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经济增长的动力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经济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模式，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都需要这种行为模式，也只有在这种模式里才能够正常进行。尽管我们不能指望经济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对新的思路期望过高，但是它会给予我们启示，改变我们的观念，拓宽我们研究经济的思路。一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所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我们把各国的经济增长看作是通常由人口的增加和广泛的结构变化所伴随的每个人或每个劳动力产值的持续增加。”

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反过来，社会经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即科学一技术一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伊达尔戈认为，“我们首先（要）理解与人类紧密相连的信息物质――这些信息体现了人类的知识技术”，即“对知识技术的实际运用”。根据伊达尔戈的解释，一种新的技术或工艺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并带来利润和潜在的赢利前景，才称之为“创新力”。从历史上看，世界科技中心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就是强国。当然，世界科技中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会有几个中心。

篇2

2结论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数两生产要素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协整的，即两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的资本要素弹性和劳动力要素弹性保持了一致的协调性，几乎相差无几，并且各自都以较近似的贡献率反馈到经济增长机制中，成为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的要素，也就是说，这两种生产要素在长时间范围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相协调发展，保持固定的投入－产出比率，避免资本生产过剩与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充分发挥两种生产要素弹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而从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看，在短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要大于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反映了经济增长受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从业人数增长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篇3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篇4

1997年，东南亚发生危机，中国出口额出现大幅下降，投资也出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雄风不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消费来提供了。中国经济刚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却又走进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如何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如何解决内需不足的，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中，“中国的紧缩问题相当严重，政府应以解决紧缩问题为主。”应该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政府确实也将扩大内需，防止紧缩作为了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1997年起，国家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其定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

本次寒假，我将扩大内需政策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撰写成文，对扩大内需政策作一些浅显的，姑且当作。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观点、分析过程必将显得稚嫩，还望各位老师能够加以批评指导。

首先，我们先明确何谓内需，何谓扩大内需。“内需”， 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内需求。“需求”，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就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在某种经济条件下，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任何厂商进行生产都必须根据预期人们的需求来定。因而需求可以对生产产生重大的，一旦需求萎缩必然导致产出的减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发展。需求的减少又会使产出显得相对过剩，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这又会使居民产生物价还会降低的错误预期，这种预期的存在必然使消费水平继续下滑，需求不足。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必然陷入困境。很不幸，在1997年以后，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4.8下降到了1999年的97.0。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7.1下降到了1999年的98.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更是从1995年的119.9下降到了1999年的87.8。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2000年后的统计数据，但从各大媒体的报导中可以得知，物价指数还有下降的趋势。只是个别年份或个别季度出现上扬。所以中国存在紧缩现象从数字上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跳出这一循环，扩大内需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具体论述扩大内需政策之前，我有必要对需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人数N所获之收益，D与N的关系即为D=f(N)，这就是总需求函数。当D在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时，其值就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则贯穿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始终，是其理论核心。我国经济就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另外，扩大内需之“需求”不单指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应包括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购买支出需求等。

下面我将具体分析扩大内需政策。

一， 中国的经济状况必须扩大内需。

在文章的开头我已经写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内需不足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国的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就业压力加大，都与内需不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人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容乐观。根据菲利蒲斯曲线，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着反方向的关系。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牺牲一定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就通货膨胀的存在对就业来说是有利的，而紧缩的存在则会使就业率偏低。目前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

二，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要扩大内需，主要是依靠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国内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然而这么大的市场却因居民消费水平低而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并不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居民的收入大部分用于银行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据银行统计，目前中国的储蓄水平有八万亿之巨。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降低利率，但总体上的储蓄却不降反升。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2年3月末，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长幅度比上年升了0.5个百分点。1—3月储蓄存款累计增加了5051亿元，同比增加900亿元。大批的收入用于储蓄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对扩大内需形成了制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偏好于储蓄？难道这是中国人天生的品质？当然不是。

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居民偏好储蓄，居民存款余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的储蓄结构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的八万亿储蓄中农民存款只占小部分（1998年这一比例大约为22%）另外金融部门的统计，1998年的城镇居民储蓄中约有1.8万亿分散在80%的储户手上。这种储蓄结构很明显是由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影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从经济理论上讲，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和储蓄是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样收入越高的阶层储蓄率越高，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储蓄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储蓄率将提高，这就导致消费率的降低，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投资需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的不足。总而言之，导致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在这方面我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8.7万亿元，占总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因此要实现扩大内需，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造成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配套改革相对滞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支出较高，信心不足。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改革的振痛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近几年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原来由政府和国有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等保障相继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由于预期支出增加，即期消费必然减少。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居民储蓄用途中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何解决居民预期支出增加的问题，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也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面临的一大难题。三， 实施扩大内需，政府的政策选择。

要扩大内需，政府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实现。从经济上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无非是用两种。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就实施紧缩性政策，即财政上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治理通货紧缩就刚好相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量。

我国面临的是紧缩，因而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增加支出和减税。由于我国的国情减税效果不会明显，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增支。货币政策主要指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已从1998年延续至今。据国研网的《2003年货币政策展望》中透露，2003年我国仍将实施这一政策，但从货币供给目标看，2003年货币供给计划增速略高于2002年。因而稳中趋松将是2003年货币政策的主要基调。

四， 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方针及其效果的评析。

（1） 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公共事业性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来实现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8年的财政赤字为922.23亿元，比1997年增加了339.81亿元。1999年的财政赤字为1743.59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821.36亿元。赤字增加的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从1998年到2002年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从而促进了投资的增长。同样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国家财政主要开支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1997年为1019.50，1998年上升为1387.74，1999年为2116.57，增幅也是相当大的。增加财政开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家的经济，起到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还促进了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然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赤字增加不利于财政的稳定，发行国债也免不了出现风险。虽然政府的赤字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内，但再发展下去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肯定会出现挤出效应。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升高或是引起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的投资减少，这就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或全部地被抵消。所以，过分依赖政府增加开支是不行的。虽然说目前找不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但我坚信挤出效应肯定是存在的。

（2） 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以促进居民消费及私人投资。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并于1999年9月开征利息税，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这就是国家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降低利率是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最近几次降息，我认为其效果是不明显的。原因就在于收入及储蓄结构的问题。这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且降低贷款利率是否 就能增加的投资，也值得商榷。在当今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银行的坏帐率居高不下，能否找到既有信用又有良好偿债能力的客户是银行发展的关键。然而这样的企业又会有多少。由于体制不健全，出现了很多行政命令式的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贷给一些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导致坏帐。而一些正在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却因贷款无门而面临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即便降低利率又能增加多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目前正在改变。

（3） 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延长节假日。

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国家制定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并且延长了节假日。目前我国一年有三个黄金周，分别为“十·一”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假日经济从起步开始走向繁荣。据国家局2002年10月8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10月8日前的7个黄金周期间，累计出游人数高达4.6亿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31亿元，相当于2001年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7%。很明显，延长节假日确实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并且带动了第三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政策确实是利国利民。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在于国家的加薪政策似乎太偏向事业单位，而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政府承诺在十五期间平均每年为公务员加薪5%，在2001年3月，10月两次分别就基本工资加薪19.8%和15.9%后，2002年7月再次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这又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按经济学原理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富人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就越少。公务员整体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工人。我认为靠给公务员加薪来增加消费不如给农民减负增收，不如给城镇下岗工人增收。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4） 高校扩招，启动经济。

