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6 08: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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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年来，幼师教育迅速发展，就业前景广阔。然而，在当前多元文化思想背景的冲击下，道德教育正日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幼师生作为未来幼儿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思想道德水准将对幼儿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如今，幼师生的道德教育已存在的多重困境，面对其道德现状，笔者试图从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寻求些许解决问题的启示。
一、当代幼师生道德现状
随着高校不断的扩招，幼师教育逐渐失去往日的竞争力，很多上幼师的学生文化基础薄弱，自我约束能力差，思想意识淡薄，他们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传统道德缺失，主要表现在：
1.责任感缺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很多幼师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对他人的要求十分苛刻。他们大多数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从小就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正是家长的过分疼爱，使他们养成了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习惯，在学校与同学相处不融洽，甚至与老师作对，在家中漠视家长的关爱，缺乏感恩意识，集体主义意识淡薄。
2.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
由于幼师生的年龄偏小，他们的思想道德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出现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的脱节现象。如虚荣心强、经不住诱惑、行为过于偏激等问题频频出现。
3.理想信念意识不强
很多幼师生在求学期间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部分学生行为散漫，有的甚至染上不良嗜好，出现了打架斗殴、贪图玩乐、追求时尚、厌学早恋、铺张浪费等严重现象。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幼师生道德教育的启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成功而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思想既包括爱国情感、伦理观念、包容意识、道德标准，还包含仁爱、诚信、感恩等传统美德。借鉴孔子的思想，尤其是关于他“仁”、“义”、“信”的道德教育内容，对重构当前幼师生的思想教育模式起着特殊的作用。
1.借鉴孔子的“仁爱”的道德品质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仁”作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准则。《论语•颜渊》中对“仁”的解释，曰：“爱人”。“爱人”二字可看作是孔子眼中“仁”的基本含义。“爱人”即是说人要有仁德之心，要懂得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可见，“爱人”是仁德的情感基础。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他提倡的“爱人”不是指特定的群体，而是说爱一切人，而这种爱是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应以孝悌为本，以“爱亲”为起点，即对父母兄弟的爱；并推而广之，“爱人”的终点便是爱众，即天下之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事实上，孔子所说的“仁”不仅包括了对人类的爱，还包括了对自然的爱。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仁”已经成为了一种博爱。孔子还认为仁者要尊重别人，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尊重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鉴于当前幼师生的种种道德表现，我们要用孔子的“仁爱”精神来塑造幼师生的博爱情怀，培养他们团结友爱的和谐精神，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健康人格。
2.借鉴孔子的“律己修身”的道德标准
孔子是最早提出修养理论的人，他根据“为仁由己”的思想设计一整套自我修养的理论和方法，他用“修德”、“克己”、“正身”、“慎独”等词语概括了他对个人修养的主张。子曰：“吾一日而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是说要通过自省从思想意识、情感态度、言论行动等方面去认识自己、剖析自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意思说每个人需要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要自觉遵守道德行为规范。事实上，孔子“为仁由己”这种思想的理论意义在于：道德水平的高低对事业成就有巨大的影响，而道德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主体的自我意识、情感、性格等因素，能否具有端正的心志、高尚的心灵对人德行的修养和事业的成败都有直接影响。
今天的幼师生正缺乏孔子的那种“吾一日而三省吾身”的做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经不住物质诱惑。而孔子的个人修养的主张能最大限度的将社会公德转化为人的内心信念，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借鉴孔子“义与利”的道德情操
儒家看待义与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其中所体现的是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富足的心态，强调道德上的幸福感。儒家即便讲利也要落到义上。子曰：“见危授命，见利思义”《论语•宪问》。所谓见利思义，就是主张以义制利，对于迎面而来的物质利益，合乎义则取，不合乎义则不取。
孔子这一原则对幼师生在生活中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腐朽的思想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同时，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也要引起极大的重视。
4.借鉴孔子“诚实守信”的处事之道
诚实守信是交往之道，它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精神纽带。子曰：“民无信而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诚信是立人之道，是处事的基石，是“君子”的基本道德标准之一，是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和维护朋友关系的准则，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强调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诚信的品质，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认为“信则任焉”。这些都表明孔子对人际交往中诚信的高度重视。孔子还认为君子对于事业应当是“义以为质，礼以成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在以道义为原则的基础上，靠诚信来完成。
在现实生活中，幼师生缺乏诚信的现象比比皆是，如考试作弊、作业抄袭、朋友相处缺乏诚信、人际关系淡漠等。因此，教育中要增强幼师生的诚信教育，强调诚实守信的重要性，使其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结束语
总之，在幼师教育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的条件下，认真探究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发掘其合理价值，剔除其糟粕因素，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也利于促进幼师生思想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雪峰等.浅析孔子的德育思想及其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启示[J].西华大学学报，2004，(2).
[2]张文惠.论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科教导刊，2011，（6）.
篇2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篇3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170-01
一、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教育的内容
（一）二者都把道德教育放在核心位置
孔子始终把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首要任务。据《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所讲的这四项是指典籍文献、道德实践、对人忠诚、讲究信用四项内容，道德占了三项，典制与德行互为表里，也有密切的联系。而苏格拉底也认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 ，最大的学习就是善的学习。在苏格拉底那里，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也正因为善的理念赋予人的理性以认识能力，使认识对象具有真理。
（二）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
“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孔子多次谈到“仁”,孔子说的仁,包括了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道德观念,而其最基本的涵义则是“仁者爱人”。
苏格拉底所使用“德性”这一概念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它包涵了各种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统一起来。“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都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并不表示一个具体的德目,而是所有德目的一个通名。
二、孔子和苏格拉底德育教育的方法
（一）言说的标准问题
孔子和苏格拉底可说是中西方传统言说标准的确立者。然而，苏格拉底把言说的标准最终确立于言说本身，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从而最终取消了言说的标准。[3]苏格拉底非常注重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在言说中所使用的任何概念都必须建立在这概念的明确和严格的“定义”之上，否则一切描述都无以生根。这种要求是言说本身的要求，而与所言说的对象或内容无关。
（二）孔子“仁”的思想涵义
孔子在《论语》中与弟子们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仁”的问题，“仁”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然而，这些讨论全都是建立在未给“仁”下一个明确定义的前提下的。孔子的标准始终在他自己的内心，一切说出来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不可依靠的，也许只有当时面对面的两个对话者（“我”与“你”）能够领会，一旦当事人去世，就只好由后人任意解释了，这种不可言说的“道”是中国古代的主要做法。
（三） 言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德育方法以及对我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孔子明确的道德教育教育方法是“启发式”教学法。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在当今看来，不能在教学中直接对学生进行灌输,而是学生在探求某种道理而未达到目的时，老师予以开导指点,使之得其真义,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性。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4人关于“孝”的提问,孔子的回答各不一样,孔子的这种因材施教更有利于弟子的学习。
