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及社会风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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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9-0055-04

一、引言

1956年，国际金融公司（IFC）正式成立，其运营宗旨是通过 “鼓励成员国，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的私营企业成长”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私营部门发展。虽然隶属于世界银行集团，但是IFC更像是一个“银行”而非公共投资机构――IFC的投资并不会得到政府担保，完全由自身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并从中获取利润。因此，IFC较早地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与方法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将其融入企业文化、政策设计、组织构架、管理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积累了丰富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经验。基于对全面风险管理的强烈需求，IFC比其他向私人部门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更注重投资的可持续性。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促成了由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绩效标准以及相关措施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IFC开辟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了打破多年来学界以及业界对可持续发展口号式认知的局限，本文将探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IFC商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如何影响IFC的财务绩效表现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变革的历程

私人投资领域将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开始得较晚，并且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环境保护超出了商业领域范畴，仅仅是为了政治目的”。同样，在时间上，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关注并不占优势。20世纪80年代末，IFC在筛选投资项目时依然以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在这一阶段，没有独立的环境、社会政策与流程来管理融资项目，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管理的职能岗位。直到1989年IFC才聘请了第一位专业的环境评估师，正式开启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对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IFC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在理念转变、政策建立、内部职能设置、具体管理工具与措施等多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最终形成了在国际金融领域具备领先地位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变革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出现在IFC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即从防御型风险管理理念逐渐向主动寻求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IFC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对投资项目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审查，实际上是以某种合规要求来规范项目，是一种被动的风险防御方式。2001年可持续发展倡议的提出，标志着IFC风险管理理念的转变；2006年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配套政策出台，并付诸实践；2012年IFC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该框架由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政策（描述IFC如何致力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绩效标准（规定客户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责任与角色）以及信息披露政策（规定IFC在透明度与可计量性方面的责任）组成。该框架的核心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八项绩效标准，这一绩效标准已经成为私人投资部门的最佳实践标准，同时也被公共投资部门所采纳，例如欧洲发展金融协会。

在不断变革与实践过程中，IFC逐渐认识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经营宗旨的最好方式是“在商业规则下对私人部门借贷行为中，传播以及实施IFC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从而有能力在高风险区域获得盈利；增加IFC金融服务附加值，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激励员工，留住人才；消除贫困与帮助私营部门发展。”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IFC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企业成长（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进行分析。

[CFPt=α0+i=1mαiCFPt-i+j=1nβjESGt-j+ρtControlVariablest+εt]

[εt?IN[0，σ2ε]] （1）

其中CFP表示财务绩效变量；ESG表示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Control Variables表示控制变量； m、n分别是CFP与ESG的最大滞后期。

ARDL模型由佩萨林和申（Pesaran和Shin）于1996年提出，在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推广。ARDL模型的出现为研究变量之间长期关系提供了有效工具。该模型的优势在于，相较于标准的协整模型，ARDL模型不需要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一定是同阶单整，即便样本量处于非平稳状态，都可以用ARDL模型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并可以得出有效一致的估计结果。

（二）数据样本

1. 环境与社会风险衡量指标。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度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这一难点被国际金融公司所建立的项目评价体系所化解。IFC独立评估小组（IEG）及时、无偏向地对该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成果进行评价。IEG在项目周期的各阶段对发展成果进行实时跟踪、独立测评，采用27个指标对项目的环境与社会绩效进行测评，所得结果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国际金融公司年报（2006―2014）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00―2005）。

图1：国际金融公司环境与社会绩效评分

2. IFC财务绩效衡量指标。当前，用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可以分为两类：市场类收益指标和会计类指标。其中，市场类收益指标主要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数据，反映对股东的回报。如果采用市场收益指标来检验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市场有效性问题。如果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确实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绩效，那么关于企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一旦传递到一个有效的市场时，该企业股价应当迅速发生变动。因此，市场收益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适用于采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会计类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反映整个公司的经营成果，而不仅仅从股东角度出发。此外，本文旨在探究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关系，因此，本文采用会计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在企业众多财务指标中，根据格里芬和马洪（Griffin和Mahon）对相关文献进行的梳理，本文选取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主要财务指标变量。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影响的不可或缺的变量。本文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取对数（LNTA）表示IFC公司规模。在规模效应理论支持下，通常认为公司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资产负债率（DTA）是企业调节财务管理的一个杠杆，是反映企业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财务绩效指标与控制变量均可以从IFC年报中获得。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模型检验与估计

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根据单位根的ADF检验，ROA、LNTA、DTA3个时间序列均是非平稳的，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寻求这3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协整秩的检验结果表明，存在唯一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也就是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

鉴于样本数据量有限，根据不同滞后期回归后调整的可决系数、AIC、SC准则等，得到滞后期数为3， ARDL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ROA=1.721+0.182LNTA+0.155ESG+0.357DTA （2）

（15.87） （6.85） （3.21）

[0.0527] [0.0247] [0.0084]

由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放在方程的右边，所以需要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等，结果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且接受无自相关的假设（结果见表2）。因此，上述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二）结果讨论

首先，根据长期协整关系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确定，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表现具有正面作用（协整方程中ESG系数为正）；其次，DESG当期与DESG滞后一期对DROA均呈现出显著负向作用； DESG滞后二期对DROA呈现正向作用，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DESG滞后三期对DROA呈现出显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说长期来看，IFC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实施措施对其财务绩效的表现具有正面影响；然而当期以及滞后一、二期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不显著，甚至出现了负面作用，直到滞后第三期才呈现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需要耗费公司资源，特别是对具体项目会增加一定的成本，在短期有损直接经济利益，即表现出对财务绩效的负面作用。长期而言，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实施，全面提升IFC的风险管理能力、人员专业化程度等，这些方面的改善都增强了IFC运营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增强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难以在短期的经济利益中显现，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经济显现正面作用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滞后。

五、小结

本文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来探讨国际金融公司实施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与财务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以及前者将对后者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正，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是增加成本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对自身企业的管理、员工的培养，特别是重视对合作企业的帮助，都有利于其财务业绩的提高。特别是，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环境复杂、项目技术难度大、需要克服困难多等一系列复杂情况，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的建立、实施对项目融资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此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的不断尝试和实践，已经使得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国际项目融资中，国际金融公司的参与常常被作为一种项目可行性的标志，这是自身品牌价值的体现。

综上所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由内而外地提高了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对内，打造自身深厚的专业基础；对外，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加公司附加值。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相关措施翔实规范。加之国际金融公司的宗旨及其特殊角色，使得其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国内商业银行尚未从理念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将其作为口号或者仅仅是为应付监管层面要求而设立的，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具有可行性的措施。

本文的研究初衷是为商业银行提供一个内部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IFC财务绩效的长期正向相关关系，对商业银行是一个重要的激励。虽然短期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确实增加了成本，对企业财务业绩具有一定负面作用，但是这些成本并不是沉没成本。对商业银行增强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获得长远利益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整个业务流程中，从而增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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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saran，M. H.，Shin，Y. and Smith，R. J .2001. Bounds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J. Appl. Eco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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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经历过不断的演变，从最开始的有限责任的组织形式，转变为到现在的以合伙制为主的格局。之前是独立的分散格局，现在是全国性的布局。以往是国际四大垄断行业高端市场，现在国内多个异军都可参与到竞争中来，竞争机制更加的合理。新三板、债券等新兴的业务也在不断地成长起来，这些种种既是机遇，但无不给审计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给审计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从事社会审计工作的相关人员就要重视对审计工作风险的防控，将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控制到最少。

一、会计事务所审计风险的成因

（一）社会审计机构模式问题

目前，社会审计机构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式体制的不合理。现阶段事务所大多是有限责任制和合伙制，有限责任制又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导致了项目管理人员对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这，也是为什么事务所群体在社会公信力差。

（二）审计业务质量控制问题

审计业务质量存在控制上的问题，也会使得审计风险的程度逐渐偏高。具体来讲，首先是目前我国的会计、审计事务所成立的基本条件还是比较低的。容易造成我国的会计事务所中发展不平衡。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的不完善也会使得事务所群体在项目管理的质量控制制度不完整。事务所直接项目人的考评、项目复核程序只是走形式主义，而没有实质性的复核。

（三）市场恶意竞争问题

某些资质较低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下，为了自身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收入，产生恶性竞争。变相的降价，用不符合规范的方法获得业务，从而使得审计质量变差，风险加大。这些都是由于国内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对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的门槛不高所造成的。

二、建立防范审计风险的相关措施

社会审计对于国家的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关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何加强对审计业务质量的把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规范业务操作程序

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审计准则的制定标准。因此要做到从制度上明确执业人员的责任，严格审计程序，充分展现先进的审计理念和实务，降低投资者的决策风险。这样一来就有利于保证了财务信息的公开性和促进行业的自身发展。作为社会审计最直接、根本的法律依据，每一个单位都要遵守新的审计准则，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达到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减少风险，降低成本，完善审计工作的目的。

（二）建立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

风险意识是每一个执业人员都所要具备的。作为审计单位的供需主体，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建立起一个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规范好每一个环节，确保服务的业务承接、业务的开展、人员的配置合理，明确对顶责任限制、报酬。用高水平的服务质量降低事务所的风险。因为岗位自身的性质、项目审计实务操作、工作程序和人员管理不当都有可能会带来风险，因此会计师事务所要围绕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这三大方面来控制审计风险。

