游客户和经销商的联结。总之,应把企业成本管理纳入整个市场环境中予以全面考察。只有对企业所处环境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才能预测和控制风险,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确定和实施正确适当的管理战略,把握机遇,主动积极地适应和驾驭外界环境,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最终实现预定的企业战略目标。而传统成本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而对企业的供应与销售环节则考虑不多,对于企业外部的价值链更是视而不见。

4.抗争性。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成本优势,是关于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与竞争对手抗衡的基本竞争战略之一,同时也是企业针对来自各方面的许多冲击、压力、威胁和困难,迎接这些挑战的行动方案。它与传统的较少考虑竞争、挑战而单纯为了改善企业现状、增加效益的成本管理方法不同。只有当这些成本管理工作与强化企业竞争力量和迎接挑战直接相关、具有战略意义时,才能构成战略成本管理的。正如前文所述,战略成本管理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严峻的挑战,企业推行战略成本管理就是为了实现成本领先,取得竞争优势,战胜对手,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三、战略成本管理的现实意义

战略成本管理的实质是寻求成本优势(或成本领先)。和推行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战略成本管理的形成和是市场和竞争的必然结果。前文已述,近二十年来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为了适应这种竞争的需要,战略成本管理应运而生。不言而喻,成本是决定企业产品或劳务在竞争中能否取得份额以及占有多少份额的关键因素,而竞争成本的核心是企业的战略成本,而非传统的经营成本。在战略成本管理中,波特为我们提出了战略的:即首先分析企业的产品所处的市场生命周期和市场份额等,然后确定其应采取的战略。对于不同的产品应采取不同的市场战略,是以产品差异战略取胜(在成本差距不可能拉大的情况下生产比对手更优、更独特的产品以显示差异,吸引顾客),还是以成本领先战略取胜(在产品性能与质量不可能会有差别的情况下努力降低成本、降低售价来取得竞争优势)。采取产品差异战略可以通过培养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优良服务,产品设计等方法实现;而成本领先战略则可以通过大量生产、曲线效应,严格的成本控制等方法来实现。

2.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与实施,有利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战略管理在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外已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在实践中,许多大公司设立了诸如“研究开发部”“战略研究部”等企业战略研究机构,而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着眼于战略等经营战略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战略成本管理。企业管理作为一个完善的系统,战略成本管理是不可或缺部分,如何正确引进和运用战略成本管理是我国管理值得深思的。

企业资产重组与并购是当前我国企业界的热门话题,我们从战略成本管理的角度来简要分析一下四川峨铁重组的价值链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和竞争优势。

川投集团通过电冶结合的方式整体兼并峨铁厂从而控制四川峨铁(现更名为“川投控股”)一举带动搞活了嘉阳电厂、嘉阳煤矿和峨铁三个国有企业,这样将几家劣势企业重组从而发挥出整体效应的办法,在我国资产重组中具有典型意义(见《四川投资报》1998年10月29日)。重组后对峨铁而言,占生产成本60%的电价将大幅降低,每年由此可节约成本几千万元,同时通过调整,峨铁的铁合金产量可以上一个台阶,实现规模经济,单位固定费用大为降低。对嘉阳电厂、煤矿而言也有一个稳定的销售市场,使其销售费用大为降低。同时川投集团还购并了长钢股份,也为峨铁的铁合金销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难发现,这一系列重组并购的内部价值链可以简化为:嘉阳煤矿——煤嘉阳电厂——电峨铁厂——铁合金长钢厂等,上述价值链中每一作业消耗资源,导致成本和产出效益。

篇5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32-02

依照基本原理关于政治经济层面的论述集合,我们会直接意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等这些睿智宏博的精神财富与意识结晶,这是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在社会经济运营发展层面的集大成者,也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实体构筑基本理论、丰富指导方法、拓宽实践途径的,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发展整体低迷、社会阶段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象个体价值取向模糊混乱的阶段背景下,合理有效地结合运用基本原理进行以上实践问题集合的针对性解析、实效性处理以及长效性解决,已经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伴随着近年来美日经济体发挥态势持续低迷、欧洲债务浪潮不断冲击以及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集中爆发的物质集体层面的阶段性问题,附带导致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样、困阻重重的物质发展曲折性,而且也催生了社会阶层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群体自身利益诉求无法有效保障、社会系统道德价值取向沙化现象严重等消极混乱的精神意识层面的典型问题。而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中国经济体也当然地遭受了物质系统内相联系的因素要件的制约影响,集中性地出现了国内需求放缓压力、房地产市场受挫、投融资领域潜在风险增大等主要瓶颈问题。

针对以上艰难困阻的经济发展世界形势,我国经济系统运营的相关决策管理者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本理念,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立足阶段实际、找出问题症结的关键部分,稳定继续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深化释放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活力和潜力,以有效的量变积累实现稳定的质变突破,从而积极推进既存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力争在并不利好的全球经济态势背景下,逆势增长,最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取得突破性改革以及实质性进展。

一、现阶段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系统的格局现状以及产业特征

现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同于以往同期的整体架构走向态势,更多地参杂融合了政治因素干扰、社会价值个体诉求等新的特点,这也是基本观点所揭示的物质永恒地在进行运动发展的本质内涵。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最为基本也最为核心的意识导向,排除不利的外部因素干扰,充分进行物质改造与意识能动作用。

接下来笔者将就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态势与中国经济系统遭遇的阶段瓶颈两个位阶层面进行层次剖析、内容辨识,从而为相关研究、实践操作提供具备一定参考价值的辅助资料。

(一)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态势

第一,政治周期与经济位阶交叠重合。自公元2011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诸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实体都纷纷进行了新一轮的政府选举、议会更迭以及政治改革,试图从物质基体的排列结构上进行调整优化,以达到更新物质内涵、实现物质质变的经济索求。而面对经济持续下滑、债务急剧膨胀、失业率加速增长等集中性问题,政治家群体以及政治团队都纷纷发表相对偏激的“大嘴”言论以及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承诺,暂时营造“面包、香槟”的虚空幻境,从而迷惑误导处于被剥削位阶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群体,进而使得整个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的社会格局的意识导向更为扑朔迷离。

第二,国际协调与合作难度增大。基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物质存在对应的意识实体都具备难以短期改造的本质属性,具体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则是彼此政体、经济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利益诉求、政策取向的差异化,而在极不景气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制约下,这些原本就对立割裂的矛盾因素要件也开始变得更加微妙。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效益目标的抵触冲突。由于在公元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治权力角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使其无法实施真正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调整,这样就是基于唯物主义矛盾对立层面的关键本分制约矛盾整体发展的核心论断的现实体现。不过由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自身属性与既存特征,欧债危机的真正化解消除还有待时日,这也使得2012年世界经济总体发展上陷入中长期低迷的可能性继续增加,甚至深陷难拔。

(二)中国经济系统遭遇的阶段性瓶颈

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营系统的出口增长速率明显减缓。由于处于物质系统客观联系的链条之中,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乏力、债务危机拖累以及财政刺激空间压缩都直接或间接得在世界经济市场体系内产生蝴蝶效应,从而导致整个物质系统内部的组成部分都不同程度遭受连带性影响。加之国际市场动荡、出口条件恶化、资本流动的冲击加大,无效些微的局部量变无法实现矛盾整体的实效质变。我国出口增长也难以达到同时水平,这是物质运动发展的必然联系,我们必须正视现状、敢于承认、勇于接受,真正落实实事求是的基本价值

导向。

另一方面,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基于任何运动物质都处于客观联系的有效链条之中的基本原理,由于进出口速率的下降,附带产生了国内内需的增速放缓,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这两个关键环节的集体低迷,深刻凸显了关键部分制约矛盾整体发展的核心内涵。而从房地产投资看,目前开发企业待售房面积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且资金链趋紧,融资难度加大,未来一段时间商品房投资进度将会放缓,这也就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的运营发展增加了不稳定的制约因素,从而使得物质系统的运动发展历程更为曲折、螺旋式上升的周期消耗更为长久。