苏格拉底的教化方法是助产术,即帮助孕育于精神自身的理性、知识、品德从精神本身中出世和成长。他认为真理原本就存在于人的心灵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去自觉地发现它。因此,苏格拉底深入雅典人的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发现存在于内心的真理的任务,通过讨论式的对话,引导对话者精神的提升与思想的唤醒,启迪对话者对美德的追求。
三、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德育教育的目标
（一）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强调德育教育要为政治服务
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心目中，政治、道德和教育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二人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并把教育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孔子认为，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不同造成人的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孔子赞同“学而优则仕”，把受教育就是为了从政的这个目的表达得很清楚。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苏格拉底）也认为教育是通向正义的唯一道路。当政者只需注意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和培养”。
（二）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赞同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从狭义上理解指的是政治、宗教合一，当政者同时也是宗教首领。从广义上来看，这里的“教”除狭义的“宗教”含义外，还有“教化”的意思，因此政教合一也指国家利用官方的意识形态对国民实行思想文化的控制。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柏拉图（苏格拉底）认为城邦首先是个教育机构，他是个典型的政教合一论者。孔子虽然没有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那样明确主张政教合一，但他内心深处也是赞同政教合一的。
篇4
德育领域非常重视感恩教育活动及其研究。大多学者将感恩教育归入学校道德教育，从感恩教育的价值、内容、实施策略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但笔者从几年的任教工作及多次的学校实习中感受到，目前学校感恩教育方式仍有不当之处。其实，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思想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当然，在孔子时代，还没有“感恩”一词。那时与“感恩”近义的词是“孝”，但是“孝”的内涵其实比“感恩”更加丰富。据统计，《论语》中出现“孝”字近20次；虽未出现“孝”，但与“孝”有关的论述达10多处。可见，感恩教育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下面主要依据《论语》中孔子与其学生有关“孝”教育的论述，来探讨其感恩教育思想。
一、“孝”是孔子道德教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孝”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学而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出了五项道德行为规范，他把德行修养放在文化知识修养之前，教育弟子先“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以此为本，以余力学文。孔子视“孝弟”为“修德”之重要方面。
《论语》中关于“孝”主要是通过孔子对他人问“孝”的回答来表达的。孔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针对不同的人问“孝”有着不同的回答。如孟懿子问孔子何者为“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二、孔子孝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外延
1.子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体谅、理解和关心父母即谓之“孝”
孟武伯问孝时，孔子说：“父母为其疾之忧。”这一句话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孝子为父母的疾病而忧虑。第二种，认为孝子不应生病，孝子生病会引起父母的忧虑。第三种，认为孝子不为非作歹，唯有疾病使父母忧虑苦恼。笔者倾向于把这句话理解为，子女要做到让父母不为自己的疾病担忧，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让父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整日担惊受怕，这样就做到了“孝”。古人有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子女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发生在子女身上的每一件事都牵动着父母的心，做子女的孝敬父母，要深深体会这种心思。一方面，要努力做到爱惜自身的身体，不因健康为父母添忧。正如《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健康快乐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也是孝道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要遵行为人之道，做合法、合礼、合情、合理的事。普天之下，唯有父母对子女全身心地关怀，而不图回报。唯恐其饥，唯恐其疾，唯恐其困，殷殷牵挂，不能释怀。反观子女，对父母的孝行，则难能如此。故“孝”就是体悟父母之心，以父母之心为心，以父母之忧为忧，萦系挂念。
2.孝的本质在于对父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孔子认为，对父母亲不能只是在礼节或者一般社会规范或者风俗习惯的约束下的敬，而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爱。子夏问孝时，孔子曰：“色难”。所谓“色难”，是指承欢膝下最难。孔子认为，孝不仅仅是让父母休息和吃喝就够了，孝的关键是子女要时时刻刻讨父母欢喜，在父母面前和谐可亲，笑脸相迎，喜悦相从，婉容相待，这是一种真实情感的流露，是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爱，有了这种情感，内心诚恳，才能对父母心平气和，和颜悦色，才能使父母得到满意的精神享受。“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从父母的角度：父母需要人格上的尊敬，感情上的慰藉。从自身的角度：孝敬父母，乃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亲情，是我们自身的心理需要，是我们自身情感的自然表现，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看看我们当今的社会，把年老力衰又无退休金的父母，看做自己小家庭生活的负担、累赘，除了每月只给父母最低基本生活费之外，谈的上爱的又有多少呢？有人拿条件不同来为自己的不孝表现――对父母粗暴无礼开脱，辩护，但是难道爱之情和表现这情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吗？也有人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挣钱，寄给父母很多钱，他们就快乐了，自己就尽孝了。孝不是四海为家打拼积累财富，更不是向银行里为父母存上大把的钱，它需要的是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对待父母，发自内心地去爱父母。对年迈唠叨的父母动辄呵斥反驳，甚至连饭都不愿给父母吃，他们的爱在哪呢？
3.孝不仅仅是奉养父母，更重要的是严肃的孝顺、尊敬父母
在子游问“孝”时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其意思是说，现在的人说孝敬，认为只要能供饮食之物，使父母能活命在人世，就算是尽了孝道，也正像家中养狗养猫养马，使成为你们的守门捕鼠代劳或观赏的宠物，你对它们都有养食有爱惜，但毫无尊敬的心理，那生身的父母与猫狗有何区别！这是孔子对一种错误的观念的批判，即“孝”为对父母的物质赡养。孔子认为，对父母的物质赡养最多只能算是“孝”的低层次内容和最起码的要求，供养父母而没有尊敬之心，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孔子强调的是对父母的“敬”，即儿女对于父母在感情上的真情投入，真实的尊敬爱戴之心正是“孝”不同于“犬马之养”的地方。可见，孔子把“敬”看得比养更为重要。但重敬不是轻养，而是说光有养而没有敬，还达不到孝的最高境界。对此，曾子有正确的理解：“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敬父母是人类社会应该普遍怀有的一种感情。我国古代最早的孝亲诗歌亦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昊天罔极。”
4.尽孝最起码要做到不让父母孤独
孔子期望子女能够尽量膝下承欢，床前尽孝，把孝行落实在日常的听命侍奉上，关心父母的衣食冷暖，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然而当今社会，为了求学，为了生活，我们无法不远游，我们四处奔波，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也因为生活的种种压力而忽视了他们。而他们对我们的牵挂与关怀却从未丝毫减少。儿女不在的丰盛酒宴，比不上儿女相伴的粗茶淡饭；儿女不在的舒适别墅，比不上儿女相伴的简陋房舍。作为子女常回家看看，多抽点时间陪陪父母，多给点关怀，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个简单的问候，可以消除老年人心情抑郁、惆怅孤寞、心理失落、自悲自怜等情绪，使“空巢”不常空，这也是子女应尽的精神赡养义务。
三、《论语》中感恩教育对当代之道德教育的若干启示
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孔子的“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为了不违背“孝”，孔子倡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等等。但是《论语》的孝思想，亦即现代意义下孔子的感恩教育思想也包含着许多光辉的地方，对当代道德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孔子家语》讲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从基本的孝悌、礼义廉耻到政策法令的遵守，只要居上位的统治者或教育者做到了，必定对他人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二，因材施教。学生同样问孝，孔子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如盂懿问孔子怎么才算孝？孔子答：“无违。”盂武伯问怎么才算孝。孔子答：“父母唯其疾之忧。”
第三，学校道德教育要与生活相结合。在现代制度化教育下，学校道德教育与生活基本分离。在孔子那里，情况却不一样。孔子言“《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第四，有教无类。即实施道德教育要公平公正。孔子主张人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华夷、智愚，均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孝教育方面亦是如此。
第五，启发诱导，注重民主，尽快转变教育方式。即使德育过程从教育者单向灌输到与被教育者平等交流转变。当前，在德育方法上，普遍存在着重传递，轻思考，重灌输，轻交流，习惯于“我说你听……”缺乏平等对话和情感沟通。这一点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给我们了很大启示。例如，孟鼓子问孝，孔子只答“无违”。对方就不问，孔子也不继续讲。后来，樊迟替孔子驾车，追间何谓“无违”时，孔子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总之，孔子的孝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对当代道德教育尤其是感恩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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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正江.论德育学的范式[J].教育导刊，2010，（09）：10-13.