从1999年开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扩大高校招生。同时相应提高学费。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说到子女的教育开支是居民进行储蓄的一大原因。为了子女的教育，很多家长是花再多钱也愿意的，根据这一情况，扩招、加收学费不失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好办法，而且还能使学校获利，学生受益，并且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但是，过高的学费，住宿费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教育支出膨胀，半数家庭难受”。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700余位居民进行调查，有54.3%的居民认为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这一结果表明半数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膨胀难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是在三个发达城市进行的，可想而知贫困地区的家庭将更难承受如此之高的教育开支。我就在我们的南京财经大学碰到过刚上一年级的贫困生。报到时欠交学费，家长表示每月所能提供的生活费不足百元。虽说学校有奖学金，助学贷款，可是如此低的助学金又能提供多少帮助。在一些报导中，有些所谓专家和学者又在高呼提高学费，促进经济增长。真不知道在看到那位新生哭红的双眼时会作何感想。

五， 扩大内需应做好配套改革。

扩大内需难，难就难在它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所以要扩大内需必须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其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从而增加消费开支。

另外还应加强和整顿市场秩序。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市场条件下，要人们增加消费，增加投资那是绝不可能的。目前我国的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诚信缺乏，严重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对市场秩序整顿规范了，才有可能使人们恢复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总而言之，配套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扩大内需政策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其重要性不容小视。

篇5

一、新常态下农业旅游经济增长效益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并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到农村发展旅游业，展现出多元化的业态。同时，国家政策对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给予大力支持，各项政策与规划陆续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报告表明，当前我国已步入全民休闲度假时代，从数据上来看，目前我国每年旅游人次达到36亿，而超过半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为农村以及古镇村落，未来5-10年，农村旅游接待人次将超出20亿。《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16年度）》数据表明，我国休闲农业与农业旅游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非常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6年我国农村旅游以及休闲农业从业人员达到840万人，农业旅游与休闲农业从业户年均收入达到6万元。［1］农业旅游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旅游融合程度日渐深入，农业旅游拥有生态农业的内涵，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更为注重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全面结合。从农业旅游经济增长效益来看，发展农业旅游经济，可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转型，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同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专业人才培养上做更多的工作；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通过农业旅游开发，可进一步发挥农业服务功能、生态功能以及民俗文化功能，因此，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山西省朔州市为例，当前朔州市共有农业旅游特色乡村30余个，农业旅游经营业主超过100家，从业人员1400余人，全市2016年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其农业旅游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增长，推动农村基础建设，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二、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山西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重要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旅游资源，其农村古建筑、自然生态风景、古民居村落、革命遗址等数量众多，历史、人文以及生态资源丰富。山西省农业旅游自2007年步入正常化发展轨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旅游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山西省农业旅游呈现出类型不断丰富、规模日渐增长、内涵逐步提升的良好发展趋势，农业旅游近年来也得到了高速发展，特色小镇、自驾营地等新农业旅游业态陆续出现，例如晋中市百草坡森林植物园房车露营地、寿阳田益生态庄园、祁县红海玻璃文化艺术园等，都是其农业旅游发展中的新亮点。山西省农业旅游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增长点，推动农村经济的升级转型。经济稳速增长，农业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山西省完全有条件与基础进一步发挥农业旅游优势，获取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山西省不断加大对农业旅游的扶持与引导，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农业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其已成为山西全省旅游产业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大众就业与创业的新路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山西省已有农业旅游示范县22个，其中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县8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点17个；全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超过24万人，农业旅游全年接待游客数量2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90亿元；农业旅游收入占据全省旅游总收入超过6%。农业旅游成为了山西省旅游业发展的有效力量，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三、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制约因素

山西省自2007年便开始实施《山西省乡村旅游客栈服务规范》，并陆续出台多项经营管理制度规划农业旅游发展。但总体来看，许多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旅游环境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仍然较差，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产业结构失衡

总体来看，山西省农业旅游资源主要以乡村景观、文化习俗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等为依托，其旅游发展模式相对较为单一，地域特色不鲜明。部分地区农业特色旅游资源开发不完善，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其农业旅游产业多处于无序开发以及自然发展状态，缺乏健全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布局分散、体量小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具备鲜明地域民俗文化特征的乡村在旅游开发中由于系统规划意识的缺乏，无法实现旅游与农业产业的有效结合，旅游要素整合不到位，导致旅游资源开发档次较低。其次，旅游产品开发与经营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资金与资源尚未形成整体合力，部分地区农村旅游开发缺乏全面规划与系统安排，开发投资较为盲目；旅游产品重复建设的情况也较为突出，使得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增大，无法形成市场规模效应；部分农业景区简单照搬、盲目复制，缺乏文化乡土味与历史厚重感，无法满足现代城乡居民多样化需求。此外，从服务上来看，服务形式与内容普遍存在盲目跟风的弊端，缺乏自身特色服务内容打造，区域旅游特色无法形成。［3］

（二）基础条件落后

当前山西省部分农村旅游景点离城市较远，许多具备自然原生态风景与原汁原味民俗风情的农村处在山区，干线公路同农村连接道路的等级较低，通信、信息等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同时停车场不足、旅游引导指示牌缺乏、旅游厕所质量较低等问题都较为明显。“网难上、路难走、事难问”导致难以留住游客，更难形成良好的市场口碑。例如地处繁峙县与河北阜平县交界处的茨沟营，其是太行山深入兼具人文与自然风光的村落，更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农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旅店饭店等基础配套产业不完善，导致旅游市场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旅游资源优势无法发挥。

（三）专业人才缺乏

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素质问题是目前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制约的重要因素。当前山西省从事农业旅游的经营业者多为本地农户，经营管理思路、投资金额以及市场预估等都受到较大程度制约；同时由于缺乏专业、规范性指导，导致农业旅游市场行业以及卫生规范等标准都亟待提升；少数农业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导致旅游权益侵犯时间屡有发生。同时，农业旅游需要一系列专业管理人才、信息人才、技术人才以及营销人才的支撑。而由于高素质人才普遍不愿意到基层农村就业，农村景区经营业主也难以做到脱产学习，进而导致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不足，粗放型经营与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农业旅游发展。［4］

（四）生态环境破坏

农业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村城镇化成为大势所趋。如果对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传统风格保护两者间的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农村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破坏。农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与城市不同的生态与民俗文化风情，一旦农村生态民俗环境遭受破坏，其优势与特色便会受到影响。当前山西省许多农村兴建游乐设施与场所，使农村传统风貌以及特色旅游资源受到很大影响。部分农业旅游景点由于无序开发，导致林地与耕地面积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较大影响；部分乡村盲目招商引资过度开发，地方环境破坏巨大；许多农村在旅游开发中也不注重农业生态的保护，导致自然原生态的“乡村味道”被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所侵蚀，游客无法在农村旅游景点中感受朴素自然的农村情怀；一些开发商缺乏对地方自然生态区的考察分析，农村旅游资源利用开发存在很大随意性，导致当地旅游资源遭受破坏；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多所带来的垃圾、尾气、污水排放等，都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威胁。

四、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构建

新常态下，结合对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现状以及问题的分析，现基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整体发展环境状况，从供给系统、需求系统以及支持系统几个方面构建起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为促进山西农业旅游经济提供参考。