（三）制度机制上也有可能会存在风险，因此要在工作制度机制重点寻找，预防因为权利失控和行为示范而带来的风险

在审计方法上面，相较于传统制度导向审计模式，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会的优点更加突出。这是因为风险导向模式一方面可以贯穿于整个项目过程中，能够多层次、多方位对客户的经营活动风险进行综合分析与属性评估，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审计人员主动控制审计风险的能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审计的风险。

（四）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自身素质，增强审计人员的风险识别与风险处理能力

审计人员在做审计工作时应该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准则，不、不。

第一，作为一名审计人员，必须具有全面的审计的独立性。事务所本身和被审计单位不能存在相关的利益关系。第二，从业审计人员要有不断增强自身职业技能的意识。为此需要做到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执业能力自然会有所提升。在大多数的单位内部审计业务倾向于采取外包的形式的前提之下，外部审计的发展空间不可不谓是广泛。社会审计机构应该认识到自身是一个服务机构，应该要将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作为前进的目标。因此，社会审计机构既要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更新自身的理念，将审计机构和队伍建设的更加好。审计人员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全面提升自我的职业道德水平，扩大审计业务的覆盖面。

除此以外，要重视对审计人员的培养，加强引进审计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力度，使得审计人员的水平不断地提高，更好为审计机构服务。社会审计工作的发展目标主要是国家和地方事业，重点要解决的是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的是绩效和责任。要实现这一目标，创新就要从审计的理念、内容、方法、技术各方面展开。实现审计风险的有效防控，全面提升审计质量。 审计人员的认真负责就是审计工作的强有力的保障。

三、各级协会和事务所应做好注册会计师的培训和管理工作

（一）强化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

每一个注册会计师都要具备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以及法律责任意识，规范操作，做到将审计风险降到最低。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就要积极地进行相关宣传教育，分析审计风险在执业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和由此造成的相应利弊得失和造成的法律责任。不仅让注册会计师能够了解自身的职业，同时认识到审计风险的基本特点。

（二）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

注册会计师要不断地学习，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熟悉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提升自身额职业技能，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中，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市场中站稳脚跟，才能更好地为上市公司服务。

（三）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

我国曾经发生国几例由于源于注册会计师违反职业道德和审计准则造成的社会审计过失。相关人员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者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戴上了违法的镣铐。因此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切实，更好地完成审计工作。

（作者单位为宣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池小丽.论审计风险的成因与对策[J].中国科技博览，20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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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信息经济，在资源配置中，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财务报表信息的应用，提高了经济决策的科学性[1]。因为，企业管理层是财务报表的责任主体，财务报表编制中，极易受到利益驱动，影响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对此，做好审计工作，提高财务报表的质量，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降低了审计风险，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企业发展壮大。本文就现代经济社会下的审计风险成因与防范措施展开探析。

一、审计风险的简单概述

审计风险的含义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注册会计师所认为的公允会计报表，并未能够依照会计准则准确反映被审计对象的财务情况、经营情况与财务变动，甚至存在错误的信息[2]。一方面，注册会计师所认为的错误会计报表，实际是公允的。面对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重视风险的存在，针对性制定措施，规避并控制审计风险，发挥审计工作的效果。审计风险主要包含三种风险：固定风险，主要是指企业本身经济业务以及关联账户特定导致的风险；控制风险，主要是指账户单独抑或与其他相连账户发生报错、漏报现象，未被内部控制及时发现并控制的风险；检查风险，主要是指账户单独抑或与其他相连客户出现报错、漏报行为时，未被审计程序发现的风险。

二、现代经济社会审计风险的成因

(一)主观因素在现代经济社会审计过程中，导致审计风险的主观原因有：其一，审计实施主体问题。在审计决策制定过程中，若审计人员专业素质不足，导致审计决策极易存在发生失误的几率，增大审计风险；若审计人员缺乏独立性，过于亲近被审计对象，将影响审计意见的公允性；若审计机构编制审计方案不够严谨，将影响审计人员责任分工的明确性；若法律法规运用不合理，也会增大审计风险。其二，现代化社会选择审计方式的问题。在现代经济社会，审计证据的收集中，若采用的方式不合理，将增大审计风险。ERP系统、会计电算化是常见的审计方式，新型审计方式的应用，传统财务工作被颠覆，审计环境被改变，提高审计效率的同时，多数审计证据以网络传输，传输过程极易被恶意更改数据，增大了审计风险。虽然，以计算机对审计数据进行处理，能够避免人工的差错，但是，计算机处理程序却面临程序错误、信息被篡改等问题，增大审计风险。若审计人员拘泥传统审计方式，若发生错误、舞弊行为，则很难被审计人员发现，导致审计风险。

(二)客观因素现代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相应转变，导致审计风险的客观因素包含了以下几方面：其一，审计质量的控制标准未明确。在审计机构开展审计活动过程中，规范审计业务的操作，明确审计人员审计质量的考核制度，有助于控制审计水平。然而，现阶段，我国对审计质量的控制标准并未明确规定，导致审计机构、审计人员在实际审计过程中，判断依据并不一致，审计业务的操作制度、质量考核制度仍不完善，增大了审计风险、其二，审计对象和审计内容较为复杂。社会在迅猛发展，经济活动、经济关系越发复杂，审计单位的经营活动也越发复杂，直接导致审计活动由单一的财务收支状况审核扩展到利润分配、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的审计[3]。然而，传统审计方式并未将新业务包含其中，给审计过程带来影响。其三，新兴商业模式影响。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传统商业模式被颠覆，增大了审计活动的困难度。如：近年来，电子商务得到了快速发展，好多顾客直接在网络上便利地进行交易，而审计部门仍按照传统商业模式开展审计工作，订单核实的困难度增大，审计风险增大。

三、现代经济社会审计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提高审计人员执业能力，控制审计实施主体问题审计工作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对审计人员的技术能力求较高，审计人员的专业水平直接关系着审计质量，影响着审计风险防范水平。面对审计实施主体问题所导致的审计风险，如审计人员专业性不强、审计人员独立性不足、审计方案编制不合理、法律法规应用不规范等，应对审计人员执业能力展开培训，通过讲授专业知识与审计实践，提高审计人员专业素养；加强法律法规的内容宣传，增强审计人员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合理应用；加强编制能力的培养，增强审计方案编制的可行性。同时，构建独立的审计部门，明确审计人员的岗位职责，降低外在因素对审计工作的影响，提高审计人员的执业水平，有效降低外在因素导致的审计风险。

(二)采用科学审计方式，降低审计风险的产生新形势下，传统审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管理需求，但是，新型审计方式也存在一定问题，导致审计风险的发生。对此，科学采用新型审计方式，针对性控制审计风险，有助于审计作用的发挥。首先，对于会计电算化，因其普及与ERP系统的广泛应用引发的审计风险，在审计过程中，应重视计算机软件的测试，加强计算机安全的检查，以此避免信息传递过程出现问题，提高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在ERP系统应用中，应全面掌握审计业务流程，如材料采购与付款、产品制造与销售等，都存在固定环节，审计人员应根据不同活动的运行特点展开审计工作，及时发现审计风险，为采取切实措施进行审计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奠定基础。如：某日，A集团企业应收账款明细账显示B煤矿有一笔4275万元的欠款。这是一笔有争议的欠款，A集团销售给B煤矿的矿产机械已经在此前安装完成，并据A集团执行总裁M称该机械已在B煤矿成功运转，但是B煤矿却拒绝支付第三期款项。该笔应收账款数额巨大，占公司税前净利50.89％，主营业务收入的2.28％，总资产的3％。A集团对该笔有争议的应收账款应该提取适当的坏账准备，否则将会存在高估应收账款的问题。对此，注册会计师必须采用科学审计方式，深入了解该笔应收账款存在争议的原因，以此解决应收账款的争议，控制审计风险。

(三)明确审计质量标准，细化审计对象与审计内容审计质量标准，主要是对审计过程与审计结果的质量评价标准，为提升审计质量提供了依据，为审计业务提供了作业规范，有效控制了审计风险，实现了审计目标。面对审计质量控制标准不明确问题，要对项目计划制定质量标准，规范项目计划的编制依据、编制内容与编制程序；对审计工作方案制定质量标准，提高审计工作的规范性，有效降低审计风险；对审计报告制定质量标准，保障审计报告结构、报告内容与审签要求的规范性，降低审计风险。对于审计对象、审计内容的复杂性，应积极利用内部控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细化审计对象和内容，科学管控、快速识别、尽早防范审计风险，有效降低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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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信用风险货币信用是伴随着以金银为固定等价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关系。后来，由于金银具有不易携带、磨损成本高等缺陷，纸币代替了金银来执行货币职能。当然，纸币只是一种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但是这种货币符号却在商品交换和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货币得以产生，电子货币进一步提高了人们支付的便利性。不过，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增大，这一不断增大的风险亦即货币信用风险。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到：“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说，自从货币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货币信用风险的种子。所谓货币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货币流通和信用领域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风险“只有在一个又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只有在人们对信用货币失去信心时，“才会发生”⑧。今天货币市场非常广阔和活跃，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质上，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无疑是大众的信用和日常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货币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债务或者款项都被要求以实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为载体的观念上的、虚拟的、电子的货币将不复存在。这种货币危机如果蔓延到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那么，一场因货币信用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了。

二、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⑨然而“，现在，发达文明中存在一种风险命运。”⑩犹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輯訛輥而随着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称为“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的“崭新的力量”不断发展变化，信用风险及其社会危害也在与日俱增。