[3]张正江.论道德教育的多重内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30(9)：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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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花园中，无数智慧的奇葩竞相开放，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不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还在东亚文化圈里成为中流砥柱。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其中一朵艳丽的鲜花。何谓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一定的阶级、 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以其学说宗旨来教化人听命于“天子”或“天意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早已先于这个学科而诞生了。
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 ，但有不少思想家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容的论述最为丰富，其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虽然其中大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蕴藏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谓硕果累累，内容丰富。
1.奴隶社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夏商周时代，就已有了伦理与军事方面的教育。整个夏朝，道德教育也主要局限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生产的行为规范教育。殷商时期 ，虽然仍迷信自然 ，但开始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周朝时期强调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 “明人伦”，把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 ，确立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别 ，教导人们安于本分 ，切勿犯上作乱 ，以维护社会秩序并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当时国学的德、行、艺、仪四教 ，就是以明人伦为主要目的的。可见 ，这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
2.封建社会时期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及没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就儒家而言 ，孔子的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是最为丰富的 ，其影响也是最大的。根据孔子的论述 ，“仁”和“礼”的教育 ，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孔子之后的历代儒家 ，虽然结合其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的特殊要求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不同的强调、补充和发展 ，但大多未离开孔子规定的基本思想。例如 ，汉儒董仲舒注重 “三纲五常” 的伦理教育。实际上 “三纲五常” 是孔子所谓 “忠恕”、“孝悌” 等规范的精致化;后来 ，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纲常礼教思想 ，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赋王权”，“君权神授”等理论 ，系统论证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绝对性。
自明代中叶以后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落时期 ，这一时期 ，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面对这种局面 ，再也拿不出像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来了 ，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它的没落。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沿革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只选取一些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的主要方法列举如下：
1.灌输式教育。统治者为了传播儒家思想使儒家的经典《诗》、《书》、《春秋》、《论语》《孟子》等得以普及。历代统治者采取了编写和普及蒙书的手段来灌输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如《三字经》、《女儿经》、《千字文》、《神童诗》、《增广贤文》等等。这些读物均为当时学童的启蒙教材，不管其是否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只要求其奉读铭记，无条件接受。当然，统治者编写的这些读物容易背诵，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传播儒家道德思想，使其在民间大量推广流传，从而达到普及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目的。
2.化民成俗。统治者实现化民成俗 一方面是教育灌输的结果，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中自发养成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秦汉时期地方设“三老”专职教化，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本地区的为民法式的人和事，一经发现，就会奏报朝廷，以门庭悬挂荣誉匾额大事宣扬以示表彰，树立典范加官晋爵，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建立家谱家规等。通过这些方式营造出统治者所需要的社会氛围。随着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积累，形成了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社会民俗。
3.言传身教。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他们认为“言教为后，身教为先”。孔子认为，一个人能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教育者应该是伦常的完美体现者，是学生的道德楷模，要以自己负责的精神，谦恭态度和博学多知来教育学生，感化学生，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为学生树立好典范，以此实现道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
在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点的研究中，其角度是多元的，涉及原则、内容、途径、方法等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原则上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在教育内容上注重目的性和针对性;在教育途径上重视教书育人和训教合一;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传承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强调道德教育及其方法的运用 ，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把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首位;强调对人仁爱，对父母孝道；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强调培养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是知行结合。
表面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人的价值和现实利益，实际上道德已沦为统治的工具，道德被做作知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 ，道德中的人饱受封建道德的压抑与束缚。但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 ，从德育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史上，这个思想却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四、结语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方法在其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有其参考借鉴的价值。 立足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大胆借鉴利用其精华部分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继承历史优良传统，开拓创新，不断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
版社，1985年.
[2]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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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德为本、全面发展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必须重视德育的教育家。他将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放在培养君子的首要位置，提出所谓“君子怀德”(《论语 里仁》)，即一个人要成为君子，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他认为德育是教育的根本，应放在第一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学而》)。“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 里仁》)，就是说，在“孝”、“弟”、“信”、“爱”之余，再去“学文”。
在审美方面，孔子认为外表美与内在美同样重要。孔子主张“君子成人之美”。他说的美，实际上也多少包含了今天所讲的“四美”的某些内容。
(二)重视学校、家庭的综合作用
孔子德育思想中，十分重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整体作用。孔子特别强调了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并矢志不移地实践他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 述而》)的教育主张。他坚持把如何培养人当作学校的根本宗旨，把德育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并从“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教育学生，这里的“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围。
孔子在庭院中“诗礼传家”的教子经验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 季氏篇》)，强调的就是读书与做人的结合，治学与修身的统一。孔子非常注重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使伦理关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百善孝为先。孔子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孝”为核心，以“孝”为做人的根本，对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十分重视。他在《论语》中直接提到“孝”字的有18处之多。孔子认为“孝”为“仁”之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学而》)。
(三)突出主体的作用
突出和强调学生主体性的教育观是孔子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独创了著名的启发诱导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 述而》)的著名论断中关于“启”、“发”的议论，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最早起源。孔子启发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德育要重视德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他们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独立主动地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在学生达到“愤”和“悱”的状态时才从旁边进行点拨。
(四)注重身教、教学相长
孔子的德育重视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 子路》)。要求别人做到时，自己先要做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 子路》)，主张先做后说，或者言出必行，视为“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 里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素质，师德为本。学校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基地。教师在人才培养中占主导地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学生通常把教师作为自己学习的最直接的榜样，教师言行具有很强的表率性和示范性的特征，教师的思想感情、才能、习惯以及言行举止都对学生起着直接影响和熏陶作用。
（五）强调“行”的重要性、知行合一
孔子重视德育，也非常重视德育实践，强调“知”和“行”的统一。在此，所谓“知”即道德认识阶段。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还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 宪问》)，说明欲明道知德，应先从有德者之言入手，对道德规范有所认识。所谓“行”，即道德行为阶段，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 宪问》)，“听其言观其行”(《论语 公冶长》)。孔子认为实施德育的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1、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
孔子承认有“生知”、“学知”，但他更重视“学知”。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 述而》)，并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 公冶长》)。其大半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并认为首先要有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是所谓“知者不惑”(《论语 子罕》)，“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 卫灵公》)，才能把遵守规范视为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是所谓“知者乐”(《论语 雍也》)。孔子亦强调知德的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 里仁》)。
2、强调道德信念的培养
