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6: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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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模式,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都需要这种行为模式,也只有在这种模式里才能够正常进行。尽管我们不能指望经济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对新的思路期望过高,但是它会给予我们启示,改变我们的观念,拓宽我们研究经济的思路。一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所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我们把各国的经济增长看作是通常由人口的增加和广泛的结构变化所伴随的每个人或每个劳动力产值的持续增加。”
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反过来,社会经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即科学一技术一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伊达尔戈认为,“我们首先(要)理解与人类紧密相连的信息物质――这些信息体现了人类的知识技术”,即“对知识技术的实际运用”。根据伊达尔戈的解释,一种新的技术或工艺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并带来利润和潜在的赢利前景,才称之为“创新力”。从历史上看,世界科技中心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就是强国。当然,世界科技中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会有几个中心。
2结论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数两生产要素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协整的,即两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的资本要素弹性和劳动力要素弹性保持了一致的协调性,几乎相差无几,并且各自都以较近似的贡献率反馈到经济增长机制中,成为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的要素,也就是说,这两种生产要素在长时间范围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相协调发展,保持固定的投入-产出比率,避免资本生产过剩与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充分发挥两种生产要素弹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而从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看,在短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要大于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反映了经济增长受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从业人数增长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1997年,东南亚发生危机,中国出口额出现大幅下降,投资也出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雄风不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消费来提供了。中国经济刚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却又走进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如何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如何解决内需不足的,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中,“中国的紧缩问题相当严重,政府应以解决紧缩问题为主。”应该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政府确实也将扩大内需,防止紧缩作为了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1997年起,国家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其定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
本次寒假,我将扩大内需政策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撰写成文,对扩大内需政策作一些浅显的,姑且当作。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观点、分析过程必将显得稚嫩,还望各位老师能够加以批评指导。
首先,我们先明确何谓内需,何谓扩大内需。“内需”, 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内需求。“需求”,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就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在某种经济条件下,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任何厂商进行生产都必须根据预期人们的需求来定。因而需求可以对生产产生重大的,一旦需求萎缩必然导致产出的减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发展。需求的减少又会使产出显得相对过剩,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这又会使居民产生物价还会降低的错误预期,这种预期的存在必然使消费水平继续下滑,需求不足。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必然陷入困境。很不幸,在1997年以后,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4.8下降到了1999年的97.0。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7.1下降到了1999年的98.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更是从1995年的119.9下降到了1999年的87.8。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2000年后的统计数据,但从各大媒体的报导中可以得知,物价指数还有下降的趋势。只是个别年份或个别季度出现上扬。所以中国存在紧缩现象从数字上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跳出这一循环,扩大内需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具体论述扩大内需政策之前,我有必要对需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人数N所获之收益,D与N的关系即为D=f(N),这就是总需求函数。当D在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时,其值就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则贯穿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始终,是其理论核心。我国经济就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另外,扩大内需之“需求”不单指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应包括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购买支出需求等。
下面我将具体分析扩大内需政策。
一, 中国的经济状况必须扩大内需。
在文章的开头我已经写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内需不足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国的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就业压力加大,都与内需不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人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容乐观。根据菲利蒲斯曲线,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着反方向的关系。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牺牲一定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就通货膨胀的存在对就业来说是有利的,而紧缩的存在则会使就业率偏低。目前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