1.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很少有人买房时全额付款，购房抵押贷款（简称房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收入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来说，买房时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这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差而被银行拒绝贷款的人，往往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所谓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是指一些贷款机构为追求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得多的贷款利率，而向偿还能力较差、信用程度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由此可见，次级抵押贷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产生的借贷关系，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经济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国开始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而为房地产市场活跃与发展创造了一个利好的政策与经济环境，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有调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国有差不多500万个家庭牵涉次贷，而且规模金额巨大。然而，2007年初，随着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还款利率开始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房屋出售变得更为困难，进而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就难上加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者不能按期还贷。由于贷款人到期欠款无法偿还，银行和贷款机构也就无法收回贷款，因而只能收回作为抵押的贷款人的房子。然而，经济萧条，购卖力下降，房产不断贬值，收回房产的银行和贷款机构没办法完成手头房产的买卖，从而就导致资金周转紧张，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显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无限放大，却缺少保障信用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危机发生之初表现在次贷购房人无法还贷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和投资基金被迫关闭，随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进而影响了实体经济。危机不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持续恶化，最终酿成了一场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和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波的全球金融风暴，它使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国已推行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也相继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的这股“货币海啸”，无疑又会进一步引发全球货币信用风险。正因如此，与其说次贷危机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倒不如把它归结为一场信用缺失危机。

2.欧洲债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恢复了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迅速崛起的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而结成联盟。实践表明，欧洲联盟符合欧洲各国和整个欧洲利益，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升了欧洲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1999年1月1日，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货币的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元区国家内正式流通。毫无疑问，欧元的发行与流通不仅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推进了欧洲社会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国政府为了提升本国竞争力，缩小同其他欧盟国之间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隐瞒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债务（这些债务来自政府为应付财政支出而大量发行的、无法按期兑现的债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各国在发债时根据预测是能按时还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各国经济疲软，失业率激增，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实际上，在加入欧盟前希腊等各国就已经开始隐瞒其财务状况，比如希腊就借助高盛公司掩盖了其真实债务状况。加入欧盟之后，变本加厉透支政府信用，大量举借外债购买金融衍生产品，这与希腊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是不相符的，从而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边是日益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一边是不断透支政府信用来刺激消费，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债务危机。不难看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对某些成员国一味的经济纵容和货币保护，使得政府对国家信用无限度透支，让原本就已存在的问题愈发严重，直到无法掩盖和隐藏，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场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发的债务危机，简单说来，就是一场货币借贷到期无法偿还的信用危机。从危机源头上来看，欧债危机是由希腊债务危机而引起的、波及整个欧盟的债务危机。希腊一国的大量无法偿还的外债使得欧盟其他成员国因为无法回收债务而陷入债务危机的链条。而欧盟早期没有陷入危机的一些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等，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欧元的稳定，就必须不断向危机爆发国注资。这一拯救欧债危机的举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国国内的流动性货币减少，自身经济发展也受到牵连，最终导致了整个欧洲经济的衰退。

3.中国温州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温州就因其繁荣的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温州所产的眼镜、打火机、皮鞋等小商品也远销海外，享誉盛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一个江浙沿海的小渔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化大都市。由此，温州一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营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盛。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宽松的经济环境和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慢慢地变质，这就为温州危机埋下了隐患。温州在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债务跑路、甚至跳楼事件开始，温州就被推至风口浪尖处，温州爆发的这场严重的民间借贷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府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对温州的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原本以民营经济而闻名全球的温州面临如此困境？很明显，温州经济发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业主偏离原本经营良好的实体经济，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等巨额利润的投机行业，以致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同时，温州人热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贷（即我们常说的民间高利贷），它是一种靠信用关系维持的私人放贷，而且放贷的资金并不全是个人自有资金，还包括各种来自亲友的资金、信用卡和银行贷款而来的资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这种没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关系借贷”没办法按期归还，一旦资金链在某处断裂，所产生的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一方面，企业家们不仅要填补实业的资金短缺，还面临高额利息率的巨大债务，企业因为严重的资金短缺，没办法正常生产运作；另一方面，这复杂而广泛的借贷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无法避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表面上看，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导致了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实际上，温州现象主导因素是货币的借贷泛滥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畴，高利息率的借贷打破了货币流通的平衡。中国房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大部分温州人尝到了借钱生钱的甜头，纷纷将投资目标放到房市等金融领域，使发家的实业经济开始衰退并日益空虚。当国家加大对楼市的打击力度，限制楼盘的炒价，这给借钱炒楼的温州人以沉重一击，最终诱发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偿还危机。在这个被高额利润诱使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私人借贷链条中，银行也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所以，当个人信用透支，资金链在某一处断裂，银行借贷中的货币没办法按时收回，一场因个人信用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在温州爆发，并向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蔓延。

三、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有效规避

通过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马克思论及的商业信用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和货币信用风险相比，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信用风险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从失信主体来看，信用风险由微观个体向政府主体蔓延。与早期的个人和企业违约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从欧洲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风险在不断加剧。二是从金融工具来看，信用借贷由传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产品转化。作为在传统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债券、股票等）基础上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新型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包括期货合约、期权合约、远期合同、互换合同等）由于能够转嫁风险而得到“青睐”，但这种新型金融产品高度的财务杠杆作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发领域来看，信用危机由生产制造业向房产地产业转移。1929~1933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接原因在于制造业生产与销售之间供求矛盾的尖锐化，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则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基于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有效规避现代经济社会的信用风险。

1.强化国家债务管理，规避政府违约风险2013年初，尽管美国两党达成了“财政悬崖”阶段性协议，但其政府未能摆脱“关门危机”。实际上，自1960年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79次（平均计算每8个月就上调一次），如果以现有利息增速判断，十年后美国债务仅仅利息的支出就将增加到1.1万亿（占其GDP总量的4.7%），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十年必须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国家债务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欧洲五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分别高达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有关报告显示，2007年中旬全球债务规模为70万亿美元，到2013年已经增至100万亿美元，而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债务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见，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是防范现代经济社会信用风险的首要任务。规避国家信用风险，防止政府债务违约的最好办法是避免政府的过度负债。这就要求政府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将国家债务尽可能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对现有国家债务应该强化管理，构建反映债务危机和债务风险的管理系统，建立政府债务预警、化解和救助机制。比如，调整国家债务期限结构安排，避免债务过度集中偿付；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多渠道监管各国政府债务风险；联合设立跨国债务危机救助的专门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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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峰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存在的问题看，”十一五”期间我们面临的发展任务依然繁重。尽管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市经济社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整体经济仍然处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2004年工业增加值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6.6%。由于人口相对多、基础差、经济欠发达状态偏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经济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薄弱；市内现有各类资源总量和利用水平对经济快速发展支撑力不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特别是农牧民增收困难；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就业压力大，农村牧区扶贫工作任务重；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公益性文化等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

――从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形势看，“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市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出现的恢复性增长和以高新技术、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大调整，对我市间接拉动效应日趋明显；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步伐加快，客观上使资源相对富集的我市处于比较有利的发展地位；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将为我市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为直接而有力的带动力；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市正处在工业化初兴阶段的加速发展期，随着自治区“三大通道”及我市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自身发展累积效应的显现，赤峰市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日趋凸显,实现快速发展正具备着多种有利条件。

当然，我们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机遇，对其它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都是均等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先进地区更强、更快的发展压力，面临周边地区对资源、资本、人才和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的挑战。

因此，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及早抢占先机和制高点，最大限度地争得竞争中的主动，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思路上，“十一五”期间，我市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快发展为主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实施生态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三大战略”，统筹把握资源转换、投资拉动、项目建设三个着力点，加速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三化”进程，加强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在发展的具体基本方略上，考虑我市仍然处于工业化前期和加速资源转换的阶段，而自身的资源又难以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十一五”期间，我市应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面向东北经济区和京津冀地区，突出重点，积极向北拓展联资源（包括俄蒙资源，重点是煤炭、有色、黑色金属资源），向东（东北地区，重点是辽宁）向南（京、津、唐）发展接产业，自身集中力量加快技术、产业孵化搞加工，构建“北联、东进、南下”的开发、开放和发展战略格局。

――在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我们初步设想，在现有的基础上，用五年或略长一点的时间，把赤峰建设成面向国际国内的农畜产品加工基地，东北地区能源、重化工业重要基地，国内金属原材料重要基地，草原生态和地质旅游胜地，蒙东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和物流中心。

――在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上，“十一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21%以上，到2010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达到1000亿元，经济总量力求保持在蒙东地区的领先地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1050元；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5%，到2010年达到8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超过2000亿元，比“十五”期间扩大2.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16 %，达到 292.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12.5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10%，到2010年分别达到12500元和4500元。同时对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其它方面的目标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划。

为实现这些目标，“十一五”期间，我们必须始终把握住五个直接关系加快发展的基本点：一是把扩大开放作为加快发展的主要着眼点，特别是搞好与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融合；二是把投资拉动和项目建设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投资和项目建设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三是积极主动地从更大范围配置优势资源，为培育形成区域性的优势产业基地提供保障；四是强化县域经济发展，提高产业聚集规模和资源配置效率；五是切实发挥好科技和人才的重要支撑作用。