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背景下的改革探索以及可行措施

(一)进一步调整结构性减税,持续提高国内经济活力

依照有效量变积累引发实效质变突破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量变因素进行重新的结构调整、排列组合,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量变的实效进度。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的改善调节、增强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则是改变物资结构与排列次序,是应对总需求收缩、实现经济量变的重要举措。首先,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和改造的财税支持力度;其次,加快落实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负担,促进食品生产和价格稳定;再次,加快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最后,研究建立资本利得税,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开征资产所得税,并实行累进税率。这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量变因素的结构调整优化、排列次序整合的“组合拳”推衍,通过一段时间的量变积累,必然协调实现经济实体物质系统的最终质变。

(二)继续改进货币政策,深化微观机制的具体改进

坚持运动物质客观联系的因果要素,做到实事求是、灵活应变。一方面,我们应当把握国际资金避险回流美国、人民币远期无交割汇率贬值的时机,采取非对称加息操作,在维持贷款利率不变的前提下,小幅提高存款利率,适当缩小利差。这一举措通过对处于物资系统内部的联系要件进行重新整合,统一矛盾的内涵位阶,不仅有利于减轻长期负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有利于促进银行业改善管理、增加竞争、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基于物质载体的因果联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我们在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在大力发展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可借鉴现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监督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得省级政府逐步成为小、微型金融机构的管理主体。从而在合理遵循事物因果联系的基本前提下实现物质系统的良性改造。

(三)稳步推进社会民生改善,协同促进稳定就业

利用矛盾系统的关键部分改进实现矛盾整体提升的核心原理,加强对关键部分、重要环节的适配运作。在抗通胀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稳定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实物补贴力度;同时结合国际经验,针对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存款利率定得过低,适当提高各类账户计息标准;再次,鉴于社保基金收入增长较快,支出相对稳定,可考虑对中小企业实施社保基金按比例返还制度,根据一定时期社保缴纳标准,加快实行农民工随读子女异地高考政策,促进劳动力进一步有效转移,缓解局部民工荒。通过以上对经济体系物质系统内部的矛盾体的关键部分、重要环节进行改进拓展,大力改善民生、深化构筑社会保障,从而助推国内经济运营发展的协调进程,最终实现物质系统矛盾整体的更新改造。

三、结语

现阶段世界经济形势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可知性因素,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是物质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实际。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我们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秉持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的基本原理的价值导向,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细化积极的财政、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操作,稳步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年度经济改进措施,进而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民生机制、产业结构的物质集体的关键部分突破、结构层次优化、实效效益提升,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物质系统的良性改造与长效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雪秋.消费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J].商业研究,2011,(2).

[2] 杜人淮.和西方的政府与市场理糙评[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1,(6).

[3] 王天龙.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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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的产生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经济公平价值的内容,是由价值主体的主观需要与客体的功能属性相互作用决定的。国家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因为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当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遭到破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必然要干预经济,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国家的不当干预,经济法便产生了,显然,经济法就是以追求经济公平价值而出现的。

经济法价值的公平是制度、规则和习惯的公正、合理和有效。首先,经济公平指的是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从这一点讲,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而是公平决定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必然结果。因为公平的规则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形成有效的预期,增加或减少各种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规模效益。其次,从更深的层次讲,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这是对收入分配的尺度标准而言的,即等量劳动获得等经量报酬,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产要素多者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投入少者反倒获得较多利润,那么,劳动、技术、资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

经济法的实施体现了经济法的正义价值。正义,是一切良法的共同追求。民法追求交易双方的自由、平等;行政法追求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在市场领域,经济法产生之前的法有民法和行政法,即私法和公法作用于经济,民法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行政法要维护国家统治秩序。在没有经济法的情况下国家可能会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以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运用行政法干预市场。然而,在市场不正义出现时单靠行政法不能规制市场的正义。所以既然要协调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只能是中立于其间的法,这个法就是经济法,经济法一方面以维护私法的合理存在为己任,但又超越个人的私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另一方面,既赋予国家适当的干预权,又防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以实现经济民主。

经济法树立以人性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经济法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的需要。经济法的价值如果离开了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为价值目标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当目标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时才有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法的最终价值目标应当是也必须是人性的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一切政治、法律措施,一切社会活动,只有当其有助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与能力的全面发展时,才是有价值的。鉴于此,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就必须摒弃传统经济法的价值观,不能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单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存在。各部门法从立法到司法必须在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目标的指导下来制定和实施,使经济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社会,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即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以和谐理念为主导,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们和平相处、安居乐业,是和谐社会的一般特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它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进程中,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的新成果,是对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和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新贡献。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谐社会的这六个特征,实际上包括三层基本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三层关系的核心或称为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是以人为本,即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

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益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经济和谐,指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形式正义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配置的统一等。

三、如何完善经济法以构建和谐社会

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一是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支持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二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线,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制度规定全部剥离出去,让农民享有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当前重点是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三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基本的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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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是农业大省、水利大省、教育强省,资源丰富,有“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优势,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大支点作用和较强的节点传导效应。湖北经济连续15年保持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排名中均呈下滑趋势。受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湖北居民收入在全国排名中一直徘徊不前, 2008年湖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53元,在各省人均收入排名中列第17位,低于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湖北落后成为不争的事实。近期武汉被定位为中部中心城市,在新形势下,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湖北省要摆脱落后局面、加快经济发展、促进湖北和谐社会建设,就要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主要可以从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环境、行政服务环境等方面加以改进。

一、法制环境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是建立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的主要力量。要吸引外部资金发展本省经济并维护省内正常经济秩序,应从以下方面改善法制环境。

1、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经营者的安全。目前,阻碍新企业正常营业、索要保护费等违法乱纪现象的存在,是一些大企业感到不安全、不敢来湖北投资的主要原因。例如某经济型连锁酒店,在江浙、四川等地都有很多直营店、加盟店,但在汉口开了四家分店后,店里时有人滋扰,甚至出现违法分子追杀入店致客死亡事件,虽然该酒店CEO认为经济型酒店在湖北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但因考虑安全稳定保障问题,迟迟不敢开辟武汉市场。武汉现有开发区多在远城区,周边环境复杂,新企业入驻进行建设,有的会碰到抢要建筑权、沙霸等现象,社会治安问题阻碍了地方招商引资的进程。如江夏区2009年共发生命案7起,重大险情1000多起,日均2.7起,这样的统计数据让投资商望而却步。整顿社会秩序,创造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2、创造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而假冒伪劣、欺行霸市、偷税诈骗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平竞争。武汉有名的汉正街,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其中;科技一条街,险成盗版碟、山寨机的天下。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压抑了投资和创业的冲动。满街的神龙汽车让我们看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虽然暂时看来有利于湖北的税收,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本地企业品牌的国际化,不利于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应严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经营活动,保证公平竞争,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建立安全公平规范有序的经济秩序,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3、制定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规和政策。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在经济发展中起引领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一是应根据湖北实际确定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工作路径,以使全省上下思想统一,指向明确。二是围绕工作重点,出台配套相关政策。湖北是农业大省,应围绕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出台湖北新农村建设、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民工培训就业等具体操作方法,为湖北第一产业发展搭建政策框架。三是抓好政策文件的规范清理工作。结合我省实际,修改、补充、完善法律法规和各项经济政策,既要招商引资,又要防治污染,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人文环境

经济是人的基本活动,人的价值观念、道德素养、科技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湖北科教实力雄厚,但人文气息不浓,公众的伦理道德教育、文明规范教育和文化素养教育不够。