二,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要扩大内需,主要是依靠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国内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然而这么大的市场却因居民消费水平低而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并不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居民的收入大部分用于银行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据银行统计,目前中国的储蓄水平有八万亿之巨。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降低利率,但总体上的储蓄却不降反升。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2年3月末,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长幅度比上年升了0.5个百分点。1—3月储蓄存款累计增加了5051亿元,同比增加900亿元。大批的收入用于储蓄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对扩大内需形成了制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偏好于储蓄?难道这是中国人天生的品质?当然不是。
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居民偏好储蓄,居民存款余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的储蓄结构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的八万亿储蓄中农民存款只占小部分(1998年这一比例大约为22%)另外金融部门的统计,1998年的城镇居民储蓄中约有1.8万亿分散在80%的储户手上。这种储蓄结构很明显是由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影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从经济理论上讲,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和储蓄是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样收入越高的阶层储蓄率越高,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储蓄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储蓄率将提高,这就导致消费率的降低,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投资需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的不足。总而言之,导致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在这方面我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8.7万亿元,占总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因此要实现扩大内需,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造成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配套改革相对滞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支出较高,信心不足。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改革的振痛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近几年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原来由政府和国有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等保障相继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由于预期支出增加,即期消费必然减少。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居民储蓄用途中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何解决居民预期支出增加的问题,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也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面临的一大难题。三, 实施扩大内需,政府的政策选择。
要扩大内需,政府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实现。从经济上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无非是用两种。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就实施紧缩性政策,即财政上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治理通货紧缩就刚好相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量。
我国面临的是紧缩,因而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增加支出和减税。由于我国的国情减税效果不会明显,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增支。货币政策主要指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已从1998年延续至今。据国研网的《2003年货币政策展望》中透露,2003年我国仍将实施这一政策,但从货币供给目标看,2003年货币供给计划增速略高于2002年。因而稳中趋松将是2003年货币政策的主要基调。
四, 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方针及其效果的评析。
(1) 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公共事业性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来实现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8年的财政赤字为922.23亿元,比1997年增加了339.81亿元。1999年的财政赤字为1743.59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821.36亿元。赤字增加的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从1998年到2002年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从而促进了投资的增长。同样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国家财政主要开支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1997年为1019.50,1998年上升为1387.74,1999年为2116.57,增幅也是相当大的。增加财政开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家的经济,起到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还促进了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然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赤字增加不利于财政的稳定,发行国债也免不了出现风险。虽然政府的赤字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内,但再发展下去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肯定会出现挤出效应。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升高或是引起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的投资减少,这就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或全部地被抵消。所以,过分依赖政府增加开支是不行的。虽然说目前找不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但我坚信挤出效应肯定是存在的。