――在发展的战略重点、主要任务及重点建设上，“十一五”期间，要切实抓好以下九个方面工作：

一、加大扶持“三农”力度，推进农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农牧业，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加速农牧业的结构调整，特别是突出抓好为养而种，加快发展农区畜牧业，大力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尽快实现农牧业经济由种植业主导型向养殖业主导型的根本性转变，力争畜牧业增加值占第一产业比重达到60%以上，农牧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程度有显著提高。在主导产业和项目上主要包括:1.设施农业工程。到2010年温室大棚蔬菜达到60万亩,新增50万亩。2.肉羊产业化工程。在全市范围内建设肉羊种源基地、养殖小区和防疫改良体系，2010年肉羊饲养规模达3000万只，出栏1600万只。3.奶牛产业化工程。围绕赤峰伊利液态奶生产线等龙头企业，建设专业化奶牛饲养小区，2010年全市奶牛存栏达到26万头。4.肉牛产业化工程。到2010年全市肉牛牧业年度存栏达到210万头，出栏 80万头。5.肉鸡养殖产业化工程。围绕草原兴发集团等龙头，到2010年，肉鸡出栏1亿只。6.肉鸭养殖产业化工程。围绕塞飞亚集团肉鸭生产线的扩产改造，到2010年肉鸭出栏4000万只。

二、扩大工业经济规模，发展壮大优势产业集群

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行大中小项目并举、自我发展与引联合作相结合，积极建设能源、冶金、制药、重化工业四个基地和农畜产品加工中心

能源工业。在组织实施元宝山电厂三期4号机组、赤峰热电厂四期工程、大板电厂、克旗经棚热电厂，以及赤峰煤矸石电厂、平庄热电二期、元宝山热电三期工程等一批市内用电电源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元宝山电厂四期2×60万千瓦机组、林东电厂2×60万千瓦机组、阿旗绍根煤田坑口电厂（一期2×50万千瓦机组）等电源项目前期工作，争取适时开工建设。以达里诺尔、赛罕坝、灯笼河、翁根山等风电场为重点，建设一批装机容量10万千瓦以上的大中型风电场。促进500千伏外送东北电网通道和与华北电网联网通道建设。到2010年电力装机及在建规模达到1000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750万千瓦、风电装机150万千瓦。

冶金工业。按照“内外联合建基地、域内重点搞冶加、集聚发展扩规模”的思路，重点抓好黄岗铁锡矿区、白音诺尔铅锌矿区、拜仁达坝多金属矿区、大井子银铜矿区、敖尔盖铜矿区等一批重点矿区的开发和扩建改造。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市内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市外以及俄罗斯、蒙古国的金属矿山资源开发，建设大基地。推动现有企业与国际、国内大企业集团的联合重组，实施远联年产300万吨钢铁扩建、红烨三期年产5万吨――15万吨锌锭扩建、白音诺尔年产3万吨――10万吨电解铅扩建、林西锡冶炼扩建、金峰年产6万吨阳极板铜和金剑铜公司年产3万吨――6万吨电解铜扩建等冶炼项目。同时，抓好一批后续加工项目。到2010年全市金属矿山日采选能力达到10万吨，年冶炼能力：锌20万吨、铅20万吨、铜20万吨、锡1万吨、钢铁300万吨。

制药工业。围绕建设自治区重要的医药生产基地，重点抓好赤峰制药集团、伊泰丹龙公司、大吉生化药业集团等骨干制药企业的扩张发展，加快赤峰制药集团巴柳氮钠和地红霉素等原料药年产150万吨、翁旗众鑫生物工程公司3000吨L――苯丙氨等项目的实施。

重化工业。围绕打造自治区重要的重化工基地，重点抓好阿旗绍根煤田年产1000万吨开发、平煤集团老公营子煤矿年产120万吨和红庙矿年产180万吨等煤矿的扩建改造，推进绍根、太平地等油田的开发，在集通铁路、赤大白铁路沿线的重点旗县区建设一批以煤转化及其它高载能为主的大型重化工项目。到2010年，全市煤炭产量达到3000 万吨，石油产量100万吨，煤化工、天然气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达到300至500万吨。

食品工业。围绕建成辐射周边区域的食品加工中心，重点抓好草原兴发、塞飞亚、东方万旗、锦绣大地、远大等肉类加工企业建设；加快宁城塞飞亚集团5万吨熟食制品加工、赤峰伊利乳业公司新增700万吨液态奶扩建等饮品加工企业的改扩建；积极培育以玉米、优质绿色杂粮杂豆为原料的粮深加工龙头企业，建设敖汉30万吨玉米深加工、阿旗绿豆深加工等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到2010年全市肉羊屠宰加工能力达到1000万只、肉牛屠宰加工能力达到50万头、禽类屠宰加工能力达到1.5亿只，液态奶日处理能力达到1500吨，啤酒生产能力达到50万吨、白酒生产能力达到5万吨。

三、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全面推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重点培育流通、旅游和房地产三大主导产业。一是加快发展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产业，加强以赤峰、大板为主枢纽的客货运输场站和物流园区建设，优化商贸流通布局，发展和壮大赤峰西城菜市场、赤峰同兴市场、万商大院、林西统布活畜市场等一批专业批发市场，积极构建大流通格局。二是组织实施《赤峰市旅游总体规划》，以巩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载体，重点建设西部草原生态地质奇观旅游区、北部辽文化旅游区、中部沙湖湿地旅游区、南部历史文化休闲度假综合旅游区。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吸引国内外各类投资主体加快实施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乌兰布统旅游区、喀旗清亲王府旅游区、红山国家森林公园、新城区公园等一批重点旅游工程，积极建设草原生态旅游胜地，做大做强旅游产业。三是适应加速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加快发展房地产业和市政公用事业，引导支持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兴办以便民利民为主的商业、卫生保洁、托幼养老、餐饮娱乐、家政服务、医疗保健、职业介绍等社区服务业，扩大就业，提高社会化服务功能。

四、完善城镇体系，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持体系建设，主要构建一个中心城市、大板和天义两个次中心城市、七个城关镇和二十五个重点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四级城镇体系。到2010年或略长一点时间，中心城区要建设成为人居环境较好、吸引辐射力较强的百万人口城市；次中心城市达到或超过国家县级市标准；七个城关镇和二十五个重点小城镇成为基础设施、产业支撑和社会服务完善的中心城镇。全市城镇化水平达到45%以上。

五、加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加快发展的基础

生态方面，围绕建设京津和辽西地区重要生态屏障，加快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草牧场植被恢复、国家重点公益林等工程建设。

水利方面，重点兴建三座店、德日苏宝冷、莲花泡子水库和黑哈尔河引水工程，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改造，继续实施主要河流和城镇的堤防加固与险段治理，提高供水、灌溉、防洪能力。对海拉苏、英金河、甸子、山湾子等大型灌区及28处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交通方面，要把公路、铁路建设的重点由连接市内行政区域转向连接周边城市、资源富集地和产业聚集地，为资源开发和优势产业发展构筑高效快捷通道。“十一五”期间，重点加快建设赤大、赤通、赤朝高速公路，促进赤承高速公路、经棚至锡林浩特高速公路赤峰境内段开工建设，推进赤峰至天义、国道303线凤凰岭至天山和国道111线赤峰至老府一级公路项目前期工作，建成以“二横一纵两出口”高等级公路为主骨架；建成赤大白铁路、巴彦乌拉至阜新铁路，推进林东至白音华铁路建设，促进实施叶赤线、锦承线、京通线扩能改造工程及集通线扩能改造；建设军民合用机场，积极策划克旗经棚、右旗大板支线机场。

六、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继续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增强科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支持卫生、体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

七、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和再就业。进一步抓好“两个确保”，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生产基础上，积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八、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借助外力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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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风险

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财务需要同证券机构、供货商、客户、银行等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协作关系，财务风险的防控需要企业的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全力支持。在此，我将我本人的一些收集整理分享如下；财务风险包括：现金流风险（融资风险、资金短缺风险、债务风险、应收/预付账款风险）、资金管理风险（资金使用风险、资金安全风险）、预算管理风险（预算编制风险、预算执行风险、预算考核风险）、会计与报告风险（会计核算风险、财务报告风险）、成本费用风险、担保风险、税务管理风险（税务筹划风险、税务操作风险、税金缴纳风险）、关联交易风险、资本运作风险（融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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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包括中央审计和地方审计两部分内容，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是在该审计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因此审计体制对政府审计的有效进行有着重要影响。

一、政府审计体制优点

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我国政府审计体制优势较为明显，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批判性。政府审计要求较为严格主要因为它不承认未经证实和验证的事实，换言之，在审计过程中以批判的态度认真分析审计的各项事宜，加强对经济社会风险的监督和控制。它不是简单的发现问题而是主动的检查和审视，从而针对出现的问题，通过加强管理等手段不断弥补体制漏洞，以此增强经济社会应对多种风险的能力，进而减少给我国的经济损失。

2.建设性。政府审计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被审计单位出现的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应对措施，不断完善被审计单位和相关部门的各项制度。该审计活动由党领导服务于人们，所以审计机关开展审计活动时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维护国家经济、保证经济社会稳步的发展。另外，政府审计能够有效推动各级部门领导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中来，充分发挥其治标、治本的功能。