1、加强素质教育,强化文明规范教育。湖北高校多,教育事业发展快,中小学素质教育近几年也有飞跃发展,但还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如在很多中小学,还存在教师歧视成绩差学生的现象,以人为本观念缺乏;有的农村小学只上语数外,体育、美术等素质课一概不开设,部分儿童学习好但身体协调能力差,连踢键子、跳绳等传统项目都不会,加上父母外出务工、祖父母溺爱,性格发展也不健全,农村儿童教育问题多。武汉市为加强文明规范教育,自1988年起,出台了《市民文明公约》,进行了市民“十不”行为规范教育,推行市民学校学习市民礼仪,铺开“告别不文明行为,塑造武汉人新形象”活动,开展了用先进文化提高市民素质的“四个百万”活动,即百万市民进课堂、百万市民参与道德实践、百万市民学科学、百万市民看武汉。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武汉人文明规范有所增强,但市民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转变观念,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在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般在70%左右,而湖北2008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6∶43∶41,湖北历来重制造业重学技术的传统观念使高校学生选择专业是重理轻文,导致第三产业人才匮乏,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观沿海及江浙经济发达地区,学生愿学管理胜过技术,毕业后直接创业者多。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重升学率轻创造力培养,部分中小学教师还是一味要求学生听话,作业都按统一模式做,不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较缺乏,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3、文化熏陶,陶冶情操。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氛围、文化活动也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文化是一种无形但有效的力量,经过长期的渗透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接受文化熏陶对于愉悦精神、陶冶情操、提升审美水平和道德素养有重要意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是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对人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发展具有持久影响。文化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要发展,要着力挖掘湖北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用传统的优势文化提升湖北城市品位和经济品牌,同时努力开创全新的现代文化,用好的文化氛围陶冶情操,为经济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讲文明、有文化、守法制、开放进取的高素质公民。

三、物质环境

物质环境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市容市貌、生态环境等,湖北省经济发展的物质环境在不断改善,但与发达地区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武汉本为“九省通衢”,铁路和航空发展起来后,交通优势地位受到了削弱。要想富,先修路,除对外联系的交通要道外,省内道路情况也较差,急需改造,武汉市内交通问题位列市民2010年期望政府有所改观的事情之首。

1、市容市貌直接关系到地方形象。良好的地方形象往往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环境。武汉曾一度成脏、乱、差城市代名词,市容市貌不是仅靠修些高层建筑、做些“亮起来工程”就能改善的,更多的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处环境,如道路的修整、绿化、临街房屋店铺的整洁、不出店经营等。如果市容市貌杂乱无张,本地公众出门会生烦躁之感,不利于文明规范的实施和素养的提高,也难使人们产生地域自豪感,并有损湖北形象,难以吸引外来资金和人才。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必要条件。要想富,先修路,发展经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也是我国当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政府要努力组织好交通、通信、能源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硬环境,同时要优化结构,把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3、良好生态环境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湖北是“千湖之省”,自然环境优美。“东湖更比西湖美,长江更比钱塘长”。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实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目前,湖北人口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加剧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面积的扩大,破坏了生态环境,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需统筹规划,把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突出重点,着力改善重点流域、区域、城镇的环境质量;标本兼治,加快生态环境建设步伐。既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是塑造湖北形象、提高区域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人才和资金的流入、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四、行政服务环境

党政部门的行为和形象对经济发展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力,党务工作者和政府公务员的行为本身就构成经济发展环境,因此,治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要从党政部门抓起。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治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目前,在经济发展环境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问题、“索、拿、卡、要”问题、审批手续复杂与办事难的问题,其症结归根到底都在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身上。通过各种措施,尽快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政服务环境。

1、理顺服务职能。各级政府部门要与生产经营活动和中介机构脱钩,把工作转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进一步梳理、削减行政审批事项, 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必须坚决予以废止。积极推行政务公开,简化办事程序,加强行政办事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从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2、树立良好服务形象。例如武昌火车站一些服务窗口上午九点开门、十一点停止放号,下午三点才开始营业,笔者亲眼看到两个外国留学生在前面无等候者的情况下一上午都没办好港澳通行证。服务窗口也是城市的名片,须端正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教育,强化广大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切实提高道德素养,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服务意识深入人心。

3、提高服务能力。在公民中营造学习气氛,鼓励广大公务人员提高业务素质,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公共管理及现代科技知识,努力提高业务工作能力,提高窗口服务单位和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准。

从当前形势看,湖北经济发展已进入“起飞”阶段: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湖北将成为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两型社会”试验区,把湖北推向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境外和沿海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湖北将成为重要的资本及产业承接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并充分运用难得的机遇,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湖北就一定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振兴崛起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1] 罗清泉:优化结构 保护环境 努力实现湖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EB/OL].中国网,200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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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花卉流通体系初步形成

北京市花卉贸易流通形式多种多样,销售网络业已基本形成。从全市范围来看,有专业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的公司、物流配送公司、批发拍卖市场、超市连锁、专营花店、艺术花屋等。近年来,网上交易、拍卖、鲜花速递等现代交易方式也进入了花卉流通领域,活跃了花卉贸易市场。同时,北京市花卉市场数量多且面积大,呈现出综合性、区域性、规模化和外延性发展的趋势,现代流通体系特色凸现,流通体系初步形成。

1.2花卉流通体系不能全面满足花卉产业的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建设,北京市的花卉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与成效,在北京市花卉产业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但从整体上来看,北京市花卉市场的建设与社会发展和消费者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传统市场分布不均衡,东部需求品位高、租摆需求量大而供求衔接不畅,南部市场多而消费愿望弱,西部市场规模小而发展缓慢,北部需求品种多量大而市场少,而新兴市场的发展非常缓慢。此外,就现有的实体市场而言,还存在着市场形式单一、硬件条件较差、售后服务弱等诸多问题。花卉专卖、专业配送与售后服务、网上团购、连锁经营等新兴经营模式未形成规模。整体来看,现有的花卉流通虽基本形成体系,但在布局、形式、服务等方面还有不足,不能满足北京花卉产业发展的要求。做好北京花卉流通市场的层级设计,加快流通体系建设日益重要。

2北京花卉流通市场层级设计的原则与出发点

2.1 立足产业升级,为提升产业形象服务

花卉流通产业的发展应该紧紧围绕花卉产业整体发展的大局,为提升产业形象,实现花卉产业升级服务。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顺义举办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的基础上机,从布局、售后服务、流通形式等各个方面体现新的产业流通与服务理念。

2.2着眼于实现“便民、便携、便利”式的花卉消费模式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正在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花卉和绿植消费已经逐步成为一种生活时尚,北京市也已经成为一座花卉重点消费城市。花卉流通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服务过程,日益扩大的花卉消费需求对北京市花卉产业的各个环节和领域都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花卉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消费者作为核心来考虑,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构建“便民、便携、便利”的立体花卉消费模式与花卉流通服务。

2.3 为北京市花卉产业进入国际市场,把北京市打造成为亚洲花卉交易中心服务

未来几年,北京市花卉产业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一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扩大花卉内需成为可能;二是北京市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花卉产业已成为全市发展高效农业和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三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顺义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对北京市花卉产业的形象和地位都起到了提升作用,花卉产业文化宣传和建设得到了极大推动,花卉产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更加广泛、深入,国际先进的花卉生产技术、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北京市花卉企业中也逐步推广开来。上述机遇都为促进北京市花卉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北京市花卉产业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内部外部条件。因此,在未来几年内,北京市应着眼于全面建立点、线、面相结合的花卉流通产业布局,利用地理、价格、服务等优势,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流通服务产业,使之与国际市场接轨,逐步将北京市打造成为亚洲花卉交易中心。

3 北京市花卉流通市场的层级设计

北京市作为我国重要的花卉生产与消费区,同时也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花卉物流中心与集散地,其花卉流通产业的发展状况与水平将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花卉流通产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因此,有必要根据北京市花卉流通的实际情况,结合全市花卉产业的整体发展目标,对北京市花卉流通产业的布局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安排。根据北京市花卉流通产业现状及特点,我们认为在北京市花卉流通产业的未来发展当中,可以逐步将其分层分割而形成四个不同层级的花卉流通市场。

3.1 花卉流通一级市场

花卉流通一级市场是北京市花卉流通产业层级设计中等级最高的花卉流通市场,在该级市场中主要开展花卉批发业务与规模交易。根据北京市花卉流通的实际情况,全市花卉流通一级市场初步规划为三个,分别是盆栽花卉(含盆栽绿植)流通一级市场(白盆窑)、鲜切花流通一级市场(顺义区)和花卉电子流通一级市场(顺义区)。花卉流通一级市场虽然数量最少但规模最大,其占地面积均在10000m2以上,而且交通便利,停车位充足,方便花卉生产商、批发零售商和集团客户进行花卉产品大宗交易。