人不仅要知德，而且还要把它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乐之不苦，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 雍也》)。必要时要为道德而献身，即“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 卫灵公》)。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首先要有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意志，方能为学修德，他自身的德育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 子罕>)，更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锤炼，“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论语 阳货 )。道德的成长，必须克服内外障碍与困难，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对做不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3、强调“行 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行” 比“知” 更重要，“行” 是“德”的归结，“德” 不能离开“行”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 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 (《论语 学而》)，“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论语 先进》)指出如果不学习有德行的人的实际行动，在道德方面是不可能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的。由此看出，孔子非常重视道德的实践。孔子的德育过程，就是要求言行如一的过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是听其说，而是看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 公冶长》)。不能做到知行如一的话，则意味着德育的失败。孔子将知行合一并纳入德育过程，形成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和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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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想要吸取孔子仁智统一思想的精华，还的从他的仁学思想说起。“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其全部哲学的基础。《论语》是研究孔子哲学思想的主要材料，其中有50余章谈到了仁，并且好多语义和思想都同“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人在研究孔子思想过程中，对“仁”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见仁见智地提出或感性或理性或深刻或系统的阐述。归纳之，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内容，一是关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实践方面，一是关于道德品质的修养方面。
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是孔子指导思想的核心，仁中有智，智中有仁，仁为本，智为知，回答了什么是仁和怎样为仁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体现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自古以来，它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召唤着亿万中华儿女为精心打造和铸就民族之魂而前仆后继，奏响了一曲又一曲寓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于一体的道德乐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崇尚科学知识，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二、结合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针对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看法
1.加强道德品质教育，积极引导未成年人不断的成长为21世纪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孔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从政治国的人才，而从政治国需要各种本领。他认为学习的次序、本末都要顾及到“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他认为一个人的目标在于实现“天下有道”的“道”。本质在于“德”，即德治是治国的基础，而要作到德治，具体要体现到“仁政”上，因为“仁”包括一切修身的内容，但“仁”又不是一句空话，最终还是要落到“六艺”之中。
孔子培养人的目标是君子、成人。朱熹说，成人者完人也。孔子认为做一个“成人”，智、仁、勇这三德缺一不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智、仁、勇是人才幼苗必须具备的教养。智是文化知识和学以致用的能力；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由此可知，孔子注重三育并举。他所倡导的“勇”，不仅在体格上进行锻炼，而且还在人格意志上激励学生做捍卫道义的勇士。“勇者不惧。”《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揭示了“勇”是一种卫道的优良品德，包含着见义勇为的思想和勉励行道的精神；刚强坚毅的意志力；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勇挑重担、见危授命的品行；为正义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品质等。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行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在追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目标，也正是孔子重视独立人格培养的具体体现，开了我国教育培养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见义勇为的“中国脊梁”使我国成为一个富有独立人格教养的国家，人民成为胸怀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人的信念，道德品质，文化知识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命\，因而切实加强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有用人才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当务之急。
2.陶冶高雅情趣，努力培养未成年人不断完善和健全心理品德结构
孔子不主张把学生聚纠囿苑之中读死书，死读书，而在讲学之余亲自带领学生郊游、登山，在登山和郊游中领略大自然的乐趣和征服者的快乐，从而陶冶学生的高雅情趣。至于比赛，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说的是，品德高尚的人，对其它事情是没有必要去争的，但对于射箭必须要争，而且还要争出个高低你我来。参加比赛要注意道德修养，上场比赛前应相互揖让，比赛终了之后还应相互敬酒，胜者揖让，不胜者升之，出言恭逊友好。这样的竞赛才算得上正当竞争，“君子”之争。这种对待比赛和竞争的思想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的教育中，其积极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德育思想在对抗性竞争中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和集体发生着情绪和行动上的激烈交锋，不时会出现对参加者和观看者思想品德的严峻考验，无疑对那些在竞争中骄傲自大、斤斤计较、弄虚作假违反规则，动辄恶语伤人，寻衅闹事者起到了教化作用。
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既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活动方式，又可以改变人的脏腑机能状态，从而导致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变化。孔子很早的注意到了养生之道必须重视道德教养，贵在情志调摄。他在《中庸》中指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一般说来，情操高尚的人心胸豁达开朗，富于开拓创造性，具有积极的责任性和高涨的热情。这些人的情绪可以强化思维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肌体健康从而以良好的道德情操对峙人生和社会。在教育教学中，孔子力求培养学生具有“乐而不，衰而不伤”《八佾》的情感，引导学生掌握“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的原则，以“中和”的态度为人处事，以达到息养身心的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德育实践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注重对未成年的心理和生理教育，注重培养他们的公平竞争意识，效率优先意识，身心健康意识，不断健全他们的心理品质和高尚的个性品质。
3.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使未成年人不断地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行为习惯
孔子坚持学行结合，说到做到，不发空论，不许空愿，力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里仁》“听其言观其行。”《公治长》可见，孔子在对弟子教育时，他自己能够做到身体力行，同时也说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孔子很早地发现了教师的人品、智慧、个性品质、世界观等都会给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他还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则强调教师的榜样示范是学生最直接的表率，是引导和规范学生成才不可缺少的手段。真可谓，德高为师，身正称范。古人尚能如此，作为新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十分有理由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在学习实践，生产劳动，社会公益事业，文化科技体育等活动和交往中，深化认识，经历情感体验，磨练意志，增强毅力，养成社会所需的品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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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延坤.浅谈初中思想品德课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人间，2015，194（3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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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系统中，“成圣成贤”的教育理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人格化身的圣人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即使是尧舜都很难做到，“尧舜其犹病诸”[1](p. 92)。尽管孔子认为圣人不可企及，但还是认为有三个标准可以衡量“圣人”：一是“内圣”，达到“中庸”的人格境界与行为准则。“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1](p. 31)二是“外王”。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算得上“仁”时，孔子认为这已经超越了“仁”，基本上达到了圣人的地步。三是好学。这集中体现在孔子对“六言六蔽”的解释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p.178)这样，孔子就把道德论与知识论连接起来，认为圣人既有高尚的品德，又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同时还能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而到了孟子那里，圣人形象就不再如孔子所描述的那样神化与虚幻，“尧舜与人同耳”。[1](p.300)那么，圣人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圣人能发挥本性之善，所谓“反身而诚”、“发明善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p.292)，“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p.293)，等等。这里所说的“赤子之心”、“几希”等，就是孟子所谓的“良知”、“良能”，也是人得以成圣的慧根。可见，在孟子看来，人都有先天成圣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只要能“发明本心”、“立乎其大”即可。
按照牟宗山的划分，理学主要沿袭孔子一路，属于横摄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他律”的特点；心学则主要沿袭孟子一路，属于静默系统，在修养原则上带有“自律”的特点[2]。孔子强调后天的习染，而孟子则直讲“性善”。所以孔子“仁”、“礼”并举，而孟子则认为“性善”乃人之本性，只要能发明此种“良知”、“良能”，人便能臻入圣境，“礼”的作用大为降低。
理学与心学的“圣人观”沿袭孔孟而来。朱子认为，圣人首先是道德完美的化身，“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足，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3](p.232)此外，圣人还是才智与事功的集大成者，“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3](p.2830)朱熹这种兼综仁者、智者、王者统一的圣人观，比孔子都更为苛刻。而王阳明则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把圣人品格集中到道德层面，这集中体现于他的“精金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4](pp.27～28)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才力之大小，只要能做到“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即可。这就颠覆了孔子、朱熹一系的圣人“全知全能”而又“内圣外王”的说法，而把圣人的本质放在“德行”上。当然，王阳明在看待成圣修为上，并未反对“为学”之重要性。只是说，他的“为学”，重在道德自律、自省，本质上是“良知”的开窍，而不是朱熹等人所谓的“格物”，即外在知识上的学习。
二、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与“立乎其大”、“致良知”
理学与心学“圣人观”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二者在教育方法上存有差异。
在朱熹看来，道德的完善首先还要以知识的获取为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格致”的认识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p.6)朱子在此提出了“即天下之物”，才能“穷天下之理”。那么，如何“即物”?或者说“即物”是否就能达到“穷理”的理想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表现有二：一是从“事理”到“道理”的渐进。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3](p.677)很显然，这种学习方式，既是系统的，也是复杂的，所谓“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3](p.2831)二是强调“学、问、思、辨”的重要性，尤其是“思”与“辨”。他说：“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5]在朱子的教育体系中，“道问学”对“尊德性”具有优先性，而由于“道问学”本身的庞大与复杂，注定了其坚持“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
在具 体操作上，“循序渐进”也有很多细节性的表现。如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及心理特点，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童蒙、小学、大学。其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p.1)
相比之下，心学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心学体系排斥知识与物理的获取。只是说，它更强调知识的获得根本还是在于“发明本心”。
象山之学承孟子而来，因此他坚信，“心”乃道德之源。他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6](p.388)因此，综象山一生，发明“本心”乃其本人不变之追求与教育弟子永恒之原则。
在具体的道德教育方法上，“先立乎其大者”是对象山学说最简要的概括。他说：“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为小者所夺，以叛乎此理，而与天地不相似。”[6](p.142)那么，何谓“大”?如何“立乎其大”?