3.服务性。政府审计的服务性质主要体现在其能够满足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并能站在较高的层面上扩展服务范围，从而履行党和政府赋予的服务职能。从整体上来看政府审计活动，需认真执行法律规定的职责，牢牢把握审计目标，保证国家经济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从中能够看出政府审计代表国家的意志，不但有法律赋予的相关职责，而且还具备清晰的服务对象，因此能够显著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为国家经济的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4.宏观性。政府审计在治理国家上发挥重要作用，代表着国家行使相关的职能，这也决定了它从宏观出发的特点，即在日常的工作中应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围绕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同时，政府审计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良好的警示作用，能够及时的发现被审计机构和部门存在的不良问题，而这一功能的实现也是占在社会经济全局的角度分析的。

5.开放性。政府审计具有开放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开审计产品的供给市场，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审计机关有选择生产和开放相关内容；其次，政府审计注重过程的开放，即从事的审计活动会自觉的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再次，为了达到较好的监督效果，审计资源也要求开放；最后，开放审计结果，认真履行和完善审计制度要求。

上述介绍的政府审计特点具有较强的优势，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应认真的落实，并将其体现到审计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去。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机制构建

当前审计制度框架下，设计和构建维护国家经济审计制度使审计活动不断的科学化、常规化和制度化，是审计机构应高度重视的问题，概括来看构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体制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行为依据。行为依据包括法律、历史、理论、现实四方面内容，其中从法律依据来看我国宪法中有所体现即，要求在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负责对国务院以及地方财政收支进行监督。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则将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以及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立法的目的，从中能够看出审计机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因此应无理由的遵守执行；从历史的依据来看，审计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在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上发挥重要作用。大量史料证明：政府审计将国家安全作为其重要的内容和目标，并和国家的政权进行有机的融合，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其能否有效的落实和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理论分析，首先，政府审计发展的重要环节从维护国家经济中体现出来，而且是政府审计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其次，从预防风险来看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体现较强的“免疫功能”，这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对审计工作的必然要求；从现实角度分析，不管是审计实践还是国内经济发展形势都比较重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的重要作用。

2.明确运行路线。当前乃至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审计应在真实性与合规性的基础之上，发挥体制优势，推进绩效审计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高效运行，为此应先明确具体的运行路线：根据国家制定的发展方针以及宏观调控政策，开展政府审计工作保证国家重大决策的有效落实，及时反馈发展方针和宏观调控的结果；重视重大民生工程审计，保证民生资金的有效利用，最大程度的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重视有关领导经济责任的审计工作，推进相关责任制的有效落实，不断完善和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审计过程中还应注意环境保护工作的审计，减少经济发展中环境的破坏，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各种风险，并使其符合国家形式变化；积极推动廉政建设，加强查处和审计力度，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3.强化素质管理保障。体制能否发挥最佳的作用和人员的素质与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是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应注重提高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具体需要从以下内容入手。

政府审计的主要职能使其对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较高，为了保证政府审计工作的有效落实应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审计队伍，这就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仅仅围绕审计目标，改变审计人员的传统思维和工作方式，尝试用创新思维解决审计工作中的问题。同时，还应注重引进德才兼备的工作人员，保证其具有较强专业技能的同时，拥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情操，为审计工作的开张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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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套问卷分析

（一）问卷对象分析

本卷共发放150份，回收142份，回收率94.7%，其中有效问卷136份，有效率95.8%。调查样本中男性比例为62.5%，女性比例为37.5%，在性别分布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样本中年龄主要集中在20～50岁之间，他们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中风险因素的认识具有代表性。调查样本的职业主要涉及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和其他职业人员，其中各级公务员占78.7%，企事业单位人员占14.7%，其他职业人员占6.6%。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稳定风险的认知情况，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水平。调查样本覆盖了省直城区、市县城区和农村地区，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二）问卷内容分析

本卷主要涉及征地拆迁、城市化困境、工业污染、农村土地流转四个方面，力图从问卷对象的回答中了解其对中原经济区建设潜在的稳定风险认识水平和应对能力。

关于征地拆迁，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针对国家征地补偿政策在干部及其他人员中的认知情况提出的问题。结果：有将近一半的人对国家征地补偿政策不完全了解，有1/4的人完全不了解，两项加在一起的比例占75%。这就给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埋下了“地雷”。二是针对引发拆迁冲突原因提出的问题。结果：40.4%的被访者认为“征地补偿不合理”是主要原因；33.8%的被访者认为“征地补偿公开透明度不够”是主要原因；17.6%的被访者认为“征地拆迁行为不规范”是主要原因。在其他选项中，有人认为拆迁规定不统一是主要原因，也有人认为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是主要原因等等。

关于城市化的困境，我们设计了一道多项选择题。结果：48.5%的被访者认为，要将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通过农民市民化来推进城市化进程，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高房价也成为农民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

关于工业污染，我们设计了两个题。一是“你认为工业发展造成的污染程度如何”，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当前工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很严重。二是“你认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承接工业项目中对污染问题重视程度如何”，被调查者有85.3%的人认为不重视、应付了事或一般。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我们设计了两个题。一是“你所在的乡村农地流转情况如何”，其中选择不清楚的占31.6%，选择一般的占37%，选择流转力度较小的占20%，选择流转力度很大的只占11.4%。二是围绕农村土地流转中频繁出现纠纷的原因，我们设计了一个多选题。其中，选择“土地流转法规不健全”的占71.3%，选择农民法制意识薄弱的占41.2%，选择“政府监管力度不够”的占36%。

二、第二套问卷分析

（一）问卷对象分析

本卷共发放250份，回收221份，回收率88.4%，其中有效问卷207份，有效率93.7%。调查对象主要是乡镇以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他们身处基层，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对于基层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最直观的认识和最深切的感受。本问卷就是通过对他们的调查，了解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容易引发的因素以及目前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二）问卷内容分析

本卷主要围绕社会稳定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设计，涉及三个问题。

一是“你认为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哪些”，我们设计了一个多选题。其中：选择“非法征地，暴力拆迁”的占56.4%。选择“失地农民就业、生活保障不力”的占52.3%。选择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劳资矛盾问题的占49.3%。选择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被上楼”的占39.8%。选择食品安全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占37.2%。

二是“你认为目前容易引发的因素有哪些”，我们设计了三个选项。其中，选择“征地补偿不合理，失地农民就业生活无保障”的占49.4%，选择“暴力执法”的占40.8%，选择“其他”的占9.8%。

三是“你认为目前我省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设计了五个选项，其中“重事后处理，轻源头治理”和“管理主体协同管理机制缺失”成为选择最多的两项，分别占69.7%和58.9%。

三、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综合评估

（一）取得的成就

1.着力民生，通过夯实“稳定大厦”基础降低社会稳定风险。近年来河南实施了扩大就业、发展教育等十大民生工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降低了社会稳定风险。

2.着力预防，通过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降低社会稳定风险。河南省自2007年以来就开始重视稳定风险评估，提出了“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实施之前，必须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并在全省各地逐步实施。

3.着力基层，通过基层微观管理创新降低社会稳定风险。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稳定对整个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在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河南省着力基层，着力微观，出现了义马“群众之家”经验、漯河的“阳光拆迁”经验和许昌市“抓早、抓小、抓好”的稳定风险管理经验。

4.着力教育，通过道德教育降低社会稳定风险。河南省扎实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活动。通过树文明标兵、评道德模范活动、争先创优活动以及“三平”精神（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强烈责任感）教育，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

（二）面临的挑战

1.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既有自然灾害、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也有社会生活领域中内生风险，如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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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中小企业》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做了一项社会化媒体危机公关调查显示：中国只有81.26%的企业管理层从社交媒体获取包含概要信息和评测指标的报告，近三分之二（67%）的受访者将社交媒体用于私人目的，33.67%用于商业目的。 使用社会化网络媒体的受访者中，68.21%拥有网络社交媒体QQ账号，21.25%拥有微博账号，表明企业管理很熟悉这些媒介。但在这项调查中，仅11.9%的公司使用社交媒体与客户互动，19%的公司用来做广告，8.92%的公司则用于研究消费者，约7.6%的公关公司利用社交媒体来研究竞争对手、研究新产品和服务、或者与雇员或其他利益相关人士进行沟通。

香港中文大学特约研究员著名网络营销专家兰晓华指出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对于品牌企业来说，要时刻提醒自己，福兮祸之所依，危险就像是成功的影子，片刻不离左右。跑在“高速”上的中小企业企业，任何一个路上冒出来的小石子都可能成为绊倒品牌的“夺命桥”。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因为高速发达的社会信息网络可以无限放大企业身上的任何一个小瑕疵，顷刻之间让品牌大厦轰然倒塌。虽然90%的受访者自称了解社交媒体可能对企业带来的影响，但受访者的公司中只有32%在监测社交媒体动向，关注由此可能对公司业务构成的风险，14.6%的公司采用来自社交媒体的评测指标来衡量企业表现。

墨菲定律告诉我们：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换言之，该来的总归要来，兰晓华说作为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危机来临之前，做好充分的预防，发现生产、管理、执行等各项工作中的纰漏，然后去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才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危机击中的“倒霉蛋”。

眼下是社会化全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的扩散力更加剧了企业危机的速度和规模，金模网CEO罗百辉这样说。企业重视社会化媒体拥有的、全面改革企业业务方方面面的潜力，包括品牌、声誉、沟通、影响范围和发现战略风险等。 正如分众传媒CEO江南春说：“时代不同了，消费者、员工和利益相关者们都期待通过社交媒体与公司和品牌进行交流。