3.1.1 盆栽花卉流通一级市场(白盆窑)

盆花流通一级市场主要开展盆栽花卉和绿植的批发业务,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应充分利用其设施优势,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低能耗、易运输的名优花卉种类,打造优质盆花品牌,创建国内一流的高档盆花流通基地,预计盆花销售占到北京市场的60%以上。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消费者需求,应在其中专门规划高档盆花专门市场,面积应不小于3000m2。

3.1.2 鲜切花流通一级市场(顺义区)

主要是充分利用首都机场的交通优势,在顺义区机场附近建立一个一级鲜切花流通市场,主要开展鲜切花的批发业务,最终建设和发展成为北京市鲜切花集散中心,预计该市场鲜切花批发占到北京市场的70%以上。鲜切花流通一级市场除了供应日常消费的常见鲜切花品种以外,还应该重点推广中国传统名花、香花品种,如牡丹、芍药、荷花、、月季等。与此同时,要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顺义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对当地花卉流通产业的带动效应,继续打造、推广并提升其花卉品牌形象,深入开展花卉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把北京市打造成为花卉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把有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特色花卉推向世界,让各国朋友领略中国地域植物景观风貌和中国名花的幽雅芳香,宣扬中国深邃的花卉文化内涵。

3.1.3 花卉电子流通一级市场(顺义区)

电子流通一级市场主要开展花卉产品及花卉相关产品的网上批发业务。当前,北京市花卉销售主要仍以传统的现场讨价还价及门店销售方式为主,而具有“安全、便利、快捷”等多种优势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在花卉流通产业中的应用比例尚显不足。因此,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在网络技术、视频技术、电子编码技术结合的基础上,以“网上选花、专业物流配送”为基本模式,重点建设花卉流通电子商务市场,发展花卉电子流通市场,加强花卉电子流通市场的硬件设备和配套设施建设,培养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使用电子商务进行花卉交易习惯,加快实现“便民、便携、便利”式花卉消费模式。

3.2 花卉流通二级市场

花卉流通二级市场是处于一级批发市场下端的花卉流通市场,该级市场应同时开展花卉产品的批发与零售业务。对北京市花卉流通二级市场的建设规划,应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3.2.1 现有市场的升级改造

以北京市现有的20多个大型花卉市场为基础,重点对其进行逐步改造升级,增添花卉流通设施设备,使二级花卉流通市场的硬件条件实现优化。与此同时,加强市场内部的功能分区建设,在完善市场销售功能的基础上,增加赏花、休闲、餐饮等附加功能,尤其是要重点解决好停车、餐饮、咨询、儿童娱乐等配套设施问题。

3.2.2 加强专业市场建设

随着北京市花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花卉需求增加,市场对相关辅助产品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大,如生产需要的栽培介质、农化产品、专用肥料、各式容器、喷灌设施等生产资料,以及适宜进入家庭使用的环保农药、长效便捷化肥、植物生长调节剂、保鲜剂等产品,这就需要加快非花卉产品销售业务的发展,使流通二级市场的服务功能多元化。

3.2.3 市场布局调整

针对北京市现有大型花卉市场分布极度不均匀的状况,以及北京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大型花卉市场建设不平衡的问题,目前亟需调整和完善大型花卉市场的区域分布。从短期来看,可以在中关村地区、亦庄经济开发区增加花卉销售点,以解决部分地区花卉需求品种多、量大而花卉市场少、规模小、发展缓慢的问题;东部地区由于花卉需求品位高、租摆需求量大而导致了花卉供求衔接不畅,因此,亟需加强莱太花卉市场对望京地区和CBD中心商务区的兼顾辐射作用;南部地区花卉市场多但花卉消费意愿弱,故而应该逐步调整花乡、玉泉营布局过近的状况,减少由同业竞争造成的行业整体损失。同时,从长期着眼,政府需要加快新兴大型花卉市场的建设与开发,在东四(五)环、西四(五)环各建立一个大型二级市场,填补东部和西部地区花卉市场的空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大型花卉市场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新市场的选址一定要吸取商业经验,要注意选择交通便利之地,并提供方便的综合服务。

3.3 花卉流通三级市场

北京市花卉流通三级市场是作为花卉专营市场而规划设立的,分为两种不同的流通模式,即北京市花卉园艺中心和北京市花卉销售连锁店。花卉三级市场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但规模较大,档次较高。

3.3.1 北京市花卉园艺中心

北京市花卉园艺中心作为花卉流通三级市场的一种模式,兼具花卉流通和园艺观赏两种功能。可考虑在位于北京市东部的朝阳区、南部的丰台区、西部的石景山区、北部的海淀区以及中部的东城区(或西城区)各建立一个花卉园艺中心,参照“奥桥花卉园艺中心”的模式进行经营。其中,建立在北京市东部朝阳区、南部丰台区、西部石景山区、北部海淀区的四个花卉园艺中心将主要以郊野公园、城市中心区公园或绿地公园为基础,建立在市区中部、城市中心区(东城区或西城区)的花卉园艺中心将以明城墙遗址公园或者位于北二环安定门附近的青年湖公园为基础,重点对其进行逐步改造升级,增添现代化的花卉流通硬件设施及设备,使其满足花卉贸易流通的基本条件。力争在全市建设20至30个花卉园艺中心,实现先进经营方式的全覆盖。

3.3.2 北京市花卉销售连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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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在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形成之前,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理论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空气、水、天然森林等环境资源因其没有接纳人类劳动而不具有价值。资源无价、环境无价不但加速了对资源的索取,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导致环境资源无法纳入会计体系。正是由于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的产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环境资源价值理论主张按环境的效用性和稀缺性确定其价值,变环境无价为环境有价。这就为具有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环境因素的会计计量奠定了价值基础。

(二)经济的外部性理论

经济的外部性是指某种物品或活动外溢到社会的、一定的成本或效益,而这些成本和效益却不能在决定该物品或活动的市场价值中得以反映。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它可使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基础受损。经济的外部性理论产生之前,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一般不需(至少不完全需要)负担环境污染所引起的费用和负效益。经济的外部性理论认为企业成本核算不仅应确认其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支出,也应确认其造成的外部成本避免了应由企业负担的成本转移于社会,也避免企业因少负担成本而获得了超额收益,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不公平。外部环境成本必须纳入企业核算体系的主张,为企业环境会计的确认范畴进行了更加完善的诠释。

(三)资源寿命周期理论

资源寿命周期主要是对地球资源从被人类采掘、提取开始,经过生产、加工、使用、回收以及废弃物处理等过程的系统描述。资源寿命周期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往往截止于产品生产加工完毕。资源寿命周期理论认为会计的研究对象不应仅停留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封闭区间,而应扩展到资源提取、产品生产、商品使用及回收再利用、废弃物处理等资源寿命周期的全过程。该理论突破了日常经营活动或业务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资金周转,而将企业会计核算对象拓展到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整个资源寿命周期。

(四)物质流转理论

物质流转理论主要阐述了物质流转各个环节、范围的影响变动程度的系统过程,揭示了自然界物质的运动规律131。物质流转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一般视企业为独立的生命体将其与外界自然环境割裂。物质流转理论认为环境与企业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会计核算应从环境资源在企业经营活动作用下的整个循环过程来看待成本耗费及补偿问题,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消耗的补偿,还要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与补偿,以完成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实现环境系统在结构、功能上的动态平衡,保持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正常循环。

(五)社会责任理论考虑经济责任,而无视其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企业在为所有者谋求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职工、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的利益。明确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就要求企业履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正确核算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使信息使用者正确评价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促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减轻并消除环境污染,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降低能耗,做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之前,企业的会计核算经常是只顾及当代人需要,而很少顾及甚至不顾及后代人需要14。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必须站在代际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其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通过会计核算,计量、反映和控制相关的环境资源,突出为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的会计目标。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了企业在发展中对环境的重视,革新了环境会计核算体系的理念。