“大”即“本心”，“立乎其大”即“发明本心”，就是积极弘扬孟子以“四端”为核心的道德品质，“侧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本心。”[6](p.487)“发明本心”又被象山称为“复本心”或“得本心”。象山认为，人心不古，“本心”丧失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蔽”和“自贼”等，“狙于习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其本心者”。[6](p.47)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发明”与“去蔽”呢?象山提供了几种方法：一是讲明与践履。他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6](p.160)通俗而言，就是思考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反思与辨志。他说：“知非则本心即复。”[6](p.454)“知非”就是一种反思精神。学生问象山：“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6](p.489)可见，辨志也是其反思精神的一种。三是剥落与减担。陆九渊说：“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是一番清明，后随起来，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6](p.458)“减担”也有类似的意思。“发明”与“去蔽”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其“立乎其大”的教育认识论与“易简工夫”的教育实践论。
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更是把陆九渊这一思想发挥到极致。在陆九渊那里，还要“去蔽”，还要“明是非”，才能保证“心体”之完备纯洁。而到了王阳明，“良知”本身就有辨别是非之能力，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在教育方法上，王阳明同样强调从大处着眼，“譬之树木，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4](p.6)这和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三、情感体验——“克己”与“求乐”
大体而言，程朱理学一系强调学生的“克己”精神，而陆王心学一系则更强调学生的“求乐”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上。
朱子系统地论述了“童蒙”教育的要领、理念及方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小学》一书的编撰上。该书集录了古代圣贤的“嘉言善行”，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包括“嘉言、善行”两部分，共285章。在此书中，朱子提到的各种道德规范多达数十条，从穿衣戴帽、起床睡觉、交朋会友、待人接物，到吃饭饮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前已所知，朱子把人生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八岁以前为童蒙教育阶段。朱子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一定要予以约束，否则“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7](p.146)。如果在小时候没有打好良好的道德基础，长大后，“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7](p.146)到那个时候，如果再想有所改进，已经是“习之易荒，觉已难悔”[7](p.156)。
到了小学阶段，朱子就对教育内容做了具体的规定，“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7](p.1)无论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还是“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都是为了提高儿童“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的道德修养，养成他们的良好习惯。
综朱子一生的教育思想，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原则贯穿始终。因此，童蒙阶段与小学阶段只是基础，而大学阶段则是关键与核心。也因此，他对大学阶段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体现在他对读书的认识上。关于“朱子读书法”，他的学生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居敬持志尤为根本。“居敬”体现的是对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持志”则体现的是读书目的明确而生发出的意志力。从整体上看，朱子追求的是一种“克己”之学。当然，朱子自己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等 各个方面。可见，朱子“遍注群经”的学术成就正是其“克己”的态度的结晶。
而王阳明关于童蒙的教育理念则和朱子有很大的差别，这集中体现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8](p.78)
他首先分析了“童蒙”时代孩子的普遍特征，“乐嬉游而惮拘检”，然后指出童蒙教育的一个整体原则，“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在王阳明看来，这才是先贤立教之大本。以此原则为出发点，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童蒙教育之弊病：“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8](p.78)可以看出，此文的核心便是要求顺应孩子的本性进行教育。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具备自然教育、情感教育、“求乐”教育的属性。
四、启示
宋明理学的教育思想与其产生时代的教育特点密不可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书院教育，以之为主要传播场所；二是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同时学家的著作)为主体；三是以“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圣人观为教育的最高旨归；四是以“一以贯之”、“道通惟一”的哲学观来理解教育，用今天的话讲，类似于“通识教育”，而没有“科层分工”的教育理念。而当代教育，无论是教育环境还是核心教育理念，都与宋明理学时代不同。但是，宋明理学教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当代教育借鉴与深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道德标准融入人才观和教育目标。宋明理学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把人的“成圣成贤”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明确提出了道德修养的核心标准，并指明了“圣人”、“君子”、“小人”在道德修养上所达到的不同层次，从而把道德修养列为了衡量人才和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在儒家以“内圣”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中，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在当代“以人为本”、以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中，这种以“圣人”为最高旨归的教育目的，是需要批判继承的。今天看来，期待每个被教育者都成为“圣人”，既是荒谬的，也不具备实践性。但是，这种将道德修养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将提升道德修养作为重要教育目标的理念值得借鉴；以“君子”、“小人”之辨来彰显主流核心价值观念，引导行为规范的做法也值得参考。在当代社会，“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往往更偏重于“才”，偏重于评价个人价值的实现；伴随着教育门类的日益细化和对专业技能学习的倾斜，道德教育的地位日渐淡薄。但是，德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核心命题，尤其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当代，德育可说关乎教育成败大局。在衡量人才的标准中融入道德标准，应当是当代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并建立道德评价参照目标(“君子”、“小人”)，以之引导思想规范，指导道德教育实践的方向，显然是有效做法。程朱理学以严格繁复的道德规范系统来塑造人，陆王心学则提出“四心”来锤炼人。被他们立为核心价值观念的道德标准自然应批判甄别，但这种以核心价值观念来提掣整个道德教育框架，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显然简明有效而富有操作性，对于以弘扬正确价值观为重要内容的当代道德教育来说也有借鉴作用。
二是如何发挥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程朱理学强调从“道问学”到“尊德性”，极其重视知识学习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知识学习是提升道德的必由之路，而学院则是个人道德进修的主要场所，学院教育则是完善道德的主要方式。这种观念有其时代背景。宋明理学的极致发展是与书院的繁盛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兴盛的书院保证了宋明理学的人才鼎盛和高度发展。宋代的著名书院往往大儒云集，学生众多，既是精研学问之所，又是讲学进修之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也较强。因此，宋明书院的教育环境保证了较为集中的教育效果，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学习氛围；其道德教育的内容也始终与知识学习紧密结合，从“童蒙”、“小学”阶段教导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到“大学”核心阶段学习穷理、正心、修己之道，具有阶段连续性，且极为注重道德规范教育，覆盖了从生活点滴到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学院教育能够在德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其中的部分理念和做法对于如何发挥当代学校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也有参考价值。
当代社会价值判断呈现多样化，有别于宋明时期的儒家一统局面，当代学校相较于宋代书院，其社会开放性也已大大增强，教育环境更为复杂；高度信息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高强度的不良道德信息，其负面迁移作用也向学校道德教育提出了挑战。现代学校教育更多地承担了知识传授及技能培训的功能，道德教育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道德教育更多地被归结于家庭中的言传身教和社会环境的示范教育作用。诚然，学校道德教育应当与家庭道德教育相结合，并在社会教育的大背景下共同发挥作用，营造一个 良好的整体道德教育环境，但相较于后两者而言，学校道德教育效果集中、易于规划，应当充分发挥其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环境的复杂化向道德教育的连续性、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规划，形成有延续发展性的道德教育体系，将之贯穿到从学前教育阶段到大学教育阶段的整个教育过程，才能保证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同时，应当加强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教育，从学习、生活点滴入手，把道德观念融入日常生活方式教育中，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引导正确观念的形成。宋明理学过于繁琐的道德戒律禁锢人性，自然不可取，但将道德教育融入生活规范、处世理念的做法却取得了实效，值得在批判中借鉴。
篇9
一、立志与持志
立志与持志是儒家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要立志去信仰某种理想和保持这种理想。孔子说：“夫不可夺志也。”；孟轲说：“持其志，毋暴其气。”孔子主张“士志于道”，这个“道”指的是“仁”，所以又主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他认为一个君子要“谋道”“忧道”不在乎“谋食”和“忧贫”，学的目的就在于“致其道”，并且时常不忘“道”，要像颜回那样，居陋巷也不改其道的精神，甚至要“蹈仁而死”“杀身成仁”。孟轲把“义”和“仁”并列，留名“仁义”。他把“志”与“气”结合起来，他说：“志，气之帅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配以与道。”这种浩然之气，可以做到“舍生取义”。孟轲这种“养气”的学说，似乎很难理解，人们问他什么是“气”，他也难以回答清楚，我们从前也总是视其为一种主观唯心论而抛弃它。现在看来，对于“养气”，还应该做科学的研究。孟轲还提出了意志锻炼的学说。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该让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二、培养道德情感
儒家很重视道德情感的培养，他们培养学生“好德”“乐道”“疾恶如仇”的感情。儒家之所以重视音乐教育，其理由正在于此。《乐记》认为“乐者德之华也”，音乐是人们真情的流露，如“唯乐不可以为伪。”他们又认为，礼乐可以起到节制情感的作用。儒家认为，乐教能让人们的感情达到温和、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效果。古代所说的音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实际上是美育教育。先生就曾提出，要以美育来辅助道德教育，可见美育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实质上是符合道德教育必须培养道德情感的规律。
三、主动修养
儒家很重视道德修养，其中包括自得、自省、自克、知耻、求放心、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修养要长期坚持，孔子认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承认自己到了40岁才“不动心”。
四、“预”和“积”
《学记》说：“禁于未发之谓豫。”这就是说，教师对学生事先要有所了解，要求教师有预见性，防止可能发生的事情。“豫”的工作还包括“防微杜渐”。儒家认为，“履霜坚冰至”“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德小而不为”，大德是从小德积累起来的，大恶是从小恶积累起来的，这些道理是儒家反复提醒。如《易经》要求“日新其德”“多识前言经行，以蓄其德。”
篇10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释等文化精华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治国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国”以及释家的“大慈大悲”对人性的关怀，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至诚的精神与信念。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也有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优秀的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头活水。
近年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谈，有待进一步深入。
很多学者都认同以下观点，即“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著书立说，呼吁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内容丰富，东南大学的樊和平教授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认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潜涛教授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归纳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人际和谐、追求崇高、以德治国、艰苦奋斗等传统，主张大力继承和发扬。[2]