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处理好所遭遇的危机，就非常有可能如被推到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灾难在与该企业相关的各个领域迅速出现连锁反应，垮得一发不可收拾，对企业形象和品牌信誉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危及生存。在各种媒体的围追堵截中，企业是弱势的一方，企业千万别想与媒体打官司，正如当年三株那样牛的企业，在常德事件与媒体会战，结果是赢了官司，三株企业却倒闭了。对中小企业，相比较那些“财大气粗”、“历史悠久”的企业，中小企业渡过关口更是难上加难，侥幸心理是没有用的，另外，“鸵鸟政策”、推卸责任以及隐瞒事实也是不可取的。（文/陈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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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自由、人权与安全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持续前进，人类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在逐渐的加大。随着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走向世界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人们从“我饿”到“我怕”的转变也昭示着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积极参与到全球风险社会当中去的积极探索。风险社会是一个伴随全球社会科技发展进步的一个整体状态，面对世界风险社会的整体推进，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正确对待风险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首次提出始于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中的阐述，虽然贝克并没有将“风险社会”给出一个具体明确的涵义阐释，但是他在随后的著作世界风险社会、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风险社会理论修正等中对风险以及风险社会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贝克基于其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赋予风险一词新的涵义。

风险社会具有自始存在性，历史延续性和普遍存在性，风险社会具有不可控制性，历史上我们就有未雨绸缪的经验教训，即防范风险，通过采取措施来控制风险的发生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风险社会的潜在性质表明了风险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假如风险可以完全控制，即不存在我们后续的探索和研究。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转型机遇期，如何正确的看待和处理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显得尤为重要。行政自由裁量权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基于公正合理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人们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才能应付自如井然有序，反之，只有在风险社会的风险预警和风险规制督促下其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风险社会背景下，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渐趋复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行政自由裁量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在继续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方面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风险社会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暴露出来使得传统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难免存在调整范围的局限，而立法者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把握也将对行政主体的权力形成一定的鼓励或者是限制，因此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和规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要想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更好的发挥法律的目的和价值须得从立法规制、行政内部控制、司法审查、公众参与等方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控制体系。

由于风险规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因此，风险规制的公共行政网络是全球化的。显然，风险规制领域的行政法，应当正视国际化公共行政网络的现实，关注民族国家内部风险规制与跨国、国际风险规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关注不同文化情境的行政法主义对此复杂关系的影响。这些都意味着传统行政法需要迎接新的任务和考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行政法学者早已经注意到了风险社会带给我们的挑战，结合风险、风险规制、以及行政法三个领域的理论，开始进行全新的学术探索，同时各个国家也展开了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风险规避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在风险规制领域，国外已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由于西方社会的工业社会发展较早且成熟完善，而基于该社会背景在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对在西方社会的研读与分析也相对成熟完善。因此，对于西方国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规制即对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和规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通过对西方国家的控制与规制的研究与分析以期能够得到治理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经验。在结合西方国家的优秀经验的同时，坚持我国基本的行政合法与行政合理原则，将风险管理与日常管理相结合，明确风险责任和分工，定期开展学习和培训。坚持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扩大公众参与，吸收公众力量共同应对全球化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发展和治理问题。加强立法规制和行政内部控制，健全审查管理体制机制。

本文针对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理论的探讨必须借助实践进行佐证，而对一个理论的研究必须具有现实基础和研究的现实需要，这样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有意义有价值。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的考察与理论的结合研究而得出初步的结论，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则属于行政法学和行政管理学范畴之内，在学科交叉的空白区域进行研究是本文的创新点，通过多学科的内容支撑来得出更为充实饱满的研究成果。尽管前期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探讨，但在行文过程中难免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对策研究还需进一步的实践、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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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46

[4][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

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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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及其重要决策意义

社会风险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是世界银行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于1999年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全新理念，旨在拓展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强调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多种社会风险防范与补偿的制度安排，系统、综合、动态地处置新形势下各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风险管理是在全面系统的社会风险分析基础上，强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强调通过系统的、动态调节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处置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新的策略框架。概而言之，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决策价值。

其一，社会风险管理强调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会政策领域，尤其强调系统思维、综合控制和整体协调的管理哲学；强调运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社会风险的在险价值（VaR）测试、社会风险心理测试方法，并在社会风险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控制。在变化、动态的社会风险背景下，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和政策框架必然四处受阻，而系统、综合、整体协调与动态调整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框架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决策及政策效应。应当说，社会风险管理正是适应变化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变迁而提出的创新理念。

其二，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既注重强化并发挥社会保障这一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柱作用，又充分运用市场保险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经济保障功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安排机制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惟有综合发挥社会保护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处置社会风险并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保护机制。

其三，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框架强调综合运用风险分析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风险控制工具、风险补偿工具的重要作用并构建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强化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相比，社会风险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更为宽广，它拓展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性框架的作用，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险控制理念和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思路及创新制度框架。社会风险管理体系自身的综合优势，无疑为在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保护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和管理框架，对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意义。

其四，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是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的系统处置社会风险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维。它强调运用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方法，探索社会风险管理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预警，风险补偿系统及其各系统的有机组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政策取向，强调层次结构、功能结构的结合，静态与动态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控制、预警与补偿的结合，分析、决策与反馈机制的结合，寻求最佳的社会风险管理绩效。

在我国社会风险日渐凸显的背景下，强调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更为重要的决策价值和现实意义：（1）运用创新思维对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为测度我国入世后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探索系统处置社会风险的方式，提供新的理论分析视角。（2）将为我国入世后有效处置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提供新的策略框架和政策思路。（3）有助于我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保障系统的新途径。

二、加入WTO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新风险和新挑战

其一，在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过程中自身存在复杂性和脆弱性，这能否应对和有效处置入世后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及其社会保障改革进程的受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正是在我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到位的特定背景下，入世所引发的外部压力，无疑会加剧国企下岗职工分流与再就业的压力，对正在推进的下岗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的改革，产生严重的资金短缺矛盾。同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到城镇所有劳动者，即便加速扩展步伐，在短期内也较难积累WTO压力下所需的巨额社会保障基金，并对制度稳定运行带来压力。显然，企业改革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随着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加，一方面失业保险金需求在短期内会增大，而下岗分流的人提前退休形式则又会构成长期养老保险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企业缴费机制受阻，将减少社会保障的资金供给来源。尤其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隐性债务未能有效吸收的条件下，新增社会保险金的较大需求，亦会给制度运行带来潜在压力。在近几年内，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供求矛盾将显得格外突出，并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目前的估计。

其二，入世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风险难以避免，弱势群体人数的增多，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行格局产生严重压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TO的各项规则的实施，将程度不同地制约和影响各国的社会发展。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是经济全球化演进中隐含的重要逻辑。在此意义上，入世可能会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期内，我国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将会更为突出，部分农民贫困问题将对我国现行扶贫战略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加入WTO将对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带来极为严重的挑战。强化非常规的政策思路以缓解收人差距的继续扩大，强化临时性救助显得格外重要。

其三，WTO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新旧模式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潜在压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历程表明，社会保障改革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社会保障的若干深层次矛盾正逐渐凸显，如隐性债务的吸收与消化，三条保障线与失业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等对近期和长期的社会稳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入世后的全方位挑战，无疑会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的诸多改革措施受阻。加入WTO引发的新的社会风险，又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会较大幅度地增大改革的成本。因而，加入WTO对我国社会保障的近期与长期的严峻挑战不应低估。

最后，除上述已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的各类显性社会风险外，由于经济保障、就业保障、企业单位保障逐渐缺位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长期积累的隐性社会风险及其严重性不应低估。这主要表现为下岗职工以及基本收入保障难以得到保障的社会群体长期的心理压力及对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心理压抑。这形成不可低估的潜在社会风险，若不有效防范，加以引导或疏导，在特定背景下将可能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基本经济保障和心理疏导并重，乃是社会风险策略框架关注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宣传舆论机构的正确导向和政府部门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将有助于缓解长期积累的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当代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被定义为违背社会文化规范的行为与不幸事故。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尤其是收入与分配的过分悬殊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增加，无疑会使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潜在社会风险更趋严峻，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框架。因此，尽快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用创新思维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如何应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呢？笔者认为，应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用创新思维制定应对策略，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实施积极的、动态调整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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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政治及经济等因素影响，我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使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诸如主体缺乏、项目冲突、管理分散等融合风险，对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冲击。要采取主体多元化发展、方式灵活式发展与管理统一性发展等渐进方式化解风险，使城市在主体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其他保险方面对农村形成牵引作用，进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

[关键词]社会风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5009106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壁垒，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现代化之关键举措。在新形势下，城乡社会保障之制度统筹与融合乃大势所趋，但受诸多主观（如观念、文化等）、客观（如管理、制度运行）因素影响，部分地区的统筹之路仍举步维艰。纵观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历程，其制度经历了“分割——融合——排斥——统筹”的话语演进，而这一过程亦趋同于城市化。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社会风险理论为基础，以城市化发展为背景，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为现实，提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的路径选择。

一、城市化、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

虽然“‘风险’本身就具有社会性涵义，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社会风险的涵义”[1]，但相对于风险，社会风险是风险或由外而内的“嵌入”过程、或由内而外的“拓展”状态，是“不确定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之过程。“社会风险的界定……取广义的‘社会’涵义，将政治、经济、文化都包含在内，除了个体的疾病、死亡、失业、意外事故和财产损失等以外，其他均属于社会风险。”[2]社会风险也是现代性的必然体现。现代性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是人对自然控制的必然结果，但也不可逆转地催生出社会风险。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说：“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3]（P4）