（一）完善供给系统，丰富产品结构

旅游经济为典型的眼球经济，要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加快地方农业旅游产业发展，产业创新与特色打造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针对山西省当前农业旅游发展同质化问题，新形势下应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路，基于市场需求出发，推动农业旅游业态功能多元化发展。具体来讲，可构建“旅游＋文化”的发展模式，文化始终是旅游的灵魂，对于农业旅游也不例外。当前许多农村景区都注重外在形象的打造，但忽视了人文内涵的展现。旅游发展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应重视“旅游＋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农业景区内涵；大力推动“农业＋文化”发挥农村各类非物质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特征优势；推动“农业＋康养”发展，拓展农村养老养生以及健身运动项目建设。［7］其次，应丰富旅游产品结构。具体应结合游客需求，设计与开发一系列农业旅游配套服务，丰富农业旅游产品类型，延伸旅游系统产业链，提升农业旅游附加值，进而全面提升山西省农业旅游竞争力，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例如以新业态与新产品为基础构建农业旅游要素，更深层次发掘乡村文化民俗内涵。如从简单的“瓜果采摘”“农家乐”等初级旅游产品向康体健康、养生休闲等新模式升级；围绕古村落、民俗村镇的民俗文化特征，构建度假观光类型特色化旅游村，例如右玉县马营河村、山阴县旧广武村等都为此种开发模式，其中马营河村通过对软硬件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对民俗文化的深入开发，受到了许多自行车俱乐部、自驾游等游客的广泛推崇，其旅游发展模式值得其他农村借鉴。第三，山西省需进一步加大旅游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农业旅游对象以城镇居民为主，其不属于低端消费。因此必须要提升农业旅游的质量层次，加强基础建设。具体来讲，应改善农村旅游景点的住宿条件，完善有线电视、无线WIFI、床铺等住宿条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如停车场、气化、下水道等。同时应在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道路公路网的大框架下，规划通往A级景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农业旅游示范点以及传统村落的旅游公路，打通干线与农业景区间的交通。此外应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地方部门可定期举办农业旅游培训班，邀请旅游企业管理人员、大专院校教师等，对农业旅游经营管理者展开集中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加强服务培训，提升服务水平，使服务从业人员掌握基础服务标准与礼仪规范，给予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组织较大景点代表外出参观与学习，提升服务技能与管理经验；地方政府也应联合企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加大专业人才引入力度，利用各项优待政策吸纳经营管理、营销策划等人才，为农业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6］

（二）优化需求系统，促进产业融合

农业旅游需求系统的优化，首先应促进产业融合，加强全省农业旅游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坚持旅游规划引导，促进产业融合与功能配套的完善，实现农业旅游产业向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发展。例如通过“农旅一体化”实现农业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将旅游与农业融合，以文化为引领，以农产品等作为农业旅游宣传载体，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建立起以旅游为基础的复合农产品形态。同时强化对金融、电商、企业等外部发展资源的应用，使地方特色农业旅游产品与资源走出去，实现农民增收，享受农业旅游经济带来的红利。其次，新形势下，强化旅游市场开拓力度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山西省农业旅游宣传营销具体应结合电视台、网站等开设农业旅游专业栏目，加强推广与宣传；同时要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新媒体，向游客全方位展示相关旅游信息，加强与游客的互动。通过各地传统民俗风情、民间节事等，策划具备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如朔州旅游局所打造的“美丽乡村看朔州”栏目，其栏目通过走访50余个村庄，利用航拍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展示朔州乡村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特征，并充分结合移动客户端、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营销效果。［8］同时，宣传内容上需深层次挖掘山西省农村农业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宣传；通过诸如《又见平遥》等大型实景演出活动，将农村传统历史文化向游客展示。同时，可构建新型农业旅游以及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加强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山西美丽乡村认定等工作。

（三）健全支持系统，加强统筹规划

首先，地方政府需强化农业旅游的集群化发展，将农业旅游发展纳入大旅游产业进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与组织作用，合理规划与开发，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农业旅游项目，形成农业旅游建设发展合力。推动太行山、管涔山、关帝山等为核心的生态休闲农业产业带建设，加强以大同、长治、太原、临汾等为核心的现代城市休闲农业旅游圈建设；以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关帝庙、革命老区等为核心构建起特色农业旅游景区。其次，明确农业旅游标准，具体包括接基础设施标准、接待标准、服务标准等，构建起可持续性农业旅游发展标准模式，为农村发展“造血”。进一步加强对农业旅游工作的重视程度，将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融入全省重大发展战略当中，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针对资源优势明显、基础较好以及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突出的村镇予以重点扶持，打造农业旅游名村，充分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8］此外也应加强农村旅游生态保护、保洁卫生等环保保障体系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准。提升农业旅游资源以及环保强度，制定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对农业旅游景区中的环境状况展开长期监控与管理，定期认证与评估，促进景区生态化；同时加强宣传，利用社会团体力量共同完成环保目标。

五、结论

农业旅游是新型消费与产业形态，其是当前农村极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也是农业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当前农业旅游发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山西省需从农业旅游整体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品开发、专业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完善供需与支持系统，为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促进地方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萍，贾秋燕.山西省生态旅游农业模式初探［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9）：960-963.

［2］刘金兰.山西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问题浅谈——以山西省榆次区为例［J］.轻工科技，2016（7）：154-155.

［3］胡叶星寒，赵惠娟.河北省山地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野三坡百里峡为例［J］.农业经济，2013（11）：48-49.

［4］韩林平.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13（2）：29-31.

［5］于婕.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农业旅游发展战略研究［J］.农业经济，2016（5）：33-35.

［6］吴雅玲.大同市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3（9）：92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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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河南市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河南经济不仅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正在实习由以传统农业为经济主体向以新兴工业为经济主体的重大转变。河南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五大经济体。

近年来，河南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总量快速扩张的阶段和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主要由二三产业拉动。受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制约和制度约束相对缺失的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大，经济效益低，资源消耗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废弃物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等粗放型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资源高消耗的依赖性还比较大。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各要素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目的是分析河南在投资政策上应对措施，为正确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效运用投资资金提供理论支持。

（二）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索洛（1956）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人均资本存量与技术外生条件下，经济将以固定速度均衡增长。根据索洛模型，储蓄率的提高在短期内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无法提高长期的均衡增长率。查理―柯布和保罗―道格拉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说明了资本、劳动、技术以及管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袁靖在《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着重研究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可知节能减排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基于能源视角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石贤光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中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影响河南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资本和能源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而表面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资本和能源的投入。

二、生产函数模型的构建

（一）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虑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穷尽其全部要素。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从宏观总量出发，做定量分析。因此只考虑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因素：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科技进步。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Y=A（t）LαKβμ.式中Y是工业总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投入净值（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但必须与劳动力数的单位相对应，如劳动力用万人做单位，固定资产净值就用亿元做单位），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

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济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根据α和β的组合情况，它有三种类型：

①αβ>1，称为递增报酬型，表明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力的。②αβ

（三）模型的构建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为了数据出了力的方便，首先将原模型线性化，两边取对数：

lnY=lnA0+λt+αlnK+βlnL+μ

其次两边关于t求导数得：

1YdYdt=λ+α1KdKdt+β1LdLdt+dμdt

其中，1YdYdt=ΔYY=y 1KdKdt=ΔKK=k

1LdLdt=ΔLL=l dμdt=μ*

其中，y、k、l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年增长率，μ*表示随机干扰项，从而将最终的理论模型确定为：y=λ+αk+βl+μ*

这样就能通过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将产出增长率与资金投入增长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联系起来，并且产出增长率是资金投入增长率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线性函数。本文通过参数估计确定α和β的值，进而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求出各要素的贡献率。具体的测算公式为：

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Ek=aky×100%

劳动投入贡献率：El=βly×100%

三、河南省历年来固定资产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数据的收集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要取得各要素数据。用GDP来测度经济发展情况。其中产出增长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GDP指数计算、劳动投入增长率按照现成的从业人数统计资料计算、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采用价格指数将其调整为1990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的投资额，然后计算增长率。具体数据如下表：

（二）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根据表1的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F检验：F=11.41，相伴概率为0.000495，所以认为F检验是通过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本投入有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所有通过F检验。

（2）t检验：对于常数项、α和β的t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分别为0.0000、0.0005、0.6759，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下，说明技术进步和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劳动增长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太显著。

根据以上检验可知模型估计合理，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y=8.198+0.138k+0.286l

在资本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产出将增长0.286%；在劳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出将平均增加0.138%。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显著的。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福利，要注重节约资源，提高生产效率。

（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

根据上文介绍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度公式，可以估算历年来河南省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下表：

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投入要素贡献率长期以来处于较高值，而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有逐步递减的趋势。劳动力要素弹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从而生产同样产品需要的劳动力减少的结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并保证正常的投资秩序，同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努力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保持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是促进河南省GDP增长的主要方式。（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晓婧，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分析[J]，中国市场，2013（41）.