很多学者都主张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民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的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3]
传统道德教育以人性论为逻辑出发点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对道德教育规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内涵，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正是传统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一脉相承的原因与关键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4]的思想，在于强调道德教育对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讲人性本恶，但强调“善者伪也”，认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从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存在着差异，但实质上在对待人性与人的善良品德关系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关于如何对个体人进行人格培养问题，也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份。有学者认为：对“善”的追求是中国传统道德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归宿的最终确认，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不断寻求道德理性成熟的过程。现代公民人格的培养同样不能脱离人性的基础，要结合个体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这就要关注公民的多种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性特征。提出应该从教育规律、认识规律、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通过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道德需求，促进知、情、意、行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体道德需要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层次。[5]
学者们还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及个人自我修养对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丝有染，人亦有染。说明道德教育的环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本性，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国家的命运。[6]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价值和功能的实现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环境是构成公民道德建设过程的要素之一。
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国”法家思想，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着指导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取决于后天的教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我认知和环境教化而赋予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然而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不会主动弃恶从善，所以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其行为。[7]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淑芹教授的《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卫建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都提出，基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实情以及当下公民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行为自律意识还不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交往范围广，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现状，提出在进行慎独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对公民的道德进行养成和训练，以提高道德建设的实效。[8] [9] 道德教育是对人美好情感的激发和培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视为快乐之事时，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应当把情感教育作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过情感体验来形成相应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产生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自觉主动地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统一”，认为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起着理性指导的作用，而道德行为则是道德认知的最终体现和实践，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实施养成教育。这对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活动，随着实践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发挥自主性、独立性，人格素质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实现现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对学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在学校里进行的公民教育，主张用普世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让学生走出校门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因为学校有着社会上所缺乏的教学资源优势、时间优势，学校里不但可以开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课程，而且还可以依靠多种学科和活动，发挥其间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学生正处于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时候如果能把优秀的为人处事规范和原则传授给他们，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学者对我国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现状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是中国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道德选择上出现困惑、社会道德心理失衡。[10]
关于把传统德育运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学者提出了德育目标问题，认为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 而且是区别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目标定位太高，缺乏对不同层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1]王颖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历史性复兴的现实反思》中强调培育公民应该以公民拥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避免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观念对公民民主自由的影响。[12]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台中师院王财贵教授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也是学者针对传统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让孩子从小养成温良恭让，品行端正的习惯。
总的说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教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至今为止，对公民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理论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从实践上讲，公民教育在我国开展得也很不够。特别是有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多限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发扬与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两者相结合，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缺少有力的研究。这种情况既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很有必要。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3] 吴潜涛.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古代优秀思想道德传统[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3）.
[4] 论语·为政
[5][6] 李莹.“德教为先修身为本”思想对公民道德人格培养的启示[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7] 邹顺康.道德：是在压抑人性，还是在提升人性[J]. 道德与文明， 2005，（6）.
[8] 王淑芹.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J].道德与文明，2008，（1）.
[9] 卫建国.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J].道德与文明，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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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到了一个社会转型期。经济领域方面某些“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慢慢地渗透到了教育领域。随着近年来社会教育问题频频出现，如用教育，师生关系恶劣，学生精神危机等，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古代教育思想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的价值。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鲁昌陬邑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内涵丰富，以“仁”和“义”为核心，始终贯穿着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特有的精神特质。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如教育内容、教学方法、道德教育观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孔子的教育理念
（一）孔子的教育目的和对象
1.孔子的教育目的
春秋时期，礼乐崩坏，孔子在忧国忧民中思考着出路。他提出“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挽救国家。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仕”和“君子”。
怎么才算是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修己指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是“德”，安人指的是你有治理国家和百姓的能力，是“才”，所以君子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他还指出君子不仅能修身养性，还应该面对现实，改革时局。
2.孔子的教育对象
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教育对象观。它的基本含义是不论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认为教育甚至不能仅仅局限在有潜力有培养价值的人，而应推广至所有国民。所以，他积极推广私学，认为这样可以使任何愿意学习的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弟子三千来自鲁、齐、晋、宋、陈、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弟子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宫敬叔、司马牛、;也有很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二）孔子的教育内容
孔子在继承了西周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改造。据《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按照清朝刘宝楠的解释，“文，谓诗书礼乐，凡博学、审慎、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谓躬行也。忠，尽心曰忠。恒有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后可致知力行。
“文”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智育”。“六经”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六经的主要内容，《诗》指的是文学方面的课程;《书》指政治思想方面的课程;《礼》指道德伦理方面的课程;《乐》是音乐艺术的课程;《易》指哲学方面的课程;《春秋》指历史课程。“六经”对中国古代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守规矩，讲礼节，这是《礼》的影响;中国人是乐观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喜欢《诗》、《乐》;中国人关心政治、酷爱历史、追求哲学，是受《书经》、《易经》和《春秋经》的影响的。” “行、忠、信”相当于我们现在提到的“德育”，“仁、义、礼、智、信”是孔子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中，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智育和德育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他主张道德教育、社会实践要和知识的学习统一起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高道德素养，同时道德素养的提高也有利于促进知识的学习。
（3）孔子的教学方法：
孔子独特且多变的教学方法历来被人称道，也一直是我们现代教育学习的典范。总起来说，可以总结为，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行结合。
1.因材施教