以城市化为例，社会风险在内容、性质、范围等方面表现出单一到多元、微观到宏观、具体到模糊等发展形式。首先，风险复杂化，从单一的个人风险到多元的社会风险。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化尚未形成，社会风险集中于生老病死等家庭性风险、天灾人祸等生产性风险以及治理与动荡等政治性风险。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与技术互为发展，原先的风险并没有随着技术提高而消失，相反，因新方法、新科技所带来的生存风险、政治多元化所带来的政治风险、社会融合所带来的参与风险以及社会分化所造成的阶层风险使得社会风险愈加多元，治理更显困难。如Strydom的描述，从1950年代至现在，社会风险争论的内容经历了“安全和风险——反对风险评估——反对者的意见和心理——参与者的关系以及现实/事实构建”等风险话语演进过程[4]（P307）。其次，风险宏观化，从微观的驻地风险到宏观的社会风险。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为中心城市带来“聚合效应”，这也是诸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进行“城市化”或“被动城市化”的原因。城市化是现代化之基础，但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性，且社会风险弱化了这种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虽然使城镇居民占英国人口的比例从3.1%上升到8.8%，但也破坏了小农经济，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靠乞讨度日。此时社会风险之性质已然发生改变，处理风险之方法不能只囿于家庭，而更要依赖社会。所以，英国政府于1601年和1834年分别颁布“旧济贫法”和“新济贫法”，开创了院舍救济时代。再次，风险模糊性，愈来愈不确定。风险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但在社会这一背景下，加之现代性导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风险逐渐被剥离出人们的主观愿景。城市化愈加发展，经济、环境等因素对养老、失业、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会超越人们所掌控的范围，使其措手不及。这也亟需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控制社会风险的范围。继德国于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之后，各国纷纷效仿，逐渐建立起现代性的世界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缘何建立，学者各持己见，说法不一。有以德国历史学派之社会改良为肇始，有以英国“济贫法”之颁布为开端，理论上或提人本权利、或曰社会权利、或以福利经济学及有效需求论为社会保障之数理理论。然而，以工具理性之角度出发，社会保障从萌芽形成到中期发展到体系建立的整个过程，都是以风险预防/防范为基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使社会风险之波及范围、伤害程度、性质、实施目的等发生诸多变化，社会保障之研究范式及实施理念也因此发生改变。如以宗教的普世主义理念开端为基础的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其初所实施范围只限于教会，受益人群只集中于社会中无家可归者、残疾人等“最弱势群体”，实施方式以单一的精神感召加之最低生活救济。工业风险使得欧洲社会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新型的社会风险随之而来，政府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之主体，社会保障在范围、方法、方式等方面已完全脱离于救助，形成的制度嵌入国家的运转机器中。不可否认，社会保障在发展之“黄金时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其“双刃剑”之负面效果使得福利国家陷入危机，改革呼声此起彼伏。以上世纪70年代为肇始的英国社会保障改革为基础，到目前为止，收效各异，但处理社会风险为社会保障之前提依然没有改变，研究范式也越发集中于国家——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处理上。

社会保障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风险，但它能尝试弥补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形成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及环境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针对新技术引进所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体系来减低对失业人员家庭的冲击；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使部分人脱离于市场之外，可以通过建立低保制度来减轻其生活压力；化学污染、食品安全等环境风险对人身体的伤害，可以通过建立医疗保险来减轻痛苦。由此，本文研究之重点在于减少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所产生的社会风险。诚然，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应该衔接，怎样衔接（渐进式或一步式）仍为学界讨论之热点。以笔者之见，城乡社会保障之衔接与融合乃大势所趋，但也应重点考虑制度的路径依赖和社会风险的空间扩散，在此基础上的理念与实施，才能平稳有序地消除社会风险之影响。

二、城市化背景下社会风险的异同发展与社会保障的诉求

我国之城市化有其本身特点，受政治经济影响，过去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曾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固化则使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变得困难。”[5]同时，这种以制度控制为基础的行政控制，造成城乡地域空间分割，使农民逐渐丧失社会保障的话语权，在仅存的“五保户”制度与低水平的社会救助中享受社会保障的微薄福利。“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6]此间，城乡社会风险因经济、环境、技术等诸多原因各自改变，并呈现异同发展之特点，社会保障也呈现路径依赖之趋势。

城市能享受经济发展、技术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等区域福利，也因前者要素的多重影响，正逐步享受社会保障的福利供给，在社会保障“刚性”特征前提下，改变其社会保障享有状态尤为困难。首先，经济性风险。市场化引入能打破原有计划经济模式，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但也因过度依赖，使得部分竞争者逐渐被市场淘汰。如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盛行，实行市场经济后，受家庭、学历、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产生诸多低保群体，因此，我国于1999年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截至2011年9月，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268.7万人。其次，技术性风险。新技术在城市大量使用，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造成诸多难以适应新技术而失业的人群，可通过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解其燃眉之急。2011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4317万人，比2010年增加941万人。再次，环境风险。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等问题正进一步困扰城市居民，这使得参加城市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显著增加，2011年，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7291万人，比2010年增加4028万人。

反观农村，社会保障因方式固定、内容缺乏、范围狭小等缺陷，不得不依赖家庭、邻里、土地等“非常规资源”。在经济风险方面，市场化虽提高了诸多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7]。在技术风险方面，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东南沿海的部分农村提前完成城市化，说明技术风险只存在于部分农村地区。在环境风险方面，其覆盖范围已打破地域的限制，农村要与城市忍受同样的环境危害。因此，国务院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11年9月底，全国264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基金支出总额为1114亿元，受益8.4亿人次。同时，较之城镇居民，农民还要面对个人及家庭的突发性灾难，其社会风险预防与抗击能力更弱。

我国城市化是以打破农民身份与区域限制为开端的。制度的默许、城市的吸引加之信息的畅通，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首先，双重身份的农民工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亟需建立失业、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我国国家性质的必然体现”[8]；其次，农村中空巢老人因无人赡养，存在潜在的社会风险，其保障的方式与方法亟需完善；再次，农村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目前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高达0.3949。经济风险正逼近农村居民，且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极不均衡，治理农民贫困仍任重道远，需完善以政府为主体、底线公平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城镇也要承受制度融合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如农民融入城市对原有就业、医疗、养老制度的影响。可以说，社会风险背景下的城乡社会图1区域分割下的城乡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险保障融合实际是风险的“再造”——从社会风险的空间隔离到要素融合，进而使双方产生新的风险。

在区域分割之背景下，城乡社会保障按各自路径发展，经济、技术及环境等社会风险在大小、范围及过程的区别使城乡实施不同的社会保障方式（如图1所示）。因缺乏主体（只以家庭为主体）、项目单一（以土地为基础建立的保障）、资金渠道狭窄（家庭支出与邻里互助为支撑），农村风险集中于个人风险、家庭风险与土地风险，社会保障仅限于家庭援助、邻里互助、政府支持等内容。

经历户籍制打破以及城乡空间融合的影响，城乡社会风险之性质已悄然变化，农村在面临经济、环境与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的同时，还要面临作用于城乡的共同融合风险（如图2所示），主要包括主体缺乏、项目冲突以及管理分散等风险。共同风险加之原初风险共同作用于城乡，使得社会保障制度曾一度在积累资金、完善项目以及灵活方式等方面举步维艰。因此，在逐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国家正积极建立与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时至今日，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基础在于风险的“事后效应”，缺乏事前的“预防机制”。毋庸讳言，面对更加快速的城市化，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理应变事后原则为事前原则，通过风险要素的整合进一步调控与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

图2制度融合下的城乡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险

三、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与渐进式风险化解

在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的融合效应不仅给农村的社会保障带来负面影响，更会冲击城市原有社会保障的完整性，应因时因地实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社会风险易内化于制度中，城乡之风险化解并非一朝一夕。从现实国情出发，兼顾城乡社保现状，本文认为应采取渐进图3渐进式风险化解与城乡社会保障统筹的制度创新的方式。所谓渐进方式，是以社会风险为衡量基准，实施分步的方式，即在逐渐缓解城乡风险的基础上，实施城乡社会保障的融合。

城乡社会风险化解之重点在于融合风险，注重社会保障各要素的创新与整合，使农村与城镇对融合风险产生吸收、排斥等多重动力，城镇风险对农村形成融合作用，双方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牵引，从而融合成为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详见图3）。

关于社会风险层面的融合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融合过程中会出现诸如主体缺乏、项目冲突以及管理分散等风险，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解决。