二、现有环境会计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上述环境会计理论基础有效地解决了环境的价值、生产成本的完整性、物质流和能量流的正常循环、企业社会角色定位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为环境会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这些理论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现有理论基础的核心是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这种补偿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成本为上限。若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以这些理论作为基础,则只能维持环境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目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保证不继续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也就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不和谐向和谐的方向转变,而这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二,现有理论基础强调的是物质,即强调优化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因素,缺乏人文关怀,对人文因素考虑很少。换而言之,就是未全面考虑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因而无法满足人类全面发展的需要,无法实现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第三,现有理论基础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必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人类的发展未必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人类可以通过合理利用环境资源,获得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双赢。

第四,现有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性,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环境问题,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环境会计面临的所有问题15。如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只解决了环境资源的价值问题,经济的外部性理论只着眼于解决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等。这些理论只考虑作为系统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并没有将环境会计体系作为一个系统,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整个系统应当怎样整合、协同才能达到最优的发展。

总之,这些产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基础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因其固有的局限性,难以为建立一整套适应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三、环境会计和谐理论

(一)构筑环境会计和谐理论基础的必然性

环境会计理论是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环境会计的“实践概括”而成的“有系统的结论”。由于环境会计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发展,有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就必然要求什么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和实践。因此,环境会计理论的生命力,必然建立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之中。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的《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当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383.3万t,SO2排放量2468.1万t,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175767万t;197条河流的407个断面中,W级和低于W级水质的断面比例为50.1%。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在三级和低于三级标准的占39.5%。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状况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如果环境会计的理论基础继续停留在维持环境简单再生产、忽视人文关怀、不按和谐社会要求进行系统整合的状况下,根本无法满足当今环境改善和环境会计发展的需要。为此,必须树立能满足现在和今后较长时期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需要,与建立和谐社会一脉相承的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二)环境会计和谐理论的基本内涵

和谐社会理论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构建新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提供了全新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和谐社会理论指导下,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应该充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发展。既要考虑资源的稀缺性、能量的正常流转和环境的承载力,从生产力角度对环境资源进行必要的补偿和调整,又要注意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考量经济的外部性,从生产关系角度对个人、企业这些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使之趋于和谐,更要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系统解决问题,促进全面和谐,实现全面发展。

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仅实现环境的简单再生产是不够的,还要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原地踏步不是和谐的本质,和谐是发展的和谐,是进步的和谐。所以,环境会计对环境的补偿不能简单地以耗费或损害为上限,而应以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的和谐为标准。这一标准往往高于为维持环境简单再生产进行补偿的标准,高出部分体现了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义务。此外,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支撑的环境会计,还要注意体现人文关怀,促使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生产行为有助于维护和发展员工以及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有助于整个社会建立更和谐的生产关系。

(三)环境会计和谐理论的计量模型

现有环境会计对环境成本计量的标准只要求简单补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耗费或损害,只能维持环境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支撑的新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对环境成本的计量要体现和谐性和发展性,成本确认计量标准要高于现有要求。为此,环境总成本应由环境补偿成本和环境发展成本构成,通过提取“环境补偿基金”(环境补偿基金=资源耗费+环境损害),对即时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损害进行必要补偿,维持环境的简单再生产。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取“环境发展基金”达到“高于已发生的环境损害或者耗费的标准,实现整个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和企业职工环境权益的发展,保障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可持续地向更协调、更高的方向发展”的标准,实现促进和谐的环境扩大再生产;并借助“环境补偿基金”X“和谐发展系数”来实现其计量。这里的和谐发展系数是指为了实现环境的扩大再生产所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与为实现环境的简单再生产需承担的补偿义务两者相比得出的系数,具体包括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和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即:和谐发展系数=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职工环境权益发展

环境成本是环境会计中最基本的内容,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将符合和谐理论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型概括如下:

环境成本二环境补偿基金十环境发展基金二环境补偿基金十环境补偿基金X和谐发展系数=环境补偿基金+(环境扩大再生产基金+职工环境权益发展基金)二环境补偿基金+环境补偿基金X(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

和谐发展系数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在该经济发展速度下环境的承载能力加以确定。实践中,一是由国家有关权威部门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资源统一确定不同的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以税收的方式提取全社会环境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国家统筹进行环境的扩大再生产;二是由国家有关权威部门根据利用环境资源对职工和周边社区的环境权益影响程度不同,确定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由企业提取用于改善职工环境权益、促进员工身心健康、提升企业环境形象的专项基金。核算中,企业将依据这两个系数计算环境成本归入生产成本,从企业会计核算层面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扩大再生产和企业职工环境权益保障要求。国家统一确定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时,可遵循以下原则:利用可再生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可以定低一些;利用不可再生、但已有较好替代品的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可以定高一些;利用不可再生、尚无较好替代品的环境资源,环境扩大再生产系数要定得更高一些。国家统一确定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时,对职工和周边社区的环境权益有较大损害的,职工环境权益发展系数确定得大些,反之亦然。

(四)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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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大致经历了全面恢复期、曲折发展期、基本停滞期、大力发展期、全面发展期、和谐发展期,其中和谐体育以全面协调发展为发展目标,同时其价值取向呈多样化。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发展和谐体育则是实现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和谐社会为研究背景,就和谐体育的基本框架体系和实现途径展开讨论。

一、和谐体育的基本框架体系

和谐体育的基本框架体系大致包括和谐体育环境、和谐体育意识、和谐体育资源、和谐体育目标、和谐体育系统发展环境等五大方面。下文主要从上述五大方面就和谐体育的基本框架体系做进一步阐述。

(一)和谐体育环境

体育环境是一切体育运动要素及围绕人类体育运动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总称。体育环境通常由人工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组成,其中自然环境的和谐即为人类与体育活动和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人工环境的和谐即为体育活动场所与周边自然环境和人类间的和谐;社会环境的和谐即为体育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体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保护环境、文化环境、人际环境等的和谐。

(二)和谐体育意识

和谐体育所提及的体育意识是人们就体育认识所形成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总称,其通常由体育参与意识、体育政策意识、体育管理体制意识、体育组织体系意识、体育法规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组成。

(三)和谐体育资源

体育资源是人们生产体育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及进行体育活动所需的各类资源。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通常应坚持“高效运用、合理开发”的原则,其主要由体育场地设施资源、体育自然环境资源、体育人力资源、体育信息资源、体育社会资源等组成,其中和谐的体育资源主张就各类体育资源予以重组和优化配置。

(四)和谐体育目标

和谐体育主要体育事业的发展应该树立和谐的体育目标,即综合考虑体育的线性目标、体育的传统目标、体育的全方位目标及与体育发展优势和体育发展规律相符的和谐目标。一般而言,和谐的体育目标由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教育目标、文化目标组成。

(五)和谐体育系统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体育主要由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组成,三者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三者的衔接点便为研究体育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和谐体育通常需重点强调如下内容: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体育事业发展的后续性与连续性,区域体育、城乡体育、体育的社会部门三者间的统筹发展,即城乡体育、三大体育及区域体育一体化发展模式。

二、和谐体育的实现途径

结合和谐体育的基本框架体系,本文主要从如下方面探究和谐体育的实现途径:

(一)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同步发展

由前文可知,体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制约条件并不单一,其中体育的发展程度直接受制于社会的发展程度,而任何与社会发展规律不相符的体育超前发展观点或行为皆存在盲目性。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程度通常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由此可把体育运动与社会变迁的关联性做如下归纳:体育发展的规模和方向受到经济变迁的影响;体育的价值观念和性质受到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体育的发展速度受到科技变迁的影响;体育的功能和发展目标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体育的文化形态受到文化变迁的影响。由此可见,和谐体育必须坚持“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同步发展”的发展理念。

(二)体育的“五个统筹”发展

“五个统筹”是和谐社会时期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目前,我国体育事业与我国社会结构一样呈现出城乡二元化特征。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和谐社会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体育事业的发展程度对和谐社会时期社会的发展程度存在直接性的影响。人是任何体育活动的直接作用者,自然环境是体育活动的前提条件,则必须确保人与体育、体育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体育的内外统筹发展即为国内外体育项目的合作与交流,也就是统筹我国国内具体情况和国外先进发展经验,以达到发展国内体育事业的目的。研究证实,“五个统筹”是我国和谐体育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