[2] 袁靖，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56-60.

篇7

二、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边际生产率的测定

在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估计当中，通过相应函数的建立，能够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给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GDP的研究当中，应当将其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GDP，并且分别进行生产函数的建立。在农业GDP当中，主要是农业物质、土地、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而在非农业GDP当中，主要是资本、非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在非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当中，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与非农业GDP的综合，等于全国GDP，所以，可以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方程组模型的联立，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定。在这种函数模型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需要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行准确的计算。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处理情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对此，可以假设农村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这样，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就能够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可以对农村劳动力的同质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如果证明该条件为真，则说明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因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而如果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假，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利用生产率差异系数进行调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三、函数模型的结果评估

从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当中，能够看出，所有的结论与之前分析的结构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业GDP的发展来说，农业物质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中，也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对于非农业产出来说，资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劳动力投入来说，其对非农业GDP的影响要高于农业GDP。通过函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此，要想真正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名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净效应进行计算。同时，这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边际生产率的比较。通过对比计算发现，无论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会对劳动力生产率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由此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并且能够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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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出蛋糕切分

这种“三分法”中的“剩余方法”解构经济增长，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没有解释生产要素除了数量积累之外的其它积累方式，即劳动或资本时间上的非同质性（质变）带来经济增长，除此而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具有增长效应（即所谓残差效应），这些因素同样归结为技术进步，也是不甚合理的。如图所示。

第一，“技术进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经济内容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技术进步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外而存在，那么，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就很难说清楚。第二，新古典主义的“三分法”假设了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为既定不变的条件，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更新部件或增添设备，都不止是对原来生产能力的复制或单倍扩大，而具有了更大的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也在变化，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下，知识体系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因此，如果资本与劳动在时间上不具有同质性、是变化发展的，上述这种处理办法显然是低估了资本、劳动的贡献率，相应地放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第三，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存在着多种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简单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势必不能透析出技术进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能展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内容。

新古典主义试图利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市场机制消除资本和劳动（在时间上的）非同质性现象证明“三分法”仍然可行。但是，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物质生产资料来讲，由于科技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软件更新速度与日俱增，加速了机器设备折旧率，其精神损耗（时间损耗）比物质损耗（有形损耗）远大得多，不是说要等到一台机器磨损到不能再用才报废，即使它保存在仓库里完好无损，经过一年两年也可能意味着报废。劳动者的知识教育状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大的改善，使得过去年代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教育和信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宽带网），从而被更多、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

在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三种类型中，由于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因而，它只能从属于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

附图

图2　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

二、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的分离

资本积累本质上也是劳动积累，是劳动积累的结果。资本积累是特殊形态的劳动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积累。从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再生产的本质来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注：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掘取“第一桶金”，这便是讲如何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劳动积累表现得最为充分。只有对劳动价值的占有才能取得最初的资本（除了遗产或掠夺以外），没有别的积累方式。“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注：重农主义最早提出了这种朴素的劳动价值观。）资本的来源除了遗产和掠夺之外，只有劳动，而遗产或掠夺的最终来源也是劳动成果。

因此，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来源于劳动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前提和市场条件，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和劳动积累对立、分离、分化，使得资本积累取代劳动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甚至成为了唯一形式，资本家成为人格化资本的象征，形成“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为什么劳动积累会退而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附庸、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这是由特殊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决定的，在工业化过程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即由“劳动创造价值”转化为“资本创造价值”。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机器代替体力，不仅节约了劳力，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不但创造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同时也改造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经济。因此，不断地从传统产业、特别是从农村人口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数量。这些劳动力是否为新兴的工业生产所需要呢？大工业化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借助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用来补充机械动力的不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不需要提出任何质量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在这里，劳动具有普遍的同质性，即马克思所讲的“简单劳动”，因而，可以直接看作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因此，劳动具有无差异性，不需要有特殊的劳动者。即使需要特殊劳动，也是生产过程中实现的。特殊要求、特殊技能的岗位，可以通过岗位培训、短期轮训加以解决。正因为是对同质的（主要是体力劳动消耗）的需求，因而劳动力普遍地出现过剩现象，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将长期维持稳定不变的水平。

刘易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将产生持续高增长现象，这种过程将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注：W.A.Lewis，“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llen＆Unwin，1995，pp.232-233。中国非农化持续了20年，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认为，这种高增长过程还可以持续30年。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农村剩余人口进城，不但扩大了工业生产的劳动供给与市场消费，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城市化的良好预期推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过程：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城市人口增长工资水平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投资制造业其它后向产业关联消费品生产收入水平提高，……

随之迂回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循环扩大。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经济效果。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进步因素、仅依靠不断地技术复制就能够创造持续增长现象。（注：例如，房地产业是公认的技术进步最缓慢、可以看成是仅依靠资本积累实现持续扩张扩大的一个行业。“圈地现象”摊大饼式地一圈又一圈、一轮又一轮地扩大，建了二环、建三环，还要建四环、五环，甚至于六环、七环都出现了，许多市政建设的平面面积在10年间都扩大了一倍以上。开发区热和市政建设不但划进了大片的生地，更多情形下则是填埋了城郊长年精耕细作的熟地。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市的出现，使得城际间轨道交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要产生这样一种最初的状态，却非轻而易举，在它的初始阶段，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却是不存在的，因而，构成了发展的困境：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恶性循环状态”（注：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因问题研究》，1968年。）：

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因此，提出了许多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着如何创造局部性的市场需求而展开。罗森斯坦一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优先发展那些需求弹性大的部门、产业关联程度高的部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能够产生局部性的市场需求与高起点的规模效益。但是，它不得不面临着资源价格扭曲的市场格局。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因而，相互关联的市场需要政府投资。还有一种能够形成局部性的市场需求的格局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由于其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外，相比于前一种发展战略，可以减少资源的价格扭曲。外向型经济优先发展与出口相关的产业，然后带动相关的上游产业，最终传递到全社会的各部门。这是一种以劳动积累为主的生产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

三、劳动积累的低级形式与高级形式

劳动积累有低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劳动积累的重要性，不止是在传统形式上体力劳动这种形式、而且反映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的知识生产过程。

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乃至中期阶段，劳动都是资本的附庸，或是“资本的奴婢”（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仅仅是补充机器动力的不足，停留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简单形式上，即使是复杂劳动也还是能够用倍加的简单劳动进行量化计算，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支出。如果说，工业革命使得人的体力得到了延长从而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的话，那么，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则无限延伸了人的脑力活动。只有这个时候，多层次的劳动的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劳动分工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力劳动和智力活动的分离，虽然体力劳动仍然需要智力活动配合，而且，企业经营活动只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但是，社会基本上划分出了蓝领和白领阶层，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跃迁，蓝领阶层的数量和比重趋于下降，白领阶层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智力活动首先表现为产业内的分工，例如，大企业设立以生产为中心的会计、设计、营销等职能部门，然后发展到产业外的分工，出现新兴产业部门，如研究与开发，大企业纷纷将产品开发设计作为外包工程对外招标，智力活动的分化独立过程，由产业内扩大到产业外，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体现，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它不断地扩大到全社会。熊彼特认为，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创造能力不断扩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是智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劳动的实质，从而也提高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对于劳动者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必须要作七项扣除，除了补偿体力耗费、劳动保障和家庭抚养这些人口简单再生产的价值以外，还需要扣除精神耗费、人的发展的需要。（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其次，知识产品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同时它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一开始是产业内投资研究与开发，大企业重复建设实验室、添置仪器设备和科研人员，这些大企业因而拥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但是，与企业的经营方向不适合，难于推广应用，因此，被锁保险柜里，这种情形在IBM、施乐公司中屡次发生，浪费了企业资源和精力。而且，新知识的推广、应用是许多垄断企业所无法控制的。英特尔和微软最初都是IBM外包工程的代工企业，最后都发展成为了超大型跨国公司，都是靠一种产品、一项技术不断开拓出新的产出、新的市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和营销策略，往往是大企业所不宜采取的冒险行动。因此，外购知识产品成为大公司的经营略，在信息经济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为知识产品的独立化创造了条件，知识生产往往是风险投资。