(2) 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以促进居民消费及私人投资。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并于1999年9月开征利息税,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这就是国家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降低利率是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最近几次降息,我认为其效果是不明显的。原因就在于收入及储蓄结构的问题。这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且降低贷款利率是否 就能增加的投资,也值得商榷。在当今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银行的坏帐率居高不下,能否找到既有信用又有良好偿债能力的客户是银行发展的关键。然而这样的企业又会有多少。由于体制不健全,出现了很多行政命令式的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贷给一些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导致坏帐。而一些正在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却因贷款无门而面临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即便降低利率又能增加多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目前正在改变。
(3) 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延长节假日。
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国家制定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并且延长了节假日。目前我国一年有三个黄金周,分别为“十·一”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假日经济从起步开始走向繁荣。据国家局2002年10月8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10月8日前的7个黄金周期间,累计出游人数高达4.6亿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31亿元,相当于2001年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7%。很明显,延长节假日确实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并且带动了第三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政策确实是利国利民。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在于国家的加薪政策似乎太偏向事业单位,而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政府承诺在十五期间平均每年为公务员加薪5%,在2001年3月,10月两次分别就基本工资加薪19.8%和15.9%后,2002年7月再次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这又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按经济学原理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富人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就越少。公务员整体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工人。我认为靠给公务员加薪来增加消费不如给农民减负增收,不如给城镇下岗工人增收。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4) 高校扩招,启动经济。
从1999年开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扩大高校招生。同时相应提高学费。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说到子女的教育开支是居民进行储蓄的一大原因。为了子女的教育,很多家长是花再多钱也愿意的,根据这一情况,扩招、加收学费不失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好办法,而且还能使学校获利,学生受益,并且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但是,过高的学费,住宿费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教育支出膨胀,半数家庭难受”。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700余位居民进行调查,有54.3%的居民认为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这一结果表明半数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膨胀难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是在三个发达城市进行的,可想而知贫困地区的家庭将更难承受如此之高的教育开支。我就在我们的南京财经大学碰到过刚上一年级的贫困生。报到时欠交学费,家长表示每月所能提供的生活费不足百元。虽说学校有奖学金,助学贷款,可是如此低的助学金又能提供多少帮助。在一些报导中,有些所谓专家和学者又在高呼提高学费,促进经济增长。真不知道在看到那位新生哭红的双眼时会作何感想。
五, 扩大内需应做好配套改革。
扩大内需难,难就难在它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所以要扩大内需必须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其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从而增加消费开支。
另外还应加强和整顿市场秩序。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市场条件下,要人们增加消费,增加投资那是绝不可能的。目前我国的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诚信缺乏,严重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对市场秩序整顿规范了,才有可能使人们恢复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总而言之,配套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扩大内需政策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其重要性不容小视。
一、新常态下农业旅游经济增长效益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并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到农村发展旅游业,展现出多元化的业态。同时,国家政策对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给予大力支持,各项政策与规划陆续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报告表明,当前我国已步入全民休闲度假时代,从数据上来看,目前我国每年旅游人次达到36亿,而超过半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为农村以及古镇村落,未来5-10年,农村旅游接待人次将超出20亿。《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16年度)》数据表明,我国休闲农业与农业旅游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非常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6年我国农村旅游以及休闲农业从业人员达到840万人,农业旅游与休闲农业从业户年均收入达到6万元。[1]农业旅游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旅游融合程度日渐深入,农业旅游拥有生态农业的内涵,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更为注重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全面结合。