1化解农村之养老主体缺乏风险——多元化发展。虽然“国家或政府是社会福利供给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能轻视或忽视在社会福利实施中的主导和主体作用”[9]，但对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来说，主体的突然变化不仅会造成财政负担，而且使得农民因方式改变而难以适应。首先，社会保障资金投资渠道多元化发展。投资渠道多元化是化解资金分担风险的重要方式，以目前来看，我国社保基金可以投资相对稳定、收益相对较高的大型项目，或者投资于大型的且风险较小的国有企业。其次，社会保障主体多元化发展。采取以政府先行、市场辅助、社会补充的方式，发挥社区、市场、家庭的共同保障优点。如政府部门可通过引导和支持来加强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放权且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建立），可以通过引导和控制来加强商业部门的作用（鼓励商业银行介入农村养老保险），家庭可以通过询问与互助等方式加强与非正式部门的交流（引进社工人员介入社区养老），也可通过互动来加强与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主要采取服务外包）等方式，共同作用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化解城乡社会保障方式固定风险——灵活式发展。首先，过渡人员的制度安排。我国“突变”式的城市化会生成大量的过渡性群体，如失业工人、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这一群体的集体意识和政治诉求可能会引发治理风险，因此要在资金补助、技术支持、救助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建立不同层次的、专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设立专项补助解决空巢老人的法律、家务、服务等方面的需求等。其次，保障方式的过渡性安排。面对日益不确定的社会风险，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采取灵活性的社会保障政策，虽然各项目的保障水平不尽一致，但所形成的合力使受益人福利逐渐提升。以此为鉴，我国可以灵活采用多元化的保障方式来化解风险。如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吸收原有社区养老保障方式（如先前建立起来的养老院，或在居住区域内建立临时养老安置场所）；实行分成制的城乡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城镇医疗保险主要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三者在比例、范围、资金筹集渠道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建议对部分“农转非”的居民可以实行医疗保险的过渡，建立一种新的医疗保险，吸收原有“新农合”的保障方式，逐渐接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3化解城乡社会保障分散管理风险——统一性发展。首先，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机制。社会保险地区转移制度的成熟是减弱地域风险的主要方式。要在保证个人账户可随人转移之外，尝试实行社会保险资金的省级统筹乃至全国统筹。为消除区域发展不均衡对省级统筹的消极影响，一方面要协调各市级单位和部门的管理，均衡利益分配；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险网络建设，共筑信息平台。其次，管理方式由复杂化到过渡性的统一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其管理方式已然成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受区域限制、部门利益及财政体制等因素影响，依然难以统一，形成区域风险。因此，在社会保障项目及方式等逐渐融合的制度背景下，改变原有管理方式已是大势所趋。可以先逐步实行政策统一，如在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缴费年限等方面，研究实行从分层化到统一化的过渡管理方式。在政策统一之基础上实行待遇统筹。控制好宏观管理之后考虑完善以社会保险落实为基础的经办服务，最后实行从风险调节过渡到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制的统收统支基金管理方式。

关于社会保障层面的牵引效应。在排除主体、项目与管理等风险因素后，城乡社会保障就可实现统筹。

1主体保险的项目融合。农村的三大社会保障项目——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与城市直接对接。目前来看，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制度的模式上已接近，只是在待遇水平、主体等方面有所区别。所以，不妨先保持原状（部分地区可在待遇上有所创新，如江苏省常熟市“重新设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统账结合、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接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同时，还建立了纯农人员参加农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实行个人交费与市、镇（村）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办法”）[10]，待主体、项目与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之后再进一步融合。

2社会救助的制度兜底。作为社会保障的根基——社会救助，其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之背景下。因为，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的弱势群体，在没有形成正式制度前，他们的保障方式只有临时性的社会救助。农村地区的社会救助应重点关注失地农民、留守老人等。先对其实行临时性救济，等时机成熟之后，这部分人群的社会救助或与城市救助制度并轨，或转向其他的保障方式。

3其他保险的渐进实施。除养老、医疗等保险之外，农村还缺乏其他险种（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保障，这是由于农民主要以务农为主，缺乏工人的制度性管理，因此很难建立起完整的、以工资为基准的社会保险制度。但在我国沿海较发达地区，传统农村的社区模式已被打破，逐渐走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这些地方可适当增加社会保障的险种设置，逐步与城市并轨。

参考文献：

[1]张海波.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2）.

[2]Knight.F.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M].A.M.Kelly，2002.

[3][美]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彭华民，等.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5]李迎生.以城乡整合为目标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J].社会科学研究，2002，（1）.

[6]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7]樊小钢.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模式探讨[J].浙江社会科学，2004，（4）.

篇13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以往过度透支环境和能源的粗放发展模式，“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商业银行也必须在经营管理上做出相应的调整，把履行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尽快构建有效的“绿色信贷”机制，通过在信贷领域和信贷活动中确立环境准入门槛，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资金来源。

（一）推行绿色信贷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商业银行根据持续期限、资金规模、信贷额度、利率条件和风险控制等要素进行资金的配置，高效的审贷体系使其在风险衡量和定价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因而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通过差异化定价可以引导资金投向有利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的产业、企业和项目，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推行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管理环境风险的现实需要

我国目前因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信贷风险加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推行绿色信贷，把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融入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和监控，为商业银行管理或转移环境风险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三）推行绿色信贷是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客观需要

实证研究表明，环境绩效与金融利益相关者（如银行、保险公司、投资者）的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商业银行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积极推行绿色信贷，进一步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摆脱过去长期困扰的贷款“呆账”、“死账”的阴影。

（四）推行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计划项目就发表了银行业《金融业环境暨可持续发展宣言》，强调了把环境因素纳入标准的风险评估流程的必要性。其主要目标是，要求银行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且鼓励民间部门投资于有益环境的技术与服务。我国商业银行也必须尽快顺应这一潮流和趋势。

二、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机制的主要内容

相对于传统的贷款管理，“绿色信贷”机制的核心就在于把环境与社会责任融入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政策、贷款文化和贷款管理流程之中。

（一）商业银行环境信贷政策

明确的环境信贷政策可以为员工及顾客提供商业银行关于环境风险的清晰指南，可以向员工及顾客阐明商业银行实现经营目标的特定程序和所应承担的责任，可以确保与环境风险相关的贷款以一贯且公平的方式承做，可以为与环境风险相关的商业银行业绩评价提供明晰的标准。很显然，商业银行环境信贷政策应具有可操作性及成本效率，同时还应考虑环境风险敞口、人力资源限制和市场限制等。

（二）商业银行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

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作为商业银行辨识、评价、控制、转移和监测环境及社会风险的过程，不仅适用于单笔贷款，而且适用于集合贷款和组合投资，其目的在于使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敞口最小化的同时，对不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提供足够的保护。一般而言，商业银行的环境及社会风险包括：①直接风险，指的是商业银行因清理被其借款人污染环境所蒙受的直接法律责任（如借款人破产）；②间接风险，反映了借款人的环境负债可能影响其偿付贷款能力而造成的风险，由于贷款企业必须在环保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满足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这就有可能影响借款人的现金流进而影响其偿贷能力，特别是当贷款企业违反环保政策和环保法规时，就会面临罚款、支付治理成本、暂时或永久停业；③名誉风险，反映的是商业银行因与环境问题投资关联而遭受的名誉损失，商业银行在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上有失谨慎而导致的环境及社会影响都将会对其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其市场价值和业务开展。商业银行在对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评估时，必须重点关注环境及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环境及社会风险的级数（严重程度）、环境及社会风险影响的持续期、环境及社会风险的敏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及社会风险和收益的影响、是否符合相关立法特别是环保法的要求等因素。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流程可分为环境及社会风险识别、环境及社会风险评估、环境及社会风险控制及转移、环境及社会风险监测等。

（三）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管理

一是贷款项目按环境与社会标准进行分类过滤。对于高风险贷款项目，贷款申请者必须完成社会及环境评估，而且必须在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磋商后办理环境管理企划书，说明如何减少或监测贷款项目在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风险。二是贷款项目进行环境要素评估。商业银行贷款项目的环境要素评估必须考虑社会及环境条件基准、更符合环保及社会责任的可行替代方案、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包括通过恰当的独立认证体系认证的可持续资源管理）、能源的有效生产和运输及使用、污染预防和污染控制以用废弃物的处理等，商业银行根据这些项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贷款提交、贷款审批或贷款发放。三是借助环境保险及金融衍生品转移信贷风险。可以通过要求顾客考察使其免于环境责任的保险、要求顾客以银行为受益人购买环境责任险、以第一方保险将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组合的环境风险转移至保险公司、要求环境顾问掌握专业保险赔付知识等保险政策和方式实施风险保护；除了保险市场以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也为包括环境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四是进行动态的环境风险监控。商业银行必须对贷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通过口头询问、信息披露以及对项目或场地的实地考察等进行动态监控。

三、构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机制的初步设想

（一）建立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机制的基本框架

在战略上，商业银行要把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提升到与经营利润同等重要的层面，确定环境保护和发展目标；在政策上，商业银行要结合实际制定环境信贷政策，编制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用以指导信贷业务及其他活动；在人才上，基于环境风险评估的专业性强，商业银行要加大引进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内部人才的力度。同时，还要培养对贷款项目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评估的外部咨询公司或行业环保专家；在组织机构上，商业银行要从职能和公司治理方面为绿色信贷提供支撑；在产品上，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产品的设计不仅要融入环境及社会责任理念，而且要吸取传统信贷产品的成功经验，如弹性、友好度、便于个人管理、捆绑或低风险等，最大限度地吸引顾客，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完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激励与约束机制

商业银行必须与政府监管部门共同努力，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提供动力和压力。其中，不仅要有对商业银行违规向环境违法项目或企业贷款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和处罚的措施，而且还要有对切实执行绿色信贷成效显著的商业银行实行奖励的政策。同时，还应该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财政政策，以调动并确保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三）扫清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障碍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部门行为的调整和约束、银行与各级政府的共识是信贷政策有效支持环境保护的首要前提。因此，我国中央政府有必要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甚至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避免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特别是杜绝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以各种方式对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的争夺。同时，可以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牵头，促成商业银行与各级地方政府就共同环保事项或流域性事务进行结盟或签署环保协议，形成书面契约约束。

（四）营造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