再者，“干股”的出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体现了知识积累与资本积累，产生二者的“分润”现象（注：即使在商业和金融资本关系内部，也产生过“人力股”。清朝末年出现的山西票号就对帐房小伙计配以人力股，年终取得分红。20世纪80年代实行企业体制改革，深圳等地先行试验的地区出现了“技术股”、“干股”等，作为非资本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分红或取得产权的依据。）。知识生产并不是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监督，从而投资多少资本，可以预期产生的回报率，投资者不能“事先”或“事中”监督产品开发设计人员脑袋里的思想活动，资本家获取“剩余”的做法并不能激励员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地，只会鼓励员工偷工减料、滥竽充数，对产权的激励机制就要赋予员工以期权、“干股”。在不完全竞争的风险市场上，体现知识价值的劳动积累再次显示了自身的优势。

第四，教育成为赢利空间大、赢利能力强的盈利性产业。人力资源的消费过程，也就是生产过程，消费本身就是生产，同样，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意味着消费。在劳动积累问题上，消费与生产是一致的。但是，体力消耗是不可储蓄的，只有转化为物质产品才是可以积累的，因此，消费与生产又出现了背离。消费是工资性支出，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生产则转化为资本家占有的物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仅仅意味着就业、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但是，精神生产则不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消费，它同时是一种投资和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教育和积累，可以创造理更高的价值，体现在区别于物质产品的形式上，因而不再内生化为资本再生产过程。

因此，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劳动积累，是个循序渐时的历史过程，它意味着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变，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是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生产方式。子曰：庶之、富之，然后教之。首先是人口数量增长，实现劳动积累，教育是最终目的，属于消费范畴，但是，如果经济循环来看，教育也未尝不是手段，它可以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富裕。这就是劳动积累的高级形式。因此，劳动积累除了体力劳动之外，还有更高形式上的知识生产。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④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

篇9

[6]赵涛，尹彦，李晅煜.能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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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实质是依靠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而增加的，并且现阶段的“人口红利”只是数量型的发展，而没有变成质量型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年增长率不断平稳走高，造成这一成效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人口红利以及改革与制度的红利。这一结果证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外界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其生态以及环境条件更加脆弱，各种资源更加稀缺，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其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够一直延续。对于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来说，其本质就是依靠着各种人力资本，并且使其成为经济能够可持续增长的来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下降的趋势，要想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必须要使“人口红利”转型，将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涵和机制，以使其为我国未来的自主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与不懈动力，在“二次人口红利”中，我国应该从提高人口数量和转变人口规模两个方面，为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提供源源动力。

（一） 提高人口数量，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其具有“效率”及“要素”两方面的功能。对于要素这方面来讲，其主要是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为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要素输入，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实质。当开始的人口红利不断增长并到达其顶端之后，人口红利的影响就将逐步减弱了。并且在开放性条件下，对于其他的有相似人口结构以及资源的国家，人口红利的作用显现并且会一直被放大，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进一步使人口红利下降国的红利更快地衰退。换一个方面来思考，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在数量的价值增加和素质提升，存在数量增加以及结构改善等，这往往能够提高人口在推动自主创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的效率，从而补充数量型要素投入的影响力及递减性，最终能够为推动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科技革命，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转变人口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当人口的增长到达顶峰时，想要通过人口进一步转变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以及存量的改变，就需要转变人口模式：从数量型人口模式转向多层次的质量型人口模式。这样就能够很好地形成有利于全新发展的人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所产生的发展方式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同时转变质量型的人口模式，能够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由资源型经济转型改变为创新型经济，并且能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一些革命性变化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这就是“二次人口红利”的本质。二次人口红利与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同，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依赖数量型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二次人口红利是在不同质量层次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创新效率的提升以及劳动力生产发展，从而带来的相关的自主创新效应以及经济发展效应等。同时，二次人口红利也是我国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期间，相关的人口转变进入到了后期阶段的表现，这时就需要相关的制度革新，来挖掘、培养和释放人力资本的存在数量以及增长数量。与此同时，还能够激励与支持各个层次人力资本的相关创新活动以及产业优化发展，最终能够从本质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涵

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就是通过探索传统资源中的隐形人力资源与回流科技人力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一）传统资源中的隐性人力资源

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三个层次中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第一个是企业家层次，一群年轻的群体，主导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速度；第二个是智力国民层次，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积极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个是技工层次，大量的、熟练的技工，为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高效的劳动力。

首先是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涵之一。因为相关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是具有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人力资本，拥有一个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在相关的创新活动或是创新经济中，企业家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主要表现在对于决策、管理、承担风险和创新的综合能力。但是，对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测难度非常大，应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看作是企业发展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天性表现为对于相关生产以及创新活动中隐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家发现创新机遇，以此来挖掘并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及企业之外的资源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管理与组织企业，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对于国家来讲，改革开放的相关制度与环境，能够为相关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以及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与条件，从而推动企业和区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非职业的发明家及创新者，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内涵。非职业的发明家大多数的社会身份是个体科研者、私营企业家、创新爱好者等，而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创造发明热情，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且有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勇气。非职业的发明家以及其相关的发明创新活动与国家的科研计划、重大科研项目不同，前者缺乏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时间性，并且缺少政策支持以及相关部门的资金保障。一般情况下，就是通过自主研发完成其发明，同时将其创造转变为成果，但是往往受到资金等现实条件以及环境的制约。我国存在着大量或者是具有创新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是“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最后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是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因素。对于我国来说，不得不面临年轻劳动力增长即将减速的事实，但农村的数千万农民工逐渐变为城市工人，将农民工素质快速提升，可以形成大量技工，从而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二） 发展与回流之中的科技人力资源

科技人力资源是接受了或者是参与了相关专业培训，且参与到了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扩散以及应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相关人员。这也是“二次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科技人力资源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第一是需要高等教育正式资格的科技岗位工作人员，换个词就是科技活动从业者；第二是需要完成科学技术领域的高等教育人员，就是科技人力资源储备。

对于科技人力资源来说，其包括了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高素质人员。我国虽然在科技人力资源的人员总量上占据着领先地位，但是我国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的科技人才数量与每一万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量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数量也大，因此，尽管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雄居世界第一，相关的科技研发人员总量也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在研究人员这一指标上却低于发达国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国的科技人才分布不均，大多数集中于一线以及二线城市，其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主要集中在相关的公务员等公共服务行业以及大中型的科研院所，而相关的企业、农村地区以及经济领域缺乏很多科技人才。对于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比较来说，研发人员在水平以及数量上的差距较大，而西部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中，高层次创新人才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供给不足，造成了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的落后，并与经济发展脱节等问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国来说，其自主创新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很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是其中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自从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吸引了众多海外优秀科技人才，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每年进入我国的科技人员达到几十万人。“十二五”以来，我国实施了各种人才计划，使人才引进数量再创新高。对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源的回流，不仅能够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要素以及动力，同时也是我国“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

二次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一般包含人口优势、人口转变方向、现代型人口结构、竞争优势、制度红利等，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分流、人力资源匹配、产业发展三个重要内容，进行二次人口红利的机制分析。