(三)大力发展农村体育事业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体育一直为我国和谐体育发展的薄弱环境,其甚至直接影响着我国和谐体育的大范围实现,究其原因为农村地区经济滞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体育场地设施不够、地方城府机构重视程度不足、农村人口健康意识和体育锻炼意识薄弱、地方性体育资源利用率不高且体育资源大范围紧缺等。近年来,我国“三农”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为建设农村体育文化事业提供了契机。结合农村劳动力、农业稳定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体育的构建四者间的相互关联性,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体育事业必须把农村体育事业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亦或把农村体育事业当作首要问题予以解决。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具体做法如下: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体育知识与健康知识讲座或宣传活动;结合地区特色开展体育锻炼活动;结合地区特点和人文习俗大力发展身体娱乐项目、特俗运动项目、乡土体育、民俗体育等;加强政府对农村体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农村体育资源的利用率等。

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尚未摆脱经济、文化、资源、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农村体育事业,其已经成为了我国和谐体育发展的最薄弱环节。总体而言,和谐体育是时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实现途径包括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同步发展;体育的“五个统筹”发展;大力发展农村体育事业等。

参考文献:

[1]罗仕贵.和谐社会背景下和谐体育的构建及其实现[N].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5(3):148-151.

[2]黄宝哲.儒家“中和”哲学与社会主义和谐体育的构建[D].山东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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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随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和深化, 环境会计开始成为会计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许多国家和相关的会计组织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推动其发展。环境会计是会计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现代会计分支,它吸收了环境经济学等学科观念和方法的精髓,以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基础,运用货币的或非货币的多种计量手段,核算和监督企业的环境活动以及分析环境活动对企业的影响,确认、计量资源的耗费以及资源的补偿,以达到保护环境和协调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平衡发展的目的。

环境会计在计量时既要使用传统会计中的货币计量单位,还要使用一些非货币计量单位,如实物计量和技术指标等,甚至是文字说明来反映环境状况的变化,它将企业看成是功能性的社会组织,不仅计量企业经济活动的财务影响,还计量企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更加注重于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的核算和监督。

和谐社会与环境会计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是环境会计发展的动力,环境会计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推力

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以保护自然环境资源为基础,强调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平等的发展机会。因此和谐社会建设要求企业应该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经济活动与环境的良性关系,注重经济发展、保护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协调一致,不威胁子孙后代的利益。环境会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人类对自身行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理性反思,为了保护环境,加强企业与环境的友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环境会计成为企业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形式之一。因为环境会计促使企业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客观地反映企业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和补偿情况,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的环境信息,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重视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有效地保护环境资源;将同时提高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说环境会计推动着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环境会计的内容体现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其支持

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是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发展时,注重环境、经济和社会平衡协调发展,不能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环境会计的理论体系和核算体系都体现着和谐社会的这一内在要求。因为环境会计把其涉及的内容扩展至企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计量、反映、控制和监督环境资源,改善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兼顾环境效益,通过环境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报告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为企业实施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提供帮助,最终达到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优化。

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与环境会计的本质属性是存在一定的内嵌性的。建设和谐社会要求会计须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活动和环境状况予以正确的核算和监督,这就对传统的会计计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环境会计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因为环境会计可以运用多重计量手段对发生的环境经济活动、环境经济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会计报表中进行充分的披露,提供充分、全面的会计信息,从而有力地支持和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实施环境会计的障碍分析

(一)方法障碍

第一,环境会计要素的分类障碍。环境会计要素是环境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是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具体内容和组成项目,是构成会计报表的基本要素。对于环境会计要素,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有 “三要素论”(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中规定的环境会计要素分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和环境成本;刘永祥认为环境会计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效益和环境费用)、“四要素论”(李宏英认为环境会计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负债、环境收益;李心合认为环境会计要素包括环境支出、环境收益、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五要素论”(李武立认为环境会计要素分为资产、负债、成本、损失、收益;张白玲认为环境会计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费用、环境效益、环境资本)、“六要素论”( 陈琳等认为环境会计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收入、环境费用和环境利润)。

第二,环境会计的确认障碍。环境会计的确认是将涉及环境活动的每一笔业务事项确认为何种环境会计要素并加以记录,最后列入企业财务报告的过程。但我国尚未颁布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没有统一环境会计要素的分类标准,因此对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缺乏依据。另外,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目前只有废水、废气排放物等几项国家标准,标准的缺失造成了环境会计的确认障碍。

第三,环境会计的计量障碍。环境会计的计量是确定记录各项环境活动业务事项的数量及金额的过程。由于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企业所进行的与环境活动有关的所有活动,这里面包括着许多无法用货币计量的环境经济事项。因此构成了环境会计的计量障碍。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才具有价值,可以以交易价格为前提用货币来计量,而自然环境资源是非交换、非人类劳动的公共物品,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没有市场交易价格的存在,因而不能用货币进行计量。但这些自然资源环境向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提供的各种服务是有效用的,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环境会计需要对之计量。可见,由于环境会计核算监督内容的特殊性,要正确计量、反映自然资源的成本、收益以及企业环境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必须探讨建立新的计量方法。

第四,环境会计报告的障碍。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环境会计报告模式,无论是披露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环境会计信息不仅包括货币性的部分,而且包括非货币性的部分,如何在环境报告中反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对于货币性的信息,是否可以与传统的会计计量相融合,在环境会计报告中反映;而对于非货币信息部分,是否可用文字来进行说明,在环境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是采用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增加环境会计各要素的揭示与披露的补充环境会计报告;还是编制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书,单独披露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这些都是环境会计报告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二)观念障碍

长期以来,“惟GDP论英雄”是不少地方政府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干部政绩的评价标准。地方经济的发展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难以挽回的损失。而环境一旦遭受污染或破坏,其治理和恢复将需要更多的成本,甚至有些污染是不可逆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和发展观,重经济轻环境,导致了地方政府对推行环境会计缺乏足够的重视。“惟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催生了以GDP为导向的干部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又反过来促进GDP导向的政绩观,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大了环境会计的推广和实施的难度。

经济利益至上的企业绩效观念是我国推行环境会计的另一观念障碍。诚然,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经营者为了实现经营业绩,确保所有者企业的持续经营,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企业的经营者也会忽视环境问题,忽视自身经济行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因为将环境成本考虑进企业的总成本,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将会导致了企业现有利润的降低,影响企业经营者的业绩,所以经济利益至上的企业绩效观念阻碍了企业实施环境会计核算。

(三)制度障碍

由于我国开展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比较晚,我国目前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够健全,环境会计法律制度没有建立。尽管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的环境保护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是从违规惩罚的角度来迫使企业规范其行为,缺乏对其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动性激励的考虑。而且这些举措的环保力度仍然不够,不仅表现为法律覆盖面不全面,而且其操作性也亟待改善,无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匹配。

发展环境会计的对策建议

(一)组建专门的环境会计研究机构

组建专门的环境会计研究机构,完善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工作,解决环境会计在方法上的障碍。实行环境会计首要解决的是其自身的方法障碍问题,为此,政府应该组建专门的环境会计研究机构,由会计、经济、环境资源、法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团队,重点研究环境会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定型的实践模式,完善我国的环境会计体系,尽快出台环境会计基本准则、环境会计具体准则,明确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加快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发展。此外,还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环境会计理论,结合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发展之路,促进环境会计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顺利实施。

(二)加强教育和转变观念

转变观念,开展绿色教育,营造社会氛围,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科学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是环境会计有效实施的保障。科学的政绩观的实质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检验当前的政绩行为,要看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评判。因此要转变“惟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政绩评价标准,形成科学的政绩导向。

积极开展绿色教育,增强环保意识,为环境会计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绿色教育,提高企业管理者对环境会计的重视程度,强化和提升企业会计人员运用环境会计的专业素质,保证环境会计的有效实施。企业作为环境会计实施的微观主体,应主动地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管理决策中来,披露真实、可靠的环境会计信息;企业是社会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此还应从社会的角度来考核经营者的业绩,促使企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