从农业旅游经济增长效益来看,发展农业旅游经济,可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转型,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同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专业人才培养上做更多的工作;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通过农业旅游开发,可进一步发挥农业服务功能、生态功能以及民俗文化功能,因此,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山西省朔州市为例,当前朔州市共有农业旅游特色乡村30余个,农业旅游经营业主超过100家,从业人员1400余人,全市2016年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其农业旅游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增长,推动农村基础建设,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二、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山西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重要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旅游资源,其农村古建筑、自然生态风景、古民居村落、革命遗址等数量众多,历史、人文以及生态资源丰富。山西省农业旅游自2007年步入正常化发展轨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旅游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山西省农业旅游呈现出类型不断丰富、规模日渐增长、内涵逐步提升的良好发展趋势,农业旅游近年来也得到了高速发展,特色小镇、自驾营地等新农业旅游业态陆续出现,例如晋中市百草坡森林植物园房车露营地、寿阳田益生态庄园、祁县红海玻璃文化艺术园等,都是其农业旅游发展中的新亮点。山西省农业旅游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增长点,推动农村经济的升级转型。经济稳速增长,农业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山西省完全有条件与基础进一步发挥农业旅游优势,获取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山西省不断加大对农业旅游的扶持与引导,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农业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其已成为山西全省旅游产业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大众就业与创业的新路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山西省已有农业旅游示范县22个,其中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县8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点17个;全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超过24万人,农业旅游全年接待游客数量2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90亿元;农业旅游收入占据全省旅游总收入超过6%。农业旅游成为了山西省旅游业发展的有效力量,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三、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制约因素
山西省自2007年便开始实施《山西省乡村旅游客栈服务规范》,并陆续出台多项经营管理制度规划农业旅游发展。但总体来看,许多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旅游环境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仍然较差,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产业结构失衡
总体来看,山西省农业旅游资源主要以乡村景观、文化习俗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等为依托,其旅游发展模式相对较为单一,地域特色不鲜明。部分地区农业特色旅游资源开发不完善,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其农业旅游产业多处于无序开发以及自然发展状态,缺乏健全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布局分散、体量小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具备鲜明地域民俗文化特征的乡村在旅游开发中由于系统规划意识的缺乏,无法实现旅游与农业产业的有效结合,旅游要素整合不到位,导致旅游资源开发档次较低。其次,旅游产品开发与经营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资金与资源尚未形成整体合力,部分地区农村旅游开发缺乏全面规划与系统安排,开发投资较为盲目;旅游产品重复建设的情况也较为突出,使得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增大,无法形成市场规模效应;部分农业景区简单照搬、盲目复制,缺乏文化乡土味与历史厚重感,无法满足现代城乡居民多样化需求。此外,从服务上来看,服务形式与内容普遍存在盲目跟风的弊端,缺乏自身特色服务内容打造,区域旅游特色无法形成。[3]
(二)基础条件落后
当前山西省部分农村旅游景点离城市较远,许多具备自然原生态风景与原汁原味民俗风情的农村处在山区,干线公路同农村连接道路的等级较低,通信、信息等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同时停车场不足、旅游引导指示牌缺乏、旅游厕所质量较低等问题都较为明显。“网难上、路难走、事难问”导致难以留住游客,更难形成良好的市场口碑。例如地处繁峙县与河北阜平县交界处的茨沟营,其是太行山深入兼具人文与自然风光的村落,更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农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旅店饭店等基础配套产业不完善,导致旅游市场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旅游资源优势无法发挥。
(三)专业人才缺乏
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素质问题是目前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制约的重要因素。当前山西省从事农业旅游的经营业者多为本地农户,经营管理思路、投资金额以及市场预估等都受到较大程度制约;同时由于缺乏专业、规范性指导,导致农业旅游市场行业以及卫生规范等标准都亟待提升;少数农业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导致旅游权益侵犯时间屡有发生。同时,农业旅游需要一系列专业管理人才、信息人才、技术人才以及营销人才的支撑。而由于高素质人才普遍不愿意到基层农村就业,农村景区经营业主也难以做到脱产学习,进而导致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不足,粗放型经营与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农业旅游发展。[4]
(四)生态环境破坏
农业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村城镇化成为大势所趋。如果对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传统风格保护两者间的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农村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破坏。农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与城市不同的生态与民俗文化风情,一旦农村生态民俗环境遭受破坏,其优势与特色便会受到影响。当前山西省许多农村兴建游乐设施与场所,使农村传统风貌以及特色旅游资源受到很大影响。部分农业旅游景点由于无序开发,导致林地与耕地面积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较大影响;部分乡村盲目招商引资过度开发,地方环境破坏巨大;许多农村在旅游开发中也不注重农业生态的保护,导致自然原生态的“乡村味道”被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所侵蚀,游客无法在农村旅游景点中感受朴素自然的农村情怀;一些开发商缺乏对地方自然生态区的考察分析,农村旅游资源利用开发存在很大随意性,导致当地旅游资源遭受破坏;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多所带来的垃圾、尾气、污水排放等,都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威胁。
四、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构建