说到因材施教，我们不免会想起一个经典的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里说的是子路和冉有都向孔子提出“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的答案却相反，他的解释是子路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冉求平日做事过分谨慎，所以我给他壮胆;“圣人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 .这正是针对每个学生各有自己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
2.启发诱导
在教学方面，孔子反对“填灌式”的教学方法，主张启发学生的思想，让其举一反三。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学生处于“愤”和“悱”的状态下给予启发。
3.学、思、行结合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强调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同时他还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学习本身，而是学以致用。孔子一方面主张“三思而后行”，另一方面又反求诸己，注重反思。
4.孔子的道德教育观
道德德教育是孔子教育的核心内容。他还认为道德观念不是外力强加于人的，所以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为此，他提出立志有恒、自省自克、身体力行、改过迁善的道德修养方法。
孔子认为人要有远大的人生志向，这是进行道德修养的基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志于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认为立志还只是一个起点，要实现人生理想，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
在道德修养过程中，自省自克是必须的。人只有不断的自我反省，才会有进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多反思自己的不足，少苛求别人。他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自省的内容。
孔子还提倡身体力行，即知行统一。他重视道德实践，他教育学生“言必信，行必果”，考察学生也要“听其言，观其行”。应该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过程还是一个改过迁善的过程。“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人无完人，谁都可能会犯错，首先要对自己的错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其次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子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二、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说的那样：“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
（一）以人为本的教学观
教育进入现代科学年代以后，虽然一方面让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关于人本身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人性缺失，心理障碍等人文精神危机的出现也让我们猝不及防。教育本来的意义是让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挥，而不是机械的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应该充满人文关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如果教育只是机械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那我们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都成了空谈。
（二）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等教学方法的影响
由于孔子十分注重学生主动性和主体性的培养，所以他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在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今天，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接受能力的高低等进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性格差异，鼓励和发展学生的特长，为学生的自由发挥提供良好的机会和平台，让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方向，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以因材施教为前提，孔子还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他善于提出问题来启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今天的课堂虽然很多老师也在学习启发式的教学原则，但是过于片面化、简单化，存在几个误区。一是误以为启发式就是问答式，这只注重了启发式的形式化，而忽视了它的真正内涵。二是误以为传统的讲授式就是注入式教学，所以为了不造成注入式教学，先让学生看书，然后提问题讨论。殊不知，讲授法运用得当同样是启发式，问答法运用不当同样是注入式。当代教师所要学习的是深刻把握启发式的内涵，注意在“氛”和“悱”的时机进行启发，设置问题情境，使学生处于积极思考状态。
（三）重德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孔子以“仁”为主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体系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仁”不仅要求爱亲，而且还要“泛爱众”，就像孟子说的那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仁”的道德教育内涵还包括“忠、恕、信”的含义，他从仁者爱人的原则出发，提出了“忠恕之道”，并视其为“为仁之方”。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而且也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奠定了深厚的根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小悦悦事件等道德教育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仁”的道德教育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对个人来讲，提高个人的修养和素质，自觉承担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对社会来讲，协调和规范社会准则，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因为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约束，还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它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适当的关系，在促进个人获得发展的同时，求得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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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052-05
根植于儒家仁爱观念的道德教育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所倡导的关怀伦理，虽身处于不同的时空，但二者所关注的共通点反映了人们对道德及道德教育的根本诉求，二者的立场差异也映射了人们在时代变化中所取得的人性进步。
一、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对道德教育的共通理解
（一）哲学伦理学根基的共通性
1.以情感作为道德发衍的起始
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皆以情感作为人之道德产生的根基。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孟子的“不忍之心”，都将情感作为道德发衍的源头。关怀教育的首倡者内尔·诺丁斯也认为，道德发源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之一关怀，即一种不想伤害他（她）人并想要促进他（她）人福利的愿望与意念。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皆以情感作为人之德行启动的源头。“仁”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本身即可从偶发的情感表达与持久的美德品性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其道德教育的合理性也建立在这样的逻辑认同上：“仁”是可以通过道德的滋养使得其自一种自然的情感本能成长为一种成熟的伦理美德。关怀伦理也认为，道德需要自然关怀与伦理关怀的共同养育，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延伸继而由此产生“我应该关怀”的伦理美德。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的价值关怀皆以情感作为主线。“仁”与“关怀”不仅是二者的道德起点，也是铸成二者伦理理想的终极目标。孔子指出，人之所以为“仁”，在于“仁”本身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它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关怀伦理赋予“关怀关系”本身以最高价值，这种价值伴随着关怀活动的实现以及被关怀者的善意回应而产生。
2.主张爱有差等的道德建构模型
西方传统中的主流道德理论，无论是提倡一视同仁的基督教，还是推崇普遍道德律令的康德式伦理学，都是遵循道德原则普遍主义的模式。相较而言，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另辟蹊径，将关注点置于道德情感与行为所付诸的对象身上。儒家提倡“差等之爱”，即根据被爱者的特殊性合理调整主体的道德行为。孟子区分了“亲亲、仁民与爱物”的差别，“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三》）。对于父母，爱的承载方式是亲；对于朋友，爱的承载方式是仁；对于别的生物，爱的承载方式是怜惜。进而言之，“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一》）。关怀伦理也建构了关怀的圈层结构以区别不同的关怀行为。诺丁斯认为，以关怀者为圆心，以不同的相遇关系为环形构成关怀的圈层结构，他（她）者与关怀者的相遇频率与强烈程度决定着关怀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深度。频率越多、程度越强烈，享有的关怀行为可能也越多越深，就其现实性而言，处于外圈的陌生人则不易引发关怀者的关怀。
由此可见，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仁与关怀所建构的道德关系焦点应该放在被爱者（被关怀者），因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道德教育实践方式。诺丁斯提醒关怀者要时刻关注被关怀者的需求与变化，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关怀行为。在孔子看来，理想的教育就是根据被教育者的理解程度与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
3.主张情境关怀的道德处理方式
在西方伦理传统中处于至高地位的普遍原则，在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中被当作实现“仁”之理念或展现“关怀”的策略。儒家并不推崇道德律令的绝对性，反而主张原则需要跟随情境的变迁而改变，正所谓君子变则通，通则达。关怀伦理并不否认道德原则的指导效用，只是对试图将道德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断性予以谨慎的怀疑。因为具体情境的发生不能拷贝，强硬复制原则无法指导人们解决所遭遇的所有道德困境。诺丁斯强调，关怀伦理并不试图通过“你应该”或“你不应该”这类绝对命令紧缩人们的道德需求，相反，应该把这些判断扩展到事实与情感的领域，并且考虑具体情境与特殊需要的因素，必要时可以为了信仰和责任而暂时将绝对判断搁置一旁。普遍的道德原则必须扎根于特定的道德情境，并切实反省是否有违更高层面的“仁”或“关怀”精神，这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当一种道德原则在特定情境中的适用与“仁”之理念有所偏离时，儒家主张灵活地使用这种原则。孟子虽然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人伦原则，但是出于对“仁”的敬重，小叔子也应该营救溺水的嫂子。诺丁斯对于道德原则亦是十分敏感，她在松散地阐明、暂时地使用原则的同时，却牢牢抓住具体--情境之中的关怀（道德）关系。由此可见，这两种伦理都主张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中采取道德关怀的方式，打破普遍原则的绝对性来维系道德关系的和睦。
（二）道德教育方法的一致性
1.重视家庭对于道德教育的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主张“家、国、天下”并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儒家对人的基本要求从处理家庭关系开始，道德教育的第一场所即为家庭。人们在父子关系中培养父慈子孝的品性；在兄弟关系中学会兄友弟恭的美德；在夫妇关系中学会夫义妇顺的德性……儒家宣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孝顺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行为；爱人，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从爱家庭成员开始进而扩展至爱他人。正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
依诺丁斯所言，“家”是人类被投掷到世界中的第一站，无人能够逃离。“家”超越了“住所”的概念，其本身即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无论是在人们的真实记忆还是想象中的记忆都是如此。“家”的存在不仅是身体的延伸，是身份稳定的保障，更是尊严、自尊等其他基本需要满足的前提。当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正式成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开始，就建立了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受到父母和家庭成员的关怀与爱护，当他露出婴儿纯真的微笑时，就是对父母的关怀作出了最好的回应。家庭能够为自我的成长提供信任与积极的环境，家人之间相互付出较之其他人更多的尊重、耐心与宽容，小心谨慎地呵护着道德自我的成长。
2.倡导因材施教的道德教育方法
朱熹评价孔子的教育方式是各因其材。《论语》中所表现出的因材施教理念随处可见。因材施教需要从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一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全面的熟悉与了解。孔子把学生按年龄、智力、性格、才能、志向等进行分类，“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客言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疑问作出针对性的回答。孟懿子、盂武伯、子游和子夏等人提出了关于“孝”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认为他们关于“孝”的理解各有误区：懿子的有违孝道表现为“违礼”；武伯的有违孝道表现为让父母担忧；子游的有违孝道表现为不能敬重父母；子夏的有违孝道表现为不能对父母和颜悦色。孔子的回答正是对症下药，因材施教。此类的例子还发生在诸如《先进》篇请教“闻斯行诸”的问题与《颜渊》篇中请教“何为仁”的问题中。
关怀伦理认为应当给予学生人格上的自由，尊重学生感受与兴趣的多样性。在课程设置上，除了提供多元的课程形式供学生自主学习外，也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探索灵活多变的方式，以供学生创建属于自己的关怀关系并进行讨论与思考。此外，老师还应安排适当的社会实践机会，以便学生亲身体验关怀的各种可能性，在实践中体会学习、诠释、批判其与自身的联系。总的来说，二者都认为道德教育应立足于受教育者的独特性与可接受性，采取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由于时代与现实条件的局限，要想实现如儒家伦理中淋漓尽致的因材施教确实不易，但将其作为核心宗旨，建构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家庭、学校、社会于一体的道德教育氛围，正是我们扭转当下将道德教育的责任全部归于学校的新思路。