(三)加快环境会计和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

法律是环境会计执行与实施的最终保障。目前,我国尚未针对环境会计核算进行立法,这给环境会计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政府应在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对原有的有关法律条文加以完善,明确企业在构建和谐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义务与要求,使企业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会计制度。从奖、罚两个方面来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一方面,政府在立法时应该明确规定提供真实的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可得到相应的奖励,促使企业自觉自愿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则应该制定严厉的法律惩治措施对提供虚假的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进行制裁,使之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得不偿失,迫使违法企业提高环保意识,规避其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社会监督是环境会计有效实施的有力保障。企业往往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如实地披露其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因而需要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方机构来对之进行核查与监督。社会监督机构应该依据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环境会计法规、准则,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与鉴定,并向社会公众充分披露,促进企业加强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核算,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决策时充分考虑环境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篇12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6-0019-03

社会谣言不是针对某个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务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陈新汉,1996:53)”。社会谣言与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一样,是一种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会谣言是一种初级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虚假性以及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等。

1.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

从对社会谣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会谣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非“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这里“无关紧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种事务的“社会性”,事务如果是“无关紧要”,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事务是否“无关紧要”则有赖于社会情境([美]戴维・波普诺,1999:606)。一项针对个人私事务的谣言,当特定的社会情境存在时,其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特定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个人事务变得“有关紧要”,获得社会性,从而完成个人谣言向社会谣言的转化,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针对所谓中国“非典”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传闻,看似个人谣言,表达的也是黄杏初个人的事务,其实质上却已经是一个社会谣言了,因为在“非典”这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认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已经不是“无关紧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会学集群与行为理论从群体共享信息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谣言,认为社会谣言是一种“非体制产物”,是一种“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维・波普诺,1999:604)。“无组织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许多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给谣言定义时也强调了谣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国的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法]卡普费雷,1991:18)。”墨菲则把谣言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的非正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谣言所传播内容来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体现。陈新汉认为“社会谣言就其内容来源来说,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来说是非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陈新汉,1996:55)。”在这里,我无意对各自有关谣言定义本身作详细评价,但是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即他们都指出了谣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虚假性

社会学将谣言与“小道消息”一起视为传闻的两种形式。谣言作为传闻的一种形式,与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谣言则总是假的。社会谣言特有的产生机制,注定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虚假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删减、强调和同化”是社会谣言流传的三个主要环节(陈新汉,1996:53)。

在“删减”环节,事件的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大大删减了。传播者或断章取义,或遗漏信息,使得整个事件变得越来越简略而失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被删减或简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排除删减者主观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学所强调的“遗忘规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强调”环节,传播者总是对那些符合自己兴趣、利益和需要的内容比较重视,印象也较为深刻,因此这些信息在再次传播中往往会被传播者重点渲染和故意扩张,客观上起到了强调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环节,此时,“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陈新汉,1996:53)。”此时,经过“删减、强调和同化”产生的“高度吻合”的统一体,与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吻合”的统一体所包含信息的虚假性也大为增加。

那么公众在传播社会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删减、强调和同化”呢?陈新汉认为“共鸣”是始作蛹者,“关于某个社会现象的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是因为它们不能引起共鸣;而某些细节在流传过程中被强调和夸张,是产生于要使别人发生共鸣从而需要加强说服力所至;而同化和产生'完善的形式',是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共鸣,从而在受传者意识中所产生的结果(陈新汉,1996:54)。”“共鸣”,包括利益共鸣和情绪共鸣,当某种与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绪需要相一致的社会谣言出现时,人们总是抱着极度关切的态度来加以肯定性评判,这个过程本身推动了社会谣言的产生,促进了社会谣言的生长,扩大了社会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传奇”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很有道理”([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有力”的证明,比如说“据某人亲眼所见”、“据某权威人士所言”。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由于对瘟疫,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瘟神”的一种好方法,在今天农村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要放鞭炮驱赶“鬼神”的习俗。当“非典”疫情袭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治疗的疾病的时候,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

4.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

社会谣言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

2003年5月份,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并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们看到了吗?”回答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听朋友讲的”,“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等等。”在这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当然,在信息时代,亲友间“面对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而是发展成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董娅,2006:333)”

1.新颖的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道听途说、耳语相传”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在信息时代,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3年“非典”时期,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难以统计,一时间,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如“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谢诗建等,《沈阳今报》,2003.5.1);“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楚天金报》2003.5.1)“转发'非典'谣言短信息,一农民被拘15天”(《中华网》2003.4.27)等等。今天,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

2.瞬间的传播速度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曼纽尔・卡斯特,2001:90)”,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瞬间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同步”。如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前后仅花一天时间,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李香平,2003:15)。”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3.“全球”的传播范围

受众的全球性是第四媒体的主要属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革命性作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复制和传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跨地域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跨地域带有'时滞'。第四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地域限制,结束了这种'时滞'障碍,实现了'实时同步',即所谓超时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体以其“多终端、超链接、跨媒体、多平台(蒋亚平,2002)”的特点,实现了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开放,只要点击鼠标,人们就可以实时获得任何连网电脑上的共享信息资源,当然也包括社会谣言。

社会谣言误导公众,使人们在最渴望了解某种信息的时候,却获得了虚假信息,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

1.由权威来公开权威信息

从信息角度分析为什么社会谣言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原因时,社会学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社会谣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信息是否真实;其次,公众对该类信息“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对于社会谣言的发生十分重要,如果该谣言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的传递也将受到阻碍,而正因为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众性问题,且对这个问题又缺乏权威信息,社会谣言才得以产生,并在流传中得以丰富。其中,“权威信息”尤显重要,由于社会变迁,和过去经常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社会谣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时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实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时地利用传统媒体发挥它的权威性(李香平,2003:18)。”

显然,只要我们去除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就无法生存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无法去除,那么我们就只有去除第二个条件。既然“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会谣言产生的条件,何不给予公众以足够丰富的权威信息呢?这是控制社会谣言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时期,当广东出现第二次抢购食盐和粮食风波的时候,政府(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并以“新闻会”和“主流媒体”(官方权威媒体)介入的方式,“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使社会谣言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可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兴的是,在“非典”后时期,我国政府正从机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对公众的信息制度。该项举措开辟了一条公众分享政府权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将有助于对社会谣言的控制。

2.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

谣言的生命力在于流传,社会谣言发生的本身也包含着流传,在社会谣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是对谣言内容的默认,因此及时辟谣、阻断社会谣言流传就不失为一个控制的好方法。“在谣言一出现时就进行辟谣,一旦谣言发生了效果,再来辟谣就会增加难度,就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偏见一样。有时辟谣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回忆,结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强谣言的效果(邓东蕙,1993:408)”。从发生在我国“非典”时期的几则社会谣言的有效控制来看,政府(权威)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当江苏南京郊县出现“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会谣言时,南京市收视率较高的权威媒体“南京零距离”及时辟谣,阻断流传。其它诸如对“北京封城”、“广东抢购盐米”、“某某城市又出现'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会谣言,政府也采取及时辟谣的方法,使得这些社会谣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时消除了这些社会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

3.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社会谣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情境及一个社会的信息机制等,也有公众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众的心理因素、知识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谣言多发生在“突发事件”后,如自然灾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会事件(金融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因此,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提高其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度的恐慌就尤显重要。

另外,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如“都市传奇”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他绝不会去传递“微波炉里的狗”的谣传的。而相反,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如“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只有在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为此,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

4.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制谣、传谣者

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陈新汉,1996:55),仔细分析该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首先是主观角度,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他们或为报复社会、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就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严惩。其次是客观角度,即制谣、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的目的,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反权力”的,如“非典”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传谣者来说,理应受到惩罚。2003年“非典”时期,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中国新闻网》,2003.5.9)”。

参考文献:

[1]陈新汉,1996,《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思考》,《求索》第2期

[2][美]戴维・波普诺著,1999,《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法]卡普费雷,1991,《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4][美]曼纽尔・卡斯特著,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香平,2003,《信息时代: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青年研究》第3期