新常态下,结合对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现状以及问题的分析,现基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整体发展环境状况,从供给系统、需求系统以及支持系统几个方面构建起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为促进山西农业旅游经济提供参考。
(一)完善供给系统,丰富产品结构
旅游经济为典型的眼球经济,要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加快地方农业旅游产业发展,产业创新与特色打造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针对山西省当前农业旅游发展同质化问题,新形势下应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路,基于市场需求出发,推动农业旅游业态功能多元化发展。具体来讲,可构建“旅游+文化”的发展模式,文化始终是旅游的灵魂,对于农业旅游也不例外。当前许多农村景区都注重外在形象的打造,但忽视了人文内涵的展现。旅游发展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应重视“旅游+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农业景区内涵;大力推动“农业+文化”发挥农村各类非物质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特征优势;推动“农业+康养”发展,拓展农村养老养生以及健身运动项目建设。[7]其次,应丰富旅游产品结构。具体应结合游客需求,设计与开发一系列农业旅游配套服务,丰富农业旅游产品类型,延伸旅游系统产业链,提升农业旅游附加值,进而全面提升山西省农业旅游竞争力,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例如以新业态与新产品为基础构建农业旅游要素,更深层次发掘乡村文化民俗内涵。如从简单的“瓜果采摘”“农家乐”等初级旅游产品向康体健康、养生休闲等新模式升级;围绕古村落、民俗村镇的民俗文化特征,构建度假观光类型特色化旅游村,例如右玉县马营河村、山阴县旧广武村等都为此种开发模式,其中马营河村通过对软硬件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对民俗文化的深入开发,受到了许多自行车俱乐部、自驾游等游客的广泛推崇,其旅游发展模式值得其他农村借鉴。第三,山西省需进一步加大旅游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农业旅游对象以城镇居民为主,其不属于低端消费。因此必须要提升农业旅游的质量层次,加强基础建设。具体来讲,应改善农村旅游景点的住宿条件,完善有线电视、无线WIFI、床铺等住宿条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如停车场、气化、下水道等。同时应在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道路公路网的大框架下,规划通往A级景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农业旅游示范点以及传统村落的旅游公路,打通干线与农业景区间的交通。此外应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地方部门可定期举办农业旅游培训班,邀请旅游企业管理人员、大专院校教师等,对农业旅游经营管理者展开集中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加强服务培训,提升服务水平,使服务从业人员掌握基础服务标准与礼仪规范,给予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组织较大景点代表外出参观与学习,提升服务技能与管理经验;地方政府也应联合企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加大专业人才引入力度,利用各项优待政策吸纳经营管理、营销策划等人才,为农业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6]
(二)优化需求系统,促进产业融合
农业旅游需求系统的优化,首先应促进产业融合,加强全省农业旅游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坚持旅游规划引导,促进产业融合与功能配套的完善,实现农业旅游产业向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发展。例如通过“农旅一体化”实现农业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将旅游与农业融合,以文化为引领,以农产品等作为农业旅游宣传载体,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建立起以旅游为基础的复合农产品形态。同时强化对金融、电商、企业等外部发展资源的应用,使地方特色农业旅游产品与资源走出去,实现农民增收,享受农业旅游经济带来的红利。其次,新形势下,强化旅游市场开拓力度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山西省农业旅游宣传营销具体应结合电视台、网站等开设农业旅游专业栏目,加强推广与宣传;同时要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新媒体,向游客全方位展示相关旅游信息,加强与游客的互动。通过各地传统民俗风情、民间节事等,策划具备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如朔州旅游局所打造的“美丽乡村看朔州”栏目,其栏目通过走访50余个村庄,利用航拍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展示朔州乡村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特征,并充分结合移动客户端、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营销效果。[8]同时,宣传内容上需深层次挖掘山西省农村农业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宣传;通过诸如《又见平遥》等大型实景演出活动,将农村传统历史文化向游客展示。同时,可构建新型农业旅游以及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加强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山西美丽乡村认定等工作。
(三)健全支持系统,加强统筹规划
首先,地方政府需强化农业旅游的集群化发展,将农业旅游发展纳入大旅游产业进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与组织作用,合理规划与开发,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农业旅游项目,形成农业旅游建设发展合力。推动太行山、管涔山、关帝山等为核心的生态休闲农业产业带建设,加强以大同、长治、太原、临汾等为核心的现代城市休闲农业旅游圈建设;以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关帝庙、革命老区等为核心构建起特色农业旅游景区。其次,明确农业旅游标准,具体包括接基础设施标准、接待标准、服务标准等,构建起可持续性农业旅游发展标准模式,为农村发展“造血”。进一步加强对农业旅游工作的重视程度,将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融入全省重大发展战略当中,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针对资源优势明显、基础较好以及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突出的村镇予以重点扶持,打造农业旅游名村,充分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8]此外也应加强农村旅游生态保护、保洁卫生等环保保障体系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准。提升农业旅游资源以及环保强度,制定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对农业旅游景区中的环境状况展开长期监控与管理,定期认证与评估,促进景区生态化;同时加强宣传,利用社会团体力量共同完成环保目标。
五、结论
农业旅游是新型消费与产业形态,其是当前农村极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也是农业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当前农业旅游发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山西省需从农业旅游整体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品开发、专业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完善供需与支持系统,为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促进地方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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