二、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对道德教育的差别理解
（一）等级人伦与自由平等
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学对道德教育的理论慎思与实践探索都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但毕竟此两种理论所处的历史时空截然不同，导致二者所依存的根本立场与秉承的终极目标也南辕北辙。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无法逃离等级制的人伦关系，其宣扬的道德教育也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为己任。生长于现代社会的关怀伦理则以不平等的人伦关系为目标，其倡导的道德教育旨在培养自由、平等的现代人格。
儒家以人伦关系规定人的本质，并将人置于无所不在的人伦秩序之中。人伦帮助人类摆脱禽兽的野蛮状态，“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后来逐渐发展为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即人伦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树立了君权、父权与夫权的绝对权威，确立了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一
忠君、孝顺与服从。以人际关系的上下尊卑作为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极度不平等，造成了平等、自由等公民意识的缺乏，也成为有些学者对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持谨慎乃至怀疑态度的缘由所在。这些学者指出，在儒家建构的人伦关系中，女性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与完整的个人权利，其生存需要紧紧依附于他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无视女性存在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使得儒家经常成为当代女权主义者批评的对象。
关怀伦理对人际关系的界定与儒家有着根本差异。全新的女性主义视角决定着其目标之一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由与平等，尤其主张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孩子与女性的独立意志与自利。关怀伦理常常强调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尊重，认为二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而非从属关系，尤其警惕教育可能会走向的歧途——打着“关怀”的旗号将教育者（尤其是父母）的权力与意图凌驾于受教育者之上。另外，女性的地位与价值在关怀伦理中也得到重新反思，如诺丁斯认为，虽然女性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很重要的是，她们不仅仅是某人的女儿、妻子，对自我的认同超越了分配给女性的角色”。
儒家伦理以维护等级差别的社会秩序为己任，关怀伦理则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格权利，二者之差异如此巨大的根源还需要从其产生与存在的历史时空与文化积淀中进行考察。儒家伦理生存于等级分明、父权主导的传统中国，被长期掩埋在历史洪流中的女性，从出生、角色转变到死亡，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只要中国的社会等级与父权制度没有瓦解，女性的平等根本不具有成长的空间与土壤。反观西方的历史进程，虽然其源头依然有着等级与父权的烙印，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被唤醒，打破等级制与父权制的压迫与束缚，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自由平等，成为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从诞生至今孜孜不倦地努力的目标。基于这两种伦理基础的道德教育方式，不可避免会被烙上各自的印记，比如儒家实施的仁爱教育依然隐藏着等级社会的父权烙印，即使是在号称自由、平等的今天，教育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依然掌握在父母手中，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意愿与需求置之不理，却又将自己的想法与意图强加到对孩子的培养与教育中。这种权力的误置是我们在反思当下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建构理想的道德教育关系时必须改变的，换言之，儒家古老的人伦纲常必须面对当下的“真实关系”，真正注入自由、平等的理念，建构一种尊重独立人格意志，实现人性关怀的新人伦，才有其现实意义。
（二）政治教化与生命教育
儒家伦理带有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其目标是将全社会引向德治的轨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儒家认为应该从上（统治阶层）、中（管理阶层）、下（普通百姓）三个层面对社会实施全方位的道德教化。首先，对于统治阶层，儒家要求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孟子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七》）。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是根本，治国之道就是以内圣的工夫成就外在的事业。统治者实行“德政”，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才能对百姓言传身教。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可见，儒家深刻认识到，道德教化关键要靠上位者的榜样示范与道德感召，为了实行德政，当政者必须严以律己，做到以德感人，以德教人，以德正人。其次，对于社会管理阶层，主张任人唯贤、以德服人。儒家伦理一直宣扬“学而优则仕”，提倡选贤任能，以期达至社会之长治久安与百姓之幸福安康。孔子在回答哀公“何为则民服”的问题时指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由此可见，儒家一直把推举贤才、使贤任能视为德治的保证。再者，对于普通民众，孔子主张采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教化方式，强调德教优于刑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在孔子看来，刑治虽可规训百姓免于犯罪，却泯灭了为人起码的道德自觉，相较而言，通过德性教化则能培养百姓的道德自觉，主动遵守社会规范。
相比较而言，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并没有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进行整合的意图，更不用说将道德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附庸对待。关怀伦理立足于人的基本生存，关怀人生的完整与人格的完善。在其看来，道德最重要的范畴是对生命的尊重，尊重自我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被尊重的感受，他就无从产生自尊，也不可能去尊重他人，包括自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尊重体现在“让他者成为他者”的理念中，帮助他人成长为一个富有思想情感的独立主体，而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与社会规约对其进行改造。关怀伦理学中包含的生命教育理念，其目标在于培养以关怀生命为核心的特质，它超越了一般的专业化思维，体现了一种更高的理想。在此指导下，关怀教育要求积极地开放与接纳，在学习中寻求理想自我的自由建构，在各种各样的欲望、理想、倾向等的发展中加入人性的关怀。
传统儒家通过道德教育实施政治教化的路径，本质上是将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儒家主张明人禽之辨，把教育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伦理教育是学习做人和培养人的德性的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需要。“不学礼，无以立”，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和健全人。但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却认为，道德不仅关乎着人的社会化发展，而且关乎着个体的生命成长。道德教育不仅要把自然的、个体的人培养成社会的、文化的人，而且要把人培养成基于他自身条件的、精神发育良好的、有个性的独特生命体。因此，道德教育不能离开个体生命的成长，它必须以丰富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完善人的生命构作为根本目的。儒家的道德教育理念与方式对当下的道德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现有的道德教育侧重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与思想觉悟的教育，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品性培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道德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化功能，但是也不应忽视其在展现个体生命与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尊重个体差异、关怀个体生命的成长，是关怀伦理学对我国当下的道德教育困境给出的启示。
三、反思与总结
反思我国当下的教育体系，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悖论：在僵硬固化的教育制度与规范框架内试图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与创新意识。这种悖论在道德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得道德教育的效果不甚理想，引发了社会对道德现状的不满与忧虑，甚至教育者也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结合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学对道德教育的认识与定位，我们可以进行以下的反思。
篇13
道德是一定社会阶级形成的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我国的传统教育认为，人的道德感是抵御邪恶的第一道防线。新课标下的中小学教学尤其要重视德育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现代化教育认为，思想道德素质不仅决定着人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人的科学知识与技能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学生家长及教师的首要任务。教师应站在培养高素质的合格公民的高度，大力加强和改进学生道德教育工作，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孔子曾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
从长远来看，一个人在幼年时形成的良好的习惯作风和道德品质，对其生存质量和未来的事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影响。一个学生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远比一时考高分重要得多。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的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有关德育缺失的现象：缺乏正确的价值观，中学生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指导下，较为重视和关心自身的合法利益；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鲜见助人为乐的现象；缺少艰苦朴素的作风，很多学生丧志，走上社会后，有的不能自食其力，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没有更好的继承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缺失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在学校教育中，不少学校由于受“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把分数、升学率作为办好学校的唯一评比标准和价值尺度，以此来确定学生的优劣和教师业绩的大小。在课程安排上，只重视中考、高考科目，作为“硬”任务，而把法制教育、思想品行教育、爱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作为“软”任务。所以，使素质教育的目标和应试教育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学校德育的缺陷，使学生思想品行下降，道德观念模糊，法制观念淡薄。
针对此类问题，我们应当深刻反省，关于德育为首的论断，已有千年之久，然视今日之学堂，不得不令人涕泪交加，惆怅不已。在学校教育当中，若是真正能做到德育为首，那孔子的德育思想，当首推之，加强学生的身心道德修养，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切实地贯彻到当前新课标的改革过程中来，从而真正落实德育为首。若是如此，则又何惧还有什么诸如学生的不良事件呢？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特点决定了高中学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容，应以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为出发点。学校应转变教育思想，把传统的“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上来。要让学生都热爱祖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协调发展。
其次，要注重家庭德育教育。只有父母才是孩子一生真正的教育者，因此家庭教育是当今每一个家庭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家庭，学校，社会三大德育教育体系中，家庭德育教育作为德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许多父母不能以身作则。给孩子造成恶劣影响。身教重于言教，家长要起表率作用。家长的身教，尤为重要。 再者，还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净化中学生德育环境。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文化出版市场的管理。要净化学校的育人环境，抓好学校周边环境整治。此外，要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形成合力，深入细致地做好学生的德育工作。
总之，德育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及学生本人的密切配合，涉及到学校、家庭及社会教育的各个环节，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有的放矢。
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其德育思想中的许多方面仍然熠熠夺目，光彩照人，值得我们去汲取，去借鉴。道德教育有利于促进人们内心的和善，友爱，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信任，理解与宽容，最终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其德育思想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和谐教育，和谐校园的贯彻，另一方面，可以同依法治国联系起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做到以德治国，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