（一）相关劳动力的充分流动

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包括了新型的人力资本在产业内或者是行业内以及组织内部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创新型高级人力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国内的流动等。这一机制可以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的增长奠定人才基础。

（二）人力资本匹配性的投资

对于人力资本的匹配性投资，不仅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方向进行匹配，并且还需要一定的前瞻性投资，就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动态，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前瞻性人力资本投资计划。这一机制为人力资本存储数量的累积及相关的优化奠定了结构基础。

（三）实施配套性的产业发展

对于人力资本来说，不能自动地促进自主创新以及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自动地产生红利，就像人口红利一样，中国在人力资本的存量上一直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人力资本的结构以及质量、培育与其相适应，对各种层次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才是产生二次人口红利创新和发展的关键。通过跨越不同人力资本的门槛，使更多的、适用的人力资本可以参与到不同属性以及层次的创新活动之中，从而形成多种层次的自主创新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同时全面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对于二次人口红利来说，不仅是传统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转变，最为关键的是将各个层次的质量型人力资本体系进行重新塑造以及利用。这一机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强有力的保障基础。

结论

对于我国的二次人口红利来说，其可以为传统经济以及其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全新的机会。对于我国而言，具有“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条件，因此，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度层面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涵盖采用一系列的关于金融、教育以及政治体制等改革的措施，来尽力挖掘隐含的人力资本，从而培养新型的人力资本，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源质量以及相配套的产业结构、相互协作的组织形式、创新的社会空间，这样可以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畅通，使质量型人力资本所作用的要素提高生产率，最终达到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得红利与获得新源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刚，林曼.论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3，7（20）

2.孟令国，李超.令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J].改革，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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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2-0035-04

一､引言

2001至2005年三亚市经济年均增长11.96%，比前五年的年均增长率7.64%高出4.32个百分点，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效应及旅游消费的增长(见图1)。

图1 1996年至2005年三亚市GDP､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收入增长比较

从图1中看出，2001年以来，三亚市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2001至200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9.30%和21.48%，分别比前五年的增长率高出34个百分点和6.57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都很高。三亚市近几年获得如此高的资本积累和消费收入靠的是什么?这与政府的推动作用有很大关系。为了树立三亚市“健康､时尚､美丽”的城市品牌，政府不断开展各种营销､推介活动，从国际婚礼节､南海海上观音开光典礼到三届世界小姐总决赛乃至目前举办的城市名片征集活动等，都极力把三亚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政府的成功推动与经济增长有必然联系，但基础是城市的开发价值。三亚市优越的自然资源给政府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两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

二､投资拉动与经济增长

(一)投资的乘数作用及相关效应

有人说：三亚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这话有一定道理，一是符合三亚市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三亚市人均经济总量小､城市化率低，属初级发展阶段。城市的初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投资满足了积累要求，且初期投资的都是城市的重点项目，拉动性强，属于投资收益递增期。2005年三亚市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58.6%，拉动经济增长7.68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58.6%)。二是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Y=C+I+G+NX是个恒等式，Y指社会总产出(GDP)，C指消费，I指投资，G指政府购买，NX指出口净值。在C､I､G､NX中，哪项增加都使Y增大。因此，在三亚市建设发展相当长的阶段里，企业､个人投资或政府购买，对三亚市的经济增长都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1]三亚市的投资90%以上是地方项目投资，地方项目投资对社会产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过程的拉动作用，即通过投资乘数作用加大社会总需求;二是生产新的资本品，增加城市资本存量，为将来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做准备。

1.投资的乘数效应是指一元钱的投资会引起大于一元钱的总需求。这一经济学逻辑，不但存在大的经济体中，小的经济体同样存在;不但存在项目投资中，旅游消费同样存在。以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例：假设三亚的MPC(边际消费倾向――家庭额外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2，则三亚市的投资乘数为2，即：[1/(1-MPC)]。那么，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498591万元，它带来的社会总需求是投资额的2倍，为997182万元。

即：498591×1/(1-1/2)=997182(万元)

从图2中能更直观地看到，项目投资如何转化为消费､政府购买和储蓄，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

图2三亚市地方项目投资的支出构成

2.从投资结构看投资的拉动效应。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基本建设投资占大头，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9.4%，基本建设投资周期长，对GDP拉动效应有限。而从三大产业的投资状况来看，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多偏向第三产业，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6.4%(见表1)。总之，三亚资本积累，相当大一部分用在旅游产业建设及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三亚不断扩大旅游消费､增加就业､培育税源，夯实了基础。

表1 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向基本建设和三产的占比

(二)投资的可持续性分析

一个城市投资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城市的开发价值。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城市的开发价值体现在城市的使用功能与市场需求中。如果某城市的使用功能在市场中有旺盛的需求，该城市就会引来源源不断的投资。三亚市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和人居环境较佳的地方，其使用功能已初步被市场所接受。但市场因素复杂，存在着竞争和消费偏好等问题，这就要求准确地把握市场。虽然三亚市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但是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民间资本投资的气氛愈来愈强列。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在三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自筹资金占比不断增大，2001-2005年均达65%以上，说明三亚的城市开发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般是企业自筹资金比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更具自发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图3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几项资金来源对比

三､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

(一)旅游消费及相关效应

在恒等式Y=C+I+G+NX中，消费C是第一大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般是投资拉动的四至五倍。在成熟的经济体中，消费占比较大，如美国2001年的GDP构成是：100=69+16+18+(-3)，消费占GDP的2/3左右。而平时所说的扩大内需也就是刺激国内消费。在三亚市这个特殊的经济体中，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对经济的产出更具拉动作用，它直接给三亚市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

三亚市的旅游消费有以下特点：

1.度假型消费。三亚市滨海的度假酒店，足可让旅游者敞开腰包。特别是冬季，成倍的住房开支，给三亚市的旅游企业带来大笔收入。这类消费较多来自高端客源，包括境外客源，消费的特点带有单一性，但人均消费水平较高。

2.观光型消费。指主要来自中低端的国内客源消费，它给三亚的各景点带来大笔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普通宾馆的需求。这一消费特点是一次性强，人均消费水平低，但量大。

3.饮食型消费。主要指旅游消费结构而言，它包括在每个旅游者的消费支出中。除三亚市海边的特色饮食对中低端客源更具吸引力外，高级宾馆的饮食也有来自高端客源的大笔支出，他们直接刺激了三亚市农副产品生产。

假设一位高端客人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消费了一天，在他上千块钱的消费中，70%支付了房费，15%支付了饮食，15%其他支出(包括交通､娱乐等)。而在70%的房费中，20%支付了劳务，15%购买了水电及食品等，15%支付了税费，50%归业主(包括折旧及投资成本的待摊等)。一般中低端客人在三亚市的旅游消费如图4，其支出涉及面更广，受益面更大。

图4 三亚市一般旅客的单位开支构成

从图4中看出，所有的旅游服务链都得到一定比例的收入，而且它拉动的产出90%以上在本地，直接促使当地的经济增长，并较之投资更能使群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

(二)旅游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旅游消费增长取决于旅游环境建设､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市场拓展等因素。旅游环境建设主要指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利用以及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三亚市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软硬件设施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标准，接待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为旅游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随着三亚市基础设施和旅游消费项目的继续开发建设，将为旅游消费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也进一步夯实经济潜在增长的基础。旅游产品开发主要指旅游的项目和内容而言。目前三亚市除亚龙湾休闲度假､天涯海角和南山寺三个大的景点外，吸引旅客的项目还不多，海上游乐的内容也不丰富。旅游项目的欠缺和内容的缺乏，将成为旅游消费增长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大旅游项目的建设，丰富旅游内容，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市场的拓展指市场的开发程度。这方面近年来三亚市政府和企业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效果。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提出的旅游转型增效策略，初步开辟了高端客源市场。但三亚市旅游业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可开发的旅游市场也很大，除国内不断壮大的旅游市场外，国外的旅游市场也有待大力开发。目前三亚市作为新兴的滨海旅游目的地，不仅与地中海度假区､加勒比海度假区有差距，而且与南亚旅游度假区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一流的自然环境，还必须有完善的城市设施､丰富多样的旅游项目和高质量的服务水准。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广大市民的不断努力。