[6]方益波编著,2001,《网络之音: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蒋亚平,2002,《中国网络媒体现状分析和展望》,《中国记者》第5期

篇13

阶层是一种社会的现象,阶层分化是社会各阶层因为掌握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而在社会结构中逐步形成比较明晰的层次划分。阶层的分化除了能长期的存在,另外还会在部分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科学地研究社会的阶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一二十年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也使社会分层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随着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财富的增长速度也以过去数倍的速度聚集,贫富差距的增加也引发了学术界很强烈的兴趣,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均介入研究。短期的时间里,不管是研究上还是理论上,都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成果,从而开始产生社会阶层的心理学。

一、不同阶层感知公平的差异性

(一)社会分层的研究

当代社会阶层分层研究的主流,目标被简化为描述社会阶级或阶层结构以及这些阶层产生或持续的过程。据此,他们主要是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社会分层的方式和来源,二是当代社会分层的结构,三是社会分层的制造过程,四是社会分层的后果。

(二)贫富差距

人是怎样感知公平,又是怎样觉得社会不公平呢?研究发现,预测公平感最强的就是个体的归因方式,也就是能否感到公平,决定于个体对于事件的结果归因。例如,个体对贫穷以及富裕的归因倾向,对分配公平感而言有非常大的影响,假如倾向于机会不平等(外归因),分配公平感就不强,假如倾向于个体的能力,(内归因),分配公平感就比较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样本中,这一结果都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当前在微信中流传最多的就是“阶层固化”,这固然是对阶层上升通道关闭的忧虑,也是对于暴富群体的仇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分配制度的调整和变化,商品市场促使了贫富悬殊的现象。贫富差距的加剧引起的分配不公平感已经成为较为热门的话题,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由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有着相异的不公平感受。从而得知,个体感知社会公平的一个基础因素就是怎样对经济结果进行归因。从某种观点来讲,一些低阶层者倾向于对事件做外归因,但是高阶层者更倾向于做内归因[1]。

(三)社会不同阶层的公平感差异

一项研究的很多项指标显示,处于社会低阶层的人反会觉得社会是公平的。而且在此前后,也有一些研究在不同样本的基础上,得出相似的结论。这种低阶层认为社会是公平的观点被称作为地位公正化假设。但由于研究不断深入,很多的研究结果对此种观点也提出了质疑。由于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争议,所以,在中国样本的基础上,课题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有两个指标可以对社会公平感进行反映,系统性正当性感知就是其中一个指标,而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被提到的分配公平感就是另外的一个指标。在全国各地,这两项研究都在广泛地取样,而结果上也显示,不管是社会分配的公平感还是系统正当性感知,还是个人分配公平感,主观高阶层都明显的高于主观低阶层,这也与国外所研究出的结果相一致。而且在社会认知视角的基础上,我们也考察了归因的倾向在此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在实际当中也得到了证实,有一些低阶层之所以感到不公,主要是由于了解到了更多社会因素对个人的经济困境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在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的揭示,此外研究会为什么会支持公正化假设,有哪些深层的因素,还有待下一步探究[2]。

二、社会公平对阶层的影响作用

(一)社会阶层对低阶层产生的影响

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富差距太大的状况,就要让低阶层能够顺利地向上流动,但是这又决定于低阶层的人群追求的个人目标。但是,通常而言,低阶层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生目标是比较难实现的。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对低阶层者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应用目标动机理论来解释,在支持性的这种环境下,个体目标更利于实现。但目标支持环境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公平,会在目标设定的期间,对目标的可得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者追求目标的目的以及动机。在组织行为学这一领域,一些研究者说组织公平可以对目标承诺进行预测,但是很少有研究将组织公平这种领域延伸到社会公平这种领域,这样才能对社会公平对个体目标的实现和承诺的影响进行考察[3]。社会分化的急速发展,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走过了由学历社会向业绩社会的过度。学历社会有着身份社会的痕迹,同时又和业绩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对于低阶层的发展没有可以占据的任何优势。社会阶层之间界限的清晰化,在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成员之间,仍然有着流动化和灵活化的关系,而且不同阶层的人们均依靠法律契约保护自己。但是特权的荫庇又影响着穷人子弟向上的通道,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越发困难。在八十年代初期通过高考获得分配工作以至改变出身的情况不再出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也缀跬耆封闭。

(二)公正的世界信念

假如说人们能够直接地感知社会的公平感,那么公正的世界信念就是人们更深的认识到自己所在的世界是不是公正。拥有公平的世界信念的人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并且是公正的,每个人所得到的都是应该得到的,而这种观念也和善恶终有报这种思想有着几分相似之处。公正理论指出:“对不公平的事件的再次认知,会使个体产生不舒服感和痛苦的情绪体验。”拥有这种公正公平的信念,首先是需要成年人要具有健全的人格,心理学家认为健全人格是生物进化所赋予人的本性在充分发挥时所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人类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心理健康的层次可分为心理疾病或障碍、心理机能正常和人格健全三个层次。但是不一样阶层,要面对不同的生活实际善,他们也分别存在低层次的心理健康问题,如过度紧张和焦虑、对周围环境的顺从或反感、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等。阶层分化的过程中,阶层之间的政治差距逐步缩小,而经济差距则越来越大。对于一些高阶层,他们控制着资源分配的渠道,他们不公平的社会运作方式,也影响威胁到低阶层群体成员的信念和价值观。这种公正的世界信念可以更好地对其自身地位合理性以及自尊进行维护。一旦他们的优势权利受到威胁,他们也会做出反击以维持现状并消除威胁。而低阶层的如何则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有改变现状的动机。社会公平在阶层的分化中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阶层不断通过非程序手段谋求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甚至有些超越法制的念头。但是对于一些低阶层而言,情况就比较地复杂。低阶层者会按照情境信息来进行判断,当他们保持着这种信念的时候,就会认为自身所处的糟糕的处境是环境造成的,也是应当的,而这对低阶层者改变群体的地位是非常不利的。

三、阶层分化和社会和谐

(一)阶级分化的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

社会的分化实质上是社会分工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差异体现。国家的市场机制调整了各阶层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全体成员起到了激励的作用。“阶层”可以体现社会群体划分的稳定性,而阶层之间的相互评价和阶层的自我评价也都是多角度的。人们之间地位和收入的差别,对于协调各阶层的关系也有着根本的影响。当前已经从“学历从社会认知视角进行分析,是客观物质资源和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差异,造就了人们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认知。而处在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有着相对稳定的心理和情感认知,客观环境又导致了不同阶层者的认知倾向差异,这些差异也影响到不同群体的生活状态。

(二)阶层分化与社会和谐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成果,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政治上的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的。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科学家们就从社会和群体的层面对社会阶层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进行了研究,近二三十年心理学家对于社会阶层和健康的研究也显示,高阶层者有着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体验到的幸福感更强。在目前的条件下,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前提下,社会阶层分化对人的上进心的激励,强过于空洞的政治说教。

当前社会科学界对我国阶层分化的研究整体还处在初级阶段,但随着政治实践的进展,尤其是十以来反腐力度的增加,社会竞争也趋于公平和透明,对于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还处在不断地发展阶段,揭示高低阶层心理和行为差异,也让我们看到了阶层给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微观上,可以在探索心理根源的基础上,对低阶层难以向上流动的一些因素进行挖掘,这样才能培育出低阶层的社会创造性和适应性。在宏观上,也要将很多种社会上的因素把握住,建立综合的模型,寻找当下限制低阶层发展的缺陷,为低阶层追求成功提供更多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彭心安.阶层分化与社会和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2]郭永玉,杨沈龙,李静等.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15(08):1299-1311.

[3]郭慧玲.由心至身:阶层影响身体的社会心理机制[J].社,2016(02):146-166.

[4]周春燕,黄海,刘陈陵等.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社会阶层对阶层刻板印象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5(04):511-515.

[5]刘宗粤;何苗;刘裔.没有过不去的坎:中国社会各阶层心理障碍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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