四､三亚市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的推动作用

三亚市政府的推动作用在于创造环境，打造品牌，主要体现在城市的认知度方面。旅游城市的认知度就犹如产品广告，有过硬的质量还必须广而告之､开辟市场。新兴的旅游城市是需要营销和推介的，在这点上政府责无旁贷。三亚市近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市政府成功举办几次大的推介活动，向国内外宣传了三亚，使三亚的城市热度升温，带来了大量投资和旅游消费收入，充分体现“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市场分工。为进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环境方面的作用，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不断的有创意､有创新。同时，推介活动一定要事先做好规划和评估，讲究成本效益和投入产出，确保每个推介活动都取得显著的效果。

(二)调整产业结构，夯实经济基础

当前制约三亚市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产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对外依赖性强。三亚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在第一产业中主要靠农业和渔业，但都是个体作业，不成规模;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等传统小工业。2005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8：26：46，而一般现代旅游城市的第一产业占比要求在20%以下，第三产业在60%以上。此外，三亚市近年发展突出的旅游业和房地产业，都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如遇某种因素突发事件(如非典)影响，投资和客源就会严重不足，使经济遭受重创。从图1可以看出，1996-2005年三亚市旅游收入平均增长18.19%，而2003年由于非典事件只增长3.1%。2005年三亚市财政收入构成中，来自旅游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分别占地方财政收入30.6%和30%，如果这两个产业受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将大幅减少。因此，结合三亚市资源和环境优势，发展多种优势产业非常重要。政府必须在重点发展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同时，在政策上努力支持适合当地资源和环境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创意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培育城市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厚实产业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

(三)坚持硬件和软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一个具有山､河､海，方圆19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人口，且有较高财政收入的旅游城市搞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重要又不是十分艰难的事。现代旅游城市需要经济社会的软､硬件都得配套，这也是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三亚市发展初期由于财力有限，不可能对经济社会的软､硬件进行全面建设，现在应该说具备了条件。2005年三亚市财政总收入突破了10亿元，人均近2千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有了钱是好事，但要用好钱却不容易。为了使三亚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中国人民的后花园､海南南部中心城市，必须把钱用在许多“看不到政绩”的地方，即社会最基础的卫生､污水､治安､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上。要制定有力政策措施，把最基础的软硬件项目，逐个规划､评估和预算，组织得力的人手，逐个完成。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要有明确的政策措施，才能引导资金到位､人手到位，高标准地筑起一座现代滨海旅游城市的软､硬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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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已面临“软着陆”拐点，怎样有效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型，逃离中等收入陷阱，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执的话题。研究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经济因素对总体GDP的贡献度变化及趋势，比较非动力因素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素，为经济转型的可能方向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一、省际面板数据的条件收敛分析―寻求全国均衡发展的改进措施

（一）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用的是年度数据，主要来自EPS中国地区经济数据库及《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3年），样本包含除港澳台及海南省以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2--2013年的人均GDP、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等数据。

（2）变量说明。模型中使用的变量说明如下：lnyi，t表示年人均GDP初值（1992年不变价）的对数值，人均GDP初值是1992-2012年经过平减指数处理以后的相应数据，根据Solow收敛理论可预期在收敛方程中其系数为负；①ln（sk）中sk表示物质资本的投资率，即物质资本水平，是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GDP得到。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因而预期它在方程中的系数为正；②ln（sh）中s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由人均教育卫生事业支出经平减指数处理得到，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可预期系数为正；③ln（n+g+d）中（g+d）=0.05，n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根据Solow经济增长理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预期其系数为负。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基于Solow模型的收敛回归分析。对全国样本进行收敛回归，由于异常值过多且重庆1997年后划出四川，为了分析方便，不纳入重庆市、自治区数据。回归（1）、（2）、（3）是绝对收敛回归，（4）、（5）是控制了要素变量的条件收敛回归。

注：其中，回归系数下面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在回归（1）中，可以发现，从1993--2013年，我国地区之间经济趋于收敛但系数却并不显著，从回归（2）、（3）可以验证这一点：1992年以来，沿海发达地区获得更多的优惠和经济上行的空间，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速贡献低于发达地区，此时全国经济显著趋于发散；但经济危机后，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异质性浮出水面，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地区结构异质性做了较好的反应，使得全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态势走强，这并不违背“俱乐部收敛”的结果，这说明全国范围内地区间的收敛态势强于中、西、东部之间的发散态势。回归结果（4）中加入了物质资本积累率和人口增长率，回归结果（5）在（4）基础上加上了人力资本积累，结果都显示了全国地区间的经济条件收敛性。这说明条件β收敛的结果是稳健的（Robust）。

（三）小结

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条件收敛回归发现，当控制了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人口增长率时，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条件β收敛，这意味着要素积累的差异能够较大程度的解释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也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增加教育、公共健康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改进；鼓励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继续推进中部发展、西部大开发，促进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要素流动。

全国范围则存在较强的条件收敛性，说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收敛趋势强于中、西、东部之间的发散趋势，而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现象仍旧存在。因此，在加大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资本投入的同时，应加大改革的力度并努力改善经济结构，促进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避免在经济恢复周期中因地区经济结构差异引起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困境。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历史贡献分析

（一）实证模型

王小鲁等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进行研究，据此，本部分以卢卡斯（1998）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

Y=AKβ（uhL）1-βh■■（φ>0） b （15）

其中，Y为经济总产出，且规模收益递增，A代表初始状态技术水平，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u表示生产者的工作时间比例，h是劳动力的平均质量（以受教育水平衡量），h■■表征人力Y本正的溢出效应。

借鉴文学的建模理念，为了研究各经济特征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回归，扩展并对数化卢卡斯模型，引进政府财政支出、总消费、制度变迁、能源消耗等变量，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lny=β0+βilnXi+ε （16）

其中，尤其部分变量较难表征，本文采取常用的替代做法， 使用的变量如下：①表示年人均GDP总值（1994年不变价）的对数值，与第一小节相同，是1994--2014年经过平减指数处理以后的相应数据；②表示物质资本投资率的对数值，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当年GDP总值代表，反映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③则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④财政支出的对数值，表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与贡献度；⑤能源消耗总量的对数值，表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情况；⑥表示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对数表示；⑦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中的居民消费的对数值，表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⑧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部分中的存货变动的对数值，表示库存变动情况，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和动力因素；⑨表示科技资本存量，根据逐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对数得到，以表征对经济增长的动力；⑩是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对数值，表征我国就业水平；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由人均教育卫生事业支出经平减指数处理得到；表示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比值的对数；表示城市化率，即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并对数化得到，反映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二）主成分分析法（PCA）总结经济因素贡献指标

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是利用变量间的相关性，对原始经济成分进行适当的线性组合，得到新的，数量较少的替代指标，这样可以剔除经济成分之间的累赘信息，最大程度简化经济分析。通过PASWstatistics18.0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表3的结果。

由表2可知，主成分1包含了经济贡献中的大部分信息，占比86.31%，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经济动力因素的共线性，其中除S（存货变动），FTD（外贸依赖程度）系数较少，其他经济要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与贾文学经济波动成果相近。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的结果，可以Solow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扩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注：其中，回归系数下面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残差无自相关且满足正态性，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在1%水平下显著，回归结果是可接受的，但科技资本存量回归为负且不显著，结合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说明尽管科学技术水平为经济增长做了主要贡献，但主要活跃在基础科学技术，没有创新和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技术贡献微弱，无法在经济增长中做出明确的阐释，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并未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反而其中存在的浪费贪污现象滞后了经济增长；而外贸依赖度、城市化进程、物质资本水平显著为负但值较小，可能说明这三大做主要贡献的经济因素已过分饱和，效率较低，对经济增长逐渐呈现负向拉动，而能源消耗依靠我国充分的能源储备，贡献仍为正，居民消费、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为正，说明消费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呈现明显的上升拉动特性。

（三）小结

结合两次分析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做主要贡献的仍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动力因素，其中以能源消耗的贡献性与相关性最为显著，然而物质资本、进出口贸易、城市化三个曾做主要贡献的经济动力因素已开始转变为负向拉动，其中我国物质资本存量一直持续上涨，进出口贸易也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之后增长缓慢的影响，迫切需要新动力的替换，而城市化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较低，且呈负相关。而居民消费和人力资本对经济贡献较小，但呈现正相关性，说明居民消费和人力资本在“新常态”下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效应，应重视服务业金融业发展与消费，重视微观个人行为，大力发展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也应重视教育和科技的有效投入，提高资金的收益率，适当鼓励社会资本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减少政府直接支出。

篇13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9-0004-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等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1981―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额年均增长24.84％，加工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从1981年的6％上升到1998年的53.36％，2008年虽下降为40.67％，但加工贸易增值率却从－24.8％上升到2008年的78.42％；加工贸易增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1.71％上升到2008年的6.85％。

在加工贸易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也维持了30年近10％年均增长率。勿庸置疑，加工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竞争效应和诱导性制度变迁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关于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国内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比较薄弱。经济增长影响加工贸易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进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推动加工贸易的增长；二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租金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将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及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提供了机会和内在压力，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

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相互影响的，存在一种长期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早已注意到我国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关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经济增长又如何影响加工贸易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1981～2008年数据，对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给出理论解释，进而尝试勾勒出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的机理。

一、文献回顾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加工贸易是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迅速的地区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因而，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张冰、金戈(2009)开展的理论研究表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可以归纳为三个传导机制：扩大就业与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弥补储蓄与外汇缺口机制、技术扩散与后向关联机制。

对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和计量方法两个视角展开。如刘志忠、王耀中(2003)在凯恩斯模型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得到1992～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度为7.04％，年均拉动度为0.5％。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它只是解释了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数字关系，难以反映二者的内部联系，同时，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当加工贸易进口大于出口时，加工贸易增加值为负数，因而该方法不能反映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尤其是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贡献。

针对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来估算加工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缺陷，后来更多的学者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考察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检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孙楚仁等(2006)使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1981～1991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为－0.654％和1.363％，而1992～2004年则分别为-0.256％和2.849％。黄菁、赖明勇(2005)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加工贸易的发展显著地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加工贸易的产出弹性为0.29％。闫国庆等(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与中周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就业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这种长期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胡兵、乔晶(2009)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进出口与总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他们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加工贸易进出口均促进了GDP和TFP的增长，而且在短期内，进口的作用大于出口。

从已有文献看，对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大量关注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而忽略了我国经济增长作为一种经济基础因素在加工贸易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二是多数研究局限于静态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未能对二者在理论上存在的动态相关性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建立我国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刻画系统的动态特征，即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通过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来进一步考察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在解释对方变动时的相对重要性。

二、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检验

使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的前提是模型中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平稳的。因此，必须首先对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我国的加工贸易总额(PT)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研究变量，分析它们之间的总量关系。样本区间为1981～2008年(见表1)。利用各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将加工贸易总额转换为以人民币为单位表示的数额。考虑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后易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且不会改变数据原来的特征，笔者将对模型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将加工贸易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记为InPT和InGDP，它们的一阶差分分别记为dlnPT和dlnGDP。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直接回归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必须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Augmented Die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检验结果均由Eviews5.0计算得到。

从表2可以看到，我国加工贸易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是平稳序列，称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I(1)。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三)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lnPT和lnGDP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原假设，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各协整方程残差的ADF检验结果显示残差为平稳序列，证明了我国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互动影响的路径

协整检验的结果虽反映了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但并未反映出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因此，需要在VAR函数基础上对lnPT和lnGDP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分析，并试图通过这一分析找出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对各变量脉冲扰动的长期反应，确定二者的长期动态关系。

(一)VA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VAR模型通常用于相关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最一般的VAR(p)模型如下：

Y1=A1Yt-1+…+ApYt-p+Bx1+ε1　(1)

其中，y1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1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A1，…，Ap和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ε1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能有自相关，不能与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这样就可以用0Ls方法估计每一个方程，得到的参数估计量都具有一致性。

仿照(1)式，我们以时间序列lnPT和lnGDP建立VAR模型，模型的内生变量有P阶滞后，准确建立VAR模型的关键就在于正确地选择滞后阶数。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希望滞后期足够大，从而完整地反映所构造的模型的动态特征。但同时，滞后期越长，模型中待估计的参数就越多，自由度相对就越少。因此，应在滞后期和自由度之间寻求一种状态。本文根据sc和H0准则，将模型设定为VAR(5)，采用OLS方法得到估计式为：

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比较好，具有决定性残差协方差为2.61E-06，对数似然函数值为82.58，AlE信息值为－5.267，sc信息值为-4.181。

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得到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模型是稳定的。而且经检验各扰动项与其滞后值不相关，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也显示不存在异方差，模型效果良好，因此可以对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基于所得到的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即考虑每一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时，来自其他变量包括因变量自身的滞后值的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扰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路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冲击动态响应路径。如图1所示，横坐标是脉冲响应函数的未来响应基数，纵坐标是因变量对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两条虚线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1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从第1期就开始表现出来，总趋势是逐渐减小的。而对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在第1期表现为0，在前4期呈现正效应，在第5期与第9期之间的影响则表现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在第1期，只受到其自身标准差冲击的影响。在计算分析期内，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累计反应为0.5375；对在前4期的累计正效应为0.0422，到第10期的累计反应为-0.1599。其经济含义是：我国加工贸易对其自身的有一个较强的正效应；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并且表现为前期的正效应以及后期的负效应，当期经济的良好表现会为随后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但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在对加工贸易的发展产生了负作用。

经济增长对来自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累计影响非常小，在前5期表现为正效应，后5期则呈现负效应，总体累计反应仅为0.0476。lnGDP对lnPT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效应，从第1期开始逐步上升，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并开始下降，到第10期的累计反应为0.2765。其经济含义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贡献，且经济增长对其自身的影响并不明显。

(三)方差分解

下面在VAR(5)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来考察我国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程度，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每个随机扰动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加工贸易的预测方差主要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对加工贸易预测方差的影响在第1期为0，从第2期开始其影响逐渐增加，并在第7期开始稳定。第7期后，和的波动对我国加工贸易预测方差的影响基本稳定在77％和23％。加工贸易受其自身冲击影响的强度大于来自经济增长冲击的影响，但经济增长对我国加工贸易的贡献在稳定后也达到了23％的水平。

从表5可以看出，加工贸易的波动在初期对经济增长预测方差影响的重要性并不大，但从第4期后显著增强。从第6期开始，方差分解结果基本稳定，且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大于经济增长自身产生的贡献，到后期来自加工贸易的影响占据了主导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我国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初期并不明显，但经历一定时期之后，加工贸易的贡献开始显现。我国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规模扩大的作用不明显并表现有一定的时滞性，在后期表面上起了负作用。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后期加工贸易的增长更多的来源于自身转型升级，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前提是经济增长推动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加工贸易起了间接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